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开展中草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胡永干[2]（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指出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易新涛[3]（2009）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社会公共组组织和广大农民集体供给,农民都能公平、普遍享用,以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之基本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人民公社时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国家必要投入和农民参与为补充,国家、集体、农民共同为广大农村提供了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它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和丰富,是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特色鲜明,又存有不足。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早已成为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首先从中外思想宝库中搜寻和分析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追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沿革；然后,横向展开,具体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最后,从宏观上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总结性思考,分析它的主要特点,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它的局限性,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并使之均等化的启示。本文分三大部分八个章。第一部分即第一到三章,主要是绪论、理论渊源和历史溯源；第二部分即第四到七章,分章论述主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第三部分即第八章和结束语,总体分析其主要特点、地位和作用、局限性和对当今的启示。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分析了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释了相关概念,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一些说明。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即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和农村公社理论）、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和合作社理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第三章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概述。本文简要考察封建王朝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互助合作运动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概述性地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围绕“农业八字宪法”,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集体和农民共同努力,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即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建立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农业气象服务,以及建设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等。本文最后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进行了总体评价。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扫盲和业余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了各自的体系、内容、形式,以及民办教师问题,并对农村文化教育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六章围绕“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着重论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包括：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主要服务内容等。最后,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七章着重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在回顾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思考了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包括农村社会优抚、灾荒赈济、贫困救助、“五保户”供养、麻风病人医治、回乡精简职工救济、下乡知识青年安置等,并对此进行了总体评价。第八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作用和意义、局限性及其原因,以及对当今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启示。最后是结束语,在回顾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尚未研究的问题,并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
黄淑美,伍慕仪[4]（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玉峰[5]（2016）在《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研究考察中共1948年5月进占内乡后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这段时期内,在内乡县如何以公安保卫网络为主来镇压、清除、监控敌对势力,以清理“旧”社会、巩固新政权的历史。论文详细研究分析了 1948-1953年间中共在内乡县清理的主要对象,清理的方法、过程和结果等。无论从官方当年自己的评价还是今天我们的考察来看,中共在内乡县清理“旧”社会的行动对于其自身目标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军事政治斗争及其运动,如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各种运动,成为中共在基层实现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前导性手段。可以说,没有这些强有力的清理“旧”社会的种种行动和举措,也就没有中共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各项改造任务的可能。