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其炎同志在全国劳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忽培元[1]（2012）在《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文中指出序曲踏遍青山,两位开国老部长国庆观礼重逢,天安门上欣然回望旭日初升……1995年10月1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首都北京华灯齐放,人们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八点多钟,江泽民、李鹏等中国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各届代表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观赏节日焰火。在这举国同庆,万众同乐,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新中国
范晓春[2]（2007）在《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疆域广大,如何通过行政区划来克服空间距离上的限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关系,一直以来是执政者的重要工作,也始终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1949-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曾在省级以上正式设置过大行政区一级过渡性地方行政建制,并成为中共从革命到建设、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时期所独创的最高一级政区。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1949-1954年间大行政区的来龙去脉、政党政权机构、权力运行、历史影响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疏理,以廓清这一地方行政建制兴废的全过程,构建起这一历史现象的基本框架,并描述出其基本面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省级作为最高一级政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曾频繁出现过形式各异的中央与省级之间的权力机构,以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临时性手段。1927年,中共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开始在中国局部区域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进行军事割据。此后,中共统治的区域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变多,拓展成为由中共中央局“一元化”领导下的跨越数省、统一管辖、相对独立的几个大行政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权机关,从而形成了中共全面执政后设立的大行政区的雏形。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正式确定在省级以上设立大行政区,并经过近二年的摸索与实践,全国正式划分为6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设立后,其横向层面的政治组织——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在原有的组织体系基础上得以继续存在或新设,并形成了一个集权于中共中央局的权力配置结构。在大行政区一级,由于中央局居于权力的核心,并通过一系列具体体制和机制继续实施“一元化”领导和控制,形成了横向上集权于中央局。在权力的纵向运行中,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权则居于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中央与省、市、区之间,在中央的集权领导下又拥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力。而当时的中央则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和非国家权力渠道对其进行联系和控制。其中在非国家权力渠道方面,中共与各级政权相对应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层级组织,以通过自身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组织对同级政权的核心领导,来确保中央对大行政区实施有效的领导与控制。1952年,大行政区在其完成中央政府“以简驭繁”,转分裂为统一的历史使命后面临着被撤销的命运。但出于政策延续性和国家局势稳定的考虑,中共选择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也就是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不再把其作为一级地方政权,而只是中央派驻各大区的代表机关。大行政区调整后,由于政权的性质由多重变为单一,其纵向上的职能权限受到大规模的削减,在横向上则更集权于中央局,其实也就是更集权于中央。大行政区调整后,尽管中央的权力得以明显加强,但中共全面执政后高层内部一些分歧和矛盾就显得突出了出来。为此,中共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分散主义”。而“高饶事件”的发生,则使中共加快了取消大行政区的步伐,并最终付诸于实施。大行政区撤销后,出于防止形成“独立王国”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考虑,中央集权的程度亦随之不断加强,原来大行政区相对分权的模式逐渐被“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条条专政”模式所取代。大行政区的设立,尤其是中央局与大行政区政权的有机耦合,对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实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思想文化的管理和控制都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并为此后进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从中共领导与建设民族国家的角度讲,其作用还在于: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分裂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充分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但是,大行政区的撤销由于受“高饶事件”的影响,显得较为仓促,至于中央局、分局亦随之迅即撤销则显然是一种“一刀切”的作法。为此,中共为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所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又不得不继续探索和试验了在省级以上创设相应的协调和控制机构。因此,在中国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应当与时势的发展相适应,对最高一级政区的调整需与整个行政区划体系的调整相适应,并且还应合理解决中共组织系统与行政区划系统的耦合问题。
