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世界经济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杨天宇[1]（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提出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李国敏[2]（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田忠卿[3]（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指出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王聪[4]（2020）在《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基于马丁·怀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早期探索。以早年怀特人生经历为参照,分析不同人生阶段对国际关系学所产生的阶段性贡献,解释历史学对其在国际思想形成中产生的影响与缺陷,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学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不足以及英国学派后期延续怀特历史方法过程中呈现的方法论偏离与主题相悖等现象。通过对怀特国际思想的探索可以明晰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必要关系,指出国际关系学目前遇到的困境和不足,为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寻找平衡点。此外,从国内研究背景而言,怀特国际思想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学界理解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话提供新思路。从全人类命运和秩序探索而言,解读怀特对政治与历史辨析可以明晰人类未来命运中的“缺陷”,汲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与“讽刺”,为人类探索国际秩序提供预言性指导。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本研究给予整体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认识论方面,对怀特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视角给予保留意见,对怀特浓厚的宗教视角给予部分肯定,本着主客观一致性原则,对怀特“神秘性”与“预言”采取选择性接纳与批判性对待;方法论方面,本次研究运用对比、类比、归纳、演绎、隐喻、历史分析等方法,其中隐喻方法比较特殊,由于怀特生前对文学、神学有一定造诣,某些思想与案例无法彻底还原其神学与文学高度,对隐喻方法的使用可减少语境偏差。逻辑建构方面,本研究以怀特人生经历为开端,按照其人生发展阶段所呈现不同特点,对其学术初步探索、逐步转向、学术巅峰、逝后影响等进行描述,以六个章节对怀特毕生思想精髓发展状况进行概括总结。第一章详细介绍怀特人生经历并划分阶段,以及各项经历对学术的不同影响,整个章节着重描述怀特总体学术进程的演进与变化以及思想形成过程。第二章介绍怀特思想来源,即历史教学工作与基督教虔诚信徒双重身份对国际思想形成所提供的基础,其中,基督教作用尤为突出,没有“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扞卫经历,则不会提出“三个传统”伟大构想。第三章论述怀特向国际思想的初步转向,编写《殖民地宪法》与其对“二战”的反思最终以“现实主义”方式体现,与汤因比的对话令怀特明晰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对历史学的高度认同后期被运用在国际思想之中。第四、五章分别描述怀特国际思想的成熟期,许多议题在这一时期被读者关注,包含“国家体系”“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权力政治”“三个传统”“野蛮标准”等,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怀特国际思想议题核心。第六章论述怀特国际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以英国学派的继承与拓展最为鲜明,此外,第六章还对针对怀特国际思想进行了总体分析与评估,在最后一节中加入了怀特思想的外延性思考与创新议题的讨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合怀特生前手稿和英国学派的综合评述,尽一切可能还原怀特国际思想的真实面貌,对其思想原貌中产生的缺陷、优势等问题进行综合性评价给予客观思考,并提出创新发现。
付宇珩,李一平[5]（2017）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文中提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它在亚洲集中体现为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世界帝国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现代国家构建经验,使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未来变迁趋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无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都自成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而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实体。这赋予了中国通过内部变革影响体系变迁的大国能力,同时也塑造了其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中国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摆脱国家脆弱性的束缚,就必须依托于新的世界体系,而不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它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发展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可能。
赵炜[6]（2015）在《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后冷战时代，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巨大优势遭遇到崛起的新兴大国集团的强力挑战，更无法轻易应对来自边缘国家的冲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乌克兰危机以及发生在其它边缘国家与美国的对抗及冲突事件，使得西方世界疲于应对，有关美国及西方衰弱的言论及事件层出不穷。边缘国家引发的国际冲突已上升为国家间在军事、政治等传统领域最主要的冲突形式。这些边缘化国家因其诉求与声音长期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自尊心遭遇挫折，因此对美国主导下的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获得体系的重视与尊重，这些国家大多通过反体系运动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释放能量，与此同时，为阻止和惩罚它们的边缘化行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权威，国际体系及其主导国家联合起来进行遏制与孤立，使得互动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的上演。