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论文文献综述）
马陈城[1]（2021）在《南京城墙石城门及其保护利用》文中研究表明
高亮[2]（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李雪铭[3]（2020）在《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的相关文献与文学作品。正定梁氏于明洪武初年因战乱在始迁祖梁聚的带领下由山西蔚县徙至河北正定,到第七代梁梦龙开始逐步走向兴盛。正定梁氏家族素具秉承孝悌、尊师重道的家风,以及好学上进、勤奋苦读的学风。梁氏家族数代为官,世人曾赞“一堂荣五代”,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恩荫入仕的梁氏族人就有几十人,可谓盛极一时。本文自第三章到第五章整理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即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主要生平交游、着述以及文学创作特色。第三章研究梁梦龙的生平着述以及诗歌创作特色,着有诗文集《赐麟堂集》,梁梦龙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包括民瘼民生、边防军事、应制颂圣等,风格特色上善引经据古、敦厚刚正、清新刚劲,不少作品与其曾抗敌卫边以及抚民瘟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梁梦龙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着有海运志《海运新考》,整理其主理淮安直达天津海运时,实地考察所得的海道口岸、里数、捷径等,并亲自绘制海道总图,是明朝试行海运的重要成果;着有史钞《史要编》,是其近十年在搜读史书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学着作的序、跋所作的记录。第四章研究梁维枢生平交游以及小说创作特色。梁维枢着有《玉剑尊闻》《姓谱日笺》《内阁小识》《见君子日笺》等,但大部分作品已散佚。梁维枢虽天资聪颖却仕途坎坷,其着作《玉剑尊闻》为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门目丰富,内容上以明代士大夫的轶事旧闻为主,赞颂圣贤、惩治奸佞,梁维枢叙事风格尚质黜华,在人物描述上简笔勾勒,这与当时文坛秉持“实录”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五章研究梁清标的生平交游、着述以及诗词曲创作特色,作为政治家梁清标出仕三朝,一生背负“贰臣”之名,备受世人非议。作为鉴藏家,其书画鉴藏成就非凡。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成绩斐然,着有诗歌集《蕉林诗集》,其诗歌雍容典雅,沉酣诸史;着有词集《棠村词》,其词作秾艳和平,典雅清丽,其中的题画词多见于自身收藏,岭南词是其前往广州撤藩时所作,颇具意义;着有曲集《棠村乐府》,分小令38曲与套数17套,与梁清标的诗词相较,散曲在题材上较为狭小,以相思恋情、纪游思乡、咏写太平为主,在创作风格上以清新雅丽为主,沿诗词中之所已有,而新之变之,颖俊精致。但有别于诗词语言的典雅蕴籍,《棠村乐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浅显通俗。通过系统梳理梁氏族源以及正定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明清易代时期正定梁氏中最具代表性的族人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生平交游以及着述创作,总结出明清正定梁氏家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传承特点,梁氏家族一直秉持家法、绵延家学,世敦孝友、常怀敬畏,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魏宁楠[4]（2019）在《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以“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蜚声遐迩,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该家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林元美、林瀚、林庭?、林庭机、林燫、林烃等,家族声望达到鼎盛。入清之后,林氏科第香火不绝,只是在仕宦上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本文以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勾勒还原明代林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以及探讨明代林氏家族成员的诗文创作成就。