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图(南非)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抗体(论文文献综述)
张云颖,关霞,任小平[1](2021)在《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病因形态学及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文中指出原发性肝癌(PHC)是中国居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PHC病死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乙型肝炎病毒(HBV)是PHC中最常见的病因之一,慢性HBV、肝硬化、PHC关系密切。手术切除是公认的治疗PHC疗效较好的方法,但PHC病因复杂,绝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己错过了手术时机,临床疗效较差。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三早"防治原则对于降低PHC病死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综述旨在通过整理和总结病毒性肝炎-肝硬化-PHC在病因形态学及防治策略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提供PHC防治和诊疗的参考价值。
于冰雪[2](2016)在《p53基因第7-8外显子突变与广西肝癌高发区肝癌家族聚集性遗传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刘洋[3](2021)在《毛蕊异黄酮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文中提出肝癌是全世界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因其具有预后性差、较难治愈等特点,其死亡率居高不下,已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目前,常用手术治疗法治疗早期肝癌,使用化学治疗法治疗晚期肝癌,但这些治疗方法均具有一定的弊端。传统中药多为天然植物,因其通常具有较低的毒副作用而备受国内外专家的关注。毛蕊异黄酮是传统中药黄芪提取物之一,因其可以发挥植物雌激素活性,已被证实可以抑制卵巢癌细胞增殖,并具有抗炎,抗骨质疏松等多种生物活性。本实验利用Hep G2细胞系作为研究模型,探讨毛蕊异黄酮对肝癌细胞可行的抗癌机制,为开发治疗肝癌新型策略以及其他癌症治疗提供理论依据。通过CCK-8实验对三种正常细胞以及三种肝癌细胞分析毛蕊异黄酮的杀伤作用和毒副作用。利用荧光双染实验、流式细胞术实验、JC-1实验以及western blot实验检测是否通过线粒体凋亡途径及相关蛋白的变化情况。通过流式细胞术实验及western blot实验,从细胞及分子水平上检测细胞周期阻滞情况。利用western blot实验分析所激活的上游蛋白途径并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利用活性氧检测试剂盒和活性氧清除剂NAC分析细胞内活性氧对Hep G2细胞的凋亡作用。利用细胞划痕实验和NAC试剂分析毛蕊异黄酮处理后细胞迁移情况及活性氧对细胞迁移的影响。与5-FU相比,毛蕊异黄酮对三种肝癌细胞均具有较强的杀伤作用,并对肝、肺和胃正常细胞具有较低的毒副作用;毛蕊异黄酮处理Hep G2细胞后,细胞凋亡数量明显上升,线粒体膜电位下降,线粒体相关蛋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毛蕊异黄酮通过MAPK、STAT3、NF-κB信号通路Hep G2细胞凋亡;毛蕊异黄酮可以通过活性氧调控的AKT信号通路,使Hep G2细胞阻滞在G0/G1期,G0/G1期相关蛋白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活性氧调控的TGF-β信号通路抑制细胞迁移。综上,毛蕊异黄酮对肝癌细胞具有良好的杀伤作用,可以通过活性氧调控的MAPK、STAT3、NF-κB信号通路,导致肝癌Hep G2细胞发生凋亡,通过调控AKT信号通路诱使细胞周期阻滞,调控TGF-β信号通路抑制细胞迁移。
闫馨予[4](2021)在《血清学检查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临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一通过收集并整理我院感染科住院并行肝穿刺活体组织检查术的慢性HBV感染者的临床病例资料,从而评估APRI、FIB-4、GPR及S指数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中的应用价值;研究二通过收集病人临床资料及血清,检测CHI3L1并分析CHI3L1及FIB-4诊断肝硬化的能力;两个研究均是为寻求可以替代肝活检和瞬时弹性成像设备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中作用的血清学检查。[方法]研究一共纳入125例慢性HBV感染者,研究对象均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住院并行肝穿刺活检术的慢性HBV感染者,统计患者性别、年龄、乙肝表面抗原、表面抗体、e抗原、e抗体、HBV DNA、白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转肽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PT、INR、血小板,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常规血清学指标与无创诊断模型间的关系,Spearman相关分析分析血清学指标和无创诊断模型与肝组织炎症程度和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计算相应的灵敏度、特异度、PPV、NPV等,评估APRI、FIB-4、GPR及S指数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中的应用价值。研究二共纳入136例患者,44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2例肝硬化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如性别、年龄、ALB、AST、ALT等,留存患者血清,通过ELISA实验对患者血清中的CHI3L1含量进行测定,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CHI3L1诊断肝硬化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研究一:1.125例慢性HBV感染者,男性77例(61.60%),女性48 例(38.40%),平均年龄(35.64±8.97)岁,其中 S0-S1 共 107 例,S2-S4 共 18 例。2.在相关性分析中,ALT、AST、GGT、PT 与 APRI、FIB-4、GPR、S 指数呈正相关(P<0.05),PLT与 APRI、FIB-4、GPR、S 指数呈负相关(P<0.05);ALT、AST、APRI与肝组织炎症程度呈正相关(P<0.05);ALB、PLT与肝纤维化程度呈负相关(P<0.05),年龄、ALT、GGT、PT、INR、APRI、FIB-4、GPR、S 指数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P<0.05)。3.APRI、FIB-4、GPR、S指数单一诊断模型诊断肝纤维化时,AUROC分别为0.769、0.789、0.849、0.883,通过对曲线下面积对比发现,S指数的预测价值高于其他三个诊断模型(P<0.05)。4.