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发展场办工业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杨[1]（2021）在《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1964—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之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工农之间的互动受到地域范围、国家政令的阻碍。三线建设要求大型工矿企业迁移到"靠山、分散、隐蔽"的内地乡村,为工农关系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三线单位在选址基建过程中不占、少占农田,支援农业用水用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做法,受到农民欢迎。农民在三线建设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证了后勤物资供应,接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使三线单位节省了建设成本。虽然在政策实践中,工农双方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矛盾,但三线建设毕竟第一次实现了工业在全国分散布局,为协调工农关系提供了试验场地。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的工业飞地,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队,也扮演了政治工作队、思想宣传队的角色。
赵怡婷[2]（2020）在《权力·利益·关系：农民的“合理抉择”逻辑与组织化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Q村为例》文中提出从农民的生产、生活角度来看,形成具有组织化规模的行动一直被认为是必要的并且是有效的——这是学界一个世纪以来研究的经典命题,从个体庄园的生活至上到人民公社的乌托邦莫不如此。然而,农民的组织化在现实实践中却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开始走上去组织化的道路,个体化的小农需要独自承担市场与社会风险;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合作组织亦遭遇种种困境,农民在整体上处于原子化、分散化状态。对于农民的组织化困境,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结构、组织、政策等宏观层面进行解释;本文以上海市Q村为个案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调查后,笔者认为其组织化困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宏观社会变迁的影响,但作为组织化的行动主体,农民自身的行为选择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采用“过程—事件”法,对上海市Q村的三次组织化实践进行回溯,参照波普金的“合理抉择”理论,探究以下几个问题:农民参与组织化进程的动力为何?在三次组织化实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农民具体遵循了何种行动逻辑,其行动逻辑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又是如何导致组织化难以持续、陷入困境的?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农民以生存为首要条件做出理性经济选择,农民基于生存境况所做出的选择是其谋生的合理方式,而随着环境的变化与风险的减弱,他们便转而追求个人和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动机的合理转变构成了组织化进程的开端;2、农民的理性是基于个体利益而展开的,其组织化与去组织化都是个体处于选择环境下的合理决策与行为的集合。在村庄的组织化实践中,实现个人利益诉求是农民参与组织化进程的动因;而当组织化不能达成、甚至阻碍农民追求其理想效益时,农民则根据个体情况就退出与否、退出程度、如何退出做出合理抉择,进而造成集体和合作组织的溃散;3、本研究丰富了“合理抉择”的内涵,认为农民的合理抉择体现出权力、利益、关系的逻辑,三者在促成农民组织化行动的同时也构成其组织化困境——首先,权力是开启组织化的关键因素,但作为权力来源的资源、利益、政绩、信任、关系网络等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其消长与转化导致了农民互动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权威的弱化、理性权衡算计下的权力消涨推拉,促成了农民从组织化到原子化状态的转变。其次,利益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农民因利而聚,又因利而散。与波普金的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农民并不必然以利益最大化为先,也存在着综合考虑经济收益与其它因素、选择个人满意且合理的“相对最优解”的情况。最后,关系是组织化的纽带,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关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利益共识、共同经历与集体认同强化了组织化的内向凝聚力;农民合作社的形成则是农民基于利益互惠与关系网络的合理抉择。但另一方面,关系网络天然的有限性使得农民行动的关系逻辑服从于利益逻辑;两村合并后在关系与利益层面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联结,进一步加剧了分散化的发展趋势。上述三者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联动,其对农民行动的影响与建构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4、随着领导与组织制度阻碍了农民的利益、个体与组织的共容利益不断减少、农民作为利益个体和市场主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农民的组织化价值取向由集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个体主义并不意味着个体不存在组织化的需求,但一方面在权威消解以后,农民的权力难以向权利回归;另一方面个体理性无法实现,因此个体农民之间难以形成以个人权利为前提、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自主组织化。因此,并非理性的存在导致了农民的组织化困境,而是应建立起共生与协同的内生机制,在充分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形成平等、自主、自治、内生的农民组织化。
李嘉惠[3]（2020）在《新化县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宋刚[4]（2020）在《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在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上助推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但会上所集中讨论的经济问题和通过的文件以及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和插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成都会议提出了改革农具运动、发展军垦农场、发展地方工业等方针政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成都会议初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扩大专署部分权限的方针政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上,成都会议提出了在地方建立科研机构的方针政策和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和古典的观点,为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提出具体指导方针。这些方针政策观点有完全正确的、有不完全正确的、有的是理论上正确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总的来看,这些方针政策观点都是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较积极的探索,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有些方针政策观点直到现在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成都会议树立的经济发展高速度思想和制定了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在客观上助推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成都会议盲目地提出把小社合并成大社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此外,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论,并支持“正确的个人崇拜”,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贯彻。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论,则助长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上述这些都是成都会议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造成了不良的后果,给后世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永远记取。历史地看,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是较为丰富较为积极的,但错误也不少,有些甚至还很严重。“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无论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成功的多还是失败的多,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扬经验,吸取教训,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历史智慧。