张学娟[3]（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林超超[4]（2013）在《效率、动员与经济增长：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已经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做出的努力。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了1949年至1980年代初期国家为实现工业经济快速增长而展开的生产组织与生产动员,并将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在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以及工业组织内部成员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的因应与行动,作为论述重点,以工业重镇——上海作为研究个案。正文部分计有六章：第一章,对1950年代初期国家在接管和改造城市工业中的现实境况与政策实践,以及引入苏联模式、从制度上确保生产效率所遭遇到的困境,做一背景上的概述。第二章,分述“大跃进”之前国家在推进计划经济制度化管理上的三个基本方面举措（技术普及、组织管理、劳动激励）及其成效。第三章,讨论“大跃进”中高指标的促成及随之出现的计划管理失序。第四章,概述1960年代中前期国家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制度重建。第五章,阐述“三五”、“四五”计划期间的工业生产组织状况及其与革命动员、上层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第六章,探讨1970年代末期的政治变动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以及其间效率优先原则的确立。本文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有效率。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计量的效益流失。1970年代后半叶的政治变动,为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新的国家理论改变了产权规则和激励机制,新的利益分配方式肯定了此前讳莫如深的经济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因享有对剩余利润的占有权,而有了较强的主观动机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得中国的工业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国家权力在退出部分经济领域的同时,也将这部分的经营成本和投资风险留给了企业。
赵小平[5]（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严宇鸣[6]（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首轮工资改革运动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从1950年到195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工资改革运动,力求在国营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及早期已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内部率先实行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新型劳动工资制度。由于受到中央区域性"减控"工资要求影响,上海地区的工资改革尤为复杂。与国家整体期望达成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相对应,基层社会对于职工个人生活、消费的偏向则被笼统地称为"经济主义",二者从经济层面的方向偏差上升为意识形态之争,并作用于地区工资改革在不同时段内的实际运作。对于其间具体改革方式及程度的讨论,是分析中共如何处理国家与工人关系议题的重要切入点。
尹建华[7]（2014）在《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决定着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基于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研究，首要而又基础性的工作是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规律，凝练和概括其核心行政文化，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基于此认知，论文按照如下的思路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展开论述：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三个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政思想、列宁的行政思想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进行总结和概括；接着，从党和行政关系、行政组织思想、行政人格思想、行政行为思想和行政价值观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夕和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行政文化进行梳理。最后，在对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现代建构。研究发现，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总体呈现出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向社会主义性质转化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遵循了继承了马列主义行政思想、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的行政经验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精华和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进行变通或创新三大基本规律；形成了以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党对行政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公仆意识、廉洁高效和民主行政和行政为民为主要的核心行政文化；在进一步现代化中将面临着难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惯性、传统行政文化糟粕的内涵型影响依然存在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行政经验将使其“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大基本特性面临变异危险的三重挑战。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最后认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将廉洁行政和高效行政作为永恒的信条，将民主、法治和科学作为行政的基本准则。
周勇[8]（2011）在《“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鞍钢宪法”是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鞍钢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并因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对“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历史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不仅肯定其中科学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且不回避其中的失误和不足,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其中的教训。第一章主要是阐述“鞍钢宪法”诞生之前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是“鞍钢宪法”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第二章阐述“鞍钢宪法”形成的具体过程。先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概括了“鞍钢宪法”的历史背景。接着阐述了鞍钢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毛泽东批示关于“鞍钢宪法”的具体过程。最后,结合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分析对“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以及当时的解读作了系统分析。第三章阐述“鞍钢宪法”的曲折历史命运,也就是在其诞生以后的传播、推广状况及历史影响。在“鞍钢宪法”诞生之初,因为中苏论战的原因没有在国内公开宣传,只是在冶金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在随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鞍钢宪法”与贯彻《工业七十条》、学解放军、学大庆等结合起来,虽然在客观上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未形成单独的宣传声势。