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论文文献综述）
蒋传光[1]（2017）在《邓小平法制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文中指出邓小平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把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作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方针,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系统的邓小平法制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已经历了五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这五个里程碑分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1997年中共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启的依法治国新征程,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这五个里程碑和邓小平及其法制思想从理论逻辑上说均有密切的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邓小平法制思想为指导,应体现在以下方面,坚持中国法治道路的民族特性,坚持理论上的超越与创新,坚持学习、借鉴与立足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立足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实践基础。
张波[2]（2010）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维度上展开的,这两个维度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实践主导模式之路,进而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走文化扬弃模式之路,通过文化层面的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而言,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生在法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象。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它是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法律实践相结合、强调法律发展的实践法源,遵循着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形成的。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它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中,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动力。路径的文化层面也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探索,反映的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涉及到是否以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问题,是否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就是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的。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实践法源之路;他们尊重历史、尊重法律文化,坚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们坚信实际是母亲,法律、法理是儿子,最终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从1957年到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时期。这种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出现了主观偏离客观的主观主义;另一个是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中发生了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出现法律虚无主义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在实践的诉求中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中,应运而生。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继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继续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地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依法执政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和演变至少给我们留下三点启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正确的路径不是理论主导模式而是实践主导模式。坚持理论主导模式,就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走向法学教条主义。克服法学教条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出发,强调实践的主导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要求我们面向中国历史、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需要时刻警惕中国传统的糟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良影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否则,也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第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出场的,其本身不仅意味着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否定,更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辩证态度。在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诉求中,我们首先要反对西化,反对将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法制现代化的主张;其次,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必须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观,不能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完全对立起来。最后,要辩证看待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批判地吸取其有益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李颖[3]（2016）在《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可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更好地指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研究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文献研究。我们沿着“来自哪——如何发展——是什么——如何看待”的思路力图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历史轨迹、主要内容、特色、理论贡献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价值,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考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既有对以往法治理论的批判和发展,也有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思考。就理论来源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批判和借鉴了分权法治学说、人民主权的法治学说、资产阶级“法治国”构想、资产阶级宪政学说等资产阶级法治理论;批判和吸收了人民主权体现民主、人人平等、法律条文形式、法治运行要素等空想社会主义法治构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法治构想。就现实依据而言,实现无产阶级公民权的需要、指导工人运动的需要以及巴黎公社法治实践的经验,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现实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详细的考证,提出了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及相关着作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835-1844年）、形成期（1845-1848年）以及发展期（1848-1895年）。萌芽期是指1835年到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主义——新理性批判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中对于法治的摸索和尝试。形成期是指1845年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对于法治的思考,这一时期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发展期是指1848年年到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即1848年欧洲革命及革命失败后的探索、第一国际时期同改良主义等的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以及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进一步提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阶段围绕着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法治的深刻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立法、司法、选举制度的实质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的虚伪性;通过揭露公民权与人权的分离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中人权与公民权二元分立;通过揭露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治的狭隘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构建以宪法为核心,刑法和诉讼法、国际法和环境法、民商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组成的法治体系和以立法、司法、执法、监督和守法“五位一体”的法治机制来阐述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剖析,探讨了从科学的世界观和人民主权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关于法治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法治与民主的相向发展、法治与平等的相互关照、法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体现了法治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民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民主的规则与手段,体现了法治与民主的相向发展;平等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法治与平等的相互关照;人权是法治构建的重要因素,法治是人权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保障,体现了法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贡献进行比较客观的阐述,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它对法治的批判和建构都是以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的,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证出法制、法治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思想来源,它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活的灵魂和批判性指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性,列宁法治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价值进行比较有层次的论证,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推进立法治理的启示在于立法治理要缓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应当公众参与、特色创新,明确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加强政府治理的指导在于政府治理要推进治理体系法治化和促进治理能力法治化。