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包干体制是制约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莫凡[1]（2020）在《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现有文献关于地方债规模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成因、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下的最优规模计算。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又转变为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债务规模适度性研究,多篇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值,当债务规模小于该值时,地方政府债务能够实现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债务规模超过该值则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作用。由此推出一个具体的数值作为债务存在合理性的标准,依此作为抑制地方政府举债依据,并划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找出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门限值。这种简单明了的逻辑描述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的正向和负向的作用,强调了债务风险。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一般作用,但是在地方政府债务对投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上研究不足。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政府力推“新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提出经济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仍能通过投资和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另外,研究政府因素的异质性也有助于调整政府上下级之间关系以及改进政府自身能力应对政府债务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因此,引出三个问题:1.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是否仍有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实现?3.除了区域异质性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效果?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的内生性增长模型,分析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稳态条件下,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促进作用。而后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地级市的地方政府债券作为显性债务代理变量、城投债作为隐性债务代理变量进行研究,检验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利用变换核心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渠道,从地区投资率和地区全要素增长率两个方面刻画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两者的影响。第三,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异质性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地级市地方政府因财政体制约束和自身财政资源约束而存在异质性,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的地级市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基于财政体制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和地区竞争压力因素、财政资源中的突破预算约束能力因素、金融分权能力因素和金融发展水平因素异质性条件下检验了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采用显性债务指标和隐性债务指标,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系统GMM回归后发现,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2016年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是并未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着的临界值。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推论。并以数据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的经济增长仍有促进作用。第二,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提升了地区投资率,积累资本存量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提高地区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提高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数据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能够通过促进地方投资和改变地区技术进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第三,讨论了异质性问题。从地方政府受到的财政体制约束和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资源约束分析政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以财政分权因素和地区竞争压力因素为指标的财政体制异质性下,地方政府的对财政支出的支配权越高,对财政支出的自主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越大;地区受到的发展压力越大,GDP排名与标尺差距越远,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越大。以预算外土地出让收入、金融发展水平因素和金融分权水平因素为指标的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异质性下,地区土地出让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干预越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债务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另外发现,地区竞争压力与金融分权因素对2014年后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作用不显着,可能是债务限额管理的作用。可见,除了受到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外,地方政府受到的财政体制约束和财政资源约束也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影响。本文主要的创新:（1）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其目的是为解决债务高企的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增长的难题。缺乏对全球金融危机下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系统性研究。现有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争议。本文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整体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增速超过中央政府债务的客观事实,对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有关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实证文献。（2）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债务-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不足。已有文献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缺乏更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地区经济发展传导机制的研究。本研究将地方债务、地区投资率增长、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在内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机结合。从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拉动地区投资率和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对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弥补大多数实证研究角度过于单一的缺陷。（3）考虑了地方政府债务中的地方政府存在的异质性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债务中债务本身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多侧重于空间地理区域的差异。本研究聚焦于地方政府的异质性,从财政体制约束和财政资源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下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对理顺政府间关系以及调动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发挥二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有更好的指导作用。（4）样本数据更全面丰富,相对于已有研究中地方政府债务多采用各种代理变量,如“招拍挂”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等等,本研究采用财政部公开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及经过整理的wind数据库中“城投债”数据,并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进行深入研究,数据更为准确全面;并且研究对象选择了地级市层面,相对于省级债务的研究更加深入。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水平及其作用机制。不仅从理论上弥补相关研究的缺陷,在现实中为新一轮的新基建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实证经验;也为理顺政府上下级之间关系和合理利用政府自身财政资源上提供了现实证据。