在无创诊断模型两两联合诊断时,GPR+S指数综合效果最好,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准确率分别为 0.919、0.944、0.794、0.821、0.934、0.869。5.在多个无创诊断模型联合时,FIB-4+GPR+S指数诊断效果最佳,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及准确率分别为0.912、0.944、0.785、0.814、0.933、0.865;在APRI、FIB-4、GPR、S指数联合使用诊断时,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 及准确率分别为 0.914、1.000、0.673、0.754、1.000、0.837。研究二:1.慢性乙型肝炎组44例,平均年龄(38.18±10.87)岁,男性29例(65.90%);肝硬化组92例,平均年龄(52.74±10.75)岁,男性68例(73.90%),两组间性别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相关性分析中,CHI3L1与ALT、PLT无相关性(P>0.05),与年龄、AST、TBIL、DBIL、ALB 有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397、0.331、0.367、0.386、-0.356;ALT、AST、APRI 与肝硬化无相关性(P>0.05),年龄、TBIL、DBIL、CHI3L1、FIB-4与肝硬化呈正相关(P<0.05),ALB、PLT与肝硬化呈负相关(P<0.05)。3.CHI3L1、FIB-4、CHI3L1+FIB-4在诊断肝硬化中,CHI3L1诊断效能最佳,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准确率分别为0.797、0.848、0.705、0.742、0.823、0.777。4.AST<2ULN时,CHI3L1诊断效能最佳,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准确率分别为 0.811、0.884、0.727、0.764、0.862、0.806;AST≥2ULN,CHI3L1+FIB-4诊断效能最佳,其AUROC、灵敏度、特异度、PPV、NPV、准确率分别为 0.822、0.687、0.957、0.727、0.778、0.994、0.842。[结论]1.在单一无创血清学诊断模型中,S指数具有最佳的诊断效能,GPR次之;2.在无创血清学诊断模型两两联合时,GPR+S指数的预测效能最好,APRI+S指数和FIB-4+S指数次之;3.在多个无创血清学诊断模型联合时,FIB-4+GPR+S指数的诊断效能最好,而APRI+FIB-4+GPR+S指数四个无创诊断模型联合时,其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可达 100%;4.CHI3L1在诊断肝硬化时具有较强的诊断能力;5.AST是CHI3L1诊断肝硬化时的混杂因素,当AST<2ULN时,CHI3L1仍具有最佳的诊断能力,当AST≥2ULN时,CHI3L1+FIB-4诊断能力最好。
孙铭繁[5](2021)在《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与目的肝癌(Liver Cancer,LC)是由各种诱因导致的肝脏原发性肿瘤,目前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2018年新增患者84.1万例,死亡78.2万例)。肝癌也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2018年我国肝癌发病例数约39.3万例,死亡例数约36.9万例,占同年全国所有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例数的9.2%和12.9%,占同年世界所有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例数的46.7%和47.2%。国内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排第5位,且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性别和地区差异显着,可能与暴露在某种特定环境或者和某些生活饮食习惯有关系。潮汕地区目前尚未见关于肝癌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情况以及生活饮食习惯等综合病因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了解不同人群或地区的某些因素暴露状况与肝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根据潮汕地区肝癌流行情况,采用数据挖掘以及横断面研究,在肿瘤防治、环境、气象、工农业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国家数据库中获得可靠数据,并通过调查了解潮汕人群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利用趋势面分析以及多因素模型(包括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对潮汕地区肝癌的综合相关因素进行研究,探讨肝癌死亡率的地理分布与潮汕地区的环境、生活暴露因素之间的关系,验证潮汕地区的肝癌-环境病因假说。材料与方法在海丰县、陆丰市、揭阳市、汕头市区、汕头市澄海区、潮州市区、饶平县和南澳县共8个地区,方便抽取当地的1~2所市级/县级高级中学,通过整群抽样确定要调查的班级,将整个班级同学的家长纳入调查范围,调查其所在地区的人口学特点、生活和饮食习惯和其他相关内容。从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得到潮汕地区各县(市)的肝癌标化死亡率(Y)、各种环境氮污染数据、农业生产数据、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数据。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数据挖掘,并构建多个分析模型(包括趋势面、因子构筑式逐步回归模型、因子对数回归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资料,从多个途径探讨影响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可能相关因素,并评估各种因素对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影响程度。本研究使用SPSS 25.0及SAS 9.4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潮汕各县(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居民生活饮食习惯潮汕地区8个县(市)间的社会经济状况(人口数、人口密度、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第一产值)、土地资源情况(人均耕地、旱地比、菜地比)、地理气候因素(年降雨量、年蒸发量、干燥度、平均海拔)、环境污染因素(猪氮负荷指数、耕地农药量、耕地氮肥量、耕地化肥量)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8个县(市)的猪氮负荷指数(kg/ha/年)分别为:海丰县37.758、陆丰市38.379、揭阳市76.139、汕头市区18.917、汕头市澄海区30.974、潮州市区57.148、饶平县113.213和南澳县234.318。潮汕地区8个县(市)的男性吸烟率(60.26%)和饮酒率(30.15%),远高于女性吸烟率(3.06%)和饮酒率(3.21%),南澳县男性居民人均累计估计吸烟量在各年龄段均较高,海丰县男性居民人均累计估计饮酒量在各年龄段均较高(P均<0.05)。