对重视党的治理的启导在于依法从严治党是党的治理的必由之路,依法执政是保障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必要举措。对增强社会组织治理的指引在于社会组织治理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社会组织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不断体现。对培育法治公民的引领在于培育法治公民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培育法治公民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本研究的特色在于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文献研究法,具体有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资料分析等方法。历史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也是本研究所使用的。
张世定[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冯俊海[5]（2014）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中,呼吁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增强全社会公民的法治观念,并正式确立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法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党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依法治国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的两三年,在苏东剧变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励精图治带领中国克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坚定的走依法治国之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和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国内背景下,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梳理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方针,不仅对中国法治及时对法律全球化作出准确回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最终实现包含中国“法治梦”在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与发展、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及其意义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系统、辩证而客观的认识,以总结和提升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并提炼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富强有益的理论参考。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五部分对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法治的基本理论。本部分首先从语义学角度对国外法治和国内法治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归纳出语义学角度国内外法治概念的一致性;然后从法治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提出法治的主体是人,而法治的客体就是法律对除了人以外的统治对象,包括国家、社会、政党等一系列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法治的萌芽、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同时,对法律的原则进行了分析论述;通过对法治基本理论的梳理,有利于更清晰地认清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而不是一种理论或一条主线能够解释的。第二部分,研究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从历史上来看,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来源丰富,主要包括马恩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中的关于法治哲学基础和法律联系实际的论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宪法和宪政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观点、法制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关系、法制建设与我国国情的关系,我国传统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等法治理论。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在分析批判其形成语境及局限所在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有益成分。第三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发起大规模的法律改革并实现了对西方法律思想的超越;政治生活中的词语“法制”嬗变到“法治”,法治的现代化观念进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此前的政治环境和苏联解释马克思主义法律理念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退,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十分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而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并论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四部分,阐述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采用的是人治的方法。人治的方法存在诸多的局限性,早已落后于时代。法治是近代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立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和法德并举是依法治国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首先,必须从法律的根源即立法上来加强依法治国,而立法的关键是制定出可以获得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守的良法。其次,法律的执行问题,在法治建设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和最大的法律执行主体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就尤为重要。再次,人的局限性与存在受到权力诱惑的可能性,决定了必须加强监督,而最好的监督来自于独立的司法。同时,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摈弃了人治的局限性、强调了法治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实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重,实现了两者的互补和融合。第五部分,探讨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评价及其影响。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应用的成果,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作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认识,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结合,做到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是尝试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结合;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主要“承”于邓小平的法治观,“传”予胡锦涛的依法治国理论,确保了法治思想在党内的发展和继承。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成为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的理论依据,被习近平法治中国思想所丰富和升华,并将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依法治国方面实现了一系列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继承和发展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将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中国梦”也一定能够实现。
