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外汇调剂市场应转向公开市场(论文文献综述)
詹旭[1](2014)在《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分析》文中研究说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汇率波动加剧,各国的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相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下,无论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各国央行都会或多或少地运用外汇市场干预手段,力图稳定名义汇率或使汇率变化符合政府的意图。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干预以直接干预方式为主,具有长期、高频的特点,以维护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为目标,保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保护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的外汇市场干预取得了一定效果,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趋利避害,改善开放环境下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已成为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内涵的研究课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央行外汇市场的干预行为,主要目的是解决我国外汇市场干预行为不当的问题。本文在论证中进一步明确外汇市场干预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丰富外汇市场干预的手段,通过各项宏观改革措施为外汇市场干预行为改进提供更优的环境,完善外汇市场机制,构建指导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信息响应机制,提高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我国的情况出发,论文形成了对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分析框架,再结合国际外汇干预的具体案例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本文共分为十二章,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一、二章,首先说明了研究对象是我国外汇市场干预行为,提出了影响外汇干预行为的主要因素,论文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是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和展开的;其次,介绍了后续分析所需的相关理论。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确定研究对象,明确影响干预行为的主要因素,简述各章节内容,并说明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二章是对相关研究和理论的介绍,包括:开放环境下外汇干预的相关文献综述;对央行冲销和非冲销的直接干预方式进行比较;说明“米德冲突”、“三元悖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理论,以及它们如何用于解读央行外汇市场干预;通过“托宾税”理论强调央行实施间接干预的正当性;借鉴国际收支风险预警理论的相关思路,以此为基础建立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信息响应机制。第二部分为三、四、五章,主要介绍我国外汇市场干预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市场环境,说明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现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干预行为不当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三章介绍我国逐步开放的外汇市场环境,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出现和发展现状。外汇市场机制和开放程度的变化影响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行为。第四章介绍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进程以及银行结售汇制度,说明我国央行实行外汇市场干预具有历史和经济两方面的必然性,而后论述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演进历程。第五章着重论述开放环境下,我国现有的央行干预方式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央行为了保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减轻内部就业压力,采用高频、直接的干预汇率方式。干预的结果是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干预已经开始阻碍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外汇市场干预的初衷相悖。第三部分包括六、七、八、九、十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建立了提升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合理性的分析框架。首先,界定了央行干预行为的合理性标准,而后,从该标准出发,明确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通过完善我国的干预手段和相关经济改革,提升央行外汇干预行为的合理性。在第三部分,论文还通过预警理论探索建立外汇干预的信息响应机制,通过该机制规范央行的干预行为。第六章是从宏微观审慎监管的需求和外汇市场无效论出发,界定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合理性。从理论方面论证,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推动经济均衡发展和化解金融体系风险形成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合理性的边界。第七章为央行外汇干预目标体系建设,指出从央行干预合理性出发,为了解决央行干预行为不当所产生的经济问题,我国央行干预目标要作出调整。我国央行实施各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摆脱美元等“名义锚”的束缚。因此,央行的干预目标需要从关注经济增长向缓和通货膨胀压力、防范金融和经济风险、推动市场化改革等方向转变。该章论证央行干预的短期目标是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稳定,熨平市场波动,防范风险;长期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内外均衡,达到均衡汇率水平,推动货币独立。第八章完善了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直接和间接手段。外汇市场干预从类型看,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这两种干预方式各有用途和特点。目前,我国对两种干预方式都有运用。文中强调我国直接干预的冲销手段需要完善。我国央行使用的间接干预手段主要是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管理。本章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理论说明,跨境资金管理作为重要的间接手段对于央行直接干预具有关键的辅助作用。现行的跨境资金管理手段需要改进,但对跨境资金流动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为了保留跨境资金管理的有效性,央行需要渐进、有序地开放资本项目。第九章介绍了提高央行干预行为合理性的配套改革措施。本章主要说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外汇市场建设等因素有助于提升央行外汇干预行为的合理性,有助于实现央行的干预目标。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可以缓解央行实施直接干预所面临的外汇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而国内外汇市场的发展,应以我为主,保留中国特色的同时向国际市场规范靠拢,以便于央行干预弥补市场失灵。