刘大强[5]（2020）在《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思想,回答了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时代之问,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揭示和反映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独创性内容和生动实践,充分认识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个重要课题。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一定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是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由分离、对立、差别到最终融合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乡逐渐分离,工业革命在促进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使城乡走向对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城乡融合。由于新中国初期中苏两国的特殊关系,苏联的重工业推动城市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与实践对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城乡关系的基本目标、实现路径、基本问题三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提出以城市领导乡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途径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和城乡发展进程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工业与农业要协调发展、工业布局要合理、避免劳动力无序向城市流动等问题。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发展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战略构想,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刘健[6]（2020）在《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乃至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自1954年颁布第一条减负令以来,大大小小的减负政策层出不穷,回顾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颁布的中小学减负政策,可以将减负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阶段:以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为主的政策初步发展阶段（1949-1966）、以减负减质为导向的政策受挫停滞阶段（1967-1977）、以缓解升学压力为主的政策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2）、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政策稳定提升阶段（1993-2000）、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依托的政策精准发展阶段（2001-2013）、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的政策可持续发展阶段（2014-至今）。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减负政策的变迁逻辑:在需求和利益的交互博弈中形成减负共进主体、以渐进性边际改革为主,强制性为依托的变迁方式、政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变迁趋势。反思减负政策的发展变迁历程,发现影响减负政策的几个重要因素:传统科举考试文化观念、资源配置失衡、社会用人机制、教师减负。归纳概括出减负政策何以乏力的主要原因:减负政策朝令夕改,时效性短;老调重弹,缺乏新意;监督乏力,问责缺失;政策零散,不成体系。由此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加强学理研究,奠定减负政策理论基础;建立健全统筹兼顾的减负长效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减负政策问责和监督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多方参与多方联动的协调机制。
徐公喜[7]（2020）在《闽浙皖赣苏区制度创新建设》文中研究说明闽浙皖赣苏区在制度建设上有很多的创新。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制定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行为规范《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形成了发展党员的具体标准与程序规范,并建立了党的严格监督制度;在干部制度上,对干部培养方针、选拔标准、培养方式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政权制度上,建立了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制度、法令制度以及作风建设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实施由没收财产为主要收入转变到以税收为主要收入的财政政策,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对外贸易制度及金融管理体系。
吴盛杰[8]（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景春[9]（2019）在《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群体及其安置研究》文中提出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下放、插队）,是指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始于1955年,结束于1981年,持续长达27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牧区的知识青年达到2000万人,其社会影响深远,这场60余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除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1955—1981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共接收、安置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和自治区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1万6445人。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是中国知青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内蒙古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以内蒙古为研究对象地区,探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阐述了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自行组织与自愿形式到党政机关主导的转变,在政府机关主导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及其经验。第二章,阐述了“返城风”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再教育”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以及内蒙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第三章,阐述了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及其原因,分析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问题,论述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发展内蒙古农牧业生产和建设边疆做出的贡献。
