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喜的尝试——评《合作经济概论》一书(论文文献综述)
李冬慧[1](2021)在《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就是历经社会变迁而生生不息,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的乡土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乡土社会逐渐呈现出新变化,广大农村社会和谐有序、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质量不高,集体所承担的村庄责任越来越少,农民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下降,村庄发展呈现出分散化趋势。与此同时,有一类村庄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坚持合作化、组织化和集体化道路,践行集体主义精神和共同富裕理念,承担多方位、全覆盖的村庄社区责任,为集体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和集体福利,从而形成牢固的集体凝聚力和村庄团结关系。这类村庄即集体化村庄,其发展路径与发展前景可成为透视中国农村道路的重要窗口。现有关于集体化村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集体经营、集体产权、集体产业等经济领域,本文则重点关注社会治理领域,意在强调集体化村庄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效应。基于北方乡村“集体社会”底色的理论认知,以山西省典型集体化村庄为研究对象,构建“集体-权威”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权威要素在具有集体底色的乡村社会中所经历的“缘起与萌芽、生成与激活、削减与重振、稳定与延续”的变迁过程;以外部国家政策环境变化为参照,以村庄内生权威影响力为线索,深入分析典型村庄从自发到自觉探寻适宜路径和治理模式的过程,进而从历史性制度起点、地域性社会文化性格、实践性客观条件等多维度剖析影响村庄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探明集体组织、集体成员与集体权威在村庄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关系,以及权威治理模式的运行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一)集体化是一个集体组织变迁、权威类型转换、从自发到自觉的动态发展过程。权威是一种影响力,通过获得治理客体的认同和服从,形成内化于心的观念意识,进而指导个体行为。相较于经济、制度和资源等外部要素的强制性作用,权威要素·具有内部自愿服从性质,在治理实践中成员接受度高、行动阻碍小,对形成农民组织化具有现实意义。根据特定历史条件与环境因素形成基于不同目标的治理模式,表现为从“伦理型权威治理、依附型权威治理、教化型权威治理、互惠型权威治理”的转换过程。(二)集体社会是一种对当代集体化道路产生规制性影响的社会底色。从自然条件、历史事实、社会特征、文化传统等维度考察,北方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其社会形态受到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叠加影响,形成以“以户聚村”的集体社会形态。村庄中内生“大家长式”的集体权威,不断维系、巩固集体这一组织形态的延续。(三)集体化村庄是一种理性选择下的复合型村域共同体。村庄的再集体化是集体领导与集体成员共同选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化模式能够创造更经济、更具规模、更强联系的村域综合体,以此完善村庄社区功能,增强文化凝聚力。集体化村庄为中国乡村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四)锦标赛治理作为权威治理的实践形式,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有益探索。较强的集体经济与集中的权力结构形成村庄“强压力-强激励”的锦标赛治理基础。呈现出集体权威压力、指标量化考核、锦标赛排名约束、福利分配激励等特征,形成程序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其动力来源于权威引导,又在一定程度上维系权威,形成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权威治理形式。(五)党组织引领集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引领力和组织力,协调好农村各基层组织的利益,突出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是新时代探索“一核多元”治理模式、开展乡村振兴实践的组织保障。总体上,探讨集体化村庄发展历程及其治理模式,并不等于对过去的怀念,更多的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入股,参与分红,享受集体经济红利;提供多样化集体福利,包括创造工作岗位、完善村庄设施、分配生活物资、实现集体赡养,为乡村扩展有效治理空间;在新权威体系下,按照“党业合一”的管理办法实行锦标赛治理模式,引导集体成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实现集体成员组织化发展;在“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下,突出党组织引领作用,协调村庄各方利益,整合集体多样资源,塑造集体团结格局。简而言之,通过总结集体权威生成与作用机制,阐明新时代背景下集体化村庄的治理模式,以期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并为当前农村党组织全面领导和统筹村庄事务提供经验参考。
虞强[2](2021)在《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价值追求和道德标准。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形成,成为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器运行的基础,巩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升了国家整体能力,促进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焕发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对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理论。本文基于价值观生成规律与史实研究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新中国初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历史实践有机联系起来,反映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与党的统领作用、能动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叙事和反思中获得经验启示,从而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当代启示。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本章分析了新中国初期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认为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由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列宁的集体主义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等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集体主义就是党性”等革命集体主义思想;实践基础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集体主义的探索。