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FAO/WHO允许使用的农药ADI值(论文文献综述)
王莹,刘芫汐,林林,昝珂,金红宇,马双成[1](2021)在《采用相对效能因子法对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慢性累积暴露评估》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对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带来的累积暴露量进行评估,并探讨相对效能因子法(RPF)在中药中农药残留累积风险评估中的应用。方法:采用GC-MS/MS法对40批枸杞药材中15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进行检测分析。以溴氰菊酯作为指示农药,采用RPF法,计算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累积暴露量,并与每日允许摄入量(ADI)进行比较,分析风险。同时采用危害指数法(HI)评价累积风险,并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结果:40批枸杞样品中共有4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检出,样品检出率为84.5%,其中有67.6%的样品中检出2种及以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通过RPF法和HI法计算得累积风险值分别为0.000205和0.000218,均远低于1,表明累积摄入风险较低。同时发现通过2种方法得出的风险评价一致,但不同方法中各农药的风险贡献值有较大差异,这与2种方法所选择的毒性判断终点不同有关。结论:通过摄入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对人体产生的健康风险尚处于可接受水平,并且首次探索了RPF法在中药农药残留累积评估中的应用,为逐步完善中药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系统提供了借鉴。
郭娟[2](2021)在《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文中提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支撑。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为了解扬州市食源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各类食品中污染物的分布状况,掌握扬州市食品安全的总体状况,本研究于2019—2020年对扬州市食源性疾病、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确定高危食品类别及有害因素污染水平,为有关部门实施防控措施提供数据支撑。1 食源性疾病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和流行特征。方法:收集2019—2020年扬州市各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并采集病例生物标本进行病原学分析;同时对上报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2019-2020年共监测食源性疾病病例9504例,病例集中于第三季度(36.92%);≥66岁年龄组的人群发病率最高(20.82%);病例职业中农民的发病率最高(26.32%);可疑进食场所以家庭为主,食品加工及包装方式以家庭自制为主;可疑食品类别以肉与肉制品为主。共采集病例生物样本2040份,总阳性率为10.39%;共检出4种病原微生物,分别为诺如病毒(5.00%)、沙门氏菌(3.82%)、副溶血性弧菌(1.51%)和金黄色葡萄球菌(0.05%);病原体在6~15岁年龄组人群中检出率较高(16.81%),且以诺如病毒和沙门氏菌为主,副溶血性弧菌在16~25岁年龄组人群中检出率最高;病原体在第一季度检出率最高(18.37%),且均为诺如病毒;副溶血性弧菌在第三季度检出率最高。有病原体检出病例对应的最可疑食品类别为乳与乳制品(24.06%)。沙门氏菌的主要型别为鼠伤寒沙门氏菌(35.90%),诺如病毒以Ⅱ型为主(83.33%)。共上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13起,累计发病人数175人,病死率0.57%(1/175)。在致病因素明确的9起暴发事件中,33.33%的暴发事件是由亚硝酸盐引起,其次为蜡样芽胞杆菌(22.22%)、变形杆菌(11.11%)、副溶血性弧菌(11.11%)、砷化物(11.11%);暴发时间集中于第三季度(53.85%);暴发场所以饭店(酒店)为主(46.15%);原因食品主要是调味品、肉与肉制品。结论:2019—2020年扬州地区的食源性疾病、病原体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具有各自流行特征,相关部门可根据相应特征采取适宜的防控措施,以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2 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的污染状况。方法:依据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在扬州市6个县市区内进行食品样品的采集,参照《国家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相关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的检测。结果:2019—2020年共监测5大类398份食品样品,总不合格率为8.04%(32/398),其中4类11份食品样品检出卫生指示菌指标超标,超标率为4.55%(11/242),具体表现为肉与肉制品、餐饮食品中大肠埃希氏菌超标,粮食制品中霉菌,乳与乳制品中碱性磷酸酶超标,各自的超标率分别为1.67%(1/60)、4.08%(4/98)、4.17%(2/48)、11.11%(4/36)。3类23份食品样品中检出致病微生物,总检出率为7.06%(23/326),共检出5种25株致病微生物,其中蜡样芽胞杆菌、克罗诺杆菌属检出率较高,分别为16.05%、10.42%,主要污染的是粮食制品和餐饮食品;粮食制品、肉与肉制品中的致病微生物检出率较高,分别为29.17%和4.86%,粮食制品中主要检出蜡样芽胞杆菌、肉与肉制品中主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便利店/零售店、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致病微生物污染较严重,检出率分别为23.08%、11.11%、5.19%。结论:扬州市粮食制品、肉与肉制品、餐饮食品中的微生物污染较为严重;主要污染食源性致病菌为蜡样芽胞杆菌、克罗诺杆菌属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食源性致病菌的分布较为零散。3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状况,确定风险因子的可能来源及分布,为食品安全防控工作提供数据依据。方法:依据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在扬州市辖区内采集食品样品,参照《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操作程序,对样品中的相关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进行检测;并采用点评估法对食品中的主要污染物进行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2019—2020年共检测9大类389份食品样品101个指标,样品合格率为93.32%;其中5大类26份食品样品中共9个指标超标,样品超标率为6.68%。不合格指标为水产动物中的镉元素,鸡蛋中的甲硝唑、强力霉素、氟苯尼考、金刚烷胺和灭蝇胺,鸡肉中的金刚烷胺,辣椒中的氯氟氰菊酯、油条中的含铝添加剂、小麦制品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点评估的结果显示蔬菜中的百菌清、苯醚甲环唑、二硫代氨基甲酸酯,谷物和水产动物中的镉,小麦制品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带来的膳食暴露风险不可接受。