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82名院士盘点2003年中外十大科技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梅士伟[1](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马彩凤[2](2020)在《CEO特征、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是一个涉及人、资源、环境的复杂组织,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瞬息万变,企业所处的环境日趋复杂,企业发展瓶颈及其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创新成为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网络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的创新系统不断发展,企业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经济下的企业不仅依赖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而且依赖于企业之间的资源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CEO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创新的复杂性使得企业仅仅依靠内部资源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创新的需求,社会网络可以为企业搜寻外部合适资源提供通道。网络合作有利于不同主体间进行信息交流,以及技术知识的共享、传播和转移,获得战略性资源,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网络关系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针对CEO、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从高阶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到网络嵌入理论等,但这些研究大多较为分散,CEO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综合研究较少,且缺乏不同的CEO个性特质对创新绩效相对重要性的研究。本文立足于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结合网络嵌入理论,深入系统地分析CEO、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在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网络嵌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了“CEO特征——网络嵌入——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逻辑架构。首先,本文选取了 3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的探索性分析。通过调研访谈、各种数据收集,对各种信息进行编码分析,揭示了在企业自主创新、合作创新、网络创新各阶段中CEO、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由此初步形成了 CEO特征、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依据探索性案例研究命题,结合相关理论文献的研究成果,提出了 CEO的不同个性特质、CEO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对重要性假设,以及网络嵌入的中介效应假设,不同层次要素跨层次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假设。然后,利用样本数据,通过层次回归、优势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了 CEO特征、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相关结论。本文将CEO特征分为CEO个性特质、CEO人口特征、CEO社会关系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一致的结论,CEO的外向性、风险倾向、前瞻性对企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优势分析发现CEO的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前瞻性、外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对重要性依次递增;对CEO人口特征进行回归分析发现,CEO学历、性别、持股对企业创新绩效都有正向影响,CEO年龄和任期与企业创新绩效是非线性关系;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一样,CEO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优势分析发现CEO商业关系的影响效应大于CEO政治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发现CEO个性特质和CEO社会关系都通过网络嵌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网络嵌入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结果方程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嵌入在CEO前瞻性到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CEO外向性和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网络嵌入在CEO商业关系到创新绩效的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CEO政治关系和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前因很多,关键影响要素可能位于企业内部、组织间合作关系以及企业网络组织内,也有可能跨层次影响,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发现,三个层次要素经过跨层次交互作用也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CEO个性特质与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显着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特别是CEO前瞻性和成就动机特质影响比较大;CEO个性特质与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显着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其中CEO风险倾向特质影响比较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创新点有3个:(1)从静态角度,通过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了 CEO个性特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优势分析计算得到CEO的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前瞻性、外向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对重要性依次递增;(2)构建了 CEO——企业——企业间关系——企业网络的动态嵌入过程模型,CEO动态嵌入过程也是企业完成自主创新——合作创新——网络创新的过程;(3)构建了企业网络跨层次要素的交互模型,从动态角度验证了 CEO特征、网络嵌入跨层次要素的交互作用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郭书剑[3](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潘玉[4](2019)在《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文中指出2000年以来,转基因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转基因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对转基因的争论从未终止,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相对于其他公共议题的知识构建,科学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科学议题造成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媒介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传达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造成科学认知的混乱;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的局限,很难直接对某一科学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而,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科学认知与理解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介场域的影响,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中承担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通过对转基因这一科学争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帮助社会各方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内涵,参与科学决策,从而缓解当前日趋矛盾的科学争议。媒体通过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沟通提供知识对话空间与传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规避转基因所引发的科学风险,从而减缓社会公共危机。同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反映出科学议题的知识表征特征、实践规律与协商机制的转向,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完善与扩展科学知识传播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研究较全面地论述了媒介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搭建了媒介建构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体现了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关照,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围绕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话题,就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语境及其要素研究、“不确定性”呈现内容研究、“不确定性”沟通意义研究、“不确定性”管理研究逻辑,探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知识实践、知识争论与知识共享。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考察。“不确定”语境有哪些要素?呈现出怎样的语境特征?