明代林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林瀚,其奠定了林氏经史传家的文化传统,经其子孙世代相继,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文化传统。林瀚治《春秋》,林氏子孙也大多治《春秋》经。林瀚入翰林院编修国史,其子孙林庭机、林燫踵武其后,也相继进入翰林院。在子孙婚配问题上,林瀚拒绝豪贵之家,以科举门第作为首要因素,确立了林氏选择姻亲的标准。在诗文创作上,林瀚温柔敦厚的文学观以及清新自然的诗学风尚也对林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文学家族,有明一代,林氏代不乏人,能诗文者甚众。林瀚是林氏第一位走向全国的作家。成、弘年间,他与李东阳、吴宽、程敏政等翰林院作家往来密切。林瀚的诗文台阁特征明显,其诗歌风格雍容典雅,平正纡徐,其古文崇理尚雅,尊经重道。拨开林瀚馆阁词臣的身份,林瀚也是一位性格豪放洒脱的诗人。林瀚推崇李白的诗歌,擅长七律,其诗歌“豪壮”与“清新”并存。除此之外,林瀚也是制义文大家,他的制义文注意谋篇布局,文章波澜曲折。在句式上喜用长句、整句,风格沉稳庄重。正、嘉之际,郑善夫在闽中执牛耳,林瀚之孙林炫追随其后,是福州府重要的作家。隆、万之交,林庭机、林燫是福州府作家的代表人物。林庭机的诗歌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艺术风格大抵从清幽秀雅转向清新高远,又从清新高远转向悠远淡泊。庭机的古文关注军政要事,不仅内容富有史料价值,而且叙事有条不紊,论述谨严。林燫崇尚复古,诗歌取材范围上溯汉魏六朝,下至盛唐。其诗歌关注时政,针砭时弊,有诗史之称。林燫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淡远见长。在句式上,林燫受到翰林宗陶之风的影响,多效法陶诗朴拙的句法,风格平易自然。其七古学习李白歌行的句法和气势,风格豪迈雄壮。林燫的古文创作尤为突出,大多谈论国家财政与军务边防,文章气魄与格局比较大。从艺术层面看,林燫延续了翰林作家学习欧文的传统,其古文学习欧文委婉纡徐的特点,风格典雅温婉,雍容不迫。万历中期,林烃与胡应麟、叶向高等名流频繁往来。林氏诗歌传至林烃也达到极盛,其诗博采众长,诸体皆备,艺术特色最为多元。四库馆臣认为林烃的诗集《覆瓿草》步趋后七子,旧调居多,新意殊少。结合胡应麟、叶向高、曹学佺三人对林烃诗歌的评价,以及林烃诗论中的闽地特色,可以发现,四库馆臣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体说来,林烃的五古情思细腻,七古豪宕纵横,五言排律富丽舂容,五律含蓄隽永,七律温厚和平,绝句清新俊逸。古文方面,主要论述与矿税弊政紧密相关的奏疏文,这些奏疏文体现了林烃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担当与家国情怀。闽县林氏之盛在明代屡屡为人所称道,不仅见正史之《明史》,也见之笔记《万历野获编》。纵是文坛巨擘,也不忘为林氏添上一笔。王世贞《皇明盛事述》将林浦林氏选入“门宗仕宦”,与灵宝许氏、鄞县镜川杨氏等家族相并列。晚明邵捷春辑《闽省贤书》,更是将林浦林氏列为闽省第一世家,相比其它夸大的记载,这种评价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马勇[5]（2018）在《康有爲七上皇帝书:背景与志趣》文中研究表明康有爲上清帝七书,不仅是其个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研读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无法绕开的重要资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离於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一些记録既可以作爲历史文献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场而解释稍微失真。因此,仔细考订其上清帝七书的背景与志趣,讨论其原初诉求与其後来解释之间的差异,仍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李文颖[6]（2017）在《明代四夷馆新探》文中研究说明四夷馆是明朝中央政府负责教习周边民族和国家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专门处理朝贡文书的机构。明朝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往来频繁,边疆民族与周边诸国向明朝进献表文,明朝也向他们回赐敕书,由此产生大量非汉文文书。翻译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口译由通事负责,但他们在文字翻译方面并不擅长,明朝因此急需一批通晓交往双方语言文字并能准确翻译的人才。四夷馆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自永乐五年（1407）四夷馆设立,到明清鼎革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四夷馆作为专门机构实际存在的时间超过三个世纪,乾隆年间才与会同馆合并而失去独立地位。