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农村集体 经济审核规定》的决议（论文文献综述）
任生,任轩[1]（2021）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 作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决定》文中提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9月27日在广州召开,会期两天半。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广州市临空经济区条例》等11项法规的审查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
谭天香[2]（2021）在《《立法法》第十三条“试点授权”制度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立法法》（2015）第13条规定的“试点授权”制度作为国家的法治创新之举,通过规定对部分法律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的方式,将改革发展纳入法治发展之下,从立法上推动国家改革发展与完善法治建设。随着“试点授权”制度适用到立法确立和到在今天的广泛适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该项制度展开研究。既有的文献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性质方面,对制度设立的立法理论基础展开讨论;但在实践中,该项制度应用范围广泛,适用该项制度不仅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还可缓解国家的社会矛盾、满足地方立法的需求,通过利用实践实施的方式完善立法技术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对“试点授权”制度的理论概念与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明确了该项制度的特点以及制度实施的具体化路径等,发现了该项制度在理论概念上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职权不明确、法律性质不明确,适用期限、适用区域范围、适用调整法律事项等突破法律规定,文件适用形式不合法、不规范,制定时间冗长、效力低下,配套措施制定实施不完善等问题。与此同时又发现该项制度主要适用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防与军队改革、国家机构改革,这五大事项改革涉及到国民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社会治理等方面。一方面采用实践检验的方式完善立法、创新法治体系建设,有利于解决法治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授权地方“创新立法”,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试点授权”作为法治创新之举,其在制定与实施上存在缺陷是必然的,针对“试点授权”制度在理论上与实践实施上存在的问题,可从立法、实施与监督程序上找出完善该项制度的可行性方案。要而言之,基于对“试点授权”制度的理论概念梳理,实施现状与问题的剖析,从立法上、实施与监督程序上对制度完善提出建议,冀望规范“试点授权”制度来完善改革事项的实施与维护法律体系的和谐。
晋江艳[3]（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张玉玲[4]（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卢亮亮[5]（2021）在《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堪称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是专门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体系,它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为发展动力,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科学论述,既包括党的发展历程,也包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和践行的重大政治原则,并作为一条主线和红线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之中。请示报告制度生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建党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式建立于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胜利前夕的解放战争时期,是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保证集中统一领导的中国化制度形式。如今,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已走过70多年岁月,不仅蕴含着独特的制度结构和运行功能,成为透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之一,而且较早的写入党章党规党纪中,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机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请示报告制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权威”是贯穿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化大生产所导致的“权威”的“普遍性”看作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条件,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在革命进程中还是在革命胜利后都需要权威,以此来扩展“努力争得的成果”和“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形成与发展,宣告了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革命意志、保证行动一致的历史必然性和天然合理性。以列宁为首的一批在俄国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骨干,把工人阶级中已经觉醒的革命力量发动起来,使一切支持和拥护这一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及取得革命政权的执政活动中注重建立和完善足以保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观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回应和解答了建立一个“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有机整体”的党的问题。第二,请示报告制度有着较为久远且坚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之规定,到俄共（布）强调严格的工作报告制度,再到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今迈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请示报告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中认识和把握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总结和汲取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必将启发请示报告制度之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请示报告制度是一整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及运行机制。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为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作了新的制度规定,成为开展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文本、制度和法规依据。与此同时,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两部主干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构筑起了请示报告制度体系,而且明确了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运行机制,为全党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动请示报告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第四,请示报告制度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的优势比较明显,同时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长期性的制约因素。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请示报告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然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还存在着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确、程序方式不规范、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深究起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无外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强、制度执行存有偏差、自身利益在作祟以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等。第五,进入新时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得到了强化,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供了制度工具和有力支撑。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不断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推动全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谋篇布局,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张琼[6]（2021）在《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表彰奖励制度是国家人才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经历了制度初创（1949—1965年）、工作停滞（1966—1977年）、恢复发展（1978—1997年）、深化发展（1998—2012年）、不断规范（2013年至今）5个阶段。按照表彰奖励层次的不同,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分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国家级表彰奖励制度,省部级表彰奖励制度,市县级表彰奖励制度5级,并形成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促进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需健全地方表彰奖励机构设置,提高人员队伍专业性,同时明确不同层级和部门职责权限,探索推广成熟有效的实施机制。
