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月经济金融大事（论文文献综述）
新华社[1]（2021）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序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周建波,李婧,曾江[2]（2021）在《票号代办捐纳的业务特征及其财政作用探析——以道咸年间蔚泰厚苏州分号代捐业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道咸年间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的代办捐纳案例显示,票号的代办捐纳业务对于提高捐纳制度的运行效率、扩大捐纳融资来源和促进票号经营发展皆起到了重要功用。代办捐纳作为一项兼具金融与财政性质的业务,开创了清代金融机构与财政融资的早期合作模式,加强了金融市场与国家财政的联系,增强了票号与官员之间的关联和信任,既为此后票号进一步走向官款业务积累了人脉和运营经验,也揭开了晚清由传统财政（建立在农业税基础上）向现代财政（依靠以工商税为主体的政府税收向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转型的序幕。
孔令通[3]（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岳子璇[4]（2021）在《太行区群英会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并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广泛、深入发动人民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采用各种办法放手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性大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苦心经营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太行根据地战略位置紧要。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1946年在此召开了两届规模较大的区级群英大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太行根据地各县域群英会也纷纷召开,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各有特色。太行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召开,会议表彰了抗战和灾荒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并总结交流了杀敌与生产经验,发挥了英雄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时值战争年代且在1942、1943年大灾荒之后,根据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黎北县南委泉村作为会议地址。由于各种阻力,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历了一些曲折,筹委会的成立使得会议筹备工作滞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党政机关、英雄模范都直接参与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中。此次会议具有明显的战时性与暂时性特征,通过实物展览、交流座谈、选举表彰等方式对英雄模范进行激励、动员,获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会议使先进的经验得到推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深刻地影响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的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于解放战争初期召开,旨在表彰抗战胜利后太行区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总结经验、推广传播,以促进战斗、生产、翻身运动的发展,使太行区人民在心理和行动上实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转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会期从1946年12月2日到12月21日,共计19天,第二届群英会的准备工作同样纷繁复杂,太行区各县市政府、机关团体、社会各界、英雄模范的广泛参与保障了会议流程、秩序的合理及完备。与第一届群英大会相比,第二届群英大会在参会英雄的广度、英雄交流的深度及选举表彰的力度方面均有所提高。会后,各解放区新英雄主义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此次大会是共产党在太行区召开的最后一届群英大会,深远地影响了新中国劳模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除两届区级群英会外,太行县域群英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以黎城县群英会最为典型。黎城县群英会在1944年到1946年间召开了三次,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筹备会议,黎城县政府努力克服财政紧张问题,积极开展筹备工作,评选并表彰了一批英雄模范代表。黎城县生产、纺织、合作运动的发展在太行各县优势突出,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在此落地生根。黎城县群英会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它所凝结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总之,太行区群英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地时期太行军民的大事,不论是区级群英会还是县域群英会均对太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塑造英雄模范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也可以看出根据地时期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查翠琴[5]（2021）在《言论与时局：《商报》时评研究（1924-1927）》文中研究表明
张晓明[6]（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牟凯旋[7]（2021）在《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文中认为山西票号主营汇兑,兼营存放款业务,是中国古代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被称为“执金融界之牛耳”。其“汇通天下”,在全国各地广设分庄,最晚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开始在济南设庄经营,至票号倒闭歇业,来济设庄票号不少于19家。该文以蔚泰厚票号为例,利用民间文献和文史资料等,探讨其设庄于济南的原因、概况和经营情况,并进一步分析蔚泰厚济南分号赖以生存的经营之地——济南金融市场的情况,以及票号对济南金融市场的作用。蔚泰厚属山西票号平遥帮,于道光初年改营票号业,到1921年正式歇业,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分号众多,就目前所见信稿等原始资料记载就有26处之多。蔚泰厚济南分号设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业务涉及汇兑、存款和放款等,与北京、上海、天津和沈阳四分号联系更为紧密,主要体现于通信数量、业务量和业务金额三方面。蔚泰厚济南分号的汇兑业务以信汇为主,汇兑方式的选择与客户群体、汇兑金额间并未发现直接联系,与前辈学者研究有出入。