论文最后分析了使得内乡县清理“旧”社会的种种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并进而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付璐[6]（2020）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人类健康需要依靠多种医学体系的相互融合与发展。然而东西方医学的跨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医在西传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阻碍。在此背景下,回溯中西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挖掘其影响因素,或可为当今医学交流的相关政策制定、模式构建等提供一些史学意义上的启示。本文选择《本草纲目》传欧史作为研究切入点,原因在于此书在欧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且评价较高,是中医西传的一个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对《本草纲目》传欧史加以阐述和解析,或可加深人们对东西方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医学交流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本草纲目》系中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一部本草学巨着,于1593年刻成、1596年发行,最迟在1604年传入日本,之后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并于17世纪末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18-19世纪期间,诸多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引用、研究及评价。20世纪以来,《本草纲目》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如1953年,莫斯科大学将李时珍像镶嵌在该校大礼堂;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本书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018年,在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成书44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学者围绕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学术成就及影响,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贯穿17-21世纪,跨越了欧洲多国,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时期的流传特点不同,故值得对其传欧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以《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目录调查、网络调查以及实地考察3种方式,收集17世纪至今的多种专着、论文、信件、手稿、政策文件、照片、画册、标本等珍贵资料;采用传统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本书从17世纪至今在欧洲多国的流传过程及欧洲读者对本书的收集、翻译、引用、研究和评价;此外,本文运用接受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指导,挖掘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及阻力因素;同时,借鉴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从知识的收集、分析、传播及应用四个阶段探讨了《本草纲目》传欧的全过程。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本文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梵蒂冈、比利时、奥地利8国17家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的不同版本22种38部,对其馆藏地、书号、版本信息及特征进行论述。特别是法国所藏3种《本草纲目》彩绘本,本文对其药图来源进行考证后,认为彩绘本所绘816幅药图系参考《本草纲目》钱蔚起刻本所附药图上色而成,并在个别细节处进行了增补、删减和修饰。关于《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本文阐述了 4种英文、法文译本的主要内容、体例以及翻译特点。其中,18世纪由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所编写的手稿“《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一种《本草纲目》法文节译本;由法国27位传教士联合供稿、并由杜赫德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专设一章翻译《本草纲目》的前言部分及16种药物,该书在欧洲流传甚广,对《本草纲目》传欧影响较大。20世纪英国学者伊博恩联合北京博物学会诸位学者编纂的8种着作,涉猎《本草纲目》所载植物、矿物及动物药,内容全面。至21世纪,由中国学者罗希文所译《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BencaoGangmu）》,是世界上首部、亦是目前唯一的《本草纲目》英文全译本,从内容到体例还原度都非常较高。关于《本草纲目》的欧洲接受史,本文将其分为“传入与翻译期”“研究与评价期”“文化印象构建期”三个时期:在17-18世纪,欧洲的《本草纲目》接受者主要为来华传教士,他们在中国收集此书的文本、图像与相关药物标本,并将部分文本内容译成西文传到欧洲。至19世纪,《本草纲目》的接受者以药理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等学者为主,他们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标本进行化验分析,从化学、药理学角度阐释这些中国药物,并与欧洲当地的植物进行对照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对《本草纲目》的接受形式趋于多样化,如通过雕塑、动画等形式向国际展示李时珍及中草药文化形象,特别是《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的梳理,可以认为:影响欧洲读者接受本书的动力主要来自“新鲜（猎奇）”和“实用（需求）”,而阻力则主要来自“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此外,本文在“《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一章中厘清了《本草纲目》传欧研究中的3个常见争议性问题:一是波兰传教士卜弥格关于中药的两种着作《中国植物志》《单味药》皆非《本草纲目》的外文节译本,但卜弥格在《单味药》中引用过《本草纲目》丹砂及龙骨的条文。二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博士毕业论文并非以《本草纲目》为研究对象,但他年轻时很可能在奥布瓦修道院见过《本草纲目》彩绘本,并为了阅读彩色植物图旁的汉文去学习汉语,终成为一位着名汉学家。三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三大着作《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共出现8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表述,8条相关引文中有5条可能引自《本草纲目》,主要为对家鸡和金鱼相关资料的引述。其余3条可能来自《中国纪要》转引《齐民要术》对养羊法的记载。达尔文可能误认为此8条引文出自同一种“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即《本草纲目》。