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沃红梅[1]（2013）在《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文中研究说明医学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它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生物医学资料的设计、搜集、整理、分析和推断的一门学科。由于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人类机体的反应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千差万别,所以需要运用统计方法来探讨其规律。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医学统计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开始逐渐发展。1948年,《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一书出版,标志着医学统计学学科在我国开始建立。解放前,医学统计学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研工作的深入,医学统计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迄今,医学统计学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已历经六十余年,但关于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却尚不充分,鲜有医学统计学系统的史学研究发表。因此,归纳总结医学统计学发展的史学资料,对于反映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一是学科发展概况；二是中国卫生统计学会建设；三是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四是学科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介绍。本研究通过专家访谈和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解读,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对学科发展进程的概述,反映出我国医学统计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对于中国卫生统计学会成立和不断发展的历史研究,从侧面反映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医学统计学学科发展的进程。最后,我们将中国医学统计学工作者划分成四代人,按照出生时间的顺序,重点介绍了第一代、第二代人中的代表人物。与以往仅有的一些文献相比,本研究在学会、教材和人物方面,具有更为详尽和系统总结的特点。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梳理,让后人了解中国医学统计学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医学统计学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
孙铭壕[2]（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提出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李月[3]（2017）在《中日大学档案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档案馆既是大学的内部组织机构又是永久保管本校档案的专门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大学档案馆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其高等教育的发达程度在亚洲首屈一指。和中国相似,相比较欧美而言,都属于大学档案事业起步较晚、过程曲折的国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都有不足之处,有很多可以相互比较借鉴的地方。遗憾的是由于语言障碍及历史原因等,中国档案学界对日本大学档案馆的研究甚少,尤其缺乏对中日大学档案馆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基于此,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在梳理两国大学档案馆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对中日大学档案馆的性质、职能、管理体制以及档案业务工作的具体环节和信息化建设——比较研究,分析出两者间的异同点以及优势和不足,本着"为我所用"、"取长补短"的目的,反思中国大学档案馆建设的不足,借鉴日本大学档案馆建设的优秀经验,从提高改革意识,转变传统思维;重视挖掘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完善宣传教育职能;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四个角度提出了中国日后大学档案馆建设和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日后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共分为以下七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考察国内外大学档案馆研究现状和先行研究的不足之处;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明确比较样本的选择及其概况。按照大学办学水平和知名度、大学档案馆自身的代表性两方面都要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和合理性的两大标准,选取了北京大学档案馆等五所中国大学档案馆和东京大学档案馆等五所日本大学档案馆。第三章,研究中日两国大学档案馆的发展历程。梳理其萌芽、产生、发展的脉络和现状,并从发展进程的快慢、数量的多少以及推动发展的因素两个角度,比较二者发展历程的差异和共性。第四章、第五章,分别对中日大学档案馆性质、职能、管理体制以及档案业务工作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出两者间的异同点。其中档案业务工作又包括基础工作、开发利用工作、信息化建设三部分。第六章,总结中国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日本的可借鉴之处。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从提高改革意识,转变传统思维;重视挖掘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完善宣传教育职能;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四个角度提出了中国日后大学档案馆建设和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日后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最后对文章进行简要的总结,提出论文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周长友[4]（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认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王益[5]（1998）在《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文中认为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新闻出版署王益１９９７年７月，收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编的《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下文简称中国出版统计），同时日本朋友恰好给我寄来一本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５日出版、日本全国出版协会、出版科学研究所编的《１...