“文化大革命”时期,“鞍钢宪法”形成浩大的宣传声势,但却被严重的扭曲了。因此,改革开放之前“鞍钢宪法”没有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解读,这为它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长期被忽视埋下了伏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有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四章是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评价。第一节分析“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作典型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将“两参一改”与天桥经验的“三参一改”进行比较,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从“宪法”的命名方式着手,通过层层剖析,论证“鞍钢宪法”作为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总结的必然性。最后,逐层论证十年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出现在鞍钢。第二、三节分别分析“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合理内核。
郑长忠[9]（2005）在《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 ——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使共青团在中国政治中有着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以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为考察对象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政治的内在运行规律。因此,本论文以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内在关系为研究主线,以组织资本为核心分析概念,以政治学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并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着重分析共产党的政党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内在关系以及中国共青团自身运作规律等内容,力图揭示组织资本在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中的作用,并以此透视中国共青团作为一个制度性安排对于中国共产党保证自身延续与发展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本论文认为共产党的阶级特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决定了其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持久维护以及理想的最终实现有着内在的诉求,这就要求有着共同理想和利益的人能够长期掌握政党的领导权以及国家的政权。本文将接班人政治定义为以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延续为主要目标而展开的各项政治活动,并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形态。由于政党延续在接班人政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这就决定了要保证接班人政治得以发展,就必须做好政党延续的工作。在保证政党延续的各项措施中,包含着一系列能够增强和维护政党组织与政党成员之间契合程度的内部资源性要素,即信任、规范、关系和成员禀赋,这些资源性要素的总和构成了组织资本。在政党的延续意识和成员发展意识的驱动下,政党内部形成了组织资本再生产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组织资本在政党内部不断获得再生产,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奠定了组织内自我维护的基础。 共青团作为接班人政治与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建立标志着接班人政治体系的具体形式和制度安排获得了重大突破。在接班人政治逻辑和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共同演绎下,共青团在中国成立。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党团关系的互动后,中国共青团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录用的一个特殊途径,从而使党团之间组织资本形成了制度化的衔接。在接班人政治体系中,中国共青团并非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通过以其为核心的青少年工作组织体系共同产生影响。不同的历史逻辑和政治属性决定了青少年工作组织体系中各组成部分在性质和地位上存在着差异性,从而导致它们在政党组织资本生成上起到不同的作用。少先队和共青团直接为政党组织资本各要素生成奠定了基础,而在为政党组织资本生成提供社会认同这一外部条件上,少先队、共青团、学联和青联都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共青团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生成了大量基础性组织资本以及政党延续的外部条件,而且还作为党内干部政治录用的一条重要途径,为中国共产党输送大量组织资本。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既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中国共青团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郑鹏[10]（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二、劳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其炎同志在全国劳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其炎同志在全国劳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意及研究情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研究范围 |
| 三、相关文献及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框架、学术价值及局限 |
| 第一章 大行政区的起源 |
| 第一节 中共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选择与局部执政格局的出现 |
| 一、中国近现代中央与省制之间的权力机构 |
| 二、中共武装夺取道路的选择及其局部执政的发端 |
| 三、苏区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边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 |
| 一、边区与“特制”的形成及其局限 |
| 二、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各大战略区 |
| 一、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的东北解放区 |
| 二、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 |
| 三、其他战略大区的初步形成 |
| 第二章 大行政区的设立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前夕中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初步构建 |
| 一、“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的走向统一”方针的提出 |
| 二、中共中央集权、分权的制度化努力 |
| 第二节 设立大行政区政策的最终形成 |
| 第三节 各大行政区政权的组建 |
| 第四节 大行政区的领导群体 |
| 一、1949-1952 年大行政区领导群体之概况 |
| 二、1949-1952 年各大行政区领导群体状况分析 |
| 第五节 大行政区设立的历史原因 |
| 第三章 大行政区的政治组织系统（1949-1952） |