周焕[2]（2020）在《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健康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条件,也是评价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政府不仅需要发展经济,而且需要不断提升居民健康水平。这其中,须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且这种配置不能独立于制度之外,而财政分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财政分权与居民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相关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现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大多建立两者是线性关系基础上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工作,理论模型研究相对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经济增长总量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忽略了财政分权的跨部门异质效应。另一方面,现有关于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文献大多是以国外为背景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工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理论模型研究缺乏。同时,仅存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研究均是建立在两者是线性关系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鉴于此,本文从理论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出发,探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首先,考虑政府自身在财政收支方面具有的结构特点,将财政收支分为地方财政收支和中央财政收支。同时,将财政支出分为不同层级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和不同层级政府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并将不同层级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不同层级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性）财政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确定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后,通过构建汉密尔顿函数,分别得出财政分权作用于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显性关系式。其中,通过对显性关系式进行求偏导,发现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呈现倒U型关系,并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制;通过对显性关系式进行数值模拟,发现居民健康与财政分权也呈现倒U型关系。理论模型研究对下面的实证研究起到一定的理论支撑作用。其次,本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以判断理论模型结论是否存在于现实经济中。第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本文针对中国30个省市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第一、第三产业增长率具有不显着的倒U型效应,而对第二产业增长率具有显着倒U型效应。同时,利用三种不同类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此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财政分权与第二产业增长率的倒U型关系结论佐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第二产业增长率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即在东、中地区,财政分权对第二产业增长率具有不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而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第二产业增长率具有显着的倒U型效应。第二,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的效应研究。本文针对中国30个省市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具有显着的U型效应。理论模型结论和实证结果呈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财政分权效应取决于对政府目标的不同假设。在理论模型研究部分,假设政府目标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在实证研究部分,假设政府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利用四种不同类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此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即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具有不显着的非线性效应。而在东、中地区,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具有显着的U型效应。第三,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耦合协调度的效应研究。本文针对中国30个省市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耦合协调度具有显着的U型效应。同时,利用三种不同类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此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实证得出的结论,提出三点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适度调整分权以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转换支出偏好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把控分权效应以平衡地区发展。
田光辉[3]（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提出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黄鹏[4]（2019）在《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同时,财政基本与经济的高增速相适应,发育出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汲取体系。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维系财政支出的持续扩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国有效地应对了多次国家治理上的挑战。然而,中国财政的转折点已经到来,财政富裕的黄金时代渐渐逝去,悄然从“不差钱”转向了“差钱”,收支缺口逐渐扩大。并且,在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后,多年来阔绰的财政收支吞吐,固化为一种支出刚性,盘踞成形,难以回缩。正如中国古语所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何实现预算的中长期平衡,成为新时期考验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是我国预算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对其内在机理、要素构成、制度运行条件作仔细研究。同时,中国有着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国情条件,这意味着不可照搬他国经验,“衣有款型”,尚需“量体裁衣”,即便是借鉴他国的优秀制度,也仍需考察本国国情。在某种程度上,本文是在就跨年度预算之“衣”,“量”中国国情之“体”。而这一“体”便是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财政体制、人口结构、地区差异等因素。基于这样的思考线索,本文进行了以下研究:第一,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本文从预算的定义与职能出发,重新检视及回答了“预算是什么?预算要干什么?”的问题,并基于当代预算的主要特征提出,现代意义的预算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监督政府的途径,而“预算平衡”则是社会处于“良治”的重要标志。进而,对预算平衡加以探析,认为现代预算平衡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刻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以及“在某一时间跨期上的平衡”。这三个平衡维度之综合可谓之为“跨年度预算平衡”。预算平衡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主题,本文选择从政府主体、预算行为、制度产权成本三个角度作理论铺陈,它们从不同角度与预算平衡产生联系,事实上是从预算管理主体、预算活动特征、预算的制度交易属性这三个视角分析了预算运行的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预算平衡,并为建构跨年度预算提供有益的见解。第二,跨年度预算平衡一般性框架的构建与国际经验分析。本文参考了世界银行的中期预算框架,设计了一个由三大要素组成的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一般性框架。其一、基本要素设计。主要是对跨年度预算基本形态的设计,勾勒出了跨年度预算平衡的基本原则、改革目标、覆盖范围、架构体系以及滚动模式的基本形态。其二、技术要素设计。是对跨年度预算平衡框架在技术上的安排,本文在技术要素设计主要从下五方面展开介绍:支出管理、收入管理、债务管理、预算的稳定管理、预算预测。其三、组织要素设计。组织要素设计就是分析制度改革推行的环境下,各行动主体的角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般性框架的理论建构下,本文还在发达国家、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中,选取介绍七个国家跨年度预算改革或施行的情况,并提炼出四项经验启示:一是各国应当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不可生搬硬套;二是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法律在制度变革初期能够有效地约束各方,朝着共同的改革方向前进;三是预算平衡本身是财政稳健与谨慎的表现,因此,在预算编制前期的预测中要做到准确、审慎;四是跨年度预算平衡是一整套综合、复杂的框架体系,其建成非一日之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要接纳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在方式、方法上的摸索,容许其渐进成长。第三,梳理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历史变迁。这部分内容主要从预算平衡管理的角度截取了自建国以来,中国预算平衡管理历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与文本,并试图抽取出其中预算平衡管理的阶段性线索。本文将中国的预算平衡管理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阶段重要事件、文本及其意义在各节中加以分析梳理。