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学诚的文学理论与其史观之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赵坤[1]（2021）在《“阐”“诠”视角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主要路径,"阐论"和"诠证"彼此既独立又统一,二者的独立性形成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统一性又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参考和选择。这可为思考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一种视角,考察其如何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展开,又呈现出怎样的文学史形态,面对文本和面对文化场域嬗变时的结构性区别是什么,以及在何种逻辑中组织批评和批评史,并最终如何进入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参与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
白俊怡[2]（2020）在《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文中指出北宋一代名相王安石,在政治上一往无前、勇为新法,导致近千年来骂名与褒誉并存,但即便后世学者因各自立场差异,对王安石的政治举措与学术思想或揄扬、或贬斥,但对其文学成就,却几乎众口一词,给予极高的评价。本文在前人研究与论述的基础上,借助历代文话材料和文章选本,对王安石文章在历代的接受情况进行梳理,以补充王文在接受研究方面的不足。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价值,通过梳理王安石文章研究现状和文章学研究现状,笔者发现,学界对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一块尚存在系统全面研究的空间。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王安石文章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作一个概述,按照宋、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接受情况进行历史脉络上的梳理。在整个接受史中,以宋高宗时期为节点,在此之后,王安石文章的接受开始难以摆脱政治和学术的负面评价的影响,但在整体上,王安石文章的地位是受到认可的。第二章阐述王安石文章创作渊源的接受情况,一是经学渊源,王安石文章“原本经术”为人所共知,但在政治身份的影响下,后人对其经术思想的接受存在褒贬不一的情况;二是文学渊源,王安石主要学习《史记》论赞、扬雄、韩愈,同时,后人也关注到了“《史记》论赞——韩愈文——王安石文”,“扬雄文——韩愈文——王安石”,“韩愈文——王安石文”的一脉相承关系。第三章主要论述王安石四六文、碑志文和记体文的接受情况。后人对其四六文的接受主要有:创作渊源、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影响与接受三个角度;碑志文接受有:创作渊源、艺术特色、有无“史、汉之法”三个角度;记体文接受有:理论上的“尊体”和具体创作上的“破体为记”两个角度。第四章以“唐宋八大家”文章风格接受为研究范围,探讨王安石文风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后人对王安石文章三个独特文风的接受:简洁古雅、拗折峭深、瘦硬有力,而这三种风格又是相通的:语言简洁,造成文风简劲;文句拗折,使得文章瘦硬有力。第五章主要选取宋、明、清三个时期的三十四部古文选本,笔者分时代统计“唐宋八大家”文的入选数量,总结八大家文的地位升降变化,以关注王安石文章的收录情况为主,统计其在八大家文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在不同时期受古文选本关注度较高的选篇,最后对受历代选本关注度最高的《读<孟尝君传>》作经典化梳理。
代玉民[3]（2018）在《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又极其复杂的时期。阳明学、程朱学、气学、实学、西方科学,乃至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及西方天主教等诸种学问、思潮及宗教在明清的时代巨变中,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冲突、融合、转变的思想场域。明清儒学转向无疑是这一场域的主旋律。就明清儒学转向而言,焦竑是一个十分特别又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作为立足阳明良知学传统、深涉考据学的泰州学派晚期先锋,焦竑在晚明哲学思潮中创立了智识化的良知学,为良知学在晚明时期的突围开辟了一条新径。焦竑良知学之新,不在于关于良知内容的新探,而在于方法的更新。焦竑以智识化方法取代传统的直觉体验法,使直觉体验性的良知学境界在知识解读的智识化层面得以呈现。这样,他在直觉体验的传统工夫路径之外,为世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公共性的良知学路径。具体言之,焦竑对“良知”、“性”与“情”的理解在内容上与传统良知学并无根本差异,然而,在方法上却偏离了传统的直觉体验工夫,而转向一种智识化方法。这种方法论更替的完成,有赖于焦竑将“名实关系”及“思”引入“良知”解读及达性方法,为良知学的智识化埋下了内在的“伏笔”。再加之焦竑深涉考据学传统,长期的考据活动使智识化方法固化为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因而,在面对良知学时,焦竑并不能契入直觉体验的工夫路径,而是从智识化的视角来呈现良知境界。这种智识化的良知学亦影响到其三教观,焦竑以佛道之学为诠释儒家义理的工具,从智识化的角度理解三教一贯,消解了以往三教一贯论的直觉体验色彩。这种智识化的三教一贯论最终指向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也就是说,焦竑的良知学新径包含智识化的良知学、三教观与成圣理想,其中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是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良知境界的呈现（约）与考据学的积累（博）,而良知境界的呈现需要三教观中来自佛道之学的智识化诠释,这种智识化诠释亦需要考据学的智识化训练为保障。简言之,考据学的训练是智识化方法的主要来源,它使得三教观得以智识化,智识化的三教观助益良知境界的智识化呈现,良知境界的呈现与考据学的积累相辅相成,以实现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此为焦竑智识化良知学的基本情况。进而,就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的关系而言,通过比较焦竑与明清的义理学、考据学与三教观,可以发现焦竑开创的智识化良知学:（一）就明清儒学的义理转向而言,由在内容上接契明代良知学传统,转向在方法上启发清代智识化的气学,为清代气学的发展提供了智识化的方法论;（二）就明清儒学的考据学转向而言,由对杨慎考据的“全盘接受”,转向对清代音韵学与天文历算的专门影响,促进了清代专门化、系统化考据风格的形成;（三）就明清儒学的三教观转向而言,由对明代三教一贯说在方法上的智识化改造,转向清代儒者以智识化方法消解了三教观问题。综而言之,焦竑占据着明清儒学转向的核心位置,发挥着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所不及的作用,这种作用多体现在明清义理学转向与考据学转向方面,在三教观转向上焦竑的影响则较为边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儒学转向是一个时代转变的大课题,并非取决于焦竑一人。也就是说,在明确焦竑占据明清儒学转向核心位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并非决定性作用。
