一、五六二综合大队 二、公开出版物（论文文献综述）
朱美姝[1]（2021）在《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文中认为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自认为赢得“冷战”,从此可以独霸世界,然而,也就是不到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阔步前进,美国反而陷入了政治分裂和经济混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恰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两年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亲身体会到美国式民主制度日薄西山,以土地开拓为原动力的美式经济走向尽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时刻,我们研究美国当年的西部边疆开拓个案,就会发现美国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机和动力,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国开疆拓土的资源枯竭,移民动力消退,最终会导致以个人主义和利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失去生产方式的支撑。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问题对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域外经验。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十分有幸搜集到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家族的档案、日记和信件,通过对现今依然居住在俄勒冈大学所在地——尤金的里奇菲尔德家族后人的访谈,我发现这个家族史非常典型记录了从踏上这片新土地到美国独立、从西进运动到世界大战、从战后美国的崛起到今天的三个主要历史过程,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三支祖先,因为不同的原因踏上这片大陆,后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俄勒冈。真正的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史,正是在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中,逐渐产生了历史的必然性。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观摩这场巨大的历史盛宴,而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保留并留传下来每一个时代主要家族成员的个体经历,通过采访、收集、记录这些个体经历,我们向中国读者展示出美国西部移民前后直到今天,这个移民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他的后代,又站在另一个起点,视父辈建造的世界为反抗的对象。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第一章主要介绍我的田野对象,通过对俄勒冈尤金地区的了解,就能更准确地了解里奇菲尔德本人以及他的故事,了解这个家族在美国西部移民历史中的典型意义和特殊位置。第二章主要依照历史先后顺序,记录并探讨了里奇菲尔德家族最早移民美国的先祖,提出他们原来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对来到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展示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美国后,白人在开拓殖民地,掠夺印地安人土地方面的历史细节,这些田野材料再现了美国社会制度建立初始阶段土地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关系。第四章展示了里奇菲尔德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具体活动,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里奇菲尔德的先辈决定“西进”。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西部的具体过程,记录了当事人的后代如何看待父辈们历尽艰辛,逐步获得土地并赢得社会地位的过程。第七章是在通过以上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深入研究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意义和问题,而这主要是通过对里奇菲尔德本人进行访谈研究来完成的。笔者经过连续两年对里奇菲尔德本人的访谈和连续三年对其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从这个家族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敬畏的观众。如果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植根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那么每一代人的青春期矛盾既相似又不同,历史运动是每一代人的集体创造。对于失去自己土地、仪式和传统起源的移民国家来说,回溯家庭的历史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1840年以后,有陆陆续续的东部和中部移民迁往俄勒冈州,他们起先是骑马和马车,然后通了铁路、水运。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里奇菲尔德的先辈们,这也是美国疆域一步一步西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俄勒冈对于美国来说是西部边疆,具有外来文明和土着文明交界的边疆特征,西进过程也是美国人真正形成的过程,在对土地的掠夺中,诞生了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笔者观察美国西部边疆开拓史的主要视角是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土地的不正义性,到为了独立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土地的正义性;大到争夺土地的战争,小到土地的投机与兼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土地发展的历史。土地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当最后一块边疆被占据以后,土地开拓之路关闭了,国内的矛盾不能再依靠新的土地来转移。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民主派和共和派前所未有的分歧,国内的宗教矛盾、移民矛盾、贫富差距、性别矛盾一并爆发,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美国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美国移民开拓土地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的边界。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土地买卖开始的,他们跳过了旧大陆将土地和民族、土地和文化联系起来的阶段。