第二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本章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主体支撑和方向引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决定因素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分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思想根基和道德基础。第三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和形式特点,其中: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制度路径;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体系架构;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动力支撑;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组织形态。形式特点主要是:注重发展工农教育,提高群众性;注重实施分类教育,提高针对性;注重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提高实践性;注重围绕中心任务,提高渗透性;注重塑造典型示范,提高引领性;注重运用自我批评,提高深刻性。第四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本章主要分析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和存在不足。积极影响主要在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价值引领,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不足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的真正认同;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容易导致个人利益被集体利益所代表与消解;统筹兼顾原则未能充分体现。本章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重要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法制成果——《五四宪法》、政治成果——党的八大精神进行了探析。第五章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启示与借鉴。本章论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继承和创新的当代启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必须实现集体主义的创新发展。对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进行了实践考察。提出集体主义价值观创新发展的原则是:以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为价值旨归;强调集体的真实性和集体利益优先的合理性;确立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的多层次标准;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调节和利益补偿机制;坚持一元化价值导向与多样化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意蕴;注重“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用文化建设滋养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发展等。
沈沁[3](2021)在《基于品牌IP的新消费时代下文创产品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消费时代下文创品牌如何顺应潮流做出改变成为新的时代课题,通过对新消费时代的现状分析,结合品牌IP的发展现状,探索文创品牌在新消费时代下品牌IP化发展的可能性与品牌IP化方法。在文创产品项目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现有文创产品的设计存在同质化严重、产品语言单一等问题,从新消费时代与IP时代背景下人们新的消费方式对文创品牌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入手,论述文创品牌在新消费时代下IP化发展的优势,并提出文创品牌IP化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文章先通过对理论资料的收集梳理出新消费时代对文创品牌定位消费人群、立体化发展消费模型的要求,然后通过对消费人群的调研总结、对现有成功品牌的分析与实地调研探讨出新消费时代下文创品牌的问题与IP化发展三个趋势,即结合新社交媒体方式精准吸引人群;多元互动提高用户参与度;突出品牌符号强化品牌价值观。总结出立足自身文化基因明确消费人群;结合特色文化创新设计提升产品品质感;增加消费者互动提升品牌用户黏性三个策略方向,为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设计实践过程中结合策略理论与实践经验,以自建品牌项目为例,针对性地进行相关人群调研、产品调研,结合前期研究结论更加具体地展开。在品牌IP化升级的过程中以设计角度切入打造一个消费者、品牌理念、产品设计、营销策略紧密相关的品牌方案,通过品牌符号的设计传递品牌理念,进而构建起有生命活力的品牌IP。在实践过程中对新消费时代文创品牌IP化策略进一步验证,对设计策略进行完善。文创品牌IP化是一个在新消费群体、新消费模式、新消费理念三个方面的新要求下进行全面的品牌升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创品牌IP化应以丰富的产品设计内容与多渠道的体验方式进一步完善品牌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帮助文创品牌融入新消费生活方式。
张思远[4](2021)在《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文中提出农村“三变”改革发端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深入推进农村发展新模式,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该举措对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进一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村改革发展有显着成效。农村“三变”改革既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也是新时代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锦州市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改革成为推动锦州市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动力。锦州市通过借鉴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成功经验,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打破农业农村发展桎梏,进而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分析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阐明农村“三变”改革不仅使破解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困境的客观需要,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论述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质及其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部分,总结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做法、相关成效和典型经验,进一步论证农村“三变”改革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五部分,分析锦州市在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为锦州市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建言献策。
