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十年西宁人口变化及未来态势（论文文献综述）
范熙晅[1]（2015）在《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是中国古代长城文化遗产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结构复杂、体系严密的大型防御工事,其横亘于明蒙之间,既是明朝防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也是沟通游牧与农耕两大民族文化融合的桥梁。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明长城历史沿革研究开始,对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认识逐渐深入,除了众所周知的长城边墙外,星罗棋布的军事聚落、交通和信息传递系统都是整个防御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庞大复杂的结构体系下,蕴藏的是古代中国在规划布局中的聪明才智和宝贵思想,而对于这种规划思想的研究尚且不足,尤其是从军事学角度,对自然、社会及人的思想对整个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在充分的史料积累和现场考察基础上,基于军事地理学、地缘学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和整体史观思想等研究方法理论的支撑,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从自然、社会、人三个方面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规划布局和选址的机制进行研究,强调防御体系的整体性,着眼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内外两侧,将农、牧双方均纳入研究范围,解读不同因素与体系层次结构布局的作用关系,并做数据化、图示化整合与梳理,最终综合研究结论,提出明长城秩序带概念是对明代边防地带的社会秩序的精炼概括,并基于哈耶克的“秩序理论”,从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两方面,对明长城秩序带概念进行解读。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作为中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却在遭受严重的自然、人为破坏,对于现状的考察固然十分重要,对于历史的解读却也不可或缺,掌握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的内部机制和重要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的了解体系的构成和层级结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贾伟[2]（2012）在《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文中认为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封建社会里,人口的多少和盈缩变化是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河湟地区也不例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口数量和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这说明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当然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区域民族人口研究是人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人口学的基本共性,又有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共同影响下的独特个性。区域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无论是古代人口研究还是现代人口研究,都可以为宏观人口研究提供微观见证和典型性个案,丰富了人口研究的内涵,从而避免了宏观人口研究在区域人口研究中面临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因此,推动区域人口研究,无疑会强有力的推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由此,我们不能不谈起本研究区域：河湟地区。河湟地区是古代羌人的中心居住地区,但它深入地开发则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的,至今已有二千余年了。由于多种原因,这里的社会发展时紧时慢,或由牧变农,或由农返牧,或烽烟四起,或牧歌羌笛,自明初以后近六百年,这里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河湟地区由边地逐渐埒似内郡。这个时期,总体说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各民族人口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河湟地区的历史区位来看,河涅地区东望秦陇,西联潴野,北倚祁连,南瞰康川,诚西北之心脏,祖国之宝地,农牧间之桥梁,人口状况也显露出来了与别地不同的特点。所以,探讨河湟地区民族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就不能不是一项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全文内容分上下两编,共计九章。上编为河湟民族人口本体研究。本编主要是展开对人口本体的研究,即对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基本数据的剖析。笔者在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统计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考证了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各民族人口数量和总人口数。本编包含第一、二、三、四、五章和一小结。第一章是序论,主要谈及本研究的意义、研究时空的界定,并论述了支撑河涅人口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着重论述了本研究所依靠的史料基础和研究现状。第二、三章主要对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史志中的人口数据进行辨析、考证和推断。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河湟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后小结,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明清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第五章主要论述河湟地区人口迁移及其人口的空间结构变化。下编为河湟地区民族人口客体研究。主要指向与人口发展密切相关的不同社会因子的探讨,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相互影响。本编共包含第六、七、八、九章,共计四章。第六章主要论述河湟地区人口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第七章论述的是河湟城市状况及其发展,认为城市是河湟人口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第八章是在对河湟地区自然灾害分析的基础上,论述自然灾害对河湟人口发展的影响以及明清时期的防灾救灾体系。第九章以河湟人口发展史为视角,进一步探索河湟人口发展规律,冀希以史为鉴,为现实人口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婧[3]（2020）在《青海塔尔寺寺院建筑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塔尔寺作为青海地区的宗教中枢,藏传佛教复兴时期的中心,它既是藏传佛教寺院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尔寺地处多元文化交融之地且营建过程历时漫长,其寺院建筑是藏族传统文化和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塔尔寺寺院建筑既体现了藏传佛教在青海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交通背景和民族特征,还是承载着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典型物质载体。当前对塔尔寺寺院建筑本体空间特征的相关研究长期关注寺院建筑总体布局和单体建筑特征,但对塔尔寺寺院与其附属寺院和寺属部落的空间关系的论述较少。以往对塔尔寺寺院建筑文化源脉的相关研究则普遍关注汉、藏文化对塔尔寺寺院建筑发展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其他多元文化在寺院建筑发展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效应。