最后,总结建国来整个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一、我国的预算平衡管理改革历程,体现出了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的特色;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预算平衡管理体系日渐复杂与成熟;三、随着公共财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主体权利意识的生成,预算主体权利观念也日渐形成发展,并促进了预算平衡朝着更多元的层面发展,而非单一的整体性平衡;四、财政风险演化及应对是推动中国迈向跨年预算平衡管理重要因素。第四,对我国预算平衡水平分两部分作实证研究。第一部分是实证研究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跨期预算约束模型检验了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状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财政是可持续的。然而,通过动态分析30年、25年、20年以及15年的时间移动跨期发现,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在走弱,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的财政可持续在变弱。这或许也多数人的观感不一致,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量在逐渐增大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增加,包括最近两次较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对接问题,都可从不同层面解释中国财政在可持续性在走弱的推断。第二部分预算余额的分析,将我国的预算余额分解为周期性预算余额与结构性预算余额两部分,结合了预算余额与我国的经济周期变化,提取出其中的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研究发现这两部分因素都对预算余额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而结构性因素则更为显着,由于财政收支政策的时滞效应,预算赤字仍可能处于较高的水平,为有效控制预算余额,保持财政可持续,应当注意分析当前财政政策的中远期效果。第五,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跨年预算平衡机制具体构建思路。本部分从六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在如何由年度预算迈向跨年度预算。首先是从政府职能的履行的角度来讨论预算平衡管理,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垂直关系两个角度探视其职能履行及其对预算产生的影响,这一节可视为预算平衡的基础性环节。第二节是提出有效地管理财政支出以促进预算平衡,而在这一管理上,则可从支出总额控制、支出结构优化、项目报批统筹、或有负债管理以及绩效管理五个方面实现所谓支出的管理。与支出管理相对应,第三节从财政收入方面提供讨论其与预算平衡相关的若干管理范畴,它们分别是收入规模、收入预算管理、合理统筹利用存量现金、地方主体税种培育等。第四节讨论的是预算稳定性,它构成了对预算平衡最为直接的管理。第五节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这一紧迫现实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从常规制度建设、存量债务偿还、增量债务约束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节是跨年度预算编制实施,分别从组织内构架、编制流程以及增加预算约束三方面提出建议。
吴睿[5]（2019）在《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核心,关键在于处理好央地财税关系。央地财税关系的本质是财政管理权限的集权与分权关系的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处理是与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我国经济体制运行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属于“全能型”政府;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政府在很多领域中逐步退出,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赶超型”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进一步退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由“赶超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央地财税关系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纵观我国央地财税关系改革的路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模式,二是过渡经济时期的“分灶吃饭”模式,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税制模式。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基本确立了中国现代财税体制的框架和雏形。在分类别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逐步成为拥有相对独立财政权利的行政主体。探寻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起点和渊源,其设计初衷的指向是有偏向性的,即更多的考量是如何应对当时两个迫在眉睫的难题:即“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降低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渐降低”。分税制改革的成效是立竿见影的,快速扭转了中央政府在财政话语权上的弱势局面,极大地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但是分税制改革毕竟是中国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一个初步探索,还存在着颇多不完善之处,其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分税制改革所造成的央地财税关系的异化,典型表现为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非对称性。央地财税关系异化有多方面的经济表象,如政府失灵、畸形的土地财政、过低的财政透明度、市场分割、地区财政区域分化现象明显等,央地财税关系异化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更多地从“有为政府”转向“有效市场”,而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捋顺央地财政关系是构建“有限政府”的必备条件。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有限政府背景下如何优化央地财税关系。本研究在对政府职能与央地财税关系进行历史检视的基础上,首先对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对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次对央地财税关系调整进行了效率检验,分别对中央适度下放财权和上收事权进行了效率检验,从而实证了央地财税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再次,对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财政分权和地方财源构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具有促进作用;最后,探究了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路径。最终形成以下主要结论:1.目前我国央地财税关系呈现出异化状态。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有:政府失灵、地方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出、地区财政区域分化现象明显、财政透明度低等方面。央地财政关呈异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由于财权上移,事权下移,政府职能不明晰导致地方财力困难,难以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跑部钱进”、“土地财政”、地方债务问题等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扭曲现象。2.央地财税关系异化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本研究基于博弈论分析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行动的次序不同,得到的均衡结果也就不同,而地方政府总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行动策略,但如果达不到这种策略,地方政府则会通过懈怠的方式迫使中央政府作出相应的权益让步。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经济主体责任,但却呈现出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基于自利动机的发行城投债、税收竞争等一系列财政关系异化的现象。3.中央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有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央政府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央上收事权的程度每增强1%,经济效率会提升0.556%,而中央下放财权的程度每增强1%,经济效率会提升0.336%。由此验证了中央上收事权、下放财权对提高我国经济效率有着重要作用。所以,财税改革的下一步在于中央政府应基于“财力、财权与事权相配”的原则上适度上收事权,同时也下放一定的财权给地方政府以重新匹配央地间财权与事权。4.“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充分证明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源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财政分权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建设。地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化建设又有利于地方财源建设,这些都为进一步优化央地财税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分析还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通过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能为将来央地财税关系优化提供更多的空间。这个发现为央地财税关系优化明确了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就是更加重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杨刚[6]（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文中研究说明乡镇政府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末梢,也是基层民间社会的缩影。因此,乡镇政府的不同行为既对国家行政、基层社会产生影响,也受到国家行政、基层社会的塑造。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乡镇政府的行为也会发生历时性地变迁。纵观学界关于乡镇行为的研究中,大多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就某一时间点（阶段）对乡镇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讨论,研究的视角相对单一,很难从总体上把握乡镇政府的行为。