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小议(论文文献综述)
魏丽凤,王琳[1](2019)在《中医外治在慢性肾脏病治疗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中医外治理论丰富,研究广泛,治疗方式多样,因其效、验、便、廉等诸多优点已向内外妇儿等多学科领域延伸与推广。因其毒性小,适应证广泛,不经肾脏排泄,避免内服药物对肾脏的影响,故在治疗一些常见肾病中具有显着优势。现从中医外治的溯源与发展、作用机制与特点等方面进行梳理,尤其是在慢性肾脏病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系统综述,以期促进中医外治法在临床中的推广应用,尤其在肾病治疗中的广泛运用。
蔡鸿泰[2](2018)在《《伤寒论》太阳病篇编次意义研究》文中提出《伤寒论》是以人体的阴阳气血为核心,针对伤寒病而创立的三阴三阳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并对伤寒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法、方、药的认识体系,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模式和临床特色,确立了中医临床发展的基本方向,历代医家莫不推崇。由于其书曾历散佚,后经王叔和整理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某些后世注家认为已非仲景之旧,故对书中编次不以为然,而多以条文注释为主,或集中讨论个别药物、方剂、证候或疾病。其中,学者更多集中讨论具体某伤寒方的临床实效和应用。近代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认为:《伤寒论》398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无论或显或隐,或前或后,彼此之间都是有机地联络,而学习《伤寒论》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理解条文与条文之间相互联系的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刘老之观点,在明确各条文意旨之情况下,以伤寒病为主线,运用传统的中医研究方法,对《伤寒论》太阳病篇编次进行了探讨,望能窥探仲景对疾病变化过程的认识角度并阐明其变化原理,以展现其辨证论治思想和方法。本文经过研究与探讨,得出结论如下:《太阳病》上篇为三篇之重,仲景先列前11条为全书及太阳病篇之纲领,并阐述了“病证结合”的辨证论治思想、“治未病”思想,以人为本的治疗原则,然后通过第12条至23条展示出伤寒病以风寒邪气伤人阳气为特点,其疾病之过程始终受着风寒邪气与人体阳气之盛衰影响,并根据此制定了桂枝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作治疗,使人从整体层次上对伤寒病之发展变化趋势有了清晰之认识。最后以虚人之伤寒作总结,强调伤寒病先阳后阴之治疗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中篇补充了太阳表实证及邪气随本经入里之蓄水证和瘀热在里证之治疗,完善了对太阳病之治疗,同时较集中讨论与太阳病表证相关情况下之处理,如太阳表证夹杂其他证候之先后缓急处理,可汗不可汗之理,针对太阳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太阳病表证误治后成坏病之转归治疗等。下篇主要论述太阳病误治后,内损脾胃之气,邪气乘虚入里之结胸、心下痞之病因病机、证候特点、治疗及与之相似之证的鉴别。最后于文末强化对太阳病表证之认识。通过本研究发现仲景诊治之思路应为:先辨别外感病或内伤病,继之辨其为伤寒病或温病,再之辨别其属那个三阴三阳病,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辨证。此过程体现了《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之篇名,即仲景先辨疾病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辨证论治,这种“病证结合”的思想贯穿了太阳病篇,使医者更能把握证候在疾病过程中当下之意义和病机。同时,仲景把不同疾病过程中相似之证候通过条文铺排,让读者加以明辨其不同之病机,提升辨证论治之能力。
杨涛[3](2015)在《小议附子及服用生药经验》文中研究表明附子为中药四大主帅之一,又被称作"药中四维",足见其功效卓着,但此药最难用亦最有用。它为中医临床的一味要药,大毒大热,药性峻烈,应用以后不无顾忌。故历代众多医生"终身视附子为蛇蝎"而不敢用。现根据本人服此类中药一点临床实践经验,不揣浅陋,对生附子的临床应用作一探讨。
李桂萍[4](2014)在《桂枝汤“三禁”小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研究《伤寒论》的医家都认为,论述桂枝汤禁忌有3条:16条"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17条"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19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于是依次总结出桂枝汤禁忌证有三:一曰表实无汗者禁;二曰嗜酒之人,内多湿热者禁;三曰阳热内盛服桂枝汤吐者禁。其中尤其强调了第16条无汗禁桂枝。如尤在