王东[5](2021)在《找回“中间地带”:后税费时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模式重构 ——基于李家岗“乡贤治村”实践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
吴梦鑫[6](2021)在《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享经济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通过整合各种闲置分散资源获取经济利益,从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新型经济形态。毋庸置疑,共享经济在引入我国之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同样不可忽视。有观点认为,共享经济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是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应用,是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也有观点认为,共享经济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新型商业模式,而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中提到的合作社和合作工厂是一种合作经济组织,二者不是同一个序列,谈不上是应用和发展,甚至用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的发展都值得商榷。本文认为,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从一定程度上看二者有着契合之处,但共享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如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仅局限于使用权共享、剥削和逐利性等弊端恰恰是因为其没有达到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倡导的精神实质而导致的。因此,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和共享经济既不是运用和发展的关系,也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而是引领和被引领的关系。文章尝试用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倡导的精神实质对共享经济进行批判,进而以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所体现的精神实质引领共享经济的未来发展。论文除引言外,从四个方面对选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部分,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概述。首先阐述了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圣西门的“实业制度”思想、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思想和欧文的“劳动公社”思想等;其次,阐释了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涵义。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合作经济思想的着作,从《资本论》等着作中概括出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再次,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特征,主要包括坚持以信用制度为前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倡导劳动者自由自愿的联合,从而实现消灭资本剥削共享劳动成果,进而建设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最后,剖析了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第二部分,共享经济相关理论概述。首先,界定了共享经济的涵义;其次,分析了共享经济的模式,主要包括C2C模式、C2B模式、B2B模式和B2C模式;再次,总结了共享经济的特征,主要有借助共享平台连接信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闲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大众参与人人共享以及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这五方面特点;最后,论述了共享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第三部分,共享经济发展困境的审视和批判。首先,说明了对共享经济发展困境审视和批判的原因;其次,阐述批判了共享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主要包括信用体系不完善阻碍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使用权共享阻碍实现生产资料单一公有的实现、隐蔽的剥削机制阻碍劳动者实现自由联合、资本的逐利性阻碍生产成果的劳动者共享这四个方面。第四部分,以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未来发展。首先,提出健全信用制度以保障共享经济健康和谐运转,主要包括提高民众的诚信意识、完善共享平台信用评价机制以及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等;其次,提出明确公有制基础以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主要包括加大国有资本投资和加强生产领域共享两方面的对策;再次,提倡劳动者自由联合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主要包括构建单一作用的劳动者联合平台和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两方面的建议;最后,提出要消灭资本剥削以实现生产成果人人共享,主要包括回归共享经济单纯共享的本真、消除经济利益驱动和融合共享发展理念三方面的对策。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型经济形式,从表面看共享经济似乎与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但本质上二者并不相同。本文立足于共享经济当前发展面临的困境,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对共享经济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为认识当前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促进了共享经济未来进一步朝向马克思的设想发展。