孟新东[4]（2018）在《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文化变动不居的时代。处在具有无限变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现实生活、精神世界和学术研究都充满着内在张力。本文的研究对象清代浙东学派即是诞生于此种语境下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由黄宗羲在清初创立,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以经史之学名世,但研究领域又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一个有着独立学术精神和鲜明学术个性的学术派别。清代浙东学派虽不以文学为主业,但却有着数量不菲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成熟的文学思想,这在清代学术流派中并不多见。受其经史之学成就的遮蔽,学界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关注明显不够。现有研究中,对该派文学思想的综合研究更显薄弱,对该派在文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其在清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问题均缺少系统化探讨。基于此,本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对该派学者文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中寻绎其共同的文学旨趣,展示其同中有异的文学观念,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具体如下:导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以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浙东学派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拥有丰硕的文学成果,他们对文学问题的系统讨论和思考为清代文论提供了经史学家的独特只眼,是清代文论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当前学界对该派文学成就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之后,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了该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和学术精神,探讨了文学活动在该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渊源上远绍南宋浙东学派,近承王阳明、刘宗周之心学。该派诞生于明清鼎革的时代剧变中,动荡的社会现实、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构成了该派产生的社会背景,清初返经归本思潮和经世致用观念的风行是其存在的文化语境,实学的勃兴与考据学的蔚起提供了该派生存的学术背景。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视野广阔,是一个以经史之学为主的民间学术流派,其学术精神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经史汇通、注重创新、求真求是。文学活动是该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写作不仅是遗民的生存方式与交流场域,也是其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文学还发挥着存史、补史的功能。第二章侧重论述清代浙东学派在文道关系上的主要观念“文道合一”论,揭橥其所论之“道”与所推崇的“见道之文”的思想内涵。第一节梳理了“道”含义的历史演变,重点分析理学之“道”与史学之“道”的不同,揭示清代浙东学派的“道”论思想中既包含着形而上的气之道,也包含着形而下的政道、治道等人之道,呈现出切于现实、立足当下的价值指向。第二节主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文道关系的两种形态做了阐述,其一是文道分离,以“载道”“害道”说为代表;其二是文道合一,以“明道”“文便是道”为代表。从文道观念的流变中可见清代浙东学派“文道合一”观与韩愈的“明道”说、朱子的“文道一体”观念一脉相承,但其又是建立在经世致用之道基础上的一种新思想。第三节对清代浙东学派推崇的“见道之文”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见道之文”将“道”作为文章的本原,道是文的起点,也是为文的旨归,其实质是一种经天纬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功利色彩的文章。“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是由道至文,为文者应先体道后作文,走一条经、史、文相结合的文道合一之路。“见道之文”是一种文道一体、内在圆融的至文,文道融合的程度体现着文章的优劣。“见道之文”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为文的最高理想,其哲学根基在于“道不离器”的道器合一思想。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清代浙东学派在社会学维度上提出的“元气之文”的内涵,探寻文章和“元气”的关系。从明清易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浙东学派倡导“元气之文”,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第一节梳理了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流变,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到宋代的元气本体论,再到明清时期元气的主体化、精神化,中国古代元气论走了一条从客观物质性到主观精神性的演变之路。这一演变对建构元气和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分析浙东学派赋予“元气”的特定含义,忠义精神是“元气”的基本内涵,“元气”中张扬的阳刚精神和浩然正气实为浙东学派豪杰人格的生动呈现。第三节具体论述“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它实际上是“厄运危时”阴阳二气相搏相争的结果。浙东学派更推崇“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的迅雷之文,这类文章更富阳刚之气和悲壮色彩,也更能体现反抗邪恶、不向厄运屈服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正气。