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江,大灾之后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周新年[1]（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戚方亮[2]（1999）在《九江市1998年抗洪回顾与反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九江市１９９８年汛情特点的分析，及抗击这次超历史洪水各项措施的总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王昇[3]（2018）在《清代害虫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防治农业害虫,自古以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虫治虫方面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治虫防灾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帝王关注的大事,是官员必须承担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人将虫作为生活、生产中合理存在的部分,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只要其不伤害庄稼,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即可。不过,这一观念在现代的农药技术大行其道后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近现代,中国大量采用杀虫剂,杀虫剂的撒布固然简便且效果良好,但对人体、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人类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刺激我们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清朝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害虫观念得到总结并发展到最高水平,清代对害虫的防治措施更为完备,《清实录》中有大量关于害虫的记载,治蝗专书与相关地方志也最为丰富。清人具有独特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昆虫（包括害虫）,与万物都存在于一气之中,都是自然界气运动的结果。因此,虫与万物都有在自然界存在的同等权利。作为这种观念的反映,在害虫发生的时候,清人虽然也主张捕杀害虫,但他们首先做的是,反省自身,反省自己是否违反了“天”的意志。这里的“天”既有大自然的含义,更有命运主宰者的意蕴。害虫的发生首先是违反“天意”的结果。因此,清人敬畏大自然,敬畏“天”这个主宰者,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害虫观念来自于人的见闻与生产、生活实践,面对虫害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清代的害虫观念大体上来源于三个主体,一是,清朝皇帝的害虫观念,上至皇太极,下至溥仪,包括慈禧等特殊时期实际统治者的害虫观念;二是,农书作者的害虫观念,清代农书数量丰富,能集中反映农书作者们对于害虫的看法;三是,地方官与民众的害虫观念,他们是如何看待、治理害虫的,这些内容会反映在地方志记载中,本文将通过对方志的查阅与整理进行梳理。三个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清代整个社会对于害虫的认识。清代皇帝认为昆虫是合理存在的,昆虫草木与人与其他生物并育于太和,相信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信仰虫神,也相信鱼虾卵可以变为蝗蝻的说法。害虫发生后,皇帝以祈祷、祭祀的方式祈求消除天灾,并自我修省,希望官民与皇帝一体一心,和气致祥则不会有灾害降临。但专事祈祷,放弃治理也是不可取的,害虫并非神虫,有损田禾,危害生产时必须进行捕杀,为防止害虫的发生,需重视预防,实力尽心治理,对于捕虫不力的官员严加惩治。清代治蝗农书众多,其中包含了农书作者们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帝王的行为直接关乎虫灾,有好官则蝗虫不入境,或入境即死,地方官侵渔百姓就会有虫害,百姓的孝行也会影响到害虫的发生。并从气的角度解释害虫发生的原因,同时也相信鱼虾的卵可以变为蝗虫。农书作者们主张诚心修省、祈祷、祭祀,上天必然明鉴,民众为之所感,天灾虫害自然消除。还需消除戾气,以迎祥和。他们对害虫的习性与生长规律都有相对科学的认识,提倡害虫可捕、可食,主张消除百姓害虫不可捕的顾忌,并早加预防,治早治小。清代方志中的记载反映的多为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关于害虫的来源,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害虫由天派遣而来,不论灾年、丰年,收成如何都是由天感召,天的运动有其自身规律,并非人的意志可以决定。掌管昆虫的神由上天统一管理,神对虫的行动、地方的丰歉负责,赏罚分明。阴阳失调也会导致害虫的发生,且鱼虾的卵可变化为蝗虫。对害虫究竟因何而来的认识影响到对害虫的治理,地方官与民众将害虫看成是神派遣而来,主要通过祭祀、祈祷天与诸神的方式消除虫灾。由于担心惹怒神灵,即使捕虫,也会向上天祷告其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修德对于害虫的治理很重要,因为虫患发生与否与人的感召有关,遇到虫灾必须自省才能消除。清代地方志中还有诸多对害虫的名称、生长规律、习性等的描述接近于现代科学认识,当地民众据以捕杀害虫,效率较高。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违背自然规律会导致害虫的发生。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吏与民众对于祭祀、祈祷的看法和害虫是否可捕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清代皇帝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较为突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重视历史经验。