本章还提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逐步确定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这同央行干预的长期目标是一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第十章提出了外汇市场干预的信息响应机制。它是受到国际收支风险预警思路启发而进行的大胆尝试。央行通过信息响应机制,提升开放环境下外汇干预的及时性和科学性。首先,央行构建与外汇市场最贴近的同步指数和指标,并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将月度银行结售汇差额变化作为央行改变行为的重要依据,央行干预力度随结售汇差额变化而变化;其次,观察是否存在先导性指标可以提高央行干预的前瞻性;而后,按照简单、易得、重要等原则建立市场主体调查统计体系作为信息响应机制的补充部分,将其作为央行调整干预行为的重要参考。第四部分包括第十一、十二两章,通过对美国、日本、泰国和香港在不同时期干预行为的比较,验证第三部分形成的央行干预行为分析框架,并根据分析框架推断这些经济体干预行为的合理性。文章的最后一章对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说明。第十一章描述开放环境下国际外汇市场干预的行为,并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框架评价其得失。本章选择了美国、日本、泰国和香港的干预案例。从干预目标、手段、配套政策、市场环境等角度观察四个经济体的干预情况。美、日是大国经济的代表,他们的对外开放过程代表了世界经济开放的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两国央行的干预行为不断变化。从目标看,美、日的干预目标接近,但行为却不完全一致。在开放环境下,美国的干预关注内部均衡和美元的国际地位,一直在调整其干预行为,并实现了美元独立的目标。日本以贸易立国,其干预中带有“重商主义”色彩,往往以汇率贬值为杠杆推动出口发展,但央行的政策目标又致力于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存在目标和行为上的矛盾。选取泰国和香港的案例,主要是观察两个经济体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干预行为。他们的干预是为了应对投机资本的冲击,维护汇率制度。在开放环境下,两者都实行对美元钉住的汇率制度。在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的干预手段完备,市场体系运行良好,行为相对合理,达到了稳定汇率的目的,而泰国的情形则相反,外汇市场干预没能实现央行的目的。第十二章是对前面分析的梳理和对研究的总结,论述了文章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本文分析一直围绕着影响央行干预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层层展开,形成了改进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步骤。三个影响因素包括:央行干预的目标,干预的市场环境和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从这三个因素出发,文章首先根据行为合理性标准的界定,调整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从原先推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向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合理秩序、促进经济内外均衡方向改进。其次,稳步推进外汇市场建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全面改革中发挥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作用,并根据干预的目标适时调整干预行为。第三,减少央行的高频直接干预,完善间接干预手段,形成全方位跨境资金管理监测体系和信息响应体系,合理引导外汇市场预期,充分发挥央行外汇干预对推进经济均衡,实现货币独立的积极作用。
刘微[2](2014)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深入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我国汇率干预的目标、机制及有效性,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均衡汇率及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然后,在这个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将资本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建立了基于资本项目开放测度下的外汇干预理论与模型,并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外汇干预的最优反应函数。在对资本项目开放下的外汇干预进行国际经验研究时,主要考察了美日发达国家和巴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外汇干预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本自由度条件下外汇干预的目标、操作机制、有效性及其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我国外汇干预的目标、干预特征和冲销操作进行考察时,实证研究了我国外汇干预的反应函数和有效性;介绍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与自由度度量,系统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经济体系、金融市场和汇率形成的效应,具体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外汇干预目标、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的影响,并探讨了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经验分析与比较研究,并探索数学建模与金融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分析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汇率干预的目标、手段及有效性的历史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利率市场化存在显着互动关系。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流动、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将更加突出,人民币汇率体制进一步市场化将是平衡问题的关键。对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市场化调节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层次工具体系;伴随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协调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在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背景下,需要重新定位我国外汇干预政策目标,推动干预目标由影响、稳定汇率水平逐步向稳定市场秩序转变,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强化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公信力和信誉度;大力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促进跨境贸易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和基础制度建设。本文最主要的创新有两点,第一,重新定义了“均衡汇率”的内涵,认为从研究均衡汇率以及汇率失衡对于汇率政策的指导意义而言,名义汇率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于是建立了涵盖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开放经济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资本开放自由度作为衡量不同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的指标融入理论模型中。同时,考虑了资本管制与风险溢价的未抵补利率平价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并推导出名义汇率变化率的函数;而且分别从福利损失函数的视角以及汇率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央行的最优外汇函数。第二,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建立了我国央行的外汇干预反应函数,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困难在于数据获得和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的不足主要局限于我国的高频数据和发达国家早期数据的获得困难上,今后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
