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政策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林露[1]（2021）在《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长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增发国债以满足大幅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需求是重要的财政举措。随着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增多、我国国内对扩大内需的重视度提升,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将如何被使用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里,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作为重要影响机制之一,是评估国债效应、制定国债政策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私人部门投资范围的扩大和重要性的提升,国债对其产生的效应将更加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作梳理后,本文首先论述了国债相关理论以及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机制,为全文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梳理了我国国债配合财政政策的发行历史,总结我国国债的总体情况,也为后文的因素分析提供依据。再次,利用1981—2017年的数据,利用VAR模型作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并结合传导路径和影响机制作因素分析。最后对论文研究作结论,提出关于国债与私人部门投资关系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构造VAR模型识别私人部门投资面对国债冲击的响应,实证结果显示国债冲击对私人部门投资有正负来回波动但都十分微弱的影响。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方差分解结果也显示国债变动对私人部门投资变动的贡献度很低。总的来看,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没有明显的挤出或拉动作用。本文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入手作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我国,国债不具有挤出私人部门投资的条件。（1）国债会被认为是拥有可观利息收入的净财富;（2）通过对就业率以及金融机构存贷款关系的分析,认为我国国债的发行不会挤占私人部门投资所需资金;（3）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还没有畅通的传导机制,国债的发行不会显着推动利率上升。第二,从短期看,由于我国公共资本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重点使用方向在于农业和公用事业等基础性、公共性领域,根据产业波及理论的计算,这些产业领域的短期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对这些产业的投入在短期内带动的私人部门投资相对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公共资本弥补了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创造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优化了整体经济环境和私人部门投资环境。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重视国债运行的稳定性;优化国债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注重放大国债的乘数效应。
刘春紫[2]（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王曼[3]（2020）在《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要破解资金约束、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离不开政府债务手段。但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潜在风险,可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地方政府债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得失,一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成因复杂,其本质是一种体制现象,它既彰显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央地之间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举债是中国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举债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近年来,不论是处于经济扩张周期还是紧缩周期,地方政府都具有扩大投资性财政支出、进行债务融资的冲动,呈现出了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这无疑突显了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紧迫性。对日本而言,地方债是战后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补充,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自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一部分原来由国家承担的事务需要由地方自治体承担,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融资压力。面对经济萧条压力与财政收支增速差的扩大,日本地方政府把增发地方债作为配合中央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使得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攀升。2018年末,日本GDP总量为4.97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国家债务却高达1100万亿日元（近10万亿美元）,负债率200%。相对于居高不下的日本国债而言,日本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科学的规模控制标准,不断强化地方债的发行管理、运行管理和风险管控,2000年以后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直维持在200万亿日元左右,地方政府债券的年发行额也基本保持平稳,地方政府债务初步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而避免了将债务规模过大风险传递到经济增长上。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当前面临两大压力,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二是地方债放量发行加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因此,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打好攻坚战,就必须在研判中国地方债态势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吸取教训,避免地方债问题演化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灰犀牛”。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内容展开:（1）在明确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债务的一般理论入手,以经济增长为视角对地方政府的举债原因、适度规模和债务管理理论进行回顾。借助拓展后的IS-LM模型与巴罗模型、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厘清地方政府债务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机制,为适度债务规模的测算铺垫坚实的理论基础;（2）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战后日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入手,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长期博弈中,揭示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在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动态变化特征,挖掘地方债发行与经济增长阶段间的规律性,为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现实基础;（3）在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结合日本都道府县地方债的分布特征,对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其次,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市场经济发展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第三,以巴罗模型为基础,从长期维度建立二次项模型。运用迭代法中的梯度下降法对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二者间关系进行数据拟合,实现多次函数关系的回归,同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原理,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最后,通过动态面板门槛方法,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门槛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探寻适度规模;（4）进行分析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控措施。