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七中全会到八中全会（论文文献综述）
何敬文,李放[1]（2014）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提出的。由于该提法与斯大林的有的观点有冲突,由此引申出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无助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八大以后被毛泽东所否定。毛泽东透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该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立论基础和核心内容。
岳奎[2]（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着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3]（198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初稿)》(专辑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从宝鸡到成都的宝成铁路正式通车。这条铁路贯穿陕、甘、川三省,全长六百六十八公里,是连结我国西北和西南的交通干线。上旬中央召开杭州会议,讨论了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以及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十一日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提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个政治问题,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经济工作中急燥冒进的“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另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工作方法问题,讨论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问
郭小蕙[4]（1999）在《郭小川日记（1957·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贺培[5]（2017）在《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文中认为政治目标是政治主体通过实施政治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这种目标或曰目的蕴含着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这些目标和价值追求归根到底是由其产生时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自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现代化成为各国政治无法回避的目标。新中国的政治目标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肩负着革命与启蒙的双重使命,成型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中,虽然在冷战的世界和乌托邦的梦想中经历了颠簸与彷徨,但终究成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直接体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为未来的中国设置的政治前景的美好蓝图,并用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表达实现这个美好理想的决心。用宪法表达政治目标的做法,说明了该政治目标由政治观念领域进入法的实现的范畴,不仅要用政治方式、更要用法律的程序使该政治目标得以实现。宪法与政治目标两大系统、法律与政治两大领域,在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这部历史中交叉重叠、相辅相成。本文是一篇论述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的法政治学文章,旨在通过考证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演进历程,探索新时代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核心价值观和为了实现这个核心应当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如何在未来宪法中进行表述才能更好地推进新中国政治的发展。为实现此研究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首先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的分析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分析,说明该事物在历史上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演进到现在的整个过程,进而找出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以及造成区别的原因。在对历史与现实的过程研究和古今对照的基础上推断事物在未来将会出现的发展趋势。本文秉持整体的历史观,将新中国政治目标发展演进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对中国和新中国的定义入手,探寻新中国政治目标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特性。最后,在整体分析新中国政治目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发展提出应然性指导原则。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本文中的首要研究方法,历史的整体性和永恒发展性是笔者在全文中始终遵循的首要逻辑。其次,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存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①。本文在对新中国政治目标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研究中,都审视这个历史时期政治目标确立的历史背景对前一个相邻时期政治目标确立的历史背景的差异性,进而对新中国政治目标在某个历史阶段较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进行重点研究,指出新中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恒动中不断发展自我和实现自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具有价值定向的重要意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科学,她首先以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为出发点,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实践、政治实践和精神实践三种基本形式,物质实践虽然是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但是物质实践的终极价值追求不是物质本身、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方法研究新中国的政治目标,秉持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中国和新中国的定义冲破传统的西方历史叙事,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而不是物的角度对中国和新中国进行定义。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内容的分析,以及对新中国政治目标在新时代应当表现出来的特征的诠释,都是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进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哲理根基。最后,本文运用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形式逻辑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来研究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根据推理方法不同,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分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以及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本文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特征的分析使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从已然的新中国政治目标演化的进程中推导出新中国政治目标正在变革的特征;本文对新中国政治目标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追求的分析采取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的逻辑分析方法。本文从新中国政治目标演进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入手,分析每一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政治目标的确立背景、主要内容和演变趋势,及其在最高规则宪法规范中的表达状况,指出新中国政治目标一直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在新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不断总结已然革命与建设成果,而且在自我实现中不断构建新中国未来的政治蓝图。但是,新中国的政治目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和生长,而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当中,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使得新中国的政治目标及其最高规则的表达更倾向于追求物质的增加,偏离对人的自由的追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使得新中国政治目标及其最高规则的表达,在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追求的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由偏向于对物质的追求到以追求人的自由为主体内容的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的新中国现代化之路。