李青[7](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察应坤[8](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韩小伟[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提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刘霞[10](2020)在《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以典型村为例进行分析》文中指出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保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前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要着力发展壮大农村集经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合江县隶属四川省泸州市,位于川渝黔结合部,是全省农业大县,也是省级贫困县,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考核贫困县脱贫增收的重要指标。本人自工作以来,分别在乡镇和县级相关部门负责脱贫攻坚工作,知道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希望通过自己工作以来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认识,分析目前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个人的一些见解和看法。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等方法,选择了以典型贫困村榕山镇回洞桥村、虎头镇五亩村为切入点,研究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一些背景和研究的目的意义,主要是体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代大背景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具有历史性意义。第二部分简要梳理农村发展现有的政策内容,以政策的倾向性体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三是以榕山镇回洞桥村、虎头镇五亩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为例,以两个村的发展方式及路径,进而引出合江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成效。四是基于合江县的基本情况,简要分析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问题主要在于发展不平衡、收入渠道狭窄、可开发利用资源较少、发展观念等制约。五是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现阶段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通过加强领导,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通过以点带面,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示范引领带动;通过因地制宜,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最后综合论文所述,希望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能在三个方面的引领下,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成果,即加强政策引导,给村级集体经济带来“活水”;找准发展路径,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确保产生效益,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二、可喜的尝试——评《合作经济概论》一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喜的尝试——评《合作经济概论》一书(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一)乡村治理的类型、要素及阶段特征 |
(二)权威基础理论及权威治理研究 |
(三)集体化村庄的相关研究 |
(四)中国区域社会底色的相关研究 |
(五)研究评述与启示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集体 |
(二)权威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章节安排 |
(三)研究方法 |
五.案例基本概况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集体社会底色:缘起、演变及伦理型权威生成 |
1.1 集居型村庄的形成 |
1.1.1 集居型村庄的历史演变 |
1.1.2 集居型村庄的结构与关系 |
1.2 集居型村庄内部分工与集体互助 |
1.2.1 集居型村庄中的劳作分工 |
1.2.2 集居型村庄的内生性互助传统 |
1.3 村庄外部民族交融与乡村社会管控 |
1.3.1 政治辐射与民族融合造就杂姓集居 |
1.3.2 基层制度变迁下的乡村外部管控 |
1.4 等级观念延伸与伦理权威形成 |
1.4.1 等级观念维护家庭权威 |
1.4.2 权威服从的社会关系网络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观念到实体:行政性集体与依附型权威治理 |
2.1 式微的集体与权威激活 |
2.1.1 动荡环境下的集体生存 |
2.1.2 从革命权威到生产权威 |
2.1.3 生存理性下的权威偏好 |
2.2 觉醒的集体与权威生长 |
2.2.1 劳动实践与权威引导下规则创新 |
2.2.2 权威引领下内生凝聚力与集体认同 |
2.2.3 建构性权威与内生性权威转化 |
2.3 实体化的集体与权威主导 |
2.3.1 秩序重塑:模式管理造就集体权威 |
2.3.2 行政吸纳:村庄合并与权威扩展 |
2.3.3 经济增量:集体决策与循环农业 |
2.3.4 精英动员:集体行动与荣誉感塑造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分化到集合:经营性集体与教化型权威治理 |
3.1 分化的集体与权威危机 |
3.1.1 国家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 |
3.1.2 政策落地中的弹性运作 |
3.1.3 个人崛起与权威消减 |
3.2 聚拢的集体与权威重振 |
3.2.1 以企业回填守住集体底线 |
3.2.2 再集体化中农民行动选择 |
3.2.3 从集体主义到共同富裕 |
3.3 集体再造与权威引领 |
3.3.1 集体权威再造经济集体 |
3.3.2 集体权威搭建政治集体 |
3.3.3 集体权威引导文化集体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单向到互动:利益性集体与互惠型权威治理 |
4.1 当代集体化村庄运行实践与关键要素 |
4.1.1 经济改制下产业发展与多主体参与 |
4.1.2 组织整合下“党业合一”实践 |
4.1.3 价值共享中的集体主义观念维系 |
4.1.4 声誉回报中集体认同与社会资本利用 |
4.1.5 福利纽带连接下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 |
4.2 当代集体化村庄的权威延续 |
4.2.1 村庄集体中的集体情感与“家长权威” |
4.2.2 政党身份与家族身份重合下的权力延续 |
4.2.3 权威代际传递中的认同建构与责任承担 |
4.3 当代利益性集体的发展及特征 |
4.3.1 新集体经济:当代集体化村庄的经济保障 |
4.3.2 新权威体系:多种身份重叠下的治理主体 |
4.3.3 新治理格局:“一核多元”结构下的新集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影响及其治理逻辑 |
5.1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要素与带动效应 |
5.1.1 集体权威的多维面向:来源、内涵与性质 |
5.1.2 集体权威、集体成员与集体组织间的互动关系 |
5.1.3 权威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 |
5.2 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机制与逻辑进路 |
5.2.1 治理前提:“经济基础-利益相关-福利获取”的类型村庄 |
5.2.2 治理技术:“约束-激励”的双轨治理机制 |
5.2.3 治理资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
5.2.4 治理过程:“压力-考核-约束-激励”构成村治锦标赛 |
5.2.5 治理绩效:治理有效的实践结果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讨论 |
一、基本结论 |
二、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一、研究依据 |
二、理论意义 |
三、实践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一、研究概况 |
二、国内研究述评 |
三、国外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四节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及其发展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集体”内涵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