第二,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变迁与知识实践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语境特征,从历时性维度,研究选择中美媒体关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为研究文本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境下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注意周期”与空间互动特征;从共时性维度,研究就议题内容、消息来源、话语立场与知识属性四个方面考察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过程。第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研究。依据反思冲突、化解冲突、超越冲突的研究逻辑,探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围绕科学争议的“不确定性”展开知识的协商与对话?媒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哪些话语修辞策略?科学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知识对话与共识?第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探究。如何反思风险社会的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怎样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反思科学知识传播的理念与模式有何启示?研究试图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讨,考察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实践,并基于更宏观地社会语境,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以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8年期间的媒体报道本文进行话语分析、对比分析与个案探究。通过阐释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建构特征反映科学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并在科学话语的互动协商中将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日常化的、已被社会接受的“公共知识”,进而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与“不确定性”管理过程中。因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科学的对话与理解,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加强科学知识理解,搭建基于科学议题的“知识联盟”可实现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传播的知识共享与理解,探索和推动多样化社会讨论与科学对话方式的形成,以消除知识间的差异与不对等,管理争议性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而助力科学决策的制定与完善。
罗发龙[5](2018)在《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文中认为现今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原始创新的能力和拥有具有创新能力人才的数量。高校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大批在学术科技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学者。如何利用美国华人学者推动中国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是本论文探讨的主题。本文基于详实的资料、准确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重点分析了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梳理了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历史发展、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以及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互动情况;接着分析了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以及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再次从美国、中国、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影响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原因及回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梳理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我国利用海外华人智力资源的政策建议,建构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框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美国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华人学者,高端人才的数量甚至超过大陆本土,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智力资源。(2)美国华人学者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革新和制度变革上充当破局者,在科学研究上担任急先锋。有些华人学者回国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有些华人学者则在美国通过科研合作、短期授课、参加学术会议、作为项目评审专家等方式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3)美国华人学者的回国受到美国、中国以及个人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是否回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是否能实现。虽然中国的科教和生活环境在改进。但相比之下,美国依然是大多数华人学者实现科研理想和满足家庭需求的地方。华人的爱国主义也并非只有通过回国来体现。(4)随着中国科教环境的改善以及科技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吸引了不少华人学者回国,但是回归中国的华人学者数量仍然较少,顶尖华人学者回国人数更加少,回归的华人学者也以兼职为主并保留了在海外机构的职位。(5)归国华人学者要发挥作用,文化上的逆向适应至为关键,建立符合现代学术和科研规律的行政支持和激励机制以及所在机构高层的大力支持有利于他们更好开展工作。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程度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其中美国华人学者对个人价值的界定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因素只是为美国华人学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但是美国华人学者的个人价值在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外在环境的需求也不一样。近年来中国科教学术环境的持续改善对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是一种引力。这种参与不一定要以全职回国为最终目的。因为多种影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美国华人学者参与中国高等教育方式途径的多样性。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美国华人学者的方式也可以多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政府加大了华人学者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监控力度,甚至对有关华人学者进行指控。如果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和高校要对这种情况予以重视。同时,要充分发挥所引进的美国华人学者的作用,必须在微观和实践层面营造符合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环境,并且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土人才的关系。
李凌凌[6](2018)在《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粹主义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把人民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政治上崇尚直接民主和多数统治,反对代议制度;在经济上追求绝对平等,反对等级关系和贫富差距;在道德和文化上崇拜草根阶层,认为他们是“善”和“美”的来源和化身;以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方式开展社会动员,鼓励人们以激进的方式反抗现行体制和统治阶层,具有草根性、批判性、极端性等特征。它既是平民大众不满现状的一种政治心态和社会思潮,也是部分精英人士试图操纵群众的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民粹主义是最近几年来国际政治变局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中日益值得关注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现阶段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网络空间,是以网络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抗争运动。它以现实社会中的大众情绪和长期形成的集体记忆为心理基础,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传播载体,以反精英反体制反智识反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诉求,以情感动员为主要动员方式,具有明显的“事件型”而非“议题型”特征,参与者没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纲领,其行为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非理性、极端化特征较为突出。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发生与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蕴藏着多方面的社会风险,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对于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沿着“是什么”——“会怎样”——“为什么”——“怎么办”的研究逻辑渐次展开,首先提出问题: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是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症候?如果有,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它有何表现?它围绕哪些主要议题展开?网络民粹主义舆论有哪些特征?