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论文文献综述）
余焕椿[1]（2004）在《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文中研究表明
吴志军[2]（2012）在《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从"极右"到"极左"的显着转变。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对"四人帮"性质的定位也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目前党史学界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拟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
河西区业余大学理论组[3]（1977）在《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文中指出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狂叫:“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于是,“四人帮”反党集团,首先从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于一九七一年炮制出所谓“两个估计”的黑货,把这作为一根大棒,用以镇压广大革命教师,并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以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之一,就是
刘素娟[4]（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黄仁国[5]（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指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王曦[6]（2019）在《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动,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成员身份多元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可释义为认识主体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的认知与意识,表征为对“政治—制度”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两个层面,是对国家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双向认同。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相较于政治层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时,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使文化能够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助力。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问题必然存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铸就了“多元”与“一体”的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并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领导核心,在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中,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性得到充足发挥,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加强。本文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理论基础。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了国家认同与文化之间逻辑关系,以此来作为文章的逻辑主线。国家认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第二,问题导向。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问题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身份多元性与认同多样化的互动问题,并分析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从中发掘产生问题的文化因素。第三,逻辑建构。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是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本文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三个层面,将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了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的互动关系,体现了认同建构的层次性。第四,结论部分。为本文的第六章。通过从不同层次分析三种文化与三种认同建构的关系,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是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通过“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体化。其文化理路体现为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与国家的存在具有长期性,这使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也必然长期存在。本文从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艰巨性出发,从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分析文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得出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认同的内涵可体现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则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预示着文化实践能够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局部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分为民族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在文化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以来,以及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一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形式。最后,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三种文化对三种认同建构的推动作用,并可得出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阶梯上升,其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种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共产党依旧重视国家认同问题,继续发挥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分析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发掘其基本规律,在新时代依旧具有现实价值,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
郑鹏[7]（2014）在《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文中提出转型与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根本议题。本研究旨在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及其独特性进行探究和阐释,试图给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竞争性解释版本。现代性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对其所辖的人口满足与解放的承诺。在历史上,马尔萨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就现代性的前景与可欲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大自然宴席的席位”极其有限,现代性只能扩展到有限的人群,没有席位的多余人必须离开。后者认为,只要解除资本主义对物质技术现代性的桎梏以及对解放现代性的异化,现代性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美好的承诺,即社会主义接管的现代性能够“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不过,马克思的人口理论同样指出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那么是否能够对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做出归纳?沿寻这一个问题,本研究的视角聚焦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一个用理想建构现实的时代,然而现实却并不乐观。