黄圣[6]（201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是反腐廉政实践反映在政党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意识运动形式。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能动性,将反腐廉政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和由内而外的辩证思维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来指导反腐廉政实践,并随着反腐廉政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其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反腐廉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腐廉政以及如何反腐廉政。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整体研究对象,按照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反腐廉政思想。本文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共产党对反腐廉政重要性的认知和对反腐廉政形势的判断,共产党进行反腐廉政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方针原则、工作思路、任务部署和组织领导等方面重要思想,阐述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指导反腐廉政实践,确保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中的历史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作出预判。本文的正文部分包括六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为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反腐廉政思想,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实践,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反腐廉政的形势判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是导致党员干部经济贪污和生活腐化的思想原因,因而侧重运用思想教育的柔性引导来培育党员干部的反腐廉政自觉。同时,中国共产党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反腐廉政建设,取得了显着的反腐廉政成效。但是,反腐廉政思想中的有益因子未能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八大对反腐廉政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提出了防止党内产生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注重从阶级斗争的视野来看待腐败问题,经常性地发动群众运动反对腐败,有效地防止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对共产党的腐蚀和侵袭。反对特权和干部特殊化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导致他将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以及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加之共产党缺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对反腐廉政建设客观规律的探索研究不足,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腐廉政建设脱离了党的领导,给党内团结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着力消除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党员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围绕着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特殊化现象,打击经济犯罪和防止权力商品化等问题开展反腐廉政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和新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反腐廉政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执政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确立了方针原则和提供了具体思路。第五章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围绕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思路、领导体制、基本原则和工作格局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了时代变革对党的建设和反腐廉政建设的新要求,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把反腐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反腐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的观点和论断,使得反腐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同时,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由政治自觉转变为文化自觉。
隋从容[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张娜[8]（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政治主要是政党政治,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法治理论成熟与否是影响其能否实现善治的关键因素。只有执政党致力于践行法治,国家才会获得稳定、有序、健康、持续的发展。中国也是一个政党政治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和实践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决定着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绩效的优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轻视、践踏法律的极端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中,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民主法制对于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有序和人民安宁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推动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奋勇前进。本文试图系统总结、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分析促使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机制,总结其创新的基本经验,寻找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党法治创新的具体出路。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综合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进而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预期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最后界定了“人治”、“法制”、“法治”的含义。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思想根源与实践基础。从理论基础、历史参照、现代借鉴、现实基础四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探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党法治创新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华和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经验是党法治创新的重要历史参照;西方法治思想是党法治创新的现代借鉴;建国前后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成就与挫折是党法治创新的现实基础。其中,把改革开放前党领导法制建设的成就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部分,以展现党法治创新的历史延续性。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主要成就。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党的法治创新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文章从五个方面系统归纳了党对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首先,是党对民主法制的新认识。党创新性地认识到民主必须与法制紧密结合,并把民主法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其次,是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创新和发展。党第一次将“依法治国”确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不断发展和丰富它。再次,是党在法治原则下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党第一次将“依法执政”确定为党的基本执政方式。第四,是党对法价值观的创新。党的法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党法治理论的不断成熟,出现了秩序价值观、公平正义观、人本法律观及和谐价值观等,表明党对法的价值认识逐步迈向了较高的层次。最后,是党对法治运行机制的系统创新。分别论述了党对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等法治运行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动力机制。从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客观因素和主体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客观因素包括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个方面,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党法治创新的内部动力;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经济的全球化是党法治创新的外部动力。推动党法治创新的主体因素有: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的不断提高是党法治创新的内生动力;民众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是党法治创新的根本力量;法学家的专业推动是党法治创新的智慧力量。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创新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体现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基本经验。紧紧抓住党法治创新的目标任务、理论指导、基本方向、重要借鉴等关键方面,将基本经验归纳为五个坚持,即坚持以人为本、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法治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法的继承和法的移植相统一。第六章,党进一步推进法治创新的挑战与对策。从立法、行政、司法、法治意识的培育等方面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党法治创新面临的问题,并探寻解决问题的具体出路。