由于清代前后历经267年,前后期皇帝的治理也有所差别,从前期的积极治理渐渐转向后期的消极治理。而地方官与民众前期认为害虫是人力可战胜的,到后期则更倾向于以祭祀、祈祷的方式祈求天、神的帮助。地方志中还反映了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北方地区重视害虫的捕杀,南方地区重视祭祀、祈祷,陕西、山西与湖南、湖北例外,单独讨论,另外,不同地区对于害虫是否可食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与当今彻底杀灭害虫的观念不同,清人认为,昆虫与万物并育于太和,它们有在自然界存在的权利。因此,清代人关于害虫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在尊重自然,遵守“天意”的前提下,承认害虫存在的生态合理性,如果害虫不会对农业生产生活构成威胁,人类就不应也不能去消灭这些所谓的害虫。另外,在虫害发生严重的时候,人们除了反省自身的行为之外,也不应听天由命,放任虫害蔓延,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种独特的害虫观念,或许能对当今的害虫防治工作有一些启迪。
周静[4]（2011）在《基于危机传播语料的概念隐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对危机管理的专门研究始于195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迄今已有数十年历史,其间危机传播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与本质,从后者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国内的危机管理则是在最近几年,尤其是2003年SARS事件之后才刚刚兴起。面对日益增多的危机事件,如何在危难中寻求“生机”和“转机”,这是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广大语言工作者无法置身事外和责无旁贷的问题——如何应对、化解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危机传播的主要媒介归根到底是语言文字。对危机传播语言进行研究是语言工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也是新契机。一方面大量涌现的危机传播语篇为语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最为鲜活,涉及领域极广,且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语言研究素材；另一方面,国内外语言研究的成果蔚为壮观,能为如何切实有效,科学客观地进行危机传播提供理论指导、研究基础和施行保障。话语分析和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不是决无仅有,但就笔者掌握的文献查阅情况来看,从来没有人从隐喻角度研究危机传播,也没有人专门用危机传播作为语料来研究隐喻!笔者认为二者的结合点在于无论何种隐喻其使用总是服务于一个总目的一理解,而增进理解是化解危机的核心所在,隐喻的使用与危机传播的成败可谓休戚相关。将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入了经事济世血统的危机传播引入隐喻研究领域,将使后者的研究范围和视野进一步拓展,更具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而用隐喻研究的理论与成果对危机传播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运用,无疑使后者这门新兴学科站在前人研究的巨人肩膀上。本文的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分为六小节。第一节阐明本文的选题价值及意义。第二节是危机传播研究综述,对危机的定义、分类和周期给予简介,并对危机传播中和本研究相关的理论进行简要评介。第三节是关于本研究的语料选择与加工的说明。第四节阐明本研究拟解决的四个问题及方向。第五节介绍研究方法与特点,第六节说明论文的结构布局。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为三小节。第一节是隐喻研究简史,把隐喻研究分为修辞学研究、语义学研究和认知科学研究三个阶段作历史性的回顾。第二节是概念隐喻综述,对概念隐喻的本质及分类,Lakoff对隐喻认知功能及目的的论述,以及Schon的生成隐喻及问题框架模式做简单评介。第三节阐明本研究对该领域的贡献及创新之处。第三章为理论框架,分为三小节。第一节是文章整体框架的建构,以危机传播阶段论和问题框架模式为理论框架。第二节是隐喻的分类描写和结构分析,其理论依据是概念隐喻,以及大存在链和事件结构隐喻理论。第三节是隐喻实现的目的和功能分析,以Lakoff和Schon的认知功能观、以及束定芳和Goatly的隐喻功能研究理论为框架,结合危机传播的社会功能和廖美珍的目的原则研究,对多家理论加以融汇和整合。本文研究的对象涉及相关概念隐喻的形式、功能和目的,所以理论框架并不是由某个单一理论支撑起来,而是一个从三个不同层面和维度建构而成的合体。第四至六章是全文写作的重心。以自建的危机传播语料库及隐喻表述统计表为基础,分别研究在危机传播的爆发期、蔓延期和衰减期的三阶段中,概念隐喻作为人们用于理解的最基本的认知工具之一,如何在建构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中起到关键作用,对概念隐喻在危机传播中实现的认知目的、体现的认知功能,尤其是问题解决功能进行分析、解释和实证。每一章都分为三小节,第一节以概念隐喻、大存在链和事件结构隐喻理论为基础和理论依据,对危机传播相应阶段中的隐喻表述进行分类统计和静态描写,体现其使用面貌、规律、类别和特征。第二节以相关学者的隐喻认知功能研究为基础,采用自上而下的目的分析模式,对相应阶段的隐喻表述所体现的具体认知功能,及其所实现的传播目的进行例证、分析与归纳。第三节是以图表加评述的形式对全章进行小结。第七章为全文的总结,分为四小节。第一小节是对全文研究的回顾。第二小节是对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的结构分析的总结。通过对各类概念隐喻表述的分类统计,体现汉语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的使用概貌,揭示人们在使用概念隐喻时认知心理上存在着趋同性和稳定性。