张小龙[6]（2014）在《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文中指出医学统计事业是近代公共卫生与流行病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漫长的起步、发展以及完善的过程,并对中国的医学科学与卫生建制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整个西方医学在华传播历程一样,医学统计事业受复杂的外来因素影响。它随着欧洲势力向中国的扩张,与殖民者操控的海关产生了密切联系。并伴随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医学统计实践的主体、方式及原因等都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从四点进行梳理和分析：首先是考察了1840-1911年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过程。通过对晚清催生医学统计概念与实践的多种因素进行挖掘,发现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传教士医生的医疗实践、海关统计制度的推动以及晚清社会变革的自我需求等三个方面。而晚清的医学统计活动又可划分为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海关主导的制度化行为、清政府的自主行为三个时期,并揭示了依据不同的时期,他们开展医学统计的目的、实施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最后论述了晚清医学统计的成果与影响。基于持续的调查与研究,传教士医生与海关医务官在医学统计工作上取得了丰富成果。虽然清末政府在医学统计事业上起步较晚,但卫生行政管理机构主动参与其中也是历史的进步。其次是探讨了1912-1927年医学统计的初步发展。在卫生行政方面,无论是从官制的设置来看,还是从卫生行政法规的颁布来看,北洋政府的卫生行政基本是处于警察制度的管辖范围。虽然强化了警政管理卫生的职能,但是实践中存在许多弊端。在卫生统计机构的建立方面,由于卫生行政沿用了清末巡警旧制,导致国家卫生机构设置不健全,把统计职能引入卫生行政中主要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为代表,无法在地方普及。在统计活动的开展方面,通过对中央和代表性城市的考察,发现警察体系下传统的调查与统计方式控制着居民的生命轨迹,统计中存在许多遗报、漏报现象。在传染病调查统计方面,民国初传染病流行频繁且危害巨大,政府颁布了法定传染病条例,中央防疫机构开始对全国发生的重大传染性疾病进行常规性的信息收集和统计工作。再次是对1928-1937年医学统计的开拓与完善进行了考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体系逐步完善,卫生法规和统计职能都得到了完善和加强。从参与主体来看,参与统计的主体除了卫生行政机构,还包括医疗服务机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众多医务人员等。从统计方式来看,由于卫生行政职能的扩展,参与统计实践的主要以专业的卫生行政机构为主体,受过训练的稽查员或统计调查员逐步被应用其中,数据的可靠性和专业化的程度得到提升。从传染病的统计来看,民国中后期,国内传染病流行态势依然很严峻,卫生部成立后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实施细则》,中央和地方卫生机构对传染病调查和统计做出多次加强与改进。最后主要就近代医学统计实践的影响进行讨论。医学统计的实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促进传染病报告、普及传染病知识；了解疫病分布、种类与伤亡；促进预防医学与疾病分类学的发展；促进公共卫生事业进步、了解入口增长态势以及引导社会福祉发展等等。文章通过梳理和总结发现：作为始终困扰人类健康主要因素的传染病,是近现代医学统计工作的重心之一；医学统计是完善现代防疫体系、发展预防医学的关键；国家力量是推动医学统计事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死因统计是近代医学统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现代公共卫生行政的重要议题等几个方面。
陶海洋[7]（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认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王瑶华[8]（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傅雨飞[9]（2013）在《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政策制定是指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充分了解公共事务的基础上,依照科学程序和既定原则确立政策目标,规划相关政策、经过可行性分析而最终选定公共政策方案的过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已经成为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除了能够直接反映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之外,还能够直接反映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状况。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认识,女性应该同男性一样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应该更加广泛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中心环节就是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环节。毋庸讳言,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许多国家都不尽如人意。扩大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效能,既是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更是提高公共政策民主化程度的途径。女性的特质决定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具有不可代替的一面,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之一。扩大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规模,提高参与政策制定效能,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关于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卓有成效地研究成果,但将政治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论述女性参与的文献较多,而将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女性政治参与的一个具体环节进行研究的文献尚属鲜见。正如政策制定过程有其特殊性一样,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忽视了这些特殊性,研究女性的政治参与很难说是完善的。同时,政策制定过程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远远大于一般政治过程同社会公共事务的关联度,是女性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进行政治表达的最直接的载体。如果这个问题研究乏陈,将直接影响女性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男女公民在公共权力平台的平等参与。而在公共权力平台上进行平等参与的中心环节就是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因此,要真正研究男女平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行为。从参与效果来看,“当女性与男性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条件时,无论是判断公共事务、选择公共政策、还是理解认同公共利益偏好,女性的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潜能与男性相比处于相当水平”①。由此可以预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必将是大势所趋,随着女性在政策制定中参与范围的扩大,研究如何更好的扩大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也势在必行。按照古德诺的观点,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公共政策既体现了国家意志,但更多的是作为政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存在。