曹瀚予[7]（2021）在《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地方法之制定、修缮以及运行实践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士或许已经觉察到一种现象,即由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的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和制度革新,无论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务工作者基于立法经验和实践建议建言中,会经常提到几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立法的创新性不足、立地方立法边界不明、“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等,而这些难题都与地方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创制性立法有关。如果将我国整个立法体制视作一个国度,中央立法就是这个国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统摄管理整个立法国度,制定基本政策,把握发展方向,地方立法则扮演着“执行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地方立法起着“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协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中央立法无法独力处理或暂时不宜处理的问题、解决理应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问题、为中央立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但随着改革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尤其在进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发复杂,急需新的规则去规范约束,此时国家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总结过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要求其在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执行性立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引领意义的创制性立法。倘若地方立法丧失了创制性,只作为中央立法的实施细则紧随其后,就丧失了其地方性的本质属性。如此,地方立法增加了一个“改革者”、“实验田”的角色。创制性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和立法现象,客观地存在于地方立法之过程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未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诸学者所提创制性立法仅是为论证其他主题之需要,而附带说明或借鉴思考,无意作科学周延之诠释,且很多时候将“创制性立法”理解为“立法的创新性”。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创制性立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属性,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类型。将其视作一种立法属性时,“创制性”等同于“创新性”,”“创制性立法”亦即“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就地方立法而言,创制（新）性是一项基本特征,一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相较上位法若没有丝毫创制,则其必要性势必受到质疑,也很难通过备审制度的监督。此时的地方立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先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不同立法类型,即便在执行性法规中也会存在“创制性条款”,从而具备执行性和创制性双重属性,都可以一定程度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而将其视为立法类型时,创制性立法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应的概念,“创制”的涵义在于“创设”、“增设”,以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为划分标准,地方立法仅包括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创制性立法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空白或不足,解决地方出现的具体问题或满足某种需求,就不存在上位法或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运用自主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的活动。在从当前各地地方权力机关开展的立法活动境况来看,创制性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与执行性立法相比,创制性立法更能体现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近年来地方立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了试验治理理论、国家试错策略论、地方制度竞争论、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法治观理论等诸多法学理论和国家政策。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创制性立法缺乏统一且完整的判定标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创制性立法的区分大致可以从法对制度和权利的设定、上位法依据、依附关系三种角度出发,但这三种观点都有所欠缺,无论是从逻辑行还是操作性上,很难明确合理地将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区分开。将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结合来看,判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中的具体条款,可以通过依据性标准、创制性标准以及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三个标准进行认定。而这三个标准又可以通过诸多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予以判断:依据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名称和法源条款进行判断;创制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权利性条款、义务性条款以及责任性条款加以判断;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和法规内容整体把握。这些标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很难仅通过其中某一单独标准对地方创制性立法进行准确判断,必须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对地方立法的属性进行判断。我们可以按照创制性立法的三个判断标准将创制性立法进行分类:按照依据性标准可以分成整体型创制和部分型创制,或者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部分型创制的下级分类,这两种分类四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立法整部法规或具体条款与上位法的关联性;按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性标准,可以分成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这两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性法规中具体的创制内容;按照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可以分成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表现的是地方立法主体创制性立法的目的是“管理地方性事务”还是“先行先试”,其中自主性立法对应的是地方事务型创制,先行性立法对应的是先行先试型创制。基于无知论的假设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任何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建构出比由经济社会演化而来得更有效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山东省和几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后可以发现,目前的地方创制性立法正面临着“形式增长”、“地方”着力不足、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不匹配、“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合法性质疑等困境。