本文的统计结果不仅对Lakoff的理论给予系统、有力的实证和数据支撑,而且植根于汉语语言事实的土壤,对概念隐喻理论的普适性和文化差异性是更宏观意义上的探究。第三小节是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的功能和目的研究总结。概念隐喻与危机传播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首先概念隐喻的使用面貌背后受到危机传播目的的驱动,不同危机传播阶段的各种变量和不同隐喻之间存在着对应与互动关系；其次隐喻不仅在不同语篇、不同概念之间形成经验衔接,使我们的危机概念系统成为完形,建构我们的危机概念系统,更使其与其它概念系统衔接,从而将其扩展,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为未来行为做出指导。第四小节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一简要说明。
孙语圣[5]（2006）在《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 ——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是个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天灾人祸交织纷呈。本文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1931年大水灾是民国灾荒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创伤和全方位的社会震颤。此次灾害,无论从自然与人为的致因,还是直接的危害与深远的影响,都极具典型性,在民国历次自然灾害中最为显凸。并且此次灾害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期、裹夹于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其间、纠缠于国共武斗和国民党内部裂晋纷争的困局。在灾害救治中,因其“百年不遇”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因此有着“解剖麻雀”的标本意义。社会化是贯穿全文的经脉和主干骨,是笔者自我解释的一个中心名词。本文认为,灾害救治社会化,即是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发展,国民国家社会意识的增强,在灾害救治中,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的动员与交流,特别是民间社会的响应、主动、自觉。民国时期,民间慈善传统的承续、近代经济的发展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大众传媒的强力助推和交通通讯的发展、近代国家思想的播扬与政府的无奈让渡等,使灾害救治社会化的动因与条件初步具备。社会化救灾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制度化的社会设置,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灾害救治的组织、立法等方面的社会设置是比较健全的。官民合作的救灾理念非常清楚明了。在1931年水灾救治中,采取了特殊的赈灾路径,即官赈义赈化的取向,政府抛却其原有一套赈灾机制,在赈灾方针、赈款筹集、赈灾办法与程序、组织机构、人事任用等方面,全面援用民间义赈、特别是新型民间义赈的机制,使得社会化的立论更有依据、更经得起推敲。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是本文的主体内容。社会各界对灾情与灾因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办法;政府与民间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对救灾人力资源、物力、财力资源的进行全社会的动员;救灾信息资源也得到一定的传播布达;社会化的监督方式,使得救灾的成效得到尽可能的保证。最后,本文对灾害救治社会化进行绩效分析,运用大量具体数据量化分析社会化的成绩与不足;并指出救灾社会化中的困境与异常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财力汲纳的乏力与结构畸偏、外患不断的侵扰、内乱频仍的蹂躏耗损、奢靡的社风等所造成的动力不足和代食品现象、米禁与禁止移境就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空间挤压的冲突等异常问题。结语部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隧道,进行比较对照,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指出两个时期在社会化救灾方面各自的成功之处和缺陷所在,认为解决现今救灾主体的稀缺、救灾物质资源来源的单一化、人力与智力支持网络不够宽阔、监督机制不健全、救灾立法滞后等问题,才是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并且指出,社会化灾害救治是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机内涵之一。
李小庆[6]（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认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焦双娜[7]（2013）在《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文中指出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是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水环境在环境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水环境的核心问题是水旱灾害问题,我国是受洪水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的高度重视。”