| 第一节 大行政区的核心政治结构：中共中央局 |
| 一、中共中央局的设废、性质与地位 |
| 二、中共中央局的职能权限 |
| 三、中共中央局的组织构成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 |
| 一、权力机关：人民代表会议 |
| 二、行政机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 |
| 三、大行政区的司法系统 |
| 四、大行政区辖区内的武装力量 |
| 五、大行政区政权的人事安排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内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 |
| 一、大行政区内的民主党派 |
| 二、大行政区内的社会团体 |
| 第四章 大行政区的权力运行（1949-1952） |
| 第一节 中央局“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政权的运行方式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 |
| 一、大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调整与规范 |
| 二、大行政区与其下辖政区的关系 |
| 三、大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特点 |
| 第五章 大行政区的调整 |
| 第一节 中共全面执政的巩固与大行政区的调整 |
| 一、“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 |
| 二、对大行政区的调整 |
| 第二节 大行政区调整的历史原因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调整后的变化分析 |
| 一、调整后的行政区划 |
| 二、调整后大行政区的政党、政权等机构变化情况 |
| 三、调整后大行政区的权力运行 |
| 四、调整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第六章 大行政区的终结 |
| 第一节 社会全面改造背景下的中央继续集权 |
| 第二节 “高饶事件”与取消大行政区政策的出台 |
| 一、“高饶事件”发生中的大行政区因素 |
| 二、“高饶事件”处理过程中对“独立王国”和“宗派活动”的批判 |
| 三、撤销大行政区决策的出台 |
| 第三节 大行政区的撤销 |
| 一、中央局、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的撤销 |
|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继续调整 |
| 结语 对大行政区的评价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4）效率、动员与经济增长：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几个概念的厘清 |
| 四、研究思路与论述框架 |
| 五、研究方法与主干资料 |
| 注释 |
| 第一章 政权鼎革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 |
| 第一节 接管与改造 |
| 一、私营经济的恢复与改造 |
| 二、国营经济的建立与管理 |
| 第二节 从民主改革到生产改革 |
| 一、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
| 二、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 |
| 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搁置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计划与效率：“大跃进”前的制度化管理 |
| 第一节 技术普及 |
| 一、学徒制度的演变 |
| 二、技工学校的培训 |
| 三、“先进经验”的推广 |
| 第二节 组织管理 |
| 一、计划管理 |
| 二、指标激励 |
| 三、内部监督 |
| 四、国家监督 |
| 第三节 劳动激励 |
| 一、生产动员与劳动竞赛的兴起 |
| 二、劳动竞赛的制度化 |
| 三、“难产”的经济激励 |
| 四、工厂里的政治文化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动员与效率：“大跃进”中的计划管理失序 |
| 第一节 权力下放与指标体系的失控 |
| 第二节 技术革命与国家动员 |
| 第三节 “鞍钢宪法”与反制度化管理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纠不了的偏：“大跃进”后的制度重建 |
| 第一节 《工业七十条》的问世 |
| 第二节 “大跃进”之后的经济纠偏 |
| 一、指标收缩 |
| 二、精减人员 |
| 第三节 试办托拉斯 |
| 第四节 “三五”计划的编制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稳住生产：特殊年代的工业组织 |
| 第一节 “社教”运动中的工业组织 |
| 第二节 大革命中的工业组织 |
| 一、革命与生产的拉锯 |
| 二、“工人造反派”的行动 |
| 三、计划管理的失常与恢复 |
| 四、“七·二一”大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四五”计划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效率优先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 |
| 第一节 政治变局与经济纠偏 |
| 第二节 打破禁区 |
| 一、“洋奴买办” |
| 二、“企业自治”和“利润挂帅” |
| 三、“奖金挂帅” |
| 第三节 理论重建 |
| 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首轮工资改革运动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中央工资改革的目标设定与上海基层社会的主要顾虑 |
| 三、带有“保留”的“形式主义”改革:中央政策落地后的现实表现 |
| (一)工资改革的前期准备工作:思想教育与“工资基数”的确定 |
| (二)工资改革的中心任务:划定职工工资等级 |
| (三)工资改革的配套任务:理清并削减“变相工资” |
| 四、工资改革后的“工资管理工作” |
| (一)以取消“保留工资”为主要手段,实现整体“减资”目标 |
| (二)日常“生产定额”管理:工人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收益的关系变化 |
| 五、余论 |
（7）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
| （二） 有助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 （三） 有助于行政作风的好转及行政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 |
| （四） 有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位” |
| 二、 理论前提：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外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内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 研究命题的基本概念界析 |
| （一） 行政 |
| （二） 文化 |
| （三） 行政文化 |
| 四、 基本思路、论文框架及主要研究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三）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行政思想 |
| （一） 行政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执行 |
| （二） 卑劣化、官僚化和集权化是旧行政的三大基本特征 |
| （三）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行政的新图景 |
| 二、 列宁的行政思想 |
| （一）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二） 践行议行合一，实现人民管理 |
| （三） 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 |
| （四） 将经济管理作为行政的首要职能 |
| （五） 把国家机关革新为廉价高效、民主公开的机关 |
| （六） 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 |
| 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 |
