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西藏奴隶制庄园的残存形态(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张继焦,吴玥[2](2021)在《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文中认为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因素:苏维埃民族学派、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基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研究出现了本土理论转变趋向,不同时期的民族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在变化中发展,其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研究领域不断扩张,研究内容日益多元,每个阶段的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理论创新,表现出我国逐渐探索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研究历程。按照不同时期的国外影响与本土构建,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发展与重大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1978—1990年),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1990—2000年),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2000年至今)。
邓弟蛟[3](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说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龚丽兰[4](2020)在《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个区域都有其特性,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治理模式。传统时期,村寨是边疆地区实现基层治理的场域,它孕育出边疆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特殊制度。村寨制既不同于原始公社,也有别于封建时期的村社,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处于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边疆村寨通过较为封闭的政治过程,实现村寨的有效治理。当下是历史的延续,虽然传统村寨社会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村寨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建构和乡村治理。基于此,论文以西南边疆地区景颇族村寨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系统论为分析工具,探讨传统时期边疆的村寨制。论文主要考察传统时期在国家能力不及的边疆地区,处于特殊社会形态之中的边疆村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但研究不仅仅止步于研究边疆村寨治理本身,论文最终目标是想透过村寨治理活动,从人类历史演变历程中考察村寨制这一特殊制度形态,试图探寻隐藏在这政治事实背后的普遍规律。有鉴于此,论文借助政治系统论这一分析工具,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村寨政治的体系是什么,即村寨制运行的基础是什么。从人与自然关系,人口、家庭与村寨关系,村寨的政治关系出发,探讨村寨政治的体系。村寨政治的体系包括环境与生计系统、人口与社会体系、组织与权威体系,三者相互作用形成有机整体,也为村寨制的运行提供基础。二是村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逻辑。在村寨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村寨的组织与权威体系对寨民意见进行整合、对村寨资源进行统筹,形成以村寨权威为主的决策模式。在寨民与村寨权威之间的直接有效互动中,获得较好的村寨治理效果。三是村寨制输出的结果。在国家能力不及的背景下,边疆村寨的政治过程较为封闭。通过村寨制运行过程形成和输出的共同规则、村寨意识及集体行动考察村寨治理效果。通过践行以上研究思路,研究尝试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村寨制不是村社制也不是氏族制度,是传统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制度。其二,村寨制是具有封闭性、自足性和自治性的社会单元。其三,王化之外的边疆地区是村寨制形成的前提条件。边疆村寨长期处于国家治理鞭长莫及的地带,这是村寨制产生的前提,所以处于王化之外的边疆村寨才可能实现较为独立的自治。其四,村寨制是从内向外的整体性治理机制。村寨内部的环境与生计系统、人口与社会体系、组织与权威体系层层递进形成有机整体,通过多元权威在村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尊重寨民主体性,统筹协调村寨资源;再通过村寨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产出共同规则、村寨意识和集体行动等政治产品;进而形成村寨的内聚力,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多样性的探讨,挖掘了边疆农村社会的持续机制,进而深化了对边疆地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认识,在助力边疆村寨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社会治理有效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汪书路[5](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认为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魏唯一[6](2019)在《陕西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文中提出传统村落是指形成年代距今较远、拥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经济等价值,应给予关注与保护的村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广袤大地上一种实际存在、历史悠久、年代跨度最长至今仍在继续使用的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陕西省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在我国境内排名属于靠后位置,截止2018年12月,共计有五批113处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占总数的1.7%,地域密度0.55/千平方千米,略低于全国的0.71/千平方千米的平均水平。根据笔者选取30处国家传统村落的调研可知,主要问题有传统村落基数小、保护不力、申报不积极等,境内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保存现状不容乐观。文章通过实地调研总结得出陕西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局部聚集、整体分散以及黄土高原、秦巴山地多、渭河平原较少的分布特征,传统村落的分布受到自然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平发展、人口分布格局和历史文化等四方面因素影响;并根据村落的突出特征将传统村落分为历史文化、区域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军事寨堡、手工业、商业集聚、山水格局生态等六个类型。