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中下游交界处的鄱阳湖区,是江西省农业开发最早、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历来洪水灾害的重灾区和多发区,频繁的洪涝灾害危及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地制约着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淡水湖,其吐纳河川、削减洪峰的潜力更应该重视,做好鄱阳湖的防洪工作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体系的建设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鄱阳湖区人类防洪史入手,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防洪方略、措施、机构、立法和主要治水人物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将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引起思考,并充分借鉴历史经验、提出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减灾建设的具体建议,以期对改善湖区生态环境、实现湖区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理论贡献。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就国内外关于洪灾的研究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区概况,包括鄱阳湖区的演化发展和湖区历史洪灾演变及成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划分出鄱阳湖区防洪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历史时段进行防洪治水方略、措施等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并探讨其在相应社会背景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第四部分在前一工作的基础上,就鄱阳湖区人类防洪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进行思考,同时为今后湖区防洪减灾提出建设性意见,即：①加快高标准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②防治水土流失,建设防洪安全体系的生态屏障；③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论和展望,同时就论文的局限性作出阐述。
田中初[8]（2005）在《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灾难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事件,因此,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是新闻传播中的一类重要题材。观照当代中国的灾难新闻,有一个特征有别的流变过程,而主导其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政治控制和新闻专业控制在不同时代的新闻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 本文以国家-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根据社会结构特征把当代中国分为总体性社会和分化性社会两个阶段。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政治控制和专业控制就有不同的作用方式和结果,因而灾难新闻也会有不同的表征。在总体性社会中,新闻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宣传,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的这种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认同到内化的过程。此外,出于政治合法性以及灾难应对模式的特点,灾难新闻的负面报道正面做也就成了一种越来越固定的模式,以致到文革时期甚至出现极端片面的灾难新闻,作为专业要求的客观性原则也就在灾难新闻中日渐式微。在分化性社会中,灾难应对的模式出现了变化,公众的知情权需求增长,新闻的功能出现了多元,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意识开始生长,政府的政治控制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在灾难新闻中开始出现专业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控制的主动适应、客观报道的“局域”呈现、专业方法的追求、奉献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强调等等。 梳理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流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冲突的一面,但也同样可以看到相互依存的一面。这种对立和统一,是一切矛盾的事物共有的特征,而正是这种矛盾促成的运动,才会使事物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正面临一个各种灾难事件的高发期,如何使灾难应对更加有序、有效,是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共同目标。基于此,政府和新闻媒体应该以公众利益为共同出发点,在灾难新闻实践中建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即:政府给予新闻媒体制度化的新闻空间,新闻媒体给予政府专业化的信息服务。
晋支文[9]（1998）在《万众一心战洪魔──’98中国南北抗洪大写真》文中研究表明暴雨成灾，洪水肆虐。１９９８年，进入６月中旬以来，由于受静止峰及西南暖湿气流影响，我国江南大部分地区和其他沿长江地区暴雨频繁。据国家防总权威人士报告，从６月份起，长江流域出现３次持续大范围强降雨过程。第一次，是在６月１２日至２７日，江西、湖南、安徽等...