这种表现形式也是行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多种因素而产生的。从广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包含了政策参与,政策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狭义上说,女性的政治参与多用来指普通的女性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而女性的政策参与常常是指公民从各个层面上通过不同的形式积极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从而用各种方式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政治参与的含意较为宏观,而政策参与的含意往往更为微观。政治参与在宏观层面上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女性的整体利益,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能够更直接的在决策层面反映女性的具体利益。女性的政策参与能够在政策博弈和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增加有利条件和实现诉求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忽略女性政策诉求甚至将其排斥在公共政策过程之外的现象。政策参与的目标虽然与政治参与一样,在于维护女性自身权益,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但政策参与比政治参与更加具有工具价值,能够更加深化女性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由于既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参与的层面,导致一些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过程往往不能被凸显甚至被忽视,最终影响女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和自身政治地位与决策能力的提高。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性公民逐渐意识到自已可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表意见,发达的信息技术又拓宽了女性政策参与制定的渠道,使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变得更为便捷与简单。女性的政策参与在有效避免女性群体利益的边缘化方面具有难以代替的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文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女性的政策参与层面。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和相互交往史。相互交往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的着名故事正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虽然难以证明其正确性,但足见两国的文明发展早就开始了互相影响的历程。鉴真东渡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鉴真和尚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着名佳话。近代以来,在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包括在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发展历史上,中日两国都积累了许多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教训。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我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将会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带来深刻的现实影响。虽然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不同,现代化对于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研究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并将我国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之相比较,可以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深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世界上任何两个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相异性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由此必然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作为政治民主化范畴内的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同样如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处于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比较不同民族国家包括女性参与政策制定在内的民主化进程的现状、趋势和原因,发现其中蕴含的潜在理论模式,借鉴他国的经验为本国服务,永远是公共政策比较分析中一个经久不息的研究主题,也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中国的近代却是一个充满屈辱和衰落的时代。在西方列强的蹂躏践踏之下,中华民族苦苦挣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进而奋起反抗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近代中国女性的命运也如同祖国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屈辱和抗争,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得到了真正的解放,真正开启了参与政策制定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这个国家也曾面对过西方侵略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通过各种改革措施而得以化解,并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后来,近代化的成果却成为军国主义的一种倚仗,导致这个国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包括广大日本女性在内的亚洲女性也成为了其侵略扩张过程的受害者。古代日本是一个充满了蒙昧与落后的国家,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的开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蒙教育,日本才摆脱了蒙昧与落后。当两国同样面对西方殖民风险的时候,日本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而中国却是通过全民族的奋起抗争和前赴后继才换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任何女性的政策参与都摆脱不了国家发展的影响,中日两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决定了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将会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成为了能够对中日两国女性的政策参与进行比较的前提之一。不深刻认识中国女性在国家发展中所经历的屈辱与辉煌,不深刻理解其他国家女性在政策参与方面所经过的曲折与经验,就无法懂得怎样使中国女性更加迅速地自立于世界女性之林,也无法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比较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虽然可以对我国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借用社会性别分析、制度分析和量化分析等研究工具、以中日女性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对中日女性公民进行政策参与的行政生态、社会环境、参与意识、参与方式、主导模式等核心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规律,在发扬我国的独有优势扩大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同时,也借鉴来自日本的成功经验。