目前陕西传统村落在保护过程中遇到物质空间衰败、城乡经济不均衡发展、保护技术滞后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由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遗产价值的社会认知以及管冗杂的理体系等三大因素。根据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遵循真实性、整体性、活态性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内容应从村落选址与山水格局的保护、村落保护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村落保护与空间环境的协调发展、村落保护与现代经济的协调发展四个方面展开。最后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五大价值出发,建立陕西传统村落的价值评估体系,展开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评估,根据价值评估得出的结论,并结合三个地区出现的不同问题,秉持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提出对关中地区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陕北地区“一村一品”的推动和营造山南地区的地缘文化等建议。
张志强[7](2019)在《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们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想认识从来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引导。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观念形态,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因而不同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参差不齐。分布于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其内部多数人受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但从历史脉络及现实生活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具有显着区别。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同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由于成长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较易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等多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引导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成功开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正确指导意义。按照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宗教观,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为正确地把握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之中,也反映在同时代和之后赞同并用以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们的思想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一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赓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教育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遵循。“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宗教观作为宗教工作重点之一,作为“主要矛盾”和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待。通过科学理论引领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涉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关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必须要重视和落实的一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证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宗教观重在引导。那么,如何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而言之,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但也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为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如何以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学术研究意义。除了导论,本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的系统阐释,通过探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进路,深切领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观的科学内涵;第二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总结了引导实践的辉煌成就与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宗教观念现状的调查分析;第四章在整理归纳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实证调研与学理分析,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对策建议。本研究全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针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等问题的观念现状及特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组织座谈、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既有对实践引导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凝炼,也有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认识现状及引导不足的调研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利因素和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之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建议通过正确、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与完善,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张洪滨[8](2019)在《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文中研究指明川滇黔交界地区主要包括今川南叙永、古蔺,贵州黔西北以及云南滇东北等地区,曾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对统一、封闭的地理单元。