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宗教文化略论（论文文献综述）
赵梅兰[1]（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思杰[2]（2020）在《元代宗教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以泉州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代的中国（1271—1368）幅员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在广袤的国土上,众多民族共同生活。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等商路的兴盛,很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在诸如泉州这样的大型商业都市定居、生活,这些被称为"蕃商"的外国人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
张陶陶[3]（2020）在《明代道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性宗教,在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难免受到世俗化影响,而宗教在中国历来受到政权的管理和约束,道教为了寻求自身发展,不得不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产生了“道官”这一道教世俗化产物。其中在明一代,道官制度吸收了之前历代道官发展的经验,形成了制度化的官僚体系。为了约束道教,《大明律》等官方发布的法律条文中都对道官的选拔、职责、监督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等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明代道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道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形成。本文正是通过以下几个部分,对明代道官制度与其相关律法进行探讨:第一章论述了明代道官制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还有当前国内外对明代道官制度的研究现状,明代道官制度总结了前朝经验,体系完备,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然而现有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明朝中后期道官制度的崩坏,其早期成功实施的经验以及对当今道教事务管理的借鉴之处受到的关注并不多,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第二章对明代道官设立的背景进行简单的梳理,主要包括明代以前道官制度的建立演变、元代在宗教管理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太祖“神道设教”和“明刑弼教”思想对道教管理的推动、明太祖与神乐观的创立。明太祖因为全真道与蒙元政权的关系而对其多有忌惮,又因为“益人伦,厚风俗”的目的而对道教多加利用,并严格管理,道教以国家祭祀专职人员的身份得到统治者倚重,重新获得进入社会文化核心的机会,并繁荣发展。第三章从明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入手,分析明代道官设置的目的、宗旨、体系,对考核与任期,调任与交流以及相关待遇这些明代道官的相关管理制度进行探讨。整个明代的宗教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持王权的稳定,道官制度自然也不例外,所建立的道教管理机构效仿封建管制体制,道士资格和道官选拔都要通过考试,其中中央和地方道官的选拔又有所区别,待遇亦不同于其他文武百官。第四章主要是关于明代道官的职责,探讨了明代道官管理事务的范围以及道籍人员管理的相关律法。明代道录司掌领全国道教,组织道士考试、名籍登记以及修编道藏等道教事务,神乐观则主管国家祭祀事宜。同时,明代加强了对宫观土地的管理,设立灵官、提点等职,使得各地道官分掌其事,提高道教衙门的工作效率。明代推行“重典治国”,关于道教人员的违法处罚极为严格,《大明律》、《大诰》等明代重要法律规范对违反社会风俗和法规的道籍人员都有明确处罚,对道士活动和道士行为进行约束,严格监督。第五章主要探讨明代道官制度的特性与局限性。明代道官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结构,覆盖范围广,选拔严格,相比前朝职责更加明确。其特性既有专业化的管理体制,同时还与世俗管理相结合,通过对教团的管理,进一步约束道士行为,推动教团发展,维护教团稳定。同时,明代中后期开始,道官制度逐渐显露出局限性,统治者的喜好常常使得原本的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推行,地方道教发展受到限制,纳米、传奉等对道官制度造成破坏,道官体系逐渐固化。综合前几章对明代道官制度的梳理与分析,试图为当今道教管理提供一定借鉴,对关于如何实现专业化管理,以及管理人员的培养与选拔等提出建议。明代中后期因为纳米和传奉官制度对道官制度造成了破坏,地方道教人才难以向上层流动,道官队伍素质难以保证,道官体系日渐腐朽化,更加说明了道教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当代道教建设同样应当重视地方道教发展,培养专业化的道教人才,以适应当今发展形势,推动道教管理良性发展。
戴峰[4]（2019）在《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文中研究指明象征性是宗教剧的显着特点,也是解读其主旨和蕴涵的关键。在元代宗教剧众多的宗教意象中,"灵山""蓬莱""桃源""仙子"等意象的象征性尤为突出。在表层意义上,它们是宗教理想世界的象征;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们则是文人世俗情怀的寄托。将《黄粱梦》杂剧与同题材的宗教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位与神本位的不同。对人神恋爱剧的分析也可以发现,浪漫的仙乡实为文人心中的故乡。从"蓬莱"到"桃源",有着渐近人性的内在关联。元代宗教剧虽然不乏鲜明的宗教色彩,但其最核心的象征意蕴并不是宣扬宗教的解脱,而是表现人间的窘迫和人生的热望。神圣与世俗的掺杂正是元代宗教剧的特征与魅力之所在。