最后,本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本草纲目》知识的传欧过程分为收集、分析、传播、应用四个阶段:从知识收集来看,欧洲人通过购买、赠送、掠夺等方式,收集了《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及相关的药物标本;随后对《本草纲目》中的知识进行了筛选、翻译、引用、研究;通过论着、会议、展览等传播方式,将《本草纲目》的相关知识展示给其他欧洲学者;同时从资源获取、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角度实现了知识的应用。有关本文的创新点,笔者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探讨:新材料:本文收集、补充了一些前人论述中未载的史料。如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本草纲目》明清版本、相关绘本、剪贴画册、学者手稿等多种珍贵文献资料。特别是收集了 5种与《本草纲目》相关的药图绘本及剪贴画册。其中的3种彩绘《本草纲目》药图,迄今学界知之不多,尤其珍贵。本文将其中的图像与《本草纲目》多种版本的药图逐幅进行对比,详细分析其绘图特点,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了欧洲学者获取《本草纲目》药图的背景及意义,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本草纲目》图像传欧的某些缺失。对前人虽有提及、但未做深入研究的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其特点与价值。如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本草纲目》“金石部”法文译稿、法国汉学家毕瓯及化学家布朗涅尔对《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化验分析、英国药理学家汉伯里对《本草纲目》的研究等,都是前人相关研究中鲜少涉及或研究较浅的珍贵资料。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欧洲学者论着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特点及其对《本草纲目》传欧的意义,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观点:对《本草纲目》西传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本文在详细考证后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着作是否为最早的《本草纲目》西文节译本?”“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的毕业论文是否为欧洲史上最早的以《本草纲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是否盛赞《本草纲目》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论述,追本溯源,厘清了既往研究中的某些讹误,并基于文献证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新视角:本文在研究视角与方法学上亦有所创新。本文在传统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方法基础上,引入接受理论及知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试图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本草纲目》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东西方医学交流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
王红珠[7]（2019）在《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文中认为农村巡回医疗是一项城市医务人员支援农村卫生建设的政策和制度,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和城乡公共卫生建设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农村巡回医疗在全国最早实施、人员最充足、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5年,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探索时期,各区、县、公社卫生院卫生人员以巡回医疗的形式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1965年1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后,北京市成为全国农村巡回医疗的试点,掀起了央属驻京单位、市属、区县医疗机构和单位卫生人员下农村送医送药的热潮。1969年北京市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农村巡回医疗又多了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一起,为农村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城市支援农村卫生事业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在农村公共卫生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巡回医疗缓和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难处,培养了一批志愿扎根农村的医疗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卫生事业重心的转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本文旨在利用北京市各区县原始档案、卫生志等文献资料,梳理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脉络,对比不同时期农村巡回医疗开展的异同,总结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分析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对城市医务人员的成长和郊区农村建设发展的贡献。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追溯194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渊源,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探时期;第二部分介绍1965-1968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时期,主要内容涉及巡回医疗的背景及其过程、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主要任务和特点等;第三部分介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1969-1980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与衰落;第四部分对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进行反思,包括总体评价和启示两方面。