如果任由网络民粹主义舆论发展,将造成何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然后分析问题: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最后,探讨对策,从现实社会和舆论空间两个方面,寻求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和治理之道。全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共分四节。第一节,从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浪潮到中国网络舆论场的民粹主义风险,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第二节,界定了研究的基本概念;第三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挖掘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并交代了三个小的创新点。第四节,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第一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共分两节。第一节从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几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挖掘了论文中用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资源。第二节,围绕民粹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综述了国内外的相关学术文献。第二章,中国网络舆论场上的民粹主义症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呈现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本章共分三节。首先,依据社交媒体发展的时间顺序,梳理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线索与表现形态:从门户网站的“标题党”狂欢,到论坛时代的群体极化,再到博客时代的粉丝迷狂,再到微博广场的万众围观,再到微信圈层文化中的风险沉潜,展示了传播平台和舆论形态之间的共生互动。接着,在一个共时态的环境下,归纳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六大主要议题:反精英议题、反体制议题、反智识议题、反主流意识形态议题、民族民粹主义议题和环保民粹主义议题,凸显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反对”立场。最后,总结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传播特征:以民众的自发传播为主,尚未出现卡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围绕负面事件进行舆论啸聚;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使用诉诸情感的动员方式;伴随谣言和阴谋论;线上线下的跨地域互动。第三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传播的风险。本章共分四节,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民粹主义舆论传播可能带来的风险:政治方面:激进政治参与冲击体制安全;“抗议政治”和“否决政治”降低施政效率;舆论“逼宫”伤害法治秩序;国际民粹主义浪潮引发连锁效应。经济方面:“福利赶超”拖垮国民经济;舆论暴戾推动精英移民。社会方面:民粹主义的“冲突叙事”造成社会撕裂;“多数暴政”借道德之名践踏个人权利。文化方面:全民生产导致文化低质化;舆论极化造成公共领域萎缩。第四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产生的原因,本章共分四节。将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结构性怨恨、互联网赋权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式发展、国民素养教育缺失造就了民粹主义传播的群众基础、传播格局演进催化了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勃兴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五章,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与治理。本章共分两节,首先,从四个方面改善现实社会治理,预防民粹主义情绪的发生:推进公平消弭结构怨恨;遵守法治约束民粹冲动;疏通渠道化解参与压力;改善教育铲除民粹土壤。接着,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探讨改进舆论空间的治理。理念上,从舆论斗争转向舆论治理,从“以我为主”转向相互尊重。方法上,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构建舆论主体之间的对话,做好网络舆论的宏观调控。
卢雨文[7](2018)在《新媒介背景下的伪科学信息传播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致力于对伪科学信息在新媒介背景下的生产、传播与接收等系列过程作专门讨论,不仅有助于丰富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增加相关治理行动的指向性和有效性。通过分析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内在的生产机制与传播动力,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伪科学信息的传播规律,从而正确评估新媒体传播伪科学信息的效力及社会影响,确定治理目标,这有助于增强相关治理对策的针对性和连贯性。因此,探索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机理并据此架构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研究将借鉴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普适性成果,以新媒介背景下科学传播的一般规律为基点,针对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的表现形式与传播特征、生产机制与原因、社会影响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伪科学信息的治理路径与治理对策,为相关政府部门、媒体组织和社会个体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首先基于“科学”、“伪科学”及“非科学”的划界原则和划界标准,厘定“伪科学信息”的概念指涉;其次,分析比较不同历史时期伪科学信息的主题流变、形式差异以及传播路径;第三,结合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分析科技传播过程中伪科学信息的生产、传递、接收等系列过程及社会诱因与心理动因,以此揭示新媒体背景下伪科学信息的产生机制与原因;最后,考察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媒体机构、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在新媒介背景下对伪科学信息的治理实践,从中归纳出新媒介背景下科学信息传播的实践空间、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而提出治理新媒体伪科学信息的对策建议。
安菁[8](2015)在《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 ——以烟草产业为例》文中认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态势,因此,未来实力的竞争将不仅仅是技术的竞争或者是市场的竞争,而更重要的将会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的竞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战略是第一战略,推动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人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位居世界前列,但创新型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缺乏一流顶尖的领军人才,这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产业改革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机制体制活,产业发展就充满活力。同样地,人才工作也不例外。现代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一线员工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支撑。烟草产业一直以来以“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作为行业价值观为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税收来源,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优良的卷烟产品,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产业部门。然而进入“十三五”和未来更长时期内,烟草产业将面临控烟履约这一最直接、最严峻、最持久的约束和挑战。我国烟草产业从总体上将步入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发展阶段,“两烟”产销外延式规模扩张将日趋受限,“增长速度回落、工商库存增加、结构空间变窄、需求拐点逼近”等卷烟生产经营难题和矛盾将更加凸显。尤其是,在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示范作用以及“公务消费”、“礼品消费”、“集团消费”等受到很大挤压的消费环境下,高价、高端卷烟增长速度将趋于回落。综合考虑人口吸烟率、吸烟总人口、人均吸食量以及卷烟消费环境的发展变化,预计增长速度比“十二五”时期将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在新的形势下,要保持烟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以品牌培育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托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管理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来保障和增强竞争实力,这对烟草产业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因此,识别和理解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成长规律,并运用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的潜能,提高人才资源水平,增强人才队伍整体实力,已经成为烟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归纳起来,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安排如下:首先,采用理论演绎和数据调研相结合方法,分析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发展现状。在对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产业创新人才概念,并以烟草产业为例,重点分析烟草产业创新人才队伍发展现状和成长成才的政策环境,以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主建立行业创新人才样本库,通过对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样本特征的系统分析,剖析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面临的问题。