膳食方面,南澳县居民咸菜摄入频率较高;陆丰县、海丰市和南澳县居民咸鱼摄入频率较高;澄海、潮州、饶平地区居民较经常摄入鱼露,(30~岁)和(45~岁)年龄组居民较经常摄入鱼露;陆丰县居民的蔬菜、水果、豆类食品的摄入频率均最高(蔬菜:269.70±54.46天/年,水果:213.73±66.09天/年,豆类食品:143.32±61.90天/年);海鲜摄入频率最高为南澳(21.31±7.29天/月);肉类摄入频率最高为潮州(24.63±6.35天/月);潮州市和陆丰县居民蛋类摄入频率较高;汕头市和潮州市居民奶类摄入频率较高(P均<0.05)。潮汕地区男性居民经常饮茶率(74.48%)高于女性饮茶率(60.99%),三个肝癌标化死亡率不同等级地区均以“饮用功夫茶”和饮茶“浓度适中”的比例为最高(P均<0.05)。2.潮汕地区肝癌相关因素分析8个县(市)的肝癌标化死亡率分别为:海丰县16.36(1/10万)、陆丰市12.89(1/10万)、揭阳市16.32(1/10万)、汕头市区15.19(1/10万)、汕头市澄海区17.11(1/10万)、潮州市区14.42(1/10万)、饶平县19.40(1/10万)、南澳县36.90(1/10万)。潮汕地区肝癌标化死亡率与猪氮负荷指数的趋势面显示,在男性、女性以及整体人群中肝癌死亡率都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以粤东北部为起点,到粤东南部(南澳、饶平—陆丰、海丰)逐渐下降;二是沿海岸线,由粤东东部海岸到西部逐渐下降(男性:rs=0.938;女性:rs=0.931;整体人群:rs=0.955,P均<0.05)。在本研究构建的构筑式逐步回归模型以及因子对数回归模型中显示,均以猪氮负荷指数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耕地污染因子(F1)次之,温度因子(F2)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大。与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相关的可能危险因素均与环境污染有关,主要是耕地污染因子(耕地农药量、耕地氮肥量和耕地化肥量)和猪氮负荷指数。与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相关的可能保护因素主要是温度因子(地温、十厘米地温、平均气温)和植物性食物因子(蔬菜、水果)。BP神经网络模型(BPNN)对本研究的30个自变量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12个因素,根据正态化重要性显示排前六位的因素是:年平均降水量、猪氮负荷指数、年平均气温、耕地氮肥量、耕地农药量、耕地化肥量。可见环境污染因素(特别是氮污染因素)以及地理气候因素在肝癌可能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性。整个模型的预测精度为99.49%。结论在考虑众多因素的联合作用后,一定环境条件下猪粪氮污染与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呈正相关,结果支持潮汕地区肝癌氮循环病因假说。
王文敏[6](2021)在《BCLC分期B/C期肝癌患者行超期外科切除术后的生存获益》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及目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对于B期(Intermediate stage)、C期(advanced stage)的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治疗建议分别行TACE及索拉菲尼治疗。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分期)诊疗规范,相比BCLC分期,扩大了HCC患者行外科肝切除手术的适用范围。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超期行肝切除术为核心的综合治疗,对于BCLC-B/C期的肝细胞肝癌患者的生存预后影响。方法:本研究收集就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胆外科,入院时间范围“2012年7月1日~2017年7月1日”,主要诊断包含肝癌,BCLC分期B或C的患者。最后经筛选,符合入组要求有32名。收集这些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再根据患者是否进行肝切除术,将资料分为外科治疗为核心的肝切除手术治疗组(liver resection group,LR group)和不行外科肝切除术治疗的综合治疗组——未行肝切除治疗组(no liver resection group,NLR group)。其中LR组19人,NLR组13人,两组均按照《中国肝癌诊疗规范》根据病情接受规律治疗。收集临床资料,通过查阅病案、电话回访等获得生存状态资料。软件使用SPSS 20.0版本计算分析率,比较两组治疗方式的生存率,评估治疗方式。对于变量进行cox回归分析,结合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来筛选对超期肝切除治疗方式及其他变量对生存预后的影响,p<0.05,认为有明显统计学差异。结果:回顾性分析两组资料,LR和NLR组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64.8±3.0个月和13.8±9.3个月,95%置信区间(单位/月)分别为[7.83,19.71]、[46.53,83.16]。两组患者的平均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为45.6±7.4个月,95%置信区间(单位/月)为[30.05,60.18]。两组的1,2,3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9.5、73.7%、63.2%和46.2%、15.4%、7.7%。两组间生存率第一年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第二、第三年两组间的生存率发现有统计学差异(P<0.05)。用cox回归作因变量为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和治疗方式、腹水情况、肿瘤大小、肿瘤数量、肝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变量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将以上有统计学差异的单因素相关变量纳入Cox回归建立多变量分析模型。结果该模型方程整体提示有效(P<0.05),并且得出以上变量仅治疗分组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1)BCLC B/C期的肝癌患者,综合治疗后如能实现降期转化,评估可选择肝切除手术治疗的,选择行外科肝切除术的治疗方案有利于延长总体生存时间。(2)对于身体状态好——PS评分为0分,无合并糖尿病的、无伴肝内转移的、AFP>400ug/L的,肿瘤大小在50mm~100mm之间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肝癌患者,进行外科切除术的治疗方式能延长患者总体生存时间。