根据系统科学的整体性原则,世界是由关系集合而成,并不是由实物集合而成。整体性原则要求,认识世界应该从非线性作用出发,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线性结果。同时,要用整体的观念来考虑问题,通过部分与部分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考察来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局部把握。具体到本研究中,就意味着认识中日女性的政策参与问题不要局限在政治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多因素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功能分析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到结构分析的层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现象描述的层面上,而要归结到对于模型构建的的探索上;不要停留在对于女性自身行为的研究上,而要扩展到对其存在的行政环境、社会环境同时进行研究的层面上,这样才能相对全面的了解研究对象及其环境对其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设计的具体研究框架由绪论和四个模块所组成。绪论部分分析了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探索了研究中日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后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发现在该问题上的研究盲区。经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明确指出,目前关于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研究并不很多,而关于中日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比较研究目前在中日两国更是尚属鲜见。正是由于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不多,所以选择这个研究领域明显要遇到许多高难度的“绊脚石”,但另一方面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清晰的研究着力点,并为本文的创新意图提供了可以施展力度的空间。第一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分别分析影响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传统文化、经济环境等。这种比较建立在如下基点上,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政策参与状况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态息息相关,比较公民政策参与的社会生态,有助于从根本上寻找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行为的差异及其来自于社会方面的各种原因。梳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更清晰的认识中日女性在政治社会的升降浮沉,更清晰的认识中日两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现状与历史局限,从而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考。家族的行为规范是特殊生存背景下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功能,承担着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也正是家族的这种社会功能,以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的表象,掩盖了长期奴役女性,剥夺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权利的本质。研究社会生态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离不开研究家族关系的作用。日本的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和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一种非积极的影响。影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工、传统的社会道德、以及对于女性家务劳动的需求等多种因素的交织来影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在影响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方面,无论是日本的家族制度还是中国的宗法制度,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压迫女性并剥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为目的。日本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而中国的女性参与文化属于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第二个模块的研究主要是进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行政生态学是指从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行政现象的一门学问。本章所指的行政生态,主要着眼于分析行政运行、政府协调机制、政策审议会、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法制环境等因素对于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目的在于了解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与行政环境的关系,确定行政生态中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增加对于一定行政生态下的女性公民政策参与过程的了解。日本是在行政运营中确立女性政策参与的地位,我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具体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女性解放和女性参与的政策主张。目前我国的政府结构强调纵向决策权力划分而忽视横向决策权力的职能整合。这种习惯容易造成一种忽视女性参与的局面。我国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促进女性的政策参与。中国的知识女性利用事业单位的平台经常对于一些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性的意见,而日本的知识女性则很少利用独立行政法人的平台发表此类意见。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规模从人数比例上来看都比男性为低。两国女性在决策咨询机构中的政策参与都受到了形形色色的限制和约束,都存在如何扩大女性参与决策咨询机构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公民社会都属于突变式发展。对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而言,虽然公民社会在渐趋成长,但女性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兴趣总体而言并没有同步增长。第三个模块是将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进行比较。除了研究环境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之外,还要研究参与主体本身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只有从参与过程的主要特征和参与环境的主要特征两方面进行研究,才能相对全面的把握中日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不同。本章所讨论的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主要特征包括参与意识、参与类别、参与形式和参与的主导模式等。在参与意识方面,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中公民意识的受挫已经对于下一代女性的政策参与产生了一种挫折感的昭示。我国现代女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及巩固比男性公民意识的建立和巩固更为困难。在亲公共价值的意义上,我国女性公民责任意识低于我国男性公民责任意识。