蔚泰厚设庄于济南,既是其经营整体布局的结果,也与济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关,蔚泰厚济南分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据票号信稿分析,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季节性特点,主要体现在编号书信寄送、利息行市变化、业务量和业务金额等方面。同时票号又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蔚泰厚票号承办汇兑,调剂各地金融,是济南与全国各地进行商业经济交流必不可少的媒介;此外,其经营存放款业务,亦为济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货币资金支持。蔚泰厚历经票号业盛衰全程,是票号业的典型代表之一,利用信稿等新材料对其济南分号进行研究,有利于为票号研究提供个案和细节补充,与前辈学者研究相互印证的同时,引起学界对有争议问题的继续关注,重视民间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此外,对信稿中记录的济南利息行市、钱数以及银钱流动等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研究济南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该文从票号研究入手,进一步关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以期在丰富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今日济南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刁春辉[8]（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高世伟[9]（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王兆倩[10]（2021）在《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初等教育是教育事业的根基,高质量的小学教师是初等教育优质发展的前提,而待遇则是小学教师生存与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北京政府便组织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商榷教育发展规划,小学教师待遇有了法律明文保障。然而,内忧外患的国情与经济的尚未起步导致小学教师待遇虽有法律保障但实施困难,奉天省也不例外。本文以民国时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小学教师工作积极性、小学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整体质量以及初等教育的影响,并探究影响小学教师待遇起伏的因素,以期得出改善当下小学教师待遇、增强小学教师队伍稳定性、提高小学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以及初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现实启示。本文分为四部分,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的论述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问题:首先,本文将论述1912-1931年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以及初等教育发展、小学师资的概况。通过文本解读可以了解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日益完善,对基本薪俸、福利待遇、退隐金以及奖金等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次,本文将对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法律文本只能作为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参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这一部分将详细论述奉天省小学教师基本薪俸、福利、退隐金以及奖金等待遇的实际情况。同时,本部分将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域和群体的定位。笔者分别在奉天省内以及全国范围内对小学教师的待遇进行区域定位,以求不同学校性质的教师待遇之间的差距以及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在全国范围内所处的社会水平。笔者将奉天省内不同职业的待遇做参照,对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进行群体定位,以求奉天省小学教师的待遇在奉天省内不同职业待遇中所处的水平。最后得出结论,即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在奉天省省内处于社会中低层,在国内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再次,本文将对影响小学教师待遇的因素做论述,考察奉天省小学教师实际待遇对小学教师生活、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和稳定性以及初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影响,以期揭示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解决途径。最后,通过考察探究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为当下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稳定小学教师队伍、提高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和初等教育发展质量提供现实启示。
二、一月经济金融大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月经济金融大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论文提纲范文）
| ▌序言 |
|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
|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
|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 （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 |
| （二）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
| （三）在经济建设上 |
|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 |
| （五）在政治建设上 |
| （六）在全面依法治国上 |
| （七）在文化建设上 |
| （八）在社会建设上 |
| （九）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
| （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 |
| （十一）在维护国家安全上 |
| （十二）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 |
| （十三）在外交工作上 |
|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
| ▌六、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
| ▌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
（2）票号代办捐纳的业务特征及其财政作用探析——以道咸年间蔚泰厚苏州分号代捐业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票号代办捐纳业务发展的背景 |
| 三、道咸年间蔚泰厚票号代捐业务的金融特征 |
| (一)票号代办捐纳的基本业务流程及周期 |
| (二)票号代办捐纳业务的风险管理 |
| (三)代办捐纳在票号经营中的地位 |
| 四、道咸年间蔚泰厚票号代捐业务的经营特征 |