但浙东学派对“元气之文”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相比全祖望,黄宗羲之论流露出更多的遗民气息。第四章重点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诗学观,阐释该派对“性情”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诗以道性情”是浙东学派诗论的核心观念,这一看似陈旧的说法却被该派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一节分析了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以及此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即性情诗学的高扬。明末性情诗学尊情、重情,把情提到了文学本体的高度,但其所论之“情”是摆脱了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性情、世俗之情。易代之后的性情文学观有了明显变化,云间、西泠派和虞山诗派均性情与格调并重。第二节围绕黄宗羲的性情之辨展开,黄宗羲将“性”规定为心之“不忍”,确立了“性”的道德属性,这与阳明后学挺立的自然人性有所不同。在性、情关系上,黄宗羲主张“性情是一”,认为情是心的自然流行,性是情感流行的“中和”状态,性寓情中,离情无以见性。黄宗羲倡导的“性情”实为一种合于儒家伦理道德的道德情感。第三节具体分析清代浙东学派的“诗以道性情”,性情是诗之“道”即诗的本原,也是诗歌创作成败的关键。黄宗羲对“性情”做了严格的规范,他区分了“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其推崇与性合一的“情至之情”,更看重具有群体性、公共性的“万古之性情”。浙东后学在黄宗羲性情论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性情之正”,并从“人各有情,情各可言”的角度为女性写作争得了一席之地。第五章论述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思想。浙东学派以经史百家之学为文章本源,把“学力”作为创作的必要条件。第一节分析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黄宗羲强调“作文以经术为根柢”,章学诚则从六艺之文——诸子之文——文集之文的文章演变的角度申述此旨,文章所传之道、文章的性质与手法、文体的变迁等均彰显出文章与六艺的渊源关系。第二节阐述文章与史的关系,浙东学派从史学立场出发,强调文章写作要参之于史。章学诚认为“古文辞出于史”,其着述原则、方法包含在史学之中,其兴衰与史学盛衰同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章与史的密切关联。第三节论述了浙东学派对文与学关系的认识。该派所说的“学”既指经、史、子、集的大家之学,也包括“竹头木屑”式的杂学。他们以读书积学为学文的正路,但强调文本于学问,并非要在文章中搬用学问,而是以学育文。章学诚从道、学、文三者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学为立言之本”,推崇以自得之学作着述之文,体现了学者化的为文理想。第六章对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思想进行探析,分别从“文变系于时”“文变关乎势”“文学的古今之变”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节探究了文变与时代、世风等社会性因素的关系,浙东学派把文学的盛衰关联于世运,认为乱世衰时为文学繁盛提供了条件。文体亦随时代而变,章学诚以赋和小说为例,论证了这两种文体的数变与时代变化的关联。风雅正变揭示了文学体貌、风格与时代的关系,与易代背景相联系,浙东学人推崇书写哀怨愤怒之情的变风变雅之作。第二节讨论了文变的内在动因,浙东学派关注到盛极而衰是文学演变的必然之势,文弊也是导致文变的重要原因。从六艺之文到诸子之文再到文集之文的变化,呈现出的正是文学审美性不断提升的规律。尽管在章学诚看来,此为文章愈变愈衰的征兆,但其确实捕捉到了文学的演变之势。第三节重点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与尊古而不略今的历史古今观相连,浙东学派在文学上秉持“文求其是,不论古今”的态度,其所言之“是”,在黄宗羲、郑梁等为人的真性情,在章学诚则为创作者的“别裁心识”。在学古问题上,浙东学派力主“师其意而不袭其迹”,反对追求形似的摹仿,强调学习古人的“真精神”,即性情和识见,并由此出发,对复古模拟的文学倾向给予批判。结语部分分析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置身清代文论的整体格局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在助推清初文论的儒学转向和经世转向、开启古文风气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同时,该派文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从整体来看,其文论思想仍局限在传统儒学的框架内,儒教伦理色彩浓重;偏重文学的外部研究,对审美规律关注、探讨不够;侧重对传统文论话题的继承、深化,未能提出开创性的新问题。尽管如此,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笔丰厚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回顾与重访。
李制[5]（2018）在《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轼在梳理宋前艺术史的基础上,思考北宋文学、美术、音乐等门类艺术及其关系的具体问题,逐渐建构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艺术思想体系;苏轼文图关系理论是在其艺术思想体系之下,围绕文学与美术两种门类而论。苏轼之所以要思考艺术问题,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诗、文、书发展到北宋,总体已呈“衰颓”之势,绘画则是“微有俗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挖掘和借鉴宋前典范:北宋的诗、文、书、画,各应以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为典范,向着“触类而长”的方向发展;在融通诗画方面,他奉王维“诗画互有”的作品为典范。“诗画本一律”和“士人画”的提出,从理论上打通诗、文、画等门类,并在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实践之中不断得以充实,成为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论点。探讨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应在宋代艺术发展进程之中去体会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方式,亦即体会其论艺逻辑。细读苏轼论艺诗文,发现他在思考北宋艺术现象时注重梳理宋前艺术史,从而形成了“集大成”而“出新意”的艺术发展观,文图关系的重要论点往往内蕴着这样的艺术发展观。苏轼提出文图关系论点的文本,多为题跋诗文;他创作题跋诗文的缘由,有时是交游酬唱的需要,有时是对其所游访名胜的记述,因此,“游于艺”成为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起点。应指出,苏轼的交游、游访虽然源于孔子,但又融汇了庄学之游,是对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苏轼论艺诗文在描述作品的基础上,往往有所议论,文图关系诸论点即由议论生发而来。