张格[3](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刘杰[4](2015)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三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石涛[5](2010)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年)》文中指出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在各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近代中国,随着银行业的发展,以及国外先进银行理论知识的传入,特别是中央银行思想的传播,开始出现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从清末的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再到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或定位为中央银行,或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一些职能,但职能均不健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更为了支持财政,巩固政权,于1928年正式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几乎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与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财政税收,乃至派系斗争,都有着密切关系。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创立并取得快速发展的上升阶段。中央银行的业务部门,由简到繁;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由少到多;中央银行的实力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突飞猛进。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在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发展。其中,作为“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在代理国库、经理内外债等为政府财政提供服务方面,成效最为显着,职能也较为健全。作为“发行的银行”,中央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币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发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为统一发行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独享发行权的目标未能实现,统一发行的职能终未完成。作为“银行的银行”,本应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中央银行在这一方面乏善可陈,职能最不完善。1935年法币政策的实施,加强了中央银行的力量,推动了中央银行职能的发挥。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为中央储备银行的计划,为中央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健全,尤其是成为真正的“银行的银行”,提供了契机,但这一切均因抗战的爆发而中断。
张健康[6](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杨斌[7](2019)在《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出现中国特有的货币现象。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和“资产荒”,而中小企业较难申请到贷款,通过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又很高,金融市场“量宽价高”问题突出,反映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货币内生属性增强,数量型调控难度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难以兼得,有必要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框架,实现价格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实际经济活动,利率则外生地由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决定,早已“预言”了利率走廊调控的必然性。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利率由两大资本家阶级分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论述对利率走廊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可以综合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有助于让金融回归本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银行从最早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变到当前间接货币总量调控,还初步尝试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由于当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缺乏对价格的有效调控,无法平抑市场利率波动,利率走廊的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受到挑战,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微观货币创造机制,发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货币的内生属性和利率的外生属性都有增强的趋势,数量调控难度加大,价格调控可能性提高。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发展史的路径差异表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稳态增长逼近,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克服数量型调控框架固有缺陷,实现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发达国家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建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具有基准性的政策目标利率,合理设定的走廊宽度,能与价格型调控相配合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具有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准备金制度。在人民银行推动下,持续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初步具备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基础条件,但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完全建立也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扭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梗阻”,对利率走廊调控建设构成挑战。