汤建[9]（2013）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命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努力将逐步实现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事实上,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又是社会发展的落脚点。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制约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原要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也要着眼于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做为自己的不懈追求,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对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实践价值。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立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现实背景,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有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系统论述,系统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演变、主要内涵及其蕴含在其中的深刻的时代变革特征,进而深刻揭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以及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做的新实践新探索新贡献。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中共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阐释和革命性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以及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索与实践,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础。第二章毛泽东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艰辛探索。本章主要以时间发展为考察轨迹,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进行探讨,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路径等方面深入分析。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模式上,明确了“三育并重"、“又红又专”等具体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上,强调在中国首先要进行政治革命推翻旧的统治,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并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解决问题实践能力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探索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系列政权的观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个人的思维,他在探索该问题时,尤其在晚年一直存在人的个性解放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物质利益的诉求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尊重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困境,以至这一思想因为后期的“左”的思想束缚不可避免存在缺陷。第三章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继承创新。主要论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对人的发展扼杀摧残的基础上,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进行的新的思想探索和社会实践。根据时代主题转换的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提出了提高全民素质、培育“四有”新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目标模式,指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价值取向,认为在当代中国首先要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才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还针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青年等不同知识层次的“人”,提出了实现其全面发展的不同路径和目标。邓小平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通过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实践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特征。第四章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入推进。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事情、国情以及党情的变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新命题,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两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强调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建设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从党的先进性建设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表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第五章胡锦涛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阐释。主要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集体还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和主要经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的中心任务、历史使命和时代特点,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形成了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认识规律包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深刻认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与时俱进,也是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它是一个多维度推进、多管齐下的历史过程。经验主要包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正确方向、必须坚持人民性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必须与时代发展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新路径、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互为前提。深刻总结这些经验,有助于在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素质。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最关键、最深沉、最艰难的工作。要坚持从提升社会生产力,切实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而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朱庆跃[10]（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二、浅析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1）邓小平法制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 |
| 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为实行法治创造条件 |
| (一) 导致人治产生的种种制度弊端及其危害 |
| 1. 官僚主义现象 |
| 2. 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 |
| 3. 家长制作风盛行 |
| 4. 形形色色的特权 |
| (二)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从制度上解决人治问题 |
| 1. 修改和完善宪法 |
| 2. 改变以党代政问题 |
| 3. 发扬民主、反对家长制 |
| 4.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用法制的办法规范干部的选拔、考核、监督和任期制度 |
| 5. 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 |
| 6. 坚决反对特权 |
| 三南方谈话为中国法治建设突破了一些理论禁区 |
| 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治国方略的转变 |
| 五中共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 |
| 六邓小平法制思想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意义 |
| (一) 坚持中国法治道路的民族特性 |
| (二) 坚持理论上的超越与创新 |
| (三) 坚持学习、借鉴与立足中国国情相结合 |
| (四) 坚持立足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实践基础 |
| 余论 |
（2）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及其路径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中的问题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的确立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理论目标和结构安排 |
|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内涵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之中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关系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研究现状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内涵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哲学分析 |
| 第一节 路径反映的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认识论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唯物辩证法基础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形成的哲学方法论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路径的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概况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意义 |
| 第三节 实践主题的变换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一、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三、实践目的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演进历史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探索与确立 |