四夷馆作为研究课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前辈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着眼于四夷馆整体,探讨四夷馆在招生、教学、考核等方面的各项制度;一类深入研究其中某一馆,通过对一馆的全面考察与细致分析,揭示四夷馆的部分面貌,这类研究通常也对本馆所用教材即某馆《译语》的文本作出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前一类即针对四夷馆各项建制本身的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考察还不够细致。例如生源前后变化的过程、生徒不断流失的原因与去向等;对四夷馆各分馆的讨论也并不均衡,回回、鞑靼、暹罗等馆已有相当充分的考察,缅甸、百夷等馆则尚无专门讨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一些讨论尚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更为细节的描摹,补充其中模糊或缺失的片段。清初四夷馆被继承并改名四译馆,后于乾隆年间遭到撤并,本文也试图对这段时期四译馆的发展情况作出跟进,并探讨撤并的缘由。全文分为三章,概述如下:第一章讨论四夷馆的设立、方位与招生情况。第一节讨论四夷馆的设立,主要关注到前八馆设立并非同时,而有先后顺序,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第二节考察四夷馆的方位,分迁都前后讨论,尤其注意考证迁都北京后的方位,从四夷馆与翰林院位置关系的角度,探讨其位置变化,另外对南北两馆共存的时间作出探究。第三节主要考察招生情况,分为招生次数与生徒来源两方面,前者重新考订有明一代四夷馆见于史料记载的招生共计十二次,后者重点考察明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生源的变化过程,并指出天顺年间恢复专收监生的旨意并未实际执行。在生源变化部分,考察了监生所受待遇,并对他们离开四夷馆后的去向作出跟进。第二章讨论四夷馆的教师,探究他们身份、事迹及在四夷馆发展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分为三节考察,基本遵循四夷馆发展进程展开。第一节关注设馆之初教师多为担任通事的民族人士,有赖于元朝的多民族遗产;第二节明廷不断征集外籍教师以使新增馆所的译学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与本馆培养的汉族教师配合以加强各馆教学水平;第三节集中讨论了数名起到负面作用的教师,以期揭示明中后期四夷馆管理的松懈与译学的荒疏。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四夷馆内各馆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种不均衡与不同语种或文种的应用范围及使用人数有关,同时与交往民族或国家同明朝的关系亲疏密切相关。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各馆实际承担翻译事务的繁简不均,并由此导致各馆师生人数多寡不一。本章第一、二节内容围绕馆务不均和师生人数不一两点讨论。第三节则是对四夷馆被清朝继承改名四译馆后情况的跟进。明清鼎革后,四夷馆虽被清朝继承,但明后期以来形成的"废冗闲曹"局面已无法扭转,乾隆年间裁撤四译馆,将其与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在明朝中央官署中,四夷馆的多民族、多元文化面貌表现突出,考察四夷馆的师生群体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多元文化交往的真实状况。同时,四夷馆在教学、招生和日常管理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暴露的不足,对当下外语和民族语言教学也应有重要借鉴意义。
叶培兴[7]（2017）在《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临清,元代以前,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邑,自元代开会通河以来,经济开始有所发展,明代重新疏浚大运河并迁都北京以后,临清由于扼守漕粮进京的咽喉要道,在当时较为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名动四海的大型商业都会。临清发展繁荣的原因,除却靠近京杭运河这个因素,还跟国家政策,当时的社会总体经济形势,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有关。