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央地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包括传统理解下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张力、创制边界模糊、创制能力短缺、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矛盾、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的冲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创制性立法亦是如此。面对以上如此困境,地方立法机关首先应从理论观念上进行革新,主要包括了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等。除了通过理念革新外,在新时期下还应当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的应用,切实提高地方创制能力外,例如提升创制性立法的公众参与能力、立法后评估水平等,同时还需完善监督和防范机制来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臧博[8]（2021）在《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路径探讨——以广东省人大信息平台建设经验为例》文中提出省级信息平台是全国统一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省级平台的建设发展完善,关系备案审查信息平台整体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未来作用的发挥。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平台建设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其研究,不仅有利于判断目前信息平台建设体系架构是否适宜,也可为其他省人大常委会完善平台提供经验参考,为全国统一平台的构建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
王颢霖[9]（2021）在《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是我国乃至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承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今已走过将近二十年的历程,开展了形式广泛、内容丰富的保护工作,形成诸多成果。本文聚焦当下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实际情况,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管理制度、法规建设、评估体系、本体保护与传承保护几个方面,对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的构建进行基础性的建设。论文从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系统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保护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探讨。论文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实践、保护研究考察分析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各项研究工作,力求形成整体性的研究构架。引言部分首先明确我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我国当下对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研究的具体情况,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与重点研究问题进行说明。第一章是本文的研究基础,从我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缘起与发展历程切入,在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传统营造技艺概念的基础上,分四个阶段梳理我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发展历程,厘清保护思想的发展脉络,为其后对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的具体问题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针对当下我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制度进行论述,从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制度三个方面分别进行现状与问题的分析,并尝试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文第三章试对我国传统营造技艺项目的评估标准和方法进行研究,从项目本体评估与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两方面展开,为评估工作进行方法论层面的搭建。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四、五章分别针对传统营造技艺本体保护与传承保护进行论述,结合实际保护案例,多方面探讨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方式。结语部分对论文进行总结收束,并对我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当下与未来进行展望。
董玉倩[10]（2021）在《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类型及其效益研究 ——基于多个土地征收案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张,大量农地被转为城市用地,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式在施行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有的村庄在征收和发展过程中,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而有的村庄集体资产和农民个体却获益有限。那么,为什么补偿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补偿效果?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具体补偿方式的差异?现有研究中,关于土地征收的探讨主要聚焦于补偿制度以及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分配问题。此外,对于补偿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征收程序、安置方式,以及各利益相关主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围绕利益分配展开的博弈。但是,尚缺乏从补偿分配角度对农民个体收益的研究。本文依据现有研究,将研究焦点放在农民个体收益上,即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作为个体从补偿中获得的全部收益及其影响因素上,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有哪些分配方式?二是这些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其对农民个体收益的影响有何差异?三是导致这一收益差异的原因为何?本文首先通过对已有文献以及政策文本的梳理,基于政府行为和公共物品理论形成分析框架。其次,对多个案例进行变量赋值,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进行验证性分析。再次,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不同分配效益的变量组合路径。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受到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式、村庄权力结构和村领导个人特质的影响,三者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分配类型,进而导致分配效益的差异。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式因地方政府对征收补偿的不同行动方式形成三种:政府直接介入型征收安置方式、村集体主导型集体资产分配管理方式以及企业介入型开发建设方式。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分配效益在第一种方式中一般为中分配效益,而在后两种方式中则因村庄权力结构而异。根据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人数多寡,村庄权力结构可分为民主型和权威型,民主型村庄至少能保障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分配较为公平,实现中分配效益,而权威型村庄的补偿分配则完全取决于村领导的个人特质。村领导根据其品质与能力可分为“贤能型领导”和“谋利型领导”,贤能型村领导可能使被征地农民得到高分配效益,而谋利型村领导在权威型村庄中会导致被征地农民只有低分配效益。最后,文章总结并提出避免低分配效益的方式以及实现高分配效益的可能路径,以期为实践提供帮助。
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农村集体 经济审核规定》的决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农村集体 经济审核规定》的决议（论文提纲范文）
（2）《立法法》第十三条“试点授权”制度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试点授权”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试点授权”的产生与发展 |
| 一、“试点授权”的初步探索 |
| 二、“试点授权”的确立与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试点授权”制度分析 |
| 一、“试点授权”法条解读 |