因此,美国土地的问题深深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新教思想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美国土地价值观和企业家文化,认为土地真正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买卖并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商品。土地成为投机的目标。当然,积累财富的道路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一块富饶的大陆。但是,随着西部边疆开拓时代的结束,西部再也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对自由土地的无止境追求导致资本和领土扩张,对自由经济的无止境追求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何禹珩[2]（2021）在《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当代版画史研究叙事中,“四川版画”作为一种群体艺术现象或是“画派”“流派”已成为既成概念。然而这一概念仍有很多模糊之处,本文将它的成型发展过程限定于其发展最为蓬勃也构成了今日认知的代表性面貌的“十七年”时期以便进行阶段性的溯源和讨论。在对这一段史实的梳理中,“四川美协”与之紧密的关联与所起的重要作用无法忽视,这也点出了“十七年”时期美术创作中所蕴含的组织化、集体化、体制化等问题。本文从四川版画与四川美协之所以紧密相关的历史脉络谈起,首先回顾了新兴木刻运动中的“组织”传统、版画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时期中的处境以及四川美协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当四川美协开始发挥时代赋予它的责任时,版画由于各方面原因成为了“排头兵”,这直接催生了四川版画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艺术家们参与构建组织了集体并需要首先作为集体的一份子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这种集体组织的氛围里艺术家们也各自探索出了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创作面貌,最终构成了今日所见之四川版画的基本面貌。四川版画这种地域性的发展并非特例,“十七年”时期的版画发展由点成面,成为了版画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本文通过对四川版画及其核心组织者四川美协脉络的历时性过程的探寻以及对横向共时性的观照,意在深化对这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重大转折时期所呈现的艺术景观及文化生产方式等问题的理解。
陈娇[3]（2021）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战备思想研究 ——以三线建设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贾一村[4]（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指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王亚君[5]（2020）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来,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根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思想内核。准确把握和贯彻执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否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之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准确理解它的思想内涵。回顾、总结和分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熏陶、萌芽、探索、实践、再思考、再实践、集成创新的过程。它既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也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理论传承、实践探寻过程。课题坚持纵横结合的思路,坚持以公开文本为基本资料,在横向上分析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出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在纵向上从家庭熏陶、少年求学、知青岁月、行政历探、多省思考、治国集成的发展脉络,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为民情怀的共鸣、为百姓办实事想法的萌生、为民办实事信念的坚定、民心为心思想的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创新到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成的生动过程,也展现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传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守正创新。本文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述研究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形成的背景、意义、思路和方法。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视野分析研究的背景,从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两个维度分析研究的意义,在综合国内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方向。第二部分为形成的条件。遵循思想形成的规律,探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主观条件,党的理论教育和培养的助力,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为民思想的传承、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对中国历代领导人为民思想的继承。第三部分为孕育的历程。本部分以习近平本人公开发表的论着、与习近平“以人民中心”思想形成相关的公开出版物为基本素材,以习近平成长和行政的历程。全过程地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图景。第四部分为主要内容。本部分从发展目的、动力、导向和标准等四个部分进行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内容,重点诠释了为了谁、依靠谁、谁享有、谁评判的,人民是谁等方面。第五部分为指引价值。本部分从贯彻落实的视角探索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后为结语部分。本部分阐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符合正确思想的形成规律,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为民宗旨的坚持和继承,也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长期实践和思考基础上的大胆创新。