结论:扬州市部分食品中存在化学污染物超标现象,且部分化学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较大,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袁娜[3](2021)在《二甲戊灵在鲫鱼组织和养殖水体中的残留分布、代谢消减及膳食风险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水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为控制水产养殖中的病虫害,部分农药以除藻剂、杀虫剂等被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中,导致水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事件频发。农药MRL标准是水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技术性手段和市场准入门槛,在水产养殖和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研究二甲戊灵在水产品中的代谢消减规律,对比分析中国与主要贸易国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对进一步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水产品科学、有效的监管提供措施建议和技术支撑。本文采用现场调研、实验室研究、HPLC-MS/MS检测法、数据分析和模拟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以鲫鱼为载体,对二甲戊灵在鲫鱼和养殖水体中的残留分布、代谢消减及膳食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国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二甲戊灵在鲫鱼肌肉、肝脏、肾脏、腮丝和血液中均检测出残留,且在各组织中的残留分布不均匀,更倾向于在富含脂质的组织中积累。2.在0.0138 mg/L和0.0414 mg/L的暴露浓度下,鲫鱼组织中二甲戊灵的EED均低于100μg/kg bw,RQ值均低于1,表明二甲戊灵的慢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二甲戊灵已在多种农产品中登记使用,因此,中国居民暴露于二甲戊灵的风险可能大于该估计水平。3.中国共制定了水产品中3种(类)农药的3项MRL和六六六、滴滴涕2种农药的再残留限量,与CAC、欧盟、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所制定的MRL标准所覆盖的水产品范围较大,同一农药中,中国MRL标准几乎包含了所有水产品种类或所有鱼类。但目前,中国尚未制定水产品中二甲戊灵的MRL。
杨文,王恋琪,钟攀,刘纳,高琴[4](2020)在《四川省例行监测茶叶中农药残留的健康风险评估》文中研究表明以四川省2019年例行监测的630个茶叶样品为评估对象,分析16项农药的残留情况,以膳食暴露评估模型进行风险评价,并参照兽药残留风险排序矩阵对检出农药进行风险排序。结果显示,本次评估的茶叶样品共检出联苯菊酯等10项农药,农药残留检出率为40.95%,检测结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GB 2763-2016进行判定,合格率为99.68%,其中有2个样品超标,超标农药均为吡虫啉。检出农药的慢性膳食摄入风险(%ADI)的范围为0.02%~0.30%,急性膳食摄入风险(%ARFD)的范围为0.03%~14.80%,茶叶的慢性膳食摄入风险危害指数和急性膳食摄入风险危害指数分别为1.36%和19.36%,远小于100%,慢性和急性健康风险均可接受。检出农药中联苯菊酯和硫丹属于高风险水平,其余均处于中风险。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叶的质量安全情况总体安全可控。
李慧冬[5](2020)在《莠去津等多种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及莠去津在水/沉积物体系中降解研究》文中指出农药莠去津的单剂和混剂是玉米地、甘蔗田、茶园、果园等农田中的常用除草剂,在我国及世界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残留的莠去津在生物体内富集,可对食品产生直接或间接污染。本研究首先对两种剂型的莠去津(50%莠去津油悬浮剂、61%乙·莠·滴悬乳剂)在玉米上进行降解动态及最终残留试验,并对使用该农药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价,探讨其生态环境安全性;其次,对莠去津及其他84种农药及代谢物在番茄中的残留进行了检测,在此残留量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膳食风险评估,并探讨莠去津的生态迁移性和其他农药的安全性。与此同时,采用盆栽试验,在不同时间内检测了莠去津及其代谢物在上覆水、沉积物和沉水植物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 L.)、穗花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 L.)体内含量,建立了对两种沉水植物对水体中莠去津吸收、传导和转化的评价体系。本研究对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生态迁移及农产品的安全食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构建生态沟渠和生态池塘以应对农药污染物的去除及修复提供了技术支撑。研究取得主要结果如下:1、在山东济南、黑龙江哈尔滨两地,对50%莠去津油悬浮剂、61%乙·莠·滴悬乳剂进行了玉米大田试验,并对莠去津的残留量进行分析。在玉米地中施用两种莠去津制剂后,玉米植株和土壤中莠去津残留的降解过程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50%莠去津油悬浮剂,在济南供试的玉米植株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20.4e-0.140t,半衰期(T1/2)为4.95 d;在哈尔滨供试的玉米植株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28.1e-0.183t,T1/2为3.79 d。61%乙·莠·滴悬乳剂,在济南供试的玉米植株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1.87e-0.155t,半衰期(T1/2)为4.47 d;在哈尔滨供试的玉米植株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1.51e-0.096t,T1/2为7.22 d。就50%莠去津油悬浮剂而言,在济南的供试土壤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2.11e-0.059t,T1/2为11.7 d;在哈尔滨的供试土壤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0.583e-0.077t,T1/2为9.00 d。61%乙·莠·滴,在济南的供试土壤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1.36e-0.079t,T1/2为8.77 d;在哈尔滨的供试土壤中莠去津的降解方程为CT=1.54e-0.074t,T1/2为9.37 d。2、根据我国膳食结构中的玉米消费量、儿童或成人体重以及我国莠去津在玉米中的最大残留限量(MRL)值0.05 mg/kg,本研究计算出我国玉米中理论日允许最大摄入量(MPI)儿童每人每天为0.23μg,成人每人每天为0.72μg。基于风险最大化原则,残留中值(STMR)和残留最大值(HR)均采值为0.01 mg/kg,根据采收的玉米籽粒中莠去津的检出残留量(<0.01mg/kg),对玉米籽粒中莠去津的残留进行长期和短期风险评估:莠去津的长期风险评估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NEDI)为0.0014 mg,其风险概率为0.11%;莠去津的短期风险评估国家估算短期摄入量(NESDI)为0.0014 mg,其风险概率为0.02%。莠去津的慢性和短期风险评估概率均小于<100%,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3、在山东各试验地采集的番茄和土壤样品中均未检出莠去津农药,即番茄和土壤中莠去津含量均<0.01mg/kg。由此表明,番茄和土壤中的莠去津含量均在可接受范围,其生态迁移量在可接受范围。番茄和土壤中检出的农药既有交叉,也有不同。检测出来的农药品种与使用的农药剂型、方式以及喷药时间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吡虫啉作为土壤处理剂时,土壤检出率为48.8%,而番茄中全部未检出。这也说明,土壤中的吡虫啉,通过植物吸收转运到到番茄果实的残留量极少,土壤处理时,番茄果实相对安全,农药的生态迁移主要来源为直接施药。4、按照英国FSA风险排序体系对番茄中检测的农药进行了三种赋值方法的残留风险排序,对番茄中检出的啶虫脒、噻虫嗪、腐霉利、联苯菊酯、氯氰菊酯、苯醚甲环唑、腈苯唑、嘧霉胺、异菌脲、多菌灵、甲基硫菌灵等进行赋值排序,计算结果均<100,说明检出这些农药风险可接受。