日本女性现阶段的公民权利意识比较保守,必然对日本女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带来一定影响。日本女性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权威主义的影响导致女性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与政党纷争的参与模式不相适应。日本女性由原来的文化素质不适应参与政策制定到开始了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女性则通过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的变化检释了学历的增加对于女性政策参与意识提高的影响。提高女性的政策参与意识,并不是停留在提倡阶段或局限在政治领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需要切切实实的通过扩大就业在内的多种途径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强加型民主得以持久的条件是必须对行政文化和传统行政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第四个模块主要分析国际视野下增强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有效性的路径。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视野中,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与男性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的产生原因,主要与我国女性参与政策过程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有关。如何进行制度环境的完善和组织基础的巩固,是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女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体制的改进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体现,也是首先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应强化女性公民意识的塑造,从不同层面引导公民意识的形成。促使女性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和主人意识,并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公民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教育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学习与完善,这是提高女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能力的必由之路。作为公民能力的一部分,拥有道德能力的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会更加敏感和透彻。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借助社会组织进行政策参与是将参与过程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互联网可以打破社会组织模式的时空界限,使得社会组织模式得到无限的拓宽,从而扩大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空间。公民社会内部女性的联系网络有利于推动女性共同价值取向的实现。在各种政策法规的修订中要有意识的向女性公民倾斜,例如首先在退休年龄、薪酬标准等具体政策方面实现男女平等,为女性的政策参与提供最基本的制度支撑。
万东华,周晶[10]（2020）在《我国近现代统计学发展》文中提出本文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近代西方统计理论传入我国之后统计学的发展历程。从西方统计理论的传入到统计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从统计学"一门"与"两门"之争到"大统计"思想的兴起、再到统计学一级学科的建立,从统计学术组织的成立、发展到其对统计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本文尽可能客观地对以上内容进行回顾和展现,以期读者对我国近现代统计学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二、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建国后医学统计学学科建设进展回顾 |
| 1、课程结构与专业建设 |
| 2、教材建设 |
| 3、师资队伍建设 |
| 4、研究生培养 |
| 5、科研工作 |
| 6、学术交流 |
| 7、小结 |
| 第二部分 对卫生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会——记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原中国卫生统计学会） |
| 1、初创时期(1984-1997年) |
| 2、发展时期(1998年至今) |
| 3、小结 |
| 第三部分 建国后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统计学教材建设回顾 |
| 1、郭祖超教授的《医学与生物统计方法》 |
| 2、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卫生统计学相关教材 |
| 3、卫生部统编教材《卫生统计学》 |
| 4、改革开放后迄今其他一些教材 |
| 5、小结 |
| 第四部分 对医学统计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 1、第一代人物 |
| 袁贻瑾 |
| 许世瑾 |
| 李光荫 |
| 薛仲三 |
| 郭祖超 |
| 祝绍琪 |
| 高润泉 |
| 倪江林 |
| 郑戈 |
| 杨纪柯 |
| 2、第二代人物 |
| 田凤调 |
| 杨树勤 |
| 李天霖 |
| 张照寰 |
| 杨建伯 |
| 周有尚 |
| 史秉璋 |
| 丁道芳 |
| 陆守曾 |
| 顾杏元 |
| 金丕焕 |
| 杜养志 |
| 王均乐 |
| 杨瑞璋 |
| 戴旭东 |
| 高玉堂 |
| 王仁安 |
| 何大卫 |
| 余松林 |
| 周燕荣 |
| 陈启光 |
| 方积乾 |
| 苏炳华 |
| 孙振球 |
| 3 、小结 |
| 第五部分 总结 |
| 1、学科建设 |
| 2、人才培养 |
| 3、校际合作 |
| 4、一点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目录 |
| 中国统计发展简史(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2）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3）中日大学档案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中国研究现状分析 |
| 1.3.2 日本研究现状分析 |
| 1.4 研究方法、思路及论文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创新之处 |
| 2 比较样本的选择及其概况 |
| 2.1 比较样本的选择 |
| 2.2 比较样本的概况 |
| 2.2.1 中国的5所大学档案馆概况 |
| 2.2.2 日本的5所大学档案馆概况 |
| 3 中日大学档案馆发展脉络 |
| 3.1 中国大学档案馆发展脉络 |
| 3.1.1 交通大学的档案——大学档案的先河 |
| 3.1.2 解放后四个发展时期 |
| 3.2 日本大学档案馆发展脉络 |
| 3.3 中日大学档案馆的发展比较 |
| 3.3.1 发展的相同点 |
| 3.3.2 发展的不同点 |
| 4 中日大学档案馆性质、职能与管理体制的比较 |
| 4.1 中日大学档案馆性质的比较 |
| 4.1.1 中国大学档案馆性质 |
| 4.1.2 日本大学档案馆性质 |
| 4.1.3 中日大学档案馆性质的比较分析 |
| 4.2 中日大学档案馆职能的比较 |
| 4.2.1 中国大学档案馆职能 |
| 4.2.2 日本大学档案馆职能 |
| 4.2.3 中日大学档案馆职能的比较分析 |
| 4.3 中日大学档案馆管理体制的比较 |
| 4.3.1 中国大学档案馆管理体制 |
| 4.3.2 日本大学档案馆管理体制 |
| 4.3.3 中日大学档案馆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 |
| 5 中日大学档案馆业务工作的比较 |
| 5.1 基础工作的比较 |
| 5.1.1 收集工作 |
| 5.1.2 整理和保管工作 |
| 5.1.3 鉴定工作 |
| 5.1.4 统计工作 |
| 5.2 开发利用工作的比较 |
| 5.2.1 档案检索工作 |
| 5.2.2 档案编研工作 |
| 5.2.3 档案利用工作 |
| 5.3 信息化建设的比较 |
| 5.3.1 中国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 |
| 5.3.2 日本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 |