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竭尽全力弥合社会主义的“短缺”与给予其人民生命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在改善意愿的逻辑之下,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实施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工程,如福柯所言,在这些社会工程的施工中,国家必须构建出相应的人口治理术。既然“国家只是一个多重治理术体制所带来的可变结果”,既然“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那么,“为了追求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构建并实施了怎样的人口治理术呢?”。这就是本研究所展开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在性质上属于理论性探讨,在文本呈现上是批判的、解释性的,本文采取了国家对人口筹划的事件——过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本文在总体上提出了一个“国家—现代性—人口治理术”的研究框架,以此对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社会工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剩余人口的管理工程做出阐释。根据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与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1）价值—乌托邦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动力与归宿：普遍拯救的承诺；（2）控制—工程性,即为物质技术现代性与解放现代性而开启的经济现代化赶超与人口改造；（3）等级化—分类—排除性,即下放经济剩余人口和秩序剩余人口,既以“下放”本身证明“拯救”的事实性,又迫使失序的社会恢复到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承诺的状态。最终,以拯救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制造出了：“‘组织起来’/‘人口单位化—‘包下来’—‘等级化/分类/排除’—‘改造’”的人口治理环路。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做出应用或再解释,在本文的接下来的第四、五章进行了相对独立的案例研究,研究对象选取了毛时代的重大事件,分别是“大跃进”（1958）及“大精简”（1962-196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50—1980）。事件清晰地展示了毛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性追求过程,现代性层次的转换,所采取的整体性方案、程式、技术。“大跃进”是毛时代时里的一场时空压缩的赶超型经济现代化试验。它试图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条件下,以共产党娴熟的群众运动方式将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资本,以此完成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赶超。大跃进”引爆的“大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最密集的时空里制造出大规模的经济过剩人口。庞大的经济剩余人口相对于冷却的现代化显得极为多余,而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包下来”的现代性承诺而言则是无法承受的人口包袱。因此,紧急性地、大规模地清理—排除城市经济剩余人口成为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事先制造的农村剩余人口堆积地为转嫁城市危机提供了运作空间。如果说大跃进引发的大精简是一项危机治理,那么知青下放运动则说明了毛时代里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治理手段的常态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前后持续长达1/4个世纪,改变了近2000万青年人命运,是一项堪称设计周密、动员完备,共和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社会工程。知青下放运动的工程性质与目的是多重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在运动之初,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受教育的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一直到1968年经济动机都处于首要地位,同时,它也是应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常规方式。但到1968年,它成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危机治理手段,之后,政治动机越发超越经济动机,导致知青下放转为一场青年人口的政治改造工程。此外,它还笼罩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缩小三大差的光环。总体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对剩余人口——经济与秩序的双重剩余——管理与改造的工程。毛去世之后,现代性层次从解放现代性降入技术物质现代性,人口治理术也随之转型。新的人口治理术宗旨是：国家将“包下来”的生命政治框架中的人口再生产成本转给个人,将人口包袱交给市场管理。知青自发形成的返城运动冲击波是促成这场转型的关键性力量之一。知青运动的终结标志着毛时代乌托邦工程谢幕。最后,本文提出了反思现代性的愿景。马克思的“自由人”；市场经济下的“无印痕公民”；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下的“庸众”；福柯微观权力技术下的“驯顺的肉体”,这都是现代性理论家为寻求真实的自由而对现实的人的境遇的反思。本文提出,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的自由既需要面对现实,又需要为现实加入理想。如果国家真诚地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转而与它作对。但是,多元开放、包容异见、允许不服从是将国家建设为人们获得自由的工具（而不是异化为压迫手段）的先决条件。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重拾批判与自我解放,与主流保持距离和张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主流之外的叙事,由此为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倡导一种自我的生存美学。
刘震坤[8]（2015）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路探索（1976-1992）》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就开始了全面探索执政道路。在建国初期,党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党的执政道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差,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党的执政道路探索开始越来越关注执政规律问题,但是党对执政道路何去何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本文主要研究1976年到1992年党的执政道路,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6年10月到1982年9月,即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党的十二大,党的执政道路经历了危机后的两年惯性滑行。在执政思维上延续“左”倾错误思想,在执政体制上沿用党政合一的模式,在执政方略上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和执政意识的觉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工作重心的转移的重大决策,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道路。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9月到1987年10月,即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召开前夕。提出全面改革开放的执政纲领是党的十二大在党的执政道路上的重大贡献。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进入正轨,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第三阶段是1987年10月到1992年10月,即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这一时期党的执政道路面临诸多考验,党沉着应对,积极拓进。对外,冷静处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震动,冲破西方对我国的制裁和封锁,开展全方位外交;对内,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中国特色执政道路走向成熟。