| 二、路径的文化层面的探索与确立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 |
| 一、路径初步偏离的背景与表现 |
| 二、对破坏民主与法制的实践反思和初步纠偏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严重偏离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二、路径的文化层面的恢复和重新确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坚持 |
| 一、阐释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 |
| 二、在具体法律实践的探索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
| 三、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形成路径的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对“文革”的反思：社会主义非搞法制不行 |
| 二、中国化路径视域的民主法制关系论 |
| 三、中国化路径视域的“两手抓”思想 |
| 四、中国化路径视域的“严打”政策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治国方略的实践探索中出场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呼唤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出场 |
|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呼唤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出场 |
| 四、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在文化层面的法律思想资源诉求中出场 |
| 第三节 依法执政思想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实践反思 |
| 二、政策和法律关系的实践反思 |
| 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认识的形成 |
| 四、依法执政思想形成中的历史文化缘由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的中国化路径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从实践中提升出来的法学理论成果 |
|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的扬弃 |
|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辩证否定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启示研究 |
| 第一节 克服教条化，防止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 |
| 一、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法学教条主义的现象 |
| 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法学教条主义之克服 |
| 三、实事求是与法学教条主义之克服 |
| 第二节 肃清封建遗毒，防止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 |
| 一、正确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 |
| 二、传统糟粕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负面影响 |
| 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 |
| 第三节 扬弃西方法律文化：现代化诉求中的西化与中国化之思 |
| 一、中西文化论争：中国化的西化背景 |
| 二、现代化诉求中的西方化与中国化 |
| 三、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对立观 |
| 四、辩证地看待西方法律思想资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法治 |
| (二)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的研究 |
| (二)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研究 |
| (三)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研究 |
|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研究 |
| 五、基本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 |
| 第1章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 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治思想 |
| (二) 批判和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法治构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现实依据 |
| (一) 实现无产阶级公民权的需要 |
| (二)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
| (三) 巴黎公社法治经验的总结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萌芽期(1835-1844年) |
| (一) 在新理性批判主义的发展中不断摸索 |
| (二) 由新理性批判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 |
| 二、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形成期(1845-1848年) |
| (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中不断思考 |
| (二) 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共产党宣言》的问世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发展期(1848-1895年) |
| (一) 1848年欧洲革命及革命失败后的探索 |
| (二) 第一国际期间同改良主义等的斗争 |
| (三) 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 |
| (四)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进一步提炼理论 |
| 第3章 对资产阶级法治的深刻批判 |
| 一、对资产阶级法治虚伪性的批判 |
| (一) 资产阶级法治不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 |
| (二) 资产阶级法治不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 |
| (三) 资产阶级立法目的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 |
| (四) 资产阶级司法完全由资产阶级操控 |
| (五) 资产阶级选举制度是保障资产阶级特权的 |
| 二、对资产阶级法治中公民权与人权二元分立的批判 |
| (一) 资产阶级法治中的公民权与人权分离 |
| (二) 资产阶级宪法是公民权与人权二元分立的体现 |
| 三、对资产阶级法治狭隘性的批判 |
| (一) 资产阶级法治是政治解放的局限性的体现 |
| (二) 资产阶级法治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的体现 |
| (三) 资产阶级法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体现 |
| 第4章 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初步构想 |
|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一)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
| (二) 社会主义法治何以必要 |
| (三) 社会主义法治何以可能 |
|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体系: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
| (一) 宪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大法 |
| (二) 刑法和诉讼法保障司法公正 |
| (三) 国际法和环境法是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
| (四) 民商法是衡量社会交往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 |
| (五) 经济法是指导经济活动和劳动行为的准则 |
| (六) 婚姻家庭法是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重要保证 |
|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机制:“五位一体”保障实质法治的实现 |
| (一) 立法是关系法治运行效果的首要环节 |
| (二) 司法要体现人民意志和人民主权 |
| (三) 执法需要对公权力进行合理限制 |
| (四) 监督是人民的合法权利 |
| (五) 守法是公民的义务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特色 |
| 一、法治与自由的辩证统一 |
| (一) 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 |
| (二) 法治是自由的保障 |
| (三) 法治的类型直接关系着自由实现的程度 |
| 二、法治与民主的相向发展 |
| (一) 民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 |
| (二) 法治是民主的规则与手段 |
| (三) 法治类型与民主性质紧密联系 |
| 三、法治与平等的相互关照 |
| (一) 平等是法治的内在要求 |
| (二) 法治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 |
| (三) 不同类型的法治体现出权利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差异 |
| 四、法治与人权的相互依存 |
| (一) 人权是法治构建的重要因素 |
| (二) 法治是人权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保障 |
| (三) 法治类型体现了人权与公民权的关系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理论贡献 |
| 一、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 |
| (一) 对法治的批判和建构都是以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的 |
| (二) 有法制未必有法治,有法治必定有法制 |
| (三) 不同社会类型的法治存在一定差别 |
| 二、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思想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指明方向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发展——列宁法治思想 |
| (三)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三、对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过时论”等错误观点的批驳 |
| (一) 基于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过时论”等谬误 |
| (二) 对“过时论”等谬误的回应 |
| 第7章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价值 |
| 一、对推进立法治理的启示 |
| (一) 立法治理要缓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 |
| (二) 立法治理应当公众参与、特色创新 |
| (三) 立法治理要明确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
| 二、对加强政府治理的指导 |