国家政策方面,永乐迁都,让临清居于京师与江南产粮地中间的位置,成为两地交流联系的必经要地;海禁政策,抑制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内陆贸易尤其是沿运河的贸易得以畸形繁荣;漕运政策中的一些具体规定,比如允许运丁沿途捎带贩卖一定量的私货,对运河经济的繁荣是一个重要刺激;对工商业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让长途贩运走向公开化,极大地减少了区域经济交流的障碍;清政府的力行“仁政”,在清代前期较好地实践了“藏富于民”的儒家政治理念,为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国家总体经济形势方面,物资生产的区域化,各个地区分工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在极大提高了物资生产规模以及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让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成为必要;在长期大规模的跨区域物资交流过程中,一些城镇因为各种原因逐渐成为四方商品交换的聚集地,临清因其地理位置和京杭运河赋予的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成为南至江浙,北达塞外,东及沿海,西到陕甘这一广阔区域内的商品交换中心。文化风俗方面,长期浸淫于工商致富的社会理念中,临清人不似山东其他地区的人那样力耕织,务功名,而是热衷于经商逐利。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通过率极低,绝大部分读书人皓首穷经一辈子,最后碌碌而终,而这些读书人又多为本地精英,因此科举制度对某些地区而言,可以说是“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投资,临清人弃科举而力工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本地人力的虚耗,又避免了本地精英因科举入仕而外流。明朝末年腐败的吏治,频仍的战乱,一度让临清走向衰落。清朝建立后,上述有利临清发展的加权因素并未消失,临清很快从衰落中恢复过来,多次路经临清的乾隆皇帝用“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1）来称赞临清的繁荣富庶。乾隆末期以后,由于人口暴增,加之清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王伦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宋景诗起义等多次农民暴动对临清造成了严重冲击,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北伐,“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2）,把锦绣临清几乎变成一片瓦砾,使其“百年间元气不复”（3）;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财政逐年吃紧,对京杭运河的修治心有余而力不足,京杭运河的通航条件越来越差,终至不可收拾,临清由京杭运河带来的地利因素慢慢丧失;与此同时,交通运输工具也正在进行变革,火车、轮船的轰鸣声开始响彻中华大地,铁运、海航逐渐成为人们出行和运输货物的首选,铁路沿线和沿海港口城市迅速崛起,被排挤在近代交通运输工具运行范围之外的临清却只能日渐没落。另外,临清的商业模式有着致命缺陷,严重依赖外籍商人,导致外籍商人因临清区位条件的下降而撤资时,支撑临清经济运行的基础竟然一下子就被掏空;转运贸易的高度发达,恰恰说明本地制造业基础的薄弱,临清优越的交通条件一丧失,转运贸易即难以为继,薄弱的本地制造业根本不能延缓临清衰落的速度;临清的经济腹地狭窄,且与临清的经济联系较少,又被周边的德州、东昌府、济南等大城市分割抢占,难以对临清城市经济起到有效的支撑作用。最后,临清的行政身份较低,最高时仅为一直隶州,辖县最多时仅3个,这使其不能像临近的东昌府那样,用行政手段管控其属下多个县区的经济资源,确保其本身不至于过度凋敝。于是,在上述多个原因的综合影响下,曾经千里大运河上最耀眼的明珠,曾经商贾云集,繁华锦绣的大都会临清,终于在古老帝国蹒跚迈入近代化的前夜,走向暂时的沉沦。临清的发展有其经验,临清的衰落有其教训,我们应从临清的兴衰史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争取早日实现临清的振兴,建设更加美丽繁荣的新临清。
闵永军[8]（2016）在《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元统治,建立汉民族政权大明王朝。太祖、成祖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生态,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明朝立国到成化初年,受这一时期文化生态的影响,文学作家作品成就有限。在传统文学史的概括中,往往把明初洪武至成化初期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沉寂时期;此时期有成就的传统文学创作,除了由元入明的宋濂、刘基、高启外,其余丰富的作家作品都大致忽略;对于盛行文坛半个世纪之久的台阁体诗文,并没有过多的介绍。