| 二、“试点授权”的特点 |
| 三、“试点授权”的目的 |
| 四、“试点授权”文件的性质 |
| 第三节 “试点授权”存续价值 |
| 一、全面深化改革 |
| 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
| 三、推动法治创新 |
| 四、协调法治统一性与法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试点授权”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试点授权”制定实施概况 |
| 一、“试点授权”的外在形式 |
| 二、“试点授权”“暂时性”的体现 |
| 三、“试点授权”实施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试点授权”实施程序与实施结果 |
| 一、实施程序的特点 |
| 二、具体调整措施实施结果 |
| 三、实际效能分析 |
| 第三节 “试点授权”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基础问题 |
| 二、决定适用的规范性问题 |
| 三、决定调整事项内容问题 |
| 四、决定制定时间期限问题 |
| 五、配套措施制度适用问题 |
| 六、决定制定实施公正合理性问题 |
| 第三章 “试点授权”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试点授权”法律规定 |
| 一、依照法律规定规范运行“试点授权”制度 |
| 二、将“试点授权”制度进一步体系化 |
| 三、明确“试点授权”主体权限 |
| 四、强化“试点授权”的配套措施 |
| 第二节 完善“试点授权”实施程序 |
| 一、立法程序的具体设计 |
| 二、完善实施程序 |
| 第三节 完善“试点授权”的监督机制 |
| 一、完善宪法监督机制 |
| 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
| 三、落实“试点授权”配套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发端与发展 |
| 2.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 |
| 2.1.2 巴黎公社的失败与教训 |
| 2.1.3 对“反对一切权威”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
| 2.1.4 《论权威》及其它着作的理论总结 |
| 2.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2.1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建立党中央权威 |
| 2.2.2 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中维护党中央权威 |
| 2.2.3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树立执政党权威 |
| 2.2.4 列宁领导核心制的确立、维护与延续 |
| 2.3 中国共产党政党权威的塑造、形成与发展 |
| 2.3.1 政党权威观念的前提与塑造 |
| 2.3.2 政党权威的形成、突破与底色 |
| 2.3.3 政党权威的实现逻辑和基本特征 |
| 第3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逻辑 |
| 3.1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服从于战争的领导法则 |
| 3.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构筑自上而下的执政党领导体制 |
| 3.1.3 改革开放新时期:拓展了从严治党的崭新功能 |
| 3.1.4 进入新时代: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 |
| 3.2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动力 |
| 3.2.1 领导权问题是一切革命运动的首要问题 |
| 3.2.2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现实要求 |
| 3.2.3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驱动 |
| 3.2.4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需要 |
| 3.3 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 |
| 3.3.1 党内民主与集中相统一 |
| 3.3.2 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
| 3.3.3 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主性相统一 |
| 3.3.4 领袖权威与政党权威相统一 |
| 第4章 请示报告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 |
| 4.1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出台 |
| 4.1.1 制定《条例》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 |
| 4.1.2 定义“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基本概念 |
| 4.1.3 明确开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的基本原则 |
| 4.1.4 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工作体制 |
| 4.2 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的运行机制 |
| 4.2.1 请示报告的主体 |
| 4.2.2 请示报告的内容 |
| 4.2.3 请示报告的程序和方式 |
| 4.2.4 请示报告督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
| 4.3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工作机制 |
| 4.3.1 领导干部作为报告主体的界定 |
| 4.3.2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 |
| 4.3.3 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工作机制 |
| 4.3.4 严格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和运用 |
| 第5章 请示报告制度的优势与现状分析 |
| 5.1 请示报告制度的显着优势 |
| 5.1.1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
| 5.1.2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
| 5.1.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5.1.4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5.2 请示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请示报告意识不强 |
| 5.2.2 请示报告内容把握不准 |
| 5.2.3 请示报告程序和方式不规范 |
| 5.2.4 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 |
| 5.3 请示报告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 |
| 5.3.1 制度意识不强 |
| 5.3.2 制度规定不够完善 |
| 5.3.3 制度执行存在偏差 |
| 5.3.4 自身利益在作祟 |
| 第6章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请示报告制度的最高政治原则与实践要求 |
| 6.1 激发请示报告制度的内生动力 |
| 6.1.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
| 6.1.2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 |
| 6.1.3 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 |
| 6.1.4 提高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
| 6.2 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1 政治控制与党的全面领导 |
| 6.2.2 请示报告制度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 6.2.3 置于中国党政体制之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2.4 作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 |
| 6.3 严格执行作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1 权威、领导与服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与外延 |
| 6.3.2 作为政治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3 作为组织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3.4 作为工作纪律的请示报告制度 |
| 6.4 发挥批示指示制度的下行复合功能 |
| 6.4.1 批示指示的概念与特征 |
| 6.4.2 批示指示的运行机制 |
| 6.4.3 批示指示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6.4.4 批示指示制度的规范化建设 |
| 6.5 通过“学、用、考”方式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到位 |
| 6.5.1 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学习培训工作 |
| 6.5.2 制定好请示报告制度的具体落实措施 |
| 6.5.3 加强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6）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家表彰奖励制度体系的界定 |
| （一）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 |
|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 |