| (一) 政府治理要推进治理体系法治化 |
| (二) 政府治理要促进治理能力法治化 |
| 三、对重视党的治理的启导 |
| (一) 依法从严治党是党的治理的必由之路 |
| (二) 依法执政是保障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必要举措 |
| 四、对增强社会组织治理的指引 |
| (一) 社会组织治理是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 |
| (二) 社会组织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性不断体现 |
| 五、对培育法治公民的引领 |
| (一) 培育法治公民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
| (二) 培育法治公民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的创新点摘要 |
| 引言 |
|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论文的研究背景 |
| 2.论文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2.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论文的主要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论文的主要框架 |
| 2.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论文存在的不足 |
| 一、法治理论概述 |
| （一）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1.国外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2.国内法治的语义学分析 |
| 3.国内外法治语义学比较 |
| （二）法治的主体与客体 |
| 1.法治的主体 |
| 2.法治的客体 |
| （三）法治的历史发展 |
| 1.法治的萌芽 |
| 2.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
| （四） 法治的原则 |
| 1.法治的一般原则 |
| 2.法治的基本原则 |
| 二、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 |
| 1.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主要法治思想 |
| 2.毛泽东的主要法制思想 |
| 3.邓小平的主要法制思想 |
| （二）中国的传统法治思想 |
| 1.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 |
| 2.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 |
| （三）资本主义法治理论 |
| 1.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内涵 |
| 2.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 |
| 3.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批判 |
| 4.资本主义法治理论的借鉴 |
| 三、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一）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
| 1.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 |
| 2.对西方法治思想的超越 |
| 3. 法治的意义 |
| 4. 法治的形式价值 |
| 5. 法治的实质价值 |
| （二）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 |
| 1.关于法制与法治的争论 |
| 2.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 |
| 3.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
| 1.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
| 2.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依法治国的基本原理 |
| 1.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
| 2.依法治国的内涵 |
| 3.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
| （二）依法治国的主要途径 |
| 1.加强立法 |
| 2.依法执政 |
| 3.依法行政 |
| 4.司法改革 |
| 5.法治必须与德治相结合 |
| 五、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意义 |
| （一）依法治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
| （二）依法治国思想是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三）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四）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奠定了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 |
| 1.习近平的法治中国思想是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的丰富与升华 |
| 2.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对法治中国建设影响深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综述 |
| 0.2.1 国外研究综述 |
| 0.2.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 本论题的核心概念 |
| 0.3.1 腐败和反腐败 |
| 0.3.2 廉政和反腐廉政 |
| 0.3.3 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
| 0.3.4 反腐廉政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 |
| 0.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0.5.2 研究的创新点 |
|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理论源流和历史基础 |
| 1.1 以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反腐廉政思想为历史借鉴 |
| 1.1.1 传统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民族源泉 |
| 1.1.2 西方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外来流源 |
| 1.2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为理论基石 |
| 1.2.1 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
| 1.2.2 廉价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质特征 |
| 1.2.3 社会公仆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属性 |
| 1.2.4 无产阶级政党要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
| 1.2.5 无产阶级政党要及时清除贪污腐化分子 |
| 1.2.6 官僚主义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因素 |
| 1.2.7 无产阶级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 |
| 1.3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实践为历史基础 |
| 1.3.1 党建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实践 |
| 1.3.2 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实践 |
| 2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2.1 全面执政给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建设带来考验与危险 |
| 2.1.1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权力的考验 |
| 2.1.2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新环境的考验 |
| 2.1.3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 |
| 2.1.4 全面执政使得共产党面临着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 |
| 2.1.5 全面执政后共产党还面临着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的侵蚀 |
| 2.2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2.2.1 贪污腐化是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结果 |
| 2.2.2 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人民服务 |
| 2.2.3 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
| 2.2.4 思想政治教育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 |
| 2.2.5 群众运动是反腐廉政建设的有效形式 |
| 2.2.6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反对腐败 |
| 2.3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2.3.1 以恢复国民经济与巩固新生政权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2.3.2 沿袭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反腐廉政建设 |
| 2.3.3 侧重运用思想教育的柔性引导来培育党员干部的反腐廉政自觉 |
| 2.3.4 反腐廉政思想的有益因子未能理论化和系统化 |
| 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3.1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反腐廉政建设面临的新考验 |
| 3.1.1 和平建设环境使得党员干部更易脱离群众 |
| 3.1.2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双重影响 |
| 3.1.3 “和平演变”使得共产党面临着国际资产阶级势力的思想渗透 |
| 3.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2.1 思想教育和制度并重是反腐廉政建设的新思路 |
| 3.2.2 共产党要防止党内形成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 |
| 3.2.3 共产党要反对官僚主义以维护人民权利 |
| 3.2.4 共产党要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
| 3.2.5 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 |
| 3.3 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3.4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3.4.1 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3.4.2 从阶级斗争视野来看待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 |
| 3.4.3 反对特权和干部特殊化是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