对检出农药根据膳食结构、体重、农药残留量等进行膳食评估,慢性风险评估结果%ADI均<100%,说明慢性风险评估结果可接受;而在急性风险评估中,联苯菊酯的%Arf D为155.1%,超过100%,追溯时发现此样品来源于田间样品采集,采摘时未到安全间隔期,施用农药后若不按安全间隔期收获番茄,则这种番茄有一定的膳食风险。5、在水/沉积物体系中,沉积物经莠去津处理后,月湖沉积物中的上覆水,对照莠去津的T1/2为6.95 d,加入菹草为7.82 d,加入穗花狐尾藻为5.00 d;汤逊湖沉积物中的上覆水的情况依次为5.68 d、6.03 d和5.29 d。同样处理,月湖沉积物中对照莠去津的T1/2为18.6 d,加入菹草的为12.4 d,加入穗花狐尾藻的为16.7 d;汤逊湖沉积物中的情况依次为14.8 d、12.4 d和23.7 d。在沉积物中加入莠去津时,菹草对沉积物中的莠去津半衰期缩短作用明显,而穗花狐尾藻作用不明显。菹草和穗花狐尾藻中可累积一定量的莠去津,莠去津在菹草体内的累积大于穗花狐尾藻。测定沉水植物及其相应环境中莠去津代谢物后发现,莠去津在水/沉积物体系中有极少量的2-羟基-莠去津和脱乙基脱异丙基莠去津代谢产物产生,沉水植物体内只检测到脱乙基脱异丙基莠去津,说明沉水植物对莠去津在其体内分解成2-羟基-莠去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宋超[6](2020)在《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农药残留的风险评估研究》文中提出农药被广泛使用于农产品生产,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水产品生产方面很少使用农药,但通过面源径流、本底残留等途径,农药也会进入水产养殖环境,在水产品中产生残留,并通过膳食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因此,为保障我国居民膳食安全,将农药纳入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例行监测计划势在必行。然而,国家在监管水产品质量安全时需要形成一个风险优先次序的等级来指导和优化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需要解决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精准化问题。本论文以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为例,依据农药进入其养殖环境的途径,识别在中华绒鳌蟹可食部位残留的农药种类,通过膳食风险排序模型和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弄清楚不同养殖模式或环节下农药对中华绒鳌蟹膳食安全和生存安全的影响程度,为中华绒鳌蟹质量安全的农药精准化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1)有机氯类农药在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广泛残留。从主产区江苏采集70个样本(含有2100个中华绒鳌蟹个体,雌雄各半),分析中华绒鳌蟹可食部位中常见的23种有机氯类农药,结果表明,有98.57%(70个中的69个)个样本检测到总有机氯残留,其值范围为0.72-51.51μg·kg-1,其中DDTs和HCHs是总有机氯的两个最大的贡献者,检出值范围分别为0.14-30.89μg·kg-1和0.23-4.04μg·kg-1。p,p’-DDE对DDTs的贡献最高,平均占比为61.19%,表明有氧条件是DDT污染物老化和降解的因素。另外,在少数样本中检测到较高比例的DDTs,表明DDTs的来源既因本底存在,也有近阶段输入。而HCHs的溯源结果表明其近阶段很少或根本没有使用。就膳食风险而言,我国居民每天至少被允许有8只中华绒螯蟹个体的消费,这表明膳食风险较低。(2)在潜在残留农药的识别和确证方面,开发了一套有效的非靶向筛查策略,并应用于对全国池塘精养和稻田综合种养产出的中华绒鳌蟹中的潜在农药进行筛查。结果表明,因面源径流进入养殖环境,并在中华绒鳌蟹可食部位残留的农药有涕灭威、生物苄呋菊酯、噻嗪酮、灭蝇胺、呋虫胺、异丙威、杀线威、二甲戊灵、抗蚜威、灭多威和敌百虫等11种。研究首先利用UHPLC-HRMS,在本地自建了一个中华绒鳌蟹养殖或者水产养殖中可能被带入的农药质谱数据库。通过对全国各地区养殖的中华绒鳌蟹进行非靶向分析发现,在已建库的198种常见农药中筛查出11种,并得到确证。其中杀虫剂建库种类81种,筛查出10种;除草剂建库种类59种,筛查出1种;抗菌剂58种,没有筛查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是检出最频繁的农药类别,其检出率达到82.46%,其中以灭多威(59.65%)的检出频率最高。而农药的生物浓缩属性决定了其在中华绒鳌蟹中残留量大小,具备高生物浓缩效应的农药易在生物体内蓄积,而生物苄呋菊酯正是具有该类属性的农药类别,使其成为我国中华绒鳌蟹中被检出残留量最大的农药种类。农药在中华绒鳌蟹中的残留均为间接进入养殖环境引起,其膳食风险较低。(3)针对前期研究中的两大类农药,即有机氯类农药和非靶向筛查出的农药,建立了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残留的农药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利用危害识别与暴露途径迭加指示膳食风险的原理,构建了膳食风险排序的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在北方地区各农药残留的膳食风险总得分范围是0至28,在南方地区各农药残留的膳食风险总得分范围是3至36,南方地区地方比北方地区得分高1至7分。研究锁定有机氯中的DDT,如p,p’-DDD、o,p’-DDT和p,p’-DDT,以及非靶标筛查得到的生物苄呋菊酯是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残留风险最大的农药种类。国家在进行中华绒鳌蟹质量安全监管时可优先关注这些种类,在实施农药减量政策时也可从这些种类最先入手,控制或去除这些种类农药的有效措施是清淤、截断面源径流等。(4)作为种植业广泛使用的农药,氯虫苯甲酰胺(CAP)通过面源径流或稻田综合种养等方式进入水产养殖环境,虽然在中华绒鳌蟹可食部位没有检出残留,但它在环境中的暴露可能引起水产动物急性或慢性毒性效应。本研究结合田间模拟和野外取样实验,考察了长江下游流域稻蟹综合种养生态系统中CAP的行为和分布,并进一步量化了中华绒鳌蟹的存活风险和膳食风险。结果发现,通过喷雾方式施用的CAP有82.22%进入稻蟹综合种养系统,其余因挥发损失。当残留在水稻植株底部土壤的CAP(占71.95%)渗入稻田周边环沟时,使得环沟水体中CAP浓度会在1天时达到峰值(1.35μg·L-1),而环沟内底泥CAP浓度会在3天后达到稳定值(2.55μg·kg-1),该水平的环境暴露会对中华绒鳌蟹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长江下游的野外取样试验结果显示,虽然CAP被广泛使用于稻蟹综合种养生态系统,但检出值在水体中均小于1μg·L-1,在土壤中均小于1μg·kg-1。所有采集的中华绒鳌蟹样品的可食部位很少有检出CAP的残留,表明残留膳食风险较低,也与非靶向筛查的结果一致。以上结果表明,通过增加有效使用比例并减少总使用量的方式会使CAP在稻蟹综合种养生态系统中的应用变得安全有效。
蔡圆圆[7](2020)在《浙江省温州市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常见食品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掌握温州市居民膳食结构、食物消费量、常见食品中污染物含量(残留量),开展膳食暴露风险评估,为开展营养健康教育和营养改善工作提供数据,为相关部门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1689户居民共5287人进行食物消费量调查,采用非连续性3天24小时膳食回顾法为主,3天称重法为辅收集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对来自温州市11个县(市、区)的845份大米样品、294份梭子蟹样品、330份蔬菜样品、212份畜肉样品、130份禽肉样品、70份鸡蛋样品分别进行元素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联苯菊酯、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兽药(氧氟沙星、诺氟沙星、达氟沙星、恩诺沙星、恶喹酸、沙拉沙星、培氟沙星、洛美沙星、二氟沙星、氟甲喹、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强力霉素、利巴韦林、金刚烷胺、沙丁胺醇、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特布他林)残留的检测。