司鹏飞[5](2014)在《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中医肝虚实概念与补泻治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论文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中医肝虚实概念与相应的补泻治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所指及其演变的历史,并探求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试图构建一个关于中医肝虚实理论及其治法演变的学术思想史。方法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构成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时期医学着作中肝、虚、实概念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概念的扩散、主题策略的选择等内容,以分析肝虚实概念及其补泻治法演变的历史。1.考察历代医学文献中“肝”概念对象的形成,也就是历代医家对“肝”所指范围的确定。2.考察历代医学文献中“虚”、“实”概念对象的形成及界定,亦即在不同时期的诊治体系中,应用虚实概念的疾病范围的确定。3.考察历代医学文献中肝虚实概念的陈述方式,即肝虚、肝实概念以什么方式,与哪些概念、以怎样的次序关系出现在诊治体系中。4.考察历代医学文献中肝虚实从属的主题,即肝虚实概念是在论述什么问题时才出现。结论1.中医“肝”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爬梳从汉唐至今的医学文献,可以发现肝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唐时期。肝脏所指为解剖实体肝,然而其理论构建则是在传统术数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阶段,宋至清前期。肝脏所指依然为解剖实体肝,其理论则是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形成了脏腑辨证体系下的肝。第三阶段,清中晚期以来。这一时期,由于西医学的进入和影响,汇通学派对肝脏的认识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否定肝脏的解剖实体,认为中医所说之肝“非血肉之五脏”,为“四时之五脏”,如恽铁樵等;一是试图与西医结合,吸收西医肝的生理病理知识,并与中医理论附会,如陆渊雷等。2.虚实概念由多元化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病机概念从汉唐时期至今,中医虚实概念是一个有多元含义渐趋统一的过程。在《内经》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虚实”的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而“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只是诸多含义中的一项,尤其在《内经》中,虚实的该含义并不占有统治地位。及至宋元时期,虚实仍然具备脉象的有力无力、病机的邪盛与正虚,形体的盛大与赢弱等。明清时期,随着八纲辨证的发展,虚实成为八纲辨证的一纲,其所指才逐渐缩小成为病机概念。而最后虚实概念被统一成为邪盛与正虚,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中医诊断学对其的限定。3.肝虚实诊治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汉唐时期,以《内经》、《千金方》等为代表。这一时期,肝虚主要是指肝自身脏气的虚损与不足;肝实一方面指肝自身脏气的有余,另一方面,也指代病邪侵犯肝脏及肝经。在治疗上,宗《内经》治肝的三大原则,即“肝欲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第二个阶段:宋元时期。这一时期,肝虚实的所指发生了显着的改变与扩大,实”所包含的内容不仅包括人体的内生六气的偏盛,亦包括外来邪气和瘀血、痰浊等病理产物;“虚”则为本脏气、血等的不足。相应的,其补、泻的治疗手段也发生了扩展。第三个阶段:明至清中期前。这一时期,脏腑辨证理论逐渐成熟,肝阴理论得以提出,并广泛应用与临床,同时,奇经八脉与肝脏的关系被阐明并受到医家的重视,经历了肝有无补法的讨论,补肝理论被重新构建。第四个阶段:清后期至今。随着西医学的传入,清后期随着汇通学派的出现,肝虚实理论体系再一次被重建。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理论上,受到了西医解剖及生理病理的影响,进而试图将其引入中医学理论体系。4.现代中医肝诊治体系是中西医汇通的产物现代中医肝诊治体系是在西医肝脏生理病理的影响下,利用中医的语言模式重新构建的一个新的关于肝的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下,肝概念的所指既包括中医肝系如肝之经脉、目系等,亦包括西医所指之肝脏。因而,现代中医所指的肝脏是功能肝与实体肝这一体系实质是杂糅了明清肝脏腑辨证理论和西医理论下产生的新知识的结果,是中西医汇通的产物。意义1.说明中医肝虚实理论及其补泻治法的历史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创新并结合新知识的过程。2.理清了中医肝虚实理论及中医肝诊治体系演变的脉络,这无论对深入研究中医理论体系还是探求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都有较大意义。
钟明珍[6](2014)在《对曹颖甫运用经方医案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清代曹颖甫《经方实验录》运用仲景方临床实践验证经方的研究,发掘曹颖甫灵活运用经方的辨证理论依据及具体用药经验,以期对张仲景与曹颖甫的学术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临床如何灵活运用张仲景方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方法本文选取了六首曹颖甫较常用的仲景方,先介绍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及其组方特点,并搜集曹颖甫先生运用相关方剂的医案,分析其灵活化裁仲景方的理论依据及具体用药经验。结果①曹颖甫临证处方根据病机、证候,在临床上认真实践,对于历代医家注释错误之处,适时更正,使学者识病处方,有所信从。