为完善我国价格型调控框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通胀目标制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能够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有利于形成和引导公众预期,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首要的是要实行通胀目标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具有市场性、基础性和主导性,利率走廊调控要以SHIBOR作为基准利率,以有效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利率走廊宽度通过改变机会成本改变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因此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控成本、央行容忍度和外生冲击类型。在我国转轨经济特征背景下,人民银行具有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利率走廊还需要余额准备金制度相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一要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强化SHIBOR的基准性;完善合格担保品框架,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改变准备金制度的期间平均考核方式,实行自愿准备金制度。二要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三要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还应提高分析预测能力应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
龙小燕[8](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刘庆昌[9](1992)在《广东外汇调剂市场应转向公开市场》文中研究说明 自1986年2月国务院批准单位间的留成外汇可以通过外汇管理部门办理余缺调剂以来,有限制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此为方便区别,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外汇调剂市场)已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逐渐形成。1988年9月,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外汇调剂公开市场。随后,福建、深圳、厦门、海南、大连等省市也相继开办了外汇调剂公开市场。这种公开市场是在传统的外汇调剂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外汇调剂
谢莉[10](1993)在《我国外汇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对策及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外汇市场作为各种外汇买卖的交易场所,是商品经济货币化并向世界范围扩展的产物,因而,外汇市场发达和开放程度总是与一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原有的产品经济逐步转向以市场要素主要发挥功能作用的商品经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逐步转为开放型经济,那种把外汇仅仅看做是一种特殊资源加以统制,在外汇分配上,实行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在外汇管理上,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在外汇资金运动上,只有纵向分配,不能横向融通的作法已不合时宜。因此,建立和发展外汇市场被日益迫切地提到了改革日程上来。
二、广东外汇调剂市场应转向公开市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外汇调剂市场应转向公开市场(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中国外汇市场干预的界定 |
第二节 影响外汇干预行为的主要因素 |
一、 外汇市场开放会影响干预行为 |
二、 央行干预目标影响干预行为 |
三、 不同汇率制度影响干预行为 |
第三节 论文的核心观点及章节架构 |
第四节 研究的现实意义 |
第二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干预相关理论综述 |
第一节 外汇干预相关文献综述 |
一、 央行外汇干预研究的文献综述 |
二、 汇率形成机制研究与外汇干预 |
三、 外汇市场机制研究与外汇干预 |
第二节 冲销与非冲销的直接干预 |
第三节 开放环境下的“米德冲突” |
一、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
二、 米德冲突 |
第四节 “三元悖论”与外汇干预 |
第五节 MF 模型与外汇干预 |
一、 MF 模型的一些原始基本假设和公式 |
二、 MF 模型观察固定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
三、 MF 模型观察浮动汇率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
第六节 “托宾税”与央行间接干预 |
第七节 汇率风险预警体系研究 |
一、 汇率风险预警的指标体系研究 |
二、 风险预警模型简述及评价 |
第三章 我国央行干预的外汇市场环境 |
第一节 我国外汇市场的历史与现实 |
一、 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运行 |
二、 外汇市场的发展历程 |
第二节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与挑战 |
一、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
二、 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
第四章 我国外汇市场干预的必然性及历史 |
第一节 我国开放的日益深化 |
第二节 开放环境与央行干预行为的必然性 |
第三节 结售汇制度与央行干预行为的必然性 |
第四节 央行干预行为的变化历程 |
第五章 我国外汇市场干预产生的问题 |
第一节 央行干预增加了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
第二节 央行干预影响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
第三节 央行干预增加了投机资本冲击风险 |
第四节 央行干预延缓了外汇市场建设 |
第五节 央行干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面临损失 |
第六章 央行外汇干预行为合理性边界 |
第一节 弥补市场失灵对干预合理性的界定 |
一、 外汇市场干预合理性的探索 |
二、 外汇市场干预弥补市场失灵 |
第二节 风险监管对干预合理性的界定 |
一、 外汇市场干预是宏微观审慎监管的组成部分 |
二、 合理的外汇市场干预具有维护经济安全的作用 |
第七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干预的目标体系 |
第一节 外汇市场干预目标体系的概念 |
第二节 央行干预长期目标与内外均衡 |
一、 均衡汇率与内外均衡 |
二、 内部均衡是央行干预的首要目标 |
第三节 央行干预短期目标与汇率稳定 |
第八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干预手段分析 |
第一节 丰富直接干预的冲销手段 |
一、 完善通用的冲销方式 |
二、 强化中国特有的冲销手段 |
第二节 间接手段分类与跨境资金流动管理调整 |
一、 间接干预手段的基本分类 |
二、 由 MF 模型观察资本完全管制的外汇干预 |
三、 由 MF 模型观察非严格资本管制的外汇干预 |
四、 由 MF 模型观察资本完全流动的外汇干预 |
五、 “三元悖论”与跨境资金流动管理 |
第九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干预行为合理的相关改革 |
第一节 提升央行干预行为合理性的宏观经济基础 |
一、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 |
二、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
三、 改革涉外经济管理 |
第二节 提升央行干预行为合理性的管理制度改革 |
一、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二、 跨境资金管理制度改革 |