(3)肝癌患者无论是否合并血管侵犯、PVTT,行超期肝切除术为核心的综合治疗能延长总体生存时间;(4)肝切除手术治疗是中晚期肝癌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汤丹[7](2021)在《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分析PLC患者原发病因、年龄分层划定、CNLC分期、肝癌患者合并感染的部位、培养出的病原菌分布等临床特点,探究PLC病人合并感染可能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通过搜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及其他外科住院且符合纳入标准的200例PLC病人的相关病历数据等资料,将其分为2组(感染组133例、非感染组67例),对一般基线资料、实验室检测结果等数据进行了回顾性的分析,且对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200例PLC发病病因包括CHB(71%)、CHC(13.5%)等,CNLC IV期患者感染率最高(100%);45例PLC患者合并多部位感染,故133例PLC合并感染患者发生183次感染,感染部位主要为腹腔(61.2%),其次为呼吸道(18.03%)等,培养出的微生物以细菌43株为主,其次为真菌15株,其中革兰阴性菌有25(43.2%)株;将PLC患者分为非感染组与感染组进行多因素分析得出:患者有糖尿病史、有吸烟史、合并肝硬化、Child-Pugh评分高、住院时间≥10天、WBC升高、PTA降低、肝癌病程<1年、Hb<90g/L即中重度贫血、Alb减少为PLC患者合并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CNLC IV期的PLC患者感染率最高,PLC合并感染的部位主要为腹腔,病原菌分布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且与糖尿病史、吸烟史、肝硬化、肝功能分级、住院时间、肝癌病程、WBC、PTA、Hb、Alb水平有关,临床上对于此类患者应该提高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来减少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
肖潇[8](2020)在《新型分子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中的初步应用》文中指出实验医学是推动临床精准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最先进的实验医学技术,分子检测技术的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临床应用,并成为实验医学(体外诊断)领域的先进技术的代表。分子检测技术主要包括分子杂交、分子构象、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基因测序四大技术,随着技术应用的不断完善、进步和规范,已经广泛用于疾病的防、筛、诊、治等大健康管理,包括临床感染性疾病、肿瘤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优生优育、药物基因组、疾病风险和病程管理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分子诊断技术在肿瘤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已成为肿瘤精准医学的热点,与PCR技术、测序技术密切相关的液体活检,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外泌体等的检测极大地提升、改善了肿瘤临床精准管理水平和患者预后。本研究以目前最新的三种分子检测技术方法为代表,聚焦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Illumina平台)、数字PCR技术(微滴式数字PCR平台)、循环肿瘤细胞检测(阴性富集加叶酸受体PCR检测平台),探讨这些先进分子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临床辅助诊断和病程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主要的组织学类型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癌。胆道肿瘤则是由胆道或是胆囊上皮的胆管细胞分化形成的一组异型性的肿瘤,两种肿瘤都在消化系统肿瘤中恶性致死性极高。第一部分:高通量测序分析HBV多耐药位点及HBs Ag+/HBs Ab+相关变异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NGS)在肿瘤精准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检测周期短、通量高、灵敏度高,测序后得到的海量数据结果有利于更深层次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最终实现患者精准病因学诊断。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导致肝癌发生的最常见病因,目前抗病毒治疗是控制和预防慢性HBV感染患者病情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选择。一般认为乙肝病毒表面抗体(HBs Ab)能完全中和乙肝表面抗原(HBs Ag)。然而,临床在慢性HBV感染中会出现HBs Ab和HBs Ag共存现象,本研究通过本院及多中心入组慢性乙型肝炎(CHB)和HBV相关HCC样本共1066例,采用NGS分析患者HBV RT区耐药位点以及S区HBs Ag+/HBs Ab+双阳性患者的序列特征。RT区5种抗病毒药物的耐药分析显示,LAM和Ld T的耐药发生率(低频耐药+耐药)最高为61.66%和61.34%;ETV和ADV药物耐药发生率较低分别为21.25%和15.34%;TDF基因型耐药发生率最低为13.10%。LAM、Ld T、ETV产生耐药(突变率>20%)例数较多;ADV耐药相关的rt S78T、rt A181T/V、rt N236T位点低频突变(突变率5-20%)占阳性突变(突变率≥5%)的比率为59.09%、18.75%、38.46%,TDF的低频耐药占全部耐药的发生率较高为79.27%,而且其耐药相关的rt S78T、rt A181T/V位点低频突变(突变率5-20%)占阳性(突变率≥5%)突变的比率为59.09%、18.75%。HCC和CHB统计差异突变频率时发现,位点rt236、rt184在CHB和HCC组之间存在显着差异(P<0.05)。S区氨基酸突变分布提示,HBs Ag+HBs Ab+双阳性(DP)患者和HBs Ag+HBs Ab-单阳性(SP)患者在主要亲水区(MHR)的平均突变率均高于其他区域,而且在MHR内部的“a”决定簇区域DP组显着高于SP组(P<0.05)。分组分析发现,在HCC组中P46L、L104F、T118P、R/K122T、T125P、I126T、Q129N、T131N、M133S、M133T、V168A、I195M、P203R、Y206C、F220C、V224A的16个位点在DP和SP组的突变率存在显着差异(P<0.05);在CHB组T47K、P62L、L77R、Q101H、M103L、L104F、I126S、M133T、G145R、M198I、L216*的11个位点在DP和SP组的突变率存在显着差异(P<0.05)。在HCC组中16个位点和CHB组的11个位点中,共同的差异位点为M133T和L104F,其余位点则不同;HCC患者的16个差异位点均与HBs Ag结果呈负相关;T125P、L104F、I195M、T118P、R/K122T、Y206C、Q129N、V168A与HBs Ab结果呈负相关,而I126T、V224A、P46L、F220C、M133T、T131N、M133S、P203R与HBs Ab呈正相关。而CHB患者的M103L、L104F、Q101H、G145R、L77R、T47K、P62L、M133T、L216*与HBs Ag结果呈负相关,I126S、M198I与HBs Ag呈正相关;M103L、L104F、Q101H、L77R、G145R、L216*、T47K、M133T、P62L与HBs Ab结果呈负相关,而I126S、M198I与HBs Ab呈正相关。HCC的S区DP和SP组存在差异的16个位点P46L、L104F、T118P、R/K122T、T125P、I126T、Q129N、T131N、M133S、M133T、V168A、I195M、P203R、Y206C、F220C、V224A的突变频率与血清HBs Ag中和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Q129N差异位点的突变频率与中和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r=-0.41,P<0.05)。