|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从建苏维埃政府到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政府的行政组织心理 |
| 二、 从不准党员“做官”到主动参政的党政关系心理 |
| 三、 关注民生的行政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继承列宁的党政关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主张党政分开 |
| 二、 效仿苏俄建立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组织体系 |
| （二） 将组织性质定位为工农民主专政 |
| （三） 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行政组织原则 |
| 三、 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干部工人化 |
| （二）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行政规格意识 |
| （三） 勤政廉政的行政品格 |
| 四、 初步形成了廉洁、高效、民主和依法的行政意识 |
| （一） 继承马列主义的廉价政府理念，大力推行廉洁行政 |
| （二） 为实现高效行政，科学调整区划和划分央、地职能，大兴调查研究 |
| （三） 落实选民的罢免权，强化民主监督，推进民主行政 |
| （四） 依法行政思想的萌芽 |
| 五、 形成了一切为了工农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大幅提高工农地位 |
| （二） 努力改善工农生活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和行政的关系上主张在党政分开前提下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立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权组织制度 |
| （一） 将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行政）委员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
| （二） 及时地将政权的性质调整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
| （三） 在议会民主制的外表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 树立了以是否抗日为基础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将是否抗日作为选任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标准 |
| （二） 确立“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干部规格意识 |
| （三） 政府工作人员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格 |
| 四、 廉洁、高效、民主、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逐步增强 |
| （一） 精兵简政，反腐倡廉，确保政府廉洁运行 |
| （二） 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高效运转 |
| （三） 民主行政意识的逐步增强 |
| （四） 继续推行依法行政 |
| 五、 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 |
| （一） 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
| （二） “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
| （三） 努力改善民生 |
| 第六章 建国前夕与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党政关系经历了从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以党代政的转变 |
| （一） 强化党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 主张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三） 以党代政局面的初步形成 |
| 二、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基于国情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形式实现了从协商民主的政府委员会到人大会制政府的转变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经历了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转变 |
| （三）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组织原则 |
| 三、 社会主义行政人格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 选人的首要标准经历了从回归基于阶级出身到基于才能的转变 |
| （二） 旗帜鲜明地反对干部特权化 |
| （三） 干部不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还要具备文化业务素质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的行政行为意识进一步增强 |
| （一） 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发动人民参与，反对官僚主义，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意识在废除旧法制和确立新法制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增强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行政为民到效率至上的转变 |
| （一） 从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到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道路 |
| （二） 从劳资两利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到“双百方针”的确立 |
|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探索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以党代政的继续发展导致了党政合一的体制最终形成 |
| 二、 逐步“左”倾的行政组织思想 |
| （一） 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逐渐被革委会取代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人民民主专政“左”倾为无产阶级专政 |
| （三） 宪法上得以确认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严重破坏 |
| 三、 略显“左”倾的行政人格思想 |
| （一） 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从基于才能逐步过渡到基于政治素质与态度 |
| （二） 反对干部特权化，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
| （三） 干部的品格要求从“又红又专”发展到只重“红” |
| 四、 廉洁和民主的行政行为意识继续发展，依法行政意识逐渐断裂 |
| （一） 精简机构,倡导节约,禁建楼堂馆舍，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在反对官僚主义中强化人民监督与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依法行政因逐渐被依政策、文件行政所替代而出现断裂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转变 |
| （一） 效率至上 |
|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行政文化 |
| 一、 在党政分开的改革进程中强化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 |
| 二、 逐步恢复和完善中国特色行政组织制度 |
| （一） 组织体系逐步从四级革委会发展为五级人民政府 |
| （二） 组织性质定位从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到人民民主专政 |
