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黄淑美,伍慕仪[1]（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认为
徐云松[2]（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曾荣[3]（2017）在《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文中指出1933年1月在南京创刊发行的《地政月刊》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全面地讨论地政问题的学术刊物。它附属于中国地政学会,是民国地政人士“研究的园地及实际运动报告的喉舌”。它通过关注和研究欧、美、日、苏俄等国家地政问题以获取西方先进理念经验,并结合我国以往土地治理情况以及当时基本国情,探究解决当时我国地政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地政月刊》的内容涵盖了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经济理论等方面,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土地与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话题。本文从《地政月刊》所涉内容及其自身发展等情况入手,运用历史事实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政月刊》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地政研究情况及地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发掘探究《地政月刊》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第一章首先对本研究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在完成相关文献综述后,笔者认为《地政月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政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但目前仍无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梳理发掘。对《地政月刊》进行梳理可以较为全面和清晰地展现民国时期土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本研究就显得极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地政月刊》总体概况。《地政月刊》自1933年1月发行第一期起,至1937年5月发行最后一期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每月编印一期,期间未有任何间断,据统计共发行五卷五十四期。《地政月刊》以“穷欲藉以聚集一切有关系之文献,虽不能兼容并蓄,巨细菲遗,亦将集中文稿,沟通消息,兼为研究该问题之向导,应达促进土地改革之目的”为其宗旨,即希望通过《地政月刊》的创办与发行,集中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推动民国时期地政事业发展。《地政月刊》的编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基本涵盖了当时地政方面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这使得它能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如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无疑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重要的材料来源,是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探究的重要参考借鉴。而后,本文三至七章又对《地政月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对国外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和我国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以期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地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展脉络和应用情况。笔者以为,就其历史贡献来看,《地政月刊》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篇,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土地经济思想脉络,但它们却是我们现在研究土地经济理论的重要史料补充。第四章以《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涉及日本、欧美以及苏俄等的国家和地区。笔者从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改革等角度入手,对这些区域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地政思想。通过这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合理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的土地改革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我国土地改革事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土地改革的经验。第五章以《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等方面入手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笔者以为完备的土地制度体系是我国破解土地难题的关键所在,《地政月刊》实现“平均地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时局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迟迟难以推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至少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日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对比,进一步说明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制度的关键性。第六章以《地政月刊》涉及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全面客观地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情况。笔者以为,民国政府绕过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研究土地管理体系不失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路,但应该明白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最基础的,不解决大量农民少地无地的情况而谈土地利用是不切实际的。但《地政月刊》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理、土地税赋、土地法等问题的研究倒是非常有见地,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其他的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与金融问题、土地与地方经济、土地与人口问题、土地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方面入手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其一,《地政月刊》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二,《地政月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当今借鉴和学习。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体考察,在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察了《地政月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来客观地评价《地政月刊》。
杨发祥[4]（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6]（1992）在《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文中研究指明 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于1991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关省、市成员行代表40人,收到论文和调查报告33篇。现将研讨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马明霞[7]（2014）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指出大规模移民搬迁是各国为加快地区开发、促进脱贫致富、保护生态环境等而采取的重要举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实现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实施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保护地区生态环境等目的也进行了多次不同类型的移民搬迁。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内陆,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省市,扶贫攻坚任务艰巨。