然而,笔者在J镇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乡镇政府的行为除了自身的自主性影响外,还受到国家行政和基层社会的共同作用,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乡镇政府行为是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本文便是致力于从“横——纵”相结合的视角,具体地讨论和解释乡镇政府的行为。从横切面的角度来看,乡镇政府的行为受到国家行政、基层社会双重因素的共同塑造。国家行政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财税体制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塑造作用;基层社会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为乡村关系、农村社会结构对乡镇政府行为的影响。从纵向历时性变迁的角度来看,分税制及税费改革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变迁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于是,将乡镇政府行为的历时性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税改之前乡镇政府的“管制”行为（撤社建乡到分税制改革时期1983—1994年）;税改时期乡镇政府的“维稳”行为（分税制改革到取消农业税时期1994—2006年）;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服务”行为（2006年取消农业税至今）。“横——纵”相结合的视角便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从纵向划分为三个时期,具体地分析横切面上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财税体制、乡村关系、农村社会结构等四个维度的具体形态及其变迁对乡镇政府行为和逻辑产生的影响。
胡艺[7]（2019）在《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不同的历史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内涵也必然有所差异。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正从粗放型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产业结构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的结构转型期。中国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被赋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节能减排,优化环境的历史重任。产业结构服务化、高技术化以及绿色化必然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三大核心方向。同时,与国外地方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强大财政权力,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研究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对于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基于地方政府的双重属性,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相关理论,阐述了财政分权理论,从理论上解释了市场化与分权化程度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从而能够影响产业结构;分析产业结构内涵、调整路径理论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2）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以及这种行为模式对于财政收支行为带来的影响,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机理。如地方政府“竞争性”的财政行为能够影响企业决策,从而对资金、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即一个地区的政府财政行为对于其他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3）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产业结构高技术化、产业结构绿色化、产业结构服务化三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呈现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态势,即产业结构调整系数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产业结构调整系数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和部分中部地区。（4）研究了空间效应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从总量上和财政收支结构这两个维度来实证研究地方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运用偏微分的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空间直接溢出效应、间接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从总量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会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行为会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2）从分项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各个分项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亦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调整本地区财政收支的规模以及财政收支的结构,不仅会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亦会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5）研究了市场化差异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了避免对于地区市场化程度区间进行主观划分带来的偏误,运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地方政府财税收支行为发生积极作用时所对应市场化水平的拐点值。研究表明:市场化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行为均有显着的双重门槛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均呈负-正弱-正强效应,当市场化程度大于某一拐点值时,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均由负转正,随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支出与收入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会分别进一步增强。这一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提高市场化程度,将会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6）研究了分权化差异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运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随着分权化程度的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分权化对于财政支出及收入行为存在着显着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呈现出正强-正弱-正强的变化趋势。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呈现出正向-负向-正向影响的变化趋势。当分权化程度高于某一阈值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行为均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提高分权化程度,将会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演变趋势,从空间效应、市场化差异以及分权化差异这三个不同的方面,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杜金华[8]（2018）在《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供给者的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预算内收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建设资金短缺和外部融资不足等诸多困境,但仍旧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认为政治激励是影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尤其土地财政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分税制改革时点上,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增速与GDP增速表现出明显差异性。不过,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晋升激励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已有文献不能从政治激励的角度解释分税制前后城市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差异,也就无法阐述地方政府供给态度的差异性。考虑分税制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在前（1994年）,而土地财政现象在后（2000年）,那么土地财政对于缓解财政压力的结论也有待重新认识。因此,本文以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为中心,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角度,分别论述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机制,提出了完善土地投融资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参照土地财政的发展特征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发展特征,得出了财政激励是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分析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2003-2014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结论。土地财政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表明,东部地区攀升的土地要素成本、倒逼的产业结构升级、紧控的用地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因素降低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地方政府主动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受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所以该地区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明显为正。