但自元代以来,该区域之政治、军事价值逐渐凸显,当地彝族势力(黑罗罗)成为王朝势力入主西南的最大阻碍。可以说,三省交界地区彝部土司的忠顺与否是决定三省社会长期稳定的风向标。明代以来,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掌控,中央王朝开始在三省改设流官,并推行移民实边之策,一步步推动对夷僚(獠)地区的深化改革。随着汉夷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协同奋进,西南地区的社会开发速率得到快速升级,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也因此迎来了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在明万历到清雍正的130年(1600-1730)之间,播州、永宁、水西、乌撒、东川、乌蒙等土司相继迎来了改流,其“内地化”进程相继拉开序幕,政区结构设置与调整也渐已成型。不得不说,中国近代西南边疆的形成,与明清以来持续不断地西南政治改革与社会经济开发有直接关系,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作为西南利益的核心区域无疑是决定整个西南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以往学者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多关注于较小区域的纵向梳理或较大地理空间尺度的短期剧烈变化,而往往忽视了不同政区地理单元具有相似特征的某些特定因素的异同变化。本文以明清时期川滇黔交界地区土司社会的发展、变迁和转型为研究主旨,重在探讨夷汉两种不同文化体制间的对抗和消融现象,渐而阐释中国近代多民族西南边疆结构的成型过程。全文分上、下两编,共六章内容。上编主要讲明代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动乱与变革,下编讲明末至清中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现象。相比于上编,笔者在下编中将黔北遵义地区纳入重点研究范围,力图更加全面清晰地展现明末以来中央王朝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步步深入趋势。同时,由于西南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是一个异常丰富、庞杂的课题,笔者无法以有限地篇幅进行梳理架构,故而只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选择性探讨,并重点关注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和结果,以示西南社会开发的剧烈变化。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当前西南边疆社会史在研究成果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难免容易导致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本文虽只是较粗略地分析和展现西南核心区域的社会开发历程,但有意糅合各方家之长,在材料运用和研究方法方面以求有所突破。同时,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在西南边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从而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谭媛元[9](2018)在《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长河中,占据一隅的佚名绘画对艺术发展的推动力不容忽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谈到绘画的社会功能,有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宋元时期良好的文化环境对于绘画的推动,一方面体现在精英画家辈出,院体画风曲高和寡;另一方面民间绘事日渐活跃,绘画成为了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表现形式,绘画佚名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的数量众多,其表现形式不止于卷轴画,还有壁画、版画、年画、插图等。表现内容既有花鸟草虫、山川河流与市井人物,一览世间百态;又有教规教义宣传宗教戒律;甚至也不乏私家房事秘笈,表达私密情感等等,成为了反映广大民众喜好趣味的一面镜子。佚名绘画现象客观上承载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绘画思想,在怡情之时也不失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的教化作用。宋元绘画中之所以出现较为普遍的佚名现象,其历史原因纷繁复杂。如元代以前的宫廷画家多不署名;文人画家中也有不留名款者;民间画工们或因处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政治地位低微等诸多原因而未署名款;也有部分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作者名款损坏或消失而佚名。宋元时期,在统治者宽松的宗教政策与文化氛围下,画工的数量逐渐增多,并成为了相对于宫廷画院名家与士大夫画家的另一大绘画创作主体,也是佚名绘画的主要创作群体。这些画工多数来自于民间,反映的是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带有强烈的宗教崇拜与民俗心理,对社会的感悟或许更加纯粹。宋元时期的佚名绘画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历史状况、风土人情以及画者的审美心理特点与民俗情结,成为了解“下层人的历史”的直观图式。西方“新文化史”中关于“上层人的历史与下层人的历史”这一观念,认为历史不单单是精英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不仅是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而且需要关注平民的态度与信仰,历史并非只由精英人物构成,也应该注重平民文化在建构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下层人的历史”对于建构与研究中国文化史、美术史有较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佚名绘画现象的探求不只是停留于绘画表层,还包含着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科学乃至哲学的“无意识显现”,实现对“历史的补充”,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本文从宋元时期的佚名绘画现象出发,沿用“以图证史”的观点,研究这一时期的佚名绘画所传达出的文化观念与民俗心理等精神领域的反映,通过宏观性的论述与微观性的解读,呈现宋元佚名绘画现象的完整风貌,探究绘画创作群体的佚名原因、生存状态、审美取向与艺术创造力,从社会学与图像学角度解读佚名绘画的图像意义与美术社会化的问题,深入了解佚名绘画现象背后渗透的人文历史、科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为古代文化史、科学史、民俗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视觉文献资料。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宋元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状态、文化环境的分析,了解宋元时期的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与绘画艺术总貌,从而提出本文研究的主体内容——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第二部分探究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成因问题,从佚名绘画创作群体的社会身份、价值观念、社会需求与受众关系、绘画交易与流通等多个层面分析现象形成的社会因素,并从作品专属意识、绘画的界定与收藏、宗教集体意识、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等方面来研究宋元时期绘画佚名的原因。