他在品评、议论所见作品时所用的语汇——如提出“诗画本一律”时所用的“赋诗”,又如提出士人画时所用的“天下马”——往往是文学传统、哲学传统之中的典故:“赋诗”是对先秦“赋诗断章”的继创,内蕴了诗、画创作固然应该有所依据,但更应超越所据的思想;“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是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马蹄》中的语典,从而将绘画对“似”“真”“神”的追求归结到呈现物象的“自然天真”。这些典故对理解相关论点的意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具体论点的探讨,最终可以聚焦于苏轼“用事当以故为新”的用典方式。考察苏轼“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实践,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依据真实物象,而又有所超越的艺术创作。“诗中有画”的画面感,多是在审美空间之中对物象做多层次描述。审美空间的营造,有时是源于苏轼眼前实景,如《赤壁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有时是源于他想象中的虚景,如《书临皋亭》的“白云左缭,清江右洄”;有时则是源于文学典故,如《后赤壁赋》的“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画中有诗”的诗意,则体现于笔墨造型对文学意象的视觉传达上。传为苏轼所作的《枯木怪石图》,以“枯木”造型引涉若干诗赋和题跋,而将视觉图像的意义与《诗经》《庄子》的诗学传统和哲学传统建构起内在联系;由苏文而生的历代赤壁图,因文取象,其中,各家对“鹤”的呈现和再释,也勾连《诗经》传统和易学思想,体现了主客、时空、意境的融合。苏轼依托宋前典范,以“用事当以故为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论述和实践沉浸于艺术传统之中。因此,其文图关系论点既因具备了艺术史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成为中国画的“基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星散、含混的表征。这对后人的接受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一方面,后世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往往绕不开苏轼的作品和论点,甚至出现直接套用、化用其论艺言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后人对其“诗画本一律”“士人画”等经典论述的探讨,也曾出现因不熟悉苏轼所用之典故而造成误读的情形。综合地看,苏轼艺论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它上承宋前艺术传统,下启宋后诗、书、画三绝的经典形态,在历时性和融通门类两个层面把握了艺术共性,因而可以说其文图关系理论已超脱出具体的艺术现象而进入艺术规律的层面。
高云飞[6]（2017）在《南宋论文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宋时期,品评赏鉴文章内容、议论探究文章写法的专着、笔记大量涌现,故目前学界将南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期。与此同时,在诗歌写作中加入文学批评的写作方式自唐代杜甫的论诗诗开始便逐渐受到诗人们的关注。入宋后,诗歌写作内容扩大化,形成无事不可入诗的创作理念,同时以论为诗成为宋人诗歌写作的一种习惯。在议论手法逐渐完备的情况下,结合对文章写作的关注,宋人便将文章学与诗歌写作相结合,形成了“论文诗”这一特殊的写作形式。目前针对论诗诗、论书诗等问题的讨论成果已十分丰富,而论文诗却鲜少有人关注。故而对论文诗的考察十分必要。论文诗的主要价值有二。其一,是论文诗的内涵。从诗歌角度来看,论文诗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涉及风格流变、谋篇布局等文章学相关内容,亦与当时历史政治背景息息相关。同时,论文诗并无长篇组诗,较为散见,故涉及诗人众多,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整体把握南宋文坛的文风、士风走向。价值之二,在于论文诗的特殊性,即以诗的形式谈论文章。南宋时期文章学着作多集中于文章技法的探讨,洋洋洒洒,论述详实,但论文诗受制于体例、格律等诗歌形式,故很难对文章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诗人常常在诗中谈论文气、文道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同时,诗歌语言相对文章论证更为简单、直观、形象,因而论文诗在分析文章学这些问题时便更为生动而易被理解。南宋论文诗与南宋时期文章评点、专着类作品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南宋文章学的内容体系。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对论文诗进行界定与溯源。目前学界对于“文章”的定义十分繁多,本文以祝尚书先生在《宋元文章学》中对“文章”的定义为准,通过与论诗、论书、读书诗之间的辨析,厘清“论文诗”的定义。在探讨“论文诗”源起方面,考虑到论文诗特殊的写作方式,以时序为线,从诗中含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和诗歌议论手法两个方面共同考察,以期对论文诗发展脉络有一个完整的梳理。第二章从外部历史契机与内在文化动因两个角度探究论文诗的形成背景,以及南宋时期走向成熟的原因。从历史政治背景来看,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促成了社会重文、尚文的特殊文化环境,为论文诗产生提供了土壤。其次,科举公平性的提升促使士子们更为发奋的学习、读书,间接扩大了宋代文人群体的知识储备,使士子们对文章理论的理解有所加深。北宋取消诗赋、代之以经义的科举改革,更是促成宋代文章学发生的必要条件。从诗学观念看,唐宋诗学思想之转关无疑是宋诗形成议论特色并包容各种创作题材入诗的直接原因。但从思想动因来看,宋儒影响下形成的疑古精神为宋人的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南宋后科举对文章的重视增加,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分,促使一些兼具文人身份的儒士着力于对文章的探索,进而促成了南宋文章学的萌芽。在以上种种因素的交叉影响下,论文诗终在宋代得以成立。第三章主要针对论文诗诗人群体进行分析。因论文诗诗人身份较为散乱,故笔者从中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归类,区分为朝堂词臣、江西诗人、理学鸿儒三类。三类诗人中些诗人身份众多,则取其代表身份,如陈与义的江西诗派身份、吕祖谦的儒家婺学身份。通过对这三类论文诗数量较多的诗人群体的分析,总结各个群体的写作特征、文章观点。第四章则是关注于南宋论文诗内容的理论阐释。第一部分是对文体功能的阐释。文体方面着重于论文诗中对应举文章与碑板文章的写作与评价,功能方面则通过对南宋论文诗中文道论等观点的分析,探索文章的功用。第二部分为流别与史观。主要从南宋论文诗的角度探讨宋人眼中文脉的发展、传承以及对文章风格的追求。第三部分为士风文风。结合“为文养气”论探索南宋士人的精神追求与精神风貌。第五章是对南宋论文诗写作特点的分析。简要概括为樽酒论文,轻松活泼;引而不发,点到为止;情溢于辞,亦史亦文;引类譬喻,文心诗境四个特点。论文诗是诗歌与文章相结合的特殊文学形式,这种特殊性使它具备了丰富的研究价值。它是诗歌作为文学批评这种写作方式的发展,是诗歌内容扩大的极致,同时也是南宋文章学材料的必要文献补充。