| 3.4.4 制度制约在反腐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
| 3.4.5 群众运动反腐不是依靠群众反对腐败的唯一方式 |
| 4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4.1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机遇与挑战 |
| 4.1.1 拨乱反正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发展契机 |
| 4.1.2 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活力与挑战 |
| 4.2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2.1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4.2.2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
| 4.2.3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4.2.4 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 |
| 4.2.5 教育和法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 |
| 4.2.6 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
| 4.2.7 腐败会随着发展和改革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 |
| 4.3 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4.3.1 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开展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4.3.2 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反腐廉政思想 |
| 4.3.3 探索了执政党反腐廉政建设新思路 |
|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5.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建设的时代背景 |
| 5.1.1 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新挑战 |
| 5.1.2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给反腐廉政建设提出新课题 |
| 5.1.3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新考验 |
| 5.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5.2.1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
| 5.2.2 反腐廉政建设要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 5.2.3 反腐败斗争具有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
| 5.2.4 恢复和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
| 5.2.5 反腐廉政建设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抓起 |
| 5.2.6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
| 5.2.7 治国必先治党和治党务必从严 |
| 5.2.8 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
| 5.2.9 反腐廉政建设要坚持德法并举 |
|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5.3.1 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 |
| 5.3.2 深化了对转型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认识 |
| 5.3.3 推进了转型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理论创新 |
| 6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 |
| 6.1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给反腐廉政建设带来的复杂影响 |
| 6.1.1 世情的深刻变化对反腐廉政建设的严峻考验 |
| 6.1.2 国情的深刻变化对反腐廉政建设的双重影响 |
| 6.1.3 反腐败国际合作与交流对反腐廉政建设的有益借鉴 |
| 6.2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
| 6.2.1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
| 6.2.2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2.3 以求真务实精神来加强反腐廉政建设 |
| 6.2.4 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是全党的重大任务 |
| 6.2.5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 |
| 6.2.6 坚持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 |
| 6.2.7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6.2.8 反腐廉政建设要提高科学化水平 |
| 6.2.9 反腐败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6.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评析 |
| 6.3.1 反腐廉政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
| 6.3.2 反腐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 |
| 6.3.3 反腐廉政建设从政治自觉向文化自觉转变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国内研究现状 |
| 1.1.2 国外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述评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学术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预期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预期创新之处 |
| 1.4.3 不足之处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1 人治与法治 |
| 1.5.2 法制与法治 |
| 第2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进法治创新的思想根源与实践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党法治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2.1.2 列宁的法治思想 |
| 2.2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其近代转型是党法治创新的重要参照 |
| 2.2.1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华 |
| 2.2.2 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经验 |
| 2.3 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经验是党法治创新的现代借鉴 |
| 2.3.1 法律至上 |
| 2.3.2 正义、平等、自由、权利等法价值观 |
| 2.3.3 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 |
| 2.4 建国前后法制建设的成就与挫折是党法治创新的现实基础 |
| 2.4.1 建国前党探索法制建设的成就 |
| 2.4.2 建国初期党探索法制建设的成就 |
| 2.4.3 建国后党探索法制建设的挫折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主要成就 |
| 3.1 党对民主与法制的新认识 |
| 3.1.1 民主法制关系的创新:民主与法制必须紧密结合 |
| 3.1.2 民主法制地位的创新:民主法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3.2 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创新 |
| 3.2.1 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
| 3.2.2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
| 3.2.3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
| 3.2.4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
| 3.3 党在法治原则下对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 |
| 3.3.1 党的领导,不是“党包办一切” |
| 3.3.2 第一次将“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
| 3.4 党的法价值观创新 |
| 3.4.1 法秩序价值观 |
| 3.4.2 法公平正义观 |
| 3.4.3 法人本价值观 |
| 3.4.4 法和谐价值观 |
| 3.5 党对法治运行机制的系统创新 |
| 3.5.1 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
| 3.5.2 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
| 3.5.3 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
| 3.5.4 守法意识培育的创新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动力机制 |
| 4.1 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客观因素 |
| 4.1.1 市场经济的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是推动党法治创新的内部动力 |
| 4.1.2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经济的全球化是党法治创新的外部动力 |
| 4.2 推动党法治创新的主体因素 |
| 4.2.1 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的不断提高是法治创新的内生动力 |
| 4.2.2 民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是党法治创新的根本动力 |
| 4.2.3 法学家的专业推动是党法治创新的智慧力量 |
| 第5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法治创新的基本经验 |
| 5.1 坚持以人为本,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法治创新的根本目标 |
| 5.1.1 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推动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
| 5.1.2 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尊重和保障人权 |
| 5.2 坚持党的领导,把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作为法治创新的基本任务 |
| 5.2.1 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创新的根本保证 |
| 5.2.2 加强法治是维护和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重要途径 |