四、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辨析 |
第一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和基础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 |
一、党的革命追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动力 |
二、新中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直接动力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真实的集体”思想 |
二、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主义思想 |
三、中国传统整体主义思想的积极成分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革命实践基础 |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奠定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斗争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探索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客观条件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条件 |
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政治前提 |
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主体支撑 |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方向引领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经济条件 |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决定因素 |
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根本保障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文化条件 |
一、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教育支撑 |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思想根基 |
三、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道德基础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考察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现路径 |
一、一元化的宣传引导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制度路径 |
二、全面化的思想教育机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体系架构 |
三、组织化的群众运动方式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动力支撑 |
四、一体化的单位社会体制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组织形态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形式特点 |
一、开展工农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群众性 |
二、实施分类教育,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针对性 |
三、结合社会运动,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实践性 |
四、围绕中心任务,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渗透性 |
五、塑造典型示范,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引领性 |
六、运用自我批评,注重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深刻性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评析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影响 |
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价值引领 |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组织原则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道德标准 |
四、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探索的重要成果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存在的不足 |
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不足影响个体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
二、个体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导致个人利益容易被集体利益代表与消解 |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在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未能充分体现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启示与借鉴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的当代启示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引领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亟待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创新发展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创新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与发展 |
二、新时代以来党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
三、集体主义价值观拓展与创新的原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基于品牌IP的新消费时代下文创产品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 |
1.1.1 国家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
1.1.2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态良好 |
1.1.3 我国正在步入新消费时代 |
1.1.4 新消费人群对文化消费日益重视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1.2.1 品牌IP的研究现状 |
1.2.2 新消费时代研究现状 |
1.2.3 文创品牌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4.1 理论研究方面 |
1.4.2 调研过程方面 |
1.4.3 分析与总结方面 |
1.5 研究框架与思路 |
1.6 研究创新点及预期成果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 |
2.1 新消费时代 |
2.1.1 新消费人群特征 |
2.1.2 新消费模式特征 |
2.1.3 新消费理念特征 |
2.1.4 新消费时代下文创品牌发展趋势 |
2.2 文创品牌 |
2.2.1 文创品牌的定义 |