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宁夏从1983年开始先后实施了吊庄移民、1236移民、易地移民、中部干旱带移民、“十二五”生态移民工程等一系列移民搬迁工程,有效促进了宁夏扶贫攻坚和地区间均衡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实施的生态移民,在促进宁夏中南部回族聚居地区脱贫致富、生态环境恢复保护和民族团结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移民搬迁规模和搬迁范围的不断扩大,生态移民地区经济支柱特色产业缺失、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搬迁移民重新返贫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何更好地帮助搬迁移民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促进生态移民地区经济社会良性可持续发展,是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国内改革开放探索都一再证明：只有充分有效配置各类金融资源,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共荣,才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不仅能加速促进资金流通、有效整合分散金融资源形成资金合力,还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尤其是以绿色、低碳、环保为标志的现代金融业能高效进行潜在客户筛选和公允价值评估,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搬迁安置的前期阶段,地方政府的移民规划主要围绕如何实现生态移民“搬得山、稳得住”的目标,有效整合和投入各类专项资金支持移民顺利搬迁安置,因此这一阶段生态移民的金融需求并不突出。但随着生态移民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逐步完善以及生态移民主体工程逐步完工,财政等各类专项支持资金将逐渐退出,生态移民区在支柱产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提质增效、搬迁移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存在巨额资金需求,资金供需不匹配矛盾在生态移民后期阶段集中凸显。因此,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制度框架,市场化高效配置各类金融资源,合理满足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发展的资金需求,充分发挥金融对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支持作用是本论文研究的山发点和落脚点。本论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移民现象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同心县、海原县、红寺堡这6个回族人口占比高于宁夏全区平均水平的民族地区（以下简称生态移民6县（区））生态移民的金融服务状况。从金融服务视角,全面综述了国内外对生态移民搬迁问题的研究进展和经济金融学理论依据,系统考察了宁夏生态移民的历史沿革。运川定性描述、定量研究、田野调查、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全面剖析了宁夏回族人口占比较高的6个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服务现状,深刻剖析了当前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借鉴国内外移民搬迁安置经验的基础上,本论文结合宁夏回族人口聚居程度较高的6县（区）生态移民实际,构建了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和脱贫致富的制度框架。论文主体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导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移民问题研究现状以及概念和内涵,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研究创新与不足；梳理了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详细介绍了生态移民的内涵、类型、影响因素和基本原则等；第二章宁夏生态移民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回顾了宁夏自1981年以来的移民搬迁历史,考察了宁夏回族人口占比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生态移民6县（区）的经济发展现状,生态移民搬迁的成效、问题和政策扶持情况。第三章宁夏生态移民地区金融发展,介绍了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总体情况,重点考察了生态移民6县（区）的金融服务状况。第四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现状评估——普惠金融,进一步从普惠金融视角,定量测算了生态移民6县（区）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响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因素。根据对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宁夏片区生态移民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实证研究了影响生态移民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普及程度的具体微观因素。第五章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做法与成效,考察了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工程的资金安排和金融需求状况,详细梳理了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主要举措和取得的成效,并以红寺堡移民区为例介绍了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的具体实践。第六章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刻剖析了现行的各项支持生态移民的财税、金融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总结了国外金融服务移民开发的经验教训。第七章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在对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现状、问题等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本章重点从制度层面了构建了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体系,是论文最终的落脚点。论文最后一部分给山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宁夏移民搬迁先后经历了吊庄移民、异地扶贫搬迁、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和“十二五”生态移民工程四个阶段,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宁夏片区生态移民是“十二五”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主体和重点区域。金融资源匮乏、服务主体单一、服务效率低下、资金外流普遍等是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波动较大,加快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公共支出规模、增加面向基层的银行网点和窗口、扩大对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信贷规模是提升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普惠金融水平的重要途径。性别、教育、收入、支山以及是否在银行有亲戚朋友、是否会使用银行卡、是否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否安装了POS机等是决定移民农户能否获得银行贷款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支出,农户对互联网、银行卡、存折和网上银行的熟悉程度,以及是否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借款渠道等是影响移民农户金融服务深化程度的主要因素。三是金融业通过制定专项政策、加大信贷投放等举措较好地满足了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各项资金需求。但目前民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还存在财税金融扶持政策落实难、生态移民区金融资源供不应求、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有待完善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影响了金融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移民人口脱贫致富作用的充分发挥。四是应构建涵盖增加金融总量供给、支持特色支柱产业发展、满足移民主体融资需要、完善移民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全面、系统的民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制度框架,支持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地区加快发展。
王玉[8]（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顾朝林,吴莉娅[9]（2008）在《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综述（Ⅱ）》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综述的第二部分。该部分重点论述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中国城市发展方针与道路、中国城市化特征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城市化空间研究、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全球化与区域城市化研究八方面内容。与此同时,文章还就中国城市化重要学术活动和事件进行了整理,涉及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科研基金等与中国城市化相关的重要文件、活动和事件,也就重要的国际合作和会议进行了整理。综述认为:中国城市化研究必须从多维视角关注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环境、技术和公共政策等进程对城市化的影响。