王希亮,周丽艳[6]（2020）在《“镜泊湖连环战”战绩考辨》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首先揭起守土御敌义旗,冲上抗日斗争第一线,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强敌的英雄篇章。其中,1932年3月发生在镜泊湖、宁安一带的"镜泊湖连环战"就是一场颇具影响的战斗。但由于时代久远及史料的阙如,以及个别史料的舛误,关联这场战斗的战绩一直存在争议,甚至因此引发一场司法维权诉讼。本文广泛收集和梳理中日双方历史资料,并予以对比认证,力求恢复"镜泊湖连环战"的战绩实像,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马苏力娅[7]（2019）在《我国山楂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和新品种保护研究》文中提出山楂（Crataegus spp.）系蔷薇科（Rosaceae）植物,兼具观花、观果和秋色叶价值,是园林结合生产的优良树种。山楂的栽培历史悠久,种的变异和品种的出现较为丰富。我国原产18个种,6个变种。本研究对国家种质资源沈阳山楂圃和北京林业果树研究院两地的山楂品种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取样,从形态学、细胞学、DNA分子标记三个层面对山楂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评价,制定了山楂新品种DUS测试指南、山楂已知品种数据库和DNA分子身份证。研究结果互相借鉴,不仅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也为山楂品种资源的鉴定、评价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08个山楂品种的32个表型性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品种间性状遗传变异程度较大,遗传多样性水平较高。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山楂花粉,发现山楂花粉粒小型,长球形至超长球形,具三条萌发沟,品种间花粉形状和大小有差异,外壁纹饰主要表现为条纹-穿孔状。又利用流式细胞仪和染色体压片两种方法研究山楂品种染色体倍性,得到84个二倍体,20个三倍体和4个四倍体。（2）利用前人高质量测序、有效组装和拼接得到的山楂转录组结果,通过MISA软件,从14364条长度大于1kb的unigenes中搜索到了 5091个SSR位点。其中,二核苷酸重复数量最多,其次是单核苷酸和三核苷酸。二、三核苷酸基元的主要类型分别为AG/CT和AAG/CTT。利用Primerv3.0共设计合成了 500对SSR引物,经过初步筛选,得到有效扩增产物的引物353对（70.60%）。复筛得到了 304对（60.80%）具有多态性的引物;最终,从中选出24对多态性较高的引物。（3）通过多重荧光毛细管电泳方法,首次将转录组开发筛选的24对特异性SSR引物,应用于山楂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研究共得到171个等位基因位点,平均等位基因7.125个,Shannon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为1.178,PIC的平均值为0.550（大于0.500）,说明山楂品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较高。（4）将24对核心引物按编号顺序排列,将引物检测结果的分子量数据以数字加英文字母的方式编码,构成了山楂品种DNA分子身份证编码,即字符串DNA分子身份证。又将编码导入在线条码生成器,生成条形码DNA分子身份证。基于字符串、条形码两种形式,成功构建了 84份山楂品种的DNA分子身份证,对我国山楂品种资源的评价、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5）研制完成了我国山楂属植物新品种DUS测试指南和已知品种数据库。测试指南中包括55个测试性状,其中分组性状6个,必测性状16个,图释性状12个;使用标准品种45个。又以测试指南为基础,构建了 Excel表格的形式的山楂已知品种数据库。包括山楂已知品种108份,每个品种对应55个表型性状的特征描述,以及1000余张品种整株、叶、花、果实和种核的照片信息。为我国山楂新品种的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
张家豪[8]（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艾开开[9]（2019）在《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土流失和干旱少雨是黄土高原地区作物种植的两大制约性因素。人们通过兴修水利、种植耐旱作物以及采取抗旱保墒的耕作技术以应对干旱少雨的制约。面对水土流失,耕耘于斯的先民创造出众多保持水土的技术措施,梯田、淤地坝、水窖、涝池等不一而足。人们受到天然“聚湫”的启发,化害为利,充分利用黄土高原流失的水土资源,在沟道之中修筑坝堰拦蓄水土,这些流失的水土淤积沉淀便会形成平坦的耕地,这一土地利用方式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坝地,所筑坝堰称之为淤地坝。淤地坝作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工程措施,兼具淤地造田之效,是一种独具特色、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清中叶之后,陕晋两地日益凸显的人口压力,促使民众将修筑淤地坝作为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之一,从而使得淤地坝得到一定发展。民国时期,黄河治理的迫切需要,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黄河安流离不开上中游的水土保持,而淤地坝作为沟壑治理的工程措施,经历了由理论构想到具体实践的跨越。夹缝求存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现军民粮棉自给,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方式,成立互助合作组织,在边区兴起修筑淤地坝的群众性运动。与此同时,民间单家独户修筑淤地坝的传统仍在延续。集体化时代绥德县的淤地坝建设可视为整个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的缩影。基于传统的延续,1950年春季绥德县的淤地坝建设便被提上日程,起初只是号召柳湾村等个别先进村进行淤地坝建设的尝试。1953年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选定韭园沟为水土保持示范区,以期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绥德县的水土保持工作。韭园沟首先进行的治理措施就是在沟中修建淤地坝,并成功的完成了淤地坝的选址、修建、养护以及坝地作物的防洪保收等科学试验和具体实践,尤其在坝地防洪保收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党委挂帅、典型示范、技术传授等方式,绥德县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淤地坝建设的群众性运动。尤其是60、70年代的基本农田建设,坝地作为黄土高原地区三大基本农田之一,得到长足的发展。集体化时代淤地坝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同时对于当地的农业生产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导致淤地坝的管护失位,加之集体化时代修建的淤地坝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得淤地坝的脆弱性日益凸显,其保持水土和发展农业的效益有所削弱。