许三春[8]（2012）在《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文中指出乡村医者及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本研究即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对中国乡村医疗自清代以来的变迁展开探讨。乡村疾病和医疗话语的建构与消解，乡村医者及其医疗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这种变迁大致是从清代开始的，本文即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来考察清代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的曲折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变动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清代前期，乡村存在一个自在的、多元化的医疗体系，充斥着以草泽铃医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弥散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若非发生重大疫病，国家很少对地方的医疗事务进行干预，地方精英基本上承担了乡村的疫病救治。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大量医学传教士的涌入也对乡村医疗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与传统医者形成了竞争关系。民国时期，在缺乏强大的统一政权的背景下，卫生制度化也取得了曲折发展。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与合作医疗制度。与草泽铃医不同的是，保健员是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但这种变革仅限于较小的范围内，多数的乡村仍然有赖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改变了这一状况。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农村社会疾病流行的落后现状，构建新医学。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宗教医者与草泽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城市下乡的流动医疗队积极为农村治病防病，培训不脱产的农民卫生保健员、新法接生员。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在卫生工作大跃进时，吃药不要钱的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半途而废。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而上海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和湖北乐园合作医疗榜样的塑造则促成了两者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推广。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既是农村医疗的功能性需求，也是医学政治化的一种表现。作为农村卫生革命的实施者，其本身也是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这种革命性的需求甚至超越了对医疗效果的追求。当国家的目标从文化革命转移到实现现代化，并对农村的组织化控制有所放松时，以革命为动力的、走群众路线的、运动式发展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就难以为继了。这种乡村医疗制度的建构以政治化的方式重塑了医者与医疗对象，因此，决不能无限夸大其对乡村医疗与卫生改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虚构了一个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医疗神话和卫生奇迹。当尘埃落定，乡村医疗仍是无从破解的的难题。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不再依赖乡村医生，且又增加了国家的投入，但是其问题丛生仍体现出了乡村医疗制度创新的缺乏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清代以来乡村医疗变迁表明，国家日渐承担了为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的职责，这是卫生现代性的体现。但是，国家在这个角色的扮演中总是出现偏差与谬误，要么以卫生为工具赢得统治的合法性与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要么只为民众提供微不足道的医疗服务。如何在实现国家职能、发挥地方社会自主性与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之间取得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杨丽[9]（2010）在《浙江省中医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成本测算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中医药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瑰宝。中医医院是关系中医药发展的主要阵地。目前中医医院和综合性医院采用的是同一种补偿方式,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三个渠道。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公立医院通过实行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与综合性医院相比,药品加成政策的调整对中医医院影响更大。其医院收入中药品收入比重高于综合性医院,药品收入中中药比重高于综合性医院,中药饮片加成率高于西药加成率。中草药药事服务相对于西药药事服务而言,中药饮片采购、储存、保管、调剂的成本更高。药事服务成本是否能合理补偿将影响中医医院药事服务部门的正常运营和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的发扬。在我国,医生的药事服务包含在诊疗过程中,由诊疗费补偿其劳务成本,故本研究中的药事服务定义为医疗机构药房提供的药品调剂服务和专业药学服务。标准成本测算是成本补偿的基础,本研究中药事服务标准成本定义为以现有的平均技术、服务能力和应用条件为前提,所测算药事服务的标准的最适宜的成本。药事服务的成本测算可为药事服务成本管理和补偿提供依据。目前几乎未见到关于中草药、西药药事服务完全成本测算的规范性的、具代表性的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测算浙江省不同级别中医医院药房提供药事服务的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为加强中医医院药事服务成本管理及完善中医医院药事服务成本补偿,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内容1.医院药房药事服务的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测算方法2.浙江省中医医院中草药、西药药事服务实际成本测算3.浙江省中医医院中草药、西药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4.药事服务成本管理和补偿建议资料来源1.机构调查。选取浙江省10家中医医院进行成本调查,收集各医院相关科室及药剂科各部门的固定资产、人员配置、工资、业务收支、服务量和提供药事服务的实际人力及物力消耗情况等数据。2.二手资料收集。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收集国家和浙江省相关文件数据资料。研究方法主要应用文献评阅、现场调查、关键知情人访谈、成本测算方法、卫生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使用Excel2003和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果有以下几个方面：1.根据医疗机构成本测算的理论和方法,借鉴作业成本法,提出医院药房药事服务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测算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2.各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成本差异较大,劳务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比重较大。