| （三）国家级表彰奖励制度 |
| （四）省部级表彰奖励制度 |
| （五）市县级表彰奖励制度 |
| 二、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历史沿革 |
| （一）制度初创阶段（1949—1965年） |
| （二）工作停滞阶段（1966—1977年） |
| （三）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7年） |
| （四）深化发展阶段（1998—2012年） |
| （五）不断规范阶段（2013年至今） |
| 三、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的内容 |
| （一）管理体制 |
| 1.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
| 2. 国家表彰奖励办公室 |
| 3. 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 |
| 4. 省级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构 |
| 5. 市县级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构 |
| （二）运行机制 |
| 1.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运行机制 |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运行机制 |
| 3. 国家级表彰奖励制度运行机制 |
| 4. 省部级表彰奖励制度运行机制 |
| 5. 市县级表彰奖励制度运行机制 |
| 四、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存在的不足 |
| （一）地方表彰奖励机构设置不全，人员队伍的专业性需加强 |
| （二）不同级别和部门职责权限不清、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三）国家表彰奖励基础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有待提高 |
| 五、完善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的建议 |
| （一）健全地方表彰奖励机构设置，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人员队伍专业性 |
| （二）梳理明确不同层级和部门职责权限，探索推广成熟有效的实施机制 |
| （三）健全国家表彰奖励基础制度，提高表彰奖励规范性 |
（7）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析 |
| 三、结构安排与方法选择 |
| (一) 结构安排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对象的限定 |
| 第一章 地方立法的创新难题 |
| 一、“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 |
| 二、“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模糊 |
| 三、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存在争议 |
| 四、“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 |
| 第二章 创制性立法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创制性立法的概念界分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概念诠释 |
| (二) 立法中“创制”涵义的多重性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辨析与定位 |
| (一) 地方立法的类型划分 |
| (二) 创制性立法的对应概念: 执行性立法 |
| (三) 创制性立法的相近概念辨析 |
| (四) 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基础 |
| (一) 试验治理理论与国家试错策略论 |
| (二) 地方制度竞争理论 |
| (三) 地方性知识理论 |
| (四) 地方法治观念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与创制维度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标准 |
| (一) 依据性标准 |
| (二) 创制性标准 |
| (三) 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方法 |
| (一) 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二) 法的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类型 |
| (一) 整体型创制与部分型创制 |
| (二) 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 |
| (三) 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 |
| (四) 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创制维度 |
| (一) 对权力的创制 |
| (二) 对权利的创制 |
| (三) 对义务的创制 |
| (四) 对责任的创制 |
| 第四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现实境遇 |
| 一、山东省创制性立法的现状考察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数量和层级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领域和事项 |
| (三) 地方性法规的创制程度 |
| (四)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体例结构考察 |
| 二、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形式增长” |
| (二) 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 |
| (三) 立法的“地方”着力不足 |
| (四) 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选择不匹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暴露出的法治化困境 |
| (一) 传统理解下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 |
| (二) 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 |
| (三) 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张力 |
| (四) 传统立法技术与数据转型的脱节 |
| 第五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规范上的边界厘正 |
| 一、省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基本底限: 中央立法保留之外 |
| (二) 外在界限: 不与上位法抵触 |
| (三) 内在界限: 地方性事务 |
| (四) 特殊限制: 行政立法的限制 |
| 二、设区的市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三类具体立法事项限制 |
| (二) “等方面事项”限制 |
| (三) 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专有创制空间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下的“不抵触”原则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行政行为的设置权限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空间的适度释放 |
| 第六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上的效果改进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念革新 |
| (一) 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 |
| (二) 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 |
| (三) 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 |
|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创制性立法公众参与水平 |
| (一)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技术优势 |
| (二) 大数据在立法公众参与中的应用趋势 |
| (三)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瓶颈制约 |
| (四)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领域的建议 |
|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
| (一) 传统立法后评估技术存在的问题 |
| (二)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 |
| (三)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可行性 |
| 四、完善创制性立法的监督和防范机制 |
| (一) 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报批制度 |
| (二) 合理选择立法的体例结构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8）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路径探讨——以广东省人大信息平台建设经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史沿革：统筹规划、探索推进 |
| （一）初建阶段（2016.9—2016.11) |
| （二）试点阶段（2016.12—2017.12) |
| （三）全面使用阶段（2018.1—2018.12) |
| （四）优化扩展阶段（2019.1—至今） |
| 二、体系架构：四级多维、互通互联 |
| （一）报备范围全覆盖的制度设计 |
| （二）四级多维互通互联的体系构建 |
| 三、运行机制：合理分工、主动审查 |
| （一）“备案”“审查”制度对接 |