万蕾[10]（2008）在《当代中国灾害新闻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灾害事件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的各类事件,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近几年来我国灾害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高度重视,公众对灾害新闻报道极为关注。媒体如何做好灾害事件的报道,有效地承担起社会“了望者”的职责成为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论文在全面审视我国灾害新闻报道历史基础上,结合各种典型的案例,总结分析了当代中国灾害新闻报道的两种基本模式,得出我国灾害新闻报道在报道观念,报道内容,报道方式上有了很大进步,同时提出预警性新闻报道不够及时,信息提供不够平衡,反思报道不够深刻,情感把握不够充分构成了现阶段我国灾害新闻报道的主要问题。最后,论文提出从把握好灾害新闻报道的“度”,加强灾害新闻报道的响应机制,注重人文关怀这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灾害新闻报道。
二、九江,大灾之后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九江,大灾之后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清代害虫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清实录》所见之清代皇帝的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皇帝关于害虫发生的观念 |
| 一、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的害虫发生观 |
| 二、虫神负责掌管害虫的行踪 |
| 三、鱼虾子变化为蝗蝻的观念 |
| 第二节 清代皇帝关于害虫治理的观念 |
| 一、诚心修省 |
| 二、祭祀、祈祷以消除害虫 |
| 三、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四、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皇帝对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害虫可捕 |
| 二、重视预防 |
| 三、其他科学认识 |
| 第二章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发生观念 |
| 一、人的行为对害虫发生的影响 |
| 二、气“失和”导致害虫的发生 |
| 三、清代农书记载中的虫神信仰 |
| 四、陈芳生等农书作者对鱼虾子可变为蝗蝻的认识 |
| 第二节 清代农书中的害虫治理观念 |
| 一、修省对害虫治理的作用 |
| 二、祈祷、祭祀对害虫治理的作用 |
| 三、消除害虫需要消戾气、迎祥和 |
| 四、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五、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农书中关于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农书作者们对害虫发生时间与生活习性的认识 |
| 二、害虫可食用、可肥田 |
| 三、害虫应早加预防 |
| 第三章 清代方志所见之害虫观念 |
| 第一节 清代方志中的害虫发生观念 |
| 一、天的意志决定害虫的发生与否 |
| 二、鬼神负责具体掌管害虫的行踪 |
| 三、气“不和”导致害虫发生 |
| 四、对鱼虾子可变为蝗蝻的认识 |
| 第二节 清代方志中的害虫治理观念 |
| 一、祭祀、祈祷可以缓解虫害 |
| 二、消除虫害需要修省 |
| 三、以捕杀方法治理害虫 |
| 四、整治蝗蝻易生地 |
| 第三节 清代方志中对害虫的科学认识 |
| 一、害虫的辨名 |
| 二、违背自然规律导致害虫发生 |
| 三、害虫的生长规律与习性 |
| 第四章 清代害虫观念的一般性考察与整体认识 |
| 第一节 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与民众害虫观念的比较 |
| 一、对祭祀、祈祷的看法 |
| 二、不同观念主体对害虫是否可捕的态度及认识 |
| 三、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与后期不同主体的害虫观念对比 |
| 一、前后期皇帝观念的对比 |
| 二、前后期地方官与民众的治虫观念对比 |
| 第三节 清代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 |
| 一、北部地区重捕杀 |
| 二、南部地区重祭祀、祈祷 |
| 三、其他地区 |
| 四、害虫可食观念的地区差异 |
| 结语 清代害虫观念的现实借鉴意义 |
| 一、现代滥用农药的后果 |
| 二、清代害虫观念对现代虫害防治与生态保护的借鉴价值 |
| 三、清代害虫观念对未来治虫工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4）基于危机传播语料的概念隐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第二节 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
| 一、危机的定义、分类及发展周期 |
| 二、危机传播相关研究及主要理论 |
| 第三节 本文语料的选择与加工 |
| 第四节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五节 研究特点 |
| 第六节 论文的结构布局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隐喻研究简史 |
