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郭震旦[2]（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王立端[3]（2011）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 （1949-1999）》文中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首先涉及怎样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应该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这一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框架下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可以选择四个视角,即马克思恩格斯探寻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过程,他们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人类早期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等视角以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和性质,结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所有制为核心考察印度等国遗存的农村公社而抽象出来的公社公有制的一个假设概念,其所指是原始共产主义,其能指则是比较具体的印度等国的农村公社。探讨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史,不难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其内在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与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怎样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紧密相连,当然还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构成了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干,由此衍生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包括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农民战争问题、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奴隶制度问题等的深入研究,同时还拓展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以及中国和东方社会历史实际的深入研究,收获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对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推进了中国史体系的构建和重构的过程,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形成。此外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还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认知模式,即重视理论模式的运用,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重经验考据的历史认知模式,转而重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探索。因此,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史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钞晓鸿,郑振满[5]（2003）在《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蒋海升[6]（2006）在《“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
刘素娟[7]（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张晓鹏[8]（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指出“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沈斌[9]（2011）在《二十世纪关于商周公社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学术界展开有关中国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来,商周社会的形态、性质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商周社会的研究上,如何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之间找出平衡点,这始终是二十世纪诸多学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亚细亚生产方式”就其本质来说,其实就是个“公社”的问题,因此所谓“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平衡实际上也就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与“公社”的平衡问题。可以这么说,自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传到中国以来,中国史特别是商周史的研究中就引来了“公社”问题,而“公社”问题的深入研究又促使人们不断地修正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看法。“公社”问题在研究商周社会形态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可惜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一本专着来专门研究和梳理关于商周“公社”问题的研究状况。为了弥补学术史研究中的此种不足,本文试图从理论与研究史两个方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学者有关商周公社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本文在体例上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主要从理论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论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探讨,研究和分析中国学者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公社”理论上的重大缺陷和错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点研究和探讨了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复信草稿》,指摘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被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误解的“农村公社”概念,并且还研究了《复信草稿》的思路等问题。下编则是在以上基础上分“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1927-1949）、“建国后”（1949-1966）和“新时期”（1979年以来）三个阶段来系统地整理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商周“公社”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在叙述的安排上则采取了以学者为“目”的方式,力求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各家对于商周“公社”问题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按照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研究上所达到的最后认识,“公社”崩坏前后实为人类社会两个不同性质的时代,即以“共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两个连续但又是不可等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取代以“共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变革阶段,殷商西周社会正处于这个重要变革的前夜,但总体上仍然是以“共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整个二十世纪在研究商周社会形态及“公社”问题上的最大的误区,就是在以“私有制”即“阶级”的原则去研究和探讨了以“共有制”为基础的商周社会。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中国学者研究“公社”问题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它反映了马克思在东西方社会发展形态及公社理论上的最后思考成果。但是,包括最新的中译文在内,都没有把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所删去的重要字句及修改痕迹翻译出来,而这些修改却是研究和认识马克思晚年历史观的重要材料。有鉴于此,本文还根据马克思的法文手稿对《复信草稿》的最新中译文进行了增订,首次以中文的形式再现了这些被删去的重要字句及修改痕迹。
