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论文文献综述）
段智峰[1]（2012）在《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文中认为以1931年“汤山事件”为契机,汪精卫与胡汉民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抗蒋介石,形成宁粤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后,政治局势陡变,随着汪胡合作逐步走向绝境,蒋汪开始接近并酝酿形成合作关系。在携手击垮代表粤方基本利益的孙科内阁后,蒋汪合作正式成局,并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主党”的权力分配格局。嗣后,在因应“一二八”抗战的过程中,蒋汪合作关系得到初步巩固。1932年8月,汪精卫与张学良发生龌龊,并逐步升级,导致政局持续动荡。蒋介石实施旨在维持现状的初步善后举措,但却铩羽而归。面对政治僵局,蒋被迫实施“弃汪保张”的举措,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在实质上得到维护,汪精卫则愤而出国养病,蒋汪合作遭遇顿挫。至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局势的演进迫使蒋不得不转变立场,实施“去张联汪”的举措,蒋汪合作藉此恢复。以汪精卫1933年复职为标志,蒋汪间不仅政治互信得以巩固,政策理念共识趋于扩大,且在此基础上对合作格局实施一系列调整。经历此次调整,不仅“庐山模式”浮出水面,且蒋汪间的权力地位关系趋于相对平衡状态。1934年发生之“顾案”及其善后过程,即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种权力地位的相对平衡状态。国民党内部连绵不断的反汪运动,既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对蒋汪合作关系构成持续负面影响。1935年所发生的汪精卫辞职事件,与这两个面向的因素存在直接逻辑关联。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蒋汪合作关系虽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害,但却并未在实质上动摇二人的合作基础。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蒋汪关系最终决裂的种子,在蒋汪关系演进历程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后蒋汪关系持续恶化,不可逆转地走向完全破裂。
薛钰[2]（1995）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综述》文中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由于这一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海峡两岸的学者始终对其予以不同的评价。近些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及两岸学术交流的扩大,在良好的学术气氛中,两岸史学界对这一政策分别进行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些文章中,也并非像过去那样持一味赞美的观点,而建议对这一“谋国”手段是否合宜有效进行评估检讨;大陆学术界也不再将
高会彬[3]（2004）在《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文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对其多有着述，分别从不同侧面、多个视角给予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评价，在诸如该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形成的原因、后果及其评价等问题上有共识、亦有分歧，存在伯仲之间的看法、亦具大相径庭的观点。本文分别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安内”的具体内容、“攘外”与“安内”的关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抗日前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改变和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的后果、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等八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 对“攘外”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张静[4]（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于1928年至1932年间,面临着内部的权力整合,以及外部强敌入侵的挑战。1949年以来,史学界关于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间,是研究禁忌逐渐打开及研究领域开拓时期;1990年后,对1928年至1932年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日渐发展繁荣的阶段,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档案史料的开放、发掘、整理,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即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权力整合、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政权建设的开端三方面,对于1978年以来史学界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其中涉及三十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战起点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它与商会等社会组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王维礼,程舒伟[5]（1993）在《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文中认为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难,激起了中华大地上的巨大波澜。对此,究竟是团结一致,以抗日救亡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还是“先安内后攘外”才是切合中国实情的救国良方?一直是我国海峡两岸史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安内攘外”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求得公允的评论,还是有益的。无力抵抗与申诉国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国内外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以广州为中心的反蒋派的分裂与对抗;石友三的反蒋及蒋介三次“围剿”红军战争的失败,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严重危机。日本则加紧侵略步伐,制造了万宝山、中村事件及朝鲜排华惨案,武装入侵,迫在眉睫。面对如此局势,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提出了“安内攘外”的基本政策。他认为“不先消灭赤匪,
陈先初[6]（1992）在《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文中提出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在重点“安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攘外”的措施,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并
