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地图集》的贡献和启迪(论文文献综述)
孙冬虎[1](2021)在《积粟成塔自高标——尹钧科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学者风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尹钧科先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近40年来,在北京历史地图编绘、古地图、历代建置沿革、郊区村落发展、历史自然灾害、区域环境变迁、地名学、城市史、地域文化以及古都学、历史文献等学术领域贡献卓着,其学者风范向为学界同人所称道。适逢尹先生八十华诞,谨借本文梳理其治学轨迹与主要成就,以表庆贺与景仰之意。
何沛东[2](2020)在《旧方志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旧方志地图是中国古旧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深入,旧方志地图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成绩,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史和总体特征的概述、作者与编绘研究、内容与思想性研究、区域方志地图研究和方志地图的分类研究、方志地图的整理等方面。进行旧方志地图的分区域整理与研究、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与使用研究、旧方志地图的对比研究、学术研究中加强旧方志地图的利用等是今后研究旧方志地图需要努力的方向。
陈斯亮[3](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李岚[4](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刘倩倩[5](2020)在《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士科学家这一特殊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产物,是人文儒学与自然科学水乳交融的历史缩影,以进士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具有典型性研究价值。在诸多进士科学家中进一步选取明代状元罗洪先作为研究对象,从科技史角度分析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结合罗洪先所处的时代背景,系统阐释罗洪先科学活动和科学思想的成因,对罗洪先的地理学成就《广舆图》及其它未被关注的科学贡献重新予以评定。通过对罗洪先科学活动、科学贡献和科学思想的挖掘,由点到面,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儒学化特征背后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辩证关系,进而批判继承历史科技文化传统,积极寻求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启示。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从科技史视角梳理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发展脉络,全面梳理罗洪先的家世、生平、师友交游活动,编制较完整的罗洪先大事年表,总结罗洪先的人生轨迹;(二)提炼罗洪先思想中勤于思考、善于探索、尊重客观实际等思想品质,概括他近察远闻、明物察伦、周经改密的科学态度和“求简易”、“务径直”、不以偏概全的求真求简思想,结合罗洪先的个人着述和他人述评探究状元罗洪先科学行为的精神内核;(三)分析归纳罗洪先《广舆图》的创作缘由、参考资料、版本、绘制内容、绘制方法、创作过程及对中外产生的深远影响;(四)归纳罗洪先其他的科学贡献,主要包括“日晷理论”、经纬度以及“月借日光”认识,从历史纵向维度和中西文化交流横向维度对罗洪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历史评定,肯定罗洪先在科技史方面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科学包容性极强,科学与人文相辅相成,传统文化土壤也是催生科学果实的重要力量。中国传统科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其“体”的东方科学体系,与西方科学范式并道而驰。罗洪先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古代“逆行”而生的特殊现象,但绝不是个例,结合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以小见大,辩证讨论儒学、科举与古代科学的互动关系,批判继承古代科技传统,为当今社会培养文理兼修的综合型人才提供借鉴。
王瑶[6](2020)在《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文中认为地图的本质是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既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传承方式,然而惯性思维总是将地图默认为认知空间环境的科学工具而忽视地图的文化功能。民国时期风云巨变,一方面政治制度上经历封建专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各方思想论战交锋,出版物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走向历史舞台。本文选取民国作为时间节点,研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地图出版群体,从社会文化价值的角度研究地图编绘的意义探索民国时期地图出版业的发展动态及编辑特色,以此丰富民国出版史的内容。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研究民国地图出版的缘由和意义,并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简单说明。第二部分是地图出版发展历史的回顾,以民国为时间节点划分然后分别概括,古代地图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归纳出各时期的地图特征、编绘特色等;民国地图部分则围绕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机构分布进行宏观描述,力求给读者以全面而整体的印象。第三部分是对民国时期地图出版兴起的动因分析,地图与其他出版一样兼具文化性和商品性,因此除了考虑到时代背景还需要考虑读者的知识需求与出版社的商业驱动。第四部分对地图进行个案分析结合上文的宏观分析,进一步阐释民国地图的编绘特征和出版特色,与现代地图进行对比分析,第五部分是对民国地图出版的总体评价,亦是对前文的总结。总的来说,民国地图出版是民国出版史的重要组成,在传统舆图与现代地图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地理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地图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还是读者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书”,对开拓视野、启迪民智、推广地理科学等方面启到了重要作用。