任晓伟,肖娴[6]（2003）在《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从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谈起》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作为立足点 ,重新探讨了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脉络 ,认为毛泽东自始就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但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他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结束后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逐步在理论上提出“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观点 ,经过 195 7年整风反右的实践 ,最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标志着 2 0世纪 5 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复归
瞿郑龙[7]（2015）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李灵革[8]（2004）在《纪录片下的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电影从它诞生之日起，便确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思路，一种是想像与虚构的思路，一种是纪实与记录的思路。纪录片所遵循的是后一种创作思路，它存在的首要因素就是真实，它以记录不可复现的时间流程显示出其特殊的价值。纪录片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了历史的“立体档案”和现实的“文献笔记”。 中国纪录片诞生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它一出现便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二十世纪中国，经历了艰难的社会变革和风雨历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便与祖国的命运血脉相连，它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舞旗呐喊。尽管中国纪录电影在技术、资金、人员等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敬业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们在二十世纪近百年历史之中，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画面。这些画面，绘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漫漫长卷；这些画面，不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各个阶层努力奋斗的各种状态，它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现实价值。 本论文将纪录片试图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形成一个研究中国纪录片历史发展的专着。透过它，一方面理清中国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探讨纪录片与时代的关系，总结出纪录片在各个历史时代的作用与意义，为以后的纪录片历史及理论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邢恩源[9]（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认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晓燕[10]（2013）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社会建设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社会建设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与新概括。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当前,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农村社会建设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从这一现实状况出发,从社会建设及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农村社会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性的总结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并指出当前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全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第2章,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着重介绍农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及农村社会建设相关概念等基本理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分析的基础。第3章,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借鉴。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和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来分析。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主要包括城乡关系思想、公平正义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社会保障思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思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社会建设实践主要包括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方面。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主要从注重改善农村民生、重视发展农村教育、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和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第4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入手,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第5章,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国际国内环境的基础上,阐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6章,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在对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探索性的归纳总结了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包括:必须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全局高度统筹安排农村社会建设的布局与规划;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生产力的更新换代的进展,不断提升农村社会建设的水平与条件;必须以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作为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农村社会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基本方针;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导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农村特点的新形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力量、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共建方式。第7章,当前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思考。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基本经验为指导,对当前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当前,必须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的历史机遇;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制度创新,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二、从七中全会到八中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七中全会到八中全会（论文提纲范文）