其次,构建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并结合我国烟草产业特性,剖析创新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烟草产业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的教育时期、职业生涯发展期的经历和创新人才素质,识别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重要素质特征及影响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后续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再次,开展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剖析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基于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研究,识别和确定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表对影响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调研,并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法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总结归纳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体系,并开展实证评价研究。在剖析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体系的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和访谈,构建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分类评价体系,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烟草产业内不同商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样本的实证评价研究。然后进一步采用典型案例法,分析国内8家烟草公司行业创新人才成长现状,发现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中存在的障碍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环境优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经历全面系统的调查,探索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发展和培养使用的障碍性体制机制问题,有针对地提出加快壮大产业创新人才队伍、优化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环境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产业创新型人才,其前提就是要全面深入地认识产业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成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培养途径等。在此基础上,总结产业人才工作经验、分析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规律,探索有利于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制度与文化,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产业创新型人才培养和造就的实践,改进人才政策,把握人才工作的主动权。通过本文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和拓展创新人才成长研究思路与视野,同时能够为产业创新人才成长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建立符合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进一步改进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进而推动我国产业创新人才的不断涌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保障。
赵庆国[9](2013)在《高速铁路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1964年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开通运营以来,经过40余年发展,世界高速铁路形成了以日本新干线N700系与E5系、法国TGV和德国ICE为代表的列车技术系统。我国建设高速铁路方案于1990年进入决策层视野,到90年代末付诸实施。跨入21世纪,随着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4年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颁布,我国高速铁路在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迅猛发展。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列车通车运营,标志着中国铁路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高铁客运专线达到9356公里,超过了世界所有其它国家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CRH高速铁路技术谱系以崭新的面貌,汇入了世界高铁技术体系之列。高铁发展初期,人们普遍认为高铁发展只意味着铁路行业内部高等级路网的铺设、高速列车装备的使用。随着引进、消化吸引再创新技术路径取得重大成就,以及高速铁路网建设给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高速铁路成为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在2010年底召开的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国务院领导明确宣布:中国政府已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十二五”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重点之一就是依托客运专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把高速铁路发展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之一给予充分肯定,高速铁路成为宇宙空间技术、海洋探测技术之外地面运输高新技术的代表。尽管高铁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但高速铁路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高铁是否需要发展、如何发展等论争贯穿在高铁发展全过程。甬温线动车组安全事故,以及融资债务、安全运营、施工质量、管理失控和领导腐败等问题的暴露,使高铁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压力。如何加强高速铁路技术设备的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提升高速铁路设备的技术成熟度和运营管理水平,如何处理好投入与产出、速度与安全、质量与工期、效益与效率、标准和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对高铁产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2013年初《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出台,铁路实行政企分开总体性改革。这一重大体制改革对已建高铁资产的运营管理、高铁建设长远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已有产业政策保持稳定不变的情况下,高铁产业如何保持应有地位和获得更大发展、如何解决好高铁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解决高铁建设投资资金来源、如何解决高速铁路发展安全监管、如何处理好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组合效率、如何应对来自国际高铁技术的激烈竞争等问题,摆在了高铁产业发展面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适应,有针对性回答并解决上述不同层面问题,是本论文研究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论文第一大部分,系统梳理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发展定位,重点分析高铁产业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贡献作用,并从管理体制、运价规制、运输资源配置及铁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等角度入手,剖析了影响高铁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而阐明高铁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这部分内容创新点是把高铁产业视为完整系统,以整个产业发展为立足点,研究高铁产业内各子系统、产业核心层与外部产业链系统的关系,使产业发展研究视野更开阔、针对性更强。高铁产业以高速动车组运营和服务为核心,包括技术研发、客运专线基础设施建设、机车车辆装备制造、牵引供电及现代通信和信号技术、产品设计和服务等诸多环节的战略性产业。置于国民经济大系统中考察,高铁产业可分成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高铁技术层。二是高铁产业核心层,可分为技术研发、机车车辆装备制造、工务工程建设、高铁运营和运输管理等四个子系统。三是高铁产业涉及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层。论文着重以高铁产业核心层为研究对象,通过传统体制和政企分开体制下高铁产业发展比较,分析了高铁技术引进研发和创新、技术链向产业链转化、产业内各子系统相互影响和制约协调推进的关系,以及高铁产业系统对其它国民经济产业系统、区域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效应,明确了高铁产业的发展定位,揭示了高铁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论文第二大部分,主要围绕政策制定过程、政策重点内容及政策实施手段,分别在高铁产业发展的管制体制、运价及安全规制、技术发展、投融资改革以及高速铁路区域布局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管制体制方面,我国高铁产业管制目标是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规制能更迅速灵活地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从管制机构和管制主体来说,当前重点抓好两大任务:一是统一管制机构,坚持一体化管理,铁路产业、高铁产业须由一个隶属人大或国务院下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步调一致、独立运作的统一管制机构来完成,对路网建设规划、高铁价格、安全监控、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市场准入退出等领域实施监管。二是依法合理管制,坚持立法先行原则。管制标准、内涵、手段、方法和实施细则必须有明确具体的立法规范,并在切实保障企业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有利于企业合法经营的前提下实施合理管制。