才华[9]（201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宣传机构是党始终常设的关键机构,是党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组织载体,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承担着理论宣传、群众教育、文化建设、凝聚力量等重要职能。论文以党的宣传部系统为中心,以宣传机构发展史为基础,系统回顾、总结、概括党的宣传机构建设的丰富经验、基本规律、思想理论,对充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组织机构建设和宣传工作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思想的理论资源。在机构建设方面包括组织系统性的要求、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等思想；在宣传工作方面包括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阶级性和党性的定位、民本思想的引领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资源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几代共产党人在宣传机构设置、机构管理、确立机构建设原则、建设宏大宣传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了丰富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时期（1921—1977年）,中国共产党从宣传工作“完美系统化”客观要求出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学习苏联经验,实现了宣传部系统、新闻出版机构、部队宣传机构、群众宣传机构的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到抗日战争时期,宣传组织机构系统基本成型。在宣传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明确了“宣传家”、“鼓动家”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提出了“全党宣传”的重要思想。在机构管理方面,确立了“党管宣传”的原则,规定请示与报告制度,落实干部学习制度,在战时宣传阶段强调党的—元领导和中央集权,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党政分设、权限划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邓小平时期（1978—1989年）,在经历“文革”浩劫、宣传部被诬为“阎王殿”遭砸烂、取消后,党的宣传机构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恢复重建和整顿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开启的这一时期,改革思维也充分体现在宣传机构建设中。在职能建设上,强调党政分开；在机构设置上,提出“精简是一场革命”；在工作作风上,取消“四大”,提倡“三不”；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高原则。邓小平提出了宣传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建设目标,是对政治素质、年龄结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的综合要求。江泽民时期（1989—200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出发,继续完善宣传机构设置,增设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机构,明确了宣传机构的四项主要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强调结合“三讲”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工作队伍。胡锦涛时期（2002—2012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新战略,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宣传机构建设提供了新空间、新阵地,中国进入“矛盾凸显期”使宣传机构建设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立中央舆情信息局,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科学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积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大宣传格局。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制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实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变。在宣传队伍建设方面,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坚持“三贴近”原则,推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整个宣传队伍精神面貌发生了新的可喜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坚持党性第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体现时代性,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富有辩证性,反对“一点论”片面性；彰显民族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党的宣传机构建设发展体现出三大规律：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休戚相关、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同步前进、与世界科技浪潮同频共振。未来党的宣传机构建设将朝着民主化、制度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吴国斌[10]（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二、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论文提纲范文）
（1）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2）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
| 第三节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
| 第四节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
| 第二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
| 第一节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
| 第二节 中国代表团访美 |
| 第三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
| 第一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二节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
| 第四节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
| 第六节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
| 第四章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
| 第一节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
| 第四节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
| 第五节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
| 第六节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
| 第五章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
| 第一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
| 第四节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民族与中华民族 |
| 1.2.2 民族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
| 1.2.3 “马克思主义”文化 |
| 1.2.4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拟突破难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1.6.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6.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1.6.3 逻辑架构的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认同 |
| 2.1.1 “认同”的概念 |
| 2.1.2 “国家认同”的内涵 |
| 2.1.3 “国家认同”的特征 |
| 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体系 |
| 2.2.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 |
| 2.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涵 |
| 2.2.3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征 |
| 2.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 2.3.1 国家认同的文化逻辑 |
| 2.3.2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 |
| 2.3.3 文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挑战 |
| 3.1 身份与国家认同危机 |
| 3.1.1 社会与身份 |
| 3.1.2 身份与认同 |
| 3.1.3 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危机 |
| 3.2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问题 |
| 3.2.1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的选择问题 |
| 3.2.2 多元身份导致的国家认同问题 |
| 3.2.3 国家认同问题的发展趋势 |