第三部分研究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主题与图式,从佚名绘画呈现的视觉图式中深入探究,主要涉及宋元时期绘画现象的图式本义、图式类别、图式语言、图式导向等多个方面。第四部分研究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内涵与显现,从绘画意图的表达、内心精神世界的构建、时政的维系与主张等多角度、多维度进行梳理与挖掘,体会佚名绘画蕴含的文化意义、政治意图、社会现实与精神需求。同时从绘画的社会功能与作用、“以图证史”的价值与意义来分析佚名绘画现象研究的当下启示:一是佚名绘画的普遍性与受众的广泛性,呈现出绘画的社会功能性与美术泛化特征,并对当下的绘画环境与功能效应问题有所启示;二是从图像意义到史料价值,佚名绘画现象呈现出的图式与内涵,在客观上对研究古代传统文化、解读与还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本文通过对历史背景、现象成因、主题与图式、内涵与显现等四个方面来研究佚名绘画现象,试图梳理出现象表象下蕴含的内涵,体会佚名绘画现象呈现出的图像意义、史料价值、传承关系与民俗心理,了解绘画艺术环境的变迁过程,从皇室贵青到市井百姓,绘画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在日新月异的当下,得到启示与考证,甚至应用于商业文化开发和利用之中,使绘画的功能得到社会和受众的良好反应,在“读图时代”下感受到绘画艺术中美的传承。
石越[10](2018)在《象雄至吐蕃经济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藏族经济史的演进与中国经济史的演进相互杂糅、不可分离。藏族经济史的演变,对于藏族的塑造、中原王朝的经济史走向、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对立统一格局的形成、中国西南疆域的确立等,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研究藏族经济史的开端,即象雄至吐蕃时期藏族先民的经济变迁,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古籍文献少,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考古、神话传说等材料的运用,成为解决这些困难的关键。本文以系统抽象法为研究方法,注重矛盾分析。由于藏族汇入中华民族的过程直到元明清时期才算完成,因此,吐蕃王朝及其前,藏族经济史的主体只能是生产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地先民,阶段划分只能以藏地先民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合类性发展为标准,为此,本文将唐代吐蕃王朝解体之前的经济史划分为原始时期(约3万年前—约前10世纪)、象雄王朝时期(约前10世纪—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7世纪初至842年)三大阶段,依次经历了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公社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经济、以定居农业生产方式所聚合的封建农奴制经济;与之对应,藏族先民实现了从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即从氏族、氏族联合体到部族、部族联盟的合类性发展过程,文章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一主线展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原始社会藏族先民的氏族公社经济为主要内容,在此之前,对藏族族称、族源、族流进行了梳理,指出“藏族”这一族称凝结着地域、生产方式、历史与民族关系,现代英语仍使用的Tibet和Tibetan则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然后,在指出民族溯源法局限的基础上,将藏族经济史的开端追溯到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的远古时期,依托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藏族神话传说,梳理了藏地原始氏族从采集经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游牧经济转变的经济规律。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剩余产品为阶级社会的来临准备了经济条件,各氏族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又孕育了部族的雏形。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为藏族先民的部族奴隶制经济,其中又以象雄王国最为典型。散布高原的各部族以象雄部族为形式首领,形成了与中原商王朝类似的“共主”秩序,藏族传统史籍将此特定阶段称作“小邦时代”,始于氏族社会解体,终于吐蕃王朝建立,时间大体相当于中原的商代至唐初。古象雄王国因率先从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中发展出游牧生产方式,并依托地理位置,发展出高度繁荣的商业经济,一度成为“包罗万邦”的藏区政权。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学材料成为象雄部族奴隶制时代重要的生产力标志。虽有象雄王国作为形式上的首领,但各部族保有很强的独立性,并在不断的斗争与兼并过程中,转向了具有封建性质的部族联盟。第三部分以吐蕃部族联盟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及其来源和解体为主要内容。首先梳理了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悉补野雅垄部族的经济演变过程,指出起源于雅砻河谷的悉补野氏族因率先实现了农业革命,使得定居农业较游牧经济的优势得以凸显,并最终在兼并扩张中,代象雄立吐蕃。然后是对唐代吐蕃经济史的系统梳理,本文认为,吐蕃王朝在建构过程中,通过设官与分封,实现了从部族奴隶制向“形官实封制”的过渡:吐蕃王朝虽在部族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建构过程中虽借鉴了中原官僚制度的中央-地方职官体系,但无论原来的部族首领,还是后来的官僚贵族,实际上都过渡为封建领主贵族。另外,着重对唐蕃经济交往及丝路吐蕃道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吐蕃强盛以中原安定开放及丝路繁荣为前提,为今天藏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启示。最后,对吐蕃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探讨,以封建领主制度下采邑奴户有限性与封建贵族世袭制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这一矛盾的存在,不仅使得阴谋与内工成为吐蕃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而且推动着吐蕃领土的扩张,使得吐蕃王朝的内政外交到达高峰,吐蕃的向外扩张则不仅在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方向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吐蕃的对外扩张又带来了王室与领主贵族的矛盾,佛本之争不仅成为这一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而且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崛起了不同于传统领主贵族的僧侣贵族阶层,使得吐蕃王朝的矛盾集中于王室、僧侣阶层、世俗领主三大主体,且崇佛抑本所带来的世俗领主贵族权力的削弱、僧侣贵族阶层的崛起、王室权力的加强,非但不是吐蕃解体的原因,而且有效遏制了吐蕃因对外扩张带来的领主贵族权力的急剧膨胀,避免了吐蕃政权的过早分裂,延长了吐蕃王朝的寿命。然而,吐蕃封建部联盟性质未变,王室与领主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部族联盟最终走向解体。