第二,本文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效果。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评价的重要性凸显。当前土地财政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本文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土地财政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式,改善了居民生活便利性,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评价。第三,在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中土地财政保障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不过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特性也加剧了自身供给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引发了一系列负的效应。考虑到土地投融资带来的风险,以金融风险为例,论述了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引发的债务风险,分析了土地财政引发地方债务扩张和偿债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于债券评级和风险溢价的影响。这表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重要的隐性担保,其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债券评级和政府违约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地方债务扩张和债务风险加剧。第四,本文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土地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分析了土地财政投融资模式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重任。这就要求:一方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改革,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减轻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改变地方绩效评价机制,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并且重构财政分权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考虑到分权背景下的增长竞争和政治竞争将长期存在。在当前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土地资源瓶颈约束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土地财政相关制度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机制进行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垄断,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弱化分税制改革后基础设施在增长竞争中的重要性,倡导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降低地方政府供给压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
李元洪[9]（2018）在《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复杂多变的乡村社会、残缺不全的自身职能、刚性约束的科层体制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其权力运作逻辑是什么?表现形式怎样?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站在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发展脉络的高度,在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以中部地区的沙镇权力运作作为观察支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内视”（即对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结构进行考察）“外观”（即对乡镇党委政府与其上下左右互动主体的观察）,对当下的乡镇党委政府与同级组织、上下机构以及镇域企业、社会精英之间互动过程进行分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展现乡镇权力运作过程,并探讨其内在的乡镇权力运作逻辑,以及乡镇权力运作逻辑的各种表现形式,提出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自身职能的软弱性、科层体制的强制性导致乡镇党委政府陷入“权力孤岛”,而处于“权力孤岛”上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应对各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其权力运作呈现出适应性治理逻辑。从乡镇权力运作逻辑角度看,适应性治理是指乡镇党委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权力运作在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具有灵活性、集成性、阶段性、目的性和妥协性等五个特点。灵活性是指适应性治理在制度安排上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具备伸缩性和灵活变化的特征。集成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及时反映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阶段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是中国乡镇权力运作逻辑历史变迁的一个阶段,具体时间是从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全面取消之后到205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之前这一时间段。目的性是指适应性治理提供一系列治理逻辑和治理策略供我们选择,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系统,不计较成本、不带功利目的地建构出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妥协性是指适应性治理为达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调适,向内使劲,以减缓外部压力,适应环境需求。乡镇权力运作适应性治理逻辑的表现形式包括与县委县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通逻辑、与县财政局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依附逻辑、与“七站八所”代表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半依赖逻辑、与镇域乡镇企业互动中表现出来的服务交换逻辑、与村两委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管理逻辑、与镇域社会精英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人情逻辑,以及其他学者笔下的“变通、摆平、人情、关系、面子、媒、擂、示弱、怀柔”等等,适应性治理逻辑既是乡镇权力运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现有条件下乡镇权力运作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乡镇权力运作从代理性治理逻辑、行政性治理逻辑发展到协商性治理逻辑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更是乡村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适应性治理逻辑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刻认识当下乡镇权力运作规律,而且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郭桢杰[10]（2018）在《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速已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与此同时,“结构性减速”问题尤其受到关注。部分学者将“结构性减速”的主因归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认为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低的生产率可能造成经济增速下降。但从各国经济的历史发展经验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国坚持将产业结构升级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来扫清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其中,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尤为关键。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我国是否存在由产业结构升级引发的“结构性减速”问题。（2）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能否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缓解“结构性减速”问题,且该作用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中又有何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也是本文最大的特色所在。不同于以往同类研究,本文尝试将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理论方面,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然后着重分析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在分析以上各影响机理时,本文既有在全国层面的整体分析,更有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的差异化分析。实证方面,本文基于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及传统均值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前者能够对各影响机理在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作用情况进行分析,后者能够从全国整体上分析各影响机理的作用情况。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均表明:（1）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不同的是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减弱;根据以往相关研究结论和经验,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升级进度往往更为领先,这就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减速”问题。此外,由于关于验证存在“结构性减速”现象的实证类文献相对较少,所以本文的实证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此类问题的研究。（2）财政分权能够通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动来显着地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加强,且其效用随着地区发达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基于此,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回应了“财政分权能否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的作用有何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结构性减速”问题的相关研究。