采用Epi Data2.0、Excel2010、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根据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结果对以上4类食物进行污染物膳食暴露风险评估。大米、梭子蟹中镉膳食风险评估采用占PTMI值百分比评价,蔬菜中农药、动物性食品中兽药采用日膳食暴露量(EDI)、食品安全指数(IFS)评价。结果:温州市居民谷薯类摄入量为394.8g/标准人.日,蔬菜类为273.4g/标准人.日,水果类为180.0g/标准人.日,畜、禽肉类为71.7g/标准人.日,水产品类为78.4g/标准人.日,蛋类为35.5g/标准人.日,大豆及坚果类为29.8g/标准人.日。温州市城区除水果摄入量和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剩余种类食物摄入量均大于城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水产品超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参考摄入量要求,谷薯类、畜禽肉类、大豆及坚果类达到参考摄入量要求,蔬菜类、水果类、蛋类未达到参考摄入量要求。845份大米中镉含量平均值为0.076mg/kg,中位数为0.057mg/kg,检出率为94.44%,超标率为6.75%。各年大米镉含量监测水平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220份梭子蟹(整蟹)中镉含量平均值为1.72mg/kg,中位数为1.1mg/kg,含量最高值为10.1mg/kg,检出率为98.64%(217/220),超标率为70.45%(155/220);74份梭子蟹(分三部分检测)中蟹膏(黄)的镉含量、检出率、超标率均于其他两部分。330份蔬菜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检出率为26.36%(87/330),超标率为0.91%(3/330),不同季节、不同种类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超标率有差异,但仅不同种类蔬菜中农药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被检测的7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有6种被检出,2种超标。禽畜肉、蛋中抗生素检出率分别为12.65%(21/166)、20.00%(14/70),禽肉、蛋中抗病毒药物检出率分别为4.00%(2/50)、12.00%(6/50),畜肉中兴奋剂检出率为0.79%(1/126),违禁药物克伦特罗检出。845份大米、220份梭子蟹中镉平均膳食暴露量占PTMI的百分比分别为26.40%、32.13%,提示人群平均健康风险较低。330份蔬菜食品安全指数平均值IFS=0.01<1,表明本研究的蔬菜由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低。80份禽肉中抗生素、70份蛋中抗生素食品安全指数均值IFS=0.12、0.025<1,表明本研究的禽肉、蛋由抗生素残留带来的健康风险低。结论:温州市居民的膳食结构和食物消费量基本合理,除非主食类植物性食物摄入量未达到参考摄入量外,其余食物摄入量均达到参考摄入量。温州市常见几大类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含量或残留结果不低,但超标不明显,主要是梭子蟹中的镉超标率较高。居民通过这几类食品膳食暴露导致的健康风险较低,但应注意本研究外的食品和污染物的膳食暴露带来的健康风险。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开展居民膳食营养的健康教育,提倡合理膳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综合考虑经济产业发展、风俗、文化等多方面因素,采取进一步的风险管理措施,既保证产业良性发展,又保证公众身体健康。
陈志军[8](2019)在《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文中研究表明为控制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水平,我国农业部门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农药残留风险监测工作,获取了大量有效监测数据,为实施农药残留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数据关联应用度低、定量安全性评价方法缺失等问题阻碍着农药残留风险决策与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本论文围绕我国农药残留评估与管理需求,以蔬菜中农药残留为例,应用关联大数据开展了基于最大残留限量和基于改进内梅罗指数的安全性评价,系统分析了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分布状况与主要风险来源,并提出了农药残留风险的5级评价制;此外,本论文采用整合概率评估方法,选择甲胺磷为参照农药,对蔬菜中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的累积暴露风险进行了评估,定量分析了我国10个消费人群的膳食暴露风险水平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总体合格率为96.77%,总体残留水平较低,且呈现逐年缓慢向好的态势。(2)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分布水平不均,主要的风险隐患集中在少数“产品+农药”组合中,如豆类、茄果类蔬菜中的克百威,叶菜类蔬菜中的乐果、氟虫腈等,控制好这些不合格率相对较高的蔬菜与农药组合的残留水平,对降低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整体水平具有显着意义。(3)从监测环节上看,后端批发市场、超市的合格率低于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的合格率,各环节合格率的变化趋势与农药降解预期相反,这一方面反映出风险监测的抽样工作中还存在样品覆盖面不足、样品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的比例仍然较低,大量来源于分散性生产方式的产品流入后端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端的风险控制。(4)基于改进的内梅罗指数构建的农药残留风险指数在安全性评价的结果上与基于最大残留限量的评价结果一致,但在风险源与风险大小的识别能力上更加灵敏,并且该评价结果是无量纲的定量数值,更加有利于风险交流的开展。(5)包含儿童在内的我国10个消费人群,在P99.9和P97.5暴露水平下,食用蔬菜产生的19种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累积暴露量都没有超过急性参考剂量ARfD与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与主要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国居民的暴露量相对较低。本论文提出的农药残留指数及其5级评价制、多残留累积风险概率评估方法,满足了农药残留的定量安全性评价需求,弥补了原有定性评估方法的一些不足。这些方法并没有对产品的适用性进行限定,可快速推广到其他种类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工作中,为相关风险管理与决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张旭晟,高阳光,彭少杰[9](2019)在《韭菜中农药腐霉利残留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评估上海市市售韭菜中农药腐霉利的残留情况及居民膳食暴露风险。方法通过2016~2018年间市售韭菜中腐霉利残留的监测数据,结合本市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结果,基于蒙特卡罗分析法,采用@Risk7.5软件和风险商值(%ADI)进行风险评估。结果根据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判定,近3年市售韭菜中腐霉利超标率为23.2%,残留量均值和95%分位值(P95)分别为0.76 mg/kg和4.81 mg/kg。本市居民通过韭菜腐霉利暴露量均值为6.17×10-5 mg·(kg·bw)-1·d-1,风险商为0.06%ADI;高端暴露量(P95)为1.68×10-3mg·(kg·bw)-1·d-1,风险商为1.68%ADI。本市全人群居民通过韭菜、番茄、茄子等8种食用农产品摄入的腐霉利暴露量均值为8.44×10-5 mg·(kg·bw)-1·d-1。结论近3年来上海市市售韭菜中腐霉利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呈现下降趋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本市居民通过韭菜摄入腐霉利的风险商值很小,健康风险不大。