察应坤[10]（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二、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 4.3.1 区位因素 |
| 4.3.2 资源禀赋 |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 4.4.3 社会资本 |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3.1 引言 |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4.1 引言 |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 7.2 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3）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政月刊》总体概况 |
| 第一节 《地政月刊》创办始末 |
| 一、创办机构——中国地政学会 |
| 二、创办经过 |
| 第二节 《地政月刊》的地位及其基本情况统计 |
| 一、《地政月刊》在同类刊物中的地位 |
| 二、栏目设置 |
| 三、文献统计 |
| 第三节 《地政月刊》的编着情况 |
| 一、《地政月刊》编者团队 |
| 二、《地政月刊》作者群体 |
| 三、《地政月刊》重要论着 |
| 第三章 《地政月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外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西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第二节 我国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生产关系的分析 |
| 二、关于土地报酬的分析 |
| 第四章 《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国外土地制度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制度研究 |
| 二、俄国土地制度研究 |
| 三、美国土地制度研究 |
| 四、欧洲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政策研究 |
| 三、苏俄土地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国外土地改革的研究 |
| 一、日本土地改革分析 |
| 二、欧洲各国土地改革分析 |
| 三、苏俄土地改革分析 |
| 第五章 《地政月刊》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我国土地制度研究的概况 |
| 一、我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
| 二、民国土地制度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二、我国都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分析 |
| 一、土地国有问题研究 |
| 二、平均地权问题研究 |
| 第六章 《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我国土地利用管理问题的研究 |
| 一、我国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分析 |
| 二、我国土地整理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我国税赋政策的研究 |
| 一、我国田赋政策分析 |
| 二、土地税收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关于我国土地法问题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二、关于国外土地法内容的介绍 |
| 三、关于土地法内容的评述 |
| 第七章 《地政月刊》对土地相关的其他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土地金融问题分析 |
| 一、农村金融调剂问题探讨 |
| 二、土地金融体系分析 |
| 第二节 土地与地方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地方财政问题分析 |
| 二、土地与国民经济建设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土地与人口问题研究 |
| 一、土地与人口分布问题研究 |
| 二、土地与人口增长问题研究 |
| 第四节 农民、农村、农业与土地问题研究 |
| 一、农民与土地问题 |
| 二、农村与土地问题 |
| 三、农业与土地问题 |
| 第八章 结束语 |
| 一、《地政月刊》的学术贡献 |
| 二、《地政月刊》的历史影响 |
| 三、《地政月刊》的局限性 |
| 四、《地政月刊》的现实启示 |
| 五、综评《地政月刊》 |
| 附录1: 《地政月刊》目录 |
| 附录2: 《地政月刊》作者群(部分)简况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后记 |
（4）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及研究的理论依据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理论依据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及思路 |
| 二、研究对象及论文架构 |
| 三、基本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资料来源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宁夏生态移民历史沿革与地区发展 |
| 第一节 宁夏生态移民历史 |
| 一、生态移民的前身——吊庄移民 |
| 二、西部大开发十年间的生态移民 |
| 三、“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工程 |
| 第二节 生态移民地区发展现状 |
| 一、生态环境恶劣,就地发展难度大 |
| 二、经济发展水平低,扶贫攻坚任务艰巨 |
| 三、回族人口占较大比重,贫困发生率较高 |
| 四、土地质量较差,创收能力较弱 |
| 五、生态移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文化调适与社会发展 |
| 一、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迂 |
| 二、生态文化的自我调适与保护 |
| 第四节 生态移民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一、生态移民取得的主要成效 |
| 二、生态移民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章 宁夏生态移民地区金融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生态移民的主要扶持政策 |
| 第二节 宁夏金融业总体发展情况 |
| 一、地区金融市场总体布局 |
| 二、发展地区金融市场的主要举措 |
| 三、地区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6县(区)金融发展现状 |
| 一、金融业总体发展情况 |
| 二、金融机构种类与网点分布 |
| 三、地区金融服务效率 |
| 第四章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现状评估——普惠金融 |
| 第一节 生态移民区普惠金融发展及影响因素 |
| 一、普惠金融发展及其测度研究综述 |
| 二、Mandira Sarma普惠金融指数及其构建 |
| 三、生态移民区普惠金融指标选取及数据构建 |
| 四、生态移民区普惠金融指数测度结果及分析 |
| 第二节 生态移民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构造 |
| 二、估计结果与经济解释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区农户金融服务的影响因素—微观视角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的主要做法与成效 |
| 第一节 “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工程的融资安排 |
| 一、“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工程的资金安排 |
| 二、“十二五”时期生态移民工程的融资需求 |
| 第二节 生态移民区金融服务的主要举措及成效 |
| 一、制定专项金融政策 |
| 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
| 三、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
| 四、推动抵押担保方式创新 |
| 五、创新资金运行模式 |
| 六、创新产融结合扶贫模式 |
| 七、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
| 八、支持慈善园区建设 |
| 第三节 典型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金融服务—以红寺堡为例 |
| 一、红寺堡移民区历史与主要特点 |
| 二、红寺堡移民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
| 三、红寺堡移民区金融服务的主要举措及成效 |
| 四、红寺堡移民区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
| 第六章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
| 第一节 生态移民区金融发展的扶持政策不足 |
| 一、主要财税扶持政策 |
| 二、差别化的货币信贷政策 |
| 三、财税扶持政策在生态移民地区落地难 |
| 第二节 生态移民区金融供需不匹配矛盾突出 |
| 一、金融供给明显不足 |
| 二、金融需求尚未有效释放 |
| 三、金融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 |
| 第三节 生态移民区金融服务环境亟待完善 |
| 一、经济落后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 |