第三节 外汇市场建设与管理 |
一、 完善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
二、 平衡外汇市场监管与开放 |
第十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干预信息响应机制建设 |
第一节 信息响应机制的预警理论基础 |
第二节 同步指标与指数 |
一、 同步指标的选择 |
二、 同步指标转化为指数 |
第三节 响应机制指标对干预力度的调整(基于实践判断) |
第四节 响应机制先行指标的探索(基于因果检验) |
第五节 响应机制的微观调查体系 |
一、 企业调查系统的设计 |
二、 银行调查系统的设计 |
三、 个人调查系统的设计 |
第十一章 开放环境下央行干预行为的国际论证 |
第一节 美、日经济对外开放的历程 |
一、 美、日实体经济的逐步开放 |
二、 美、日离岸市场的发展 |
第二节 美元干预的历史与评价 |
一、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干预 |
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美元干预 |
三、 对美元干预行为的评价 |
第三节 《广场协议》后日元干预行为与评价 |
一、 《广场协议》后(1985-1990 年)的日元干预 |
二、 1990 年代的日元干预行为 |
三、 2000 年以后的日元干预行为 |
四、 对日元干预行为的评价 |
第四节 泰国和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干预行为 |
一、 泰国应对危机的干预行为 |
二、 香港应对危机的干预行为 |
三、 泰国和香港干预行为的比较 |
第十二章 结论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的分析结论 |
第二节 外汇市场干预行为的改革 |
第三节 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
一、 本文研究中的不足 |
二、 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英文文献 |
后记 |
(2)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的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3 本文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1.4 主要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1.4.1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1.4.3 本文不足及进一步研究问题 |
第2章 外汇干预的基本理论与模型 |
2.1 外汇干预的必要性 |
2.2 外汇干预的目标体系 |
2.2.1 影响汇率水平 |
2.2.2 熨平汇率波动 |
2.2.3 调节外汇储备水平 |
2.3 以传统汇率决定理论为基础的外汇干预理论 |
2.3.1 流量模型中的外汇干预 |
2.3.2 资产市场模型中的外汇干预 |
2.4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行为的理论研究 |
2.4.1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反应函数 |
2.4.2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行为的微观策略 |
2.5 外汇干预传导渠道及有效性的理论发展 |
2.5.1 外汇干预的货币渠道 |
2.5.2 外汇干预的资产负债平衡渠道 |
2.5.3 外汇干预的预期或信号渠道 |
2.5.4 外汇干预的订单流量或微观结构渠道 |
2.5.5 外汇干预的噪音交易渠道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资本项目开放下外汇干预的理论分析 |
3.1 资本项目开放概述及资本自由度的度量 |
3.1.1 资本项目开放的定义及内涵 |
3.1.2 资本项目开放的世界发展历程 |
3.1.3 资本项目管制与开放的测度方法 |
3.2 资本项目开放下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研究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资本流动效应 |
3.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资产组合效应 |
3.2.3 资本账户开放的产出效应 |
3.2.4 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 |
3.2.5 资本账户开放的到期转换效应 |
3.3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均衡汇率及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 |
3.3.1 均衡汇率的内涵及理论发展 |
3.3.2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汇率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 |
3.4 基于资本项目开放测度下的外汇干预理论分析及模型 |
3.4.1 福利损失函数视角下的外汇干预最优反应函数 |
3.4.2 汇率决定视角下的最优外汇干预反应函数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外汇市场干预国际经验研究 |
4.1 美国外汇干预实践 |
4.1.1 美国外汇干预机制与操作流程 |
4.1.2 美国外汇干预历史 |
4.1.3 美国外汇干预有效性及主要启示 |
4.2 日本外汇干预实践 |
4.2.1 日本外汇干预目标、机制与流程 |
4.2.2 日本外汇干预历程及其有效性 |
4.2.3 日本外汇干预与资本项目自由度、货币政策独立性 |
4.3 巴西外汇干预实践 |
4.3.1 巴西汇率制度变迁 |
4.3.2 巴西资本项目开放、外汇干预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外汇市场干预:目标、机制与有效性 |
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体制变迁 |
5.1.1 1981-1985 年贸易内部结算价与非贸易公开价并存的官方双重汇率体制 |
5.1.2 1985-1993 年官方汇价与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轨汇率体制 |
5.1.3 1994-1997 年有管理浮动汇率体制 |
5.1.4 1998-2005 年盯住汇率体制与 2005-2007 年重启改革 |
5.1.5 2008-2010 年临时性转向盯住体制与 2010 年至今重回改革路径 |
5.2 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与冲销操作 |
5.2.1 我国央行干预目标与操作工具 |
5.2.2 我国外汇干预特征 |
5.2.3 我国央行冲销操作 |
5.3 我国央行外汇干预反应函数与传导机制 |
5.3.1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反应函数 |
5.3.2 我国外汇干预传导机制 |
5.4 我国外汇干预有效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我国外汇干预问题 |
6.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
6.1.1 我国对外开放过程 |
6.1.2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
6.2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度 |
6.3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体系与汇率形成影响 |
6.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6.3.2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汇率形成影响 |
6.4 资本项目开放对我国外汇干预的具体影响 |
6.5 资本流动、外汇干预与货币政策协调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总结 |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4)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
三、本文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第一章 近代公债知识的引介、传播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公债”新知的引介与传播 |
(一) 近代以前“公债”涵义及其存在形态 |
(二) 清末西学中“公债”概念的输入与对接 |