从管制对象即高铁产业企业来说,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在高铁产业发展的四个子系统中,其它三个子系统市场化水平较高,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唯独作为高铁产业经营管理子系统的铁路企业,尚未完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营还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高铁产业发展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通过高速铁路营运部门的管理体制改革,确立运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高铁产业现有速度优势、技术优势、质量优势和服务优势得到更充分展示。铁路企业市场化改革,除《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确定的基本方向主要措施外,需要从两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一是现有客运专线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模式下进行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建立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机制,为高铁产业发展提供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在产业规制政策方面,高铁产业规制内容丰富,包括价格规制政策、市场准入规制、市场退出规制、产品和服务质量规制、安全规制等。论文创新性地提出,今后一个时期,高铁产业规制着重强化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加快运价机制改革,确立灵活机动、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的经营机制。高铁产业要建立符合市场体制需要的价格形成、价格结构和价格变动制度,在遵守社会公共利益和普遍服务原则下,根据特定的管制标准、程序和方式,赋予铁路运输企业在价格上下限之间灵活浮动的权利,应该成为未来高铁运价确定的一个方向。二是应借鉴国家高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经验,成立独立、权威的高铁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机构,专门负责工程项目的开工和交付使用,铁路运营设备投入使用的审批,机车车辆的建造、购置许可,事故调查、分析及事故责任、赔偿数额和责任者的处罚,以及路网准入和互联互通的审查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包括计划、实施及资金预算)等,从制度上确定高速铁路的安全生产和运营。在技术创新政策方面,论文提出,推动高铁产业技术发展,仍然是高铁产业发展必须关注的焦点。一方面,高铁技术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重大发展和突破,与我国政府在高铁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合理规划和有效组织、强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我国高铁技术虽然在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创新突破,但许多技术是否已经成为成熟技术、标准化技术,尚需时间考验,而且在高铁产业国际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技术竞争愈演愈烈。在继续发挥政府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中的战略规划和组织引导作用同时,要持续推进高速铁路技术的技术创新,防止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建立符合我国铁路实际和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趋势的技术标准体系;重视高铁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为高铁产业国际化方向打好基础;加强高铁产业技术应用人员培养和培训。在区域布局规划方面,高铁区域布局要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与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城市群分布格局、与人口数量和人口分布密度、与特定政治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整体优势和组合效率的发挥等相适应、相匹配。论文在总体分析了高铁产业布局的技术结构、路网结构、时间序列结构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地位之后,针对高铁区域布局存在的问题,重点提出了两条对策建议。一是充分发挥高速铁路网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担纲作用,确保高铁既能高效汇聚其他运输方式客流,又能将客流高效分流到公路、民航及城市公交、轨道交通方式中去,强化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协同效应。二是高铁布局应综合考虑各种运输方式路线、枢纽选择和选址对区域经济的开发作用,即关注高速铁路或高速公路等运输方式配比对区域经济的开发性和先导性。在投融资政策方面,论文提出,以原铁道部为主导的负债融资的发展模式已经步入制度收益递减阶段,当前必须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构建与高铁发展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注重完善高铁交易规则;采取以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为主的多种融资方式时,要注意政策设计与高铁公司成长周期的匹配;建立公益性线路与公益性运输补贴制度;加快建立铁路发展基金。由于高铁建设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报期长特点,无论采取何种刺激措施,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投资高铁建设的规模和数量都会有很大局限,因此高铁投资主要应以政府投资为主。最为直接手段是争取国家财政加大对铁路建设支持力度。目前一个紧迫措施是加快建立铁路发展基金,既为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创造条件,又扩大铁路建设资金来源。鉴于区域性铁路和城际铁路的地方公共产品特征,地方政府作为区域铁路外部性主要和直接受益者,理应承担高铁建设投资主体责任。高铁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应用性很强。产业经济一般规律与我国铁路产业发展要求之间并不全是简单对应关系。理论推导与现实抉择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对高铁这种自然垄断性、公益性和经营性、社会性和赢利性集于一身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其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划分存在一定难度,划分标准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和弹性。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铁路运输业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由于国情、文化传统差异,没有统一模式可循,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特点。论文在运用经济学一般规律同时,从我国高铁产业发展所处特定历史、人文和制度环境的内在要求出发,力争把阶段性产业政策与产业长远发展目标、把局部性政策手段与全局性综合举措结合起来,努力使研究做得更理性和更有针对性。因此在对体制改革、产业规制、技术创新、区域布局、投融资等具体政策进行分门别类分析基础上,为保证不同领域的政策主张能够形成综合效应,论文结合我国国情、路情,提出了若干整体性的战略策略。一是要把高铁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之一,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二是坚持创新驱动战略,重视高铁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技术研发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加强对相关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要提高政府产业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和效能水平;四是要加强立法建设,为促进高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五是要积极培育高铁文化品牌,打造高铁文化产业链。高铁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尚处于成长壮大中,其综合经济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因此论文针对我国高铁产业发展进行的对策研究还需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和发展。
朱世桂[10](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二、582名院士盘点2003年中外十大科技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582名院士盘点2003年中外十大科技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二、研究价值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贡献 |
三、研究述评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四、研究设计 |
(一)思路安排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 |
(二)不足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高校腐败 |
(二)治理机制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二)理论性取样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一)开放性编码 |
(二)主轴性编码 |
(三)选择性编码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一)研究假设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三、结果与讨论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CEO特征、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CEO特征的界定 |
1.3.2 网络嵌入的内涵 |
1.3.3 创新绩效的概念界定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CEO特征的相关研究 |
2.1.1 高阶理论 |
2.1.2 资源基础理论 |
2.1.3 领导特质理论 |
2.1.4 CEO特征的文献综述 |
2.2 网络嵌入的相关研究 |
2.2.1 企业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 |
2.2.2 网络嵌入的动机 |
2.2.3 网络嵌入的维度 |
2.3 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 |
2.3.1 创新绩效的评价方法 |
2.3.2 CEO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2.3.3 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2.3.4 不同层次要素交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2.4 研究综合评述 |
第3章 探索性案例研究 |
3.1 理论背景与理论预设 |