周玉洁[5]（2019）在《袁桷传记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围绕十三、十四世纪元代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社会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与中外交流情况,结合袁桷自身学术素养的形成与仕宦轨迹,着眼于袁桷为元中期重要的馆阁文臣这一身份立场,重点剖析袁桷传记的传主选择与呈现出的传记写作特征,对袁桷的传记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解读与研究。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袁桷传记与元代社会风貌。袁桷以具象化的笔触在传记作品中将元朝社会多民族、多宗教与多种语言文化融合等特征呈现出来,将中外交流情况以使臣出使与武将征战的经历以纪实的笔法展示于传记中,再现了元代的社会风貌。袁桷之所以能够将极具元代特征的社会风貌以传记的形式真实再现,与其家学师承、浙东史学与史学践履等方面的影响有重要关联。第二章论述袁桷传记的传主选择。袁桷传记作品中的人物与时代密切相关,元代多民族融合带来了一定的民族矛盾与边防问题,其传记中的文臣武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出,为元朝稳固统治与开疆拓土做出重要贡献;元代特殊的选官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官僚体制,数量庞大的中上层官吏成为元代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其传记中对这类传主经历的叙述真实反映了元代吏治的特殊性;游牧民族迥异的社会文化风俗使元代社会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价值观与社会伦理观,这在历史变迁与时代动荡中追求个人选择的隐士与节妇类传主身上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对这些人物生平的记录与形象的塑造,再现了元代多元混融的时代面貌。第三章论述袁桷传记的书写特征。袁桷传记通过纪实的笔法与平易自然的叙事风格再现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面貌。在史事叙述上,选择有补于史实的内容,在人事的叙述上注重人物生平与历史事件的紧密结合;在叙述态度与情感上,采用审慎平和与客观的撰写态度,使传记作品整体呈现出平易自然的文学风格。
薛娜[6]（2019）在《元代屠宰禁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屠宰禁令在《元典章》中的杂令项下,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限制杀生的强制性规定。就其内容可分为:祝祷祈福的屠宰禁令、因多元文化冲突而设置的屠宰禁令、还有保障生态、经济、军事的屠宰禁令。这些禁令涉及元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元代禁屠法令的实施,是蒙古统治者在进入中原汉地后,受到佛、道、阴阳等多种宗教文化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影响的结果,是各族人民社会习俗、文化习俗深度交流的表现。禁屠令体现的共同习俗的形成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扩大统治基础。当然,禁屠令的实施过程中也反映出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蒙古至上原则始终得到坚持。
安介生,周妮[7]（2018）在《众神共祀:宋元时期镇江地区宗教文化景观构建与背景分析》文中指出宗教文化景观是一种形式独特而内容丰富的景观类型,不仅是传统社会景观构成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生活及人文地理环境所产生影响的最直观表征。宋元时期镇江地区宗教文化景观种类丰富,数量繁多,十分典型地呈现出当时不同类型宗教信仰之间共生共荣的真实状态,突出反映了古代中国各区域宗教信仰发展的复杂性与包容性,成为中国宗教发展历程中高度兼容性的典范,堪称中国宗教社会及文化史上"众神共祀"的"镇江现象"。当然,同一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宗教发展并不可能完全均衡,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及冲突同样不可避免。而这种不均衡与矛盾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时代宗教"和而不同"的和谐性格局。当然,这种宗教兼容性与和谐性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背景,其中,民族人口的构成及宗教理念的明显变化至关重要。宋元时代镇江宗教景观所反映出的文化兼容性特征,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江南文化发展史上的"宋元变革"问题提供了珍贵的例证。
王思杰[8]（2019）在《元代宗教治理中的间接治理进路——以元代泉州的宗教共生空间为切入点》文中指出元代泉州中外宗教兴盛,且形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空间。以这一空间为切入点,可以对元代宗教治理的基本情况进行探析。元廷以宗教宽容和相对平等的宗教政策为基础,对中外各宗教实施间接治理。元廷在各宗教中设立相关的宗教代理人,赋予其权力,责其管理各自宗教内部事务,同时这些代理人须对元廷负责,接受元廷赏罚。另一方面,元廷还以其强力与崇高的权威为宗教治理的实施提供后盾和保证,并铨选有相关宗教背景的人士出任高官,从而达到了比较高的宗教治理的水平。
邹虎[9]（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指出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李丹丹[10]（2017）在《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朝自混一以来,政治上呈现出严峻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教危机,然江南一带经济富庶,文化寖浸,多民族聚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与政治上的等级森严制度格格不入,政治离心力较强,如何有效地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元统治者深谙“神道设教”的深厚寓意,建国之初,即实施宗教政治策略,意图凭借宗教强有力的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功能,巩固皇权,令天下咸服。本文选择经济文化异常发达的江浙行省为研究地域,以宗教教化实践途径为切入点,利用该地域较为丰富的碑刻、文集、地方志等史料,结合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等学科常用的统计分析、实证比较等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以此论证国家教化思想如何通过宗教在东南地区得以推行实践,总结元代江浙行省不同地域宗教教化、文化经略得失。