二、清末民国政商界对公债与金融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
(一) 早期洋务派倡导“国际金融市场举债观” |
(二) 盛宣怀等谋划建立国内公债经理机构 |
(三) 民国时期新式银行家公债经营理念 |
三、晚清国内公债的肇始与华资银行早期公债经营 |
(一) 晚清政府外债与外资银行业在华的发展 |
(二) 清末民初华资银行的建立与公债经营的初步展开 |
第二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政府公债的实践 |
一、近代银行经营政府公债的环境 |
(一) 国家公债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环境 |
(二) 近代公债市场的发展及交易网络的构建 |
二、民国前期政府公债发行及银行业承购(1912-1937) |
(一) 北京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发行与银行业承购 |
三、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影响 |
(一) 扩大了国家财政募债方式及其募债范围 |
(二) 促进近代国家财政信用的构建与演进 |
(三) 推进华商证券市场发展及其制度演进 |
第三章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与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的计量实证分析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数量与资力概况 |
(二) 基于公债与银行关系的回归分析及历史解释 |
二、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复合型博弈: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的效应分析 |
(一) 丰富银行业务范围与扩大获利渠道 |
(二) 行业利益与政治的互动与博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公债运行为中心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银行业务制度的扩展 |
(一) 公债与近代银行发钞、领券制度 |
(二)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抵押放款制度 |
(三) 公债与近代商业银行储蓄、公债贴现制度 |
第四章 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经营及其影响 |
一、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与政府公债的关系 |
二、近代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的经营 |
(一) 中央银行获得授权经理政府公债 |
(二) 中央银行参与买卖政府公债 |
(三) 中央银行参与公债的保管、调换以及还本付息 |
三、近代中央银行经营公债的影响分析 |
第五章 近代银行业对公债风险的规避与内控制度初步构建 |
一、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认识 |
(一) 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风险的计量分析 |
(二) 对公债风险认识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二、近代银行业对经营公债风险的规避 |
(一) 调整投资方向,分散公债风险 |
(二) 反对借新债还旧债,协商公债承销 |
(三) 谋求政府信用承诺与保证,筹划公债基金的建立及稳固 |
三、多层组织网络的搭建与风险控制制度设计 |
(一) 银行同业协同经营公债,组织规避风险的联合 |
(二) 搭建银政共管公债基金管理制度 |
第六章 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整理及制度演进 |
一、近代政府三次公债整理与银行业的互动 |
(一) 近代华资银行业与北京政府公债整理 |
(二) 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两次公债整理 |
二、近代银行业同业组织与政府公债整理: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中心 |
(一) 积极谋划、参与三次公债整理 |
(二) 多方谋求整理公债基金稳固 |
(三) 搭建各界与行业公债整理互信渠道 |
三、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制度的演进 |
(一)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法制建设 |
(二) 银行业与近代政府公债基金管理制度的演进 |
(三) 近代国家与民间债权共同体的构建 |
结语 |
一、近代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变迁的历史性审视 |
二、国家信用、债信秩序与制度变迁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1928-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提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资料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背景 |
第一节 近代世界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
一、中央银行的产生与推广 |
二、中央银行的特点与类型 |
三、中央银行的职责和原则 |
第二节 近代中国中央银行思想演变 |
一、清末时期建立中央银行思想的产生 |
二、北洋时期建设中央银行思想的发展 |
第三节 1927年前中国中央银行变迁 |
一、外国在华银行:隐性中央银行 |
二、晚清时期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与大清银行 |
三、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 |
第四节 1927年前的中国金融市场 |
一、货币制度紊乱 |
二、银行制度不健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建立 |
第一节 国民党政权对中央银行的认识与早期实践 |
一、孙中山的金融思想 |
二、广州中央银行 |
三、汉口中央银行 |
第二节 重建中央银行的必要性 |
一、维持政府财政的需要 |
二、维护金融主权的需要 |
三、调剂战时金融的需要 |
四、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
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筹备与成立 |
一、周佩箴、王文伯筹备时期 |
二、宋子文、陈行筹备时期 |
三、中央银行的正式成立 |
四、中央银行的制度分析 |
第四节 树立信誉的初步措施 |
一、处理广州、汉口中央银行 |
二、改组中国、交通两行 |
三、收回小洋券、整理汉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央银行的组织结构及总分支机构变迁 |
第一节 中枢机构与变迁 |
一、理事会 |
二、监事会 |
三、总裁与副总裁 |
四、职能部门 |
第二节 总分支机构与变迁 |
一、总行位置与变迁 |
二、分支机构与演变 |
三、分支机构设立原则与特点 |
四、海外代理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法币改革前中央银行的业务与职能发展 |
第一节 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与服务财政 |
一、中央银行与代理国库 |
二、中央银行与政府公债 |
三、中央银行与经理外债 |
四、中央银行与外汇黄金管理 |
第二节 发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与统一币制 |
一、发行国币与废两改元 |
二、发行银元兑换券 |
三、发行辅币与辅币改革 |
四、发行辅币券 |
五、发行关金券 |
第三节 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与调剂金融 |
一、中央银行与集中保管存款准备金 |
二、中央银行与再贴现制度 |
三、中央银行与公开市场操作 |
四、中央银行与票据清算 |
五、中央银行与银钱业联合准备组织 |
六、中央银行与救济金融危机 |
第四节 中央银行经营普通银行业务 |
一、中央银行普通业务的内容 |
二、中央银行经营普通业务的原因 |
三、中央银行的盈利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央银行与法币改革 |
第一节 1935年"大三行"和"小三行"的增资改组 |
一、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增资改组 |
二、中央银行与"小三行"的增资改组 |
第二节 中央银行与法币政策的实施 |