基于此,本文依据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本体特征,以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本土化为视角,借助文献研究、实地调查,以及建筑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途径,旨在研究建筑和文化相互作用下的塔尔寺寺院建筑历史,以及不同时期宏观历史网络对塔尔寺寺院建筑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本体特征研究。在厘清藏传佛教发展脉络,以及其寺院建筑的演变轨迹和分布状况的基础上,从寺院组织、经济、教育、寺属部落及属寺五个方面剖析藏传佛教格鲁派对塔尔寺寺院的结构体系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通过对塔尔寺所在地区历史地理基础的分析,并对影响塔尔寺寺院建筑营建过程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将塔尔寺寺院建筑的营建历史划分为:寺院雏形构建阶段、经学院建筑完型阶段、寺院建筑营建延续阶段。基于塔尔寺寺院的发展脉络,从空间尺度出发,构建了多尺度的塔尔寺寺院建筑本体空间特征研究框架:宏观尺度层面,主要阐释了塔尔寺与其在青海境内的31座属寺的区域结构,以及塔尔寺与其寺属部落的空间关系。中观尺度层面,剖析了塔尔寺寺院的群体格局特征。微观尺度层面,对塔尔寺寺院的建筑类型,以及核心建筑类型的单体建筑特征进行了研究。由此以塔尔寺寺院发展脉络为主线,从三个空间尺度层面系统论述并归纳、总结了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本体特征。第二部分,塔尔寺寺院建筑对多元文化的本土化研究。以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本土化为视角,基于对塔尔寺寺院建筑所在地区多元文化的引入背景及寺院建筑营建历史的辨析,选取塔尔寺寺院的核心建筑类型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空间布局、建筑形制、构造特征、装饰技艺、营造思想五条线索出发,追溯青海地区多元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在塔尔寺寺院建筑之中的体现。论证得出了塔尔寺寺院建筑是西藏地区传统建筑、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建筑、印度伽兰、犍陀罗与尼泊尔佛塔、中亚拱券建筑、青海民居,以及内蒙古建筑意向的文化复合体。第三部分,塔尔寺寺院建筑发展演进的机制研究。将塔尔寺寺院建筑的发展轨迹置于由政治、宗教、民族、交通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宏观历史网络之中,基于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本体特征,通过剖析寺院建筑的形成过程和多元文化作用的空间过程,从而探究寺院建筑特征形成的动力要素和多元文化的作用方式。进而揭示塔尔寺寺院建筑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明代社会政治背景和宗教传播的主导作用之下,伴随着交通商贸及民族迁徙所产生的影响,塔尔寺寺院雏形得以构建,寺院建筑的多元文化复合性初现;受到清代社会政治导向的驱动,同时在地区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共同作用下,塔尔寺寺院的经学院建筑体系逐步完型,寺院建筑的多元文化复合性亦趋于成熟;清末至民国时期,在政权变更而导致宗教发展区域转移的影响之下,塔尔寺的发展重点转向寺院经济,寺院建筑营建则进入延续阶段,且寺院建筑维持原有的多元文化复合性特征。论文为当前塔尔寺寺院建筑的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也为塔尔寺寺院建筑历史的综合研究探索了新的途径,并对塔尔寺以及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静态保护和动态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还对青海地区地域建筑的进一步创作和更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陈亮[4]（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顾超[5]（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张磊[6]（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赵小花[7]（2016）在《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认为青海河湟地区是指青海日月山以东,祁连山以南,西宁四区三县、海东地区以及青海海南、黄南等地。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即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先秦至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属性经历了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内地化是变迁的主流,也是促进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各项事业进步的主要动力。先秦至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经历了从一个生态的、文化的独立地区到华夏边缘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赋予这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面貌。两汉以来,这一地区进入内地化的历史阶段,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及文化因素对青海河湟地区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在内生的地方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地方性文化因素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此后,中央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进程的影响逐步深化,而中央王朝在青海河湟地区行政力量的扩张与收缩过程即是王朝国家与地方秩序的角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华夏与民族边缘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也经历着冲突与融会,而持续进行的内地化过程,使当地社会文化诸方面受到中原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作为内生地方秩序的承载体,历史上,西羌、鲜卑、吐谷浑、吐蕃（藏族）、蒙古、回族、土族等民族皆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历史演进产生重要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具有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其在社会文化内在结构及其外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质,且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具有鲜明的边缘性特征。华夏边缘的社会文化属性既为这一地区的内地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同时又以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着内地化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从而使内地化进程成为一个可逆的、不确定的社会发展方向。