杨瑞瑞[7](2020)在《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大都水系网络发达,通惠河、坝河、金口河、金水河、高粱河都曾在这片土地光辉流淌,在大都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元初为漕西山木石,助力宫苑建设,郭守敬重开金口河,在金王朝屡试屡败的基础上,成功运营29年,满足了都城建设高潮期的需要;之后又引玉泉水进城,流经10余民坊,成为大都宫苑用水的主要来源,也是早期城市生态廊道的伟大实践。为解决大都日益增长的漕运之需,郭守敬在金漕河的基础上整修坝河,充分开发利用北京西郊的水源,远引昌平白浮瓮山之水,开通通惠河,实现了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与坝河形成南北两路并行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大都水系规划是我国古代治水手册上波澜壮阔的一页,虽然千百年来水利一直不断兴修,但是完备的水利体系成形于元代,其水利成就之辉煌堪为一代典章。完备的水系条件,形成了都城内外,池泉密布的景象,为大都园林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为园林引水提供了方便。皇室在皇城之内以万岁山——太液池一带为中心,建设大内御苑,在皇城之外向西开发西郊地区,敕建皇家佛寺,引高粱河之水灌渠,修建西山航道。在私家园林方面,贵族官绅多选址于城郊之地,绕水建园,四时游宴雅集频繁。在寺观园林方面,元代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助推了寺庙园林的兴盛,加之有众多前代遗迹散布南城之中,逐渐形成南北城并立,寺观罗布的景象,都城内外遍布大大小小的集市,形成围绕着水系分布商业,园林,佛刹,民居的城市水系景观格局。所以纵览城市全貌,园林的建设与城市水系的开发息息相关。本研究以元大都城市水系规划为背景,以大都城市、水系、园林三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元大都水系与城市、园林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通过对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的挖掘,梳理城市建设与水系规划的相关内容。其中,城市建设从城市选址、城市布局、街道坊制、空间片区三个方面作出概述,水系方面则系统地梳理了金口、金水、通惠、坝河四条河流和积水潭、太液池、瓮山泊三座池沼的空间流向以及规划建设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大都水系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得出大都水系规划一直是围绕城市建设展开的,为城市服务,城市因水而生的特点。其次,将大都园林分为皇家、私家、寺观、坛庙四类进行分布区域及数量的统计,运用平面定位及三维复原的方法将园林落位于城市水系空间之中,绘制大都园林区域分布图。总结出各类园林的分布特征:皇家园林“太液贯大内,离宫苑两郊”;私家园林“城郊东南西,沿河多聚集”;寺观园林“最是风景处,罗布两城中”。坛庙园林“城内外皆有、对称分布匀”。随后,结合水系在城市中的流线,总结园林与水系的分布关系:皇家园林分布在皇城之中和城外西郊、南郊,多沿高粱河、金水河分布;私家园林主要分布在城外,凉水河、通惠河附近。寺观园林两城之中皆有,多沿高粱河、通惠河、金水河呈带状分布;坛庙园林的分布与水系的关系并不密切。接着论文选取大都城内外三段典型水域进行园水关系探讨,分析园水环境及空间关系、视线关系等问题。最终主要从园林与水系的互相影响两方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水系对园林在水利工程、园林活动、园林交通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由于水系变迁对园林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水系也因园林的建造而更加多姿多彩,体现了大都水系与园林分布之间的良性互动。今天谈论城市与水系,水系与园林的关系,上溯百年前的城市历史,看似迂远,但捧读古书,所得不只一二,探究水系规划与城市建设,水系与园林分布之间的关系,形成较为完备的金元时期北京水系规划,城市建设和园林营建的知识体系,对园水关系的理解大有裨益。
赵雪[8](2020)在《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研究》文中认为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在清朝时期更是成为社会教育、培养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通过对清朝时期吉林地区书院的具体考证及考察其发展特点,对吉林地区书院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行探究,可以窥见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所产生的重要社会作用。通过对清代吉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并做一定的对比分析,可以透视清代吉林地区书院发展的潜在基础。清代后期是吉林地区书院发展的高峰,通过对书院数目的统计及各书院存在时间的分析,可以发现清代吉林书院发展具有时间上分布不均衡及存在时间较短的特性。这种特性的产生主要是受清朝统治者对吉林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和文教政策的影响,导致了地处边陲的吉林,文教远远落后于关内及江南地区。清朝时期,书院的官学化趋势甚为明显。官办书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占据首要地位。吉林地区各级官员通过创办书院、捐置财物、参与管理等诸多形式引导着书院走向,起到了总揽其纲的作用,使得吉林地区的书院呈现出了官学化的特征。