朝鲜、伊朗等作为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在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主导下的体系的长期敌对过程中，因自尊遭遇羞辱、荣誉遭到贬低、文化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遭到威胁，形成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认知，由此产生对体系的恐惧与愤怒，从而引发了朝鲜、伊朗等国家以发展核力量为主的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以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则通过遏制或战争威胁来应对这些国家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精神与秩序的边缘化行为，冲突在双方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中持续发生。由于边缘化身份引发的冲突是基于霍布斯式的敌意文化结构，而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抵制变化的，①这意味着基于文化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冲突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而随着此种类型国际冲突的日益增多与反复上演，必将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论文从边缘化身份视角来理解国际冲突，那么“边缘化身份”的内涵包含哪些要素？引发边缘化身份认知的因素是什么，建构路径有哪些？边缘化身份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在逻辑与外部路径包括哪些？论文以朝鲜和伊朗为主要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第一章通过对“边缘化身份”内涵的阐述，来明确整个论文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边界与范畴。本文谈及的边缘化身份具有文化或观念的属性，而不是权力属性，也就是说边缘化身份是一种基于文化或观念的理解，它决定了边缘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安全（基于自我理解的）与自尊。边缘化身份只能在行为体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只能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基于内在属性，因此边缘化身份是一种角色身份。随后，通过对国家类型的简单划分，论文选定第二类型的国家（见表1-1）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此做出了解释，正是该研究对象的边缘化身份引发了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第二章探讨边缘化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国家边缘化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对引发行为体边缘化身份认知的文明因素、民族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展开讨论。这些国家基于它们在历史与现实、行为与心理等众多领域的边缘化体验，特别是在冷战后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文明冲突中的边缘化感受、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失落与无助、以及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中的心理失衡所引发的孤独感、失败感与焦虑情绪等的刺激下，激发了其边缘化身份认知。第三章尝试对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的建构路径进行探讨，以明晰边缘化身份形成的具体过程。这些国家在与西方主导下的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以下方式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第一，来自于同西方长期的互动与实践、历史与感知所形成的信念（这种群体信念常常被称为“集体记忆”，是构建群体身份和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神话、叙述，或是传统①）的“自我实现”。第二，互动双方信息与交流的缺失使得彼此之间的真实信息严重不足，信息隔绝导致的错误认知建构了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第三，边缘化国家与体系的行为互动模式塑造了其边缘化身份。第四章和第五章探讨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即从边缘化身份的视角来分析国际冲突的产生机制，这也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这一国际冲突的生成机制包含了边缘化的内在心理冲突逻辑，与外部行为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冲突。一方面，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所引发的心理认知情绪，包括行为体自身尊严遭遇的挫折感、恐惧、焦虑、以及羞辱等情感体验与认知，对激发冲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导致国际冲突的内在心理逻辑。另一方面，边缘化身份的内在心理冲突逻辑引发双方之间陷入持续的遏制与突破，威慑与反威慑的行为互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以威慑战略加遏制政策来应对边缘化国家的挑战与冲击，与之针锋相对，边缘化国家则通过发展非对称的反威慑能力，以及借助于边缘行为来突破外部的封锁，由此双方开始了经常性的对抗与冲突过程，这也正是行为体的边缘化身份引发双方冲突的外在路径。第六章考察具备典型的边缘化身份的国家，这些案例选择包括朝鲜、伊朗，它们代表了冷战后持续至今，对国际体系或主导大国冲击与影响最为深远的边缘化国家。朝鲜在与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身份，这一身份又引发了朝鲜持续的国家反体系运动。伊朗的边缘化身份认知主要来自其地缘政治权力上的衰弱、文明上的歧视导致荣誉与尊严遭遇挫折与羞辱的体验。从根本上说，伊朗与美国及西方主导下的体系间的冲突，是诸如伊朗等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国际体系观与主流国际体系格格不入，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世界里边缘化造成的，因为“它们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体系的世俗性本质”。②
刘世强[7]（2011）在《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文中指出国际权势变迁一直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常态,权势结构的变迁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兴衰更替,而且影响着国际秩序的瓦解和重构,甚至重新界定国际规范、交往准则。知识扩散与国家学习构成了国际权势变迁的基本动力。现代知识首先产生于西方,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扩散过程。伴随着西方的军事扩张、商业交往和传教活动,各种先进技术、制度和理念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非西方世界正是通过长期学习这些现代知识积累起了相对强大的国家能力。二者结合共同造就了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即西方统治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显着兴起。