施瑞婷[10]（2018）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文中提出当代社会情感感受与表达规则失范、社会心态失调等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国几度社会转型的历史实情来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变迁都会深层次地影响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情感,情感社会化研究便发轫于此。社会化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情感社会化不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机制,对情感社会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创性地在情感体制的研究视角下,历时性地剖析了我国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情感社会化问题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通过选取跨越五十年历史的《中国少年报》上“知心姐姐”相关栏目的全样本作为研究材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历时性内容分析法,展开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探讨,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理想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在这一情感体制下建构起了一整套“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主要特征是情感色调以“勇敢”为主,集体主义情感主旋律突出,情感趋向两极化、片面化,许多情感都被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目的在于烘托、强化以及反衬集体主义情感。围绕这套话语有着相应的话语实践,重点在于对个体与集体的情感关系的处理。集体主义情感大于一切,家庭功能政治化。对少年儿童与对成年人的情感社会化的期待并无明显分别。具体的情感教育方式首先是自我反省,接着对有益于情感社会化话语的情感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以及采用反衬手法进行强化。对于不符合话语要求的情感,同样采用反衬法凸显其错误性,并利用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关系,进行集体性的批判以及夸大危害性的后果,直至将其扭转。现实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教兴国”战略使认知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内容。与此相应,“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式微,理想主义的狂热回归现实主义的理智。在此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现实主义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这套情感社会化话语实践的重点,在于处理个体与互动性重要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由于核心家庭在情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亲情之爱重新回到情感社会化话语中,情感色调以“爱”为主。少年儿童成为情感教育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情感教育方式虽种类繁多,但总体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被理智对待的情感若是能够促进认知教育的发展,社会化过程就完成了。若还不能,则需经由自省,辅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方式重复这一过程,进行情感的再社会化。自我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主导性情感体制。这种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快乐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由于引起许多负面情感而逐渐式微,社会对正面情感的呼吁加强,因此,这种情感体制的情感色调以“快乐”为主。对“快乐人生三句话”及相应的“快乐人生的36个好朋友”的建构,完整地诠释了这套话语的内涵。随着情感逐渐“被看见”,不再依附于其他,情感指涉个体、回归自身。话语实践所处理的主要是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情感涉及的环境不再局限在日常生活范围内,还涉及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少年儿童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情感成为情感教育的核心,对于负面情感往往采取“以情育情”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促使其转化为有益于“快乐人生”的正面情感。如难以转化,则会选择忽视、忍耐、遗忘、向内归因等方式进行排解。若起初体验到的是正面情感,也要经由自我反省,判断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如不符合,还需通过情感教育进行再社会化,以达成“快乐人生”的目标。三种主导性情感体制之间是一种交叉渐进的关系。随着情感体制的变迁,情感社会化的话语建构及实践亦在不同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为一个时期的情感意涵、情感序列、情感关系以及情感教育等定下基调。情感教育方式从极端化转向人性化,原本受到压制的个体情感日益得到关注,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成为情感社会化话语处理的核心关系,代际关系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些都反映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但是,鉴于我国文化一直非常重视情感,即便是在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也体现出强烈的试图将情感予以规训的冲动和要求。通过“知心姐姐”形象的创立,促使受众与其产生情感联结,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情感教育,强调情感的统一性,强化情感社会化话语。国家意志以及工具理性在每个时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其对情感规训的影响力,高度简化的情感判断与向内归因的情感教育方式也始终存在。情感社会化话语还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研究最后分析了对情感社会化话语的过度内化可能带来的情感问题,指出情感或许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结构性因素之外,引发情感体制本身更迭变化的内在推动力,由此探讨了情感体制转向的新趋势。