文章结构分为四层:其一,厘清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诸派系、发展脉络及宗教格局形势,进而分析元代独特的因俗而治、集权中央的宗教政策及宗教管理体制,明晰国家管控力度不断强化下神道设教的政治意图;其二,在儒道佛教教化体系下,统计江浙行省各路府州官学书院、宫观寺庙等宗教物质载体的地域分布和修缮、赐额情况,考察主要理学家、道士、僧侣的籍贯地与活动地,综合分析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官方宗教的地域传播空间和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三,结合国家教化思想,以儒士、道士、僧侣等国家教化代理人主要的施教活动为主线,归纳总结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东北部经济文化发达区与西南部经济文化欠发达区儒道佛教教化推行的具体过程与地域差异程度;其四,以民众日常行为规范为考量因素,分析儒道佛教教化对不同地区地方吏治、民众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较为客观地总结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的成效及其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得失。
二、元代宗教文化略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论文提纲范文）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
| 第一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 |
| 一、多民族的融合 |
| 二、宗教的多元化 |
| 三、国家治理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蒙古国政权与萨满教的关系 |
| 一、“汗权天授”的天命论 |
| 二、“神权汗授”的改革 |
| 三、萨满教与政权的矛盾 |
| 第三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政策传承 |
| 一、政策的制定 |
| 二、政策的目的 |
| 三、政策的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 |
| 二、成吉思汗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阔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 二、窝阔台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贵由汗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 |
| 二、贵由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蒙哥汗时期的佛道大辩论 |
| 二、蒙哥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帝师制度 |
| 一、帝师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历任帝师 |
| 三、帝师的地位和职责 |
| 第二节 宗教管理机构 |
| 一、宣政院 |
| 二、集贤院 |
| 三、崇福司 |
| 四、哈的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
| 第一节 《十善福经白史》其书 |
| 一、《白史》版本研究 |
| 二、《白史》核心内容 |
| 三、《白史》成书年代之争 |
| 四、《白史》与忽必烈汗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教并行”制度 |
| 一、“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 |
| 二、“政教并行”制度的理论结构 |
| 三、“政教并行”制度的实质 |
| 第三节、教权系统与政权系统 |
| 一、等级与职责 |
| 二、可汗的职责 |
| 三、赏罚的法规 |
| 小结 |
| 结语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
| 一、多层路径 |
| (一) 国家政权治理路径 |
| (二) 宗教组织治理路径 |
| 二、历史作用 |
| (一) 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 |
| (二) 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 (三) 过度尊崇佛教带来历史教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元代宗教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以泉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包容并蓄的宗教政策 |
| 二、针对不同的宗教设立专门的管理机关 |
| 三、宗教代理人与间接治理 |
| 四、绝对优位的中央政府权威 |
（3）明代道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文的研究内容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本文的研究方法 |
| 2、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明代道官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一)明代以前道官制度的建立演变 |
| (二)元代宗教管理的经验教训 |
| (三)明太祖“神道设教”与“明刑弼教”思想 |
| 1、明太祖“神道设教”思想 |
| 2、明太祖“明刑弼教”思想 |
| (四)明太祖与神乐观的创立 |
| 第三章 明代道官的设置 |
| (一)明代道官设置的目的与宗旨 |
| (二)明代的道官体系 |
| (三)明代道官的选拔 |
| 1、道官选拔资格的获得 |
| 2、道官选拔考试 |
| (四)明代道官的任命 |
| 1、中央道官的任命 |
| 2、地方道官的任命 |
| (五)明代道官的考核与任期 |
| (六)明代道官的经费与俸禄 |
| 1、明代道官的经费 |
| 2、明代道官的俸禄 |
| (七)地方道官的调任与交流 |
| 第四章 明代道官的职责 |
| (一)中央道录司与各级道司的职责 |
| 1、组织度牒考试 |
| 2、《周知册》与严格的户籍制度 |
| 3、道教经典的编修 |
| 4、为皇室提供宗教服务 |
| 5、为文武百官提供祭祀礼仪指导 |
| 6、处理道籍人员内部争诉案件 |
| 7、其他道教事宜的管理 |
| (二)神乐观的职责 |
| (三)宫观的管理与相关职责 |
| 第五章 明代道官制度的特性与局限性 |
| (一)明代道官制度的特性 |
| 1、专业化的管理体制 |
| 2、宗教信仰与世俗管理互补 |
| 3、推动道教发展与组织自治 |
| (二)明代道官制度的局限性 |
| 1、政策后续落实不到位 |