;②能于诸家注释之外独树一格,学习先辈不囿旧制敢于创新的精神,以继承和发扬仲景方、仲景法;③曹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精神,使他把亲身实践老老实实地写出,没有经验的宁缺毋滥绝不妄加评判,但对临床验证过的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④曹氏尝云:“药不由于亲试,纵凭思索理解,必有一间未达尔!”他对药物的功用不但观察其效验,而且对有毒中药必亲自尝试而后用之!治学而不以身家性命为念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结论与传统经方家的继承仲景成方不同,曹颖甫精于仲景学说,善用仲景之法,然以临床的经验为要,对仲景方辨证论治曲尽其妙,穷极变化,认真体会。而且曹氏研究经方的同时,并不反对时方,融会新知,处方用药切中病机,丝丝入扣。研究《经方实验录》运用仲景方临床实践验证经方,对现代临床运用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宋佳[7](2011)在《经方50味药物在明代13位医家中的用量规律研究》文中认为《伤寒杂病论》作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创造性的将理-法-方-药-量融为一体,迄今学人犹奉为圭臬,其方亦被尊为“经方”而广泛流传,而以经方常用药物为研究对象进行方药剂量理论及剂量演变轨迹的研究是推进中药量-效关系研究的重要途径。然而,要研究经方的方药剂量规律,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经方的本源剂量究竟是多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光和大司农铜权”考证得出东汉1两=15.625克的结果公布于世之后,中医界再次掀起对经方本源剂量的考证之风,各种考证方法、考证结论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短期内很难达成一致观点。而现行国家药典与《中药学》教材中规定的中药剂量范围又与明代李时珍提出的“古一两今用一钱”之折算标准有着莫大关联。因此立足于明代,研究经方常用药物在明代医家中的常用剂量范围;探讨经方本源剂量在自东汉至明代这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演变,是何导致;揭示李时珍提出的折算标准的来龙去脉;进而总结明代医家在临床用药剂量方面的规律与特点,以及相关的临床剂量控制策略,将是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向。1研究目的(1)筛选出《伤寒杂病论》中50味常用中药,根据现存明代医籍分别统计出这50味中药在明代医家中的剂量使用情况,包括常用剂量范围、平均剂量、最常用剂量值、剂量分布区间等。(2)按目前中医界对《伤寒杂病论》本源剂量认可最为广泛的观点仲景方1两≈13.92克折算出该50味药在经方中的剂量范围,并与统计得出的明代医家常用剂量范围相对比,验证明代医家对仲景方的折算比例与李时珍所述“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比例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试图探讨经方剂量至明代出现如此落差的原因;若不一致,试图找出明代医家运用经方时使用最为普遍的折算比例,并分析该比例缘何而来。(3)同时将统计得出的明代医家运用经方50种药物的常用剂量范围,与现行国家药典(2010年版)、《中药学》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规定的剂量范围相比较,总结明代医家与当代中医生临床用药剂量之间的差异,为未来制定合理、安全、科学、有效的中药剂量范围提供一定的参考。(4)通过对明代医家用药剂量的研究,总结古代医家医着中所涉及的影响方药剂量及量效关系的相关因素,如患者体质差异、气候因素、地域因素、药材炮制、用药剂型、哲学文化等,并从方药服法、剂型、病证类型、服药反应等方面深入挖掘古代医家临证施量的控制策略。2研究对象以本课题组筛选出的50种经方常用中药为研究对象,以13本明代医着为研究内容,统计得出该50味常用中药在明代13本医着中的平均剂量、最常用剂量、常用剂量范围以及剂量分布区间。所要研究的13本明代医着如下:《石山医案》(汪机)、《孙一奎医案》(孙一奎)、《里中医案》(李中梓)、《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以下简称《广笔记》缪希雍)、《医验大成》(秦昌遇)、《奇效医述》(聂尚恒)、《景岳全书·古方八阵》(张景岳)、《医学正传》(虞抟)、《明医杂着》(王纶)、《内科摘要》(薛己)、《寿世保元》(龚廷贤)、《瘟疫论》(吴又可)、《古今医统大全·伤寒门》(徐春甫)。3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EXCEL表格数据处理功能及基本统计学方法(百分位数、方差、标准差、离散度、相关性、算术平均数等概念)来处理所要研究的50味常用中药的出现频次、最常用剂量(出现频次最高的剂量值)、平均剂量、常用剂量范围以及剂量分布区间(最小剂量与最大剂量之间的值域范围)等。其中常用剂量范围采用统计学百分位数PX=L+i/fx[n.X%-∑fL]的计算方法,用[P10~P90]之间的数值范围来描述。4研究结果本论文的研究结果部分将对50味药总论与单味药各论分别进行探讨,以做到点面结合,纵横相参,既对50味药在明代及仲景时代的剂量情况有整体的把握,又对单味药在明代不同医家中的剂量分布情况有直观的理解。所得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50味常用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用药剂量无论从最常用剂量、平均剂量、常用剂量范围,还是剂量分布区间,均要显着超过明代以及现代。以最常用剂量值为例,50味药物中有23味在明代的最常用剂量尚不足其在《伤寒杂病论》中最常用剂量的1/10。(2)明代医家用药剂量多分布在仲景本源剂量1/10~1/3的范围内,李时珍提出的“古一两今用一钱”的折算标准相当于只取仲景原方剂量的1/3,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这一折算比例在当时算是用量偏大者。