王维礼,程舒伟[7]（1993）在《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文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难,激起了中华大地上的巨大波澜。对此,究竟是团结一致,以抗日救亡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还是“先安内后攘外”才是切合中国实情的救国良方?一直是我国海峡两岸史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因此,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安内攘外”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求得公允的评论,还是有益的。
刘文楠[8]（2014）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张玉萍[9]（2013）在《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文中研究表明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以及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剿共"与"抗日"如何均衡进行成为国民政府的最大课题。对此两问题均有过深入研究的戴季陶,在极力抑制共产党发展的同时,亦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其日本观在现实政治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在中日战争日益恶化,国共两党由对立转向合作,继而又走向殊死之争的过程中,戴季陶与日本保持何种关系?其日本观有何特征?此与其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何关系?理论根据源于何处?本稿欲就此进行探讨,期以探明戴季陶日本观的真正用意。
丁云[10]（2016）在《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中期,国民党政府处理内外事务关系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推行,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但这一政策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探讨这一政策的转变过程,客观分析其内容及影响,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质,对于深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史和国共关系史也将有所裨益。一、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
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1）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2 学术史的回顾 |
| 1.3 拟解决问题及基本框架 |
| 1.3.1 拟解决问题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中的不足 |
| 2 现实面与理想面的平衡：蒋汪合作形成的历史考察 |
| 2.1 汪胡合作的顿挫与蒋汪接近 |
| 2.1.1 蒋、胡、汪三人的历史纠葛 |
| 2.1.2 基础孱弱与顿挫频现：“非常会议”时期的汪胡合作 |
| 2.1.3 理念共识下的坚冰初融：蒋汪关系的和缓与接近 |
| 2.2 “一国三公”下的政治困境 |
| 2.2.1 政制改革与孙科内阁的困境 |
| 2.2.2 蒋、汪、胡三方的困境与博弈 |
| 2.2.3 困厄中孙科的挣扎及其失败 |
| 2.3 蒋汪合作格局的鼎定与初步巩固 |
| 2.3.1 困境中的突围：蒋汪合作的鼎定 |
| 2.3.2 蒋汪合作的初步巩固：孙科反侧的酝酿及失败 |
| 2.3.3 蒋汪合作的隐忧 |
| 3 蒋汪合作的顿挫：1932年汪张交恶与蒋介石善后 |
| 3.1 汪张交恶与热河问题 |
| 3.2 从维持现状到弃汪保张：蒋介石善后政策嬗变 |
| 3.3 热河沦陷与蒋介石弃张联汪政策的实施 |
| 4 蒋汪合作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形成 |
| 4.1 蒋汪合作调整分析 |
| 4.1.1 蒋汪关系的新变化 |
| 4.1.2 政策、机构与人事的调整 |
| 4.2 “庐山模式”的形成及成因 |
| 4.2.1 宏观视野内的“庐山模式” |
| 4.2.2 微观视域内的“庐山模式” |
| 以国民政府在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中的决策过程为中心 |
| 4.3 蒋汪合作的另一个侧面：以1934年顾孟余案为中心 |
| 4.3.1 “顾案”的发生：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 |
| 4.3.2 汪精卫的反击：中政会三项弹劾办法的出炉 |
| 4.3.3 蒋介石对于“顾案”的初步干预：袒汪抑于 |
| 4.3.4 存废之争：各方围绕中政会三办法的角力 |
| 4.3.5 小结 |
| 5 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1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反汪运动 |
| 5.1.1 四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反汪行动 |
| 5.1.2 汪精卫复职后的反汪运动 |
| 5.2 政治体制的掣肘 |
| 5.3 从1935年汪精卫辞职事件看影响蒋汪合作的因素 |
| 5.3.1 汪精卫辞职事件爆发前的政治形势 |
| 5.3.2 反汪风潮肇始与汪精卫辞职 |
| 5.3.3 蒋介石善后与汪精卫复职 |
| 5.3.4 小结 |
| 6 走向破裂 |
| 6.1 五全大会前后的蒋汪关系 |
| 6.1.1 关于汪精卫遇刺案 |
| 6.1.2 五全大会的权力重组与蒋汪关系 |
| 6.2 走向最终破裂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3）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引言 |
| 一、 研究现状和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 |
| 1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和确立的时间 |
| 2 、“安内”的具体内容 |
| 3 、“攘外”与“安内”的关系 |
| 4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抗日前提 |
| 5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原因 |
| 6 、南京国民政府改变、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原因 |
| 7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施的后果 |
| 8 、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价 |
| 二、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再研究 |
| (一) “攘外”的表现形式 |
| 1 、“不抵抗主义” |
| 2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
| 3 、对日妥协外交 |
| (二)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国共关系 |
| 1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共关系的影响 |
| 2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期的国共关系对当前两岸关系的借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整合 |
| (一) 从蒋胡合作到蒋汪合作 |