3.2 案例研究设计 |
3.2.1 案例方法的选择 |
3.2.2 案例企业的选择 |
3.2.3 数据收集 |
3.2.4 信度与效度保障 |
3.3 案例企业简介 |
3.3.1 A医药制造企业 |
3.3.2 B机械化工企业 |
3.3.3 C锅炉制造企业 |
3.4 案例数据分析 |
3.4.1 案例阶段划分 |
3.4.2 内容分析与编码 |
3.4.3 案例数据汇总 |
3.5 案例发现 |
3.5.1 CEO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 |
3.5.2 CEO特征与网络嵌入 |
3.5.3 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
第4章 研究假设与设计 |
4.1 CEO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4.1.1 CEO个性特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4.1.2 CEO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4.2 网络嵌入在CEO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 |
4.2.1 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4.2.2 CEO特征对网络嵌入的影响 |
4.2.3 概念模型 |
4.3 问卷设计 |
4.4 变量测度 |
4.4.1 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 |
4.4.2 自变量——CEO特征 |
4.4.3 中介变量——网络嵌入 |
4.4.4 控制变量——企业的组织特征 |
4.5 小样本测试 |
4.5.1 预测试检验标准 |
4.5.2 量表的预检验 |
4.5.3 正式量表的确定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模型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
5.1.1 数据收集 |
5.1.2 样本企业的组织特征 |
5.1.3 CEO人口特征的统计分析 |
5.1.4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5.2 数据质量评估 |
5.2.1 数据信度评估 |
5.2.2 数据效度评估 |
5.3 层次回归分析 |
5.3.1 Pearson相关分析 |
5.3.2 CEO个性特质、CEO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5.3.3 CEO个性特质、CEO社会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
5.3.4 CEO人口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5.4 结构方程分析 |
5.4.1 CEO个性特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分析 |
5.4.2 CEO社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企业创新绩效变换指标检验 |
5.5.2 分组子样本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5.6.1 实证研究结果汇总 |
5.6.2 结果分析 |
第6章 跨层次交互效应的研究 |
6.1 CEO到企业网络的动态嵌入 |
6.2 跨层次要素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6.2.1 CEO特征与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6.2.2 CEO特征与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6.2.3 网络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6.3 跨层次要素的交互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CEO特征和网络密度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
6.3.2 CEO特征和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
6.3.3 网络密度和网络关系强度的交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与研究启示 |
7.1.1 研究结论 |
7.1.2 管理启示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7.2.1 研究局限 |
7.2.2 研究展望 |
附录1 各变量题项的描述性统计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3)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核心概念 |
三、文献述评 |
四、理论基础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一、流动规模 |
二、流动方向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一、整体概况 |
二、主要特征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4)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转基因议题的发展与影响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科学知识传播 |
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演变与实践 |
二、“科学媒体化”:转基因议题的媒体呈现 |
三、转基因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沟通与知识争论 |
第二节 文献综述:转基因议题、沟通“不确定性”与知识传播 |
一、科学知识传播中的转基因议题研究 |
二、媒体与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沟通研究 |
三、媒体与科学家、社会公众的关系探讨 |
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理解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取向 |
一、作为知识的转基因议题 |
二、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三、语境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变量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文本选择与说明 |
第二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与“不确定性”语境 |
第一节 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与知识特征 |
一、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 |
二、转基因议题的知识构成要素及特征 |
第二节 转基因议题的多元知识争论 |
一、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
二、转基因的引进与商业化推广问题 |
三、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特征 |
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 |
二、被媒体建构的科学“不确定性” |
三、被各相关利益主体认知的科学“不确定性” |
第三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与“不确定性”呈现 |
第一节 中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趋势变化 |
一、我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二、美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三、中美转基因议题的空间互动 |
第二节 我国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 |
一、议题内容与分布:经济与全球化议题占据主导 |
二、消息来源:科学专家成为重要信源 |
三、话语立场:先“挺”后“反”的话语实践 |
四、知识属性: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生产呈现不对等特征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呈现 |
第四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与“不确定性”沟通 |
第一节 反思冲突:转基因议题的知识生产困境 |
一、“挺转”、“反转”之争背后的冲突性科学话语 |
二、转基因议题的理性冲突与多元对话 |
三、冲突性科学话语开启“不确定性”沟通的可能性 |
第二节 化解冲突:转基因议题传播的修辞策略 |
一、修辞资源: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依据 |
二、修辞工具:引入专业身份与知识背景 |
三、修辞技巧:使用数据/实例 |
四、修辞手段:诉诸于权威声誉 |
第三节 超越冲突:科学与媒体的冲突与合作 |
一、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中的角色功能 |
二、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
三、科学家与媒体的知识对话与沟通 |
第四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沟通 |
第五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 |
第一节 由“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 |
一、新的科学概念与转基因议题的勾连关系 |
二、由“科学问题”向“社会公共议题”的构建 |
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协商与共享 |
第二节 由“知晓”到“理解”:公众科学素养的完善与提升 |
一、跨越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鸿沟 |
二、打破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专业壁垒 |
三、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关系 |
第三节 “知识联盟”: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管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 |
六、创新之处 |
七、主要内容 |
第一章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分析 |
1.1 美国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状况 |
1.2 美国华人学者的现状 |
1.3 小结 |
第二章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 |
2.1 归国留学人员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推动作用 |
2.2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参与 |
2.3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的特征分析 |
2.4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影响 |
3.1 美国华人学者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可能性 |
3.2 美国华人学者推动学院或研究机构的改革 |
3.3 推进大学的整体改革 |