综上,本研究利用NGS技术分析了临床标本的RT区耐药位点和S区HBs Ag/HBs Ab双阳性相关突变情况。耐药定量检测是本研究的优势,且低频(5-20%)耐药的发现对于未来耐药发生具有重要预测价值,定量及超敏耐药检测以及HCC、CHB差异耐药位点的存在为临床提供了用药指导以实施更精准的抗病毒治疗;HBs Ag+HBs Ab+双阳性患者HBV的S区变异分析提示,HCC和CHB在疾病进展中可产生不同的突变,HCC患者的差异位点主要集中在“a”决定簇区域,并影响着HBs Ag和HBs Ab的中和反应,导致新的HBV重叠感染。这些突变的发现可能是HBV免疫逃逸、发生HBV传播甚至已接种疫苗人群感染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数字PCR定量检测TP53基因p.R273H突变对胆道肿瘤诊断和预后的初步临床研究数字PCR技术(d PCR)在微量核酸样本的微小突变差异检测方面的优势被普遍认可,我们利用d PCR技术对胆道肿瘤患者人体抑癌基因TP53的突变情况进行检测,并探索讨论其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我们对人类癌症突变信息数据库网站(COSMIC)现有数据TP53基因中的胆道肿瘤进行分析,发现多个肿瘤驱动基因热点突变位点(p.R175H、p.R248Q、p.R248W、p.R273H)的突变率普遍较高。本研究将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检验科样本库中现有保存的胆道系统肿瘤及其肿瘤旁组织共45对,分别DNA抽提后,利用微滴数字PCR(dd PCR)技术,对位点p.R175H、p.R248Q、p.R248W、p.R273H进行定量检测;对样本库中现存的血浆样本中76例胆道肿瘤患者作为实验组,40例胆囊炎患者作为疾病对照组,40例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组,血浆标本分别抽提游离DNA(cell free DNA,cf DNA)并进行4个突变位点的dd PCR检测。45对胆道肿瘤患者肿瘤与肿瘤旁组织的TP53基因突变位点定量分析表明,胆道肿瘤组织中的p.R175H位点突变率(%)与其肿瘤旁组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位点p.R273H、p.R248W、p.R248Q配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根据有无p.R175H突变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差异,观察发现白蛋白和总蛋白指标在两组患者中有显着差异(P<0.05),有p.R175H突变的患者这些指标都低于没有突变的患者。外周血cf DNA TP53研究表明,76例胆道肿瘤患者和40例胆囊炎患者血浆标本p.R273H位点突变频率(%)在胆囊癌、肝内胆管癌、胆道肿瘤组高于疾病对照组、疾病对照组+健康对照组(P<0.05)。进一步结合病理特征包括肿瘤大小、数量、是否转移以及TNM分期等重要肿瘤特征显示,p.R273H突变与肿瘤数量相关(P<0.05),p.R248W、p.R248Q、p.R175H突变与肿瘤数量无关(P>0.05)。联合p.R273H、CA19-9、AFP三项的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在截断值为0.547时,对胆道肿瘤诊断敏感度为73.7%,特异度为90.0%,曲线下面积为0.845[95%CI(0.775~0.914)]。基于p.R273H、CA19-9二项联合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在截断值为0.177时,对胆囊癌诊断敏感度为79.2%,特异度为95.0%,曲线下面积为0.908[95%CI(0.831~0.985)]。基于p.R273H、p.R248W、CA19-9、AFP四项联合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在截断值为0.47时,对ICC诊断敏感度为75.0%,特异度为90.0%,曲线下面积为0.844[95%CI(0.764~0.924)]。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与胆道肿瘤中p.R273H突变位点阴性患者相比,阳性患者的生存率显着降低(P<0.05)。综上,本研究基于d PCR技术的TP53基因突变分析,对胆道系统肿瘤的诊断和预后分析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p.R273H突变定量检测可以有效提高胆道肿瘤的诊断效能,并可作为患者术后预后判断的有效指标。第三部分: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临床诊断中的初步应用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技术作为液态活检中有效的实时监测方法,分离得到的细胞具有肿瘤的"完整"标记物,是目前肿瘤诊断研究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发现叶酸受体(FRs)在肿瘤组织中高表达,已有研究将FRs作为肿瘤特别是肺癌患者CTC检测的靶点并进入临床研究,在肝胆等多种肿瘤中是否可作为CTC检测的靶点有待进一步研究或询证验证。本研究聚焦肝胆肿瘤患者外周血以及组织中FRs表达情况。我们收取2020年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就医的肝胆肿瘤患者全血标本28例,疾病对照14例,健康对照组14例作为CTC研究实验对象;另挑选45对2012-2014年来自本科室样本库中的HCC及胆道肿瘤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其匹配肿瘤旁标本,研究叶酸受体蛋白组织中表达情况。结果发现,每3m L血液中叶酸受体数量在肝胆肿瘤中明显高于对照组标本(P<0.05)。30对肿瘤组织中叶酸受体α的m RNA表达水平显着高于肿瘤旁组织(P<0.05);在HCC组中叶酸受体m RNA表达水平与糖类抗原19-9(r=0.636,P<0.05)、G谷氨酰转移酶(r=0.477,P<0.05)、天门冬氨酸转移酶具有相关性(r=0.5,P<0.05)。蛋白质印迹(30对组织)和免疫组化法(45对组织)分析肝胆组织的肿瘤和肿瘤旁中叶酸受体α蛋白具有显着差异(P<0.05)。综上,本研究结果提示,叶酸受体作为CTC的靶标可能也适用于肝胆肿瘤患者的血液检测,但对于预后评估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肿瘤旁对照组织相比,肝胆肿瘤组织中存在叶酸受体α的表达,其病理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马军珂[9](2020)在《一线抗结核药物致使药物性肝损伤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是目前治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推荐早期、规律、全程、适量、联合地使用抗结核药物。药物性肝损伤是这些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可导致治疗中断、急性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为了预防抗结核药物导致的肝损伤(Anti-tuberculosis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ATLI),探索这些患者的特征并分析危险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的描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使用一线抗结核药物后发生ATLI的情况,分析患者的特征、危险因素以及不同一线抗结核药致ATLI的时间特点,旨在为今后ATLI的预防和管理提供更多经验。