2.2.2 文创品牌的分类 |
2.2.3 文创品牌的发展现状 |
2.3 文创品牌IP化相关理论 |
2.3.1 IP的概念 |
2.3.2 IP的商业化 |
2.3.3 文创品牌IP化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消费时代下文创品牌IP化调研 |
3.1 文创品牌IP化的调研内容与实施计划 |
3.2 目标用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 |
3.2.1 目标用户的确定 |
3.2.2 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
3.2.3 用户深入访谈 |
3.3 IP模式应用在文创品牌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
3.3.1 故宫文创品牌IP模式及产品分析 |
3.3.2 熊本熊品牌IP及产品分析 |
3.3.3 角落生物IP及产品分析 |
3.3.4 代表性文创品牌IP分析总结 |
3.4 文创品牌实地调研 |
3.4.1 设计师主导的文创品牌调研 |
3.4.2 产品主导的文创品牌实践总结 |
3.5 调研总结与策略初探 |
3.5.1 品牌案例调研总结 |
3.5.2 问题总结与策略初探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消费时代下的文创品牌IP化路径与设计策略 |
4.1 新消费时代对文创品牌的影响 |
4.1.1 结合当下社交媒体方式精准吸引人群 |
4.1.2 多元互动提高用户参与度 |
4.1.3 突出品牌符号强化品牌价值观 |
4.2 新消费时代下文创品牌设计需求导入 |
4.2.1 人物模型构建 |
4.2.2 设计需求归纳 |
4.3 基于新消费时代的文创品牌IP化路径 |
4.3.1 品牌文化内核 |
4.3.2 品牌定位 |
4.3.3 品牌产品与视觉形象 |
4.3.4 品牌推广 |
4.4 基于品牌IP的文创产品设计原则 |
4.4.1 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 |
4.4.2 突出文化符号差异的创新原则 |
4.4.3 美学与实用性统一的原则 |
4.4.4 坚持绿色环保的原则 |
4.5 基于新消费时代的文创品牌IP化策略 |
4.5.1 立足自身文化基因明确消费人群 |
4.5.2 结合特色文化创新设计提升产品品质感 |
4.5.3 增加消费者互动提升品牌用户黏性 |
4.6 本章总结 |
第五章 新消费时代文创品牌的产品设计深化与设计输出 |
5.1 新消费时代文创品牌的设计实践定位 |
5.1.1 设计定位 |
5.1.2 设计实践流程框架 |
5.1.3 产品载体探索与价值构思 |
5.1.4 品牌IP初步构架 |
5.2 实体产品设计实践 |
5.2.1 产品语言探索 |
5.2.2 材料与工艺实验探索 |
5.2.3 产品设计方案草图 |
5.2.4 产品模型实验 |
5.2.5 产品制作过程 |
5.2.6 设计成品图 |
5.3 品牌IP化设计实践 |
5.3.1 文化内核与品牌定位 |
5.3.2 品牌形象统一设计 |
5.3.3 品牌商业模式架构 |
5.3.4 展览效果 |
主要结论与展望 |
主要结论 |
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图片及表格来源 |
附录2 问卷调研 |
附录3 深入访谈提纲 |
附录4 实地调研访谈记录 |
附录5 产品调研访谈提纲 |
附录6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与主要成果 |
(4)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 |
一、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 |
(一)“三农”改革发展相对滞后 |
(二)脱贫攻坚面临新挑战 |
(三)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
二、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发展的相关思想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质和意义 |
一、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 |
(一)资源变资产 |
(二)资金变股金 |
(三)农民变股东 |
二、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质 |
(一)农村“三变”改革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属性 |
(二)农村“三变”改革没有改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
(三)农村“三变”改革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的创新 |
三、农村“三变”改革的意义 |
(一)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资源资产 |
(二)有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三)有利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
(四)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 |
第三章 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探索 |
一、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做法 |
(一)“三变”+金融+集体经济 |
(二)“三变”+产业+扶贫 |
(三)“三变”+招商+就业 |
二、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取得的成效 |
(一)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 |
(二)合理聚集了分散资金 |
(三)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
(四)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 |
(五)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
三、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典型经验 |
(一)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模式 |
(二)抓住核心要义,激发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活力 |
(三)发挥多重效应,打造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气象 |
第四章 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
一、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农村改革特别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对缓慢 |
(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 |
(三)经营主体缺乏且实力不强 |
(四)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 |
(五)缺乏专业人才队伍 |
(六)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完善 |
二、锦州市进一步深化农村“三变”改革的对策 |
(一)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不断激发内生活力 |
(二)增强基层党组织作用,积极服务“三变”改革 |
(三)大力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
(四)切实提高农民职业素养,调动农民积极性 |
(五)培养壮大农村专业人才队伍,科学经营管理集体资产 |
(六)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重点难点 |
2.创新点 |
一、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概述 |
(一)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理论渊源 |