| (一)票号代办捐纳的业务结构 |
| (二)票号代办捐纳业务的价格特征 |
| (三)票号在代办捐纳业务中建立的政商关系 |
| 五、结语 |
（3）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4）太行区群英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空前大事: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述论 |
| 第一节 重筹备:第一届群英会之前期酝酿 |
| 一、战争、天灾中酝酿会议 |
| 二、会址的选择 |
| 三、材料收集与英模推选 |
| 第二节 稳落实:第一届群英会之具体议程 |
| 一、实物展览激励 |
| 二、交流座谈鼓舞 |
| 三、选举表彰带动 |
| 第三节 促革命:第一届群英会之会后效应 |
| 一、争当杀敌英雄 |
| 二、努力达到“耕三余一” |
| 三、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活 |
| 小结 |
| 第二章 再攀高峰: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探析 |
| 第一节 忙中有序:纷繁复杂的会前工作 |
| 一、选举参会英雄 |
| 二、布置大会展览馆 |
| 三、确保会议秩序 |
| 第二节 不断调整:灵活多样的会议内容 |
| 一、资格审查与领导报告 |
| 二、英雄的经验创造 |
| 三、英雄受奖荣归 |
| 第三节 空前绝后:第二届群英大会的独特效应 |
| 一、新英雄主义迅速发展 |
| 二、翻身英雄大显身手 |
| 三、太行区最后一届群英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典型案例:太行区群英会影响下的黎城县群英会 |
| 第一节 思想引领:黎城县第一届群英会 |
| 一、历史与现实的加持 |
| 二、曲折的筹备工作 |
| 三、英雄的彰显 |
| 第二节 思想到技术的转型:黎城县第二届群英会 |
| 一、群英会的资金来源 |
| 二、英雄模范的“发明”与“检讨” |
| 三、“组织起来”的创造 |
| 第三节 技术到组织的再转型:黎城县第三届群英会 |
| 一、以石寸金为代表的劳动英雄 |
| 二、纺织英雄与合作英雄的独特经验 |
| 三、参战自学模范与模范干部的特征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太行区群英会的特征分析 |
| 二、太行区群英会的发展演变 |
| 三、太行区群英会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地缘关系及交往历史 |
| (一)先秦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经济交流 |
| 1.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交通 |
| 2.先秦时期辽东地区的开发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1.秦汉至南北朝时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政权更迭与人口迁徙 |
| 2.隋唐五代时期辽东地区民族发展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 |
| (三)辽、金、元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 |
| 1.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及贸易往来 |
| 2.金朝的建立与高丽的贸易关系 |
| 3.元朝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与贡物索取 |
| 二、明代前期至中期辽东政局与区域间的贸易体系 |
| (一)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与明初辽东社会概貌 |
| 1.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
| 2.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
| (二)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初建与辽东地区的贸易形态 |
| 1.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的初建 |
| 2.洪武至永乐时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形态 |
| 3.宣德年间辽东防御体系的调整与贸易体系的确立 |
| (三)明中期辽东社会与区域贸易的发展 |
| 1.辽东都司的边政与社会发展 |
| 2.朝贡制度下中朝贸易的新进展 |
| 3.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贸易的繁荣 |
| 三、明代中后期的礼治外交与辽东地区中朝贸易 |
| (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中朝关系 |
| 1.嘉靖时期重塑的礼治外交 |
| 2.壬辰战争爆发前中朝“礼治”外交格局的延续 |
| (二)礼治外交影响下的中朝贸易 |
| 1.官方贸易的衰退 |
| 2.朝鲜使臣贸易的盛行 |
| 3.贸易中的交换媒介与货币 |
| (三)明代中后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状况 |
| 1.辽东地区的使臣贸易 |
| 2.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四、万历时期辽东的边疆危机与中朝贸易 |
| (一)壬辰战争以前辽东地区的中朝经济交流 |
| 1.隆庆至万历初期辽东经济的短暂复苏 |
| 2.万历前期辽东地区的边境贸易 |
| (二)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对朝援助与贸易 |
| 1.壬辰战争的爆发与辽东地区的援助 |
| 2.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的新突破 |
| (三)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及中朝贸易的衰落 |
| 1.明朝统治在辽东地区的崩溃 |
| 2.传统外交秩序恢复与中朝贸易的萎缩 |
| 五、明清易代与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 |
| (一)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 |
| 1.后金政权的建立及对辽东的占领 |
| 2.明清战争初期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变化 |
| (二)东江集团与朝鲜之间的经济往来 |
| 1.明末辽东地区的海上贸易群体 |
| 2.东江集团与朝鲜的陆路贸易 |
| 3.东江集团与朝鲜的海上贸易 |
| (三)清朝入关前对朝鲜的征伐与贸易 |
| 1.后金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及对朝鲜外交策略 |
| 2.清朝入关前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体系 |
| 3.后金与朝鲜的贸易物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主体史料概况 |
| 第一节 原始文献归户考证 |
| 第二节 票号书信的书写与寄送 |
| 第二章 蔚泰厚票号及济南分号经营概况 |
| 第一节 蔚泰厚票号概况 |
| 第二节 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简介 |
| 第三节 济南分号在蔚泰厚中的地位 |
| 第三章 蔚泰厚济南分号的经营活动 |
| 第一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业务类型 |
| 第二节 蔚泰厚票号汇兑利润来源 |
| 第三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经营理念 |
| 第四节 蔚泰厚济南分号社会关系 |
| 第四章 山西票号对济南金融市场的影响 |
| 第一节 清朝山东济南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晚清济南金融市场利率及银钱问题 |