住院西药药事服务成本为6～10元／床日；中草药药事服务成本显着高于门诊西药药事服务成本,前者为10～40元／处方,后者为2～4元／处方。3.部分医院药事服务部门存在成本控制的空间,可以通过加强成本核算明确成本管理重点,加强成本控制,合理降低服务成本。4.在实际成本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平均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以及平均劳动生产率,所测算的标准成本可为药事服务的合理补偿提供成本信息。经测算,浙江省各级别中医医院中草药药事服务的标准成本为13.40～25.49元／处方,门诊西药药事服务的标准成本为1.72～3.17元／处方,住院西药药事服务的标准成本为2.57～5.50元／床日。政策建议1.通过加强医院成本核算进行成本管理,合理降低药事服务成本。2.设立药事服务费,由个人和医疗保险按一定比例分担。省级、市级、县级中医医院中草药药事服务分别按26元／处方、18元／处方、18元／处方补偿,门诊西药药事服务分别按3元／处方、2.5元／处方、2元／处方补偿,住院西药药事服务分别按5元／床日、3.5元／床日、3.5元／床日补偿。3.政府通过专项经费补助对中草药药事服务进行适当补贴。
赵肖荣[10]（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二、关于开展中草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开展中草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选题的意义 |
| 1.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1.3.1 人民公社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公社、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时期 |
| 1.4.2 服务、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1.5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主要框架 |
| 1.6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6.1 重点 |
| 1.6.2 难点 |
| 1.6.3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渊源 |
| 2.1 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计 |
| 2.2.1 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
| 2.2.2 农村公社理论 |
| 2.3 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2.3.1 列宁的农业公社理论、合作社理论 |
| 2.3.2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 |
| 2.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大同、均平思想 |
| 2.4.1 民本思想 |
| 2.4.2 大同思想 |
| 2.4.3 均平思想 |
| 第三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溯源及其主要内容 |
| 3.1 封建王权时代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1.1 建设农田水利 |
| 3.1.2 修筑道路、桥梁和渡口 |
| 3.1.3 救灾备荒,扶贫济困,养老抚幼 |
| 3.2 民国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1 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2.2 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2.3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
| 3.3 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
| 3.3.1 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步展开 |
| 3.3.2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 |
| 3.3.3 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 |
| 3.3.4 由自我保障向集体保障的转变 |
| 3.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代背景 |
| 3.4.1 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浪潮 |
| 3.4.2 农业的"大跃进"运动 |
| 3.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 |
| 4.1 治理江河湖海,大兴水利工程 |
| 4.1.1 治理江河,开沟挖渠 |
| 4.1.2 开挖机井,发展机电排灌 |
| 4.1.3 加固堤防,发展小型水利 |
| 4.2 改良土壤,治理水土流失 |
| 4.2.1 治理盐碱地 |
| 4.2.2 排涝减渍 |
| 4.2.3 治理水土流失 |
| 4.3 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化学化和电力化 |
| 4.3.1 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 |
| 4.3.2 兴办农村工业 |
| 4.3.3 扩大化肥、农药生产,发展农村小水电站 |
| 4.4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提供农业科技和气象服务 |
| 4.4.1 发展农业技术研究 |
| 4.4.2 建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
| 4.4.3 开展农业气象服务 |
| 4.5 修筑农村公路,发展邮电事业 |
| 4.5.1 修筑农村公路 |
| 4.5.2 发展邮电事业 |
| 4.6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总体评价 |
| 4.6.1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积极作用 |
| 4.6.2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基本建设的局限 |
| 第五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 |
| 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5.1.1 农村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
| 5.1.2 农村文化教育的停滞与破坏 |
| 5.1.3 农村文化教育新局面的开始 |
| 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础教育 |
| 5.2.1 农村基础教育的统一体系 |
| 5.2.2 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 |
| 5.2.3 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民办教师 |
| 5.3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 |
| 5.3.1 农村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体系 |
| 5.3.2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
| 5.3.3 扫盲和业余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