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进程加速,其社会文化诸项事业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内地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西方化的因素也伴随着近代化进程影响着青海河湟社会文化的近代建构,同时,一些地方性社会文化因素仍然存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青海河湟地区形成了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从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因素的形成动因看,晚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权对青海河湟统治的深化,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特别是青海建省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改革,既促使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与内地的均质化,同时也进一步突显出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特殊性;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抗战以来民族国家理念的传播,加速了青海河湟地区意识形态的均质化进程,同时一些地方性文化观念在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社会大背景下更加突现出来;近代以来,人口迁徙和商贸活动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青海河湟地区与内地的联系,共同成为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动因,而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独具特色的商贸活动,也使这一地区作为民族边疆的社会文化属性得以深化。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属性的确立还体现在近代国民的塑造、近代教育的兴起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化等方面,这些因素既是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动因,也是这一社会文化属性导致的结果。在上述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的内地化已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也是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源泉。当然,也应当看到,青海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在促进边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诸如保甲制度复兴等逆近代化因素的一些影响,加之一些与近代化过程背道而驰的内生地方秩序的干扰、影响,河湟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步伐显得艰难、迟缓。此外,我国的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因此,近代化过程伴随着西方化的历程,这一点也有青海河湟社会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有所体现。从近代以来青海河湟地区政治结构、商贸经济、医疗卫生、教育、文娱、体育、饮食等内地化、近代化的进程看,这一时期社会文化也可用"变"与"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加之总结,其中,"变"特指的是由内地化引发的该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不变"则既指受地方秩序影响或某些利益团体的阻碍而使地方社会文化处于滞后的状态,也包括客观存在的一些地方性文化因素。"变"代表了事物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而"不变"则指事物的特殊性。在民族边疆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因素还突出地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惯性因素。在青海河湟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变"代表了这一地区前进的动力与方向。总之,从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看,内地化是青海河湟地区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薇[8]（2020）在《《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读图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图像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历史民族志图册研究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百苗图”、“滇夷图”的不断挖掘整理,让更多学者开始重溯“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的治学传统。20世纪初以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为代表的国外图像史学家们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梳理和探讨,使图像史料逐渐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图像史研究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是我国现存部头最大、图像数量最多、涵盖地区和民族最为广泛的历史民族志图册,其绘制由乾隆皇帝发起,军机处、地方督抚、清宫画师合力组织编绘,共绘录海内外民族图像600余幅,是清中期最重大的国家绘图工程。现存《皇清职贡图》的版本数量较多,绘本、写本、刊本均有流传,但正本已佚,因此对存世绘本的研究极为重要。葛兆光先生《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2005）一文指出了对图像史料利用的不足,并提出经典的二问,即“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什么?”引发了笔者对图像研究的深层次思考。此后,葛先生将《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绘》等一系列纪实性图像纳入了“文献”的范畴,为我国图像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目前,《皇清职贡图》的研究主要以版本考证、图像研究、满汉文图说研究和史料价值研究为主,关于图册成书过程、绘制目的、图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以图册中某一民族聚居区为整体地域单元所展开的研究。以往学者多关注图册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民族,缺乏对西北民族图像的关注。同时,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对图说文本的利用远远高于图像本身,对图像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学理性探讨,而艺术学领域的学者又多强调图像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对图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图中民族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解读不够,这无疑使图像史研究出现“图史分裂”的态势,加之《皇清职贡图》的彩绘本尚未正式公开,难以观其原貌,囿于图像获阅的难度,以往研究较少使用原图,缺乏直观性和生动性。历史图像能否成为史料?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研究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和版本。《皇清职贡图》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庄吉发、畏冬、祁庆富等学者对现存版本做过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版本和成书,追溯了图册成书的历史背景。认为《皇清职贡图》正式绘制之前,乾隆皇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搜罗“番书”并命四译馆翻译,又以四川为试点绘制“番图”样本,再发放至各省效仿绘制,并令各督抚将境内各民族分布地域、风物特产及民风民情等内容撰为图说附图后报军机处。正本成书之后,进行了多次增补,又编绘了多部绘本、写本和刊本以便流通之用,乾隆皇帝还将图册赐予几位朝廷重臣。第二章,重点分析《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和特点。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皇清职贡图》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绘图目的。认为,乾隆皇帝启动《皇清职贡图》这项国家绘图工程,不仅仅是朝贡体系的历史书写,更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表达,也是清廷知边、治边、宣扬国威的工具。第二部分,从图册的选材内容、形制类别和艺术审美三个角度归纳了《皇清职贡图》的特点。认为,这部纪实性的图册是中国古代“左图右史”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延续,也是国家意志在历史文本上的呈现,具有图文并茂,装帧华丽,笔法精湛,设色考究,构图巧妙等特点,融合了乾隆时期清宫画作中、西方绘画手法并行的绘画风格。