| 第三节 山西票号撤离济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材料 |
| 五、理论方法 |
| 六、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豫北地理与治理关系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 |
| 第三节 经济地理 |
| 第四节 人文地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豫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认同培育—现实需求与文化建造 |
| 一、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构建 |
| 二、《圣谕广训》与清代社会治理思想的构建 |
| 三、祭祀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
| 四、祭祀、表彰与伦理道德思想的构建 |
| 五、国家认同的瓦解与重塑 |
| 第二节 礼法并重—礼法与社会秩序体系的构建 |
| 一、“礼法”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 |
| 二、教育教化引导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剿抚兼施—军事功能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威慑镇压的治理策略 |
| 二、军事信息渠道的构建 |
| 第四节 保障民生—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税收保障体系的完善与构建 |
| 二、黄河的治理与民生 |
| 三、社会救助及民生 |
| 第五节 信仰引导—宗教信仰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一、宗教信仰的治理功能 |
| 二、邪教信仰的社会治理 |
| 三、传教士问题治理思想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实践落实—县级政府领导下的豫北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牢筑根基—县级组织机构的基本构成 |
| 一、县官的铨选及职能 |
| 二、县级机构的组成及职能 |
| 第二节 建设格局—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
| 一、水利治理实践 |
| 二、仓储制度与灾荒防治 |
| 三、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 |
| 第三节 基层组织—社会治安与赋税征收 |
| 一、保甲制度与权力渗透 |
| 二、赋税征收与民间社会 |
| 第四节 崇德重礼—教化体系与治理实践 |
| 一、学校教化机制 |
| 二、社会教化机制 |
| 第五节 敬天为民—官员祭祀与官民关系 |
| 一、地方官员祭祀 |
| 二、调解纠纷维护社会治安 |
| 三、传教士与豫北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自治—豫北民间社会中的自治机制 |
| 第一节 自治主体—基层社会的自治效能 |
| 一、士绅权威与基层社会 |
| 二、宗族制度的功能 |
| 三、会首的社会治理作用 |
| 四、乡村乡约自治 |
| 第二节 以农为本—乡村经济的发展 |
| 一、粮食生产与社会稳定 |
| 二、乡村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
| 第三节 文化惯习—民间教化信仰的社会治理功能 |
| 一、社会教化机制 |
| 二、民间信仰活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1.研究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1.关于民国小学教师待遇的研究 |
| 2.关于民国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研究 |
| 3.关于民国初等教育的研究 |
| 4.关于民国物价的研究 |
| 5.相关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概念界定 |
| 2.理论依据 |
| 3.研究方法 |
| 一、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制定 |
| (一)奉天省初等教育及小学师资概况 |
| (二)中央颁布的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三)奉天省颁布的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1.1912-1922 年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2.1923-1931 年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二、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况探究 |
| (一)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概况 |
| (二)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概况 |
| (三)1912-1931 年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实况的定位 |
| 1.地域比较 |
| 2.群体比较 |
| 三、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影响因素及历史影响 |
| (一)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影响因素 |
| 1.政局不稳,战乱不断 |
| 2.教育经费起伏不定 |
| 3.当权者的教育认识 |
| (二)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历史影响 |
| 1.对小学教师的影响 |
| 2.对初等教育的影响 |
| 四、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发展的现实启示 |
| (一)维持社会稳定,大力发展经济 |
| (二)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保证专款专用 |
| (三)提高教师聘用标准,建立优秀的教师队伍 |
| (四)提高教师的地位,改善教师的待遇 |
| (五)培养教师爱岗敬业精神,树立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资料 |
| (二)学术专着 |
| (三)相关论文 |
| (四)电子文献 |
| 致谢 |
四、一月经济金融大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J]. 新华社. 当代贵州, 2021(Z4)
- [2]票号代办捐纳的业务特征及其财政作用探析——以道咸年间蔚泰厚苏州分号代捐业务为例[J]. 周建波,李婧,曾江.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3]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4]太行区群英会研究[D]. 岳子璇. 山西大学, 2021(12)
- [5]言论与时局：《商报》时评研究（1924-1927）[D]. 查翠琴. 安徽大学, 2021
- [6]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晚清票号经营研究 ——以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为例[D]. 牟凯旋. 河北大学, 2021
- [8]“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9]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10]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D]. 王兆倩.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