| 1. 蒋胡关系:由合作到破裂 |
| 2. 从宁粤对峙到蒋汪合作的形成 |
| 3. 汪精卫及改组派 |
| (二) 地方实力派 |
| 1. 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 |
| 2. 地方实力派的地方建设 |
| 三、“九一八”事变与民国政局 |
| 四、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开端 |
| 五、结语 |
（6）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8）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蒋汪“合作”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内部派系斗争 |
| 二、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 |
| 三、“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及其实施 |
| 四、整合地方实力派 |
| 五、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 |
| 六、走向新的叙事 |
（9）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论文提纲范文）
| 序言 |
| 一、国际化战略 |
| (一) 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应戴季陶1891年1月6日 (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生于四川省汉州 (成都北部、现在的广汉) , 名传贤, 字选堂、季陶, 晚号孝园, 笔名散红、天仇、泣民等。1905-1909年戴季陶留学日本, 专攻法律, 归国后作为孙中山机要秘书兼日语翻译活跃于中日外交第一线, 后成为国民党理论家、蒋介石的忠实盟友。1928年10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戴季陶被任命为考试院院长, 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 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元老、政府中枢, 整理制定了考试院制度和法律制度,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留日期间所学的法律知识。1931年9月18日, 正当戴季陶意气风发地为国家建设全力以赴之时, 九一八事变爆发。作为国民政府中首屈一指的日本通, 戴季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制定。9月19日晚8时, 戴季陶作为主席, 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0次常务会议 (临时会) , 决定对日本提出抗议, 并通过驻外代表将此事件通告世界。[1]20日戴季陶与某日本人会见, 要求日军及时撤兵。[2]他还致电驻海牙国际法庭的王宠惠和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林森, 以及各省市党部、海外各级党部、各特别党部, 提出对应方针, “除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外”, 要求人民团体或国民党员一致团结, 巩固国家基础, 充实政府实力。[3]9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90次会议决定将过去的外交组扩大为特种外交委员会, 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 宋子文为副委员长, 于右任、丁惟汾、邵力子、邵元冲、陈布雷、程天放等为委员。[4] |
| (二) 国际化战略实施的原因及其评价 |
| 二、备战与抗战 |
| 三、日本非敌论 |
| (一) 爱恨交织 |
| (二) 怨偶之仇 |
| 结语 |
（10）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及形成过程 |
|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
| 第二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1年12月,蒋介石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
| 第三阶段:1932年1月28日蒋汪合作政权成立到6月的五省剿匪会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而得到正式确立。 |
| 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 |
| 1. 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政府表现为对日妥协退让,并企图依靠英美力量抑制日本对华侵略。 |
| 2. 在内政方面,继续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并想方设法剪除和削弱异己势力。 |
| 三、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 |
| 1.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和军事扩张,严重损害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利益。 |
| 2. 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
| 3. 蒋介石的“剿共”方针屡遭失败。 |
| 四、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民族统一及抗日的关系 |
| 1.“攘外必先安内”与民族统一问题:统一是抗日前提条件吗? |
| 2.“攘外必先安内”与抗战的关系:是妥协政策还是抗战建国战略? |
| 结论 |
四、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论文参考文献）
- [1]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D]. 段智峰. 浙江大学, 2012(06)
- [2]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综述[J]. 薛钰. 民国档案, 1995(02)
- [3]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研究述评[D]. 高会彬. 东北师范大学, 2004(01)
- [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史学界对1928-1932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J]. 张静.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06)
- [5]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J]. 王维礼,程舒伟. 中共党史研究, 1993(03)
- [6]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J]. 陈先初. 抗日战争研究, 1992(02)
- [7]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A]. 王维礼,程舒伟.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3
- [8]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J]. 刘文楠.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06)
- [9]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J]. 张玉萍. 社会科学研究, 2013(02)
- [10]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探析[J]. 丁云. 历史教学问题,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