第三章、第四章运用图像证史“三省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图册所载河湟11族的图像和图说展开深度剖析,探讨了图说所载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和生计方式等问题;解析了图像所绘河湟民族服饰样貌、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特点。认为:第一,图册中河湟民族族称的界定遵循了文化相似性的原则;第二,图册所载河湟地区清中期民族分布格局与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第三,清中期河湟地区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第四,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服饰、饮食、风俗与民族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族际互动频繁发生,早在清中期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化特征。第五章,通过分析特定历史情境下中央与河湟地方政治上呈现出的趋同性,进一步探讨清廷与河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第一节依据图册增补过程探讨“自上而下”的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即清廷的“民族观”。认为《皇清职贡图》对后来归附部族图像的补绘和乾隆皇帝御识的补撰均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理念的体现,是对其开疆拓土丰功伟业的颂扬。图册中御题诗、恭和诗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清廷对海内外民族秉持“中外一家”的包容态度。第二节通过图册中对河湟土司图说的研究,认为:图说体现了河湟民族“自下而上”国家认同,河湟土司辅助清军征边、辅佐清廷治边的史实证明了土司制度在河湟地区得到成功实践。本研究创新点有三:第一,是史料的创新。本文运用了大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和北京故宫藏本中的图像,补充了清中期河湟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图像史料运用不足的问题。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通过“图像证史”探索了“图”与“史”有机结合的图像史研究路径,针对图像史研究中存在的“图史分裂”的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认为图像史研究应遵循“图史并重”的原则,追溯图像的历史背景、绘图目的及版本源流是判断图像史料价值的有效途径,深度剖析图像的内容是利用图像史料的可行性方式,二者相结合才能发挥图像史料的最大价值。第三,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图册所绘河湟11族置于清代边疆经营的大历史背景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河湟地区各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发展。
王飞[9]（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路其首[10]（2019）在《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水资源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人民水资源利用方式,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可深化对该时期人民在水资源利用中体现的智慧与经验的理解,以更好地为现实提供借鉴。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地区,除少数山地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及农业发展。明代西北地区比现在干冷,降水量比现在小。对水的利用除雨养农业区外则是灌溉区的形成。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将西北地区分为陕北高原、陇中盆地、渭河平原、宁夏平原、秦巴山地、河湟谷地等,各区内自然环境及地表径流不同。农业水资源利用主要为地表水,其中以地表径流为主;地下水次之,地下水或地表积水可作为地表径流的补充。灌溉是利用地表水最主要的方式,明代西北地区的灌溉工程建设在不同地区表现的不同,通过整理不同地区的灌溉工程及其建设方法,其工程特点是:以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兴废较为频繁、军事性因素强、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灌溉工程有不同分类:以投资者分类,分为军事因素的灌溉工程、官民合修和民间自修三种;以引水方式分类,可分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两种。灌溉工程修建较高的花费、政治环境的不利、引水方式的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很深。一是灌溉面积的扩大。边地军镇卫所的屯田活动对耕地面积扩大起到很大作用,但并非水利建设的直接结果。其发展速率主要依靠地理环境及农业发展基础,还包括人口的增减。腹里地区耕地面积在明中后期出现增长,这与农业发展基础、灌溉工程中小型化、政策推行、种植结构改变等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灌溉面积扩大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关程度也不同,并存在空间与时间差异。二是农业技术的选择。作物引进方面,旱地作物对种植结构改变作用有限,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小且零星分布,大部分地区仍然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水资源利用对作物周期以及包括不同作物的轮作、间作在内的种植结构变化起了一定作用。农业生产工具多样,尤其以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水车、水磨、船磨的出现为代表,但只是在陇中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增产措施中,肥料使用普遍;而以陇中砂田为代表的保水措施是一种创举,但二者更新费用较高。总之,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方面未取得重要突破。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会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状态,并存在区域性差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多种并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肥力保持模式、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而肥力保持模式与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有一定交叉,水资源则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业经济区域性差异与水资源的区域性差异有紧密相关性,水资源的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总之,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的探讨上,可供借鉴处是在工程技术创新、农业增产措施、水资源分配、利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上,而不足之处则是水资源利用来源过于单一,水资源利用工具未广泛普及且技术相对滞后,部分地区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等。当今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仍有一些问题与历史相似,在今后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努力达到水资源的合理使用。
二、四十年西宁人口变化及未来态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十年西宁人口变化及未来态势（论文提纲范文）
（1）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明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急迫性 |
| 1.1.2 明长城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 |
| 1.1.3 课题组研究的“承”与“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长城研究探索阶段（新中国成立前） |