(3)现行国家药典及《中药学》教材中规定的中药剂量范围与明代相比较为接近,除大黄、石膏、黄芪、滑石、牡蛎等药两者上限值相差较大,差值可达10余克以外,大部分药物两个范围的重合区域均较大。5分析探讨基于本论文研究部分所得结果可以看出,经方本源剂量发展至明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在自明至今近600年的时间内剂量变化似乎并不大,因此,寻找迷失的经方本源剂量,揭开经方本源剂量下降之秘,成为本论文下篇分析探讨部分的重点。(1)在“寻找迷失的经方本源剂量”一节,分别从文物考古学、文献考据学,以及“药升”、“药秤”、“黄金小秤”否定说角度浅证并支持经方本源剂量即为吴承洛先生提出的1两≈13.92克之说。(2)在“破解经方剂量下降之谜”一节,指出自汉至明,经方本源剂量存在着明显的“左移”现象,即剂量下降趋势。并分别从宋代推行散剂之追本溯源;宋代盛行煮散之得失探讨,主要是导致汤药服法从仲景时代的“一剂三服”发展至明清时期的“一剂一服”;李时珍“古之一两今用一钱”之对错分析;气候-地域-体质三链效应对临床用药剂量的影响;哲学-文化-用药心理学的内在影响等五方面探讨了每个因素对经方本源剂量之下降可能造成的影响。(3)在“从明代医家用药探讨临床剂量控制策略”一节,提出方药用量的“右墙”假说,即任何一首方剂,一味中药,对应每一位患者都存在着一个极限剂量值,即“右墙”剂量。而同一首方剂,同一味中药,对不同的患者而病证而言,其“右墙”剂量亦有所不同。在临床中,“右墙”剂量以左的剂量区间均属有效剂量区间,即治疗窗。然而最佳剂量范围却只有较窄的一段区域,如何找出方药的“右墙”剂量并确定其最佳剂量范围应为今后量-效关系研究的重点。(4)由于中药的阈剂量普遍较低而治疗窗普遍较宽,使得中药的临床用量千差万别,剂量变化十分灵活。本论文通过对明代13位医家的临床用药特色进行研究,并与其他朝代的医书互相联系参照,总结了古代医家在临证施量方面的两条常用控制策略:一为试探性给药法,常用于药性峻猛,气味辛烈,或有较大毒副作用的方药;一为阶梯式给药法,又分为阶梯式增量给药法与阶梯式增时给药法,常用于病程缠绵,需药力逐渐累积以获效,或轻剂缓图,以求祛邪而不伤正之病证。许多古人常用的剂量调控方法随着中医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正面临着逐渐被遗弃的处境,而进一步挖掘古代医家的临床用量控制策略将是开启方药剂量理论宝库的重要钥匙。
苏战豹[8](2010)在《经方桂枝汤及其类方治疗皮肤病的规律研究》文中指出1.研究目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和治疗法则,是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医学经典着作,至今仍有效的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而其桂枝汤及其类方作为经方中出现最多的一类方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次研究通过分析桂枝汤及其类方的病因病机,治则,方义找出其规律,使之更好的应用于皮肤病的治疗。(本次研究引用的《伤寒论》条文,均以赵开美宋本为蓝本)。2.研究方法本次研究的方法主要分四步:1.以文献资料为手段:通过大量查阅关于桂枝汤及其类方的文献资料,为本次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2.以病机为核心:只有以病机为核心进行综合研究,才能从整体恒动观的高度,深刻的揭示桂枝汤类方证的本质属性。3.以方证为依据:本次研究将桂枝汤及其类方分为本方证和类方证(包括加味方、减味方、加减方、合方)两大类,进行分析研究,而均以营卫(血气、阴阳)不和为其基本病机深究其证因脉治之普遍规律。对本方证之条文,重在分析研究营卫不和在不同情况下的临床具体特征及其机理,对类方证的条文,重在分析研究兼夹症候的病因病机,及其与营卫不和这一基本病机之间的辨证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刻揭示桂枝汤本方证和类方证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必将大有裨益于中医皮肤病的发展。此外,还要注意桂枝汤的煎煮法和服用事项,还要分析桂枝汤类方证的禁忌症,做到有的放矢。4.以皮肤病为方向:通过分析研究各种常见皮肤病的病因病机,以营卫不和这一基本病机为切入点,勤求古训,博采诸家,参以个人体会,并结合临床实践,使桂枝汤类方应用于皮肤病中来。3,结论通过以上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桂枝汤不仅是治疗外感病的方剂,也是治疗皮肤病的原始祖方,为继承祖国医学的传统瑰宝,许多医学有识之士运用经方在皮肤病的治疗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金钊[9](2009)在《李杲《脾胃论》结合时令用药心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脾胃论》是东垣学说中理论最集中的一部分。《脾胃论》的出现,标志着脾胃学说的创立,是补土学派的学术之源。本书丰富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内容,开辟了中医认识、治疗内伤杂病的新途径,促进了当时医学的飞跃发展,是中医学宝库中的重要文献之一。结合时令用药即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结合季节气候特点选择方药,确定剂量,以便更好地把时空因素对病体的影响考虑到中医的临床治疗方案中去,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是中医因时制宜治疗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历代医家遵循《黄帝内经》“必先岁气,无伐天和”,“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治疗原则的具体运用。东垣在《脾胃论》中记载了大量的按时令用药的内容和相应的医案。