作为一百来年的文学发展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忽视。无论怎样,明初这一时期的文学都为成化、弘治以后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准备。论文以“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为题目,以明初洪武至成化初年一百年左右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明代前期看似沉寂的文学,恰为后期文学的突变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样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论文重在探讨明初文化相关要素,对于文学何以如此生成、如此演进的作用与影响,以明初文学的个案研究,丰富了文学发生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文学规律研究的探讨。论文把明初文学划分为洪武时期文学、永乐至正统七年（1442）文学、正统八年（1443）至成化初文学三个阶段。明初文化是一个外延较大的概念范畴,在研究每一阶段文学演进的时候,选取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与文学演进相结合进行研究。绪论部分,为全文的总论。确定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介绍了论文研究目标与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上编,洪武征辟制度与文学演进研究。从征辟制度对文学演进的影响为切入点,研究洪武时期文学的发展演进轨迹。第一章,征辟制度的源流与明初的实施。征辟制度确立于汉代,在汉初较为盛行。唐宋建国初期都短暂实行过征辟制度,明清时期亦如此。然而明初洪武时期是一个特例。本章重点对洪武时期征辟制度的实施及复古文化背景进行了考论,发现洪武征辟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察举、荐举,具有自上而下、体现朝廷和皇帝意志的强大的征召特征。本时期,征辟人数之多、征辟对象之广泛,征辟方式之灵活都是空前绝后的。究其原因,明太祖恢复儒家政道传统、复古汉唐制度、强调民族大义的政治文化复古背景,是其实施征辟制度的背景。第二章,朝廷征辟与文学导向。明太祖基于迫切用人的新朝形势,力行征辟以适应经世致用的形势需要。在推行征辟制度的过程中,规定和引导着文学朝着歌颂太平盛世、着意讽谏、简直平实、豪壮博大的文风方向发展,但严酷的文化专制、越发严酷的征辟,使得文人失去出处自由与开放博大的心态,使得文学并没有朝着太祖规定的方向发展。第三章,洪武前期征辟与文学归汇于台阁。洪武前期,在征辟制度施行的背景下,大批文人进入朝廷台阁。文学理论方面出现了关于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的讨论,出现了“鸣国家之盛”的文学观和声宏气壮的台阁文学。刘仔肩的《雅颂正音》文学总集的编撰也是洪武初文学鸣盛主流的反映。第四章,征辟与洪武后期文学衰落。在征辟制度与文人命运的探讨上,重新梳理了征辟制度下高启在洪武初的命运轨迹,重新审视高启被杀的深刻原因。通过考察征辟与高启及同时期文人遭遇、征辟与戴良命运、征辟与洪武末年王宾等吴中三高士的关系三个案例发现,明初洪武时期文人与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迎合、融洽,到强迫敦促,到血腥杀戮、不惜自毁以竭力逃避的历史演变过程。洪武后期文学的衰落,表现在作家作品数量的急剧减少。征辟对文人命运带来的是毁灭性打击,文人零落,文坛凋零。另一方面,洪武时期科举的罢黜,使得适应新朝主流文学的新的作家队伍难以形成。洪武后期方孝孺等人功利化文学观,不利于纯文学创作环境的形成。中编,皇权专制与台阁体研究。把台阁体放在整个文学进程中来看,客观地对台阁体进行定性。从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之辩的论题来看,大多文人一入台阁,创作自然要向台阁文学转变,这是身处台阁的文人,在创作上对自我身份的自觉体认,因此台阁文学创作代不乏人,但历代台阁文学在整个文学环境中只占了较小的比例。永宣时期特殊的台阁文学“台阁体”,以压倒性优势掩盖盖了山林文学,可以说是台阁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较为极端的现象。第一章,皇权专制与台阁体文学选择的关系。皇权专制政策进一步推行,使得文人自觉遵循了颂圣鸣盛的创作道路。从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来看,江右文人的清和婉约的创作风格,以及洪武首科状元江西文人吴伯宗的台阁文风,成为杨士奇等人自觉的文学选择。第二章,永宣君臣相得与台阁体研究。论文着重研究了宣宗皇帝的台阁体创作。不同于传统文人抒怀志情的文学传统,作为帝王的明宣宗,其赋诗作文,具有面向天下国家的宏大的开放背景,创作场景属于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他的诗作时时流露雍容气象,无丝毫愁苦寒酸薄祚之态。