付宇珩[8]（2018）在《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文中提出国家行为既要受到主导对外政策过程的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认知心理模式和情感波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上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的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国际信任是国家间的长期互动所沉淀下来的国际结果,从而也是国家行为再生成的原因。因此,影响国家行为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因素。国家行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即国家的战略目的,以及国家为达到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国家在应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乃至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政策手段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简化后的解释国家行为生成的跨层次理论模型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的核心变量,但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要受到国家间的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的总体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三个体系变量的制约。国家构建是国内层次的核心变量,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则是评估国家构建绩效的关键指标,从而是使不同的国家在面对相似的体系压力即外部威胁与国际合作机遇时产生行为分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期以来,中国“以经促政”逻辑驱动的国内发展模式与对外战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却根源于它们各自国家构建的需求所产生的对外战略意图与偏好,即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或借助外部力量来巩固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巨大的总体实力差距、对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中国未来对外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朝贡体系和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等因素,则限制或削弱了经济相互依赖诱导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效用,从而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度与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承受着相似的体系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与合作性成分的比例是不同的。
赵炜[9]（2015）在《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冷战后,俄罗斯在与西方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其利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满足,从而对该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关注与尊重,俄采取对内加强"俄罗斯思想",对外积极参与多边机制的战略,并借重能源与军事优势来重振大国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反西方体系"行为又引发了西方的敌视与孤立,俄边缘化身份在互动中得以建构;反过来,该身份又促使俄罗斯进一步采取"反西方体系"的外交行为来消除不安、焦虑与恐惧,双方冲突由此产生。
吕文菁[10]（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二、西方世界经济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世界经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 |
| 第一节 全球秩序的概念 |
| 一、国际秩序 |
| 二、世界秩序 |
| 三、全球秩序 |
| 第二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理论论争 |
| 一、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二、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
| 四、西方左翼和激进理论的观点 |
| 五、比较与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演变 |
|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
| 二、美国治下秩序观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争鸣 |
| 一、西方全球秩序持续论 |
| 二、西方全球秩序终结论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特质 |
| 一、全球性与国家性的辨析 |
| 二、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辨析 |
| 三、自由性与保守性的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 |
| 第一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领导主体 |
| 一、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领导权再分配 |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价值目标 |
| 一、包容的自由主义 |
| 二、地区主义新范式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法性 |
| 一、全球秩序的合法性 |
| 二、全球共性与合法性 |
| 三、国家自主性与合法性 |
| 第四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有效性 |
| 一、新有效性路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 |
| 二、现实案例:巴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 |