其在发行、运行和风险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将为中国把握债务管理与稳增长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5）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尤其是从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债务期限、债务规模与地区间差异等方面,为中国地方债务适度规模的控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以下命题:（1）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2）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为“倒U型”关系。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命题进行了论证,结果表明:第一,战后日本地方债的爆发式增长均与应对财政危机、服务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日本利用地方债务配合财政杠杆干预国家经济,对公共事业投资,创造了市场需求,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本文收集并整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5年日本34个都道府县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经济增长为非线性关系,呈“倒U型”,梯度下降法下运用Python软件拟合的负债率最优解介于20%—25%之间,门槛模型测得债务阈值为23.7%,表明适度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损害稳态经济增长;除此之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高校教育的投入,仍然是目前拉动日本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少子高龄化的时代,政府消费仍是提振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但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逐渐弱化。东京圈、关西圈和名古屋圈这三大都市圈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较低,三大都市圈外的地区受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更为明显,表现出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三,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规模与用途等较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增长,与日本行之有效的债务规模管理措施密切相关。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丰富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研究。通过剖析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分配的长期博弈,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动态特征与规律性,体现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密切相关性;二是融合了多种经验分析方法。利用梯度下降法原理并借助Python软件较为直观的可视化优势,模拟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效果;再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计量检验,更增强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控经验的说服力;三是补充了实证领域中,关于日本地方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并将门槛模型应用于探寻其适度规模上。
付娅迪[4]（2020）在《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2020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指出,截止2019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债务为252.6万亿美元,全球债务/GDP为322%,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全球范围内,公共债务负担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其中日本的政府债务问题最为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日本一般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37%,政府债务率位列世界首位。长期以来,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努力改善财政和债务状况,但是始终效果甚微。作为全球最大债务负担国,日本政府债务是否可持续,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对一国控制债务规模,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在全球范围内缓解政府债务负担提供借鉴。本文总结和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府债务及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日本居民部门储蓄充足、国债收益率低以及财政赤字持续增加是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庞大的主要原因,并指出日本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研究日本各个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总结了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且选取相关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分析日本财政状况及债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政脆弱,政府债务危机严重。为了进一步得出日本债务上限,本文根据日本政府债务的动态假设,给定债务约束上限,通过计算从现在到未来较长时间内的政府债务/GDP、居民部门金融资产/GDP等指标,得出日本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结论。本文估计日本政府净债务率将在2029年达到最大值,最大净债务率为262%。2029年之后,日本净债务率将超过最大净债务率,日本政府债务将不可持续。最后,本文对日本政府债务进行总结,并从日本财政经验中得到中国政府债务管理的启示。
莫凡[5]（2020）在《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有文献关于地方债规模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成因、发展和财政可持续性下的最优规模计算。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又转变为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债务规模适度性研究,多篇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一个门槛值,当债务规模小于该值时,地方政府债务能够实现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债务规模超过该值则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性作用。由此推出一个具体的数值作为债务存在合理性的标准,依此作为抑制地方政府举债依据,并划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找出各个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门限值。这种简单明了的逻辑描述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的正向和负向的作用,强调了债务风险。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一般作用,但是在地方政府债务对投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上研究不足。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政府力推“新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提出经济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仍能通过投资和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另外,研究政府因素的异质性也有助于调整政府上下级之间关系以及改进政府自身能力应对政府债务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因此,引出三个问题:1.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是否仍有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实现?3.除了区域异质性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效果?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的内生性增长模型,分析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稳态条件下,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显着促进作用。而后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地级市的地方政府债券作为显性债务代理变量、城投债作为隐性债务代理变量进行研究,检验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利用变换核心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渠道,从地区投资率和地区全要素增长率两个方面刻画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两者的影响。