魏军晓[10](2019)在《北京市售食品重金属含量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历来是国家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北京地区市售食品的重金属含量特征,对北京地区居民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采集了北京地区16个市辖区的13类市售食品(包括谷类、豆类、薯类和蛋类等)。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GF-AAS)、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F-AA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检测其中的Cd、Cr、Cu、Fe、Mn、Pb和Zn等7种重金属元素含量,首次对北京地区市售食品重金属含量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利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对其进行重金属污染评价;采取“膳食消费量优先,兼顾样品重金属含量”的原则,选取大米、韭菜、苹果和绿豆进行重金属元素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同时,结合第五次中国总膳食研究的膳食结构数据,对北京地区市售食品中重金属进行了膳食暴露和安全风险评估。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除超标样品外,初加工样品的重金属含量要低于深加工样品的重金属含量;蔬菜类、水果类、饮料类、酒类、奶类等高水分样品的重金属含量明显低于谷类、豆类和调味品类的重金属含量。79小类样品中,巧克力、干辣椒和孜然处于警戒线等级,带鱼处于轻度污染等级,其余75类样品则处于安全等级;食品样的综合污染指数总平均值为0.118,表明当前北京地区市售食品重金属污染情况不明显,总体较为安全。(2)从地球化学角度来分析初级农产品(以大米为例)重金属的环境地球化学效应。通过对比元素在地壳(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被称为克拉克值)、土壤、大米和人体血液之间的关系可知,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3)北京地区居民通过膳食途径的Cd、Cr、Cu、Fe、Mn、Pb和Zn日均摄入量分别约为12.26μg/d、153.17μg/d、1.90 mg/d、20.19 mg/d、7.12 mg/d、25.16μg/d和12.69mg/d。除Cr外,谷类和豆类是其余6种重金属元素的主要膳食来源。(4)上述7种重金属元素可能造成的目标危害系数THQ分别为0.18、0.76、0.77、0.43、0.76、0.10和0.63,其总目标危害系数TTHQ=3.64<10;Pb的致癌风险效应TCR为3.23×10-6,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依照目前的膳食结构,北京地区市售食品重金属的THQ和TCR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长期食用这些食品不会对研究区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损伤。
二、FAO/WHO允许使用的农药ADI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FAO/WHO允许使用的农药ADI值(论文提纲范文)
(1)采用相对效能因子法对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慢性累积暴露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
1.1 材料 |
1.1.1 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数据 |
1.1.2 枸杞消费量数据 |
1.2 方法 |
1.2.1 单一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点评估暴露 |
1.2.2 累积暴露评估-RPF法 |
1.2.3 累积暴露评估-HI法 |
1.2.4 健康指导值 |
2 结果 |
2.1 枸杞中菊酯类农药检出情况及合格率 |
2.2 4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健康指导值和RPF值 |
2.3 慢性暴露水平及累积暴露评估结果 |
2.4 各农药对累积暴露的贡献水平 |
3 讨论 |
3.1 枸杞中农药残留检测标准现状 |
3.2 两种累积暴露评估方法比较 |
3.3 暴露评估过程中参数的选择 |
3.4 总结 |
(2)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立题依据 |
1.1.1 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 |
1.1.2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意义 |
1.1.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研究现状 |
1.1.4 课题意义 |
1.2 研究方案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本项目的难点和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第2章 食源性疾病监测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 |
2.1.2 方法 |
2.2 结果 |
2.2.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结果 |
2.2.2 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结果 |
2.2.3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 |
2.3 讨论 |
2.3.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结果分析 |
2.3.2 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结果分析 |
2.3.3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结果分析 |
2.3.4 食源性疾病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2.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3章 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材料 |
3.1.2 方法 |
3.2 结果 |
3.2.1 样品构成情况 |
3.2.2 微生物检出情况 |
3.3 讨论 |
3.3.1 卫生指示菌监测情况分析 |
3.3.2 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情况分析 |
3.3.3 寄生虫监测情况分析 |
3.3.4 食品中微生物污染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3.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4章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材料 |
4.1.2 方法 |
4.2 结果 |
4.2.1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其有害因素监测总况 |
4.2.2 食品中不同污染物类别的检出及超标情况 |
4.2.3 食品中主要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 |
4.3 讨论 |
4.3.1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污染总况分析 |
4.3.2 食品中不同污染物类别的检出及超标情况分析 |
4.3.3 食品中主要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4.3.4 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4.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2019年扬州市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种类及其项目 |