3.4 影响国家科教制度的出台和科研环境的改善 |
3.5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华人学者对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 |
4.1 中国的科学研究在世界的影响力显着增强 |
4.2 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学者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 |
4.3 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
4.4 小结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因素分析 |
5.1 影响美国华人学者返迁、环流的因素分析 |
5.2 影响回国美国华人学者发挥作用的因素分析 |
5.3 小结 |
结语 |
一、主要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互动的理论分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 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浪潮 |
二 中国网络舆论场的民粹主义风险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 民粹主义 |
二 网络民粹主义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创新点 |
一 研究意义 |
二 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 民主和民粹理论 |
(一)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二) 西方民主思想 |
(三) 民粹和民主的区别 |
(四) 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 |
二 舆论和群体心理 |
(一) 舆论 |
(二) 群体心理 |
三 风险社会理论 |
四 社会治理理论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民粹主义的学术源流 |
二 网络民粹主义的多学科观照 |
三 文献述评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论场上的民粹主义症候 |
第一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空间流变 |
一 门户网站的“标题党”狂欢 |
二 网络论坛的群体极化 |
三 博客空间的粉丝迷狂 |
四 微博广场的万众围观 |
五 微信圈层的风险沉潜 |
第二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主要议题 |
一 反精英议题 |
二 反体制议题 |
三 反智识议题 |
四 反主流意识形态议题 |
五 民族民粹主义议题 |
六 环保民粹主义议题 |
第三节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传播特征 |
一 以民意自发表达为主 |
二 围绕负面事件的舆论啸聚 |
三 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
四 唤起情感的动员方式 |
五 伴随谣言和阴谋论 |
六 线上线下的跨地域互动 |
小结 |
第三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传播的风险 |
第一节 政治风险 |
一 激进政治参与冲击体制安全 |
二 “抗议政治”和“否决政治”降低施政效率 |
三 舆论“逼宫”伤害法治秩序 |
四 国际民粹主义浪潮触发连锁反应 |
第二节 经济风险 |
一 “福利赶超”拖垮国民经济 |
二 舆论暴戾推动精英移民 |
第三节 社会风险 |
一 “冲突叙事”造成社会撕裂 |
二 “多数暴政”践踏个人权利 |
第四节 文化风险 |
一 全民生产带来文化低质化 |
二 舆论极化导致公共领域萎缩 |
小结 |
第四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成因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结构性怨恨 |
一 经济发展带来阶层分化 |
二 相对剥夺感造就结构性怨恨 |
第二节 互联网赋权带来政治参与“爆炸” |
一 互联网赋权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
二 凝闭型政策体制缺乏吸纳能力 |
第三节 公民教育缺失造就群众基础 |
一一 元化教育培养“单向度的人” |
二 社会原子化便于非理性动员 |
第四节 传播格局演变催化民粹主义勃兴 |
一 主流媒体的社会功能失调 |
二 市场化媒体的“为民请命”情结 |
三 社交媒体的民粹主义偏向 |
小结 |
第五章 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预防和治理 |
第一节 现实社会治理 |
一 推进公平消弭结构怨恨 |
二 遵守法治约束民粹冲动 |
三 疏通渠道化解参与压力 |
四 改善教育铲除民粹土壤 |
第二节 舆论空间治理 |
一 治理理念 |
(一) 从“舆论斗争”到“舆论治理” |
(二) 从“以我为主”到相互尊重 |
二 治理方法 |
(一) 明确多元治理主体的责任 |
(二) 构建舆论主体之间的对话 |
(三) 做好网络舆论的宏观调控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学术简历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7)新媒介背景下的伪科学信息传播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价值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价值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论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1.4.1 论文研究难点 |
1.4.2 论文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 |
2.1.2 新媒体的内涵和特征 |
2.1.3 科学传播的界定及特征 |
2.2 文献综述 |
2.2.1 科学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 |
2.2.2 新媒体的科学传播研究 |
2.2.3 伪科学(信息)传播研究 |
第3章 伪科学的表现形式与传播特征 |
3.1 伪科学在我国的发展 |
3.1.1 近代科学没有产生时的伪科学 |
3.1.2 改革开放前的伪科学 |
3.1.3 新媒体时代的伪科学 |
3.2 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的表现形式 |
3.2.1 商业化 |
3.2.2 学术化 |
3.2.3 迷信化 |
3.3 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的传播特征 |
3.3.1 传播特征 |
3.3.2 传播模式 |
第4章 伪科学信息的产生过程与动因分析 |
4.1 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的产生过程 |
4.1.1 伪科学信息的生产 |
4.1.2 伪科学信息的流通 |
4.1.3 伪科学信息的消费 |
4.2 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传播的动因分析 |
4.2.1 伪科学传播的主观原因 |
4.2.2 伪科学传播的社会经济根源 |
4.2.3 伪科学传播的社会心理动因 |
4.2.4 伪科学传播的体制因素 |
第5章 伪科学信息传播的受众及其负面社会影响 |
5.1 伪科学信息传播的受众调查 |
5.1.1 调查目的 |
5.1.2 调查设计与实施 |
5.1.3 样本的基本情况 |
5.1.4 结果与讨论 |
5.2 伪科学信息传播的负面社会影响 |
5.2.1 危害科学事业与受众健康 |
5.2.2 误导受众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
5.2.3 损害受众的物质与精神利益 |
第6章 伪科学信息传播的治理实践与对策研究 |
6.1 新媒介背景下伪科学信息的治理实践 |
6.1.1 政府的治理实践 |
6.1.2 媒体的治理实践 |
6.1.3 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治理实践 |
6.1.4 社会个体治理实践 |
6.2 伪科学信息传播的治理对策 |
6.2.1 伪科学信息制造环节的治理对策 |
6.2.2 伪科学信息传播环节的治理对策 |
6.2.3 伪科学信息接收环节的治理对策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附录 |
(8)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 ——以烟草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
2.1 产业创新人才界定研究综述 |
2.1.1 创新型人才界定的相关研究 |
2.1.2 产业创新人才界定的相关研究 |
2.2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研究综述 |
2.2.1 人才成长规律及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2.2 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相关研究 |
2.2.3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相关研究 |
2.3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机制研究综述 |
2.3.1 科研创新人才成长机制相关研究 |
2.3.2 技术创新人才成长机制相关研究 |
2.4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理论分析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科技人才宏观环境及烟草产业创新人才发展现状分析 |
3.1 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现状分析 |
3.1.1 我国科技人才政策环境 |
3.1.2 科技人才相关制度 |
3.1.3 我国科技人才资助计划体系 |
3.1.4 我国科技人才队伍总体情况 |
3.2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发展现状分析 |
3.2.1 烟草产业发展概况分析 |
3.2.2 烟草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概况 |
3.2.3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发展概况 |
3.3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分析 |
3.3.1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战略分析 |
3.3.2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政策分析 |
3.3.3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问题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样本库构建与特征分析 |
4.1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样本库构建 |
4.2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样本特征分析 |
4.2.1 专业技术人才样本特征分析 |
4.2.2 高技能人才样本特征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研究 |
5.1 创新型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特征理论分析 |
5.1.1 创新型人才成长经历理论分析 |
5.1.2 个人品质素质研究 |
5.1.3 文化与专业知识素质研究 |
5.1.4 创新素质研究 |
5.2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经历与素质特征实证分析 |