后世医家也尊内经之旨,循东垣之法,进行了相应的继承和发扬。但是,李杲立此法之后,后世医家仅用其法,而未进一步阐发其深刻内涵。所以,有必要对李氏《脾胃论》中按时令用药的心法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并阐释其内在联系和含义,以便于学习其心法,为中医临床工作提供更为清晰的用药参考。本文围绕金代着名脾胃专家李杲的代表作《脾胃论》按时令用药经验的研究,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以古今大量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天人合一大整体观指导下,中医治疗学指导思想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其中,因时制宜本质上是一个体现时间医学复杂内涵的科学命题。时间医学的内在理论依托则是阴阳的运动变化。正如吾师在研究陈潮祖教授“五脏宜通论”时所阐明的那样:“自然万物和人体自身都处在永恒运动之中,正是由于运动不息,决定了寒暑交替,春秋往来,朝暮移易,以及植物生、长、化、收、藏,动物生、长、壮、老、已的变化发展……。四时中的阴阳消长,和一日中的阴阳转化,都是阴阳运动变化在气候、气象等方面的生动体现。”二、以大量古今文献资料为依据,阐明了中医按时令用药的研究由来己久,是一个时间跨度千年,空间跨度涉及临床各科的学术大课题,早在中医基础理论着作《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了十分丰富的展示,后世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说都是以此为起点的,汉晋隋唐代有发展,至金而盛,在内伤脾胃病研究中突出这一课题的,则以李杲《脾胃论》最具有代表性。三、以《脾胃论》中的具体见解及医案,阐明了李杲《脾胃论》按时令用药的原则是:1.结合时令气候特征选方择药。2.结合时令气机升降选方择药。3.结合时令脏腑的五行关系选方择药。其按时令用药的具体体现是:1.针对同一个体,不同季节选方用药不同。2.针对同一个体,同一病症,不同季节药物加减不同。同时还阐明了这样的用药对提高临床疗效是大有助益的。四、以后世传承李杲学术经验的医家的医案为依据,阐明了李杲按时令用药经验对后世中医临床治疗学的深远影响。五、分析阐明了李氏按时令用药心法在现实临床上的体现并不那么生动丰富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明医家已融会在辨证论治中,体现微妙,形迹不彰;一般医家则难以捉摸,无从把握,因而需要大力继承发扬。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正在于此。所以,学习李杲关于时令用药的心法,不仅仅要研究具体应用,还要学习李杲在临床运用这些心法时的整体、恒动思维特点,才是在临床上辨证论治的精髓所在。
胡金勇[10](1992)在《胡衡甫医论十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胡衡甫先生,字秉钧,别署晴谷老人。(1893~1968年)籍隶湖北麻城,为已故鄂省杏坛耆宿。先生生前搏极群书,擅用经方,临证经验丰富。且工吟咏,精书法,取歧黄家言,殚心研究,间取金元四家之法。其代表作《衡庐医话》,皆从已效之方药证候上立
二、“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小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医外治在慢性肾脏病治疗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 中医外治之溯源与发展 |
1.1 中医外治理论渊源 |
1.2 中医外治的沿革与发展 |
2 中医外治的作用机制与特点 |
2.1 中医外治的作用机制 |
2.2 中医外治的作用特点 |
3 中医外治常用方法及分类 |
4 中医外治诸法在慢性肾脏病中的应用 |
5 小结 |
6 讨论 |
(2)《伤寒论》太阳病篇编次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部分 《伤寒论》编次意义研究综述 |
1. 古代医家对《伤寒论》编次之意见 |
1.1 维护旧论派:认同王叔和编次 |
1.2 错简重订派:否定王叔和编次 |
2. 近代医家对《伤寒论》编次之意见 |
3. 近代《伤寒论》编次意义研究概况 |
3.1 对全书编次进行分析 |
3.2 按病篇分析 |
3.3 仅就部分条文之序进行分析 |
3.4 从临床实践谈《伤寒论》条文排列 |
3.5 对条文编次特点进行总结 |
3.6 以现代医学角度注释条文编次 |
3.7 通过条文编次探求三阴三阳病的本质 |
4. 结论 |
参考文献 |
第二部分 《伤寒论》太阳病篇原文研究角度与方法 |
1. 从整体角度研究《伤寒论》 |
2. 明确条文意旨,分析条文间之联络 |
3. 病证结合,以伤寒病为主线贯穿各条文 |
4. 结合考证、义理、文章分析 |
5. 驳错简重订之非 |
第三部分: 《伤寒论》太阳病篇原文分析 |
1.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
1.1 第1条至11条为全书及太阳病篇之纲领 |
1.2 太阳表虚证及兼项背强几几之治疗 |
1.3 太阳病坏病及其治疗原则 |
1.4 太阳表证类似证鉴别 |
1.5 桂枝汤之禁例 |
1.6 太阳表虚重证之治疗 |
1.7 太阳之气内陷于胸中之阳虚胸满证之治疗 |
1.9 虚人之伤寒误用桂枝汤之归转及治疗 |
1.10 小结 |
2.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 |
2.1 太阳表实证及其兼证之治疗 |
2.2 表里同病先解其外 |
2.3 太阳表实证的病机及归转 |
2.4 以脉象定表证之可汗不可汗 |
2.5 桂枝汤之灵活应用 |
2.6 疾病康复之机 |
2.7 太阳病误治后坏病及其治疗 |
2.8 太阳蓄水证之治疗 |
2.9 热郁胃中证之治疗 |
2.10 太阳病禁汗原理 |
2.11 表里缓急先后治疗原则 |
2.12 少阳病和“谵语”的辨证论治 |
2.13 太阳病误用火疗之归转及治疗 |
2.14 太阳病误用吐法之归转 |
2.15 太阳病瘀热在里重证之治疗 |