| 5.3.3 中日大学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比较分析 |
| 6 总结与启示 |
| 6.1 总结 |
| 6.1.1 中国大学档案馆的优势与不足 |
| 6.1.2 日本大学档案馆的可借鉴之处 |
| 6.2 启示 |
| 6.2.1 提高改革意识,转变传统思维 |
| 6.2.2 重视挖掘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
| 6.2.3 完善宣传教育职能 |
| 6.2.4 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的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内涵与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方法、内容、创新 |
| 第二章 医学统计的起步(1840-1911) |
| 2.1 晚清医学统计产生的原因 |
| 2.1.1 传教士医生实践的影响 |
| 2.1.2 海关统计制度的推动 |
| 2.1.3 晚清社会变革的需求 |
| 2.2 晚清医学统计活动的开展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1840-1860) |
| 2.2.2 海关主导下的制度化行为(1860-1900) |
| 2.2.3 清政府的自主行为(1900-1911) |
| 2.3 晚清医学统计的成果与影响 |
| 2.3.1 成果 |
| 2.3.2 影响 |
| 第三章 医学统计的初步发展(1912-1927) |
| 3.1 北洋政府体制下的卫生行政 |
| 3.1.1 警察行使卫生行政职能 |
| 3.1.2 卫生行政法规的颁布 |
| 3.1.3 警察卫生行政的社会功效 |
| 3.2 卫生统计机构的建立 |
| 3.2.1 统计机构建立的背景 |
| 3.2.2 统计机构的设置 |
| 3.2.3 统计机构建立的意义 |
| 3.3 统计活动的开展 |
| 3.3.1 统计实施概况 |
| 3.3.2 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
| 3.3.3 医学统计事业发展的整体性评价 |
| 3.4 传染病调查统计 |
| 3.4.1 民初传染病流行概况 |
| 3.4.2 传染病法规的颁布 |
| 3.4.3 传染病调查的实践 |
| 第四章 医学统计的开拓与完善(1928-1937) |
| 4.1 医学统计拓展的有利因素 |
| 4.1.1 卫生行政的扩展 |
| 4.1.2 统计职能的加强 |
| 4.1.3 卫生法规的完善 |
| 4.2 参与主体的多样化 |
| 4.2.1 卫生行政机构 |
| 4.2.2 科学研究机构 |
| 4.2.3 医疗服务机构 |
| 4.2.4 医务人员 |
| 4.3 统计方式的转变 |
| 4.3.1 卫生行政的专业化 |
| 4.3.2 统计方式的专业化 |
| 4.3.3 产生效果 |
| 4.4 传染病统计的加强 |
| 4.4.1 国民政府时期传染病流行概况 |
| 4.4.2 传染病法规的完善 |
| 4.4.3 传染病统计的实施 |
| 第五章 医学统计的影响 |
| 5.1 促进传染病防治 |
| 5.1.1 促进传染病报告,普及传染病知识 |
| 5.1.2 了解疫病分布、种类与死亡 |
| 5.1.3 推动科学防疫 |
| 5.2 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 |
| 5.2.1 促进预防医学发展 |
| 5.2.2 促进疾病分类与死因分类发展 |
| 5.3 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 |
| 5.3.1 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
| 5.3.2 了解人口增长态势,引导社会福祉发展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国家力量是推动医学统计事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
| 6.2 医学统计是完善现代防疫体系、发展预防医学的关键 |
| 6.3 作为始终困扰人类健康主要因素的传染病,是现代医学统计工作的重心之一 |
| 6.4 死因统计是近代医学统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现代公共卫生行政的重要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 公民 |
| (二) 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 |
| (三) 公共政策 |
| (四) 政策制定与DSH政策比较框架 |
| (五) 社会性别 |
| 三、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现状 |
| (一) 女性政治参与的视角 |
| (二) 社会性别的视角 |
| (三) 政治制度的视角 |
| (四)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视角 |
| 四、研究的理论工具 |
| (一) 公共选择理论 |
| (二) 民主主义理论 |
| (三)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四) 社会公平理论 |
| (五) 治理理论 |
| 五、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的主要创新 |
| (一) 具体研究内容 |
| (二)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 |
| (四)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生态比较 |
| 一、影响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因素 |
| (一) 日本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回溯 |
| (二) 中国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回溯 |
| (三) 中日女性参与政治与决策的历史比较分析 |
| 二、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若干社会因素 |
| (一) 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的宗法制度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二) 日本高龄少子化社会与中国老龄社会对于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三、传统文化对中日女性参与决策的影响 |
| (一) 日本传统文化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影响女性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 |
| 四、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经济环境 |
| (一) 日本经济环境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
| (二) 中国经济环境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
| (三) 经济环境影响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比较 |
| 第二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行政生态比较 |
| 一、行政运行与中日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行政运行与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行政运行对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行政运行促进女性政策参与的比较 |
| 二、政府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内阁的行政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政府行政协调机制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三) 中日两国政府行政协调机制对于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比较 |
| 三、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及事业单位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的事业单位与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 |
| (三) 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及事业单位对女性政策参与的影响比较 |