二、试析西藏奴隶制庄园的残存形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西藏奴隶制庄园的残存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小结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小结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小结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小结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论文提纲范文)
一、相关研究与本文分析框架 |
(一)中国民族研究相关综述 |
(二)分析框架 |
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族研究 |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研究 |
(一)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0年) |
1.国外理论引介 |
2.本土理论的恢复重建 |
(二)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时期(1990—2000年) |
1.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影响 |
2.中国民族研究本土问题导向突出 |
3.“历史民族学”概念的提出 |
4.汉族研究得到发展 |
5.中国民族研究的城市学派兴起 |
(三)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时期(2000年至今) |
1.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 |
2.田野调整的开展与应用 |
3.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创新 |
4.中国民族研究国际影响力增强 |
四、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的民族研究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
(一) 现实研究中的问题 |
(二) 研究中的理论意识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四、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六、个案村寨介绍 |
(一) 村寨历史由来 |
(二) 村寨建制沿革 |
(三) 传统村寨社会形态的性质 |
第二章 体系:环境、社会与权威 |
一、环境与生计系统:村寨制运行的物质基础 |
(一) 相对独立的自然空间环境 |
(二) 相对独立的生产空间:公有私占与刀耕火种 |
(三) 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聚寨而居与对外封闭 |
二、人口与社会体系:村寨制运行的社会基础 |
(一) 家庭内部关系:多生与小家庭 |
(二) 横向关系:寨民之间的联结与互助 |
(三) 纵向关系:等级有分化与自愿依附 |
三、组织与权威体系:村寨制运行的治理基础 |
(一) 村寨权威的类型 |
(二) 村寨权威的职责 |
(三) 村寨权威体系的构建 |
四、小结 |
第三章 过程:意见、资源与决策 |
一、意见:诉求导向的权威整合 |
(一) 寨民意见的表达 |
(二) 权威对寨民意见的回应与统合 |
二、资源:以村寨利益连带机制的统筹 |
(一) 人员的聚集:权威魅力动员与寨民互助激励 |
(二) 物质资源的聚积:共享式的提取 |
三、组织:权威式的决策模式 |
(一) 村寨集体活动的动议 |
(二) 对资源的协调组织与决策 |
(三) 对村寨公共活动过程的组织与安排 |
四、小结 |
第四章 输出:共同规则、村寨意识与集体行动 |
一、共同规则与治理 |
(一) 共同规则的内容 |
(二) 共同规则的产生 |
(三) 共同规则的内化 |
(四) 共同规则对村寨秩序的维护 |
二、村寨意识与规范 |
(一) 对寨民思维的塑造 |
(二) 对寨民态度观念的影响 |
(三) 对寨民道德行为的型塑 |
三、集体行动与绩效 |
(一) 村寨对生产的统一 |
(二) 村寨集体仅式的举办 |
(三) 以村寨为单位交往 |
(四) 村寨安全与保护 |
四、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一、研究发现 |
(一) 村寨制: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制度 |
(二) 村寨制是封闭性、自足性与自治性的社会单元 |
(三) 王化之外的边疆地区是村寨制形成的前提条件 |
二、村寨制的运行机制 |
三、村寨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四、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参考文献 |
着作类 |
期刊类 |
学位论文类 |
外文文献类 |
方志类 |
致谢 |
(5)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陕西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编综合研究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选题背景 |
1.2 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 |
1.2.1 研究范围 |
1.2.2 研究对象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村落 |
1.3.2 历史文化名村 |
1.3.3 传统村落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4.1 国外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历程 |
1.4.2 国内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现状 |
1.4.3 目前存在问题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思路与研究重点 |
第二章 陕西传统村落保护现状 |
2.1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概况 |
2.1.1 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分布情况 |
2.1.2 中国传统村落区际分布 |
2.1.3 中国传统村落族际分布 |
2.2 陕西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现状 |
2.2.1 市域分布 |
2.2.2 区际分布 |
2.3 陕西传统村落分布特征 |
2.3.1 局部聚集、整体分散 |
2.3.2 黄土高原、秦巴地区多,渭河平原少 |
2.4 陕西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
2.4.1 自然环境因素 |
2.4.2 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水平 |
2.4.3 人口分布格局 |
2.4.4 历史文化因素的沉淀 |
2.5 陕西传统村落的分类 |
2.5.1 历史文化型 |
2.5.2 区域政治中心型 |
2.5.3 交通枢纽型 |
2.5.4 军事寨堡型 |
2.5.5 手工业、商业集聚型 |
2.5.6 山水格局生态型 |
2.6 传统村落保护现状评析 |
2.6.1 村落空间的衰败 |
2.6.2 城乡经济的不均衡发展 |
2.6.3 保护技术的滞后 |
2.7 传统村落保护中产生问题的原因 |