附录二:2019年扬州市化学污染物及其有害因素监测种类及其项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3)二甲戊灵在鲫鱼组织和养殖水体中的残留分布、代谢消减及膳食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立题背景 |
1.2 二甲戊灵的研究概况 |
1.2.1 二甲戊灵的理化性质及作用机理 |
1.2.2 二甲戊灵的毒性 |
1.2.3 国内外二甲戊灵MRL对比 |
1.2.4 二甲戊灵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的、内容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意义 |
第二章 水体和鲫鱼组织中二甲戊灵检测方法研究 |
2.1 水体中二甲戊灵的检测方法 |
2.1.1 材料与仪器设备 |
2.1.2 样品前处理 |
2.1.3 HPLC-MS/MS条件 |
2.1.4 标准曲线 |
2.1.5 添加回收率实验 |
2.2 鲫鱼组织中二甲戊灵的检测方法 |
2.2.1 材料与仪器设备 |
2.2.2 鲫鱼养殖实验 |
2.2.3 样品前处理 |
2.2.4 HPLC-MS/MS条件 |
2.2.5 标准曲线 |
2.2.6 添加回收率实验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二甲戊灵在水体和鲫鱼组织中残留动态与消减规律 |
3.1 二甲戊灵在水体中的残留动态 |
3.1.1 标准曲线 |
3.1.2 二甲戊灵在水体中的残留动态 |
3.2 不同浓度二甲戊灵在鲫鱼组织中的残留动态 |
3.2.1 标准曲线 |
3.2.2 添加回收率 |
3.2.3 二甲戊灵在鲫鱼带皮肌肉中的残留动态 |
3.2.4 二甲戊灵在鲫鱼肝脏中的残留动态 |
3.2.5 二甲戊灵在鲫鱼腮丝中的残留动态 |
3.2.6 二甲戊灵在鲫鱼肾脏中的残留动态 |
3.2.7 二甲戊灵在鲫鱼血液中的残留动态 |
3.3 二甲戊灵在鲫鱼各组织中的残留动态对比研究 |
3.3.1 鲫鱼体各组织在0.0138 mg/L二甲戊灵下的代谢消减规律对比 |
3.3.2 鲫鱼体各组织在0.0414 mg/L二甲戊灵下的代谢消减规律对比 |
3.4 二甲戊灵在鲫鱼组织中的膳食风险评估 |
3.4.1 膳食风险指标 |
3.4.2 鲫鱼在0.0138 mg/L 暴露浓度下不同组织中二甲戊乐灵的残留量、EED和RQ |
3.4.3 鲫鱼在0.0414 mg/L 暴露浓度下不同组织中二甲戊乐灵的残留量、EED和RQ |
3.4.4 膳食摄入二甲戊灵风险评估 |
3.5 结果与讨论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与主要贸易国水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比分析 |
4.1 引言 |
4.1.1 中国水产品中农药使用现状 |
4.1.2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水产品中农药使用现状 |
4.1.3 欧盟水产品中农药使用现状 |
4.1.4 美国水产品中农药使用现状 |
4.1.5 日本水产品中农药使用现状 |
4.2 国内外水产品中农药MRL对比研究 |
4.2.1 中国同CAC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对比分析 |
4.2.2 中国同EU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对比分析 |
4.2.3 中国同美国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对比分析 |
4.2.4 中国同日本水产品中农药MRL标准对比分析 |
4.3 对中国水产品质量安全建议 |
4.3.1 加强农药在水产品中的基础研究,进一步规范水产品中农药使用制度 |
4.3.2 进一步完善水产品中农药 MRL 标准,避免无标可依和标准老化等问题 |
4.3.3 加强国际间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水产行业整体健康、稳步发展 |
4.4 本章小结 |
主要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主要结论 |
创新点 |
展望 |
参考文献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4)四川省例行监测茶叶中农药残留的健康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 材料与方法 |
1.1 样品来源 |
1.2 分析方法 |
1.3 健康风险评价方法 |
1.3.1 慢性暴露评估 |
1.3.2 急性暴露评估 |
1.3.3 危害指数 |
1.3.4 农药风险排序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
2.1 茶叶中农药残留检出情况 |
2.2 农药残留的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
2.2.1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
2.2.2 急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
2.2.3 农药残留风险排序 |
3结论 |
(5)莠去津等多种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及莠去津在水/沉积物体系中降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表 |
1 文献综述 |
1.1 农药的应用及归趋 |
1.1.1 农药在农业中的应用 |
1.1.2 农药在环境中的生态迁移及归趋 |
1.2 农药多残留及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研究 |
1.3 莠去津农药的应用进展 |
1.3.1 莠去津的理化性质 |
1.3.2 莠去津农药的应用现状 |
1.3.3 莠去津农药污染现状 |
1.4 水土环境中农药及莠去津的转化与净化 |
1.5 莠去津等农药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
1.5.1 精准方法 |
1.5.2 筛选方法 |
1.6 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及技术路线 |
1.6.1 研究背景意义 |
1.6.2 研究目标 |
1.6.3 研究内容 |
1.6.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2 莠去津在玉米中的风险评估研究 |
2.1 前言 |
2.2 材料和方法 |
2.2.1 仪器和试剂 |
2.2.2 田间试验设计 |
2.2.3 样品处理 |
2.2.4 色谱分析 |
2.2.5 方法的可靠性试验 |
2.2.6 降解曲线 |
2.2.7 风险评估方法 |
2.3 结果与分析 |
2.3.1 分析方法的建立 |
2.3.2 降解动态分析 |
2.3.3 玉米籽粒及土壤中莠去津的最终残留量 |
2.3.4 莠去津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
2.4 讨论 |
2.5 小结 |
3 莠去津等农药在番茄中的残留评估及生态迁移 |
3.1 前言 |
3.2 材料和方法 |
3.2.1 供试农药 |
3.2.2 仪器与设备 |
3.2.3 方法 |
3.3 结果与分析 |
3.3.1 前处理及质谱条件的优化 |
3.3.2 农药多残留的取样及检测 |
3.3.3 番茄中检出农药情况 |
3.3.4 番茄对应土壤中检出农药情况 |
3.3.5 番茄及对应土壤中农药情况分析 |
3.3.6 农药风险排序 |
3.3.7 番茄中检出农药有MRL值的风险大小 |
3.3.8 检出农药的风险评估 |
3.4 讨论 |
3.4.1 莠去津在番茄和土壤中的迁移 |
3.4.2 番茄及土壤中农药多残留 |
3.5 小结 |
3.5.1 莠去津在土壤中残留及生态迁移情况 |
3.5.2 其他农药污染情况分析 |
4 菹草和穗花狐尾藻对莠去津降解作用研究 |
4.1 前言 |
4.2 材料和方法 |
4.2.1 试验材料 |
4.2.2 仪器设备 |
4.2.3 试验设计方案 |
4.2.4 样品制备及测定 |
4.2.5 仪器条件 |
4.2.8 标准曲线和检出限 |
4.2.9 数据处理方法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质谱条件的优化 |
4.3.2 方法可靠性 |
4.3.3 上覆水中添加莠去津后莠去津的残留变化 |
4.3.4 沉积物经莠去津处理后莠去津的残留变化 |
4.3.5 上覆水或沉积物中添加莠去津沉水植物中莠去津的变化 |
4.3.6 上覆水或沉积物中添加莠去津菹草和穗花狐尾藻中莠去津代谢物的变化 |
4.4 讨论 |
4.5 小结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创新点 |