| 四、政策审议会及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一) 日本的政策审议会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二) 中国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与女性的政策参与 |
| (三) 决策咨询机构影响中日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比较 |
| 五、政党政治对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
| (一) 日本政党政治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 |
|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政党政治对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 |
| 六、公民社会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互动 |
| (一) 日本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互动 |
| (二)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互动 |
| (三) 中日两国公民社会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比较 |
| 七、地方自治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互动 |
| (一) 日本的地方自治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影响 |
| (三) 中日两国地方自治与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互动的比较 |
| 八、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法制环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宪法地位与法制保障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主要特征比较 |
| 一、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意识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意识特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意识特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意识特征比较 |
| 二、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教育特征比较 |
| 三、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形态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参与形态 |
| (二) 中国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参与形态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形态比较分析 |
| 四、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比较 |
| (一) 日本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 |
| (二) 中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 |
| (三) 中日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导模式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国际比较视阈下我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优化对策 |
| 一、我国女性参与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 |
| (一) 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形态的努力方向 |
| (二) 女性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宏观绩效差距 |
| 二、丰富我国女性公民政策参与的价值取向 |
| (一) 倡导多元化的女性政策参与的价值观 |
| (二) 从女性的特质入手提高女性的社会参与度 |
| 三、提升女性公民的政策参与能力 |
| (一) 打破公民身份认同的壁垒 |
| (二) 增强女性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 |
| 四、强化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组织化参与 |
| (一) 加强女性政策参与的组织建设 |
| (二) 加强女性NGO组织的能力建设 |
| (三) 增强女性NGO的政策参与实践 |
| (四) 鼓励女性参与NGO活动 |
| 五、强化女性在政策制定中的制度化参与 |
| (一) 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 |
| (二) 建立和完善各种保障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我国近现代统计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统计学的开端:西方统计理论的传入 |
| (一)社会统计学的传入 |
| (二)数理统计学的传入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我国统计学的发展 |
| (一)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 |
| (二)数理统计学的发展 |
| 三、1978年之后我国统计学的繁荣发展 |
| (一)峨眉会议:“两门”统计学走向融合的起点 |
| (二)关于“大统计”的讨论 |
| (三)统计学一级学科的确立 |
| (四)我国统计学发展成果 |
| 1．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
| 2．开展围绕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改革的研究。 |
| 3．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体制转型热点问题进行的统计经验等研究。 |
| 4．数理统计学得到较快发展。 |
| 四、我国统计学术组织的发展 |
| (一)民国时期中国统计学社的建立 |
| (二)新中国统计学术组织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
| 1．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
| 2．参与重大统计学术事件，创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
| 3．拓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统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
| 4．组织管理不断健全，充分激励统计学者的科研热情。 |
| 5．创办统计学术界优秀刊物，构建学术成果交流平台。 |
四、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医学统计学发展简史（1949-2012）[D]. 沃红梅. 南京医科大学, 2013(02)
- [2]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中日大学档案馆比较研究[D]. 李月. 南京大学, 2017(09)
- [4]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中日出版统计工作之比较[J]. 王益. 出版发行研究, 1998(01)
- [6]医学统计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1840-1937）[D]. 张小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12)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8]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9]中日两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女性参与比较研究 ——以DSH政策比较框架为主要逻辑参照[D]. 傅雨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4)
- [10]我国近现代统计学发展[J]. 万东华,周晶. 统计研究,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