1.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
2.傅立叶的“和谐社会” |
3.欧文的“劳动公社” |
(二)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 |
(三)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
1.以工厂制度和信用制度为前提 |
2.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转向集体占有,雇佣劳动转向联合劳动 |
3.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 |
4.坚持自愿、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 |
5.合作经济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
(四)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 |
二、共享经济相关理论概述 |
(一)共享经济的定义 |
(二)共享经济的主要模式 |
1.C2C模式 |
2.C2B模式 |
3.B2B模式 |
4.B2C模式 |
(三)共享经济的特征 |
1.借助共享平台连接信息 |
2.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3.闲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 |
4.大众参与和人人共享 |
5.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
(四)共享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 |
1.共享经济有利于解放和保护生产力 |
2.共享经济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 |
3.共享经济有利于增加创业渠道和就业机会 |
三、共享经济发展困境的审视和批判 |
(一)对共享经济发展困境审视和批判之缘由 |
(二)共享经济发展困境的批判 |
1.信用体系不完善阻碍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
2.使用权共享阻碍生产资料单一公有的实现 |
3.隐蔽的剥削机制阻碍劳动者实现自由联合 |
4.资本的逐利性阻碍生产成果的劳动者共享 |
四、以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未来发展 |
(一)健全信用制度以保障共享经济健康和谐运转 |
1.提高民众的诚信意识 |
2.完善共享平台信用评价机制 |
3.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 |
(二)明确公有制基础以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1.加强国有资本的投资 |
2.加强生产领域的共享 |
(三)提倡劳动者自由联合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
1.构建单一作用的劳动者联合平台 |
2.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 |
(四)消灭资本剥削以实现生产成果人人共享 |
1.回归共享经济单纯共享的本真 |
2.消除经济利益驱动 |
3.融合共享发展理念 |
结语 |
附录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2.1.1 中央单位 |
2.1.2 社会扶贫 |
2.1.3 定点扶贫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6.2.1 政策优势 |
6.2.2 资源优势 |
6.2.3 规划优势 |
6.2.4 人才优势 |
6.2.5 技术优势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10)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以典型村为例进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选题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2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2.1 村级集体经济概念 |
2.2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
2.3 当前我国发展集体经济的主要政策 |
2.4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前景 |
3 合江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做法和成效——基于两个典型贫困村的调研 |
3.1 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
3.1.1 合江县基本情况 |
3.1.2 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
3.2 两个典型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
3.2.1 榕山镇回洞桥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
3.2.2 虎头镇五亩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
3.3 村级集体经济主要成效 |
4 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4.1 整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 |
4.2 收入渠道狭窄,收入少 |
4.3 村级集体可开发利用资源较少 |
4.4 发展观念的制约导致差距逐渐拉大 |
5.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
5.1 加强领导,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
5.1.1 统一思想,浓厚氛围 |
5.1.2 建好队伍,提升效能 |
5.1.3 落实责任,激发动力 |
5.2 以点带面,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示范引领带动 |
5.2.1 政府引导 |
5.2.2 市场主导 |
5.2.3 龙头企业拉动 |
5.2.4 能人带动 |
5.3 因地制宜,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
5.3.1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招商引资带动发展 |
5.3.2 充分利用特色资源,培育壮大龙头产业 |
5.3.3 充分创造发展条件,创新发展拓宽路子 |
6.研究结论及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可喜的尝试——评《合作经济概论》一书(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村庄的权威治理研究 ——基于山西省贾村的实证调查[D]. 李冬慧. 山西大学, 2021
- [2]新中国初期(1949-1956)集体主义价值观建构研究[D]. 虞强. 扬州大学, 2021
- [3]基于品牌IP的新消费时代下文创产品设计研究[D]. 沈沁. 江南大学, 2021(01)
- [4]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D]. 张思远.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5]找回“中间地带”:后税费时代国家与农民的互动模式重构 ——基于李家岗“乡贤治村”实践的个案研究[D]. 王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6]马克思合作经济思想引领共享经济发展研究[D]. 吴梦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7]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10]合江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以典型村为例进行分析[D]. 刘霞. 西南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