在书院日常运营中,最重要的便是书院管理制度。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的日常管理较为系统和完善,涵盖组织管理、生徒管理、教学管理、经费管理等多个方面。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了以山长责任制为主的单一领导组织管理模式,以董事为主导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山长为核心、多方管理人员协助的组织管理模式。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经费来源广泛,主要以官绅捐赠为主,经费使用途径多样。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的生徒管理也颇具特色,教学内容多为经史诗文,教学形式以考课为主。与此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为了更好地培养科技人才和外交人才,吉林地区还建立了两所新式书院。与地方文教的互动是书院的一大特点。清代吉林地区的书院多兴建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特殊时期,书院的建立使得文教事业长期落后的吉林地区的地方文化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盛况。在地方官员及文化名人的推动下,书院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对于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清代吉林地区书院教育特点鲜明,成效显着,在吉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孙尧尧[10](2019)在《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文中提出谭其骧(1911-199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着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其一生着述颇丰,为中国历史地理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而,从谭其骧的学术历程和其在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贡献着手,探讨其治史背后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谭其骧自幼年始就对地理、地图有浓厚兴趣,后在求学过程中,仍以读各种《地理志》为乐,其学业几经辗转,终以历史地理为一生的治学方向。其学术生涯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从学术启迪到积累、到转向、再到倡导,可观其如何走上历史地理研究之路,其研究在不同时期亦各具特色。他早年从事沿革地理的研究,注重史料考据,强调社会历史观中地理环境要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地理志”的研究,无形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内容。谭其骧对东北边疆史地的三阶段研究,紧扣东北国土及民族问题,体现了浓厚的“救亡爱国”热忱。他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确立的“历史上的中国”的理论原则,打破了“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中原王朝的思维误区,对今日我们解决边疆、民族和外交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1949年以后,谭其骧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以唯物辩证哲学观为指导,从因果律角度总结历史时期黄河变迁,探求中国历代政区演变的规律性,提高了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深度,这对于推进当前史学界重视理论思维或许有所助益。他晚年还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进行倡导和示范,提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复兴要结合中国的史学传统,即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通过对谭其骧具体论着和文章的分析,总结其怀疑批判,不宥旧说,不圄史料,大胆批判的思想;“求真”基础上的“求善”的思想,摆脱了对历史本体的过分执着;注重人文视角,其对“人化世界”探讨,注重历史地理的人文性。分析其运用学科综合、二重证据法的史学研究方法。最后对谭其骧及其史学思想进行学术评价和定位。谭其骧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不仅要实证,也要追求理论创新。谭其骧以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依据,注重史料的考证求实,同时又能直面关怀现实的史学功用。他在学术研究中既求真亦致用,为我们如何在求是与功用并存的史学研究中把握学术本真提供了范例。
二、《中国古代地图集》的贡献和启迪(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古代地图集》的贡献和启迪(论文提纲范文)
(1)积粟成塔自高标——尹钧科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学者风范(论文提纲范文)
一历史地图编绘与古地图研究 |
二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全面梳理 |
三开辟北京郊区村落研究的新方向 |
四鉴古知今的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 |
五永定河流域环境变迁的深入探讨 |
六地名学基础理论与北京地名研究 |
七北京城市史的多方探索 |
八北京地域文化的发掘提炼 |
九中国古都学的理论思考与研究实践 |
十历史文献考辨与侯仁之学术思想研究 |
(2)旧方志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引 言 |
一 旧方志地图研究回顾 |
(一)旧方志地图的发展史与总体特征概述。 |
(二)旧方志地图的作者与编绘。 |
(三)旧方志地图的内容与思想性、艺术性。 |
(四)区域旧方志地图研究和旧方志地图的分类研究。 |
(五)旧方志地图整理。 |
二 旧方志地图研究展望 |
(一)旧方志地图的分区域整理与研究。 |
(二)历史上旧方志地图的读者与使用。 |