王志伟[10]（2016）在《胡如雷史学研究 ——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胡如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隋唐史领域的着名学者,其学术生涯坎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胡如雷成熟时期的代表作,1976年一经出版就引发强烈反响。本文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为中心,对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进行了整体考察。具体包括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一、结合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缕析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上的界定与意义。二、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论争中,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论断的科学性。三、在地租、赋税、地价三者的关系研究中,肯定胡如雷的“地租决定地价”论的正确性。在租佃制剥削关系研究中,发掘出胡如雷“必要劳动量的”实际含义所对应的材料与胡如雷提出的“地主剥削率”概念的可补充性。四、在胡如雷关于自耕农、佃农、地主的经济地位的论述中,发现胡着对地主阶级有失偏颇的阶级定位,探析这种“偏颇”产生的社会根源。五、在胡如雷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研究中,通过与《资本论》的对比研究,发现胡如雷对《资本论》理解的局限性,以及由于此种局限性对高利贷资本得出的片面结论。六、整理出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源动力的解释与商品经济发展中经济周期律划分的学术贡献。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重生与重构:"八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
| 前言 |
| 一、重生:冲破现代经学牢笼 |
| 二、社会转型下的失重:“史学危机” |
| 三、史学理论的繁荣 |
| 四、回归历史现场 |
| 五、结语:“八+年代”的史学遗产 |
| "八十年代"史学年谱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 （1949-199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动机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内容和思路介绍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
| 第一节 准确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史的认识过程为视角 |
| 一、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所有制为核心内容表述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分期 |
| 二、十九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以前,考察各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抽象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原始的"公社公有制" |
| 三、十九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找到了原始的公社公有制的历史事实依据,实现了对原始社会史的科学认识 |
| 第二节 准确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公社的认识过程为视角 |
| 一、十九世纪50年代对农村公社的研究,形成了人类早期社会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认识 |
| 二、十九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证明了公社土地公有制是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
| 三、十九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突破了"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的狭隘视野,形成了对农村公社的科学认识 |
| 第三节 准确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以马克思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研究方法为视角 |
| 一、青年和中年马克思侧重于逻辑思辨的方法,将农村公社所有制视为原始公有制的遗存进而推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 |
| 二、晚年马克思侧重于经验实证的方法,通过对农村公社和原始社会史的实证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证实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完善了唯物史观 |
| 第四节 准确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以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指导思想为视角 |
| 第五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东方社会理论的区别 |
| 第六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缘起和国内外争论的概况 |
|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缘起以及苏联和日本的争论 |
| 二、中国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20—40年代) |
| 三、60—70年代国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 |
| 第二章 二十世纪50—6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背景和促成争论的动力 |
|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概况 |
| 一、原始社会说 |
| 二、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 |
| 三、特殊经济形态说 |
| 四、铜器时代说 |
| 五、原始大家长制家庭公社说 |
| 六、混合形态说 |
| 第三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特点 |
| 第四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评价 |
| 第三章 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
| 第一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背景和促成争论的动力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恢复是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的重要前提 |
| 二、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解读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重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
| 三、60—70年代国外学术界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概况 |
|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涵和性质 |
|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 |
| 三、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
| 四、"亚细亚的"范围 |
| 五、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社会历史实际 |
| 六、对社会形态发展学说的争论 |
| 七、对东方社会理论的拓展研究 |
| 第三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的特点 |
| 一、争鸣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自由度更高 |
| 二、参加者的范围广、层次多 |
| 三、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广泛也更加深入 |
| 四、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也反映出了学科特点 |