| 1.2.2 沿革历史研究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
| 1.2.3 实地考察积累资料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1.2.4 “长城学”学科建立与系统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 |
| 1.2.5 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阶段（21世纪以来） |
| 1.2.5.1 各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 1.2.5.2 建筑学长城研究的突破 |
| 1.2.5.3 学科间的拓展 |
| 1.2.5.4 近十年间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
| 1.2.6 现阶段研究存在的缺环 |
| 1.2.7 课题组已有成果及未来发展 |
| 1.3 研究方法与材料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1.1 史料分析与田野调查法 |
| 1.3.1.2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
| 1.3.1.3 军事地理学与地缘学说 |
| 1.3.1.4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整体史观 |
| 1.3.2 材料基础 |
| 1.3.2.0 官修典籍 |
| 1.3.2.1 文集史书 |
| 1.3.2.2 舆地图集 |
| 1.3.2.3 地方志书 |
| 1.3.2.4 近现代历史类资料 |
| 1.4 研究创新 |
| 1.4.1 首次由整体视角剖析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全线规划布局的深层机制 |
| 1.4.2 以整体史观将长城外侧影响因素纳入研究范围 |
| 1.4.3 以军事地理学视角分析自然、人与明长城规划局部的关系，并转化为图示语言表达 |
| 1.5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主要特征 |
| 2.1 由“九边十一镇”至“九边二十镇”的概念辨析 |
| 2.2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构成 |
| 2.2.1 长城本体 |
| 2.2.2 军事聚落 |
| 2.2.3 信息传递与物资运输系统 |
| 2.2.3.1 烽传系统 |
| 2.2.3.2 驿传系统 |
| 2.2.4 其他要素 |
| 2.3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发展的阶段性 |
| 2.3.1 主动进攻时期的防线建设 |
| 2.3.2 边境局势转型期的防线建设 |
| 2.3.3 被动防守时期的防线建设 |
| 2.4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内部运作机制解读 |
| 2.4.1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层次性、系统性与整体性 |
| 2.4.1.1 “军政合一”的区划背景 |
| 2.4.1.2 “镇—路—卫—所—堡”五级分级方法 |
| 2.4.1.3 “总兵级—参将级—守备级—守兵级”四级分级方法 |
| 2.4.1.4 长城带状区域内部的独特秩序 |
| 2.4.2 农牧交错背景下经济、文化及生产运作 |
| 2.4.2.1 军屯与商屯的兴起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
| 2.4.2.2 边地民族贸易带来的以物质为载体的信息流通 |
| 2.4.2.3 战争引发的以人为载体的信息流通 |
| 2.4.3 明长城防御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自然因素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的影响 |
| 3.1 “天时”、“地利”与军事环境中的自然因素 |
| 3.1.1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自然观 |
| 3.1.2 “天时地利”影响军事布局及选址 |
| 3.2 “地利”蕴含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与明长城军事聚落布局与选址规律 |
| 3.2.1 明代兵法中的军事聚落布局及选址思想 |
| 3.2.2 明代北部边疆的军事地理格局 |
| 3.2.2.1 明长城九边军镇防御体系的地理位置 |
| 3.2.2.2 明长城九边军镇防御体系的土地资源环境 |
| 3.2.2.3 明长城九边军镇防御体系的外部军事格局 |
| 3.2.3 九边军镇的军事地理环境及规划布局机制 |
| 3.2.3.1 辽东镇——燕京左臂，三面濒夷 |
| 3.2.3.2 蓟镇——京都左辅，重峦叠翠 |
| 3.2.3.3 宣府镇——京陵肩背，雄踞上谷 |
| 3.2.3.4 大同镇、山西镇——外冲内险 京师外屏 |
| 3.2.3.5 延绥镇——横绝河套 据险卫内 |
| 3.2.3.6 宁夏镇、固原镇——控扼山河、四塞险固 |
| 3.2.3.7 甘肃镇——沙海明珠 西陲绝塞 |
| 3.3 “天时”之不可抗性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辩证影响 |
| 3.3.1 明代兵书着作《投笔肤谈》中关于“天时”的军事思想 |
| 3.3.2 边界战争的季节性规律 |
| 3.3.2.1 秋季收获时节的大规模防秋军事活动 |
| 3.3.2.2 冬季河流冰冻及防冬军事行动 |
| 3.3.3 气候恶化对防御体系的影响 |
| 3.3.3.1 灾害对防御工事的破坏 |
| 3.3.3.2 气候突变导致防御体系弱化与迁移 |
| 3.3.3.3 灾害引发的士兵失额与军事进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因素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影响 |
| 4.1 政治军事制度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选址与变迁影响 |
| 4.1.1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建立的背景——密切相关的政治、军事制度 |
| 4.1.1.1 军事系统下的疆土管理——都司卫所制度 |
| 4.1.1.2 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军屯制度与军兵来源 |
| 4.1.1.3 信息、物资流通的血脉——驿传交通及驿递制度 |
| 4.1.1.4 地缘因素进入血缘组织——明朝同期蒙古的社会组织及军事组织模式 |
| 4.1.2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演化条件——边防与外交环境 |
| 4.1.2.1 明初“善待厚遇”、“守备为本”之道——“九边”雏形的产生 |
| 4.1.2.2 明前中期国力下降、以守为主之策——“九边”成熟体系的形成 |
| 4.1.2.3 明中后期东北疆域的固边与斗争——九边防御重点的转移与衰落 |
| 4.1.2.4 通贡与掠夺之间的角力——蒙古的对明政策 |
| 4.2 军事战事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变迁影响 |
| 4.2.1 影响防御体系布局的动因——九边战事及事件 |
| 4.2.1.1 明代九边战争的时空分布特征 |
| 4.2.1.2 九边军镇聚落建造与战争分布的数据比对 |
| 4.2.1.3 战争对九边军镇聚落建造的影响 |
| 4.2.2 军事防御体系的三次修筑高潮 |
| 4.2.2.1 出击兀良哈之战与北边防线的内缩 |
| 4.2.2.2 土木堡之变与北京保卫战引起的京师防御体系整顿 |
| 4.2.2.3 河套问题掀起的又一次防御设施修筑高潮 |
| 4.3 经济因素对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变迁影响 |
| 4.3.1 开中法与商屯——长城周边自然经济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商品经济萌芽 |
| 4.3.1.1 开中法背后朝廷与商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博弈 |
| 4.3.1.2 均衡状态下自然经济生产模式的转变及垄断竞争市场的运作 |
| 4.3.1.3 利益失衡导致商屯的破坏 |
| 4.3.2 明蒙间的互市贸易——打破长城封闭性的经济渠道 |
| 4.3.2.1 互市贸易带来的经济共生 |
| 4.3.2.2 互市贸易繁盛时期市场的分布与管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军事思想策略对明长城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的影响 |
| 5.1 长城边防策略的历史发展 |
| 5.1.1 边防戍守的雏形期——先秦时期 |
| 5.1.2 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期——秦汉 |
| 5.1.3 长城防御体系的发展期——南北朝至元朝 |
| 5.2 明代国家边防策略的转变对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布局的影响 |
| 5.2.1 主动防御策略下的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布局 |