第三,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异质性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地级市地方政府因财政体制约束和自身财政资源约束而存在异质性,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的地级市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基于财政体制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和地区竞争压力因素、财政资源中的突破预算约束能力因素、金融分权能力因素和金融发展水平因素异质性条件下检验了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对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采用显性债务指标和隐性债务指标,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系统GMM回归后发现,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在2010-2016年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是并未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显着的临界值。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推论。并以数据和实证分析证明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的经济增长仍有促进作用。第二,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提升了地区投资率,积累资本存量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提高地区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提高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数据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能够通过促进地方投资和改变地区技术进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第三,讨论了异质性问题。从地方政府受到的财政体制约束和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资源约束分析政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以财政分权因素和地区竞争压力因素为指标的财政体制异质性下,地方政府的对财政支出的支配权越高,对财政支出的自主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越大;地区受到的发展压力越大,GDP排名与标尺差距越远,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影响越大。以预算外土地出让收入、金融发展水平因素和金融分权水平因素为指标的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异质性下,地区土地出让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干预越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债务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另外发现,地区竞争压力与金融分权因素对2014年后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作用不显着,可能是债务限额管理的作用。可见,除了受到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外,地方政府受到的财政体制约束和财政资源约束也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影响。本文主要的创新:（1）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已有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其目的是为解决债务高企的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增长的难题。缺乏对全球金融危机下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系统性研究。现有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争议。本文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整体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增速超过中央政府债务的客观事实,对城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有关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实证文献。（2）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债务-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不足。已有文献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缺乏更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债务与地区经济发展传导机制的研究。本研究将地方债务、地区投资率增长、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在内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机结合。从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拉动地区投资率和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对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弥补大多数实证研究角度过于单一的缺陷。（3）考虑了地方政府债务中的地方政府存在的异质性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债务中债务本身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多侧重于空间地理区域的差异。本研究聚焦于地方政府的异质性,从财政体制约束和财政资源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不同影响因素下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对理顺政府间关系以及调动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发挥二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有更好的指导作用。（4）样本数据更全面丰富,相对于已有研究中地方政府债务多采用各种代理变量,如“招拍挂”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等等,本研究采用财政部公开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及经过整理的wind数据库中“城投债”数据,并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进行深入研究,数据更为准确全面;并且研究对象选择了地级市层面,相对于省级债务的研究更加深入。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地级市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水平及其作用机制。不仅从理论上弥补相关研究的缺陷,在现实中为新一轮的新基建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实证经验;也为理顺政府上下级之间关系和合理利用政府自身财政资源上提供了现实证据。
龙俊鹏[6]（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龙小燕[7]（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晗[8]（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孙焓炜[9]（2012）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也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为抵御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动荡,政府重启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实施的侧重于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此轮积极财政政策以“减税”和“增支”为主要内容,在这种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初显成效,但是通货膨胀风险也开始浮现。回顾中国经济始于2003年的上升期以及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逆转,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由此浮出。为何中国本轮通货膨胀始终是“结构性上涨”?为何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CPI骤然加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但是货币超发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表征,本文将从积极财政政策的角度探究通货膨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Friedman曾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从政策制度上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问题是何为通货膨胀?判定标准是什么?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机理和治理的策略,货币主义者与财政主义者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财政主义者则认为财政政策性质的决定了通货膨胀是否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们认为当政府采取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时,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新古典综合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没有风险。