二、财政包干体制是制约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包干体制是制约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1.2.1 异质性概念及其衍生 |
| 1.2.2 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
| 1.2.3 公共债务、政府性债务与政府债务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热点与趋势 |
| 2.1.1 国内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热点与趋势 |
| 2.1.2 国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
| 2.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2.3 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 |
| 2.4 影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素研究 |
| 2.5 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
| 2.6 研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回溯 |
| 3.1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发展的历程及演变 |
| 3.1.1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展(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后至分税制改革前(1978-1994) |
| 3.1.3 1994年预算法与新预算法之间的探索(1994-2014) |
| 3.1.4 新预算法发行后至今(2015——) |
| 3.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差异事实 |
| 3.2.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纵向差异事实 |
| 3.2.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横向差异事实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理论解释与研究假说 |
| 4.1 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1.1 理论模型构建 |
| 4.1.2 稳态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渠道 |
| 4.2.1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投资 |
| 4.2.2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技术进步 |
| 4.3 地方政府的异质性影响地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3.1 财政体制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3.2 财政资源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债务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5.1 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
| 5.1.1 实证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投资驱动 |
| 5.2.1 模型设计和变量分析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技术驱动 |
| 5.3.1 模型设定以及计量方法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因素研究 |
| 6.1 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1 财政体制因素的选取 |
| 6.1.2 模型设定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财政资源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财政资源因素的选取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2.2 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文献综述 |
| 2.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制度背景与特征分析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高度集中财政体制 |
| 3.1.2 财政包干体制 |
| 3.1.3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
| 3.1.4 小结 |
| 3.2 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特征分析 |
| 3.2.1 财政分权 |
| 3.2.2 经济增长 |
| 3.2.3 居民健康 |
| 3.2.4 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 |
| 4.1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 |
| 4.1.1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确定 |
| 4.1.2 动态最优化求解 |
| 4.1.3 比较静态分析和影响机制讨论 |
| 4.1.4 小结 |
| 4.2 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 |
| 4.2.1 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确定 |
| 4.2.2 动态最优化求解 |
| 4.2.3 比较静态分析和影响机制探讨 |
| 4.2.4 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1 计量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3 平稳性检验 |
| 5.1.4 实证结果 |
| 5.1.5 小结 |
| 5.2 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2.3 平稳性检验 |
| 5.2.4 实证结果 |
| 5.2.5 小结 |
| 5.3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耦合协调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3.3 平稳性检验 |
| 5.3.4 实证结果 |
| 5.3.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2 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
| 6.1.3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适度调整分权以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
| 6.2.2 转换支出偏好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6.2.3 把控分权效应以平衡地区发展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预算平衡 |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 |
| 三、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的优势 |
| 第二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机制 |
| 一、预算支出的约束机制 |
| 二、预算收支的调剂机制 |
| 三、预算赤字的弥补机制 |
| 四、重大项目的论证机制 |
| 第三节 跨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构成 |
| 一、预算主体与平衡结果 |
| 二、预算活动及平衡结果 |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下的平衡结果 |
| 第四节 预算平衡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
| 一、预算主体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 二、预算活动理论的价值及局限 |
|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及局限 |
| 第二章 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基本要素设计 |
| 一、预算原则 |
| 二、改革目标 |
| 三、涵盖范围 |
| 四、预算构架层次 |
| 五、预算滚动模式 |
| 第二节 技术要素设计 |
| 一、支出管理 |
| 二、收入管理 |
| 三、债务管理 |
| 四、预算稳定管理 |
| 五、预算的预测 |
| 第三节 组织要素设计 |
| 一、实施环境 |
| 二、组织实施 |
| 第三章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与平衡态势 |
| 第一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进程 |
| 一、预算制度正式执行阶段（1978—1993） |
| 二、预算制度回应市场经济阶段（1994—1998） |
| 三、预算制度走向公共化阶段（1999—2013） |
| 四、预算制度全面深化阶段（2014—今） |
| 第二节 中国预算平衡态势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性态势 |
| 二、预算余额分解测度 |
| 三、中国预算平衡态势结论 |
| 第三节 中国预算平衡管理的演进规律 |
| 一、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上下制衡 |
| 二、预算改革从渐进积累转为综合加速 |
| 三、预算主体权利观念日渐形成发展 |
| 四、财政风险演化促进预算平衡管理 |
| 第四章 跨年度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跨年度预算 |
| 一、英国预算管理 |
| 二、德国预算管理 |
| 三、美国预算管理 |
| 四、澳大利亚预算管理 |
| 第二节 转型与发展中国家跨年度预算 |
| 一、乌干达的预算管理 |
| 二、智利的预算管理 |
| 三、俄罗斯的预算管理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启示 |
| 一、灵活调适跨年预算方法 |
| 二、重视法律架构规范作用 |
| 三、准确、审慎的预算预测 |
| 四、接纳跨年预算渐进成长 |
| 第五章 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框架建构 |
| 第一节 预算平衡与政府职能调整 |
| 一、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 |
| 二、政府间事权职能匹配 |