（1）八大前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毛泽东与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论断的提出 |
| 二、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否定 《决议》提法的原因 |
| 三、毛泽东 “纠正”《决议》提法的 “办法” |
| 四、毛泽东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
| 五、余 论 |
（2）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着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5）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政治目标、宪法表达的概念 |
| 第一节 新中国与政治目标 |
| 一、“中国”与“新中国”的诠释 |
| 二、政治目标的内涵 |
| 三、政治目标与现代化 |
| 第二节 新中国政治目标的结构 |
| 一、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时序结构:新中国政治目标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
| 二、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形式结构:思想理念体系、规则制度体系、程序体系 |
| 三、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内容结构:法治、民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政治目标与宪法表达 |
| 一、政治目标是宪法的重要基础 |
| 二、宪法是政治目标的最高规范 |
| 三、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 |
| 第二章 从“瑞金宪法”到《共同纲领》——新中国政治目标的萌芽的表达 |
|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宪法文件对政治目标的表达 |
| 一、革命根据地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背景 |
| 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目标的确立 |
| 三、革命根据地宪法性文件对政治目标的表达 |
| 第二节 《共同纲领》对政治目标的表达 |
| 一、《共同纲领》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新国家蓝图规划与政治目标的确立 |
| 三、《共同纲领》对当时政治目标的表达 |
| 第三节 《共同纲领》表达了新中国政治目标的萌芽 |
| 一、《共同纲领》表达的政治目标的过渡性 |
| 二、《共同纲领》表达的政治目标与新中国应然性政治目标的同质性 |
| 三、《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政治目标的表达成效 |
| 第三章 “五四宪法”到“七八宪法”——新中国政治目标的雏形的表达 |
| 第一节 经始大业的“五四宪法”——新中国政治目标轮廓形成的表达 |
| 一、《共同纲领》促成新中国的新发展 |
| 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 |
| 三、“五四宪法”对政治目标的表达 |
| 第二节 履险蹈难的“七五宪法”——新中国政治目标顽强演进的表达 |
| 一、“七五宪法”的制定背景 |
| 二、新中国政治目标内容的左倾化 |
| 三、新中国政治目标仍在宪法中进化 |
| 第三节 承前启后的“七八宪法”——法治的不完全回归的表达 |
| 一、1976-1978——对政治目标左倾化的不完全清算 |
| 二、“七八宪法”——新中国政治目标在徘徊中前进 |
| 三、宪法的局部修正——新中国政治目标的阶段性跨越性 |
| 第四章 “八二宪法”及其宪法修正案——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成熟的表达 |
| 第一节 “八二宪法”——初步成熟的新中国政治目标的表达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背景 |
| 二、初步成熟的新中国政治目标的确立 |
| 三、初步成熟的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的修正案——从初步成熟到基本成熟的表达 |
| 一、政治目标继续演化的社会背景——社会变革日益深入 |
| 二、新政治目标的确立 |
| 三、宪法修正案对新政治目标的表达 |
| 第三节 “八二宪法”促成新中国政治目标的成熟 |
| 一、新中国政治目标发展的阶段性 |
| 二、新中国政治目标成熟的标志 |
| 三、成熟的新中国政治目标的诉求 |
| 第五章 新中国新时代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 |
| 第一节 社会变革——政治目标更新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变革与新中国 |
| 二、新中国具有整体性 |
| 三、新中国新时代政治目标更新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宪法表达的直接动力 |
| 一、政治体制改革与新中国政治目标在内容上重合 |
|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新中国政治目标价值诉求的同质性 |
| 三、新中国政治目标宪法表达的直接推动力 |
| 第三节 新中国政治目标正在变革的特征 |
| 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直接目标 |
| 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和归宿 |
| 三、在恒动中不断创造条件实现自我发展自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从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与反思 |
| 一、 问题提出 |
| （一） 法的时代精神的法哲学表征 |
| （二） 当代中国法制实践的法律政治学阐释与重构 |
| 二、 研究方法及其限度 |
| 三、 已有研究述评 |
| 四、 本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律与政治关系论争的梳理与反思 |
| 导论 |
| 一、 何种法律？哪种政治？ |
| （一） 何种法律？ |
| （二） 哪种政治？ |
| 二、 应然理想与实然现实 |
| 三、 普通难题与根本悖论 |
| 四、 中国与西方 |
| 第二章 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困境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法政关系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 |
| （二） 法律与政治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的意义及其缺陷 |
| 三、 现代国家早期的法律与政治关系 |
| （一） 现代国家的诞生 |
| （二） 政治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 |
| 四、 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法政关系及其根本困境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通过法律驯化政治 |
| （二） 通过法律驯化政治的现代困境 |
| 五、 结论以及启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的共生与调适——以党的政法话语变迁为线索 |
| 一、 当代中国的法政关系：从主流政法话语变迁切入 |
| 二、 政法话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规定 |
| （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框架中的政法话语 |
| （二） 政法话语的经济化与意识形态化 |
| 三、 政治文明统辖中的政法话语 |
| （一） 作为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政法 |
| （二） 政治文明规定下的政法话语 |
| 四、 政治与法治话语的形式分梳与实质勾连 |
| （一） 政法话语的形式分梳 |
| （二） 政法话语的实质勾连 |
| 五、 结语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与异化法治——以证成性与正当性为分析框架 |
| 一、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 |
| （一） 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分梳 |
| （二） 当代中国的政治逻辑：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失衡 |
| 二、 当代中国失衡政治下的异化法治 |
| （一） 宪法的性质：浓重的纲领性影响有效的规范性 |
| （二） 宪法的精神：富强突出、民主羸弱 |
| （三） 宪法的发展：事实上的实效性与规范上的合宪性 |
| 三、 法治之政治正当性基础的弱化 |
| （一） 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 |
| （二） 立法体制的行政化 |
| （三） 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
| 四、 结语 |
| 第五章 权力转移与模式变迁：当代中国的国家立法政治 |
| 一、 导论 |
| 二、 走向历史深处的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一） 建国以后三十年我国国家立法的历史进程 |
| （二） 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三、 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 |
| （一） 党的领导下的立法权力分化 |
| （二） 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充权 |
| （三） 国务院及其部委的立法扩权 |
| （四） 围绕立法权力的多重竞合 |
| 四、 立法模式的变迁及其原则重塑 |
| （一） 立法的“场域—竞合”模式 |