只有当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发挥出来之后,才存在诱发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将成为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Woodford（2001）认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果政府采取非李嘉图性财政政策,则不能搭配积极的货币政策,而应该选择被动型的货币政策。第二层含义是积极货币政策搭配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放弃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组合。第三层含义是将第二层含义进行完善,将始终位于通货膨胀目标附近的局部唯一解变成全局唯一解。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当通货膨胀水平很高时,央行将迅速提高利率,排除通货膨胀的螺旋性上涨风险；当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政府将履行赤字政策,排除通货紧缩危险。所以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回顾200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2008年至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至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组合符合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吗?如果不符合,可能的后果怎样?若经济中潜在产出接近实际产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的产生,但“潜在产出”并不是一个常量,实证方法求出来的只不过是描述已经发生的“潜在产出”,并不能反映未来方向上的“潜在产出”。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变更、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可能改变“潜在产出”。这便是我们提出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潜在产出是否发挥?赤字财政政策的容量究竟有多大?当前情势下,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动荡,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众多渠道影响中国经济。而在国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会慢慢显现。因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增支”、“减税”对收入支出结构的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决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的研究提供一个既具备理论基础又包含实证基础的坚实框架,并得出以下结论。（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归结为适应性通货膨胀,现期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前期通胀的滞后影响,尤其在其与产出缺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中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社会总需求逐渐超出社会总供给,存在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风险。而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国内通货膨胀存在的情况下实施的,使用不当将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本文通过价格水平决定的财务理论（FTLP）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是否引起通货膨胀现象更多的还是应该取决于其政策的选择,如果政策是非李嘉图式财政政策,那么通货膨胀现象将是一种财政现象。对中国现阶段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李嘉图等价不成立,且不会对经济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会造成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滞后2期时最为突出。（3）中国的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存在波动性,但其波动性并不是很大,不存在实际产出长期大于或者小于潜在产出的状况,而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因果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产出缺口再次由负缺口向产出正缺口转变,由于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将会加大。（4）本文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财政支出规模与通货膨胀有着正相关关系,而税收则与通货有着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或减税额度超过一定限度,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
王宇[10]（2012）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财政政策的历史进程中，缘由外部冲击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共有两次。第一次要追溯到1998年，我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第一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这一次实施长达7年，到2005年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二次是在2008年底，为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再一次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并迅速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等。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其它宏观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实现了企稳回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通货膨胀等风险问题。由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性，包括挤出效应、债务风险也可能逐渐显现。因此，在国内外形势仍处于复杂之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要防范挤出效应、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等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对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挤出效应和风险效应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和完善的具体对策。本文先是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作了总体阐述，然后对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实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包括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和其间的稳健财政政策。从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措施上作了比较，总结了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与问题。接下来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对经济效应的分析与评价。一是对增长效应的分析，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自1998年以来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来实现的，且政府购买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显着。这一时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效应明显，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通过乘数效应分析，从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到了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出现减弱。二是对挤出效应的分析，包括通过IS-LM模型和拉姆赛模型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民间投资增长率和政府购买支出增长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并未表现出是由利率上升引起的，而是直接体现为政府支出扩张对民间投资形成的资金上的竞争，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机制还不健全，央行利率的变化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起到指示信号的作用。因此，拉姆赛模型所描述的关系更符合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民间投资的实际情况。三是对通货膨胀风险的分析，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论，检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与物价水平的上升从长期看是正相关关系，但物价水平的上升有两年左右的滞后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都有影响，只不过财政政策的影响和货币政策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四是对债务风险的分析，包括对债务风险指标测算的静态分析以及对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的动态分析。虽然静态指标的国际标准线只是经验数据，但从财政偿债能力的角度——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两个指标来看则我国当前存在着偿债能力的债务风险。本文最后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并提出了调整和完善的具体对策。可以说，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的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挤出效应、通货膨胀风险和债务风险。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调整投资方向、推进税制优化、扩大消费需求、调动民间投资、稳定物价水平、加强国债管理六大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政策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政策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关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研究 |