(三)旧方志地图与其他古地图对比研究。 |
(四)学术研究中对旧方志地图的利用。 |
结 语 |
(3)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1.6 研究框架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3.7 小结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4.2.1 岁奏制度 |
4.2.2 祭祀制度 |
4.2.3 守护制度 |
4.2.4 维修制度 |
4.2.5 惩罚制度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5.2.1 祭祀制度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5.2.4 修缮制度 |
5.2.5 惩罚制度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6.2.1 岁奏制度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6.2.3 维修制度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7.2.1 崇圣寺概况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7.3.1 灞桥概述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11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图录 |
表录 |
附表 |
附文 |
附图 |
致谢 |
(4)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问题、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1.2.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1 研究对象及相关范畴 |
1.3.2 空间范畴和时间断限 |
1.4 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5.1 国外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
1.5.2 国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相关的研究 |
1.5.3 近代太原城市史的相关研究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6.1 研究内容 |
1.6.2 研究方法 |
1.7 论文框架 |
2 太原近代城市建设背景和历史分期 |
2.1 太原城市的自然地理基础 |
2.1.1 太原概况 |
2.1.2 山川形势 |
2.1.3 交通条件 |
2.1.4 资源环境 |
2.2 太原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 |
2.2.1 行政建置沿革 |
2.2.2 晋商都会 |
2.2.3 地方历史名人 |
2.3 近代以前太原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 |
2.3.1 城市起源与城址变迁 |
2.3.2 明代军事重镇及城市格局 |
2.3.3 清代城市功能的转变与发展 |
2.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其主要内容 |
2.4.1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分期及依据 |
2.4.2 各历史分期的主要内容 |
2.5 本章小结 |
3 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 |
3.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的萌芽和发展计划的制定 |
3.1.1 太原城市管理机构与地方自治 |
3.1.2 广泛探索到地方自治 |
3.2 实业初创与城市近代化发展 |
3.2.1 交通体系的发展 |
3.2.2 城市经济职能的发展变迁 |
3.2.3 城市文化教育职能的加强 |
3.3 本章小结 |
4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 |
4.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和制度建立 |
4.1.1 城市建设机构的组建与发展变化 |
4.1.2 城市管理制度的建立 |
4.2 西方“市政建设”思想的引入和十年建设计划 |
4.2.1 西方“市政”思想的引入 |
4.2.2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 |
4.2.3 《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的思想评析 |
4.3 若干重要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评析 |
4.3.1 督军府 |
4.3.2 傅公祠 |
4.3.3 同蒲铁路 |
4.3.4 西北实业公司 |
4.3.5 环城公路 |
4.3.6 学校及新式文化建筑 |
4.3.7 公园整修与开放 |
4.3.8 植树造林 |
4.3.9 古迹保护 |
4.3.10 其它市政建设 |
4.4 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活跃阶段的原因 |
4.4.1 特殊的政治环境 |
4.4.2 太原的基本经济状况 |
4.4.3 太原的人口状况 |
4.4.4 具有先进思想和地方营建经验的人才推动 |
4.5 阎锡山地方自治理念探源 |
4.5.1 阎锡山和“山西自治”“太原试验” |
4.5.2 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理念 |
4.6 本章小结 |
5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 |
5.1 日本占领时期制定的《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评析 |
5.1.1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产生的社会背景 |
5.1.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
5.1.3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
5.2 《太原都市计划大纲》与其它城市规划的比较 |
5.2.1 与同时期华北地区其它都市计划的比较 |