| 5.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把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作为法治创新的理论指导 |
| 5.3.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实质 |
| 5.3.2 丰富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中国化 |
| 5.4 坚持法治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法治创新的基本方向 |
| 5.4.1 坚持法治的普遍性,彰显人类法治的共同经验 |
| 5.4.2 不否定法治的特殊性,保持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 |
| 5.5 坚持法的继承和法的移植相统一,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作为法治创新的重要借鉴 |
| 5.5.1 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继承其优秀成分 |
| 5.5.2 批判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汲取其先进经验 |
| 第6章 党进一步推进法治创新的挑战与对策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完善,任重而道远 |
| 6.1.1 继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
| 6.1.2 加强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
| 6.1.3 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方面迈出新步伐 |
| 6.2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探索建设法治政府的新途径 |
| 6.2.1 更新依法行政的观念 |
| 6.2.2 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落实执法责任 |
| 6.2.3 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增强监督效能 |
| 6.3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 |
| 6.3.1 探索“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司法管理体制 |
| 6.3.2 逐步实现审理权与裁判权的统一 |
| 6.3.3 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
| 6.4 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
| 6.4.1 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
| 6.4.2 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突出法制宣传教育重点 |
| 6.4.3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共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阐释 |
| 二、列宁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新贡献 |
|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 四、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探讨 |
| 第二章 毛泽东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艰辛探索 |
| 一、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演进历程 |
| 1.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 2.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发展成熟 |
| 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曲折历程 |
| 二、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
| 2. 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历史评价 |
| 1. 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贡献 |
| 2. 毛泽东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第三章 邓小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继承创新 |
| 一、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
| 2. 时代主题转换的需要 |
| 3.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 |
| 二、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 |
| 2. 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三、邓小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时代意义 |
| 1.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 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
| 3. 明确了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 4. 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
| 第四章 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入推进 |
| 一、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形成的背景 |
| 1. 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综合国力中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 |
|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极大提高 |
| 3. 执政党面临的新任务，需要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
| 二、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
| 2. 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
| 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 4.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四位一体”同步建设 |
| 三、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 1. 从党的先进性建设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 从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性中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
| 3.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彰显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意义 |
| 第五章 胡锦涛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新阐释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内在要求 |
|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
| 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
| 3.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 |
| 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二、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 |
| 1. 科学发展的要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
| 2.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人的全面发展 |
| 3.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与人的全面发展 |
| 4. 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与人的全面发展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和基本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规律 |
| 1.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 |
| 2.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
| 3.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多维度推进、多管齐下的历史过程 |
|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经验 |
| 1.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正确方向 |
| 2.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人民性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
| 3.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供坚强的物质保障 |
| 4.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与时代发展和具体国情相结合 |
| 5.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互为前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浅析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论文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法制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J]. 蒋传光. 环球法律评论, 2017(01)
- [2]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0(08)
- [3]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李颖.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5]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研究[D]. 冯俊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4(07)
- [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D]. 黄圣. 武汉大学, 2013(12)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创新研究[D]. 张娜.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9]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之历史考察[D]. 汤建. 扬州大学, 2013(04)
- [10]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