5.2.1 教育时期的成长经历分析 |
5.2.2 职业生涯发展经历分析 |
5.2.3 产业创新人才素质研究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 |
6.1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6.1.1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理论基础 |
6.1.2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因素识别 |
6.2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的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与分析方法 |
6.3.1 样本数据来源 |
6.3.2 样本选择标准 |
6.3.3 分析方法 |
6.4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6.4.1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影响因素探索性分析 |
6.4.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评价体系构建和实证研究 |
7.1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的理论基础 |
7.1.1 生命周期理论 |
7.1.2 认知评价理论 |
7.1.3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
7.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7.2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体系构建 |
7.2.1 评价对象与原则 |
7.2.2 评价指标设计 |
7.2.3 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方法 |
7.3 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评价实证研究 |
7.3.1 评价方法和步骤 |
7.3.2 确定指标权重 |
7.3.3 模型求解 |
7.3.4 应用结论 |
7.4 基于典型案例的烟草产业创新人才培养与成长研究 |
7.4.1 重视员工教育培训,推动“卷烟上水平” |
7.4.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成长双通道 |
7.4.3 优化竞争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
7.4.4 强化团队建设,建立创新人才梯队 |
7.5 优化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环境的政策建议 |
7.5.1 影响烟草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障碍因素分析 |
7.5.2 实行技术人才成长的“双轨制”,畅通技术人员激励与晋升通道 |
7.5.3 深入推进行业教育培训,培养引进国际化人才 |
7.5.4 完善行业创新体系建设,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创新点 |
8.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致谢 |
(9)高速铁路产业发展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
1.2.2 关于交通运输产业政策的研究 |
1.2.3 基于自然垄断特性的铁路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
1.3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创新与不足 |
2. 高速铁路发展定位及其产业属性 |
2.1 高速铁路是世界铁路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引擎 |
2.1.1 当今世界铁路最先进的客运技术 |
2.1.2 面向未来的绿色交通运输方式 |
2.1.3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 |
2.2 高速铁路产业属性及其发展定位 |
2.2.1 高铁产业经济属性 |
2.2.2 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
2.2.3 优化铁路运输结构和技术升级的必由之路 |
2.3 高铁产业在曲折中发展 |
2.3.1 有关热点争论及其后果 |
2.3.2 负重前行仍面临产业发展机会 |
3.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评价 |
3.1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 |
3.1.1 建设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分析 |
3.1.2 建设投资对扩大就业的贡献分析 |
3.2 发展高速铁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
3.2.1 对我国制造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影响 |
3.2.2 对我国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影响 |
3.2.3 对公路民航业发展的影响 |
3.2.4 对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影响 |
3.3 高速铁路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 |
3.4 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
4.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分析 |
4.1 政府在基础性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4.1.1 政府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主要工具 |
4.1.2 对国民经济相关基础性产业发展政策效果评估 |
4.2 我国铁路与公路民航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
4.2.1 公路民航快速发展根本原因 |
4.2.2 铁路需要更加宽松的产业政策 |
4.3 我国高铁产业发展政策需求 |
4.3.1 巩固和深化对高铁发展的产业政策 |
4.3.2 利用政府对基础性产业政策支持高铁发展 |
5. 构建适应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 |
5.1 传统条件下高铁产业管理体制利弊分析 |
5.2 促进高铁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创设 |
5.2.1 重构与高铁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管制体系 |
5.2.2 以国家立法保护高铁产业发展 |
5.2.3 按现代企业制度确立高铁产业组织政策 |
5.3 构建对高铁产业战略管理新体制 |
6.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规制政策 |
6.1 影响铁路发展的主要规制政策 |
6.1.1 价格规制 |
6.1.2 市场准入规制 |
6.1.3 市场退出规制 |
6.2 高铁发展规制现状及制约因素 |
6.2.1 国内外铁路产业规制政策变迁 |
6.2.2 高铁产业发展规制政策现状 |
6.2.3 利益冲突对规制政策的制约作用 |
6.3 高铁产业发展规制政策建议 |
6.3.1 放松固定运价管制 |
6.3.2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 |
6.3.3 加强质量安全生产监管机制 |
6.3.4 推动“走出去”国际化战略 |
7.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 |
7.1 我国高铁产业技术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7.1.1 不同阶段铁路主要技术政策变化发展 |
7.1.2 国家高铁产业发展技术政策的确定 |
7.2 我国高铁产业发展技术政策特点及效果 |
7.2.1 “三步走”技术引进创新反超战略 |
7.2.2 政府主导下技术需求与供给一体化管理 |
7.2.3 依托产学研用联盟的技术创新机制 |
7.3 深化高铁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建议 |
7.3.1 推进重点领域自主技术创新 |
7.3.2 继续完善产学研用联盟体系 |
7.3.3 强化高铁技术标准化建设及推广运用 |
8.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政策 |
8.1 制定高铁发展区域布局政策的依据 |
8.1.1 影响高铁区域布局的主要因素 |
8.1.2 高铁发展区域布局的结构特点 |
8.2 高铁区域布局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 |
8.3 高铁产业发展区域布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8.3.1 高铁产业发展区域布局存在的问题 |
8.3.2 完善高铁产业区域布局的政策建议 |
9. 高速铁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 |
9.1 铁路投融资体制及政策发展 |
9.2 铁路投融资体制政策不能适应高铁发展要求 |
9.2.1 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
9.2.2 体制不适应造成的投融资困难 |
9.3 推进高铁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
9.3.1 创设政府对高铁产业的投资责任和方式 |
9.3.2 完善高速铁路项目规划审批制度 |
9.3.3 优化建设管理体制和机制 |
9.3.4 完善高铁运营市场交易规则 |
9.3.5 超前谋划资本运营和多渠道融资 |
10. 结论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3.1 相关理论 |
3.2 研究方法 |
3.3 资料来源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 历史文献类 |
(二) 专着类 |
(三) 论文类 |
(四) 学位论文类 |
(五) 电子文献类 |
附录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四、582名院士盘点2003年中外十大科技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2]CEO特征、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D]. 马彩凤.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3]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D]. 潘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参与与影响:1978年以来美国华人学者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互动研究[D]. 罗发龙. 暨南大学, 2018(06)
- [6]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舆论的风险与治理[D]. 李凌凌. 郑州大学, 2018(11)
- [7]新媒介背景下的伪科学信息传播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D]. 卢雨文. 成都理工大学, 2018(01)
- [8]产业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 ——以烟草产业为例[D]. 安菁. 北京理工大学, 2015(04)
- [9]高速铁路产业发展政策研究[D]. 赵庆国. 江西财经大学, 2013(10)
- [10]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