| 一、修辞学研究 |
| 二、语义学研究 |
| 三、认知科学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隐喻综述 |
| 一、概念隐喻的本质及类别 |
| 二、Lakoff对隐喻认知功能及目的的论述 |
| 三、Schon的隐喻概念界定及分类 |
| 四、Schon所持的生成隐喻功能观 |
| 第三节 本研究对该领域的贡献及创新之处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文章整体框架的建构 |
| 一、危机传播阶段理论 |
| 二、问题框架模式 |
| 第二节 隐喻表述的分类描写和结构分析 |
| 一、大存在链隐喻 |
| 二、事件结构隐喻 |
| 第三节 隐喻表述的功能和目的分析 |
| 一、Lakoff和Schon的隐喻认知功能观 |
| 二、束定芳对隐喻功能的研究 |
| 三、Goatly的隐喻功能研究 |
| 四、廖美珍的目的原则相关研究 |
| 第四章 危机爆发期的概念隐喻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分类统计和结构分析 |
| 一、大存在链隐喻 |
| 二、事件结构隐喻 |
| 第二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目的和功能分析 |
| 一、隐喻界定危机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
| 二、隐喻剖析危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 |
| 三、隐喻界定危机的相关利益人并关注其情感 |
| 四、隐喻量化危机造成的损失和相关的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危机爆发期隐喻表述的结构分析小结 |
| 二、危机爆发期隐喻表述的功能和目的分析小结 |
| 第五章 危机蔓延期的概念隐喻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分类统计和结构分析 |
| 一、大存在链隐喻 |
| 二、事件结构隐喻 |
| 第二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功能和目的分析 |
| 一、调谐和强化对危机本质的进一步认知 |
| 二、公布事态的持续发展以消除流言 |
| 三、发挥监督功能并提供舆论支持 |
| 四、关注公众情感并促进心理调适与恢复 |
| 五、促发进一步应对措施及反思危中之机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危机蔓延期隐喻表述的结构分析小结 |
| 二、危机蔓延期隐喻表述的功能与目的分析小结 |
| 第六章 危机衰减期的概念隐喻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分类统计和结构分析 |
| 一、大存在链隐喻 |
| 二、事件结构隐喻 |
| 第二节 概念隐喻表述的目的和功能分析 |
| 一、回顾危机情境并强化危机意识 |
| 二、反思危机的成因及规律并强化社会现实 |
| 三、促进民众灾后心理适应与恢复 |
| 四、阐述化危为机的期望与可能 |
| 第三节 小结 |
| 一、危机衰减期隐喻表述的结构分析小结 |
| 二、危机衰减期隐喻表述的功能分析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全文研究回顾 |
| 第二节 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的结构分析总结 |
| 一、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表述的分类统计总结 |
| 二、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表述的结构分析总结 |
| 三、危机传播变量对概念隐喻使用面貌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危机传播中概念隐喻的功能和目的研究总结 |
| 第四节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 ——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概念介说 |
| 四、学术史与相关文献资料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在民国自然灾害的时空中：1931 年水灾的典型性分析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灾况——以1931 年为中心 |
| 一、民国灾荒概述 |
| 二、时空比较：1931 年水灾灾况分析 |
| 第二节 比较研究：1931 年水灾的致因与影响 |
| 一、水灾致因 |
| 二、水灾影响 |
| 第二章 灾害救治社会化的动因与条件 |
| 第一节 民间慈善救荒传统的承续 |
| 一、从时间上看，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更多由民间社会来经营运作 |
| 二、传统民间互助合作之风隆盛，披被深远 |
| 三、慈善救灾传统的氤氲浸泽，育化民国慈善家群体生成的文化氛围 |
| 第二节 近代经济的发展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 |
| 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 二、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 |
| 第三节 大众传媒的强力助推和近代交通的发展 |
| 一、大众媒介的强力助推 |
| 二、近代化交通通讯的发展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播扬与政府的“让渡” |