5.2.2 与不同时期国人制定的城市规划比较 |
5.3 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建设 |
5.3.1 交通运输 |
5.3.2 工矿企业 |
5.3.3 水道建设 |
5.3.4 其它方面建设 |
5.4 本章小结 |
6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 |
6.1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建构 |
6.1.1 太原的军事防御布局机制 |
6.1.2 太原军事防御工事构筑设施 |
6.1.3 太原军事防御体系的影响 |
6.2 新中国成立前太原的城市规划 |
6.2.1 建城问题讨论以及对太原城市发展方向的再认识 |
6.2.2 新版城市规划生成 |
6.2.3 市政改善工程 |
6.3 本章小结 |
7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影响 |
7.1 西方文化输入与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近代化 |
7.2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本土化特征 |
7.3 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嬗变 |
7.4 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它城市的比较 |
7.5 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启示 |
7.6 小结 |
8 结语 |
参考文献 |
图录 |
表录 |
附录 |
作者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意义与价值 |
1.1.1 进士科学家是传统文化文理交融的缩影 |
1.1.2 罗洪先是兼备儒学与科学素养的进士科学家代表 |
1.1.3 罗洪先《广舆图》及其他科学贡献意义重大 |
1.1.4 罗洪先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弥足珍贵 |
1.2 研究综述 |
1.2.1 罗洪先地图学研究综述 |
1.2.2 关于罗洪先的其他相关研究 |
1.2.3 小结 |
1.3 研究方法 |
1.3.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1.3.2 人文地理学研究法 |
1.3.3 个案归纳概括法 |
1.4 资料来源 |
1.5 突破与创新 |
第一章 罗洪先生平经历考论 |
1.1 罗洪先家世概述 |
1.2 罗洪先生平概述 |
1.3 罗洪先交游考 |
1.3.1 幼好守仁传习录 |
1.3.2 师事同邑李中 |
1.3.3 结交阳明弟子 |
1.3.4 契心挚友唐顺之 |
1.3.5 归田精究学问 |
1.3.6 除弊顿,躬振给,引寇去 |
1.4 罗洪先科举仕进考 |
1.4.1 第一次入朝——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 |
1.4.2 第二次入朝——请告逾期,离家赴任 |
1.4.3 第三次入朝——召任春坊左赞善,起复经筵讲官 |
1.4.4 时事日非,决意仕进 |
1.5 小结 |
第二章 罗洪先科学思想考论 |
2.1 罗洪先科学思想的形成因素 |
2.1.1 社会因素 |
2.1.2 个人因素 |
2.2 “天高地下,日东月西”的科学认识 |
2.3 “格物笃行”的科学观 |
2.3.1 近察远闻知民困 |
2.3.2 明物察伦致学问 |
2.3.3 周经改密纯实际 |
2.4 小结 |
第三章 罗洪先《广舆图》再研究 |
3.1 中国传统舆地图特点概述 |
3.2 罗洪先《广舆图》考 |
3.2.1 《广舆图》创作缘由 |
3.2.2 《广舆图》资料来源 |
3.2.3 《广舆图》版本信息梳理 |
3.2.4 《广舆图》内容及绘制方法 |
3.3 罗洪先《广舆图》的价值和影响 |
3.3.1 保存珍贵的古地图资料 |
3.3.2 《广舆图》的“作图四义” |
3.3.3 纠正历史遗留错误观念 |
3.3.4 对中国的影响 |
3.3.5 对国外的影响 |
3.3.6 《广舆图》影响广泛原因分析 |
3.3.7 《广舆图》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 |
3.4 《广舆图》的“非科学性” |
3.5 小结 |
第四章 罗洪先的其他科学贡献 |
4.1 “日晷辩”与现代纬度概念 |
4.1.1 元郭守敬所制圭表概况 |
4.1.2 大都日晷,其缪何疑 |
4.1.3 日晷辩,复详其制 |
4.1.4 圭表测影与现代纬度 |
4.2 “月借日光说” |
4.3 小结 |
结语 |
1.1 儒学与古代科学的辩证关系 |
1.2 科举与古代科学的辩证关系 |
1.3 批判继承古代科技文化传统 |
1.4 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附录 |
(6)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基本概念 |
第二章 地图出版的时间脉络 |
2.1 古代地图出版概况 |
2.1.1 原始地图时期(西晋之前) |
2.1.2 传统地图时期(西晋至明初) |
2.1.3 实测地图时期(明清) |
2.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概况 |
2.2.1 地图出版时间分布 |
2.2.2 地图出版空间分布 |
2.2.3 地图出版机构分布 |
2.3 民国时期地图对古代地图的继承与创新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兴起动因 |
3.1 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需求 |
3.1.1 “睁眼看世界”的地理意识觉醒 |
3.1.2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身发展需求 |
3.1.3 划分界限、收归主权的军事需求 |
3.2 读者的知识需求 |
3.2.1 地理教学用图 |
3.2.2 实用性科普用图 |
3.2.3 反映局势的时局图 |
3.3 民营出版机构的商业驱动 |
3.3.1 民国时期各地的舆图出版的机构统计 |
3.3.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经营模式分析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地图编绘及出版特色 |
4.1 地图的编辑群体 |
4.1.1 学者型人才 |
4.1.2 技术型人才 |
4.2 地图的编稿与编绘——以《申报》地图为例 |
4.2.1 信息采集 |
4.2.2 地图编辑 |
4.2.3 地图印制 |
4.3 地图的出版特色 |
4.3.1 实用主义影响下的教学地图 |