5.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1 2015年6月的气象数据 |
附表2 2015年7月期间的气象数据 |
附表3 2015年8月期间的气象数据 |
附表4 2015年9月的气象数据 |
附表5 2015年10月期间的气象数据 |
附图 1 莠去津标准谱图(0.05mg/m L) |
附图 2 玉米籽粒莠去津谱图(添加莠去津 0.05 mg/m L) |
附图 3 玉米籽粒空白 |
附图 4 玉米植株莠去津谱图(莠去津添加 0.1 mg/m L) |
附图 5 玉米植株空白 |
附图 6 土壤莠去津谱图(添加莠去津 0.05 mg/m L) |
附图 7 土壤空白 |
附图 8 所测液质混标谱图 |
附图 9 所测气质混标谱图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基金 |
(6)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农药残留的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本论文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
中英文对照及缩写表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 |
1.1.2 中国水产养殖和中华绒鳌蟹养殖的现状 |
1.1.3 农药使用及在水产品中的残留 |
1.2 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
1.3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第2章 有机氯农药在中华绒鳌蟹中的残留状况及风险评估 |
2.1 引言 |
2.2 研究方法 |
2.2.1 化学品 |
2.2.2 采样点位布置和样本 |
2.2.3 提取、净化和仪器分析 |
2.2.4 膳食风险的表征 |
2.2.5 统计分析 |
2.3 结果 |
2.3.1 中华绒螯蟹可食组织中的OCPs残留状况的描述 |
2.3.2 残留的DDTs和 HCHs的组分与分布 |
2.3.3 中华绒螯蟹膳食消费的风险评估 |
2.4 讨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华绒鳌蟹中农药残留的非靶向筛查 |
3.1 引言 |
3.2 研究方法 |
3.2.1 试剂与标准品 |
3.2.2 标准品储备 |
3.2.3 样品信息 |
3.2.4 样品前处理 |
3.2.5 液相色谱和质谱条件参数 |
3.2.6 数据库的建立、筛查与定量分析 |
3.2.7 数据分析方法 |
3.3 结果与分析 |
3.3.1 通过非靶向分析筛查出的农药种类 |
3.3.2 筛查出的农药与其性质、养殖方式和地区之间的关联 |
3.3.3 农药残留对中华绒鳌蟹膳食风险的影响 |
3.4 讨论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华绒鳌蟹中农药残留的膳食健康风险排序 |
4.1 引言 |
4.2 研究方法 |
4.2.1 残留农药基础数据库构建 |
4.2.2 膳食风险排序模型构建 |
4.2.3 数据获得与处理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各因子的赋分结果 |
4.3.2 各农药残留的膳食风险总得分 |
4.4 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长江下游流域稻蟹综合种养生态系统中典型农药氯虫苯甲酰胺使用的风险评估 |
5.1 引言 |
5.2 实验方法 |
5.2.1 现场模拟和取样实验 |
5.2.2 不同基质中CAP残留物的预处理和仪器分析 |
5.2.3 生存风险特征描述 |
5.2.4 螃蟹消费的可食性风险评估 |
5.2.5 数据处理 |
5.3 结果与分析 |
5.3.1 田间模拟实验中CAP的用法和归趋 |
5.3.2 长江下游流域稻蟹综合种养生态系统和中华绒鳌蟹精养池塘CAP的暴露水平和生存风险特征 |
5.3.3 中华绒鳌蟹消费的膳食风险 |
5.4 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 |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成果 |
致谢 |
(7)浙江省温州市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常见食品健康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内容 |
2 对象与方法 |
2.1 食物消费量调查样本量估计 |
2.2 调查对象 |
2.3 常见食品来源 |
2.4 方法 |
2.5 统计学处理 |
2.6 膳食风险评估方法 |
3 结果 |
3.1 膳食结构与食物消费量 |
3.1.1 总体情况 |
3.1.2 与浙江省城市居民、全国平均食物摄入量比较 |
3.1.3 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参考摄入量比较 |
3.2 常见食品中污染物检测结果 |
3.2.1 大米中元素镉含量检测结果 |
3.2.2 梭子蟹中元素镉含量检测结果 |
3.2.3 蔬菜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含量检测结果 |
3.2.4 禽畜肉、蛋中兽药含量检测结果 |
3.3 常见食品中污染物膳食风险评估 |
3.3.1 大米中镉的膳食风险评估 |
3.3.2 梭子蟹中镉的膳食风险评估 |
3.3.3 蔬菜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的膳食风险评估 |
3.3.4 禽畜肉、蛋中兽药的膳食风险评估 |
4 讨论 |
4.1 温州市居民膳食结构及食物消费量特征及可能原因分析 |
4.2 温州市常见食品中污染物特征及膳食风险评估分析 |
4.3 建议 |
5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个人简历 |
致谢 |
综述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的现状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8)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表 |
第一章 引言 |
1.1 本论文的立题依据 |
1.2 国内外农药残留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
1.2.1 欧美的农药残留监测情况 |
1.2.2 我国的农药残留监测情况 |
1.2.3 我国的农药残留风险监测体系与业务流程 |
1.3 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研究进展 |
1.3.1 农药毒性评价 |
1.3.2 农药残留风险的累积性 |
1.3.3 整合概率评估方法 |
1.3.4 评估模型研发与应用 |
1.4 研究趋势与展望 |
1.5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第二章 基于限量标准的农药残留安全评价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蔬菜监测品种 |
2.1.2 农药残留 |
2.1.3 判定标准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总体合格率 |
2.2.2 各监测环节的总体合格率 |
2.2.3 各产品类别的总体合格率 |
2.2.4 各农药残留的总体合格率 |
2.2.5 “地区-监测环节”不合格率分析 |
2.2.6 “地区-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2.2.7 “地区-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2.2.8 “监测环节-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2.2.9 “监测环节-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2.2.10 “品种-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2.2.11 “农药残留-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2.2.12 “风险事件”分析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内梅罗指数的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数据来源 |
3.1.2 农药残留指数综合评价体系 |
3.1.3 内梅罗指数 |
3.1.4 农药残留分指数 |
3.1.5 农药残留指数与累积指数 |