方法分析2016年8月至2019年8月就诊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常规抗结核治疗的572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资料,患者基线肝功能无异常,观察使用一线抗结核药物后6个月内发生肝损伤的情况。观察指标包括肝损伤发生时间、肝损伤的类型、血清学指标、抗结核方案构成、保肝药物使用等。采用时间依赖的COX回归模型分析导致肝损伤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治疗期间结核病患者的肝功能异常发生率为11.7%(67例),其中72%的肝损伤病例发生在开始治疗后的前2个月。与未发生肝损伤的患者相比,发生肝损伤的患者年龄更高、有饮酒史的比例更高、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更高、以呼吸道症状为首发症状的比例更高、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比例更高以及存在肺部空洞的患者比例更低。发生肝功能异常的患者,使用最多的抗结核治疗方案为HRZE方案,绝大部分患者(99%)使用过保肝药物。87%患者出现明显肝功能受损症状,少部分患者症状隐匿。轻度、中度、重度肝功能异常的患者比例分别为42%、30%和28%。31例为肝细胞损伤型,14例为胆汁淤积型,22例为混合型。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平均每百人每月发生ATLI的次数为分别为2.24次、2.01次、3.02次和1.52次,表明吡嗪酰胺为肝脏毒性最强的一线抗结核药物。时间依赖的COX回归中吡嗪酰胺、异烟肼的时间协变量具有统计学显着性,表明这两种一线抗结核药物致肝损伤的风险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此外,性别、年龄、既往饮酒史、HBV感染、HCV感染也是发生ATLI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河南省的ATLI发生率与国内其他研究的数据基本一致,且集中在开始治疗后的前2个月。吡嗪酰胺为肝脏毒性最强的一线抗结核药物,且抗结核药物导致肝脏损伤的风险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刘贺[10](2020)在《青藏高原藏族人群乙型肝炎病毒全基因组突变分析及时空动力学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分析乙型肝炎病毒(HBV)CD重组体的遗传变异情况;探寻藏族人群HBV感染者血清中表面抗原(HBsAg)和抗表面抗原抗体(HBsAb)双阳性发生率及原因;分析HBV/CD重组体的时空动态传播过程和进化遗传学特征(包括基因序列起源、核苷酸替换率和居群动力学等)。方法:利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海南州进行社区藏族人群血清样本采集,西藏七个地市中共收集HBsAg阳性血清样本852例,青海省收集HBsAg 阳性血清样本411例。按照采样地区藏族人群人口分布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血清样本进行DNA提取,分别对HBV全长和BCP区采用巢式PCR方法进行扩增、测序和拼接,以获得HBV全序列。对获得的全序列进行重组分析,对不同重组型的基线情况、遗传变异、血清型进行比较;对重组体内不同基因型片段进行系统发育分析。以青藏高原藏族人群HBsAg和HBsAb双阳性血清样本做为观察组,并以1:4配比选择年龄、性别、病毒DNA水平和HBeAg状态同质的HBsAg 阳性/HBsAb阴性血清样本作为对照组,对两组间基因序列S区、PreS区氨基酸突变率、缺失和全基因组核苷酸突变位点分布情况进行比较。使用自NCBI中检索、收集的HBV C2亚基因型、D基因型和CD重组体全长序列,合并本研究中获得的185株全长序列,构建数据库。使用BEAST软件包对CD重组体中的D基因型片段和D1-5亚基因型;CD重组体中的C基因型片段和C2亚基因型分别进行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分析。同时,对CD1和CD2全长序列单独进行溯祖分析,并使用贝叶斯skyline重建方法推断种群数量的历史变化。结果:共获得185条HBV全长序列,其基因分型主要为CD重组基因型(181/185,97.84%),包括:132株CD1型,其nt10-799为D基因型,其余部分为C基因型;49株CD2型,其nt10-1499为D基因型,其余部分为C基因型;除CD重组型,还获得了 4株C2亚基因型序列。185株测序样本中,HBeAg阳性组的病毒DNA水平高于HBeAg阴性组(P=0.001);HBeAg阴性组年龄高于HBeAg阳性组(P=0.006)。CD1和CD2的C基因型区域均与C2亚基因型最为接近;CD重组体的D基因型段(nt10-799)与D4亚基因型最为接近,而CD2型nt800-1499序列在系统发育树中与D1-D3更为接近。CD2型重组体主要分布于与印度接壤的山南地区和日喀则市(P=0)。CD重组体在S区氨基酸aa76、aa120和aa129与D基因型存在差异。HBV/CD重组体的主要血清学型为ayw2型(175/181,96.7%)。与CD1型相比,CD2型存在较多的S207N突变。HBV/CD重组体的T1762/A1764双突变发生率低于C基因型,与D基因型接近。HBV/CD病毒株的 G1896A(11.1%vs 25.6%)和A2189C(11.1%vs 50.0%)突变频率低于 C2基因型,G1613A(8.9%vs 10.3%)突变水平与C2基因型相近。青藏高原1263份HBsAg阳性样本的双阳性率为2.14%(27/1263)。在S蛋白全长、N端,MHR(aa100-169),“a”决定簇(aa124-147),茎环结构第一环(aa124-137),第二环(aa139-147)和C端的氨基酸突变率,双阳性组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双阳性组中PreS区缺失显着高于对照组(以上结果中,均为P<0.001)。PreSI和PreS2氨基酸突变率在两组间无显着性差异(P=0.19;P=0.89)。PreC/C区C2002T、A2159G、A2189C、C2198A在两组间的分布均存在显着差异。双阳性组和对照组的核苷酸点突变比较,PreS/S区C3189A和T825C、P区C930A在两组间分布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中,PreS区C129T(S155L)仅存在于对照组;PreS区C3189A(D103E)和S区T825C(V224A)突变仅存在于双阳性组。HBVD基因型和CD重组体中的D型区域(nt10-799)可溯祖至271年前(95%HPD 138-477)的亚洲南部,其平均进化速率约为1.26×104(95%HPD 5.92×10-5-1.93×10-4)/位点/年。D4亚基因型是CD1和CD2中最为接近的分支,于1850年左右(95%HPD 1743-1934)进入青藏高原;1911年左右(95%HPD 1845-1971)分化为CD1和CD2内相应片段。CD1型较CD2型出现更早,表明先形成D基因型区段为nt10-799的CD1,后续形成D基因型区段为10-1499的CD2。HBV/CD1和HBV/CD2重组体分别形成三个独立的进化群。HBV/CD1重组体自1980年代开始至2000年,其种群大小保持稳定;HBV/CD2重组体自1997年首次报道以来,其种群大小经过短暂上升之后,随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全球C2亚型片段的传播最先起源于亚洲东部,首先传播到中国西北和亚洲北部,随后东亚分离株又进一步播散到美洲。结论:HBV/CD重组体是高原地区流行的主要基因型。