| 六、与反封建专制主义有一定关系,起初还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
| 第四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评价 |
| 第四章 建国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代表性人物 |
| 第一节 吴泽:亚细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
| 第二节 朱曦: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无奴说" |
| 第三节 田昌五: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创立中国古代史新体系 |
| 第四节 吴大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元多线" |
| 第五节 日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学科倾向的关联 |
| 第五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重要成果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 |
|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联性 |
| 第三节 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意义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研究取向与时代特征 |
| (一) 1949年之前的清史研究 |
| (二) 50—70年代的清史研究 |
| (三) 80年代之后的清史研究 |
| 二 主要研究领域与学术成果 |
| (一) 政治、民族与中外关系 |
| (二) 经济关系诸领域 |
| (三) 社会、思想与文化 |
（6）“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上编 流变 |
| 第一章 “五朵金花”问题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西方话语对中国正史话语体系的取代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 |
| (一)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
| (二) 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及其核心地位的确立 |
| (三) 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构成 |
| 第二章 “五朵金花”问题的兴衰 |
| 第一节 “五朵金花”的萌生(1927-1949) |
| (一) 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发端 |
| (二) 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启动 |
| (三) “土地”与“民族”问题的初探 |
| 第二节 “五朵金花”的盛开(1950-1965) |
| (一)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战 |
| (二)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 |
| (三)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论战 |
| (四)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论战 |
| (五) 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 |
| 第三节 “五朵金花”的凋零及余响(1966- ) |
| (一) 凋零及反弹 |
| (二) 沉寂与反省 |
| 下编 探析 |
| 第三章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上) |
| 第一节 “以论带史”的研究路数 |
| 第二节 作为“一般”的“五种生产方式” |
| 第三节 作为“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
| 第四章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下) |
| 第一节 “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奴隶” |
| 第二节 “风马牛”的“封建” |
| 第三节 “容易招惹是非”的“资本主义” |
| 第四节 被突出强调的“阶级斗争” |
| 第五节 含混的“土地所有制” |
| 第六节 独特的“民族” |
| 第五章 “西方话语”下的学术硕果 |
| 第一节 “长时段”与“跨学科”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开拓 |
| 第三节 “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 |
| 余论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的互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二十世纪关于商周公社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的商周"公社"问题 |
| 上编 理论的检讨 |
| 第一章 马恩对"公社"问题的开拓性研究 |
| 一、19世纪的"公社"学说 |
| 二、马恩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公社"问题(上) |
| 三、马恩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公社"问题(下) |
| 第二章 当代相关学科对"公社"理论的进一步探讨 |
| 一、氏族公社 |
| 二、"家庭公社"的有关问题 |
| 三、"农村公社"研究的新进展 |
| 第三章 对若干公社理论问题的再探讨 |
| 一、《起源》中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
| (1) 《起源》中的一处误译 |
| (2) "罗马的家长制家庭"与"家长制家庭公社" |
| (3) "罗马的家长制家庭"与"家长制家庭" |
| (4) 马恩对"家长制家庭"发展阶段的探索 |
| 二、"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 |
| (1) 对《复信草稿》文本的考察 |
| (2) 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观点 |
| (3) "农业公社"概念的来源 |
| (4) 马克思放弃"农业公社"概念的原因 |
| (5) 混淆"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概念的影响 |
| 三、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次序及其思路的研究 |
| (1) 王旭章先生的观点 |
| (2) 日本学者日南田静真的观点 |
| (3) 关于四个草稿次序的其它重要证据 |
| (4) 正式复信突然简化的真正原因 |
| (5) "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
| 下编 回顾与反思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商周"公社"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27—1949) |
|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与"公社"问题 |
| 二、马恩有关"公社"理论着作的翻译与传播情况 |
| 三、商周"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五种生产方式"论者 |
| 郭沫若(1892～1978) |
| 何干之(1906～1969) |
| 熊得山(1891～1939) |
| 吕振羽(1900～1980) |
| 翦伯赞(1898～1968) |
| 侯外庐(1903～1987) |
| 邓初民(1889～1981) |
| 吴泽(1913～2005) |
| (2) 其他学者 |
| 陶希圣(1899～1988) |
| 李季(1892～1967) |
| 胡秋原(1910～2004) |
| 陈邦国 |
| 王礼锡(1900～1939) |
| 王伯平 |
| 张宵鸣 |
| 四、本章总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商周"公社"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49—1978) |
| 一、马恩有关"公社"理论着作的翻译情况 |
| 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讨论 |
| 三、商代"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原始社会末期说者 |
| 于省吾(1896～1984) |
| 赵锡元(1929～) |
| 丁山(1901～1952) |
| (2)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说者 |
| 尚钺(1902～1982) |
| 朱本源(1916～2006) |
| (3) 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说者 |
| 童书业(1908～1968) |
| 范义田(1909～1968) |
| (4) 奴隶社会说者 |
| (一) 发达奴隶制说者 |