2.7.1 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 |
2.7.2 遗产价值的社会认知 |
2.7.3 管理体系的冗杂制度 |
第三章 陕西传统村落保护价值评估体系 |
3.1 陕西传统村落保护原则 |
3.1.1 村落保护的真实性原则 |
3.1.2 村落保护的整体性原则 |
3.1.3 村落保护的活态性原则 |
3.1.4 村落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
3.2 陕西传统村落保护内容 |
3.2.1 村落保护与空间环境的协调发展 |
3.2.2 村落保护与现代文明的协调发展 |
3.3 陕西传统村落价值评估体系的建立 |
3.3.1 层次分析法 |
3.3.2 传统村落价值评估体系评估 |
3.3.3 传统村落价值综合评估体系参数及释读 |
3.4 基于AHP体系下陕西省传统村落价值评估 |
3.4.1 历史价值评估 |
3.4.2 文化价值评估 |
3.4.3 艺术价值评估 |
3.4.4 科学价值评估 |
3.4.5 社会价值评估 |
3.4.6 陕西省传统村落综合价值评估 |
3.5 小结 |
第四章 陕西省传统村落保护策略探析 |
4.1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
4.1.1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简况 |
4.1.2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现状评述 |
4.1.3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建议 |
4.2 陕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
4.2.1 陕南地区传统村落简况 |
4.2.2 陕南地区传统村落现状评述 |
4.2.3 陕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建议 |
4.3 陕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策略 |
4.3.1 陕北地区传统村落简况 |
4.3.2 陕北地区传统村落现状评述 |
4.3.3 陕北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建议 |
4.4 小结 |
下编田野调查 |
第一章 关中地区传统村落 |
1.1 渭南市 |
1.2 咸阳市 |
1.3 铜川市 |
1.4 宝鸡市 |
第二章 陕北地区传统村落 |
2.1 榆林市 |
2.2 延安市 |
第三章 陕南地区传统村落 |
3.1 安康市 |
3.2 汉中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7)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和现状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二、研究设计和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 |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问题 |
二、列宁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
三、对树立科学宗教观的启示 |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的宗教观 |
一、主张“引而不发,跃如也。” |
二、正确看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三、倡导马克思主义者也要研究宗教 |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宗教观 |
一、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搞宗教狂热 |
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三、发挥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 |
一、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
二、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 |
三、全面加强党的宗教统战工作 |
四、特别强调了“导”的思维和功夫 |
第二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实践依据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第二节 重要的实践成就 |
一、为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凝聚了共识 |
二、为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实践统一了思想 |
三、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了合力 |
第三节 宝贵的实践经验 |
一、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
二、不断推动引导的法治化 |
三、注重合乎实际合乎规律 |
第三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宗教观念现状调研分析 |
第一节 调研对象的总体概况 |
一、藏传佛教文化特色的藏、蒙等族青年 |
二、伊斯兰教文化特色的回族等族青年 |
三、伊斯兰教文化特色的维吾尔等族青年 |
第二节 宗教观念的基本状况 |
一、理想信念与价值遵循方面 |
二、文化习俗与传统观念方面 |
三、法治意识与交往观念方面 |
第三节 宗教观念的影响因素 |
一、成长环境方面 |
二、传统观念方面 |
三、聚居条件方面 |
第四章 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分析 |
第一节 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 |
一、对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理解不深 |
二、个别人存在对宗教的非理性观念 |
三、对党的政策不熟与法治意识不强 |
第二节 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
一、现实生活中某些非宗教因素对宗教的利用 |
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名义实施渗透破坏 |
三、信息时代互联网建设监管方面的短板效应 |
第三节 引导方面的不足之处 |
一、党的全面领导有待进一步加强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深化 |
三、引导过程不连贯不系统不协同 |
第五章 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针对性举措 |
第一节 引导的目标和方向 |
一、夯实各族青年对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 |
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深刻认识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然性 |
第二节 全方位引导的实现路径 |
一、思想引导: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当代新发展 |
二、政治引导: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方位 |
三、法治引导:发挥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的规范作用 |
四、实践引导:着力西北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民生改善 |
第三节 加强和改善引导的对策建议 |
一、加强多元一体文化认同,广培厚植各族青年共有精神家园 |
二、强化理想信念引领,发挥少数民族青年干部积极引导作用 |
三、完善科学法治教育,提升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政治素质 |