3.1.6 农药残留综合指数 |
3.1.7 五级评价制 |
3.1.8 百分制指数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五级评价阈值 |
3.2.2 百分制指数 |
3.2.3 各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污染水平 |
3.2.4 各监测环节的农药残留水平 |
3.2.5 农药残留的特征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蔬菜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累积性风险评估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蔬菜中有机磷农药多残留调查数据 |
4.1.2 食品消费数据 |
4.1.3 农药毒理学数据 |
4.1.4 累积暴露量的估计与风险表征 |
4.1.5 不确定性分析 |
4.2 结果分析 |
4.2.1 我国蔬菜中有机磷农药的多残留状况 |
4.2.2 相对效能因子 |
4.2.3 累积暴露量及其风险评估 |
4.2.4 评估结果中的不确定性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 |
(9)韭菜中农药腐霉利残留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材料与方法 |
2.1 仪器与试剂 |
2.2 韭菜样品风险监测数据 |
2.3 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 |
2.4 膳食暴露评估方法 |
3 结果与分析 |
3.1 韭菜中腐霉利监测结果 |
3.2 上海市居民韭菜消费量结果 |
3.3 韭菜中腐霉利膳食暴露量结果 |
3.4 相关食用农产品中腐霉利的膳食暴露量比较 |
4 结论与讨论 |
4.1 科学合理地调整农药腐霉利残留限量标准 |
4.2 本次风险评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4.3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药使用的监管和指导 |
4.4 结论 |
(10)北京市售食品重金属含量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相关概念与定义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食品重金属含量检测 |
1.3.2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
1.4 科学问题的提出 |
1.5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6 论文创新点 |
1.7 论文完成工作量 |
2 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 |
2.1 采样地点 |
2.2 食物消费数据 |
2.3 样品分类 |
2.4 样品预处理与分析 |
2.4.1 试剂与仪器 |
2.4.1.1 试剂 |
2.4.1.2 仪器 |
2.4.2 试剂配制 |
2.4.2.1 2%HNO_3 的配制 |
2.4.2.2 基体改进剂的配制 |
2.4.2.3 Cd、Cr、Pb混合标准工作液的配制 |
2.4.2.4 Ni标准工作液的配制 |
2.4.2.5 Cu标准工作液的配制 |
2.4.2.6 Ca、K、Mg、Na混合标准工作液的配制 |
2.4.2.7 多元素混合标准工作液的配制 |
2.4.3 样品消化 |
2.4.4 仪器分析 |
2.4.4.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 |
2.4.4.2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GF-AAS) |
2.4.4.3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F-AAS) |
2.4.5 质量控制 |
2.4.5.1 膳食结构数据来源 |
2.4.5.2 实验用器皿 |
2.4.5.3 试样制备 |
2.4.5.4 质控方式 |
2.5 数据处理方法 |
2.6 食品中污染元素的选取依据及其评价方法 |
2.6.1 食品中重金属元素检测的选取依据 |
2.6.2 食品重金属含量及超标率的计算方法 |
2.6.3 食品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 |
2.7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
2.7.1 膳食暴露评估方法 |
2.7.2 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
2.7.2.1 非致癌风险暴露评估方法 |
2.7.2.2 致癌风险暴露评估方法 |
3 北京地区市售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1 食品中重金属含量与超标情况 |
3.1.1 食品中重金属含量情况 |
3.1.2 食品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情况 |
3.1.3 食品中重金属污染情况 |
3.2 食品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2.1 谷类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2.2 蔬菜类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2.3 水果类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2.4 豆类与干果类食品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 |
3.3 初级农产品重金属含量的环境地球化学分析 |
3.4 讨论 |
3.5 本章小结 |
4 北京市居民膳食结构变化浅析 |
4.1 1982 -2017 年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变化 |
4.2 2004 -2017 年北京地区居民膳食结构变化 |
5 北京市居民重金属膳食摄入风险评价 |
5.1 危害识别和危害特征描述 |
5.2 膳食暴露评估 |
5.3 安全风险评估 |
5.3.1 非致癌风险评估 |
5.3.2 致癌风险评估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 |
7 存在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
8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FAO/WHO允许使用的农药ADI值(论文参考文献)
- [1]采用相对效能因子法对枸杞中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慢性累积暴露评估[J]. 王莹,刘芫汐,林林,昝珂,金红宇,马双成. 中国药事, 2021(06)
- [2]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D]. 郭娟. 扬州大学, 2021(08)
- [3]二甲戊灵在鲫鱼组织和养殖水体中的残留分布、代谢消减及膳食风险评估[D]. 袁娜. 渤海大学, 2021(11)
- [4]四川省例行监测茶叶中农药残留的健康风险评估[J]. 杨文,王恋琪,钟攀,刘纳,高琴. 四川农业与农机, 2020(05)
- [5]莠去津等多种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及莠去津在水/沉积物体系中降解研究[D]. 李慧冬. 华中农业大学, 2020
- [6]我国养殖中华绒鳌蟹中农药残留的风险评估研究[D]. 宋超. 南京大学, 2020(04)
- [7]浙江省温州市居民食物消费量及常见食品健康风险评估研究[D]. 蔡圆圆.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 [8]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D]. 陈志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9(01)
- [9]韭菜中农药腐霉利残留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J]. 张旭晟,高阳光,彭少杰.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10)
- [10]北京市售食品重金属含量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估[D]. 魏军晓.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