| （三） 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 （四） 推进政府职能由全能管治型政府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变 |
| 三、 社会主义现代行政人格思想逐步形成 |
| （一） 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选任干部 |
| （二） 坚定不移地继续反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特权化 |
| （三） 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四、 廉洁、民主和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一） 精简政府机构，倡导廉洁，严惩腐败，大力推进廉洁行政 |
| （二） 强化民主监督，加强与人民联系，扩大人民参与，促进民主行政 |
| （三） 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动下，依法行政正逐步向法治行政迈进 |
| （四） 科学行政意识已经生成 |
| 五、 行政价值观经历了从民生为本、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 |
| （一） 民生为本 |
| （二） 效率优先 |
| （三） 更加注重公平 |
|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反思与现代建构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总结与反思 |
| （一）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呈现四大演进规律 |
| （三） 中国共产党核心行政文化已经形成 |
| （四）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现代化面临三重挑战 |
| 二、 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现代建构 |
| （一） 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灵魂 |
| （二） 将行政的本质属性回归公共性 |
| （三） 将行政为民作为核心价值取向 |
| （四） 将廉洁、高效确立为永恒信条 |
| （五） 将民主、法治和科学确立为基本准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资料文献 |
| 第一章 “鞍钢宪法”产生前我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 (1949—1959) |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企业管理思想的积淀 (1949-1952) |
| 一、企业民主管理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 二、企业民主改造中的思想积淀 |
| 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思想积淀 |
| 四、着名班组管理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二节 开始全面建设时期管理思想的积淀（1953-1956） |
| 一、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探索及思想积淀 |
| 二、五三工厂经验中的思想积淀 |
| 三、技术革新运动中的思想积淀 |
| 第三节 整风及“大跃进”中的思想积淀(1957—1959) |
| 一、从“干部参加劳动”开始的伟大实践 |
| 二、“两参一改”的内容 |
| 三、从“两参一改”到“两参一改三结合” |
| 第二章 “鞍钢宪法”的诞生（1960 ）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的十年积累 |
| 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 |
| 三、“大跃进”带来的政治经济环境 |
| 第二节 “鞍钢宪法”的诞生过程 |
| 一、鞍钢的技术“双革”运动 |
| 二、鞍钢的一系列报告 |
| 三、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 |
| 四、当时对“鞍钢宪法”的解读及评价 |
| 第三节 “鞍钢宪法”的思想内容 |
| 一、对毛泽东批示的文本解读 |
| 二、本文对“鞍钢宪法”管理模式的理解 |
| 第三章 “鞍钢宪法”的曲折命运 (1960—2009) |
| 第一节 诞生之初宣传上的内紧外松 (1960.3—1960.12) |
| 一、在钢铁行业的传播及影响 |
| 二、未形成全国性的传播热潮 |
| 第二节 与国民经济调整同行 (1961—1965) |
| 一、“鞍钢宪法”与《工业七十条》 |
| 二、“鞍钢宪法”与“学习解放军” |
| 三、从“鞍钢宪法”到大庆精神 |
| 第三节 经历“文革”的风风雨雨 (1966—1976) |
| 一、企业管理秩序的破坏 |
| 二、“鞍钢宪法”被扭曲 |
| 三、对“鞍钢宪法”基本精神的坚持 |
| 第四节 在新时期的曲折发展 (1977-2009) |
| 一、企业民主管理的恢复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探索 |
| 三、“鞍钢宪法”的遗忘与回归 |
| 第四章 对“鞍钢宪法”的评价 |
| 第一节 “鞍钢宪法”的历史必然性 |
| 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中心的典型分析 |
| 二、“两参一改”与“三参一改”的比较分析 |
| 三、透过“宪法”的命名方式进行解读 |
| 四、“鞍钢宪法”诞生在鞍钢的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历史局限性 |
| 一、“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
| 二、“鞍钢宪法”历史局限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关于“鞍钢宪法”的合理内核 |
| 一、对当前关于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基本看法 |
| 二、基于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特色的考察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 ——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中国共青团问题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空间 |
| 一、中国大陆的研究现状 |
| 二、中国港台地区以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空间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组织资本: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关于资本概念的分析 |
| 二、组织资本理论研究现状 |
| 三、组织资本的内涵界定 |
| 第五节 主要思路与资料来源 |
| 一、主要思路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接班人政治与组织资本 |
| 第一节 共产党的政党性质、特征与接班人政治的逻辑缘起 |
| 一、马克思主义形成与无产阶级政党诞生 |
| 二、列宁主义诞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实践 |
| 三、共产党本质特征与接班人政治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接班人政治在中国的发展 |
| 一、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崩溃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
| 二、中国社会领导权争夺与接班人政治的确立 |
| 三、现代国家建设与接班人政治在中国的发展 |
| 第三节 组织资本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 |
| 一、接班人政治与组织资本 |
| 二、组织资本要素之一:信任 |
| 三、组织资本要素之二:规范 |
| 四、组织资本要素之三:关系 |
| 五、组织资本要素之四:成员禀赋 |
| 六、组织资本: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与政党成员发展的内在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体制内合法性与集体组织资本的形成:中国共青团成为党内政治录用特殊途径的历史逻辑与内在根据 |