| 三、部门预算职能调整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管理 |
| 一、支出总额控制 |
| 二、优化支出结构 |
| 三、规范项目支出 |
| 四、或有负债管理 |
| 五、支出绩效管理 |
| 第三节 财政收入管理 |
| 一、保持财政收入适度规模 |
| 二、实施财政收入预期管理 |
| 三、合理统筹管理各类现金 |
| 四、培育稳定的地方主体税种 |
| 第四节 预算稳定管理 |
|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
| 二、预算调整规范 |
| 三、预算与规划衔接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债务管控 |
| 一、常规管理制度建设 |
| 二、存量债务偿还计划 |
| 三、约束规范增量债务 |
| 第六节 跨年度预算的编制实施 |
| 一、预算编制流程管理 |
| 二、跨年度预算平衡表格设计 |
| 三、增强跨年度预算执行约束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全能政府 |
| 1.2.2 有限政府 |
| 1.2.3 财政分权 |
| 1.3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理论概述与文献述评 |
| 2.1 理论概述 |
| 2.1.1 有限政府理论 |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 2.2 文献研究述评 |
| 2.2.1 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述评 |
| 2.2.2 政府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研究述评 |
| 3.政府职能与央地财税关系的历史检视 |
| 3.1 全能型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2 赶超型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3 有限政府与央地财税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分析 |
| 4.1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合理化的标准 |
| 4.1.1 我国央地财税关系合理标准的历史演进 |
| 4.1.2 新时代央地财税关系合理化的标准 |
| 4.2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表现及原因 |
| 4.2.1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经济表象 |
| 4.2.2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原因 |
| 4.3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博弈分析 |
| 4.4 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效率损失分析 |
| 4.4.1 效率测度方法 |
| 4.4.2 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4.3 央地财税关系异化的效率损失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央地财税关系调整的效率检验 |
| 5.1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效率检验 |
| 5.1.1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5.1.2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的范围与程度 |
| 5.1.3 中央适度上收事权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效率检验 |
| 5.2.1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5.2.2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的范围与程度 |
| 5.2.3 中央适度下放财权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政府职能转变与地方财源建设 |
| 6.1 理论分析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居民最优化问题 |
| 6.2.2 企业最优化问题 |
| 6.2.3 政府最优化问题 |
| 6.3 计量模型构建 |
| 6.3.1 影响因素、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2 计量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4.1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的优化路径 |
| 7.1 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原则 |
| 7.1.1 坚持完善分税制的原则 |
| 7.1.2 坚持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 |
| 7.1.3 坚持财力划分与支出责任匹配的原则 |
| 7.1.4 坚持地区间财力均衡配置的原则 |
| 7.1.5 坚持地方财源建设为重要抓手原则 |
| 7.2 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的具体路径 |
| 7.2.1 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 |
| 7.2.2 合理分配财力,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体系 |
| 7.2.3 规范转移支付,均衡区域分配 |
| 7.2.4 建设地方财源,完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
| 7.3 本章小结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管制”:税改前的乡镇政府行为(1983-1994) |
| 一、乡镇制度建立与治理方式延续 |
| (一) J镇政府的成立 |
| (二) 路径依赖:公社制度的延续 |
| 二、财政包干:税改前的乡镇财税体制改革 |
| 三、管控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制度变革:村民自治的初探 |
| (二) 制度文本与现实实践的张力 |
| 四、总体性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一体化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二) “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维稳”:税改时期的乡镇政府行为(1994-2006) |
| 一、乡镇角色转换与职能调整 |
| (一) 一元化权力格局的强化 |
| (二) “谋利”型角色的扮演 |
| (三) “任务”型角色的凸显 |
| 二、“空壳化”:税费改革下的乡镇财政 |
| (一) 财政缺口:地方财政的收与支 |
| (二) 乡镇自主性:开源“补缺” |
| (三) 债台高筑:乡镇政权的“无奈之举” |
| 三、共谋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 |
| (二) 乡—村的“共谋” |
| 四、分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户籍制度的变革 |
| (二) 家庭结构的变迁 |
| (三) 农民传统信仰的复兴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府行为(2006-) |
| 一、服务型政府与乡镇机构改革 |
| (一) 乡镇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 |
| (二) 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 |
| (三) 服务型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新方向 |
| 二、乡财县管:后税费时代的乡镇财政 |
| 三、民主合作型的乡村关系 |
| (一) 乡镇控制能力的弱化 |
| (二) 村民自治的成长 |
| (三) 民主与合作的乡村关系 |
| 四、疏离化的农村社会结构 |
| (一) 利益导向:多元化的农村社会 |
| (二) 空心化:乡村治理的瓶颈 |
| (三) 公共性的衰败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总结 |
| 二、乡镇政府行为的演进规律 |
| (一) 乡村关系的规划式变迁 |
| (二) 权力逐步规范并收拢至县级 |
| (三) 演进路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点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行为的展望 |
| (一) 项目制治理逻辑凸显 |
| (二) 管理职能的规范与社会服务职能的扩展 |
| (三) 乡村关系进一步民主和平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新的挑战及机遇 |
| 1.1.2 地方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影响力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地方政府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研究 |
| 1.2.3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相关理论 |
| 2.1.1 基于“政府”属性的角色定位:政府与市场之关系 |
| 2.1.2 基于“地方”属性的角色定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
| 2.2 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内涵及产业结构学说划分 |
| 2.2.2 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
| 3.2.1 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行为模式 |
| 3.2.2 以区域竞争为导向的行为模式 |
| 3.2.3 以企业家风格为导向的行为模式 |
| 3.3 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影响下的财政行为 |
| 3.3.1 财政支出生产性偏向 |
| 3.3.2 投资和税收竞争 |
| 3.3.3 扶持补贴国有企业 |
| 3.4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影响产业结构的机理 |
| 3.4.1 地方财政支出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机理 |
| 3.4.2 地方财政税收行为对产业机构调整影响的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演变研究 |
| 4.1 产业结构调整新内涵 |
| 4.1.1 产业结构高技术化 |
| 4.1.2 产业结构绿色化 |
| 4.1.3 产业结构服务化 |
| 4.2 高技术化视角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演化趋势研究 |
| 4.2.1 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2.2 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
| 4.3 绿色化视角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研究 |
| 4.3.1 产业结构绿色化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3.2 产业结构绿色化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
| 4.4 服务化视角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研究 |