| 2、“金多者得”与“开纳米例” |
| 3、“传奉制度”对道官制度的破坏 |
| 4、“护印”、“附官”与道官体系固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4）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灵山与蓬莱:神圣象征的通变 |
| 二、两种黄粱梦:自律与他律的分野 |
| 三、桃源与仙子:世俗象征的显现 |
| 四、结语:象征意蕴的双向解读 |
（5）袁桷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袁桷传记与元代社会风貌 |
| 第一节 多元融合与中外交流:袁桷传记对元代社会风貌的呈现 |
| 第二节 传记创作之学术渊源:浙东史学、家学师承与史学践履 |
| 第二章 袁桷传记的传主选择 |
| 第一节 多民族融合与文臣武将类传主 |
| 第二节 元代吏治与循吏教官类传主 |
| 第三节 元代社会风俗与隐士节妇类传主 |
| 第三章 袁桷传记的书写特征 |
| 第一节 纪实务本的史学特征 |
| 第二节 平易自然的文学特征 |
| 结语 |
| 附录 :袁桷传记创作编年及相关传主简介 |
| 征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元代屠宰禁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蒙元之前的屠宰禁忌 |
| 第一节 中原汉地的屠宰禁忌 |
| 第二节 北方草原地区的屠宰禁忌 |
| 第二章 蒙元时期的屠宰禁令 |
| 第一节 元代屠宰禁令产生的原因 |
| 第二节 基于宗教信仰的禁屠令 |
| 第三节 基于文化差异的屠宰令 |
| 第三章 屠宰禁令与元代社会 |
| 第一节 宗教文化对元代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屠宰禁令与元代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元代社会及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 一、元代社会背景简述 |
| 二、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材料、方法 |
| 一、研究材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元代碑刻文字词汇研究 |
| 第一章 元代碑刻文字研究 |
| 第一节 元代碑刻文字概况 |
| 一、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现状 |
| 二、元代碑刻文字研究材料 |
| 三、元代碑刻文字简述 |
| 第二节 元代碑刻俗字研究 |
| 一、元代碑刻俗字及概念界定 |
| 二、元代碑刻俗字例释 |
| 第三节 元代碑刻俗字来源 |
| 一、文字书写传承 |
| 二、前代字书贮存 |
| 三、草书的强烈干预 |
| 四、借字 |
| 五、新造俗字 |
| 第四节 元代碑刻俗字的研究价值 |
| 一、填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材料空缺,补充碑刻文字字例 |
| 二、爲历史汉字时间层次调查提供重要依据 |
| 三、爲探求简化字源流及其变异轨迹提供关键线索 |
| 四、爲现行文字改革、推广和文字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启发 |
| 第二章 元代碑刻词汇研究 |
| 第一节 元代碑刻词汇概况 |
| 一、碑刻文献的词汇研究 |
| 二、元代碑刻词汇简述 |
| 第二节 元代法律碑刻词汇研究 |
| 第三节 元代宗教碑刻词汇研究 |
| 第四节 元代碑刻普通词汇研究 |
| 一、元代碑刻普通词汇释例 |
| 二、元代碑刻中的职官词语 |
| 参考文献 |
| 下编 元代碑刻1校 |
| 凡例 |
| 正文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後记 |
（10）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神道设教：儒道佛教教化体系确立 |
| 第一节 宋元儒道佛教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元代宗教政策演变过程及本质特性 |
| 第三节 国家管控视域下的宗教管理体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教化江浙：儒道佛教教化的地域空间 |
| 第一节 官学书院地域分布与儒学教化中心地区 |
| 第二节 道观地域分布与道教教化中心地区 |
| 第三节 佛寺地域分布与佛教教化中心地区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化下行：儒道佛教教化在江浙行省诸路的推广 |
| 第一节 儒教教化在江浙行省诸路的推广 |
| 第二节 道教教化在江浙行省的推行与地域差异 |
| 第三节 佛教教化的江浙行省的推行与地域差异 |
| 小结 |
| 第四章 化民成俗：儒道佛教教化成效与地方社会治理分析 |
| 第一节 儒教教化成效与地方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道教教化成效与地方社会治理 |
| 第三节 佛教教化成效与地方社会治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空间特征与影响 |
| 第一节 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影响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四、元代宗教文化略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元代宗教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以泉州为例[J]. 王思杰. 中国宗教, 2020(04)
- [3]明代道官制度研究[D]. 张陶陶. 西南大学, 2020(01)
- [4]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J]. 戴峰. 青海社会科学, 2019(05)
- [5]袁桷传记研究[D]. 周玉洁.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元代屠宰禁令研究[D]. 薛娜.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众神共祀:宋元时期镇江地区宗教文化景观构建与背景分析[J]. 安介生,周妮. 历史地理, 2018(02)
- [8]元代宗教治理中的间接治理进路——以元代泉州的宗教共生空间为切入点[J]. 王思杰.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
- [9]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研究[D]. 李丹丹. 暨南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