赋记等文亦显露盛大气象,具有同时期台阁体平易舂容、典雅正大的典型特征。第三章,永乐二年（1404）进士群体与台阁体研究。永乐二年（1404）科举在明代科举史上具有科举史的典范意义。庶吉士培养制度规定了恢弘治道,黼黻太平的颂盛文学方向。他们参与应制赋颂、诗酒雅集,是台阁体创作的参与者与推动者。第四章,从台阁走向山林的李昌祺研究。在李昌祺的研究上,较为细致地研究了李昌祺的家世、生平,《运甓漫稿》的山林化与台阁风的创作。以《剪灯余话》之《何思明游酆都录》探讨了李昌祺的创作思想。下编,台阁政治的变异与台阁体衰落研究。从正统后期至成化初年,太监王振专权与随之而来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夺门事件等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使得处于政治中心的文人更迭频繁,造成社会文化价值混乱与世风、士风的扰乱,台阁体文学创作的环境背景失去,台阁体随之衰落。第一章,政治变动与台阁中心文学影响的削弱。政治的变动使得台阁体赖以存在的台阁政治背景缺失,台阁中心文学影响力缺失,台阁体颂圣鸣盛的时代氛围已不存在。文人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郭登、于谦、王越等人的创作独具特色。第二章,“景泰十才子”研究。从宣德时期开始,到正统、景泰、成化年间,“景泰十才子”的成员均有结社。景泰十才子大多以晚唐李商隐、宋初西昆体为诗风宗尚,有相近的文学趣味。“景泰十才子”文学创作,在明初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于,他们的创作出于台阁,而脱离了台阁体的范畴,求得了台阁体外山林文学的独立发展地位。一些成员如刘溥、汤胤绩等人身历土木堡之变,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歌唱。
衣若芬[9]（2016）在《玉堂天上:清宫旧藏明代“北京八景图”新探》文中指出题名为明代画家王绂所绘之"北京八景图"旧藏乾清宫,着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书成于1793）,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现存最早描绘"北京八景"的画作。卷前引首有胡广永乐十二年十一月所作序文,提及"北京八景图"有十三位文臣作诗112首,然今图存诗不全,且缺画家王绂题诗。本文尝试从朝鲜时代木板覆刻古籍,重新探讨此卷"北京八景图"。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奎章阁、成均馆大学尊经阁所藏,书名为《北京八景诗集》或《北京八景图诗》,为海内外罕见,是最为齐全的清宫旧藏"北京八景图"相关诗文。十三位永乐馆臣诗篇乃扈从明成祖赴北京,为绘制及附和邹缉提议的"北京八景"而作,并非为"北京八景图"写的题画诗。"北京八景图"依照的是王绂的诗内容,与杨荣解说的"北京八景"各景特色不尽相符。
哈恩忠[10]（2016）在《《阎崇年自选集》出版》文中研究指明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阎崇年着《阎崇年自选集》,2016年3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阎崇年研究明清历史及满学数十年,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该书共汇集作者明清历史及满学研
二、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论文提纲范文）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正定梁氏的源流发展 |
| 1.1 正定梁氏的由来 |
| 1.2 正定梁氏的发展 |
| 1.2.1 家族谱系 |
| 1.2.2 仕官经历 |
| 1.2.3 姻娅关系 |
| 第二章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与乡园文化 |
| 2.1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 |
| 2.1.1 重视宗族,强调家法 |
| 2.1.2 秉承孝悌,尊师重道 |
| 2.1.3 好学上进,刻苦勤奋 |
| 2.2 正定梁氏的乡园文化 |
| 2.2.1 移民文化 |
| 2.2.2 燕赵文化 |
| 第三章 梁梦龙生平着述及诗歌创作 |
| 3.1 梁梦龙生平交游 |
| 3.2 《赐麟堂集》与梁梦龙的诗歌创作 |
| 3.2.1 《赐麟堂集》诗歌主要题材 |
| 3.2.2 《赐麟堂集》诗歌风格特色 |
| 3.3 梁梦龙其他着述 |
| 3.3.1 《海运新考》 |
| 3.3.2 《史要编》 |
| 第四章 梁维枢生平着述及小说创作 |
| 4.1 梁维枢生平交游 |
| 4.1.1 梁维枢主要生平经历 |
| 4.1.2 梁维枢的交游 |
| 4.2 《玉剑尊闻》与梁维枢的小说创作 |
| 4.2.1 《玉剑尊闻》刊刻情况 |
| 4.2.2 《玉剑尊闻》创作特色 |