| 4.4.1 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4.2 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
| 4.5 “三化”集成视角下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演化研究 |
| 4.5.1 产业结构“三化”集成视角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5.2 产业结构“三化”集成视角的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间效应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空间效应下地方财政收支总量模型 |
| 5.2.1 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2.3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3 空间效应下地方财政收支异质化模型 |
| 5.3.1 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指标选取及统计性描述 |
| 5.3.3 空间面板模型的选择 |
| 5.3.4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市场化差异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市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
| 6.3 市场化差异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模型 |
| 6.3.1 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3.2 指标选取、数据说明及相关变量统计性描述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市场化差异下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模型 |
| 6.4.1 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分权化差异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历史演变 |
| 7.3 分权化差异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模型 |
| 7.3.1 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及指标选取 |
| 7.3.2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分权化差异下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模型 |
| 7.4.1 门槛回归模型的设定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观点、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观点及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8）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分析 |
| 2.1 引言 |
| 2.2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 |
| 2.3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构成比较 |
| 2.4 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思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财政体制改革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 |
| 3.3 土地投融资模式的分析 |
| 3.4 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4.3 实证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 5.3 实证研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土地财政时代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 |
| 6.1 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内涵 |
| 6.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
| 6.3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合理性 |
| 6.4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选择路径—以PPP模式为例 |
| 6.5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保障机制 |
| 6.6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乡镇权力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的研究 |
| 1.2.3 关于乡镇权力运作背景的研究 |
| 1.2.4 关于乡镇政府行为逻辑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涉及理论与核心概念 |
| 1.4.1 理性选择理论 |
| 1.4.2 核心概念 |
| 1.5 个案选取及研究方法 |
| 2 历史与现状:乡镇权力的历史变迁 |
| 2.1 中国乡镇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1 乡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1.2 镇建制及其权力的历史演变 |
| 2.2 沙镇“镇治”的历史沿革 |
| 2.3 沙镇的权力与科层体制 |
| 3 乡镇权力运作之一:与县域主体的互动 |
| 3.1 与县委、县政府的互动 |
| 3.2 与县财政局的互动 |
| 4 乡镇权力运作之二:与镇域主体的互动 |
| 4.1 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互动 |
| 4.2 与镇域乡镇企业的互动 |
| 5 乡镇权力运作之三:与村域主体的互动 |
| 5.1 与村两委的互动 |
| 5.2 与村域社会精英的互动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适应性治理 |
| 6.2 对话与讨论 |
| 6.3 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主要访谈对象一览表 |
（10）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1.2.2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
| 1.2.3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 |
| 1.2.4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点 |
| 第二章 我国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2.1 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变和现状 |
| 2.1.1 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总量的整体关联 |
| 2.1.2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分析 |
| 2.1.3 全国及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概况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1.5 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2.2 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问题 |
| 2.2.1 经济增速概况 |
| 2.2.2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问题 |
| 2.3 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财政分权制度演变 |
| 2.3.1 财政分权制度演进历程 |
| 2.3.2 财政分权制度的现存问题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3.1.1 财政分权概念界定 |
| 3.1.2 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 |
| 3.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3.2.1 产业结构升级概念界定 |
| 3.2.2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机理 |
| 3.3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分析 |
| 3.3.1 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 |
| 3.3.2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的机理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计量方法与模型构建 |
| 4.1.1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
| 4.1.2 计量模型构建 |
| 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说明 |
| 4.2.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3.1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2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财政包干体制是制约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莫凡.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2]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D]. 周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3]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4]中国跨年度预算平衡管理研究[D]. 黄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有限政府背景下央地财税关系优化研究[D]. 吴睿. 武汉大学, 2019(06)
- [6]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行为及其解释 ——G省J镇的表述[D]. 杨刚.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 胡艺. 东南大学, 2019(03)
- [8]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D]. 杜金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9]适应性治理：乡镇权力的运作逻辑 ——基于沙镇的个案研究[D]. 李元洪.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10]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郭桢杰. 福州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