| 李亚农(1906～1962) |
| (二) 早期奴隶制说者 |
| 徐中舒(1898～1991) |
| 吴泽(1913～2005) |
| 吴大琨(1916～2007) |
| 刘毓璜(1909～1993) |
| 维至(1916～) |
| 徐喜辰(1921～1994) |
| 李埏(1914～2008) |
| 王玉哲(1913～2005) |
| 孙海波 |
| 杨棫 |
| (三) 东方类型奴隶制说者 |
| 杨向奎(1910～2000) |
| 束世澂(1896～1978) |
| (5) 小结 |
| 四、西周时期"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奴隶社会说者 |
| (一) 发达奴隶制说者 |
| 郭沫若(1892～1978) |
| 李亚农(1906～1962) |
| 杨棫 |
| (二) 早期奴隶制说者 |
| 尚钺(1902～1982) |
| 日知(1910～2007) |
| 吴大琨(1916～2007) |
| 徐喜辰(1921～1994) |
| 斯维至(1916～) |
| 何兹全(1911～2011) |
| (三) 东方类型奴隶制说者 |
| 杨宽(1914～2005) |
| 朱本源(1916～2006) |
| 田昌五(1925～2001) |
| 林甘泉(1931～) |
| (2) 初期封建社会说者 |
| 徐中舒(1898～1991) |
| 童书业(1908～1968) |
| 范义田(1909～1968) |
| 刘毓璜(1909～1993) |
| 杨向奎(1910～2000) |
| 李埏(1914～2008) |
| 束世澂(1896--1978) |
| 王玉哲(1913～2005) |
| 孙作云(1912～1978) |
| (3) 小结 |
| 五、春秋战国时期"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奴隶制由初级发展为高级 |
| 尚钺(1902～1982) |
| 王仲荦(1913～1986) |
| 何兹全(1911～2011) |
| 徐喜辰(1921～1994) |
| 韩连琪(1909～1990) |
| (2) 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 |
| 徐中舒(1898～1991) |
| 童书业(1908～1968) |
| 范义田(1909～1968) |
| 刘毓璜(1909～1993) |
| 杨向奎(1910～2000) |
| (3)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
| 吴大琨(1916～2007) |
| 斯维至(1916～) |
| 林甘泉(1931～) |
| (4) 小结 |
| 六、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商周"公社"研究的回顾与反思(1979年以来) |
|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形态的再讨论 |
| 二、马恩有关"公社"理论着作的翻译 |
| 三、商代"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奴隶社会说者 |
| 赵光贤(1910～2003) |
| 裘锡圭(1935～) |
| 杨锡璋(1936～) |
| 徐喜辰(1921～1994) |
| 金景芳(1902～2001) |
| 韩连琪(1909～1990) |
| 赵世超(1946～) |
| 林甘泉(1931～) |
| 俞伟超(1933～2003) |
| 唐嘉弘(1927～2000) |
| 李朝远(1953～2009) |
| (2) 封建社会及其他论者 |
| 张广志(1937～) |
| 晁福林(1943～) |
| 斯维至(1916～) |
| 朱凤瀚(1947～) |
| 何兹全(1911～2011) |
| (3) 小结 |
| 四、西周时期"公社"研究的回顾 |
| (1) 奴隶社会说者 |
| 田昌五(1925～2001) |
| 金景芳(1902～2001) |
| 俞伟超(1933～2003) |
| 韩连琪(1909～1990) |
| 徐喜辰(1921～1994) |
| 柯昌基(1934～1986) |
| 林甘泉(1931～) |
| 郭豫才(1909～1993) |
| 赵世超(1946～) |
| 谢维扬(1947～) |
| (2) 封建社会及其他论者 |
| 赵光贤(1910～2003) |
| 唐嘉弘(1927～2000) |
| 李朝远(1953～2009) |
| 何兹全(1911～2011) |
| 朱凤瀚(1947～) |
| 张广志(1937～) |
| 晁福林(1943～) |
| 沈长云(1944～) |
| 袁林(1949～) |
| (3) 小结——评关于西周公社性质问题的论争 |
| 五、春秋战国时期"公社"研究的回顾 |
| 俞伟超(1933～2003) |
| 何兹全(1911～2011) |
| 朱凤瀚(1947～) |
| 林甘泉(1931～) |
| 赵世超(1946～) |
| 徐喜辰(1921～1994) |
| 顾德融(1935～)、朱顺龙(1964～) |
| 谢维扬(1947～) |
| 斯维至(1916～) |
| 唐嘉弘(1927～2000) |
| 杨宽(1914～2005) |
| 沈长云(1944～) |
| 袁林(1949～) |
| 小结 |
| 六、本章总结 |
| 结语 "身分"与"财产"——对"公社"及商周"公社"研究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
| 一、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公社" |
| (1) 马克思眼中的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 |
| (2) 马克思晚年对"公社"与社会发展模式关系的探索 |
| (3) 中国学者对"公社"问题的探索与贡献 |
| (4) "公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公社"解体前后实为两个不同的时代 |
| (1) "公社"解体前后的国家形态:非阶级的国家与阶级国家 |
| (2) "身分"本位的社会与"财产"本位的社会:对商周社会的再认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最新中译文的增订 |
| 一、《复信》与《复信草稿》的文献史简述 |
| 二、《复信草稿》译文的增订 |
| [二稿] |
| [初稿] |
| [三稿] |
| [四稿]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胡如雷史学研究 ——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胡如雷学术生平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详析 |
| （一）胡如雷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详析 |
| 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的界定 |
| （一）早期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封建社会史分期的论争 |
| （二）新中国成立后对封建社会史分期的讨论 |
| （三）胡如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研究 |
| （四）改革开放后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期刍议 |
| 三、胡如雷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研究 |
| （一）关于土地所有权类型的探究 |
| （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位的确立过程 |
| （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
| 四、胡如雷对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经济地位的研究 |
| （一）地租、赋税、地价三者关系的探讨 |
| （二）胡如雷对租佃制剥削关系的研究 |
| （三）胡如雷对佃农、自耕农、地主经济地位的研究 |
| 五、胡如雷对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 |
| （一）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行为研究 |
| （二）商品经济各要素的分析 |
| （三）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源动力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研究 |
| （四）关于高利贷资本的研究 |
| 胡如雷学术年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3]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 （1949-1999）[D]. 王立端.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J]. 钞晓鸿,郑振满. 历史研究, 2003(03)
- [6]“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D]. 蒋海升. 山东大学, 2006(12)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8]“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9]二十世纪关于商周公社的研究[D]. 沈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7)
- [10]胡如雷史学研究 ——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的考察[D]. 王志伟. 河北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