李攀[10]（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二、关于发展场办工业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发展场办工业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权力·利益·关系：农民的“合理抉择”逻辑与组织化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Q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研究 |
| 二、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样本村概况 |
| 第一节 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Q村概况 |
| 一、村庄概况 |
| 二、村庄发展史 |
| 第三章 企业型组织化的实践: 厂村一体 |
| 第一节 集体企业的创办 |
| 一、基于资源与利益的权威建构 |
| 二、参与集体企业: 经济理性的萌发 |
| 三、弃农从工与土地让渡: 经济理性的扩张 |
| 第二节 厂村一体的组织运行 |
| 一、权力的集中: 政经合一 |
| 二、分工与分化: 身份、职位、收入 |
| 三、利益共同体: 激励机制与集体福利 |
| 四、共同经历与集体认同 |
| 第三节 厂村一体模式的终结 |
| 一、权威专断与企业衰落 |
| 二、两村合并的隔阂 |
| 三、各寻出路: 集体组织的溃散 |
| 第四章 家庭型组织化的尝试: 集体农家乐 |
| 第一节 农家乐的起步与发展 |
| 一、农家乐的缘起 |
| 二、生存理性主导下的兼业与观望 |
| 第二节 农家乐的兴盛与集体农家乐模式 |
| 一、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兴办风潮 |
| 二、权力的再集中: 村组织集体管理 |
| 三、再组织的基础: 组织惯性与资源依赖 |
| 第三节 集体农家乐模式的瓦解 |
| 一、集体与个体利益的冲突 |
| 二、逐步升级的抗争 |
| 三、抗争中的分化与关系逻辑 |
| 四、权力关系的反转 |
| 第五章 个体型组织化的挑战: 农民合作社 |
| 第一节 再合作的动因 |
| 一、外因: 政府扶持与村集体引导 |
| 二、内因: 因利相聚 |
| 第二节 农家乐合作社与协会的运行 |
| 一、精英间的协商: 权力的分散与弱化 |
| 二、合作基础: 资源禀赋的差异 |
| 三、合作规则: 互惠原则与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从再合作到分散化 |
| 一、利益最大化与相对最优解 |
| 二、服从于利益逻辑的关系逻辑 |
| 三、损人不利己: 特殊的公正观 |
| 四、核心与边缘格局:两村的差距 |
| 第四节 市场挤压下的原子化小农 |
| 一、资本下乡与权力悬浮 |
| 二、原子化与集约化 |
| 三、村庄的未来:空心化趋势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农民的合理抉择逻辑 |
| 一、权力逻辑: 权威弱化与权力消涨 |
| 二、利益逻辑: 贯穿始终的个体理性 |
| 三、关系逻辑: 关系网络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 组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 |
| 第三节 共生与协同: 农民组织化的内生机制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五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对象目录 |
| 致谢 |
（4）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 一 ) 选题缘由 |
| ( 二 )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 一 ) 国内研究现状 |
| ( 二 )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 一 ) 研究思路 |
| ( 二 ) 研究方法 |
| ( 三 )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成都会议的召开 |
| 1.1 成都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
| 1.1.1 国内背景 |
| 1.1.2 国际背景 |
| 1.2 会议的基本情况 |
| 1.2.1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 |
| 1.2.2 会议的性质和主题 |
| 1.2.3 对成都会议有关问题的考证 |
| 第2章 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
| 2.1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 |
| 2.1.1 以农具改革运动推动农业机械化 |
| 2.1.2 以转业复员军人为主发展军垦(农垦)事业 |
| 2.1.3 以发展地方工业具体落实“两条腿走路”方针 |
| 2.2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 |
| 2.2.1 初步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 2.2.2 以扩大专署权限的形式适当扩大地方权力 |
| 2.3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的探索 |
| 2.3.1 在地方建立科研机构 |
| 2.3.2 提出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和古典 |
| 2.3.3 为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提出具体指导方针 |
| 第3章 成都会议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
| 3.1 成都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积极贡献 |
| 3.1.1 成都会议取得的一些比较积极的探索成果 |
| 3.1.2 成都会议深化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方法论基础 |
| 3.2 成都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历史局限性 |
| 3.2.1 成都会议助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 |
| 3.2.2 成都会议助长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蔓延 |
| 3.3 历史的评说 |
| 3.3.1 如何评价成都会议 |
| 3.3.2 如何看待成都会议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
| 3.3.3 当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5）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背景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 |
| 二、苏联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实践 |
| 三、旧中国的城乡关系 |
| 第二章 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基本目标 |
| 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
| 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 |
| 第三章 毛泽东设定的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 |
| 一、城市领导乡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
| 二、做好农业工作,实现农业现代化 |
| 第四章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几个问题 |
| 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
| 二、科学合理规划工业布局 |
|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
| 二、为当代中国工业化布局奠定了基础 |