|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 |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化、全球治理 |
| 二、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失灵 |
| 三、反全球化浪潮与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21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 |
| 一、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政策 |
| 二、奥巴马主义与多边合作策略 |
| 三、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政策 |
| 第三节 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 |
| 一、新一轮国际体系权力转移 |
| 二、中国崛起与西方策略选择 |
| 三、新兴大国的全球秩序观表达 |
| 四、西方学界的回应:走向地区主义新范式的多样化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 |
| 第一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评介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几点辨析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西方中心主义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
| 四、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后西方全球秩序观 |
| 第三节 中美竞争新态势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实质 |
| 二、中美竞争关系的走向 |
| 三、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丁·怀特的学术生涯与身份定位 |
| 1.1 马丁·怀特生平阶段划分 |
| 1.2 马丁·怀特学术与职业生涯状况 |
| 1.2.1 怀特学术生涯启蒙期:历史学初探 |
| 1.2.2 怀特学术生涯成就期:历史学成就与国际理论初探 |
| 1.2.3 怀特学术生涯成就期:典型的国际理论思想家 |
| 1.3 马丁·怀特的身份定位 |
| 第二章 历史学与基督教思想来源 |
| 2.1 基督教环境下的历史学家症结 |
| 2.1.1 简析五大症结 |
| 2.1.2 对基督教症结的思考 |
| 2.2 教诲与回报:与基督教的渊源 |
| 2.2.1 对敌基督的批判 |
| 2.2.2 现实主义转向与基督教复兴 |
| 2.3 国际思想来源:四位重要思想家 |
| 2.3.1 现实主义来源:马基雅维利 |
| 2.3.2 理性主义来源:格劳秀斯 |
| 2.3.3 革命主义来源:康德 |
| 2.3.4 潜在核心来源:马志尼 |
| 第三章 历史学向国际思想的转向 |
| 3.1 对殖民地问题的关切 |
| 3.1.1 殖民地宪法的发展史 |
| 3.1.2 对非洲殖民地的态度 |
| 3.2 权力政治与理性主义的纠缠 |
| 3.2.1 《权力政治》的来源与差异性对比 |
| 3.2.2 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 |
| 3.3 继承与探讨:与汤因比的对话 |
| 3.3.1 怀特心中的汤因比 |
| 3.3.2 历史观的继承与分享 |
| 3.3.3 共性与差异的对话 |
| 第四章 从国家体系到当代政治末世论 |
| 4.1 国家体系的来源与发展 |
| 4.1.1 历史上的国家体系 |
| 4.1.2 《国家体系》的拓展与贡献 |
| 4.1.3 《国家体系》的缺陷 |
| 4.2 基督教与世俗视角下的末世论 |
| 4.2.1 基督教末世论与政治危机 |
| 4.2.2 “世俗视角下的末世论”:“国家体系”的消亡 |
| 4.3 命运与讽刺:对政治的思考 |
| 4.3.1 核心概念解读 |
| 4.3.2 历史对政治的解读:讽刺与悲剧 |
| 第五章 三个传统与国际理论 |
| 5.1 三个传统的不确定性 |
| 5.1.1 三个传统的来源 |
| 5.1.2 三个传统的内涵与外延拓展 |
| 5.1.3 三个传统的意义与缺陷 |
| 5.2 文明与野蛮的区分 |
| 5.2.1 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价值 |
| 5.2.2 “野蛮”的涵义与定位 |
| 5.2.3 拓展叙事下的“文明标准” |
| 5.3 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 |
| 5.3.1 “国际理论”的争议 |
| 5.3.2 国家理论与国际理论的差异 |
| 5.3.3 国际理论的剖析 |
| 第六章 马丁·怀特的“遗产”与争议 |
| 6.1 马丁·怀特的“遗产”:缔造英国学派 |
| 6.1.1 对英国学派的缔造 |
| 6.1.2 马丁·怀特的“遗产” |
| 6.1.3 对英国学派的批判 |
| 6.2 英国学派的“抛弃” |
| 6.2.1 基督教神学视角的完全摈弃 |
| 6.2.2 经济因素的缺席 |
| 6.2.3 对道德伦理议题的争论 |
| 6.3 对怀特国际思想的评估 |
| 6.3.1 谜团还是错误 |
| 6.3.2 超越英国学派的影响与思考 |
| 6.3.3 怀特思想的外延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5）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世界体系分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 |
| (一) 世界体系分析:从国家体系到世界体系 |
| (二)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机制 |
| 三、世界帝国、冷战与“亚洲悖论” |
| (一) 世界帝国的遗产与作为世界体系的亚洲 |
| (二) “亚洲悖论”的生成及其影响 |
| 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 |
| (一) 中国的国家脆弱性 |
| (二)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
| (四) “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 |
| 五、结语 |
（6）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基本概念厘定 |
| 四、 论文研究方法 |
| 五、 论文结构安排 |
| 六、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边缘化身份的内涵 |
| 一、 身份主体阐释：边缘化国家 |
| 二、 研究视角解析：边缘化身份 |
| （一） 边缘化身份的基本概念 |
| （二） 边缘化身份的文化属性 |
| （三） 边缘化身份建构的特征 |
| （四） 边缘化身份形成的背景 |
| 第二章 边缘化身份建构的影响因素 |
| 一、 文明因素：边缘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抗 |
| （一） 伊斯兰文明的没落与复兴 |
| （二） 陆权文明的孤立与边缘化 |
| 二、 民族因素：民族主义在边缘国家的复兴 |
| 三、 心理因素：全球化过程中的心理失衡 |
| 第三章 边缘化身份的建构路径 |
| 一、 “自我实现”建构边缘化身份 |
| 二、 错误认知建构边缘化身份 |
| 三、 反体系行为建构边缘化身份 |
| 第四章 边缘化身份引发国际冲突的内在逻辑 |
| 一、 挫折与压抑的情感引发冲突 |
| 二、 集体自尊遭遇羞辱引发冲突 |
| 三、 恐惧与焦虑的心理引发冲突 |
| 第五章 边缘化身份引发国际冲突的外部路径 |
| 一、 威慑与反威慑互动方式导致国际冲突 |
| 二、 遏制与突破行为的互动导致国际冲突 |