夏中义[7]（2017）在《“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考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应对西学（方法）与中国经验（对象）最靠谱的方案是从学术史遴选典型公案。由此观之,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三位大家在1930年代围绕"‘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公案所呈示的专业角色、思维路径与学识视野,不啻为一出精彩的学术史剧,即把"西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这一命题史案化了。其中,"纯文学"对应"西学（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应"中国经验（对象）",于是,郭、朱、钱三人各自安顿"‘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关系时的学术论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学术界百年来何以回应"西学东渐"的历史隐喻。
种园[8]（2017）在《班固赋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班固的文学理论继承了汉初以来的文学理论成果,是汉代文学理论集大成者,其文学思想中以赋学思想成就最为显着。班固的赋学思想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继承了汉代已有理论成果并对自身的创作经验作以理论总结,为后来的赋学发展及文学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影响深远。本文大致由这样三章构成:班固的赋学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体上是对儒家传统文学观的发展弘扬,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基于对汉赋理论认识和创作经验体悟的阐发,形成了以探索汉赋源流体征、注重汉赋“讽”“颂”与言志功能、提倡汉赋艺术审美为主体的赋学理论体系,体现出以“尊儒宗经”为核心、强调文学对现实的作用以及汉赋在功能上向儒家传统诗论中“美刺”的回归、注重人的情感在文学发生中的作用等特征。班固的赋学思想开启了汉人以儒家眼光来审视汉赋的时代,对汉赋的发展影响深远。班固的汉赋创作体现着班固的赋学思想。以《两都赋》为代表的赋颂类作品基本上反映了班固的颂汉思想,贯彻了班固“讽”、“颂”并重的功能主张,《幽通赋》对抒情言志的尝试,则体现出班固对此类作品的重视和对文章抒情性的张扬。《两都赋》发挥司马相如的“赋家之心”,借用铺排、华词丽句等铸造了文采上的可观和体制上的宏大,《两都赋》的意主平和,《幽通赋》的哀而不伤以及《答宾戏》的怨而不怒则是班固坚守儒家温雅蕴藉的结果。班固的汉赋创作实践和体现着班固的赋学思想,其赋学思想在作品中能够一一对应,汉赋创作和汉赋理论,共同承载和体现着班固的赋学思想。班固的赋学思想产生于东汉初期复杂矛盾的经学语境,是在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代统治者对汉赋宏大内容与讽谏主旨的影响下以及汉人赋论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汉代赋论的发展高度,影响深远。班固赋学思想的意义首先在于在继承前人赋学理论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将汉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采用儒家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引导汉人以儒家的视角来审视汉赋,开启了汉赋发展的新纪元;其次,班固提出的“古诗之流”说,涉及到对汉赋本身,而非功利目的的研究,在当时经学一统天下的文学批评领域中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为同时代乃至后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时,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内容,确立了后世文学或批判或歌颂的两种思想表现主题,完善了儒家文学理论;其成功的汉赋创作也促进了铺排手法与用典的普及,为文学表现手法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谭磊[9]（2016）在《《新五代史》文史研究》文中提出《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人修撰且独立完成的史书,是其史传文学作品的代表。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有贯通文史的才识,其学术成就不局限于文学或史学一端,在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这成为其史传文学独具特色的基础。《新五代史》在文学性、褒贬义例及史料采摭上都具有独特之处,其中既有对史传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又有个人的创新。同为记载五代史事的正史,《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有着较大不同,其中有得有失,不可一概而论。通过对《新五代史》的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总结其特点,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以及其所处时代的学术氛围和思想倾向。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对历来关于两《五代史》的评价中的一些成见进行辨析。自《新五代史》成书以来,历代学者对其褒贬不一,逐渐形成《新五代史》长于义例而史料价值不足、《旧五代史》虽保存史料较多但繁芜失实等观点,并深化而成一些固有的成见。客观地评价两《五代史》,须首先摒弃成见,进行重新审视。第二章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探讨《新五代史》在史学观念和文学特征两方面的突破。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修撰中贯彻了他的学术思想,这种思想不限于史学一方面,而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整体。第三章对欧阳修史料采摭的情况进行总结。欧阳修修撰《新五代史》的过程中采摭笔记小说入史,这种做法与前代有很大不同。欧阳修自撰的笔记小说《归田录》则从另一角度展现了他关于史料采摭、笔记小说体式的学术思想。