| 4.2.3 《玉剑尊闻》叙事风格 |
| 第五章 梁清标生平着述及其诗词曲创作 |
| 5.1 梁清标生平交游 |
| 5.1.1 梁清标生平主要经历 |
| 5.1.2 梁清标的交游 |
| 5.2 《蕉林诗集》与梁清标的诗歌创作 |
| 5.2.1 蕉林书屋与《蕉林诗集》 |
| 5.2.2 《蕉林诗集》刊刻情况 |
| 5.2.3 《蕉林诗集》主要题材 |
| 5.2.4 《蕉林诗集》风格特色 |
| 5.3 《棠村词》与梁清标的词作创作 |
| 5.3.1 《棠村词》刊刻情况 |
| 5.3.2 《棠村词》价值影响 |
| 5.3.3 《棠村词》主要题材 |
| 5.3.4 《棠村词》风格特色 |
| 5.4 《棠村乐府》与梁清标的散曲创作 |
| 5.4.1 《棠村乐府》抄本基本情况及小令、套数辨析 |
| 5.4.2 《棠村乐府》主要题材 |
| 5.4.3 《棠村乐府》风格特色 |
| 第六章 明清正定梁氏文化与文学传承 |
| 6.1 秉承家法,绵延家学 |
| 6.2 世敦孝友,常怀敬畏 |
| 6.3 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福州林浦林氏家族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上篇: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研究 |
| 第一章 林浦林氏家族之渊源、世系与屋舍 |
| 第一节 林氏始祖入闽考 |
| 第二节 明代林氏家族世系研究 |
| 第三节 明代林氏宅第园林考 |
| 第二章 明清林浦林氏科举考论 |
| 第一节 关于林氏的戎籍问题 |
| 第二节 林氏家学之渊流探讨 |
| 第三节 射房林火奇一脉的科举人生 |
| 第三章 明代林浦林氏姻亲考 |
| 第一节 善择姻亲续书香 |
| 第二节 姻亲圈的维护与重组 |
| 第四章 林燫与嘉靖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关系考 |
| 第一节 林燫与严嵩的关系 |
| 第二节 林燫与徐阶的关系 |
| 第三节 林燫与张居正的关系 |
| 下篇:明代福州林浦林氏文学研究 |
| 第五章 明清林浦林氏家族着作版本考 |
| 第一节 明清林氏家族着述考 |
| 第二节 明代林氏家族诗文集版本考异 |
| 第六章 林瀚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林瀚与茶陵派 |
| 第二节 林瀚的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林瀚的制义文与古文创作 |
| 第七章 林庭机诗文研究 |
| 第一节 林庭机诗歌研究 |
| 第二节 林庭机古文研究 |
| 第八章 林燫诗文研究 |
| 第一节 林燫诗歌研究 |
| 第二节 林燫古文研究 |
| 第九章 林烃诗文研究 |
| 第一节 林烃与闽中诗派 |
| 第二节 《覆瓿草》的基本风貌 |
| 第三节 林烃奏疏文研究 |
| 第十章 明代林浦林氏家族文学观及其文学面貌 |
| 第一节 温柔敦厚的文学观 |
| 第二节 清新自然的诗风 |
| 结论 |
| 附录1 林浦行宫与南宋海上行朝 |
| 附录2 表 10:明清林浦林氏科第表 |
| 附录3 林浦林氏诗文辑佚 |
| 附录4 林瀚年谱 |
| 附录5 林庭机、林燫、林烃父子年表 |
| 附录6 东林宫保祠祠田表 |
| 附录7 图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明代四夷馆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创新预期与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四夷馆的设立、方位与招生情况 |
| 第一节 四夷馆的设立 |
| 第二节 四夷馆的方位 |
| 第三节 四夷馆招生情况 |
| 第二章 四夷馆的教师 |
| 第一节 明初情况:元朝的多民族遗产 |
| 第二节 外籍教师:源头活水 |
| 第三节 起到负面作用的教师 |
| 第三章 四夷馆各分馆事务分派情况 |
| 第一节 各分馆事务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师生人数多寡不一 |
| 第三节 四夷馆在清代的衰落与废除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论文选题理由 |
| 1. 学术价值 |
| 2. 现实意义 |
| （二） 学术史概述 |
| （三） 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 重点 |
| 2. 难点 |
| 3. 创新点 |
| 一、临清的兴起与发展 |
| （一） 明代临清的兴起 |
| （二） 繁荣的临清 |
| 1. 临清工商业 |
| 2. 临清人口 |
| 3. 临清文化 |
| 二、临清繁荣的原因探析 |
| （一） 京杭运河 |
| 1. 明代会通河的疏浚 |
| 2. 运河与临清 |
| （二） 国家政策 |
| 1. 永乐迁都 |
| 2. 海禁政策 |
| 3. 漕运政策 |
| 4. 对工商业和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 |