| 5.2.1.1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的决策者——明太祖朱元璋 |
| 5.2.1.2 主动防御策略的践行者——明成祖朱棣 |
| 5.2.2 主动向被动转型期防御体系的演化 |
| 5.2.2.1 儒家君主仁政思想下边防态势的变化 |
| 5.2.2.2“土木之变”后大规模的京师防御建设 |
| 5.2.3 被动防御形势下捉襟见肘的体系建设 |
| 5.2.3.1 成化时期中部地区的边防建设 |
| 5.2.3.2 嘉靖时期九边格局的定制和多次复套之议的失败 |
| 5.2.3.3 庚戌之变后边防重心的转移 |
| 5.3 重要地方官员与将领对区域边防体系建设的作用 |
| 5.3.1 余子俊修筑延绥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意义 |
| 5.3.1.1 “搜套”与“退套”的博弈 |
| 5.3.1.2 余子俊修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积极意义 |
| 5.3.1.3 余子俊修筑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消极影响 |
| 5.3.2 坚守长城的蓟镇军事防御体系 |
| 5.3.2.1 明中前期蓟镇的边防形成 |
| 5.3.2.2 谭纶、戚继光对蓟镇军事防御体系的建构 |
| 5.3.3 明末东北边防时期辽东镇的防守与进攻 |
| 5.3.3.1 李成梁的御辽固边策略 |
| 5.3.3.2 熊廷弼的固辽复辽策略 |
| 5.3.3.3 袁崇焕的复辽策略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秩序带”概念解析 |
| 6.1 “秩序带”定义初探 |
| 6.1.1 社会学范畴的“社会秩序” |
| 6.1.2 哈耶克的“秩序”理论 |
| 6.1.3 “秩序带”定义解析 |
| 6.2 “明长城秩序带”解读 |
| 6.2.1 “明长城秩序带”是具有防御性的社会秩序 |
| 6.2.2 “明长城秩序带”中的“自发秩序” |
| 6.2.2.1 时间维度中的“自发秩序” |
| 6.2.2.2 空间维度中的“自发秩序” |
| 6.2.3 “明长城秩序带”中的“建构秩序” |
| 6.2.3.1 制度与规则——无形的组织关系网 |
| 6.2.3.2 聚落与防御工事——有形的空间结构 |
| 6.2.3.3 伦理与价值观——冲突和无序的约束力 |
| 6.3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明朝皇帝年表 |
| 附录二：明初北边防线内移表 |
| 附录三：明九边重镇军事聚落建置沿革统计表 |
| 附表四：《明实录》载明九边重镇对蒙军事战事统计表 |
| 附表五：《明实录》载明九边重镇对女真军事战事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 河湟地区民族人口本体研究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河湟”界定与人口生殖的生态基础 |
| 第三节 史料基础与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史志中明代河湟地区人口数据辨析 |
| 第一节 西宁卫人口数据辨析 |
| 第二节 河州相关人口数据辨析 |
| 第三章 史志中清代河湟地区人口数据辨析 |
| 第一节 西宁府人口数考察 |
| 第二节 河州民户数考察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考察 |
| 第一节 明清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
| 第二节 土族人口数量蠡测 |
| 第三节 回族与撒拉族人口数量 |
| 第五章 河湟地区人口迁移与人口的空间结构变化 |
| 第一节 明代河湟地区人口迁徙及其人口分布格局 |
| 第二节 四次战争与清代移民活动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人口迁徙方式 |
| 小结：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数量 |
| 下编 河湟地区民族人口客体研究 |
| 第六章 河湟地区人口与农业生产 |
| 第一节 河湟地区社会生产技术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人口增加与农业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番地的开垦 |
| 第四节 水利设施日益完善 |
| 第五节 河湟牧场的衰退与畜牧业人口的减少 |
| 第七章 人口与城市发展 |
| 第一节 河湟地区城市类型 |
| 第二节 城市的形制和发展 |
| 第三节 城镇功能由单一向综合性发展 |
| 第四节 新兴贸易城市相继崛起 |
| 第五节 河湟地区城市文化 |
| 第六节 城市发展对河湟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
| 第八章 自然灾害与人口 |
| 第一节 明清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解析 |
| 第二节 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类型及其对人口的损耗 |
| 第三节 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济 |
| 第十章 以史为鉴：明清时期河湟地区人口发展的启示 |
| 第一节 处理好人口发展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由洪亮吉人口思想谈起 |
| 第二节 社会稳定与河湟地区人口关系——由战争谈起 |
| 第三节 人口增殖的推动因素——由科技谈起 |
| 第四节 重视过度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
| 附录：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灾异志 |
| 参考书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青海塔尔寺寺院建筑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现状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选题、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选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及研究框架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框架 |
| 2.塔尔寺发展溯源 |
| 2.1 藏传佛教的发展溯源与文化传播 |
| 2.1.1 藏传佛教的发展溯源 |
| 2.1.2 藏传佛教的文化传播 |
| 2.2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 |
| 2.2.1 萌芽时期(7世纪—8世纪中叶)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
| 2.2.2 发展初期(10世纪—13世纪中叶)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
| 2.2.3 发展中期(13世纪中叶—15世纪初)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
| 2.2.4 繁荣时期(15世纪初—18世纪中叶)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
| 2.2.5 发展末期(18世纪初中叶—1949)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 |
| 2.3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分布状况 |
| 2.3.1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中国的分布 |
| 2.3.2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青海的分布 |
| 2.4 格鲁派发展对塔尔寺寺院建筑营建的影响 |
| 2.4.1 格鲁派发展沿革及其特征 |
| 2.4.2 格鲁派发展影响下的塔尔寺寺院组织 |
| 2.4.3 格鲁派发展影响下的塔尔寺寺院经济 |
| 2.4.4 格鲁派发展影响下的塔尔寺寺院教育 |
| 2.4.5 格鲁派发展影响下的塔尔寺寺属六族 |
| 2.4.6 格鲁派发展影响下的塔尔寺寺院属寺 |
| 本章小结 |
| 3.塔尔寺寺院建筑的营建历史 |
| 3.1 塔尔寺寺院建筑营建的历史地理基础 |
| 3.1.1 塔尔寺所在地区的地理区位特征 |
| 3.1.2 塔尔寺所在地区的文化源流背景 |
| 3.1.3 塔尔寺所在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 |
| 3.1.4 塔尔寺寺院建筑营建的历史分期 |
| 3.2 寺院雏形构建阶段(1379-1629) |
| 3.2.1 三方势力协同支持塔尔寺寺院初创 |
| 3.2.2 建筑营建活动:围绕纪念塔兴建殿堂 |
| 3.3 寺院经学院建筑完型阶段(1649-18世纪中叶) |
| 3.3.1 清王朝的扶持政策促进塔尔寺寺院发展 |
| 3.3.2 建筑营建活动:经学院建筑体系的完善和成型 |
| 3.4 寺院建筑营建延续阶段(1874-1942) |