4.3.2 爱国主义影响下的国耻图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评价 |
5.1 军事色彩鲜明 |
5.2 政治性和商业性并存 |
5.3 中西合璧的过渡产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现实意义 |
1.5 重要研究材料 |
1.5.1 文献研究材料 |
1.5.2 图像资料 |
1.6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框架 |
2 大都城市与水系 |
2.1 元大都以前北京城市及水系的发展概况 |
2.2 元大都城市概况 |
2.2.0 城市选址 |
2.2.1 城市布局 |
2.2.2 街道坊制 |
2.2.3 空间片区 |
2.3 元大都水系网络 |
2.3.1 河道 |
2.3.2 池沼 |
2.3.3 水系连通 |
2.4 水系营造对城市的影响 |
2.4.1 城市规划 |
2.4.2 宫苑建设 |
2.4.3 漕运民生 |
2.4.4 商业繁荣 |
2.4.5 生态基底 |
3.元大都水系与园林 |
3.1 园林类型 |
3.1.1 皇家园林 |
3.1.2 私家园林 |
3.1.3 坛庙园林 |
3.1.4 寺观园林 |
3.2 水系与园林的空间分布关系 |
3.2.1 皇家园林——太液贯大内,离宫苑两郊 |
3.2.2 私家园林——城郊东南西,沿河多聚集 |
3.2.3 坛庙园林——城内外皆有、对称分布匀 |
3.2.4 寺观园林——最是风景处,罗布两城中 |
3.2.5 水系与园林分布特征总结 |
4 水系整治与园林构建的关系 |
4.1 典型空间的园水互动分析 |
4.1.1 皇城之中金水河流线探析 |
4.1.2 城北积水潭段园水关系探析 |
4.1.3 城东通惠河段园水关系探析 |
4.2 以水为魂、因水而生——水系对园林的影响 |
4.2.1 水系与园林工程 |
4.2.2 水系与园林活动 |
4.2.4 水系与园林交通 |
4.2.5 水系变迁与园林类型 |
4.3 以园为体,因园生色——园林对水系的影响 |
4.3.1 以园为体 |
4.3.2 因园生色 |
5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 图目录 |
附录二 表目录 |
附录三 相关史料 |
(8)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一、清代吉林地区文教发展状况 |
(一)文教发展的经济基础 |
(二)文教发展的基本状况 |
(三)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
二、清代吉林地区书院建置的原因及情形 |
(一)书院建立与发展的原因 |
(二)书院的建置情形 |
三、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的组织管理 |
(一)组织管理制度 |
(二)生徒管理 |
(三)教学活动 |
(四)经费管理 |
四、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
(一)时间分布不平衡 |
(二)空间分布不平衡 |
(三)官学化特色鲜明 |
五、清末吉林地区的书院改制 |
(一)书院改制的时代背景 |
(二)书院改制的历史进程 |
(三)书院改制的具体成效 |
六、清代吉林地区书院在地方文教发展中的作用 |
(一)汇聚一方英才 |
(二)乡土人才辈出 |
(三)弥补官学之不足 |
(四)引导社会教化风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10)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谭其骧生平及学术述略 |
(一)学术启迪:从“天生”的地理热情到沿革地理之路 |
(二)学术积累:打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 |
(三)学术转向:考证求实与唯物辩证哲学观的结合运用 |
(四)学术倡导:坚持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原则和方向 |
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领域的史学贡献 |
(一)谭其骧与东北边疆史地研究 |
1.初步探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
2.发展阶段:《禹贡》半月刊时期 |
3.巩固阶段:“七七事变”爆发后 |
(二)对历史地理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
1.确立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及疆域的理论原则 |
2.探求历史地理现象变化的规律性 |
3.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示范和倡导 |
三、谭其骧的史学思想与方法 |
(一)史学思想 |
1.怀疑批判的思想 |
2.“求真”基础上的“求善” |
3.重视历史地理研究的人文视角 |
(二)史学方法 |
1.注重学科综合 |
2.二重证据法 |
四、对谭其骧及其史学思想的评价与定位 |
(一)政区地理研究的先行者 |
(二)理论思维创新的追求 |
(三)书写历史与现实的平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中国古代地图集》的贡献和启迪(论文参考文献)
- [1]积粟成塔自高标——尹钧科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学者风范[J]. 孙冬虎. 北京史学, 2021(01)
- [2]旧方志地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何沛东. 中国地方志, 2020(06)
- [3]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明代状元罗洪先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贡献研究[D]. 刘倩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2)
- [6]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D]. 王瑶. 河北大学, 2020(08)
- [7]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D]. 杨瑞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8]清代吉林地区书院研究[D]. 赵雪.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D]. 孙尧尧.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