2.16 小结 |
3.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 |
3.1 结胸证 |
3.2 结胸类似证 |
3.3 心下痞证 |
3.4 心下痞类似证鉴别 |
3.5 强化对太阳病表证之认识 |
3.6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小议附子及服用生药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1附子本草记载实录 |
2医圣仲景善用附子 |
3使用附子必须谨慎 |
4附子类中药服药反应解密 |
5病案 |
(5)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中医肝虚实概念与补泻治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导论——走出中医肝理论的研究误区 |
1 历版中医教材中存在牵强附会的解释 |
2 中医肝藏象现代研究存在的问题 |
2.1 肝藏象理论研究概念不清 |
2.2 肝藏象实验研究研究忽视肝的实体性 |
3 肝虚实理论的现代研究争议丛生 |
上篇基本概念的历史考察 |
1 中医肝对象的历史考察 |
1.1 汉唐时期——作为解剖实体的的血肉之肝 |
1.2 宋元时期——新视野下的血肉之肝 |
1.4 清后期至民国——中西汇通下“四时之肝”的萌芽 |
1.5 新中国成立以来——“功能之肝”取代“血肉之肝” |
2 中医虚实概念考察 |
下篇肝虚实理论的历史考察 |
1 汉唐时期——术数体系下的肝虚实 |
1.1 《内经》、《难经》肝藏象理论的基本内容 |
1.2 汉唐时期肝虚实诊治体系 |
2. 宋元时期——药物治疗体系下肝虚实理论的重新界定 |
2.1 两宋脏腑病机理论的发展 |
2.2 脏腑病机体系下的药物治疗学的新发展 |
2.3 新体系下的肝的虚实及其治法 |
3 明清时期——脏腑辨证下的肝虚实 |
3.1 “肝无补法”的理论嬗变 |
3.2 肝体阴用阳理论的形成 |
3.3 肝气,肝风,肝火 |
3.4 奇经八脉与肝虚 |
4 清后期以来——西医背景下的肝虚实 |
4.1 中风——从肝阴虚到脑充血 |
4.2 黄疸——一个肝胆湿热的新范式 |
4.3 现代中医肝虚实诊治体系 |
5 结语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对曹颖甫运用经方医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白虎汤 |
二、大承气汤 |
三、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
四、抵挡汤 |
五、大黄牡丹汤 |
六、十枣汤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7)经方50味药物在明代13位医家中的用量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上篇 文献综述 |
综述一 中医学在明代发展的社会背景概述 |
1 政治经济的稳定是医学发展的保证 |
2 医学在矛盾交织的时代寻求新的突破 |
3 明代儒士向医心理的普遍出现 |
4 医学教育制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
5 明代世医制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
6 宋明理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
7 疫病频繁流行对医学发展的要求 |
综述二 明代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概述 |
1 陶华——《伤寒六书》 |
2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 |
3 张遂辰——《张卿子伤寒论》 |
4 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 |
5 明代其他较有影响的伤寒学研究着作 |
6 明代伤寒学研究对后世的影响 |
综述三 明代以来对经方本源剂量之研究概述 |
1 明清时期对经方本源剂量之考证以"古三两即今一两"为主流观点 |
2 近现代对经方本源剂量"两"的考证方法多样而结论不一 |
3 小结 |
参考文献 |
中篇 研究部分 |
引言 |
第一部分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1 首选影响较大的医案类着作 |
2 筛选医家并补充医话类着作 |
第二部分 研究目的 |
1 描绘出《伤寒杂病论》常用50味药物在明代13位医家中的临床用量 |
2 总结明代医家临床用药时的剂量规律以及剂量控制策略 |
第三部分 研究方法 |
1 录入标准 |
2 数据处理 |
第四部分 研究结果 |
1 概述 |
2 50 味药总论 |
2.1 统计结果概述 |
2.1.1 出现频次 |
2.1.2 平均剂量值 |
2.1.3 最常用剂量值 |
2.1.4 剂量分布区间 |
2.1.5 常用剂量范围 |
2.1.6 与2010年版国家药典中常用剂量范围之比较 |
2.1.7 与《伤寒杂病论》中剂量分布区间之比较 |
2.2 统计图表一览 |
2.2.1 50味药在明代1405首方剂中的出现频次 |
2.2.2 50味药在《伤寒杂病论》(汤剂)中的出现频次 |
2.2.3 50味药在明代1405首方剂中的平均剂量值 |
2.2.4 50味药在明代1405首方剂中的最常用剂量值 |
2.2.5 32种常用药物在《伤寒杂病论》中的最常用剂量值 |
2.2.6 32种常用药物在明代与《伤寒杂病论》中的最常用剂量值之比较 |
2.2.7 50味药在明代1405首方剂中的剂量分布区间 |
2.2.8 50味药在明代1405首方剂中的常用剂量范围 |
2.2.9 50味药在明代与2010年版国家药典中常用剂量范围之比较 |
2.2.10 50味药在明代与《伤寒杂病论》中的剂量分布区间之比较 |
3 单味药各论 |
3.1 甘草(925次) |
3.1.1 统计结果概述 |
3.1.2 统计图表一览 |
3.2 人参(587次) |
3.2.1 统计结果概述 |
3.2.2 统计图表一览 |