HBeAg阴性组患者体内重组体DNA水平更高,病毒复制速度较快,病情处于进展期。年龄增长是导致HBeAg在感染HBV/CD的藏族人群血清中发生转阴的主要原因。HBV/CD1重组来源为D4和C2亚基因型;HBV/CD2可能经过重组来源为D1-3、D4和C2亚基因型的多次重组。基于各基因型的地理分布,形成CD重组体的主要重组来源可能为中国(C2亚基因型)和印度(D4亚基因型)。与D基因型相比,HBV/CD重组体的主要血清型无明显变化。HBV/CD重组体感染者均在高海拔地区生活,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高原居民具有相近的遗传背景特征或长期的高海拔生活导致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惯。青藏高原HBV表面抗原阳性人群中HBsAg和HBsAb双阳性的发生率接近大多数不同基因型的既往研究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双阳性组的氨基酸突变率在S区全长及其内的各个区段均显着增加。S区高突并不是血清双阳性病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HBsAg/HBsAb共存现象,PreS区的改变可能是导致HBsAg/HBsAb双阳性的因素之一。S区T825C(V224A)、PreS区C3189A(D103E)仅存在于双阳性组中,这些氨基酸变异导致蛋白结构发生变化,可能是双阳性发生的重要条件。HBVD基因型最可能的起源地是南亚地区。D基因型原型株在18世纪中叶逐步从印度传播到中亚进而传播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在此过程中,19世纪中叶先后分化出D1、D3和D2亚基因型。同时19世纪中叶自印度向东北方向传播,逐步形成D4亚基因型并在1910年左右进入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与C2型发生重组,这与英军两次入侵西藏时间相吻合。欧洲主要HBV D亚型的传播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一段时期。此过程可能与战争中产生的创伤、输血和疫苗注射,以及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HBV的快速传播和演化有关。C2基因型向美洲等地的播散则与亚洲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移民潮有关,随着大量东亚地区亚裔人口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移民导致C2亚基因型的世界范围传播。
二、班图(南非)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抗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班图(南非)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抗体(论文提纲范文)
(1)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病因形态学及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 肝肝炎 |
1 1.1 肝炎的分型 |
1 1.2 肝炎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
1 1.3 肝炎的治疗 |
2肝硬化 |
2.1肝硬化的分类 |
2.2肝硬化的病因 |
2.3肝硬化的治疗 |
3 PHC |
3.1乙型病毒性肝炎与PHC |
3.2肝硬化与PHC |
3.3肝炎、肝硬化与PHC |
3.4 PHC的治疗 |
4小结 |
(3)毛蕊异黄酮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文献综述 |
1.1 肝癌的研究进展 |
1.2 肝癌的主要影响因素 |
1.2.1 HBV和HCV感染 |
1.2.2 饮酒因素 |
1.2.3 肥胖因素 |
1.2.4 黄曲霉毒素感染 |
1.2.5 水质污染 |
1.3 肝癌的治疗方法 |
1.3.1 手术治疗 |
1.3.2 化学治疗 |
1.3.3 放射治疗 |
1.3.4 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
1.4 细胞信号途径 |
1.4.1 细胞凋亡 |
1.4.2 细胞周期 |
1.4.3 细胞迁移 |
1.4.4 活性氧 |
1.4.5 MAPK信号途径 |
1.5 毛蕊异黄酮的研究进展 |
1.5.1 抗炎作用 |
1.5.2 抗骨质疏松作用 |
1.5.3 抗肿瘤作用 |
1.6 目的及意义 |
2 实验材料与方法 |
2.1 材料 |
2.1.1 细胞系 |
2.1.2 主要试剂及试剂盒 |
2.1.3 关键的实验设备 |
2.2 复苏细胞 |
2.3 细胞的培养及扩增 |
2.4 CCK-8法 |
2.5 Hoechst/PI法 |
2.6 流式细胞术 |
2.6.1 流式细胞术检测线粒体膜电位 |
2.6.2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
2.6.3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 |
2.6.4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活性氧的变化 |
2.7 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
2.8 细胞划痕实验 |
2.9 统计学分析 |
3 结果与分析 |
3.1 CAL对肝癌细胞具有杀伤作用 |
3.2 CAL对肝癌细胞的诱导凋亡作用 |
3.3 CAL对肝癌HepG2细胞周期阻滞的作用 |
3.4 CAL对肝癌细胞的信号通路调控作用 |
3.5 CAL对细胞内活性氧及其介导的信号通路调控作用 |
3.6 CAL对肝癌细胞迁移的调控作用 |
4 讨论 |
5 结论 |
6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血清学检查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1. 研究一 血清学诊断模型诊断慢性HBV感染患者的回顾性分析 |
1.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2 结果 |
1.3 讨论 |
1.4 结论 |
2. 研究二 CHI3L1在慢性HBV感染者中的诊断价值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2 结果 |
2.3 讨论 |
2.4 结论 |
全文总结 |
参考文献 |
综述 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性肝纤维化非侵入性检查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5)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第一章 前言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目的 |
2.2 调查对象 |
2.3 样本量 |
2.4 研究方法 |
2.5 构建统计分析模型 |
2.6 分析软件 |
2.7 质量控制 |
第三章 结果 |
3.1 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 |
3.2 潮汕各地区环境、经济等情况以及居民生活饮食习惯 |
3.3 潮汕地区居民肝癌死亡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
第四章 讨论 |
4.1 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和猪氮负荷指数的地理相关性 |
4.2 潮汕地区肝癌死亡率的相关因素 |