| 第一节 接班人政治与中国共青团:共青团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 一、国际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出现与其先驱组织建立 |
| 二、俄国共青团建立:接班人政治与青年运动结合的产物 |
| 三、青年共产国际发展历程与历史作用 |
| 四、中国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共青团成长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共青团—党内政治录用的特殊途径:制度性安排的形成与党团关系发展的历史 |
| 一、政党需求与俄国共青团建立:党团关系的基本规定 |
| 二、青年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关系:党团关系曲折过程的逻辑起源 |
| 三、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党团关系曲折过程的中国逻辑 |
| 四、中国共青团与党内政治录用特殊途径:体制内合法性获得的历史逻辑 |
| 第三节 党团间组织资本衔接关系的历史逻辑与内在根据 |
| 一、党团关系的历史逻辑:党团间组织资本衔接关系变迁的内在规定 |
| 二、党团任务同构:建党初期党团组织资本通用的现实基础 |
| 三、制度化条件下党团组织资本衔接的基本情况与内在根据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本生成 |
| 第一节 青少年工作组织体系与共青团政治社会化功能 |
| 一、共青团青少年工作组织体系的基本情况 |
| 二、共青团青少年工作组织体系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三、共青团政治社会化功能与组织资本生成 |
| 第二节 少先队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本生成 |
| 一、少先队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在接班人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
| 二、少先队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在根据与现实基础 |
| 三、少先队教育活动与政党组织资本生成 |
| 第三节 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本生成 |
| 一、青年阶段:政治社会化关键时期 |
| 二、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共青团组织资本生成的内在要求 |
| 三、共青团组织资本生成的基本情况 |
| 第四节 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延续的社会基础:以组织资本为视角 |
| 一、共青团与政党组织资本外部条件的生成 |
| 二、共青团直接工作方式与政党组织资本外部条件生成 |
| 三、共青团间接工作方式与政党组织资本外部条件生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组织资本与党内政治录用中共青团干部发展 |
| 第一节 共青团干部在党内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基本情况 |
| 二、初步分析 |
| 第二节 “信任”:组织资本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一、意识形态性信任:共青团干部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
| 二、制度性信任:共青团干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 三、个人性信任:共青团干部发展中信任资本的微观机制 |
| 第三节 “规范”:组织资本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一、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组织特性与共青团干部组织知识、基本技能与领导能力的获得 |
| 二、个人发展预期与远离权力中心:共青团干部自律的现实逻辑 |
| 三、自觉认同与组织规范:共青团干部组织习性的形成逻辑 |
| 第四节 “关系”:组织资本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一、组织内关系 |
| 二、组织外关系 |
| 三、组织内外关系的效用分析 |
| 第五节 “成员禀赋”:组织资本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一、政党组织结构稳固性需求:成员禀赋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二、政党组织发展性需求:成员禀赋与共青团干部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发展与组织资本转型:社会转型条件下的中国共青团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场域变迁与组织资本功能转型 |
|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场域分化 |
| 二、社会场域变迁与资本类型多元化 |
| 三、资本类型多元化条件下的组织资本功能转型 |
| 第二节 中国政治场域变迁与团干部发展空间变化 |
| 一、政治改革、社会转型与中国政治场域变迁 |
| 二、中国政治场域变迁与干部管理体制变化、干部成员禀赋专用化 |
| 三、干部管理体制变化、干部成员禀赋专用化与团干部发展的困境 |
| 第三节 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与共青团组织资本转型 |
| 一、民主政治发展与共青团基层组织转型 |
| 二、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与共青团组织资本变化 |
| 第四节 中国共青团组织转型的基本要求与基本方向 |
| 一、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共青团政治功能的基本要求 |
| 二、坚持组织特性与推进组织创新的统一:中国共青团组织转型的基本方向 |
| 三、坚持政治场域内发展与社会场域内发展的统一:共青团干部发展空间的现实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各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曾任团干部人员情况 |
|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曾任团干部人员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三 中共各级地方党委常委中曾任团干部人员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曾任团干部的人员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 访谈人员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
（10）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四、劳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其炎同志在全国劳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J]. 忽培元. 中国作家, 2012(16)
- [2]中国大行政区研究：1949-1954[D]. 范晓春. 中共中央党校, 2007(03)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效率、动员与经济增长：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D]. 林超超. 复旦大学, 2013(03)
- [5]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首轮工资改革运动的历史考察[J]. 严宇鸣. 中共党史研究, 2017(03)
- [7]中国共产党行政文化的历史考察[D]. 尹建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8]“鞍钢宪法”的历史考察[D]. 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9]组织资本与政党延续 ——中国共青团政治功能的一个考察视角[D]. 郑长忠. 复旦大学, 2005(07)
- [10]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