| 5.4 农村职业教育 |
| 5.4.1 农业中学的创办与发展 |
| 5.4.2 半工(农)半读职业学校的创办 |
| 5.4.3 职业中学的恢复和发展 |
| 5.5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
| 5.5.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
| 5.5.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文化教育的局限 |
| 第六章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 |
| 6.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沿革 |
| 6.1.1 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 |
| 6.1.2 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6.1.3 合作医疗制度的式微 |
| 6.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体系和队伍建设 |
| 6.2.1 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级组织体系 |
| 6.2.2 医疗队伍的建设与形成 |
| 6.2.3 赤脚医生的出现与成长 |
| 6.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服务内容 |
| 6.3.1 开展卫生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 |
| 6.3.2 实施医疗救治和预防接种 |
| 6.3.3 坚持"三土"、"四自",发展中医中药事业 |
| 6.3.4 开展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 |
| 6.4 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评价 |
| 6.4.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作用 |
| 6.4.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的局限 |
| 第七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 |
| 7.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沿革 |
| 7.1.1 以集体保障为主、国家保障为辅的农村社会保障 |
| 7.1.2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7.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方式 |
| 7.2.1 农村社会优抚 |
| 7.2.2 灾荒赈济 |
| 7.2.3 农村社会贫困救助 |
| 7.2.4 "五保户"供养 |
| 7.2.5 麻风病人救治 |
| 7.2.6 回乡的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
| 7.2.7 下乡知识青年安置 |
| 7.3 对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
| 7.3.1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保障的积极作用 |
| 7.3.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局限 |
| 第八章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意义与作用、局限性及其对当代启示 |
| 8.1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 |
| 8.1.1 供给主体的多元性 |
| 8.1.2 供给决策的单向性 |
| 8.1.3 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
| 8.1.4 筹资渠道的多重性 |
| 8.1.5 供给方式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
| 8.1.6 价值理念的均等性 |
| 8.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意义与作用 |
| 8.2.1 马克思主义农村公社思想的实践、丰富和发展 |
| 8.2.2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次有益尝试 |
| 8.2.3 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支持"工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
| 8.2.4 满足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
| 8.2.5 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
| 8.2.6 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营造了良好社会风气 |
| 8.3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陷和不足及其原因 |
| 8.3.1 城乡失调严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低 |
| 8.3.2 各地之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 |
| 8.3.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 |
| 8.3.4 缺乏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 |
| 8.3.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8.4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
| 8.4.1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着眼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 8.4.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
| 8.4.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确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供给主体 |
| 8.4.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应形成便捷高效的运行机制 |
| 8.4.5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需要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关于晚清以来国家控制和改造社会的研究 |
| 2、关于警政史的研究 |
| 三、资料、方法与基本结构 |
| 四、内乡县政区变化和地理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解放内乡 |
| 一、内乡县解放前的政治、社会情况 |
| 1、匪患、兵祸、天灾 |
| 2、民团和自治 |
| 3、新宗教团体、会社和外来宗教 |
| 4、共产党在内乡与地方民团、国民党的角力 |
| 二、内乡的解放和政权初建 |
| 1、内乡解放和民团的顽抗 |
| 2、政权初建和初步平息“匪乱” |
| 第二章 县区乡公安保卫网络(1948-1953) |
| 一、公安保卫网络的建立形成过程 |
| 二、公安干部的构成及其状况 |
| 三、建政初期县内“敌情”、“社情”的掌握与评估 |
| 第三章 最初的清理(1948-1950) |
| 一、清剿“土匪” |
| 二、集训敌伪人员 |
| 三、反霸斗争 |