| 一、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播扬 |
| 二、政府的“让渡” |
| 第三章 灾害救治的社会化设置与路径取向 |
| 第一节 社会化的救灾理念与社会设置 |
| 一、社会化的救灾理念 |
| 二、组织设置 |
| 三、立法设置 |
| 第二节 政府与社会之间：官赈的义赈化取向 |
| 一、救灾方针原则 |
| 二、机构重置与人事任用 |
| 三、赈济程序与方法 |
| 第四章 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 |
| 第一节 社会对灾害与救治的严重关切 |
| 一、从对灾情与灾因的关注和思考看 |
| 二、从时人对救灾的建言献策看 |
| 第二节 救灾资源的社会化动员与信息交流 |
| 一、人力资源动员 |
| 二、物力财力资源动员 |
| 三、信息资源与社会监督 |
| 第五章 灾害救治社会化的绩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救灾社会化的绩效分析 |
| 一、“群策群力”、“集腋成裘”、“为数至巨”——救治的成绩 |
| 二、“灾重款绌”、“杯水车薪”、“剔无所剔”——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救灾社会化的困境与异常问题 |
| 一、困扼救灾社会化能效的因素 |
| 二、社会化中的异常问题 |
| 结束语——从历史到现实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 中文详细摘要 |
（6）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 1.2.2 我国对洪水灾害的研究 |
| 1.2.3 对现有研究的思考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鄱阳湖区的演化与发展 |
| 2.1.1 鄱阳湖区的地域范围和地理概况 |
| 2.1.2 鄱阳湖的演变与现状 |
| 2.1.3 鄱阳湖区历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2.2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及其成因 |
| 2.2.1 鄱阳湖区历代洪灾演变 |
| 2.2.2 鄱阳湖区洪灾原因分析 |
| 3.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 |
| 3.1 先秦至南北朝----防洪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
| 3.1.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1.2 防洪措施 |
| 3.1.3 主要治水人物 |
| 3.2 隋唐宋元时期----防洪思想的大发展时期 |
| 32.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2.2 防洪措施 |
| 3.2.3 主要治水人物 |
| 3.3 明清时期----防洪思想的繁荣时期 |
| 3.3.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3.2 防洪措施 |
| 3.3.3 城市防洪 |
| 3.3.4 主要治水人物 |
| 3.4 民国时期----防洪思想承前启后的过渡期 |
| 3.4.1 防洪思想与政策 |
| 3.4.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 3.4.3 防洪措施 |
| 3.5 建国以后----防洪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时期 |
| 3.5.1 防洪思想与水利方针 |
| 3.5.2 水利机构与立法 |
| 3.5.3 防洪措施 |
| 3.5.4 城市防洪 |
| 4.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 4.1 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的经验启示 |
| 4.2 鄱阳湖区今后防洪建设的途径 |
| 4.2.1 科学规划,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防洪工程体系 |
| 4.2.2 加强湖区水土保持工作,为湖区防洪建设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
| 4.2.3 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立综合防洪管理体制 |
| 5.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政治控制:灾难新闻的一种分析视角 |
| 引言 |
| 第一节 关键词的框定 |
| 一、灾难新闻:一组相关的概念 |
| 二、政治控制:在灾难新闻中的凸显 |
| 三、新闻实践:政治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生 |
| 第二节 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中的政治控制和新闻实践 |
| 一、政治控制的变动 |
| 二、新闻实践的变动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其他说明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企图 |
| 三、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总体性社会:灾难新闻的政治控制如何可能 |
| 第一节 政治合法性:控制灾难新闻的政治基础 |
| 一、作为体现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的“灾难 |