| 5. 清代施政中的“仁政”原则 |
| （三）国家总体经济形势 |
| 1. 物资生产的区域化 |
| 2. 商品交流的集中化 |
| （四）文化因素 |
| 三、临清的衰落 |
| （一） 明代中后期与清代中后期的吏治腐败 |
| 1. 明代中后期 |
| 2. 清代中后期 |
| （二） 明末清初与清代中后期的战乱 |
| 1. 明末清初 |
| 2. 清代中后期 |
| （三） 京杭运河的淤塞 |
| 1. 财政吃紧 |
| 2. 京杭运河的淤塞 |
| （四）近代交通工具的变革 |
| （五） 临清商业模式的缺陷 |
| 1. 严重依赖外籍商人和转运贸易 |
| 2. 经济腹地狭窄 |
| （六）行政因素 |
| 1. 临清驻军及衙署的裁撤 |
| 2. 临清较低的行政定位 |
| 四、临清盛衰的启示 |
| （一） 临清兴盛之经验 |
| （二） 临清衰落之教训 |
| （三） 临清未来之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古文献及地方志 |
| 二、专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国外资料 |
| 五、网页资料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8）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与对象 |
| 二、研究思路与目标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论题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上编 洪武征辟制度与文学演进研究 |
| 第一章 征辟制度的源流与明初的实施 |
| 第一节 明初征辟制度考论 |
| 第二节 洪武征辟制度的政治、文化复古背景论 |
| 第二章 朝廷征辟与文学导向 |
| 第一节 行征辟以适应形势需要 |
| 第二节 重德轻文的文学指向 |
| 第三节 理想的文风与严酷文化专制 |
| 第三章 洪武前期征辟与文学归汇于台阁 |
| 第一节 洪武前期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之论 |
| 第二节 “鸣国家之盛”文学观的萌芽 |
| 第三节 声宏气壮的台阁文学一度兴起 |
| 第四节 《雅颂正音》与颂世文风 |
| 第四章 征辟与洪武后期文学衰落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征辟与洪武文人命运关系探讨 |
| 第三节 洪武后期文学衰落原因探微 |
| 中编 皇权专制与台阁体研究 |
| 第一章 皇权专制与台阁体文学选择的关系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台阁体的思想文化专制背景论 |
| 第三节 台阁体形成的文学基础 |
| 第二章 永宣君臣相得与台阁体研究 |
| 第一节 君臣相得与台阁风气的形成 |
| 第二节 内阁辅臣之间相与之情与创作的相互影响 |
| 第三章 永乐二年(1404)进士群体与台阁体研究 |
| 第一节 永乐二年(1404)进士群体的文化意义 |
| 第二节 永乐二年(1404)进士群体对台阁文风的推动 |
| 第四章 从台阁走向山林——李昌祺研究 |
| 第一节 家世生平研究 |
| 第二节 诗词集《运甓漫稿》研究 |
| 第三节 《剪灯余话》研究 |
| 下编 台阁政治的变异与台阁体衰落研究 |
| 第一章 政治变动与台阁中心文学影响的削弱 |
| 第一节 政治变动与台阁体颂盛政治背景的缺失 |
| 第二节 台阁文学的衰落 |
| 第二章 “景泰十才子”研究 |
| 第一节 “景泰十才子”结社的过程、基础 |
| 第二节 “景泰十才子”结社的文学史意义——台阁渐弱,山林彰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南京城墙石城门及其保护利用[D]. 马陈城.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3]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D]. 李雪铭. 河北大学, 2020(08)
- [4]明代福州林浦林氏家族与文学研究[D]. 魏宁楠.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康有爲七上皇帝书:背景与志趣[J]. 马勇. 中国文化, 2018(01)
- [6]明代四夷馆新探[D]. 李文颖. 南京大学, 2017(09)
- [7]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D]. 叶培兴.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1)
- [8]明初文化与文学演进研究[D]. 闵永军. 扬州大学, 2016(12)
- [9]玉堂天上:清宫旧藏明代“北京八景图”新探[J]. 衣若芬. 故宫学刊, 2016(01)
- [10]《阎崇年自选集》出版[J]. 哈恩忠. 历史档案,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