4.3 创新性与局限性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肝癌的病因流行病学研究 |
参考文献(综述)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知情同意书 |
附录三 伦理委员会批准函 |
附录四 论文发表情况 |
个人简历 |
致谢 |
(6)BCLC分期B/C期肝癌患者行超期外科切除术后的生存获益(论文提纲范文)
英汉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材料与方法 |
1.1 研究资料 |
1.2 入选标准 |
1.3 治疗方式及分组标准 |
1.4 肝癌诊断及分期标准 |
1.5 治疗后随访 |
1.6 统计学方法 |
2 结果 |
2.1 一般资料的比较 |
2.2 治疗分组与总体生存率 |
2.3 单因素分析 |
2.4 多因素分析 |
2.5 其他 |
3 讨论 |
3.1 样本总体生存影响因素分析 |
3.2 未纳入的影响因素讨论 |
3.3 总结及展望 |
3.4 研究不足 |
3.5 展望 |
4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图 |
综述 原发性肝癌的精准治疗新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对象 |
2.研究方法 |
3.质量控制 |
4.统计学方法 |
5.技术路线图 |
结果 |
讨论 |
小结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综述 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分析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8)新型分子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中的初步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文中常用缩略词表 |
引言 |
第一部分 高通量测序分析HBV多耐药位点及HBs Ag+/HBs Ab+相关变异 |
一、前言 |
二、材料与方法 |
三、实验结果 |
四、讨论 |
第二部分 数字PCR定量检测TP53基因突变对胆道肿瘤诊断和预后的初步临床研究 |
一、前言 |
二、材料与方法 |
三、实验结果 |
四、讨论 |
第三部分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临床诊断中的初步应用 |
一、前言 |
二、材料与方法 |
三、实验结果 |
四、讨论 |
研究工作小结 |
参考文献 |
综述 循环肿瘤细胞在原发性肝癌中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进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说明 |
致谢 |
(9)一线抗结核药物致使药物性肝损伤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材料和方法 |
2 结果 |
3 讨论 |
4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的关键易感因素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青藏高原藏族人群乙型肝炎病毒全基因组突变分析及时空动力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语表 |
前言 |
第一部分 青藏高原藏族人群HBV基因序列分析 |
一、材料与方法 |
1.样本来源 |
2.引物及扩增条件 |
3.主要试剂、耗材及生产厂家 |
4.主要仪器设备及生产厂家 |
5.HBV生物信息学分析主要软件 |
6.实验方法 |
7.HBV荧光定量PCR检测 |
8.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 |
9.统计分析 |
10.质量控制 |
二、结果 |
1.青藏高原藏族人群血清HBV全序列扩增结果 |
2.HBV DNA全长序列分型分析 |
3.青藏地区HBV/CD重组体不同区段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
4.青藏高原藏族人群全长序列基本信息及地理分布 |
5.HBV/CD重组体全序列基因变异分析结果 |
6.HBV血清型分析结果 |
三、讨论 |
四、小结 |
第二部分 HBV/CD重组型表面抗原抗体双阳性研究 |
一、材料与方法 |
1.样本来源 |
2.DNA序列拼接与分析 |
3.HBV荧光定量PCR检测 |
4.统计分析 |
二、结果 |
1.HBsAg和HBsAb双阳性的发生率 |
2.双阳性组和对照组的基本信息 |
3.PreS/S区氨基酸突变率分析结果 |
4.全序列核苷酸和氨基酸突变位点分析结果 |
三、讨论 |
四、小结 |
第三部分 HBV/CD重组体时空动力学分析 |
一、材料与方法 |
1.HBV全长基因序列数据库构建 |
2.数据库内序列的基因型和重组分析 |
3.用于时空动态分析的主要工具和软件 |
4.时空动态分析方法 |
5.统计分析 |
二、结果 |
1.HBV全长基因序列数据库构建情况 |
2.HBV D基因片段tMRCA分析结果 |
3.HBVC基因片段tMRCA分析结果 |
4.HBV/CD1重组体tMRCA及种群动态分析结果 |
5.HBV/CD2重组体tMRCA及种群动态分析结果 |
6.HBVC基因型和D基因型时空动态分析结果 |
三、讨论 |
四、小结 |
全文小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综述 乙肝病毒感染者血清表面抗原表面HBsAg/HBsAb双阳性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致谢 |
四、班图(南非)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抗体(论文参考文献)
- [1]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病因形态学及防治策略的研究进展[J]. 张云颖,关霞,任小平. 癌症进展, 2021(17)
- [2]p53基因第7-8外显子突变与广西肝癌高发区肝癌家族聚集性遗传易感性的相关性研究[D]. 于冰雪. 广西医科大学, 2016
- [3]毛蕊异黄酮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D]. 刘洋.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
- [4]血清学检查在HBV相关性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临床应用研究[D]. 闫馨予. 昆明医科大学, 2021(01)
- [5]潮汕地区氮污染及饮食等综合因素与肝癌的相关性研究[D]. 孙铭繁. 汕头大学, 2021
- [6]BCLC分期B/C期肝癌患者行超期外科切除术后的生存获益[D]. 王文敏. 广州医科大学, 2021
- [7]原发性肝癌合并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D]. 汤丹.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8]新型分子检测技术在肝胆肿瘤中的初步应用[D]. 肖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
- [9]一线抗结核药物致使药物性肝损伤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D]. 马军珂. 新乡医学院, 2020(06)
- [10]青藏高原藏族人群乙型肝炎病毒全基因组突变分析及时空动力学研究[D]. 刘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