| 四、土改划阶级 |
| 第四章 镇压反革命(1950-1953) |
| 一、镇反第一阶段(1950.12-1951.10) |
| 1、镇反的准备 |
| 2、逮捕 |
| 3、审讯和判决 |
| 4、公开展示 |
| 5、初步清理中、内层 |
| 二、镇反的第二、三阶段(1951.11-1953.08) |
| 1、第二阶段 |
| 2、第三阶段 |
| 三、肃毒运动 |
| 第五章 取缔会道门(1952-1953) |
| 一、全面取缔之前对会道门的监控和打击 |
| 二、全面取缔会道门 |
| 三、打击集体迷信活动 |
| 1、打击祈雨活动 |
| 2、抑制拜神求药活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中医西传”研究现状 |
| “《本草纲目》传欧”研究现状 |
| 1 前言 |
| 1.1 研究范围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材料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性 |
| 2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版本流传 |
| 2.1 法国藏本 |
| 2.1.1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
| 2.1.2 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所藏 |
| 2.1.3 法国第戎市立图书馆所藏 |
| 2.1.4 法兰西公学院亚洲协会图书馆所藏 |
| 2.2 英国藏本 |
| 2.2.1 大英博物馆所藏 |
| 2.2.2 Wellcome医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 |
| 2.2.3 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 |
| 2.2.4 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所藏 |
| 2.3 德国藏本 |
| 2.3.1 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 |
| 2.3.2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 |
| 2.4 西班牙藏本 |
| 2.4.1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塞万提斯阅览室所藏 |
| 2.4.2 西班牙巴厘阿多里德市菲律宾奥斯定会图书馆所藏 |
| 2.5 俄罗斯藏本 |
| 2.5.1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 |
| 2.5.2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 2.6 梵蒂冈藏本 |
| 2.7 比利时藏本 |
| 2.8 奥地利藏本 |
| 2.9 小结 |
| 3 《本草纲目》在欧洲的译本流传 |
| 3.1 《本草纲目》节译本 |
| 3.1.1 范德蒙德的金石部药物译稿 |
| 3.1.2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
| 3.1.3 伊博恩的研究译着 |
| 3.2 《本草纲目》全译本 |
| 3.3 小结 |
| 4 《本草纲目》欧洲接受史 |
| 4.1 传入与翻译期(17-18世纪) |
| 4.1.1 踏上欧洲土地(17世纪) |
| 4.1.2 翻译的出现(18世纪) |
| 4.2 研究与评价期(19世纪) |
| 4.2.1 博物学图鉴的收集(17-19世纪) |
| 4.2.2 中国药物的鉴定与研究 |
| 4.2.3 《本草纲目》及中国科学的评价 |
| 4.3 文化印象构建期(20-21世纪) |
| 4.3.1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译本 |
| 4.3.2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研究 |
| 4.3.3 《本草纲目》的近现代印象 |
| 4.4 小结 |
| 5 《本草纲目》传欧之疑误考辨 |
| 5.1 卜弥格与《本草纲目》——最早的“《本草纲目》译本”之争 |
| 5.2 雷慕沙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学位论文”之争 |
| 5.3 达尔文与《本草纲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之称由来 |
| 5.4 小结 |
| 6 《本草纲目》传欧之讨论:以知识社会史的视角 |
| 6.1 《本草纲目》的知识收集 |
| 6.2 《本草纲目》的知识分析 |
| 6.3 《本草纲目》的知识传播 |
| 6.4 《本草纲目》的知识应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欧洲相关藏书机构及资料来源 |
| 附录2: 欧洲藏书机构所藏《本草纲目》明清版本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相关史料说明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步探索(1949-1964)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缘起 |
| (二)巡回医疗的初步开展 |
| (三)主要特点 |
| 二、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1965-1968)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全面开展 |
| (三)医疗队的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 |
| (四)主要任务 |
| (五)“文革”后巡回医疗的新特色 |
| 三、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及衰落(1969-80 年代初) |
|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的新变化 |
| (二)支援边疆的北京巡回医疗队 |
| (三)1980 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衰落及影响 |
| 四、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反思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总体评价 |
| (二)农村巡回医疗对当前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回顾 |
| 一、 草泽铃医及乡村医疗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赤脚医生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
| 二、 研究资料 |
| 第五节 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清代的乡村医疗及其近代变革 |
| 第一节 清前期的乡村医疗资源 |
| 第二节 晚清卫生行政改革 |
| 小结 |
| 第三章 保健员与民国时期乡村医疗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乡村卫生机制 |
| 第二节 保健员与乡村医疗建设 |
| 一、 培训保健员与合作医疗的起源 |
| 二、 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卫生建设 |
| 三、 边区政府的医药合作社及其医疗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1949 年后的农村医疗变革 |
| 第一节 四项卫生方针与爱国卫生运动 |
| 一、 反细菌战 |
| 二、 爱国卫生运动 |
| 第二节 1949 年后农村医疗市场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联合诊所、农业社保健站与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从医药合作社到联合诊所 |
| 二、 从联合诊所到保健站 |