| 3.3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
| 3.3.1 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 |
| 3.3.2 非主流文化对国家主流文化的挑战 |
| 3.3.3 全球化语境中多元文化的冲击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 |
| 4.1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
| 4.1.1 文化自省——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剖析(1921—1978) |
| 4.1.2 文化自觉——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反省(1978—1992) |
| 4.1.3 文化自强——确立过程中的自我体认(1992—2012) |
| 4.1.4 文化自信——成熟过程中的自我提升(2012—至今) |
| 4.2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本质内涵 |
| 4.2.1 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 |
| 4.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统一 |
| 4.2.3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全局引领 |
| 4.3 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基本特征 |
| 4.3.1 独立性与整体性 |
| 4.3.2 民族性与开放性 |
| 4.3.3 继承性与创新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进路 |
| 5.1 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建构的内核 |
| 5.1.1 民族身份确认 |
| 5.1.2 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建构 |
| 5.1.3 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5.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精髓 |
| 5.2.1 中华民族身份确认 |
| 5.2.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 |
| 5.2.3 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5.3 “马克思主义”文化:国家认同建构的底蕴 |
| 5.3.1 公民身份确认 |
| 5.3.2 “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国家认同建构 |
| 5.3.3 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实践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 6.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实质 |
| 6.1.1 以“国家民族”建构为基础 |
| 6.1.2 以“多元一体”的文化整合为途径 |
| 6.1.3 以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为目标 |
| 6.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进路的特征 |
| 6.2.1 主体性:“现实的人”为基础 |
| 6.2.2 效用性: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 |
| 6.2.3 共生性:三种认同和谐共生 |
| 6.3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理路 |
| 6.3.1 民族认同是基础和前提 |
| 6.3.2 中华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深化 |
| 6.3.3 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升华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与文化对策 |
| 7.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性 |
| 7.1.1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长期性 |
| 7.1.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艰巨性 |
| 7.2 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对策 |
| 7.2.1 维护民族文化合理“认异” |
| 7.2.2 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 |
| 7.2.3 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 |
| 7.2.4 提升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强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表-专栏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现代性研究 |
| 1.2.2 治理术研究 |
| 1.2.3 国家、现代性与人口治理术的综合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借鉴 |
| 第二章 “包下来”：社会主义现代性与生命政治的建构(1949-1980年) |
| 2.1 总体性危机的社会诊断：由国家重建社会 |
| 2.2 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组织起来” |
| 2.2.1 “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的现代性图景 |
| 2.2.2 “组织起来”：人口治理的总战略 |
| 2.2.3 “包下来”与“单位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命权力 |
| 第三章 “下放”：稀缺的现代性席位与剩余人口的治理术(1949-1980年) |
| 3.1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与排除 |
| 3.1.1 作为现代性读本的《人口论》与《新人口论》：“人口剩余”与“席位稀缺” |
| 3.1.2 社会主义的“剩余人口”生产机制 |
| 3.1.3 分类与排除的人口治理术：人民与人口的断裂 |
| 3.2 小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人口治理术的逻辑 |
| 第四章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发展危机与人口分流术 |
| 4.1 规训乡村：剩余人口堆积空间的制造 |
| 4.1.1 降服“作为变数”的乡村与“难对付的”农民 |
| 4.1.2 剩余人口堆积地的制造与强制移民工程的开启 |
| 4.2 紧急的现代化：“大跃进”与“大危机” |
| 4.2.1 启动大跃进的缘由 |
| 4.2.2 大跃进的极端现代化本质 |
| 4.2.3 “大跃进”：时间的压缩与数字的跃进 |
| 4.2.4 “大危机”的爆发及其诊断 |
| 4.3 治理“危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
| 4.3.1 人“从哪里来”? |
| 4.3.2 回到“哪里去”? |
| 4.3.3 “哪些人”回去?怎样送“他们”回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剩余人口管理与改造的社会实验 |
| 5.1 教育大跃进与“受教育的”失业者：“就业”的新动向 |
| 5.2 经济剩余人口下放工程的系统构建：从危机到常规的治理术 |
| 5.3 从经济剩余到秩序剩余的人口治理术：改造人的政治工程与乌托邦 |
| 5.3.1 降服“红卫兵” |
| 5.3.2 谁是下放者：“青年”、“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的构建 |
| 5.3.3 最后的乌托邦?剩余人口的管理与青年人的改造 |
| 5.4 下放运动为何止于1980年：现代性话语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 |
| 5.4.1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层次转换：从革命到发展 |
| 5.4.2 生命政治的重构与人口治理术的转型：从拯救到满足 |
| 5.4.3 构建发展：“知青下乡运动”的去政治化 |
| 5.4.4 “倒逼”：知青的命运抗争与领导人的加快顺应 |
| 5.4.5 解决之道：政治问题的经济化治理方式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社会主义现代性—国家—人口治理术”的解释框架 |
| 6.2 乌托邦之殇 |
| 6.3 反思现代性：复杂社会里的自由与自我解放 |
| 参考文献 |
（8）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路探索（1976-199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伟大转折 |
| 第一节 执政危机后的惯性滑行 |
| 第二节 思想解放与执政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党治国理政的新道路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起步期的执政实践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开辟与初探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辟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路径设计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初步探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的积极拓进 |