| 二、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的“灾难” |
| 三、作为体现全能政府的“灾难” |
| 第二节 党的新闻事业:政治控制灾难新闻的实现基础 |
| 一、党报理论:灾难新闻的观念指导 |
| 二、管理体系:新闻实践的控制方式 |
| 第三节 从认同到内化:新闻从业者对政治控制的反应 |
| 一、党的新闻队伍的整合 |
| 二、绝对政治控制与新闻主体意识的消逝 |
| 第二章 从正常到非常:总体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流变 |
| 第一节 正面控制:1957年之前的灾难新闻 |
| 一、正面报道为主模式的形成 |
| 二、正面报道为主与客观报道空间 |
| 三、灾难新闻批评报道的典型事例 |
| 第二节 暂时的负面控制:1957年之后的灾难新闻 |
| 一、三年困难时期:灾难信息的流动 |
| 二、指示何以失效:“广东大雨如实报道”的考实 |
| 三、文革时期:极端片面的灾难新闻报道 |
| 第三章 变与不变:分化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政治控制 |
| 第一节 灾难信息:公众的需要和可能 |
| 一、灾难信息:公众的一种主动需要 |
| 二、多元渠道:获得灾难信息的可能 |
| 三、灾难流言:公众传播与信息变异 |
| 第二节 主体回归:灾难新闻观念重构 |
| 一、新闻改革背景下的灾难新闻观念反思 |
| 二、灾难新闻与新闻从业者主体意识的成长 |
| 第三节 变与不变:分化性社会中的政治控制 |
| 一、控制变化:灾难事件中的政府和媒体 |
| 二、政治控制:继续强调的基础和理由 |
| 第四节 分层多元:灾难新闻政治控制的安排 |
| 一、控制对象上体现出层次的区别 |
| 二、法规和文件对灾难新闻的常态化控制 |
| 三、主管部门对灾难新闻的动态化控制 |
| 第四章 专业追求:分化性社会中灾难新闻的趋向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灾难新闻的惯性延续 |
| 一、地方政府控制灾难信息 |
| 二、对新闻实践的影响 |
| 第二节 临场发挥:对政治控制的主动适应 |
| 一、新闻生产中的主动发挥 |
| 二、对政府官员的资源借用 |
| 第三节 客观报道:在灾难新闻中的“局域呈现” |
| 一、直面灾民:灾情的如实体现 |
| 二、监督官员:灾难的必要反思 |
| 第四节 专业方法:灾难新闻的深度呈现 |
| 一、灾难新闻的解释性报道 |
| 二、灾难新闻的调查性报道 |
| 三、灾难新闻的精确性报道 |
| 第五节 社会责任:面对灾难的角色认知 |
| 一、奉献品质的倡扬 |
| 二、伦理道德的警觉 |
| 结语 新合作:灾难事件中的政府和新闻媒体 |
| 第一节 合作:政府和媒体应对灾难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政府: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提供制度化的新闻空间 |
| 第三节 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提供专业化的新闻服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10）当代中国灾害新闻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设想与实际意义 |
| 2. 灾害新闻报道概述 |
| 2.1 灾害的定义及其特征 |
| 2.2 灾害报道 |
| 3. 建国以来我国灾害报道的历史演变 |
| 3.1 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3.2 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4. 我国灾害报道取得的进步 |
| 4.1 报道观念 |
| 4.2 报道内容 |
| 4.3 报道方式 |
| 5. 现阶段我国灾害报道存在的问题 |
| 5.1 预警报道不够及时 |
| 5.2 信息提供不够平衡 |
| 5.3 反思报道不够深刻 |
| 5.4 情感把握不够充分 |
| 6. 我国灾害报道的改进对策 |
| 6.1 把握好灾害报道的“度” |
| 6.2 加强灾害报道的响应机制 |
| 6.3 加强灾害报道的人文关怀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九江,大灾之后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2]九江市1998年抗洪回顾与反思[J]. 戚方亮. 江西水利科技, 1999(S1)
- [3]清代害虫观念研究[D]. 王昇.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4]基于危机传播语料的概念隐喻研究[D]. 周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6)
- [5]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 ——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D]. 孙语圣. 苏州大学, 2006(12)
- [6]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鄱阳湖区历代防洪方略研究[D]. 焦双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3(S2)
- [8]当代中国灾难新闻研究 ——以新闻实践中的政治控制为视角[D]. 田中初. 复旦大学, 2005(07)
- [9]万众一心战洪魔──’98中国南北抗洪大写真[J]. 晋支文. 支部建设, 1998(09)
- [10]当代中国灾害新闻报道研究[D]. 万蕾. 暨南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