| 三、 集体保健医疗或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 第五节 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典型 |
| 小结 |
| 第五章 赤脚医生政策的实施及影响 |
| 第一节 赤脚医生的兴起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一、 赤脚医生的前身：从卫生保健员到“小医生”的选拔与培训 |
| 二、 赤脚医生的选拔 |
| 第三节 赤脚医生的培训 |
| 一、 培训方法 |
| 二、 培训内容 |
| 三、 培训效果 |
| 第四节 赤脚医生薪酬 |
| 一、 赤脚医生报酬的构成与分配 |
| 二、 赤脚医生报酬的变动 |
| 第五节 赤脚医生的职责 |
| 第六节 赤脚医生的医疗方式 |
| 一、 “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
| 二、 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 |
| 三、 “三土上马”、“四自创业” |
| 四、 西医疗法与新医疗法 |
| 五、 后合作医疗时期赤脚医生医疗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病关系 |
| 一、 传统医病关系向现代医病关系的转变 |
| 二、 赤脚医生时期医病关系 |
| 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主要任务 |
| 第一节 合作医疗的目标及任务 |
| 一、 1949 年至 1956 年过渡时期的卫生目标——消灭烈性传染病 |
| 二、 1957 年至 1965 年的卫生目标：“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 |
| 三、 1965 年至 1976 年的卫生目标——实现卫生革命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筹资 |
| 一、 早期合作医疗的经费筹集 |
| 二、 1969 年以后的合作医疗筹资 |
| 第三节 合作医疗的管理 |
| 第四节 合作医疗的发展 |
| 一、 山东省合作医疗的发展概况 |
| 二、 山东省合作医疗快速发展的个案分析 |
| 三、 1977 年到 1985 年合作医疗的衰落 |
| 四、 合作医疗制度化失败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成效探析 |
| 第一节 两种传统观点：瑕不掩瑜与微不足道 |
| 第二节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实际效果 |
| 一、 实际医疗效果 |
| 二、 卫生成就与合作医疗的关系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效应 |
| 一、 从“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到“合作医疗好” |
| 二、 合作医疗所蕴含的价值和目标 |
| 小结 |
| 第八章 赤脚医生制度的尾声与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的逆转 |
| 第二节 合作医疗的再兴起 |
| 结语 政治化、制度化、廉价化的医疗资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9）浙江省中医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成本测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成本测算方法 |
| 一、医院药房药事服务实际成本测算方法 |
| (一) 中草药房、西药房直接成本归集 |
| (二) 医院间接成本分摊 |
| (三) 药剂科间接成本分摊 |
| (四) 每处方(床日)药事服务成本 |
| 二、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方法 |
| (一) 测算每处方(床日)服务标准变动成本 |
| (二) 劳务成本的标化 |
| (三) 每人每分钟服务固定成本的标化 |
| (四) 测算每处方(床日)药事服务标准服务时间 |
| (五) 测算药事服务每处方(床日)标准固定成本 |
| (六) 测算药事服务每处方(床日)标准成本 |
| 三、小结与讨论 |
| 第二部分 浙江省中医医院药房药事服务实际成本测算 |
| 一、中草药药事服务实际成本测算 |
| (一) 基本情况 |
| (二) 中草药药事服务的年总成本 |
| (三) 中草药药事服务每处方实际成本 |
| (四) 每处方实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和成本管理重点 |
| 二、西药药事服务实际成本测算 |
| (一) 基本情况 |
| (二) 西药药事服务的年总成本 |
| (三) 西药药事服务每处方实际成本 |
| (四) 每处方(床日)西药药事服务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小结与讨论 |
| (一) 医院药房规模不等,药事服务年总成本差异大 |
| (二) 药事服务成本中,劳务成本和间接成本所占比例较高 |
| (三) 中草药药事服务成本明显高于西药药事服务成本 |
| (四) 实际成本测算可为药事成本管理提供信息 |
| 第三部分 浙江省中医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 |
| 一、中草药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 |
| (一) 各医院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
| (二) 各等级医院中草药药事服务标准每处方变动成本 |
| (三) 各医院中草药药事服务部门标化劳务成本 |
| (四) 中草药药事服务标准每人分固定成本 |
| (五) 中草药药事服务每处方标准服务时间 |
| (六) 中草药药事服务标准成本 |
| 二、西药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 |
| (一) 各医院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
| (二) 各等级医院标准每处方(床日)变动成本 |
| (三) 各医院西药药事服务部门标化劳务成本 |
| (四) 西药药事服务标准每人分固定成本 |
| (五) 西药药事服务每处方(床日)标准服务时间 |
| (六) 西药药事服务标准成本 |
| 三、小结与讨论 |
| (一) 药事服务标准成本测算结果 |
| (二) 药事服务成本补偿标准 |
| (三) 讨论 |
| 第四部分 总结、讨论与建议 |
| 一、主要研究结果 |
| 二、讨论 |
| 三、建议 |
| 四、亮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综述 医疗机构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关于开展中草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
- [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研究[D]. 易新涛. 武汉大学, 2009(05)
- [4]《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 [5]清理“旧”社会 ——以内乡县公安工作为中心，1948-1953[D]. 李玉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6]《本草纲目》在欧洲的流传研究[D]. 付璐.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7]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D]. 王红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 ——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 许三春. 南开大学, 2012(07)
- [9]浙江省中医医院药房药事服务成本测算研究[D]. 杨丽. 复旦大学, 2010(08)
-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