李春光[10]（2014）在《小说史观个案研究》文中认为小说史观研究一直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小说史观是小说史编纂写作最为基本的指导原则,决定着编纂者对于小说史的基本认知和价值取向。回顾二十世纪的小说史编纂情况,不难看出,它与特定时段的文艺思潮有着极为明显的黏联关系。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基本上是进化的文学史观独霸天下,虽然有像周作人“言志派”与“载道派”两股不同潮流的质疑声出现,但都难成气候。五十到七十年代,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支撑,强调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为线索的文学史观坐掌江山,其他质疑的声音全部偃旗息鼓,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新时期以来,文学史观实现了“脱苏入美”的飞跃,不再唯前苏联的文艺理论马首是瞻,而是借鉴欧美新兴的文学批评形式,来关照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学术考证、作品赏鉴、文本细读、文本分析等新的研究路数纷至沓来,开始了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建构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基本处于模糊甚至悬置的状态,没有形成主导性的文学史观理论学说。本文以以上三个时间结点为界,选取三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小说史着作,来发微二十世纪小说史观的民族性与本体性转向。二十年代出版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史观是小说文体进化的历史,七十年代出版的北大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的小说史观是小说反映社会存在的历史,九十年代出版的杨义教授编写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小说史观是小说叙事方式演变的历史。
二、章学诚的文学理论与其史观之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章学诚的文学理论与其史观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阐”“诠”视角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作为方法与视角的“阐”和“诠” |
| 二、“阐”“诠”视角与文学的经典化路径 |
| 三、“理解与发生”或批评的历史化 |
| 四、当代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问题 |
（2）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一)王安石及其文章的研究现状及热点 |
| (二)文章学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的研究意义及价值 |
| 第一章 王安石文章历代接受概述 |
| 第一节 宋人对王安石文章地位的评价 |
| 第二节 元明两代人对王安石文章地位的评价 |
| 第三节 清人对王安石文章地位的评价 |
| 第二章 王安石文章经学及文学渊源接受 |
| 第一节 王安石文章经学渊源接受 |
| 第二节 王安石文章文学渊源接受 |
| 第三章 王安石文章分体接受 |
| 第一节 王安石四六文接受 |
| 第二节 王安石碑志文接受 |
| 第三节 王安石记体文接受 |
| 第四章 王安石文章风格接受 |
| 第一节 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文风定评 |
| 第二节 王安石文风接受 |
| 第五章 从古文选本看后人对王安石文章的接受 |
| 第一节 宋代古文选本对王安石文章的接受 |
| 第二节 明代古文选本对王安石文章的接受 |
| 第三节 清代古文选本对王安石文章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章 焦竑的良知学 |
| 第一节 焦竑论良知 |
| 第二节 焦竑论性 |
| 第三节 焦竑论情 |
| 第二章 焦竑的考据学 |
| 第一节 字的考据 |
| 第二节 书的考据 |
| 第三节 考据学的智识化态度 |
| 第三章 焦竑的三教观 |
| 第一节 智识化的三教观 |
| 第二节 三教观与生死问题 |
| 第三节 三教观的定位 |
| 第四章 焦竑与明代思潮 |
| 第一节 明中晚期的南京 |
| 第二节 焦竑与明代义理学 |
| 第三节 焦竑与明代考据学 |
| 第四节 焦竑与明代三教观 |
| 第五章 焦竑与清代学术 |
| 第一节 清前中期的状况 |
| 第二节 焦竑与清代考据学 |
| 第三节 焦竑与清代义理学 |
| 第四节 焦竑与清代三教观 |
| 第六章 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 |
| 第一节 焦竑与明清义理学转向 |
| 第二节 焦竑与明清考据学转向 |
| 第三节 焦竑与明清三教观转向 |
| 第四节 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综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价值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学术概貌 |
| 第一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文化背景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渊源 |
| 二、清代浙东学派存在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学术定位与学术精神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 |
| 二、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定位 |
| 三、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 |
| 第三节 文学活动在清代浙东学派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
| 一、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 |
| 二、诗文写作作为遗民的生存方式 |
| 三、文学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 |
| 四、文学的存史、补史之功 |
| 第二章 “见道之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道观 |
| 第一节 从理学之“道”到史学之“道” |
| 一、“道”涵义的历史演变 |
| 二、清代浙东学派之“道”论 |
| 第二节 从文道分离到“文道合一” |
| 一、文道分离：“载道”与“害道” |
| 二、文道合一：“明道”与“文便是道” |
| 第三节 “见道之文”：为文的最高理想 |
| 一、“见道之文”的本原 |
| 二、“见道之文”的创作路径 |
| 三、“见道之文”的衡量标准 |
| 四、“见道之文”的哲学根基 |
| 第三章 “元气生至文”：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气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元气”理论的演变 |
| 一、“元气”的提出与汉代的元气生成论 |
| 二、宋代的元气本体论 |
| 三、元气论在明清时代的新变 |
| 第二节 黄宗羲“元气”论的独特内涵 |
| 一、黄宗羲的气论思想 |
| 二、黄宗羲“元气”的独特内涵 |
| 三、“元气”论与黄宗羲的豪杰人格 |
| 第三节 “元气”之文的美学特质与生成机制 |
| 一、元气论文学观的两种取向 |
| 二、“元气”之文的生成机制 |