| 1.2.2 国内关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点 |
| 1.4.2 论文不足点 |
| 2 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 国债概念界定与功能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国债功能 |
| 2.2 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于国债经济效应的观点演变 |
| 2.3 国债影响私人部门投资的理论与相应传导机制 |
| 2.3.1 净财富效应 |
| 2.3.2 挤出效应 |
| 2.3.3 公共投资效应 |
| 3 1981—2019 年财政政策中的国债发展历程与影响 |
| 3.1 1981—2019 年经济与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国债发行情况 |
| 3.1.1 1981—1993 年:国债发行与减税让利相配合 |
| 3.1.2 1994—2004 年:国债发行弥补基础设施短板 |
| 3.1.3 2005—2014 年:国债发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事业发展 |
| 3.1.4 2015 年至今:国债发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
| 3.2 我国特别国债的发行历史与影响 |
| 3.2.1 1989—1991 年特种国债 |
| 3.2.2 1997 年第一次特别国债发行 |
| 3.2.3 1998—2004 年长期建设国债 |
| 3.2.4 2007 年第二次特别国债发行 |
| 3.2.5 2020 年第三次特别国债发行 |
| 4 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选取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私人部门投资对国债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3.2 方差分解分析 |
| 4.3.3 实证小结 |
| 5 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因素分析 |
| 5.1 国债发行前居民的财富心理效应 |
| 5.2 国债的挤出效应机制分析 |
| 5.2.1 国债发行时对私人部门投资不构成资金挤占 |
| 5.2.2 国债发行后不会显着推动利率上升 |
| 5.3 国债使用后的效应分析——基于产业波及理论 |
| 5.3.1 产业波及数据测算 |
| 5.3.2 产业波及数据分析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重视国债运行的稳定性 |
| 6.2.2 优化国债的使用方向与结构 |
| 6.2.3 注重国债的乘数效应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研究 |
| 1.2.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 |
| 2.1.2 地方政府债务 |
| 2.1.3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4 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的界定 |
| 2.2 地方政府举债原因及适度规模理论 |
| 2.2.1 公共物品与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古典学派的适度负债理论 |
| 2.2.3 李嘉图等价定理 |
| 2.2.4 公共选择学派的适度负债理论 |
| 2.3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 |
| 2.3.1 凯恩斯学派及IS-LM模型扩展 |
| 2.3.2 新经济増长理论 |
| 2.3.3 巴罗模型及其拓展 |
| 第三章 日本央地财政关系下的地方债发展历程 |
| 3.1 日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1.1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与支出结构 |
| 3.1.2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划分与收入结构 |
| 3.1.3 租税调整与地方财政收支变化 |
| 3.2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来的地方债发展 |
| 3.2.1 高速增长时期地方债发行剧烈震荡 |
| 3.2.2 石油危机下地方债呈爆发式增长 |
| 3.2.3 泡沫经济时期地方债稳中有降 |
| 3.2.4 长期萧条时期地方债迅速攀升 |
| 3.2.5 全球金融危机后地方债总量趋稳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视角下日本地方债适度规模的实证分析 |
| 4.1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直观分析 |
| 4.1.1 日本都道府县地方债分布特征 |
| 4.1.2 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 |
| 4.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4.2.1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2.2 数据的选取与检验 |
| 4.2.3 脉冲响应 |
| 4.2.4 结果分析 |
| 4.3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4.3.1 构建研究模型 |
| 4.3.2 变量定义与描述 |
| 4.3.3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4.3.4 计量结果分析 |
| 4.4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门槛特征 |
| 4.4.1 模型的设定 |
| 4.4.2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4.4.3 实证结果与结论 |
| 第五章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管控措施 |
| 5.1 规范的发行制度 |
| 5.1.1 从审批制到协商制 |
| 5.1.2 运用地方债计划控制规模 |
| 5.1.3 明确规定地方债用途 |
| 5.2 市场化的运行模式 |
| 5.2.1 债务发行方式市场化 |
| 5.2.2 债务融资来源多元化 |
| 5.3 严密的风险控制 |
| 5.3.1 对流通渠道进行监管 |
| 5.3.2 设立偿债准备金制度 |
| 5.3.3 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和重组机制 |
| 第六章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
| 6.1 完善财政制度与创新财政体制 |
| 6.1.1 明确政府间财权事权 |
| 6.1.2 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 |
| 6.1.3 健全准备金偿付制度 |
| 6.1.4 成立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
| 6.2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与监管 |
| 6.2.1 强化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制度 |
| 6.2.2 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债务期限的关系 |
| 6.2.3 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地区间差异的关系 |
| 6.2.4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预警响应机制 |
| 6.3 加快市场与相关保障制度建设 |
| 6.3.1 推进市场化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 |
| 6.3.2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保障机制 |
| 6.3.3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
| 6.3.4 加大违约惩戒机制实施力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及相关概念界定 |
| 2、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论 |
| 3、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相关文献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二、日本政府债务 |
| (一)日本财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二)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大的原因 |
| 1、日本居民部门储蓄充足 |
| 2、国债收益率低 |
| 3、财政支出规模庞大 |
| 4、税收增长缓慢 |
| 5、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 |
| (三)日本政府债务潜在风险 |