| 第一节 执政理念在继往开来中走向清晰 |
| 第二节 执政基础在应对考验中走向巩固 |
| 第三节 执政环境在全面开放中走向稳定 |
| 第四节 执政道路在南方谈话后走向成熟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执政规律的高度认识执政道路的选择是科学执政的前提 |
| 第二节 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中国特色的执政道路是执好政的基础 |
| 第三节 从执政安全角度认识中共执政道路是执政环境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从执政绩效角度认识中共执政道路是继续执政的最优选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9）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1.2.1 对于“宣传机构”的内涵界定 |
| 1.2.2 关于“宣传机构设置”的理论研究 |
| 1.2.3 关于“宣传机构管理”的理论研究 |
| 1.2.4 关于“宣传机构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宣传机构建设概论 |
| 第一节 “宣传机构”的概念内涵 |
| 第二节 宣传机构的职能 |
| 2.2.1 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贯注” |
| 2.2.2 民众的鼓动与激励 |
| 2.2.3 形势政策与思想道德教育 |
| 2.2.4 文化建设的领导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主要研究内容 |
| 2.3.1 机构设置 |
| 2.3.2 机构管理 |
| 2.3.3 工作队伍建设 |
| 2.3.4 机构工作原则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的理论资源 |
| 第一节 经典作家关于组织机构建设的理论思想 |
| 3.1.1 保持组织机构高度统一 |
| 3.1.2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
| 3.1.3 重视培养干部队伍 |
| 第二节 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理论思想 |
| 3.2.1 以科学理论指导宣传工作 |
| 3.2.2 以阶级性和党性定位宣传工作 |
| 3.2.3 以人为本思想引领宣传工作 |
| 第四章 毛泽东时期的宣传机构建设理论 |
| 第一节 毛泽东时期党的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的现实依据 |
| 4.1.1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 |
| 4.1.2 宣传工作“完美系统化”的客观需求 |
| 4.1.3 共产国际的领导指示和苏联模式的示范与借鉴 |
| 第二节 全面建立党的宣传机构系统 |
| 4.2.1 党的宣传部系统 |
| 4.2.2 新闻出版机构 |
| 4.2.3 部队宣传机构 |
| 4.2.4 群众性宣传组织 |
| 第三节 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队伍建设 |
| 4.3.1 对宣传家与鼓动家品质和素养的要求 |
| 4.3.2 宣传员的选拔与配备 |
| 4.3.3 走全党宣传、群众宣传之路 |
| 第四节 中央集权的宣传机构系统管理 |
| 4.4.1 确立党管宣传的原则 |
| 4.4.2 规定请示与报告制度 |
| 4.4.3 落实干部学习制度 |
| 4.4.4 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 |
| 第五章 邓小平时期的宣传机构建设理论 |
| 第一节 邓小平时期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的时代背景 |
| 5.1.1 历史前提：十年“文革”结束 |
| 5.1.2 现实依托：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
| 5.1.3 科技动力：中国快速掀起信息化浪潮 |
| 第二节 宣传机构的恢复和整顿 |
| 5.2.1 宣传机构的恢复重建 |
| 5.2.2 宣传机构的整顿 |
| 第三节 宣传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思想 |
| 5.3.1 重视宣传干部的“革命化” |
| 5.3.2 实现宣传干部的“年轻化” |
| 5.3.3 倡导宣传干部的“知识化” |
| 5.3.4 追求宣传干部的“专业化” |
| 第四节 宣传机构改革思想 |
| 5.4.1 实行党政分开 |
| 5.4.2 精简工作机构 |
| 5.4.3 克服涣散软弱 |
| 5.4.4 追求社会效益 |
| 第六章 江泽民时期的宣传机构建设理论 |
| 第一节 江泽民时期宣传机构建设的时代背景 |
| 6.1.1 世情：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未停止 |
| 6.1.2 国情：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
| 6.1.3 党情：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增设宣传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
| 6.2.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
| 6.2.2.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
| 6.2.3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 6.2.4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
| 第三节 明确宣传机构的四项主要任务 |
| 6.3.1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
| 6.3.2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
| 6.3.3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
| 6.3.4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
| 第四节 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宣传工作队伍 |
| 6.4.1 讲政治,政治强 |
| 6.4.2 讲学习,业务精 |
| 6.4.3 讲正气,风气正 |
| 第七章 胡锦涛时期的宣传机构建设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宣传机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
| 7.1.1 文化建设：宣传机构建设的新空间 |
| 7.1.2 新兴媒体：宣传机构建设的新阵地 |
| 7.1.3 矛盾凸显：宣传机构建设的新挑战 |
| 第二节 建设宣传机构新格局 |
| 7.2.1 中宣部成立舆情信息局 |
| 7.2.2 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 7.2.3 形成“大宣传”格局 |
| 第三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
| 7.3.1 强化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服务功能 |
| 7.3.2 提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
| 7.3.3 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 |
| 第四节 宣传工作队伍作风建设提出新要求 |
| 7.4.1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
| 7.4.2 开展“三项学习教育” |
| 7.4.3 坚持“三贴近”重要原则 |
| 7.4.4 深化“走转改”活动 |
| 第八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的理论特色及建设规律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的理论特色 |
| 8.1.1 突出党性 |
| 8.1.2 体现时代性 |
| 8.1.3 富有辩证性 |
| 8.1.4 彰显民族性 |
| 第二节 宣传机构建设的基本规律 |
| 8.2.1 伟大工程：与党的建设历程休戚相关 |
| 8.2.2 中国道路：同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 |
| 8.2.3 世界视野：和世界科技浪潮同频共振 |
| 第三节 宣传机构建设的发展趋势 |
| 8.3.1 民主化 |
| 8.3.2 制度化 |
| 8.3.3 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论文参考文献）
- [1]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J]. 余焕椿. 炎黄春秋, 2004(08)
- [2]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J]. 吴志军. 北京党史, 2012(04)
- [3]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J]. 河西区业余大学理论组. 天津教育, 1977(12)
- [4]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5]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6]中国共产党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学, 2019(07)
- [7]现代性、国家与人口治理术（1949-1980年）[D]. 郑鹏.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8]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路探索（1976-1992）[D]. 刘震坤. 聊城大学, 2015(02)
- [9]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机构建设理论研究[D]. 才华. 南开大学, 2013(06)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