| （二） 现行立法模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则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六章 我国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政治视野的考察 |
| 一、 何种政治逻辑？哪般司法模式？ |
| 二、 革命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建国之后的革命政治 |
| （二） 革命化司法模式：以司法践行革命、以革命消解司法 |
| 三、 治理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政治 |
| （二） 通过司法的国家治理：治理化司法模式 |
| 四、 权利政治以及司法模式的重构 |
| （一） 权利政治及其中国践行 |
| （二） 权利化司法模式：新型政法传统的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家身影——以孝道与法律关系嬗变为示例分析 |
| 导论 |
| 一、 历史的遗迹：“天下”之下的“孝统于法” |
| 二、 近代的转型：民国时期的“孝存于法” |
| （一） “孝存于法”：民国时期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吸纳家庭孝道的民族主义 |
| 三、 革命的传统：建国以后的“法不容孝” |
| （一） “法不容孝”：建国以后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革家庭孝道之命以建设国家 |
| 四、 当代的回归：改革开放以来的“融孝于法”？ |
| （一） “融孝于法”？：改革开放以来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以孝道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治理 |
| 五、结语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民身份——以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为考察对象 |
| 一、 导论 |
| 二、 国民身份的转换：从群众路线到公众参与 |
| （一） 主体的民主化：从群众到公众 |
| （二） 性质的权利化：从行动策略、政治道德到政治权利 |
| （三） 实现方式的制度化：从运动到制度 |
| 三、 公众参与的法理基础与现实生态 |
| （一） 公众参与的经济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 （二） 公众参与的政治基础：中国式多元民主 |
| （三） 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四） 公众参与的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到公民文化 |
| 四、 余论：公众参与、权利政治与法治政治基础的重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纪录片下的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导言 |
| 总序 纪录片下的中国 |
| 第一篇 诞生与萌芽 |
| 第一章 中国早期纪录片(1905年--1931年) |
| 第一节 早期纪录片-动荡中的中国大地 |
| 第二节 反映斑澜壮观的社会现实 |
| 第三节 早期纪录片的美学特质:“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风格 |
| 第四节 早期社会与纪录片:真实地映照社会的初步演变 |
| 第二章 铁蹄下的怒吼与抗争(1931年--1945年) |
| 第一节 抗日烽火与国防电影 |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
| 第三节 美学特征:鼓动民众 |
|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社会与纪录片:反映激烈动荡中的中国 |
| 第三章 新时代的黎明与曙光(1945年--1949年) |
| 第一节 反映现实 纪录胜利 |
| 第二节 一首由千千万万人民英雄书写的历史叙事长诗 |
| 第三节 美学特征:纪录胜利 |
| 第四节 时代变动中的社会与纪录片:真实反映社会剧烈变动 |
| 第二篇 发展与曲折(1949年--1966年) |
| 第四章 纪录片创作主要作品 |
| 第一节 纪录片创作主要作品 |
| 第二节 新的世界 新的发展 |
| 第三节 美学特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 |
| 第四节 变革时期的社会与纪录片 |
| 第五章 “文革”时期的纪录片(1966年--1976年) |
| 第一节 纪录片创作的主要作品 |
| 第二节 文革时纪录片的主要特点与作用 |
| 第三节 美学特征:为政治服务 |
| 第四节 文革时期的社会与纪录片:一幅延续十年的离奇文化图像 |
| 第六章 转折时期的纪录片(1976年--1989年) |
| 第一节 逐步发展的纪录片 |
| 第二节 纪录片的多元功能 |
| 第三节 八十年代纪录片的美学特征:多元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变革时期的社会与纪录片 |
| 第三篇 突破与局限 |
| 第七章 迈向新世纪的纪录片(1989年--至今) |
| 第一节 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九十年代纪录片的美学特质 |
| 第三节 纪录片与时代发展与时俱进 |
| 第四节 全方位描绘大时代的风采 |
| 第四篇 台湾与香港的新闻纪录影片 |
| 第八章 1949年以来台湾新闻纪录片简况 |
| 第九章 1949年以来的香港的新闻纪录电影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 一、病逝成都 |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 三、死因重提 |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 一、出身 |
| 二、新潮学生 |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 一、见到列宁 |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 三、被“抢救” |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 二、接管南京 |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 四、恢复生产 |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 一、入主上海 |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 一、整风运动 |
| 二、鼓励鸣放 |
| 三、反右主将 |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 二、乘风破浪 |
| 三、批评反冒进 |
| 四、无限崇拜 |
| 五、“急先锋” |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 三、大炼钢铁 |
| 四、“技术革命” |
| 五、“全国一盘棋” |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 一、推波助澜 |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 三、短暂的纠“左” |
| 四、不服输 |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 一、再度转向 |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 三、打击刘顺元 |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 一、工业再跃进 |
| 二、“救命稻草” |
| 三、“穷过渡” |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 一、更上层楼 |
| 二、保钢 |
| 三、农村危局 |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不同的反思 |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 三、“四清”运动 |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 一、“大写十三年” |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 三、高潮的背后 |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 一、与江青合作 |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 结语 |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成果及主要学术观点 |
| 1.2.2 研究不足之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 |
| 2.1 农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内涵 |
| 2.1.1 农村社会建设概念 |
| 2.1.2 农村社会建设特征 |
| 2.2 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
| 2.2.1 农村社会事业建设 |
| 2.2.2 农村社会结构建设 |
| 2.2.3 农村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建设 |
| 2.2.4 农村社会管理 |
| 2.3 农村社会建设相关概念辨析 |
| 2.3.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建设 |
| 2.3.2 农村和谐社会与农村社会建设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借鉴 |
| 3.1 马克思主义农村社会建设思想 |
| 3.1.1 城乡关系思想 |
| 3.1.2 公平正义思想 |
| 3.1.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
| 3.1.4 社会保障思想 |
| 3.1.5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思想 |
| 3.2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3.2.1 苏联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