| 三、日本财政支出政策及其经济效果 |
| (一)日本财政支出政策 |
| 1、经济增长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1965-1990 年) |
| 2、经济停滞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1991-2001 年) |
| 3、缓慢复苏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2002-至今) |
| (二)日本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 |
| 1、经济增长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1965-1990 年) |
| 2、经济停滞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1991-2001 年) |
| 3、缓慢复苏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2002-至今) |
| 四、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基本状况分析 |
| (一)日本赤字率和赤字依存度 |
| (二)日本国债负担率和国债依存度 |
| (三)日本国债清偿率 |
| (四)小结 |
| 五、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预测模型分析 |
| (一)日本政府债务率 |
| (二)日本居民部门金融资产 |
| (三)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预测分析 |
| 六、结论和启示 |
| (一)结论 |
| (二)日本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1、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 |
| 2、合理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
| 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概念的界定 |
| 1.2.1 异质性概念及其衍生 |
| 1.2.2 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
| 1.2.3 公共债务、政府性债务与政府债务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热点与趋势 |
| 2.1.1 国内地方政府债务研究热点与趋势 |
| 2.1.2 国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
| 2.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2.3 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 |
| 2.4 影响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素研究 |
| 2.5 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
| 2.6 研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回溯 |
| 3.1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发展的历程及演变 |
| 3.1.1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展(1949-1978) |
| 3.1.2 改革开放后至分税制改革前(1978-1994) |
| 3.1.3 1994年预算法与新预算法之间的探索(1994-2014) |
| 3.1.4 新预算法发行后至今(2015——) |
| 3.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差异事实 |
| 3.2.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纵向差异事实 |
| 3.2.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横向差异事实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理论解释与研究假说 |
| 4.1 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1.1 理论模型构建 |
| 4.1.2 稳态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渠道 |
| 4.2.1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投资 |
| 4.2.2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技术进步 |
| 4.3 地方政府的异质性影响地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3.1 财政体制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3.2 财政资源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债务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5.1 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
| 5.1.1 实证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投资驱动 |
| 5.2.1 模型设计和变量分析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技术驱动 |
| 5.3.1 模型设定以及计量方法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因素研究 |
| 6.1 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1 财政体制因素的选取 |
| 6.1.2 模型设定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 财政资源与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财政资源因素的选取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 1.3.1 结构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 3.2.1 模型设计 |
| 3.2.2 模型假设 |
| 3.2.3 变量选择 |
| 3.2.4 模型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图目录 表目录 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定位 |
| 1.3.2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1.3.3 中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研究 |
| 1.3.4 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2 文献综述 |
| 2.1 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与特征 |
| 2.1.1 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 |
| 2.1.2 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 |
| 2.2 通货膨胀风险 |
| 2.2.1 通货膨胀的涵义与传导机制 |
| 2.2.2 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货膨胀 |
| 2.2.3 中国的通货膨胀 |
| 2.3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2.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2.3.2 税收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 |
| 2.3.3 分权体制下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3.4 政府债务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3.5 政府公共服务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4 小结 3 积极财政政策理论框架 |
|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本理论框架 |
| 3.1.2 收入-产出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 |
| 3.1.3 IS-LM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 |
| 3.1.4 AS-AD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 |
| 3.2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3.2.1 充分就业时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
| 3.2.2 严重失业时积极财政政策 |
| 3.2.3 稳定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 |
| 3.3 中国财政政策的特点 |
| 3.3.1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演进 |
| 3.3.2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特征 4 基于中国数据的通货膨胀理论分析 |
| 4.1 通货膨胀理论 |
| 4.1.1 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 |
| 4.1.2 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 |
| 4.2 中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算 |
| 4.2.1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涵义与估算思路 |
| 4.2.2 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三种不同估算方法 |
| 4.2.3 小结 |
| 4.3 基于产出缺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 |
| 4.3.1 基于产出缺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 |