| （一） 遏制政策的国际背景 |
| （二） 大国主导的遏制行为 |
| （三） 边缘国家的突破行为 |
| 三、 行为模式与边缘化身份的互动 |
| 第六章 案例分析——朝鲜、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国际冲突 |
| 一、 朝鲜的边缘化身份与国际冲突 |
| （一） 朝鲜的边缘化身份建构 |
| （二） 朝鲜的边缘化身份引发国际冲突 |
| 二、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与国际冲突 |
| （一）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建构 |
| （二） 伊朗的边缘化身份引发国际冲突 |
| 三、 边缘化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冲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既有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 |
| (一)经济决定论 |
| (二)联盟作用论 |
| (三)意图支配论 |
| (四)制度决定论 |
| 二、现代知识扩散:机理与进程 |
| (一)知识扩散的概念和机理 |
| (二)现代知识扩散的基本进程 |
| (三)新一轮的知识扩散浪潮 |
| 三、国家学习与非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回应 |
| (一)国家学习的理论来源和基本概念 |
| (二)非西方世界对现代知识的学习与回应 |
| (三)非西方世界的学习能力差异及其对国际权势的不同影响 |
| 四、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及其前景 |
| 五、结语 |
（8）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家的回归与国际关系的跨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信任-合作研究 |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安全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
| 第二章 国家行为的生成机制: 一种跨层次的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 |
| 一、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微观机制 |
| 二、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宏观机制 |
| 三、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的关系模式 |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 一、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行为的跨层次效应 |
| 二、国家构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崛起对东南亚的影响 |
| 第一节 冷战遗产与东亚地区秩序变迁 |
| 一、国际体系层次: 经济与安全秩序的脱节和中美竞争加剧 |
| 二、内部层次: 威权政治的转型与韧性共存 |
| 第二节 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 |
| 一、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内生性条件 |
| 二、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外生性条件 |
| 第三节 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迁及其影响 |
| 一、被动适应: 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现实主义外交(20世纪70、80年代) |
| 二、主动适应: 遵循“东盟方式”的“以经促政”(1989-2008) |
| 三、主动塑造: 地区秩序主导权竞争驱动的“以经促政”(2008年以来) |
| 小结 |
| 第四章 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分化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与比较方法 |
| 一、体系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 二、国内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 三、东南亚国家的国家构建需求与对外战略偏好 |
| 第二节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新加坡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马来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五节 菲律宾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 一、菲律宾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发现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主要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核心概念及主要观点 |
| (一)边缘化 |
| (二)国际冲突研究的演变 |
| (三)边缘化身份 |
| 1. 边缘化身份所界定的利益 |
| 2. 边缘化身份的文化属性 |
| 3. 身份建构的特征 |
| 4. 边缘化身份是一种角色身份 |
| (四)论文的主要观点 |
| 二、引发俄罗斯边缘化身份认知的因素 |
| (一)权力因素:地缘政治权力的衰弱 |
| (二)文化因素 |
| 1. 文明的边缘化 |
| 2.“大国地位”声誉下滑 |
| 三、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建构路径 |
| (一)“自我实现” |
| (二)互动双方信息缺失 |
| (三)反“西方体系”行为 |
| 四、边缘化身份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
| (一)强化“民族与意识形态”属性 |
| (二)“大国地位”外交色彩浓厚 |
| (三)俄罗斯拓展面向亚洲的外交 |
| 五、结语 |
（10）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二、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
| 三、新中国外交中关于文明交往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一、“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交锋 |
| 二、世界文明向何处去 |
| 三、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体系变革 |
| 第二章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维度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三个维度 |
| 一、改革开放的维度 |
| 二、交融互鉴的维度 |
| 三、全球治理的维度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鲜明特征 |
| 一、针砭时弊的时代性 |
| 二、创新作为的实践性 |
| 三、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