| 3.4.1 政权变更导致塔尔寺寺院发展重心转移 |
| 3.4.2 建筑营建活动:以重建与修复为主 |
| 本章小结 |
| 4.塔尔寺寺院建筑群体格局特征 |
| 4.1 塔尔寺寺院建筑群体现状 |
| 4.1.1 塔尔寺寺院建筑整体概况及研究范围 |
| 4.1.2 塔尔寺寺院建筑研究的相关资料辑录 |
| 4.1.3 塔尔寺寺院建筑的修缮和保护状况 |
| 4.2 塔尔寺寺院与其附属组织的空间关系 |
| 4.2.1 塔尔寺寺院与其附属寺院的区域结构 |
| 4.2.2 塔尔寺寺院与其寺属部落的空间关系 |
| 4.3 塔尔寺寺院择址 |
| 4.3.1 寺院择址与“圣地”空间观念的关系 |
| 4.3.2 寺院择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4.4 塔尔寺寺院建筑总体空间布局 |
| 4.4.1 塔尔寺寺院功能结构 |
| 4.4.2 塔尔寺寺院道路系统 |
| 4.4.3 塔尔寺寺院总体布局特征 |
| 4.5 塔尔寺寺院建筑群体空间布局 |
| 4.5.1 塔尔寺寺院建筑群体空间秩序的组织原则 |
| 4.5.2 塔尔寺寺院建筑群体空间布局的基本模式 |
| 本章小结 |
| 5 塔尔寺主要建筑类型及其特征 |
| 5.1 塔尔寺寺院建筑类型及其现状格局 |
| 5.1.1 佛殿建筑及其现状格局 |
| 5.1.2 经学院建筑及其现状格局 |
| 5.1.3 僧居建筑及其现状格局 |
| 5.1.4 辅助建筑及其现状格局 |
| 5.1.5 佛塔建筑及其现状格局 |
| 5.2 塔尔寺寺院的主要建筑类型及其特征 |
| 5.2.1 佛殿建筑及其特征 |
| 5.2.2 经学院建筑及其特征 |
| 5.2.3 活佛府邸建筑及其特征 |
| 5.2.4 佛塔建筑及其特征 |
| 5.3 塔尔寺典型单体建筑及其特征 |
| 5.3.1 佛殿建筑:以大金瓦殿为例 |
| 5.3.2 经学院建筑:以大经堂为例 |
| 5.3.3 僧居建筑:以阿嘉活佛府邸为例 |
| 5.3.4 佛塔建筑:以过门塔为例 |
| 5.4 塔尔寺殿堂建筑的空间特征 |
| 5.4.1 塔尔寺殿堂建筑受到西藏格鲁派四大主寺的影响 |
| 5.4.2 塔尔寺殿堂建筑的空间构成要素 |
| 5.4.3 塔尔寺殿堂建筑的空间构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6.塔尔寺寺院建筑对多元文化的转译及本土化 |
| 6.1 塔尔寺寺院建筑文化的研究视角 |
| 6.1.1 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文化研究背景 |
| 6.1.2 塔尔寺寺院建筑的文化研究线索 |
| 6.2 空间布局方面的体现 |
| 6.2.1 与藏地传统建筑文化的关联 |
| 6.2.2 与明清中原地区建筑文化的关联 |
| 6.2.3 与青海地域建筑文化的关联 |
| 6.3 建筑形制方面的体现 |
| 6.3.1 与藏地传统建筑文化、明清中原地区建筑文化的关联 |
| 6.3.2 与外域建筑文化的关联 |
| 6.4 构造特征方面的体现 |
| 6.4.1 佛殿建筑 |
| 6.4.2 经学院建筑 |
| 6.5 装饰技艺方面的体现 |
| 6.5.1 建筑装饰技艺特征 |
| 6.5.2 建筑装饰文化源脉 |
| 6.6 营造思想方面的体现 |
| 6.6.1 空间观:佛教宇宙观和轮回观的演绎 |
| 6.6.2 审美观:“净土”思想的空间演绎 |
| 本章小结 |
| 7.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7.3 存在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与变迁 |
| 第一节 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行政沿革 |
| 一、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二、明以前河西地区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洪武年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与卫所的设立 |
| 一、洪武初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军事活动 |
| 二、洪武时期河西地区卫所的设立 |
| 三、洪武以降河西地区卫所建置的变化及镇戍体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河西卫所的职官体系 |
| 一、卫所职官的基本情况 |
| 二、河西诸卫的武职系统 |
| 三、河西诸卫的文职系统 |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河西卫所管理的有司化 |
| 一、卫所军事职能的削弱 |
| 二、卫所独立司法权的丧失 |
| 三、文官对卫所管理的介入 |
| 四、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 |
| 第二章 移民与河西地区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移民与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变迁 |
| 一、明代河西移民的类型 |
| 二、明代移民对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 |
| 第二节 明代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形成、来源与转变 |
| 一、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
| 二、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来源 |
| 三、由“军”到“民”—卫所军户的转变 |
| 第三节 卫所土官群体的形成及其身份的变化 |
| 一、河西地区土官群体的形成 |
| 二、树立勋绩——土官家族的崛起 |
| 三、土官家族的发展与转化 |
| 第三章 军需供给与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河西卫所的军粮供给体系 |
| 一、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出现 |
| 二、明初河西地区的军粮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卫所军粮供给制度的变化 |
| 一、屯田的衰败与军屯田土的民田化 |
| 二、由“本色”到“折色”—民运、开中、京运的转变 |
| 三、边地米粮市场的形成与粮价的腾涌 |
| 第三节 河西地区的军马供应体系 |
| 一、官牧军马 |
| 二、茶马互市 |
| 三、官方购买 |
| 四、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促进了河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 |
| 第一节 卫学、科举与儒家文化的直接传播 |
| 一、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 |
| 二、科举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 |
| 第二节 明朝在河西地区的旌奖实践与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构建 |
| 一、立祠祭祀 |
| 二、题建坊匾 |
| 三、刻碑写传 |
| 四、其他方式 |
| 第三节 明代河西地区正统祭祀体系的构建 |
| 一、明代河西地区的地方祀典建设的概况 |
| 二、国家通祀体系在河西地区的推广 |
| 三、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改造 |
| 第四节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宗教管理与控制 |
| 一、佛教 |
| 二、道教 |
| 三、伊斯兰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 |
| 三、本论题的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华夏边缘:传统时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从羌人地带到多元民族地带 |
| 一、羌人地带到藏人地带:先秦至明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民族分布 |
| 二、多元民族地带:明代中期及清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民族分布 |
| 第二节 传统时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 |
| 一、中原华夏与民族边缘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会 |
| 二、王朝国家与地方秩序的角力与融通 |
| 三、华夏边缘社会生活及其内地化的缓慢进程 |
| 第二章 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的社会变迁因素 |
| 第一节 近代河湟地区的政治文化变革 |
| 一、清末新政在河湟的实施 |
| 二、民国时期的行政改革与社会变迁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的青海河湟地区 |
| 一、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河湟时局 |