研究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解释这些变迁及其机制是如何通过曲折的历程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的,并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提出处理社会情感问题的建议,且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总体而言,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探讨情感社会化问题不仅能够帮助人际沟通与代际间的理解,更有助于将历史照进现实,为洞悉时代的命运与精神提供参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情感社会化是连接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与整体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唯有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都通过良性循环的方式解决情感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好社会”。
二、五六二综合大队 二、公开出版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六二综合大队 二、公开出版物（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特点、难点和问题 |
| 一、特点:海外边疆移民研究 |
| 二、难点:当事人访谈、文献收集和求证 |
| 三、问题:如何看待美国的土地?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资料简介 |
| 一、国内研究简介 |
| 二、国外研究简介 |
| 第四节 海外田野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 |
| 一、口述史的方法 |
| 二、历史文献方法 |
| 三、民族学田野调查法 |
| 第五节 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从认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开始 |
| 第一节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 一、缘起 |
| 二、美国新教文明的危机 |
| 三、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的关系 |
| 第二节 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的成长经历 |
| 一、他的童年 |
| 二、他的家庭 |
| 第三节 从里奇菲尔德家看美国边疆移民的家庭教养模式 |
| 一、严厉的母亲 |
| 二、友好的父亲 |
| 第二章 追寻新的土地: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 |
| 第一节 格里芬号的到来 |
| 一、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成员踏上美洲大陆的背景 |
| 二、教派分歧与家族起源 |
| 三、荣誉炮兵团的建立和劳伦斯·里奇菲尔德 |
| 第二节 “神圣共同体”及其经济生产方式 |
| 一、斯基尤特:最早的落脚地 |
| 二、巴恩斯特布尔:早期殖民地的开发 |
| 三、早期移民的主要生产活动 |
| 第三节 便宜的土地 |
| 一、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土地 |
| 二、成为年轻的土地所有者 |
| 三、新的阶级分化和新教主义的削弱 |
| 第三章 白人的殖民开拓:移民后的里奇菲尔德家族 |
| 第一节 贪婪的土地掠夺 |
| 一、边疆线第一次推进的背景 |
| 二、向西部拓殖 |
| 三、富饶与浪费 |
| 第二节 美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 |
| 一、美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工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失败 |
| 二、掠夺土地与操控民主 |
| 第三节 最自由的民族最革命 |
| 一、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影响下的生活记录 |
| 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的因素 |
| 第四章 里奇菲尔德先辈经历的独立战争 |
| 第一节 战争是令人痛苦的:里奇菲尔德的战争日记 |
| 一、经历战争打响和动乱 |
| 二、经历恐怖的战争场面和战时生活 |
| 三、士气大增 |
| 第二节 法国军队的到来与参战记录 |
| 一、法国军队的规模 |
| 二、法国军队的行军路线 |
| 三、九月——法国军队参战 |
| 第三节 约翰·麦吉尔弗拉与里奇菲尔德家族的人生交错 |
| 第五章 危险的旅途:里奇菲尔德家族的幸运之神 |
| 第一节 俄勒冈的第一批来客 |
| 一、穿越大平原 |
| 二、莱伯太太和印第安人的“切手事件” |
| 第二节 幸运之神 |
| 一、永远不要走捷径 |
| 二、阿普尔盖特小道 |
| 第六章 最后的边疆:里奇菲尔德家族定居俄勒冈 |
| 第一节 西进运动中的土地政策 |
| 一、运河与铁路的发展和家族的西迁 |
| 二、在南达科塔州的宅地 |
| 三、土地、自由和资本 |
| 第二节 在俄勒冈州的命运交汇 |
| 一、乔治·里奇菲尔德和亚查茨印第安人保留地 |
| 二、威拉米特河谷的繁荣和里奇菲尔德爷爷的铁路爱情 |
| 三、里奇菲尔德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社会家庭结构 |
| 第七章 额外的问题——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惑与解 |
| 第一节 里奇菲尔德的家族精神 |
| 一、国际互助——多元与包容 |
| 二、崇尚和平——理查德·里奇菲尔德对越战的态度 |
| 三、一个家族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后里奇菲尔德对中国的访问 |
| 一、从尼克松到里根——共和党执政理念的转向 |
| 二、中美建交之旅与理查德的困惑 |
| 结语 |
| 一、问题的症结——对自由的追求退化成了自由经济的倡导 |
| 二、把根扎进土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鲜明而模糊的四川版画 |
| 二、本文研究意义、视角及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统一战线:四川版画与美协的历史前缘 |
| 第一节 组织的渊源与新生 |
| 第二节 “绘画可以代替木刻”? |
| 第三节 从“美术组”到“美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一个部队:四川版画的组织与生成 |
| 第一节 队伍的凝结 |
| 第二节 抓品种,求发展 |
| 第三节 四川美协版画创作氛围的兴起 |
| 第四节 作为集体的创作 |
| 第五节 作为组织的工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巴蜀到高原:群体中的艺术家与创作 |
| 第一节 等待“时间开始”:革命观与集体观的塑造 |
| 第二节 山乡巨变:艺术家对川渝本土的观照 |