| 二、金融市场自身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
| 三、金融生态环境亟待健全完善 |
| 四、移民区潜在金融风险相对较高 |
| 第四节 金融服务移民开发的经验借鉴 |
| 一、金融服务移民开发的国际经验 |
| 二、国内金融支持移民开发的实践 |
| 第七章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的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与总体要求 |
| 一、指导思想 |
| 二、总体要求 |
| 第二节 增加生态移民发展的金融供给 |
| 一、健全金融组织体系 |
| 二、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
| 三、加大政策倾斜扶持力度 |
| 四、增强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 |
| 五、整合各类生态移民专项资金 |
| 第三节 支持生态移民区特色产业发展 |
| 一、培育主导和支柱产业 |
| 二、支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
| 三、促进物流业加快发展 |
| 四、促进慈善产业加快发展 |
| 第四节 满足各类移民主体的融资需求 |
| 一、满足移民农户的合理信贷需求 |
| 二、促进移民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
| 三、积极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 |
| 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五节 支持生态移民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
| 一、支持移民区民俗文化保护 |
| 二、加大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的信贷扶持 |
| 三、支持移民区文化旅游业加快发展 |
| 第六节 完善生态移民地区金融环境 |
| 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 |
| 二、改善生态移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 |
| 三、推动生态移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 |
| 四、加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的协调配合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8）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
| 一、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二、关于地政学派及其土地思想的研究 |
| 三、关于地政学派思想来源的研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任务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政学派的创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背景 |
| 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 |
| 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挑战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的创立概况 |
| 一、地政学派的初期发轫 |
| 二、地政学派的正式成立 |
| 三、地政学派的组织发展 |
| 四、地政学派的成员群体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的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 |
| 一、举办年会 |
| 二、发行刊物 |
| 三、出版书籍 |
| 四、兴办地政教育 |
| 第二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渊源与制度经济学架构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的理论指导 |
| 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 |
| 二、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 |
| 三、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理论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制度经济学架构 |
| 一、制度变迁及土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地政学派的土地制度变迁分析 |
| 第三章 平均地权:地政学派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问题的界定 |
| 二、土地政策的内涵 |
| 第二节 对土地改革纲领的研究 |
| 一、“平均地权”诠释 |
| 二、“耕者有其田”诠释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政策主张 |
| 一、设置地政机关作为推行主体 |
| 二、推广土地整理作为基础前提 |
| 三、落实地价税制作为核心举措 |
| 四、改革租佃制度作为耕者保障 |
| 五、规划市地利用作为城建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金融:地政学派的政策支柱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土地金融问题剖析 |
| 一、土地金融的界定 |
| 二、土地金融发展瓶颈的成因 |
| 第二节 对融通土地资金必要性的研究 |
| 一、对土地金融与“平均地权”关系的探讨 |
| 二、对土地金融与“地尽其利”关系的探讨 |
| 三、对土地金融与工业化关系的探讨 |
| 四、对土地金融与城市改造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土地金融体系的构建主张 |
| 一、设立土地银行作为专营机关 |
| 二、发行土地债券作为资金来源 |
| 三、完善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补偿 |
| 四、发展合作信用作为有益补充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治理:地政学派的配套设计 |
| 第一节 对土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 |
| 一、修改《土地法》的探讨 |
| 二、推动土地纲领入宪的倡议 |
| 第二节 对人地关系现代化的探讨 |
| 一、土地人权保障论 |
| 二、内地殖民政策论 |
| 第三节 对土地利用现代化的分析 |
| 一、土地生产技术应用观 |
| 二、土地经营方式改良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政学派对同时代中外土地思想的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对原中共红色区域的土地政策研究 |
| 二、地政学派受到的中国农村派辩驳 |
| 第二节 国外土地政策的研究 |
| 一、世界土地制度发展的趋势 |
| 二、部分国家土地改革运动的特点 |
| 第七章 地政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应用价值 |
| 第一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研究发展 |
| 一、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
| 二、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阐述与发展 |
| 三、对民国土地思想研究的引领与繁荣 |
| 第二节 地政学派与民国土地政策实践 |
| 一、以推进土地改革事业为政治追求 |
| 二、参与国民政府土地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 |
| 第三节 为台湾土地改革积累经验 |
| 一、夯实台湾农地改革的基础准备 |
| 二、完善土地金融与土地行政体系 |
| 第八章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土地制度变迁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间的土地制度演变 |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演变 |
| 第二节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土地产权制度性缺失 |
| 二、土地金融供给不足 |
| 三、土地规模化经营受限 |
| 第三节 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 |
| 二、发展土地金融市场 |
|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附录 |
| 地政学派主要成员简介 |
| 地政月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2]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3]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D]. 曾荣. 武汉大学, 2017(06)
- [4]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J]. 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会. 农村金融研究, 1992(01)
- [7]民族地区生态移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 ——以宁夏为例[D]. 马明霞. 宁夏大学, 2014(02)
- [8]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9]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综述（Ⅱ）[J]. 顾朝林,吴莉娅.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08(03)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