四、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涉及宗教因素的舆情疏导和网络监管 |
五、协同创新优化,增强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总体效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选题缘由与研究目的 |
2.理论运用及研究思路、方法 |
3.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4.篇章结构 |
上编 明代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与夷汉文化冲突 |
第一章 明初川滇黔交界政区地理格局的形成 |
第一节 元代川滇湖广交界政区格局与民族分布 |
一、宣慰司设置始末及影响 |
二、三省交界地区的部族分布及社会发展状况 |
第二节 明王朝开辟西南 |
一、朱元璋平复云南的政治舆论攻势 |
二、平复云南的波折——由“和谈”到“武统” |
三、降服“蛮夷” |
第三节 明初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区构建 |
一、明廷重点经营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原因 |
二、贵州“西四卫”的设置与重庆道的畅通 |
三、奢香夫人与“龙场九驿” |
第四节 贵州建省与省界交错局面的形成 |
一、贵州设省的必要性 |
二、“犬牙交错”:贵州设省促使三省交界混杂分治局面的成形 |
三、驿传体系的完善与府卫混杂局面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卫所、土司与“生蛮”——新旧体制下的文化碰撞与社会转型 |
第一节 罗罗土司崛起与“都掌蛮”失势 |
一、土司崛起的原因——土司制度的本质与漏规 |
二、征讨和镇压:“生蛮”势力的削弱与演变 |
第二节 个案研究:奢氏土司的兴盛及领地扩张 |
一、考察缘起:川黔交界的黎民古镇 |
二、“自导自演”:永宁土司侵占毛坝 |
三、得陇望蜀:云安长官司消亡之谜 |
四、永宁土司的强盛及扩张的原因 |
第三节 移风易俗与夷汉有别:“汉化”政策在边疆的成效 |
一、明廷“以夏变夷”政策的效果体现 |
二、汉民的渗入与土司的应对 |
第四节 稳定的“旧制度”与特殊的新族群 |
一、稳固的罗罗社会:一条难以打破的婚姻法则 |
二、特殊族群的出现 |
小结 |
第三章 危机降临:土司社会的冲突与争斗 |
第一节 罗罗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 |
一、明中后期流民的迁徙及土地开垦的高潮 |
二、领主制经济的逐渐衰落 |
第二节 土司贵族的内部矛盾与权力分化 |
一、芒部争袭与沙保之乱 |
二、东川土府争印案及阿堂之乱 |
三、乌撒、沾益“彼绝此继”与乌撒内乱 |
四、安尧臣冒袭镇雄土官与永宁争印之乱 |
第三节 土目势力的崛起与阶级对立的加重 |
一、土目势力的崛起 |
二、夷民的反抗与上下阶层的对立 |
第四节 罗罗土司与明廷的关系恶化 |
一、从“轻徭薄赋”到“广征重敛” |
二、皇木采伐带来的沉重负担 |
小结 |
下编 从“改流”到“转型”:西南边疆的“内地化”高潮 |
第四章 明清之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变革 |
第一节 “平播之役”:明末西南大动乱的开始 |
一、播州杨氏与中央王朝的矛盾由来及关系演变 |
二、“平播之役”:王朝衰弱的前兆 |
三、杨氏覆灭改变西南格局 |
第二节 播州“改土归流”的内容及初步影响 |
一、明廷为何对播州进行改流 |
二、播州改流的主要内容 |
三、播州改流的初步影响 |
第三节 “水蔺之变”:“大土司时代”的终结 |
一、“水蔺之变”爆发的几个原因 |
二、“水蔺之变”对播州改流造成的影响 |
三、永宁改流与“大土司时代”的终结 |
第四节 动荡与变迁:明末清初西南边疆的势力争斗 |
一、明末西南罹难与蜀民南迁 |
二、清初西南地区的抗清势力及社会危机 |
三、吴三桂经略滇黔与反叛清廷 |
小结 |
第五章 清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 |
第一节 清初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冲突、变革与政区调整 |
一、平复滇黔交界强蛮始末 |
二、清初对黔西北地区的改流 |
三、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区调整 |
第二节 雍正年间对滇东北地区的改流 |
一、改流缘起:土司制度的失效 |
二、滇东北改流及其波折 |
三、滇东北改流的历史意义 |
第三节 个案研究: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转型——以川东威远卫的置废变革为例 |
一、初创:“双重政区”与土流之争 |
二、衰变:屯田受毁与土目失势 |
三、蜕变:人口集聚与社会转型 |
四、结语 |
小节 |
第六章 清中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转型 |
第一节 清代黔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生态变迁 |
一、万里箐弯:清初黔北地区的林木园区 |
二 毁林转耕:箐林消退与山地开垦 |
三 桑竹之盛:技艺传播促黔北繁荣 |
四 对黔北社会转型的几点思考 |
第二节 厅的创置、演变及对川南社会的影响 |
一、叙永厅的设置与军粮供应 |
二、由“两省分治”到“事归一省”:直隶厅的演进成形 |
三、仁怀厅的设置及影响 |
第三节 黔西北地区的夷汉分布与民族关系变迁 |
一、黔西北早期移民的由来及特点 |
二、后期移民的不断迁入与汉夷关系的转变 |
第四节 滇东北的开发:铜矿引起的社会变迁 |
一、滇东北铜矿业的兴盛 |
二、滇铜外运与河道开发 |
三、夷民开化与汉夷交往 |
小节 |
结语 |
一、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近代西南边疆的成型 |
二、西南边疆的“内地化”:华夏“大一统”思想的最高形式 |
三、历史地理学与中国西南社会发展 |
附录一:川滇黔交界地区各土司世次状况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 |
致谢 |
(9)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
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第三节 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
二、研究的思路与重点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相关说明 |
一、创新之处 |
二、相关说明 |
第一章 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社会结构 |
一、宋代政治经济概况 |
二、元代政治经济概况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文化环境 |
一、宋元时期的宗教信仰 |
二、宋元时期的民风民俗 |
三、宋元时期的绘画艺术 |
第二章 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成因 |
第一节 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形成的社会因素 |
一、佚名绘画创作群体的社会身份 |
二、绘画主流与非主流的价值观念 |
三、绘画的社会需求及受众关系 |
四、佚名绘画的交易与流通 |
第二节 宋元时期绘画佚名的原因 |
一、作品专属意识的不确定性 |
二、绘画的界定与收藏 |
三、宗教集体意识的体现 |
四、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 |
第三章 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主题与图式 |
第一节 佚名绘画现象的图式本义 |
一、绘画图式的释义 |
二、绘画图式的表现语言 |
第二节 佚名绘画现象的图式类别 |
一、遗风与民俗 |
二、信仰与崇拜 |
三、院体风尚与文人画意的外延 |
第三节 佚名绘画现象的图式语言 |
一、生产资料的图式语言 |
二、生活资料的图式语言 |
三、宗教活动的图式语言 |
第四节 佚名绘画现象的图式导向 |
一、生活的体验和愉悦 |
二、自然事物的感知与认知 |