| 第三节 雪山红日:对藏族的认识与塑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时发生:“十七年”版画新格局的形成 |
| 第一节 征服荒原:北大荒版画的兴起 |
| 第二节 江南神韵:江苏水印木刻的衍生 |
| 第三节 历史的小结:“三大画派”的确认与缘由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 第一节 新时期四川版画的延续与实践 |
| 第二节 四川版画“传统”之思 |
| 附录一 1954 年-1966 年重庆地区部分美术作品展览 |
| 附录二 本文参考四川美协成员部分采访索引及其加达瓦访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主要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形成的条件及理论渊源 |
| §2. 1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形成的条件 |
| §2.1.1 历史条件:顺应时代的发展 |
| §2.1.2 社会条件:伟大思想的延续 |
| §2.1.3 主观条件:优秀的个人品格 |
| §2.1.4 学习培养:党的教育和培养 |
| §2.2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源泉 |
| §2.2.1 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2.2.2 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2.2.3 理论传承:中国化进程中的为民思想 |
| 第三章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孕育的历程 |
| §3.1 少年文化熏陶期 |
| §3.1.1 家庭文化熏陶 |
| §3.1.2 革命文化熏陶 |
| §3.2 青年磨砺探索期 |
| §3.2.1 知青岁月的磨练 |
| §3.2.2 梁家河人民的培养 |
| §3.3 三级实践思考期 |
| §3.3.1 县级初探 |
| §3.3.2 市级尝试 |
| §3.3.3 省级思虑 |
| §3.4 治国理政集成期 |
| §3.4.1 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幸福生活 |
| §3.4.2 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 |
| §3.4.3 实现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发展目的:一切为了人民 |
| §4.1.1 执政目的:为了人民期待和追求 |
| §4.1.2 执政理念:关注人民的需求 |
| §4.1.3 工作方法:深入调查把握人民关切 |
| §4.2 发展动力:一切依靠人民 |
| §4.2.1 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
| §4.2.2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 |
| §4.3 发展导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 |
| §4.3.1 共享成果,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
| §4.3.2 共同富裕,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
| §4.3.3 全面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 §4.4 检验标准:一切效果由人民评判 |
| §4.4.1 引领群众参与到治国理政全过程 |
| §4.4.2 发展成效由人民检验 |
| §4.4.3 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 |
| 第五章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引价值 |
| §5.1 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 |
| §5.2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基础 |
| §5.3 坚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保障 |
| §5.4 激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6）“镜泊湖连环战”战绩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原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回忆录及相关着述 |
| 二、 中日史料的对比认证 |
| 三、 余论 |
（7）我国山楂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和新品种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山楂种质资源的概况和研究进展 |
| 1.1.1 山楂属植物种质资源的概况 |
| 1.1.2 山楂栽培品种概况 |
| 1.1.3 山楂品种资源园林应用的广泛性 |
| 1.2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方法与进展 |
| 1.2.1 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传统方法 |
| 1.2.2 分子标记的类型与选择 |
| 1.2.3 分子标记在山楂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应用 |
| 1.3 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1.3.1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况 |
| 1.3.2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1.3.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 |
| 1.3.4 UPOV框架下SSR标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 1.3.5 山楂品种资源保护的必要性 |
| 1.4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2 基于形态学和细胞学的山楂遗传多样性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试验材料 |
| 2.1.2 基于DUS测试性状的表型多样性研究 |
| 2.1.3 山楂花粉形态多样性观测研究 |
| 2.1.4 山楂染色体数目研究 |
| 2.2 结果与讨论 |
| 2.2.1 表型性状遗传多样性分析 |
| 2.2.2 山楂花粉的形态结构和外壁纹饰类型 |
| 2.2.3 山楂品种染色体数目统计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基于转录组测序的山楂SSR位点挖掘和EST-SSR标记开发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验材料 |
| 3.1.2 基因组DNA的提取、检测和保存 |
| 3.1.3 转录组序列中SSR位点的挖掘和引物设计 |
| 3.1.4 引物的选取和PCR扩增 |
| 3.1.5 PCR扩增产物的检测和筛选 |
| 3.1.6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转录组结果分析 |