| 四、高瞻远瞩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以史为鉴:从世界文明的艰难发展中汲取智慧 |
| 第一节 “丛林法则”的残酷 |
| 一、文明形态产生发展的差异性是一个历史存在 |
| 二、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扩张 |
| 三、“丛林法则”留给世界文明的沉重教训 |
| 第二节 “国强必霸”的恶果 |
|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粉墨登场 |
| 二、“国强必霸”逻辑下的欧洲区域文明冲突 |
| 三、“国强必霸”逻辑下的世界文明浩劫 |
| 第三节 零和博弈的陷阱 |
| 一、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 |
| 二、“零和博弈”陷阱中的美苏争霸 |
| 三、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
| 四、冷战思维孕育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冲突 |
|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启示与认知 |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典范 |
| 二、近代中华文明遭遇的灾难历史 |
| 三、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 |
| 第四章 平等互尊: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 |
| 第一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共存引发价值评判的严重分歧 |
| 二、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的三个误区 |
| 三、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 |
| 第二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平等 |
| 一、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思想渊源 |
| 二、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内涵意蕴 |
| 第三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权利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根据 |
| 二、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多重指向 |
| 三、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自觉与自为 |
| 第四节 相互尊重是不同文明形态交融互鉴的必然规律 |
| 一、价值认知决定交往立场、态度、手段 |
| 二、相互尊重决定交融互鉴的含金量 |
| 三、相互尊重实现文明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交融互鉴: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
| 第一节 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 |
| 一、文明的交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
| 二、文明交流的四大效应 |
| 三、文明交往的两种形式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交流亟需观念更新 |
| 一、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根深蒂固 |
| 二、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存在的突出表现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文明交流观念推陈出新 |
| 第三节 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 |
| 一、“交”与“融”的辩证关系 |
| 二、交融是交往路径的历史选择 |
| 三、交融聚合人类文明的正能量 |
| 第四节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交融”与“互鉴”的辩证关系 |
| 二、互鉴的诉求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
| 三、互鉴的基础是彰显价值个性 |
| 第六章 开放包容: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喜”与“忧” |
| 一、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取得突出成果 |
| 二、新世纪世界文明交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 三、现代文明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 |
|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
| 二、世界文明发展的四大困境 |
| 三、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 |
| 第三节 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作为 |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二、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以超越文明冲突与隔阂 |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现文明平等互尊 |
| 四、助推全球化趋势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
| 五、倡导“丝路精神”、“上海精神”推动区域文明交流进步 |
| 六、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
| 结语 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 |
| 二、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 |
| 三、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西方世界经济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
- [4]历史学与国际理论 ——马丁·怀特国际思想研究[D]. 王聪. 吉林大学, 2020(12)
- [5]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J]. 付宇珩,李一平. 当代亚太, 2017(04)
- [6]边缘化身份视角下的国际冲突研究[D]. 赵炜. 吉林大学, 2015(08)
- [7]知识扩散、国家学习与国际权势的根本性变迁[J]. 刘世强.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05)
- [8]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D]. 付宇珩. 厦门大学, 2018(12)
- [9]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J]. 赵炜. 当代亚太, 2015(02)
- [10]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