| 4.3.2 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估计 |
| 4.4 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1 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 |
| 4.4.2 中国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 |
| 4.5 小结 5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 |
| 5.1 积极财政政策通胀风险的传导机制 |
| 5.1.1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引起通货膨胀 |
| 5.1.2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 |
| 5.2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检验 |
| 5.2.1 李嘉图等价定理定义和检验 |
| 5.2.2 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
| 5.3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检验 |
| 5.3.1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理论 |
| 5.3.2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检验 |
| 5.4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测量 |
| 5.4.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总体风险 |
| 5.4.2 总需求视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5.5 小结 6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风险的实证研究 |
| 6.1 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1.1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6.1.2 财政赤字债务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6.2 财政支出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3 税收政策及其对通货膨胀的作用 |
| 6.4 总供给视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5 小结 7 结论与政策调整建议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调整 |
| 7.2.1 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
| 7.2.2 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致谢 附件 |
（10）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结构安排与基本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第3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 |
| 3.1 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1.1 财政及其职能 |
| 3.1.2 财政政策概述 |
| 3.1.3 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
| 3.1.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
| 3.2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 |
| 3.2.1 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3.2.3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 第4章 金融危机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实施 |
| 4.1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1998 年-2004 年 |
| 4.1.1 宏观经济背景 |
| 4.1.2 主要措施及效果 |
| 4.1.3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
| 4.1.4 从积极干预到中性稳健：2005 年-2008 年 |
| 4.2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2009 年至今 |
| 4.2.1 宏观经济背景 |
| 4.2.2 主要措施及效果 |
| 4.3 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 |
| 4.3.1 政策出台的背景比较 |
| 4.3.2 政策的主要措施比较 |
| 第5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 |
| 5.1 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
| 5.1.1 扩大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 |
| 5.1.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 |
| 5.2 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效应 |
| 5.3 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
| 5.4 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
| 5.4.1 IS-LM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5.4.2 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 5.4.3 积极财政政策乘数和效应的测算 |
| 第6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6.1 挤出效应的形成与类型 |
| 6.2 挤出效应的第一个分析角度：IS-LM 模型 |
| 6.3 挤出效应的第二个分析角度：拉姆赛模型 |
| 6.4 判断挤出效应的数据分析与实证分析 |
| 6.4.1 数据分析 |
| 6.4.2 实证分析：政府购买支出对民间投资影响的协整检验 |
| 第7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 7.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7.1.1 通货膨胀的成因 |
| 7.1.1.1 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解释 |
| 7.1.1.2 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 |
| 7.1.1.3 结构性通货膨胀 |
| 7.1.2 通货膨胀的影响 |
| 7.1.2.1 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
| 7.1.2.2 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 |
| 7.1.3 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
| 7.1.3.1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
| 7.1.3.2 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
| 7.2 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风险分析 |
| 7.2.1 债务风险指标分析 |
| 7.2.1.1 债务风险指标体系 |
| 7.2.1.2 我国当前债务风险指标测算 |
| 7.2.2 国债负担率与赤字率的动态模型：基于国债可持续性的分析 |
| 第8章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8.1 增长效应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
| 8.1.1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 |
| 8.1.2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受低边际消费倾向制约 |
| 8.2 挤出效应及其原因 |
| 8.3 通货膨胀及其原因 |
| 8.4 债务风险及其原因 |
| 第9章 完善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 |
| 9.1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走势 |
| 9.2 完善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 |
| 9.2.1 调整投资方向 |
| 9.2.2 推进税制优化 |
| 9.2.3 扩大消费需求 |
| 9.2.4 调动民间投资 |
| 9.2.5 稳定物价水平 |
| 9.2.6 加强国债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政策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D]. 林露.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D]. 王曼. 河北大学, 2020(02)
- [4]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D]. 付娅迪. 外交学院, 2020(08)
- [5]政府异质性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莫凡.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8]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9]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D]. 孙焓炜. 武汉大学, 2012(05)
- [10]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D]. 王宇. 辽宁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