| （二）“备案”“审查”流程构建 |
| 1. 形式审查制度下的登记分发机制 |
| 2. 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分工负责机制 |
| 3. 柔性纠错制度下的沟通处理机制 |
| 四、功能延伸：智能报备、辅助审查 |
| （一）“有件必备”的智能技术支持 |
| （二）“有件必审”的辅助审查路径 |
| 结语 |
（9）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论文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传统营造技艺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缘起 |
| 二、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的内涵阐释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发展历程 |
| 一、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初兴(20 世纪初——1948 年) |
| 二、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的耕耘(1949 年建国后——1976 年) |
| 三、传统营造技艺研究的接续(1978 年改革开放后) |
| 四、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新篇章(21 世纪初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体系 |
| 一、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运行 |
| 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的方向与途径 |
| 第二节 法律法规体系 |
| 一、法律、法规政策建设的现状 |
| 二、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伦理原则 |
| 三、现有问题与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保护制度的体系建设 |
| 一、项目申报与认定制度 |
| 二、完善保护名录制度建设 |
| 三、技艺传承机制的完善 |
| 四、保护规划编制与履约 |
| 五、评估与退出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的相关阐释 |
| 一、文化遗产评估的相关研究与经验 |
| 二、构建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的意义 |
| 第二节 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的构成框架 |
| 一、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的框架说明 |
| 二、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体系的目标内容 |
| 三、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的主客体 |
| 四、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的方式与流程 |
| 五、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的原则 |
| 六、传统营造技艺项目评估的标准 |
| 第三节 传统营造技艺项目本体评估的搭建 |
| 一、传统营造技艺项目的价值评估 |
| 二、传统营造技艺项目的现状评估 |
| 三、评分方式与分类保护模型的设计 |
| 第四节 传统营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 |
| 一、传统营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的方式 |
| 二、传统营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的要素 |
| 三、传统营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的指标与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本体保护的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行为主体 |
| 一、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单位 |
| 二、行业保护团体与机构 |
| 三、传统营造技艺的持有者 |
| 第二节 传统营造技艺本体保护的内容与原则 |
| 一、传统营造技艺本体保护的内容 |
| 二、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原则 |
| 第三节 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方式 |
| 一、传统营造技艺的整体性保护 |
| 二、传统营造技艺的生产性保护 |
| 三、传统营造技艺的研究性保护 |
| 四、传统营造技艺的展示性保护 |
| 五、传统营造技艺的数字化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保护的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的保护 |
| 一、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保护的背景 |
| 二、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紧迫性 |
| 三、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的记录工作 |
| 第二节 传统营造技艺传承途径的保护 |
| 一、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模式 |
| 二、现代教育与培训模式的探索 |
| 三、行业组织与营造团体 |
| 四、面向公众的普及与宣传 |
| 第三节 传统营造技艺传承机制的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结语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的当下与未来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营造技艺相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 |
| 附录2 营造技艺相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美术类) |
| 附录3 营造技艺相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简介(传统技艺类) |
| 附录4 营造技艺相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简介(传统美术类) |
| 附录5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国家) |
| 附录6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政策法规文件(部级) |
| 附录7 传统营造技艺相关研究出版物内容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类型及其效益研究 ——基于多个土地征收案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
| 1.2.2 土地征收补偿分配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土地征收补偿 |
| 1.3.2 村庄权力结构 |
| 1.3.3 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 |
| 2.2 分析框架: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式与村庄权力结构 |
| 2.3 案例选择与变量赋值 |
| 2.3.1 案例选择 |
| 2.3.2 变量赋值 |
| 第三章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类型及其效益的比较分析 |
| 3.1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式 |
| 3.1.1 政府直接介入型征收安置方式 |
| 3.1.2 村集体主导型集体资产分配管理方式 |
| 3.1.3 企业介入型开发建设方式 |
| 3.2 村庄权力结构 |
| 3.3 不同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类型的效益分析 |
| 第四章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的机制分析 |
| 4.1 低分配效益的作用机制 |
| 4.2 中分配效益的作用机制 |
| 4.3 高分配效益的作用机制 |
| 4.4 小结: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效益的影响机制 |
| 第五章 结语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州市农村集体 经济审核规定》的决议（论文参考文献）
- [1]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 作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决定[J]. 任生,任轩. 人民之声, 2021(10)
- [2]《立法法》第十三条“试点授权”制度的实证研究[D]. 谭天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研究[D]. 卢亮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6]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研究[J]. 张琼. 中国人事科学, 2021(05)
- [7]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D]. 曹瀚予. 山东大学, 2021(11)
- [8]备案审查信息化建设路径探讨——以广东省人大信息平台建设经验为例[J]. 臧博. 人大研究, 2021(04)
- [9]中国传统营造技艺保护体系研究[D]. 王颢霖.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10]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类型及其效益研究 ——基于多个土地征收案例比较[D]. 董玉倩.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