| 第四章 “万古”之至情：清代浙东学派的性情论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与性情论诗学的高扬 |
| 一、明末清初的“重情”倾向 |
| 二、性情诗学的高扬 |
| 第二节 黄宗羲的性、情之辨 |
| 一、人之性为“不忍” |
| 二、基于善性的“性之情” |
| 第三节 “万古之性情”：性情之文的最高层次 |
| 一、诗之原本在于道性情 |
| 二、“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 |
| 三、“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 |
| 四、清代浙东后学的“性情”诗学 |
| 第五章 经、史、学问：清代浙东学派的文源论 |
| 第一节 文与经：“文源六艺” |
| 一、“文本于经”：一个古老的话题 |
| 二、清初的返经归本思潮 |
| 三、浙东学人的“文源六艺”说 |
| 第二节 文与史：“诗文同源于史” |
| 一、诗史同源与清初的尊史之风 |
| 二、黄宗羲：文章本于经史之学 |
| 三、章学诚：“古文辞出于史” |
| 第三节 文与学问：“学问为立言之主” |
| 一、“文之行远,必本于学” |
| 二、章学诚的文、学关系论 |
| 三、学问：养气、炼识、充才之路径 |
| 第六章 “时”与“势”：清代浙东学派的文变观 |
| 第一节 文变系于“时” |
| 一、“诗心之妙在能变” |
| 二、诗之盛衰,“时为之也” |
| 三、文体升降,与世推移 |
| 四、风雅正变,“亦言其时” |
| 第二节 文变关乎“势” |
| 一、明后期对文变之“势”的探求 |
| 二、盛衰迭变与因弊生变 |
| 三、六艺之文—诸子之文—辞章之文：文变之走势 |
| 第三节 文学的古今之变 |
| 一、明代复古主义大潮下的文学古今之辩 |
| 二、浙东学派的文学古今观：文求其是,不论古今 |
| 三、学古之径：“师其意而不袭其迹” |
| 结语：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
| 一、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历史意义 |
| 二、清代浙东学派文论的局限性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5）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方法 |
| 二、概念界定 |
| 三、重点、难点、创新点 |
| 四、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游艺与融通：苏轼艺论的生发机制及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述要 |
| 一、“右文偃革”：士人游艺的时代 |
| 二、“宋型文化”：孕育新变的时代 |
| 三、“诗画互有”：文图切近的时代 |
| 第二节 游艺：苏轼艺论的起与发 |
| 一、游艺：苏轼艺论的起点 |
| 二、批评：苏轼艺论的生发机制 |
| 三、苏轼论艺方式及其阐述艺术思想的文体 |
| 第三节 融通：苏轼艺论的思想渊源 |
| 一、一种由点及面的论述：儒释道融通与苏轼艺论中的言意关系 |
| 二、儒家思想的融入：“辞达”与言意关系 |
| 三、庄学传统的完善：“物化”与言意关系 |
| 四、释家观念的交织：“美在咸酸之外” |
| 小结 |
| 第二章 艺术史视野：苏轼论艺的纵横坐标 |
| 第一节 艺术发展进程中的苏轼艺术思想 |
| 一、苏轼对宋前艺术发展历程的把握：“备矣”“毕矣” |
| 二、“天下之能事毕矣”发微：基于苏氏易学思想 |
| 三、苏氏易学与苏轼对宋代书法艺术发展进程的判断：“变态”与“衰绝” |
| 第二节 苏轼的艺术发展观 |
| 一、苏轼对宋代门类艺术发展进程的判断：诗文画之衰 |
| 二、苏轼的艺术发展观：集大成而出新意 |
| 第三节 苏轼的应对之策：融通门类 |
| 一、美的问题与苏轼的创变：门类的“衰弊”与融通 |
| 二、历史准备与苏轼录述：媒材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文图关系主要论点 |
| 第一节 诗画互有 |
| 一、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图像建构 |
| 二、苏轼的绘画题跋及其所蕴画面感 |
| 三、画面建构中的用典：以赤壁文章的图像性为例 |
| 第二节 诗画一律 |
| 一、诗画一律概述 |
| 二、诗画一律发微：“赋诗” |
| 三、诗画一律发微：“诗人” |
| 四、超越限定的诗画一律 |
| 第三节 士人画 |
| 一、“天下马”发微：从《潇湘晚景图》到士人画 |
| 二、宋迪画作与士人画趣味 |
| 三、“意气所到”与逸格 |
| 小结 |
| 第四章 苏轼文图关系理论下的艺术实践 |
| 第一节 《枯木怪石图》：蕴于图像中的文学传统 |
| 一、苏轼创作“木石图”的状态 |
| 二、《枯木怪石图》的图像分析 |
| 三、《枯木怪石图》中的文图关系 |
| 第二节 赤壁二赋：蕴于文学中的画面感 |
| 一、赤壁二赋的图像性 |
| 二、历代赤壁图举要 |
| 三、鹤鸣：图像对文学意象所蕴顷刻的呈现 |
| 第三节 苏轼诗书画乐并举的实践 |
| 一、文学与音乐“必有真同”：苏轼乐论中的士人意趣与融通精神 |
| 二、诗书画融通中的音乐介入 |
| 三、苏轼乐论中的艺术史观 |
| 小结 |
| 第五章 苏轼文图关系理论的影响 |
| 第一节 作为艺术传统的苏轼艺术思想 |
| 一、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影响后世的根本原因 |
| 二、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影响后世的主要论点 |
| 三、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影响后世的主要方式 |
| 第二节 对宋代的影响 |
| 一、苏轼艺术思想对宋徽宗及其画学的影响 |
| 二、对苏门的影响 |
| 三、宋人的异议 |
| 第三节 对宋后艺苑的影响 |
| 一、元人的充实：钱选、赵孟頫、倪瓒 |
| 二、明人的进一步探讨：董其昌 |
| 三、清人的继创：石涛、黄钺 |
| 小结 |
| 结论 |
| 一、起于游艺的文图关系理论 |
| 二、成于艺术史犀照中的文图关系理论 |
| 三、文图关系理论三论点及其关系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二 《画水记》所蕴的苏轼论艺逻辑：游艺、批评、融通、艺术史视野 |
| 附录三 苏轼“诗画互有”特例：“可以观”的《晚眺》诗 |
| 附表一 欧阳修、三苏诗文中的“士人” |
| 附表二 “前后赤壁赋”中的语象 |
| 附表三 苏轼画目辑录表 |
| 附表四《全宋笔记》所涉“一律”辑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南宋论文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文献数量及作者分类 |
| 三、论文研究难点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论文诗之源起与界定 |
| 第一节 论文诗之源起 |
| 一、先秦：诗中论文观念的萌芽 |
| 二、魏晋南北朝：论文散句的发轫 |
| 三、唐代：论诗诗中论文诗句的增多 |
| 四、北宋：完整论文诗体式的确立 |
| 第二节 论文诗之界定及其与论诗诗、读书诗、论书诗之辨析 |
| 第二章 宋代论文诗成熟的背景探讨 |
| 第一节 论文诗形成的外部历史契机 |
| 一、国策影响下形成的崇文风尚 |
| 二、科举变革中催生的文学变化 |
| 第二节 论文诗成熟的内在文化动因 |
| 一、诗学思想之转关 |
| 二、文化思潮之引导 |
| 第三章 南宋论文诗诗人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朝堂词臣 |
| 一、文章写作风格 |
| 二、文章推崇旨趣 |