| 3.2.2 苏联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
| 3.2.3 苏联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
| 3.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3.3.1 注重改善农村民生 |
| 3.3.2 重视发展农村教育 |
| 3.3.3 探索农村社会保障 |
| 3.3.4 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
| 3.4 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3.4.1 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 |
| 3.4.2 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第4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4.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 |
| 4.1.1 国际环境 |
| 4.1.2 国内环境 |
| 4.2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 |
| 4.2.1 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大目标 |
| 4.2.2 调整农村社会建设中的各种社会关系 |
| 4.2.3 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 |
| 4.2.4 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
| 4.3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4.3.1 发展农村教育 |
| 4.3.2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4.3.3 注重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4.3.4 构建农村社会结构 |
| 4.3.5 重视农村的就业问题 |
| 4.4 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建设的特点 |
| 4.4.1 在城乡二元体制框架下推进 |
| 4.4.2 在相对封闭的状态进行 |
| 4.4.3 以政治动员为主要方式开展 |
| 4.4.4 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完成 |
| 4.4.5 发展水平较低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5.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5.1.1 国际国内环境 |
| 5.1.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 |
| 5.1.3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5.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5.2.1 国际国内环境 |
| 5.2.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 |
| 5.2.3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5.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5.3.1 国际国内环境 |
| 5.3.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理论 |
| 5.3.3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 |
| 5.4 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建设的特点 |
| 5.4.1 在逐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下展开 |
| 5.4.2 在开放流动的社会环境下进行 |
| 5.4.3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 |
| 5.4.4 逐渐趋于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基本经验 |
| 6.1 必须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全局高度统筹安排农村社会建设的布局与规划 |
| 6.1.1 农村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基础与重点 |
| 6.1.2 农村社会建设不能孤立进行 |
| 6.1.3 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是影响农村社会建设的支配性因素 |
| 6.1.4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趋势已经形成 |
| 6.1.5 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指导下推进农村社会建设 |
| 6.2 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生产力更新换代的进展,不断提升农村社会建设的水平与条件 |
| 6.2.1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
| 6.2.2 发展生产力是基础 |
| 6.2.3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特点 |
| 6.2.4 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演进特点 |
| 6.3 必须以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作为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 |
| 6.3.1 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 6.3.2 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 |
| 6.3.3 致力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
| 6.4 农村社会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针 |
| 6.4.1 统筹兼顾是党处理各种矛盾的基本方法 |
| 6.4.2 统筹兼顾也是农村社会建设的根本方针 |
| 6.5 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导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农村特点的社会建设新形式 |
| 6.5.1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新是实践探索的结果 |
| 6.5.2 农村社会建设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
| 6.6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力量、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共建方式 |
| 6.6.1 党的领导 |
| 6.6.2 政府主导作用 |
| 6.6.3 农民主体力量 |
| 6.6.4 社会广泛参与 |
| 第7章 当前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思考 |
| 7.1 当前农村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 |
| 7.1.1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突出问题 |
| 7.1.2 农村社会建设制度创新存在障碍 |
| 7.1.3 农村社会管理面对诸多挑战 |
| 7.2 抓住历史机遇,推进农村社会建设 |
| 7.3 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对策 |
| 7.3.1 促进农村社会事业持续发展 |
| 7.3.2 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制度创新 |
| 7.3.3 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从七中全会到八中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八大前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探索[J]. 何敬文,李放.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09)
- [2]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初稿)》(专辑三)[J].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 计划经济研究, 1983(26)
- [4]郭小川日记（1957·下）[J]. 郭小蕙. 新文学史料, 1999(04)
- [5]新中国政治目标的宪法表达[D]. 王贺培.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从王光美对一则有关八大史实的回忆谈起[J]. 任晓伟,肖娴.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3(05)
-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08)
- [8]纪录片下的中国 ——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D]. 李灵革. 浙江大学, 2004(03)
- [9]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10]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晓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