一、世界经济危机与各国币制改革 |
二、白银风潮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
三、法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第三节 中央储备银行的改组计划与夭折 |
一、设立中央准备银行计划的酝酿 |
二、《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的内容 |
三、《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的实施与夭折 |
本章小结 |
余论 |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中央银行的转轨 |
二、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的关系 |
三、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关系 |
四、时人对中央银行的看法 |
五、抗战前中央银行发展总评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利率走廊调控概念与理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二、数量型调控框架与价格型调控框架 |
三、利率走廊调控 |
第二节 西方利率走廊调控相关理论基础 |
一、早期价格型调控下的真实票据理论与银行贴现率理论 |
二、数量型调控下的货币数量论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
三、现代价格型调控的理论基础 |
第三节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指导意义 |
一、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 |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对利率走廊作用机制的分析 |
三、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与转型 |
第一节 早期货币政策实践:信贷规模控制 |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产生 |
二、信贷规模控制 |
三、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
第二节 当前货币政策实践:间接数量调控 |
一、1998 年至今的间接货币总量调控 |
二、为应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三、间接数量调控的特点 |
第三节 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 |
一、数量调控的局限性——转型必要性分析 |
二、数量调控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转型必然性分析 |
三、数量调控下利率决定的外生性——价格调控的可能性分析 |
第三章 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 |
第一节 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施利率走廊调控奠定基础条件 |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三、利率传导机制日益顺畅 |
第二节 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向有利于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变 |
一、央行流动性调节与预期管理能力提高 |
二、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
三、建立健全合格担保品框架 |
第三节 实施利率走廊调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一、构建面向价格型调控的框架还不完善 |
二、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三、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转型构成挑战 |
第四章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第一节 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对比分析 |
一、英国与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路径 |
二、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基于Poole模型的分析 |
三、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框架选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第二节 现代价格型调控模式:利率走廊调控 |
一、欧洲中央银行 |
二、加拿大银行 |
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第三节 国际利率走廊调控经验借鉴 |
一、合理设定准备金制度 |
二、创设常备借贷与存款便利工具 |
三、协调公开市场操作 |
四、具备市场性、基准性和可控性的目标利率 |
第五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构建 |
第一节 实施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
一、建立通胀目标制 |
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
第二节 基准利率与政策目标利率的选择 |
一、选择SHIBOR作为基准政策利率 |
二、以常备借贷便利为上限,合理确定利率走廊宽度 |
第三节 实行余额准备金制度 |
一、准备金制度的争议 |
二、模型建立 |
三、参数校准 |
四、模型分析 |
五、结论 |
第六章 构建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 |
一、增强SHIBOR的基准性 |
二、降低常备借贷便利准入门槛,提升商业银行的融资可得性 |
三、余额准备金制度下是期间平均还是自愿准备? |
第二节 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 |
一、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 |
二、提升央行独立性的具体对策 |
三、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第三节 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 |
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
二、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 |
三、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问题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1.4 研究方法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1.5 研究框架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论文创新点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2.2.5 其他理论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5.1.2 基本检验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5.2 原因探析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6.1.2 计量方法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6.3 原因解析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7.3 原因分析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广东外汇调剂市场应转向公开市场(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环境下央行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分析[D]. 詹旭.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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