| 第二节 江西诗人 |
| 第三节 理学鸿儒 |
| 第四章 南宋论文诗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文体与功能 |
| 一、文体论 |
| 二、功能论 |
| 第二节 流别与史观 |
| 一、文脉之发展 |
| 二、文统之承袭 |
| 三、文境之追求 |
| 第三节 士风与文风 |
| 一、为文养气论 |
| 二、人品言文风 |
| 第五章 南宋论文诗的写作特点 |
| 第一节 樽酒论文，轻松活泼 |
| 第二节 点到为止，引而不发 |
| 第三节 情溢于辞，亦史亦文 |
| 第四节 引类譬喻，文心诗境 |
| 馀论 论文诗的价值评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南宋论文诗诗目存录 |
| 后记 |
| 读研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7）“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论文提纲范文）
| 一、“纯文学”:批评史观之逻辑中轴 |
| 二、学术史着“接着说”与西学术语 |
| 三、学无中西之分的实验初阶 |
| 四、从文体论短板看学案误判 |
| 五、方法论内涵深化有两个条件 |
（8）班固赋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班固赋学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班固对赋体文学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班固赋学思想的特质与意义 |
| 第二章 班固赋作中体现出的赋学思想 |
| 第一节 班固汉赋创作中对赋颂与汉赋抒情特色的追求 |
| 第二节 班固赋作对“弘博丽雅”艺术风格的实践 |
| 第三章 班固赋学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其意义、影响 |
| 第一节 班固赋学思想产生的思想学术背景 |
| 第二节 班固赋学思想的意义 |
| 第三节 班固赋论对东汉后期汉赋创作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9）《新五代史》文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 二、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对两《五代史》固有评价的重新审视 |
| 第一节 对《旧五代史》固有评价的重新审视 |
| 第二节 对《新五代史》固有评价的重新审视 |
| 第二章 文史双重突破：欧阳修史传文学理想探究 |
| 第一节 《新五代史》史学观念之转变 |
| 第二节 《新五代史》文学特征之突出 |
| 第三章 欧阳修采摭笔记小说入史辨析 |
| 第一节 欧阳修采摭笔记小说入史之原因 |
| 一、前代史料的保存情况 |
| 二、欧阳修观念的转变 |
| 第二节 《归田录》及其反映的欧阳修史传文学观念 |
| 一、刘餗对重视史料价值传统的开拓 |
| 二、李肇对鬼神怪异之说的摒弃 |
| 三、欧阳修的继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小说史观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
| 二、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术分期 |
| 三、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史观鸟瞰 |
| 第一章 《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文体进化的历史 |
| 第一节 鲁迅的进化论意识与文体意识 |
| 一、鲁迅的进化论意识 |
| 二、鲁迅的文体意识 |
| 第二节 小说进化与文体发展的关系 |
| 一、唐传奇：有意为小说 |
| 二、话本小说：语言的新变 |
| 三、《红楼梦》：小说的圭臬 |
| 第三节 文体进化观念成为《史略》价值评判的标准 |
| 一、对开拓创新的褒扬 |
| 二、对拟古因循的揶揄 |
| 第二章 《中国小说史》：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历史 |
| 第一节 袁行霈等编着者的治学观念 |
| 一、袁行霈的文学史观 |
| 二、侯忠义的小说史观 |
| 三、周先慎的古典小说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小说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 |
| 一、小说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性 |
| 二、小说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超越性 |
| 第三节 小说反映社会历史成为《小说史》价值判断标准 |
| 一、对真实反映的大加赞美 |
| 二、对失实反映的大加伐挞 |
| 第三章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小说叙事方式演变的历史 |
| 第一节 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理论建构 |
| 一、对行的原理 |
| 二、融合的原理 |
| 第二节 小说发展的叙事学构架探讨 |
| 一、萌芽期：创造程式 |
| 二、发育期：复合结构 |
| 三、成熟期：逼近生活 |
| 四、突破期：多元探索 |
| 第三节 叙事话语模式的差异成为《史论》价值评判的标准 |
| 一、对西方叙事学理论使用的小心谨慎 |
| 二、对中国叙事学理论使用的大刀阔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章学诚的文学理论与其史观之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阐”“诠”视角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J]. 赵坤. 中国文学批评, 2021(03)
- [2]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D]. 白俊怡. 郑州大学, 2020(02)
- [3]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D]. 代玉民. 南京大学, 2018(04)
- [4]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D]. 孟新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5]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D]. 李制. 东南大学, 2018(05)
- [6]南宋论文诗研究[D]. 高云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7]“纯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观——重估郭绍虞、朱自清、钱钟书在1930年代的学术论衡[J]. 夏中义. 河北学刊, 2017(03)
- [8]班固赋学思想研究[D]. 种园. 宁夏大学, 2017(02)
- [9]《新五代史》文史研究[D]. 谭磊.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10]小说史观个案研究[D]. 李春光. 湖北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