| 3.2.2 转录组中SSR位点的分布及特征 |
| 3.2.3 SSR标记的筛选和检测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基于SSR标记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和分子身份证构建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试验材料 |
| 4.1.2 M13 PCR体系的建立 |
| 4.1.3 荧光毛细管电泳检测 |
| 4.1.4 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1.5 聚类分析 |
| 4.1.6 分子身份证的编码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山楂品种遗传多样性分析 |
| 4.2.2 基于SSR标记的聚类分析 |
| 4.2.3 分子身份证的构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山楂DUS测试指南的研制和已知品种数据库的构建 |
| 5.1 山楂DUS测试指南的研制方法 |
| 5.1.1 测试指南研制的准备工作 |
| 5.1.2 测试指南性状表的制定及图文解释 |
| 5.1.3 测试指南技术问卷的编制 |
| 5.2 已知品种数据库的构建方法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我国山楂DUS测试指南和已知品种数据库的内容 |
| 5.3.2 我国与UPOV山楂DUS测试指南中测试性状的异同 |
| 5.3.3 DUS测试指南和已知品种数据库在DUS测试中的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山楂属 |
| 附录Ⅱ 山楂已知品种数据库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9）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孕生 |
| 2.1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
| 2.1.1 梯田 |
| 2.1.2 砂田 |
| 2.1.3 坝地 |
| 2.2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孕生 |
| 2.2.1 自然的馈赠：天然“聚湫” |
| 2.2.2“易于收获高田”：淤地坝的孕生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发展 |
| 3.1 黄河治理：国民政府的淤地坝试验 |
| 3.1.1 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 |
| 3.1.2 淤地坝建设的理论构想 |
| 3.1.3 淤地坝建设的具体实践 |
| 3.2 “保障供给”：陕甘宁边区的筑坝淤田事业 |
| 3.2.1 发展农业 |
| 3.2.2 合作打坝 |
| 第四章 集体化时代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兴盛——以陕西绥德为例 |
| 4.1 淤地坝在水土保持中的重要性 |
| 4.2 淤地坝建设典型的培育 |
| 4.2.1 淤地坝建设的先行者——柳湾村 |
| 4.2.2“韭园沟不再向黄河送泥沙”：韭园沟典型的树立 |
| 4.3 淤地坝建设的普遍展开 |
| 4.3.1 党委挂帅 |
| 4.3.2 典型示范 |
| 4.3.3 技术推广 |
| 4.3.4 淤地坝建设概况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黄土高原淤地坝脆弱性的凸显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聚焦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材料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一个栏目的几个时代 |
| 一、“我群”与“他者”:主要受众群体的聚焦 |
| 二、政策与教育: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 三、回到情感:情感色调的年代差异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想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革命的“理想主义” |
| 二、“集体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公而忘私”的情感关系 |
| 四、“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实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生存的“现实主义” |
| 二、“理智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亲情回归”的情感关系 |
| 四、“工具理性”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我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发展的“自我主义” |
| 二、“快乐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彰显自我”的情感关系 |
| 四、“以情育情”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越时期的情感话题 |
| 一、情感意涵的时代变迁 |
| 二、“公与私”的消逝与重构 |
| 三、“男与女”的性别意识 |
| 四、“贫与富”的对立与感知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阶段已发表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四、五六二综合大队 二、公开出版物（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D].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0)
- [2]组织起来 ——“十七年”时期四川版画研究[D]. 何禹珩.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9)
- [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战备思想研究 ——以三线建设为例[D]. 陈娇. 南昌大学, 2021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研究[D]. 王亚君.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6]“镜泊湖连环战”战绩考辨[J]. 王希亮,周丽艳. 抗日战争研究, 2020(02)
- [7]我国山楂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和新品种保护研究[D]. 马苏力娅.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7)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9]黄土高原淤地坝发展变迁研究[D]. 艾开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8)
- [10]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D]. 施瑞婷. 南京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