3.3 芍药(430次) |
3.3.1 统计结果概述 |
3.3.2 统计图表一览 |
3.4 茯苓(422次) |
3.4.1 统计结果概述 |
3.4.2 统计图表一览 |
3.5 白术(400次) |
3.5.1 统计结果概述 |
3.5.2 统计图表一览 |
3.6 当归(354次) |
3.6.1 统计结果概述 |
3.6.2 统计图表一览 |
3.7 黄芩(270次) |
3.7.1 统计结果概述 |
3.7.2 统计图表一览 |
3.8 麦冬(257次) |
3.8.1 统计结果概述 |
3.8.2 统计图表一览 |
3.9 黄芪(243次) |
3.9.1 统计结果概述 |
3.9.2 统计图表一览 |
3.10 半夏(228次) |
3.10.1 统计结果概述 |
3.10.2 统计图表一览 |
3.11 桂枝(212次) |
3.11.1 统计结果概述 |
3.11.2 统计图表一览 |
3.12 地黄(208次) |
3.12.1 统计结果概述 |
3.12.2 统计图表一览 |
3.13 柴胡(202次) |
3.13.1 统计结果概述 |
3.13.2 统计图表一览 |
3.14 黄连(181次) |
3.14.1 统计结果概述 |
3.14.2 统计图表一览 |
3.15 川芎(171次) |
3.15.1 统计结果概述 |
3.15.2 统计图表一览 |
3.16 知母(152次) |
3.16.1 统计结果概述 |
3.16.2 统计图表一览 |
3.17 升麻(141次) |
3.17.1 统计结果概述 |
3.17.2 统计图表一览 |
3.18 干姜(139次) |
3.18.1 统计结果概述 |
3.18.2 统计图表一览 |
3.19 石膏(131次) |
3.19.1 统计结果概述 |
3.19.2 统计图表一览 |
3.20 葛根(130次) |
3.20.1 统计结果概述 |
3.20.2 统计图表一览 |
3.21 五味子(127次) |
3.21.1 统计结果概述 |
3.21.2 统计图表一览 |
3.22 栀子(123次) |
3.22.1 统计结果概述 |
3.22.2 统计图表一览 |
3.23 厚朴(120次) |
3.23.1 统计结果概述 |
3.23.2 统计图表一览 |
3.24 桔梗(118次) |
3.24.1 统计结果概述 |
3.24.2 统计图表一览 |
3.25 附子(111次) |
3.25.1 统计结果概述 |
3.25.2 统计图表一览 |
3.26 大黄(89次) |
3.26.1 统计结果概述 |
3.26.2 统计图表一览 |
3.27 麻黄(88次) |
3.27.1 统计结果概述 |
3.27.2 统计图表一览 |
3.28 黄柏(87次) |
3.28.1 统计结果概述 |
3.28.2 统计图表一览 |
3.29 枳实(83次) |
3.29.1 统计结果概述 |
3.29.2 统计图表一览 |
3.30 泽泻(62次) |
3.30.1 统计结果概述 |
3.30.2 统计图表一览 |
3.31 丹皮(51次) |
3.31.1 统计结果概述 |
3.31.2 统计图表一览 |
3.32 细辛(39次) |
3.32.1 统计结果概述 |
3.32.2 统计结果一览 |
4 结论 |
4.1 《伤寒杂病论》中常用药物的剂量要显着高于明代及现代 |
4.2 明代医家用药剂量多分布在仲景原方剂量的1/10~1/3的范围内 |
4.3 现行国家药典及《中药学》教材规定的剂量范围较接近明代 |
参考文献 |
下篇 分析与探讨 |
寻找迷失的经方本源剂量——汉1两约为220g浅证 |
1 汉代1斤约为220g几成定论,无须再考 |
1.1 以吴承洛、丘光明为代表的近现代考证结果 |
1.2 以"古三两即今一两"为代表的文献学结论 |
2 "药升"、"药秤"、"黄金小秤"说证据缺乏,难成定论 |
2.1 度量衡的统一对保证中央集权具有重要政治经济意义 |
2.2 战国时期小砝码的应用对"药秤"、"黄金小秤"存疑 |
3 小结 |
破解经方剂量下降之谜——经方剂量的"左移"现象 |
1 宋代散剂盛行之追本溯源 |
1.1 散剂历史由来已久 |
1.1.1 从历代医籍记载可知散剂一直为方剂主要剂型 |
1.1.2 丸散剂是"走方医"的主要用药剂型 |
1.2 散剂的推行迎合了宋代医药发展的需求 |
1.2.1 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的外源因素——药材供应短缺 |
1.2.2 政府重视发展医药的内源因素——药材需求增加 |
2 煮散盛行导致后世汤剂服法改变 |
2.1 宋代及其以前方剂的服量与服法 |
2.1.1 宋以前汤剂服法服量灵活机变,以日三服最为多见 |
2.1.2 宋代将经方汤剂一律改为煮散,日服次数语焉不详 |
2.2 经方"一剂三服"至明代"一剂一服"的演变 |
2.2.1 处方量词"剂"、"服"、"帖"之辨 |
2.2.2 "一剂一服"肇始于金元,兴盛于明代 |
3 李时珍真的错了吗?——"古一两今用一钱"剖析 |
3.1 唐宋时期度量衡标准三倍于汉制的史实 |
3.2 明代"一剂一煎一服"汤剂服用方法的盛行 |
4 地域—气候—体质的三链效应 |
4.1 体质—中药耐受性差异假说 |
4.2 气候变迁—灾疫频发之影响 |
5 哲学—文化—用药心理学的影响 |
5.1 "实用理性"的文化内核 |
5.2 "医者意也"的思维模式 |
6 小结 |
从明代医家用药探讨中药临床剂量控制策略 |
1 方药剂量的"右墙"假说 |
2 剂量调控的"四因制宜"原则 |
2.1 因人(患者、医者)施量 |
2.2 因时施量 |
2.3 因证施量 |
2.4 因药施量 |
3 中药剂量的临床控制策略 |
3.1 试探性给药法 |
3.2 阶梯式给药法 |
3.2.1 阶梯式增量给药法 |
3.2.2 阶梯式增时给药法 |
结语——结束,也是另一种开始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经方桂枝汤及其类方治疗皮肤病的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桂枝汤及其类方溯源 |
1.1 桂枝汤及其类方衍化 |
1.2 桂枝汤类方的研究概述 |
2. 桂枝汤及其类方在皮肤病中的运用概况 |
2.1 桂枝汤 |
2.2 桂枝麻黄各半汤 |
2.3 桂枝二麻黄一汤 |
2.4 桂枝二越婢一汤 |
2.5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