| 二、抗战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影响 |
| 第三节 移民、商贸活动对青海河湟地区的影响 |
| 一、移民与社会变迁 |
| 二、商贸活动对河湟地区的影响 |
| 第三章 民族边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从土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
| 一、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 |
| 二、从户口统计看居民身份的近代转型 |
| 三、从医疗史角度看国民身份的型塑 |
| 第二节 近代教育的兴起 |
| 一、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 |
| 二、近代教育的发展 |
| 三、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生活的近代化 |
| 一、衣食住行的近代化 |
| 二、文体娱乐及宗教生活的近代化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内地化与地方性 |
| 二、内地化与近代化、西方化 |
| 三、"变"与"不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相关问题阐述 |
| 四、海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及版本 |
| 第一节 成书过程 |
| 第二节 版本现状 |
| 第三节 绘制内容及史料价值 |
| 第二章 《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及特点 |
| 第一节 绘制目的 |
| 第二节 绘制特点 |
| 第三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河湟民族 |
| 第一节 河州土千户韩玉麟等所辖撒喇族土民、土妇 |
| 第二节 西宁县土指挥祁宪邦等所辖东沟等族番民、番妇 |
| 第三节 西宁县缠头民、缠头妇 |
| 第四节 西宁县哆吧番民、番妇 |
| 第五节 西宁县土指挥佥事汪于昆所辖土民、土妇 |
| 第六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所辖东沟等族土民、土妇 |
| 第七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祁在玑所辖达子湾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八节 碾伯县南北两山番民、番妇 |
| 第九节 摆羊戎通判所辖番民、番妇 |
| 第十节 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所辖兴马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十一节 归德所番民、番妇 |
| 第四章 图册背后的河湟民族社会 |
| 第一节 《皇清职贡图》图像所见河湟民族的服饰及风俗习惯 |
| 第二节 《皇清职贡图》图说所见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生计方式、饮食及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中央与地方 |
| 第一节 “自上而下”的清廷“民族观” |
| 第二节 “自下而上”的河湟民族国家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西北地区 |
| (二) 水资源 |
| (三) 农业经济 |
| 第一章、西北地区农业水环境 |
| 第一节、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农业及其用水方式 |
| 一、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分布 |
| 二、明代西北地区的水分状况 |
| 三、西北地区水资源分布 |
| 四、西北地区农业发展中的水资源利用方式 |
| 第二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来源 |
| 一、明代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来源 |
| (一) 地表水 |
| (二) 地下水 |
| 二、明代西北地区农业利用的地表水 |
| 三、明代西北地区农业利用的地下水 |
| 第二章、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的发展 |
| 第一节、地表水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发展 |
| 一、渭河平原 |
| 二、陕北高原、陇中盆地 |
| 三、宁夏平原 |
| 四、河西走廊 |
| 五、河湟谷地 |
| 六、秦巴山地 |
| 第二节、地下水利用与农业灌溉工程建设 |
| 第三节、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类型及分布 |
| 一、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类型 |
| (一) 以投资者分类 |
| (二) 以引水方式分类 |
| 二、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特点 |
| (一) 以中小型水利为主 |
| (二) 兴废较为频繁 |
| (三) 军事性因素强 |
| (四) 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 |
| 三、明代西北地区灌溉工程分布 |
| 第四节、余论 |
| 第三章、水利灌溉与农业发展 |
| 第一节、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建设花费 |
| 二、引水方式 |
| 三、社会经济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互作用 |
| 第二节、灌溉面积的扩大 |
| 一、军镇卫所屯田面积的扩大 |
| (一) 陕北高原: 延安府与延绥镇的比较研究 |
| (二) 宁夏平原与河西走廊 |
| (三) 河湟谷地 |
| (四) 其他卫所 |
| 二、腹里耕地面积的扩大 |
| (一) 渭河平原耕地面积的变化 |
| (二) 秦巴山地耕地面积的扩大 |
| 三、灌溉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 (一) 屯田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 (二) 腹里耕地面积扩大与水资源利用 |
| 四、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 |
| (一) 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的时间性 |
| (二) 灌溉面积扩大与农业发展的空间性 |
| 第三节、农业技术发展 |
| 一、作物引进与种植结构变化 |
| (一) 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 |
| (二) 粮食作物的种植 |
| (三) 种植结构 |
| (四) 小结 |
| 二、农业工具与增产措施 |
| (一) 农业工具 |
| (二) 保水措施 |
| (三) 小结 |
| 第四章、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 |
| 第一节、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下的农业发展 |
| 一、灌溉区农业的发展 |
| 二、雨养区农业的发展 |
| 三、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
| 第二节、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 |
| 一、农业经营 |
| 二、农业经济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四十年西宁人口变化及未来态势（论文参考文献）
- [1]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D]. 范熙晅. 天津大学, 2015(08)
- [2]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民族人口研究[D]. 贾伟. 兰州大学, 2012(09)
- [3]青海塔尔寺寺院建筑历史研究[D]. 张婧.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5]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6]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从华夏边缘到民族边疆：近代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赵小花.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D]. 张薇. 中央民族大学, 2020(11)
- [9]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10]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D]. 路其首.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