| 三、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战略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中小学负担 |
| (二)教育政策 |
| (三)减负政策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减负研究 |
| (二)国内减负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六、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上) |
| 一、以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为主的政策初步发展阶段(1949-1966)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二、以减负减质为导向的政策受挫停滞阶段(1967-1977)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三、以缓解升学压力为主的政策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2)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第三章 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下) |
| 四、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政策稳步提升阶段(1993-2000)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五、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依托的政策精准发展阶段(2001-2013)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六、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的政策可持续发展阶段(2014-至今) |
| (一)减负政策出台背景 |
| (二)减负政策内容分析 |
| 第四章 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变迁逻辑分析 |
| 一、在需求和利益交互博弈中形成减负共进主体 |
| (一)政府层面 |
| (二)学校层面 |
| (三)家庭层面 |
| (四)社会层面 |
| 二、以渐进性边际改革为主,强制性为依托的变迁方式 |
| (一)强制性变迁 |
| (二)渐进性过渡 |
| (三)边际性改革 |
| 三、政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变迁逻辑 |
| (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
| (二)“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价值取向 |
| (三)“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反思 |
| 一、减负政策必须顾及的若干重要影响因素 |
| (一)减负政策与传统科举考试文化观念 |
| (二)减负政策与资源配置失衡 |
| (三)减负政策与社会用人机制 |
| (四)减负政策与教师减负 |
| 二、减负政策何以乏力 |
| (一)减负政策朝令夕改,时效性短 |
| (二)减负政策老调重弹,缺乏新意 |
| (三)减负政策监督乏力,问责缺失 |
| (四)减负政策零散,不成体系 |
| 三、完善减负政策的建议 |
| (一)加强学理研究,奠定减负政策理论基础 |
| (二)建立健全统筹兼顾的减负长效治理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减负政策问责和监督评估机制 |
| (四)建立健全多方参与多方联动的协调机制 |
| 参考文献 |
| 一、年鉴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报纸类 |
| 五、外文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闽浙皖赣苏区制度创新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创新闽浙皖赣苏区的党的制度建设 |
| (一)创新制定了我党历史上最早规范党员行为的《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 |
| (二)创新和制定发展党员的具体标准与程序规范 |
| (三)建立党的严格监督制度 |
| 二、创新闽浙皖赣苏区的干部制度 |
| 三、创新闽浙皖赣苏区的政权制度 |
| (一)建立了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制度 |
| (二)建立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度政治体制 |
| (三)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系列法令制度 |
| (四)通过《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建立作风建设制度 |
| 四、创新闽浙皖赣苏区的经济制度 |
| (一)较早实施由没收财产为主要收入转变为以税收为主要收入的财政政策 |
| (二)把发展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基本形成了适应战争需要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 |
| (三)最早建立苏维埃政府“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制度” |
| (四)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金融管理体系,发行了苏区第一张股票 |
（8）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9）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群体及其安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 |
| 三、档案史料 |
| 四、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初期安置 |
| 第一节 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初期安置 |
| 第二节 党政机关主导下的知识青年安置 |
| 第三节 知青安置经验:以呼伦贝尔盟为例 |
| 第二章 “文革”期间内蒙古知青群体及其安置特征 |
| 第一节 “返城风”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第二节 “再教育”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第三节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
| 第三章 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及其作用 |
| 第一节 知青年生活自给问题 |
| 第二节 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自给问题要因 |
| 第三节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问题 |
| 第四节 知识青年为发展农牧业生产和建设边疆做出的作用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发展场办工业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1964—1966）[J]. 张杨. 开放时代, 2021(05)
- [2]权力·利益·关系：农民的“合理抉择”逻辑与组织化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Q村为例[D]. 赵怡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3]新化县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及对策研究[D]. 李嘉惠. 湖南农业大学, 2020
- [4]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D]. 宋刚. 湘潭大学, 2020(02)
- [5]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研究[D]. 刘大强. 湘潭大学, 2020(02)
- [6]新中国70年中小学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反思[D]. 刘健.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闽浙皖赣苏区制度创新建设[J]. 徐公喜.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20(02)
- [8]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9]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群体及其安置研究[D]. 景春. 内蒙古大学, 2019(08)
- [10]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