2.6 桂枝加黄芪汤 |
2.7 桂枝加附子汤 |
2.8 黄芪桂枝五物汤 |
2.9 柴胡桂枝汤 |
2.10 当归四逆汤 |
2.11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
2.12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
2.13 桂枝加桂汤 |
2.14 桂枝新加汤 |
2.15 小建中汤 |
2.16 黄芪建中汤 |
2.17 乌头桂枝汤 |
2.18 桂枝加葛根汤 |
2.19 桂枝附子汤 |
2.20 桂枝加大黄汤 |
2.21 桂枝芍药知母汤 |
2.22 温经汤 |
3. 桂枝汤本证的理论概要 |
3.1 桂枝汤的组成 |
3.2 桂枝汤的方义 |
3.3 桂枝汤证的病因病机 |
3.4 桂枝汤的功用 |
3.5 桂枝汤的煎服法及注意事项 |
3.6 桂枝汤的禁忌症 |
3.7 桂枝汤的辨证要点 |
3.8 桂枝汤剂量溯源 |
4. 桂枝汤类方的理论概要 |
4.1 桂枝麻黄各半汤 |
4.2. 桂枝二麻黄一汤 |
4.3 桂枝二越婢一汤 |
4.4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
4.5 桂枝加黄芪汤 |
4.6. 桂枝加附子汤 |
4.7 黄芪桂枝五物汤 |
4.8 柴胡桂枝汤 |
4.9. 当归四逆汤和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
4.10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
4.11 桂枝加桂 |
4.12 桂枝新加汤 |
4.13 小建中汤 |
4.14. 黄芪建中汤 |
4.15 乌头桂枝汤 |
4.16 桂枝加葛根汤 |
4.17 桂枝附子汤 |
4.18 桂枝加大黄汤 |
4.19 桂枝芍药知母汤 |
4.20 温经汤 |
5. 规律总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个人简介 |
中文详细摘要 |
(9)李杲《脾胃论》结合时令用药心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李杲生平简介及《脾胃论》的学术价值 |
1.1 李杲生平及着作 |
1.2 《脾胃论》价值及后世影响 |
1.2.1 《脾胃论》成书背景 |
1.2.2 《脾胃论》内容简介 |
1.2.3 《脾胃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后世学术发展的影响 |
2 结合时令用药的科学性 |
2.1 中医学对四时基本特征的认识 |
2.2 四时变化对人体阴阳的影响 |
2.3 四时变化与五行的关系 |
2.4 四时变化与五脏的关系 |
2.5 四时变化与气血运行的关系 |
2.6 四时变化与脉象的关系 |
2.7 四时变化与发病的关系 |
2.8 小结 |
3 李杲《脾胃论》以前结合时令用药的历史源流 |
3.1 秦汉以前对结合时令用药的认识 |
3.2 晋唐时期按时令用药的认识 |
3.3 宋金时期对结合时令用药的认识 |
3.4 小结 |
4 李杲《脾胃论》结合时令用药心法 |
4.1 李氏《脾胃论》结合时令用药原则 |
4.1.1 基本原则 |
4.1.1.1 结合季节气候的寒热温凉特征运用方药 |
4.1.1.2 结合季节气候的升降浮沉特点运用方药 |
4.1.1.3 结合季节和脏器所属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运用方药 |
4.2 李杲结合时令用药的具体运用 |
4.2.1 不同季节选用方药不同 |
4.2.1.1 选方不同 |
4.2.1.2 用药不同 |
4.2.3 同一病症不同季节选方用药加减不同 |
4.2.3.1 表虚自汗 |
4.2.3.2 腹痛 |
4.2.3.3 厥逆 |
4.2.3.4 咳嗽 |
4.2.3.5 痰浊闭郁 |
4.2.3.6 噎塞 |
4.2.3.7 饮食不下 |
4.2.3.8 心下痞 |
4.3 李杲按时令用药医案讨论 |
4.4 小结 |
5 李氏结合时令用药心法对后世的影响 |
5.1 理论上的继承 |
5.2 临床应用体现 |
5.2.1 结合季节气候特征-寒热温凉按时令用药医案 |
5.2.2 结合季节气机特点——升降浮沉按时令用药医案 |
5.2.3 结合季节和脏器所属五行的生克制化按时令用药医案 |
5.3 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着 |
四、“桂枝下咽,阳盛则毙”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医外治在慢性肾脏病治疗中的应用[J]. 魏丽凤,王琳. 世界中医药, 2019(08)
- [2]《伤寒论》太阳病篇编次意义研究[D]. 蔡鸿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08)
- [3]小议附子及服用生药经验[J]. 杨涛. 四川中医, 2015(11)
- [4]桂枝汤“三禁”小议[J]. 李桂萍. 光明中医, 2014(07)
- [5]基于知识考古学的中医肝虚实概念与补泻治法的历史考察[D]. 司鹏飞.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4(09)
- [6]对曹颖甫运用经方医案的研究[D]. 钟明珍.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4(10)
- [7]经方50味药物在明代13位医家中的用量规律研究[D]. 宋佳.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09)
- [8]经方桂枝汤及其类方治疗皮肤病的规律研究[D]. 苏战豹.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0(06)
- [9]李杲《脾胃论》结合时令用药心法研究[D]. 金钊.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09(02)
- [10]胡衡甫医论十则[J]. 胡金勇. 新中医, 19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