三、宗教活动的参与和教规教义的传播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的内涵与显现 |
第一节 绘画意图的表达 |
一、贴近生活的创作意涵 |
二、宗教教义的转译 |
第二节 内心精神世界的构建 |
一、和谐富足的人间净土 |
二、慰藉心灵的精神诉求 |
三、驱恶扬善的道德箴规 |
四、因果轮回的思想观念 |
第三节 时政的维系与主张 |
第四节 佚名绘画现象的启示 |
一、绘画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
二、“以图证史”的价值与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主要文献资料中对宋元时期佚名画的汇总 |
附录二 国内外博物馆及文化机构收藏的宋元佚名画数量统计表 |
附录三 宋元时期部分佚名绘画作品图例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10)象雄至吐蕃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象雄至吐蕃经济史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二、象雄至吐蕃经济史研究回顾 |
三、系统抽象法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原始社会藏族先民的氏族公社经济 |
第一节 藏族族称、分支及人口分布 |
一、藏族族称的历史演变:西羌——吐蕃——藏族 |
二、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形成的藏族分支 |
三、当代藏族人口及分布 |
第二节 藏族经济史的开端 |
一、民族溯源研究方法的局限与藏族经济史开端的选择 |
二、青藏高原的阶段性隆升与藏族经济史的序幕 |
第三节 藏族先民从采集渔猎经济向农耕游牧经济的转变 |
一、旧石器时代:从采集经济到采集狩猎经济 |
二、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经济为主、农耕游牧经济为辅 |
三、原始时代藏族先民的社会存在形式:氏族公社及其图腾意识 |
第二章 象雄时期的部族奴隶制经济 |
第一节 古象雄王国的经济演变 |
一、古象雄王国的活动年代和范围 |
二、古象雄王国的游牧经济 |
三、琼隆银城和象雄王国繁荣的商业 |
四、从原始本教到雍仲本教 |
第二节 “小邦时代”与“杰琛” |
一、藏族传统史学中的断代与“小邦时代” |
二、散布高原的各“杰琛”与多康地区各部族 |
三、“杰琛”的部族性质 |
四、各“杰琛”的相互兼并与部族时代向封建部盟时代的过渡 |
第三节 奴隶制社会形态 |
一、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 |
二、藏文文献对小邦时代奴隶的身份确认和类别划分 |
三、生产奴隶和仆从奴隶是主要劳动者 |
四、囊生( zhing g-yog nang bran)型谿卡等奴隶制残余 |
第四节 早期金属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分工 |
一、早期金属器具和早期金属时代 |
二、青稞等农作物的栽培种植 |
三、牦牛等牲畜的驯化放养 |
四、早期金属时代的剩余劳动及社会分工 |
第三章 吐蕃部族的起源:悉补野雅砻部族的经济演变 |
第一节 雅砻部族形成时期青藏高原的经济区域 |
一、从悉补野氏王统世系推测雅砻部族的开端 |
二、作为一种经济要素的固定农业与藏南渔猎农耕经济区 |
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游牧经济与藏北游牧经济区 |
第二节 雅砻部族对各经济区的兼并及其合类性发展过程 |
一、悉补野雅砻部族:以悉补野氏族为核心的氏族联合体阶段 |
二、悉补野吐蕃国:农业革命及部族奴隶制 |
三、吐蕃部族:对雅鲁藏布江流域河谷农业区的统一 |
四、初级吐蕃部族联盟:征服苏毗、象雄等游牧部族 |
五、吐蕃部族的本教兴衰 |
第三节 河谷定居农业是吐蕃部族统一青藏高原的经济实力基础 |
一、藏南河谷农业区的区位优势 |
二、初期河谷适农区在青藏高原的经济地位 |
三、布代贡杰时期:铁器的出现与农业变革 |
四、定居农业部族与游牧部族经济实力的消长 |
第四章 唐代吐蕃部盟之封建农奴制经济 |
第一节 部盟封建制吐蕃王朝的建立 |
一、制定王朝大法 |
二、设官治民与职官系统 |
三、分封与领主 |
四、多康藏族的初步形成 |
五、引入和推广佛教 |
第二节 吐蕃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关系 |
一、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的“形官实封制” |
二、吐蕃上层官爵合一、等级分明的领主贵族 |
三、吐蕃下层“桂”与“庸” |
四、封建领主与“桂”、“庸”的对立统一 |
第三节 吐蕃王朝农牧业的发展 |
一、农业区的扩展与水利建设 |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农作物品种、农用工具的多样化 |
三、畜牧业技术的发展与牧业管理 |
第四节 以兵器与佛教用品制造为主的官营手工业 |
一、手工业的内部分工与官营手工业 |
二、佛教影响下的黄金制作工艺 |
三、兵器制造及其带动下的金属冶炼业和皮革制造业 |
四、瓷器烧制与建筑用陶 |
第五节 吐蕃的商业与商人 |
一、吐蕃交换活动的扩大 |
二、物物交换与实物货币 |
三、吐蕃境内的商业与市场 |
四、商人阶层 |
第六节 吐蕃与周边民族间的经济交往 |
一、唐蕃商业贸易:边境互市与旅商采购 |
二、唐蕃之间的贡赐、和亲、战争 |
三、丝绸之路与吐蕃的交通 |
四、吐蕃与南亚、中亚等地的对外贸易 |
第七节 吐蕃的财政赋役制度 |
一、吐蕃财政制度的形成和完善过程 |
二、大料集与专项赋役 |
三、财政职官体系:岸本 |
四、赤德祖赞整顿财政 |
第五章 吐蕃部盟封建制经济的矛盾及解体 |
第一节 采邑奴户有限性与封建贵族世袭制之间的矛盾 |
一、赞普亲兵私有制与小邦征战中的经济利益:土地和奴隶 |
二、分封采邑与贵族经济利益形态的变化:采邑和属民、奴户 |
三、吐蕃王室与领主贵族利益的调和机制:族内成员世袭制 |
四、领主贵族对采邑、奴户的争夺:检举揭发与王室没收 |
第二节 王室与领主贵族的共同经济利益:对外扩张 |
一、东灭吐谷浑、西占安西四镇 |
二、征服南诏、蚕食唐境 |
三、立盟划界与推行部落制 |
四、吐蕃军事扩张的经济性:封建制领地扩张与奴隶制掠夺并存 |
五、吐蕃军事扩张在中国疆域形成及中国历史走向中的作用 |
第三节 王室在占领区的经济统治及对吐蕃本部的影响 |
一、王室直辖地的扩大与在占领区设官 |
二、汉人反抗与升庸为桂 |
三、计口授田的突田制 |
四、突税与差科 |
五、王室改革对领主贵族经济利益的冲击 |
第四节 佛本之争的经济根源在于王室与领主的利益矛盾 |
一、对外扩张中的王室、领主矛盾与赤德祖赞的倡佛 |
二、领主贵族的反佛与赤松德赞的兴佛灭本 |
三、僧侣阶层的崛起:吐蕃王室与领主经济矛盾的必然结果 |
四、僧侣阶层势力的扩张与领主贵族的反抗:朗达玛灭佛 |
五、吐蕃部族联盟的解体及农奴制庄园的出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试析西藏奴隶制庄园的残存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J]. 张继焦,吴玥.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3]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4]政治系统视角下的村寨治理研究 ——基于云南德宏景颇族木爱寨的形态调查[D]. 龚丽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6]陕西传统村落保护研究[D]. 魏唯一. 西北大学, 2019(01)
- [7]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D]. 张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8]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D]. 张洪滨. 暨南大学, 2019(03)
- [9]宋元时期佚名绘画现象研究[D]. 谭媛元.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象雄至吐蕃经济史研究[D]. 石越. 中央民族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