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型基础设施利用外资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杜娟[2](2021)在《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并购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也逐步由绿地投资向外资并购为主转变。在外资并购中,无论是对于我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驰名商标均体现出巨大的价值及多元的功能,存在加强乃是特别的保护需求。我国企业引进外资的目的与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的往往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或是经营管理经验;外国投资者则是希望并购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拓展中国市场和销售渠道,或利用中国市场的成本优势拓展产能、延展产品生产线。如何在双方的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首先,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是动态的。在早期的外资并购中,由于国内企业对驰名商标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涉及的驰名商标价值未得到公正评估、驰名商标被外方无偿使用、驰名商标受到外方排挤退出市场,以及驰名商标归属权丧失,成为了外资并购中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的主要情形。在经历了早期驰名商标流失的阵痛之后,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保护自身驰名商标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保护更主要集中于企业进行外资并购的准备阶段。在外资并购协议的签订阶段,如何科学设置我方驰名商标保护的有关条款至关重要。此外,在科学有效的并购协议签订之后,一旦外资企业不执行并购协议,合资企业经营运转不佳,最后致使我国驰名商标流失,是近年来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新生情形。其次,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宏观政策层面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政策对指导我国引进与利用外资、规范与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外商投资在我国享有“超国民待遇”的情况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第二,无论是我国国内的反垄断法还是有关规制外商投资的立法,均有不足之处。就反垄断法而言,一方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仍待完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商务部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一案的理由之中,亦未提及避免我国驰名商标流失这一因素。就外资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明确了我国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三十三条涉及在外资并购中的经营者集中问题,第三十五条正式引入了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均是概括性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跟进规则,距离保证制度的有效运作和实施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三,就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存在着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的规制不足。第四,从企业层面来说,在商定并购协议条款的过程中,我国企业缺乏确立专门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或是附件的意识。同时,我国企业存在未能通过尽职调查识别恶意收购,以及忽视对于己方驰名商标价值评估的情况。而跨国公司则往往通过低估中方商标价值,冷藏、淘汰或是淡化中方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以及限制开发和独享的方式,削弱我国企业驰名商标的市场竞争力,致使这些驰名商标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被市场规则淘汰”。如果一份并购协议的条款可能致使我国企业驰名商标流失,那么至少从知识产权资源保护的视角来看,企业双方的利益未能达到平衡,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的利益处于失衡状态。再次,鉴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表现与成因的复杂性,在解决该问题时需遵循以下导向。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保护自然有其重要性,在外资并购发展中驰名商标不断流失的情形下,更有着紧迫性。然而,这种保护也需有适度性。外资并购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企业自身的事务应当由企业自身决定。但是,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不仅关乎我国企业自身利益,还会影响国家产业安全利益,甚至是消费者的利益。外资并购中的驰名商标流失,将会致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因此,为了实现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我国企业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应当充分调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动机,找寻相对公平正义内涵。一方面,利益与公平、正义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对于驰名商标如果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会有助于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在涉及驰名商标的外资并购中,无论是我国的国内法,还是我国与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应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最后,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建议。第一,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控制规则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外资企业合并控制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巴西经济保护和管理委员会在高露洁棕榄收购巴西科里诺斯一案中的审查决定,以及南非竞争法庭在雀巢收购辉瑞一案中的相关裁决,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二,明确外资并购中涉及驰名商标反垄断审查的标准。例如,反垄断审查应当明确,外资企业完成外资并购,是否会在获得我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带来负面效应。第三,建立一个从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负责维护、再到多部法律和产业政策法规共同作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法律的整体合力。第四,从外资立法层面而言,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外资立法应当引导规范外商投资方向,建立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外资立法宜引导规范外资并购行为,明确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标准。第五,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合作战略上宜有所区别。完善我国已经签署或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加强对于侵害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益行为的规制。第六,我国企业应当科学设置外资并购协议中的驰名商标保护条款,完善外资并购协议中关于驰名商标利用和保护的规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正确分析外国投资者选择我国企业作为并购目标的真实目的,理性评价外国投资者;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综合采用多种不同的评估方法,以求最终确定的评估价值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被评估的驰名商标的真实投资价值。
王志文[3](2021)在《FDI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物流业是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消费状况的衡量指标之一。2008年,北部湾经济区获批成立,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使北部湾经济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但尽管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物流业方面仍存在投资结构失衡、规模偏小等问题。与此同时,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自身发展也存在着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不高、企业转型升级意愿不强等现象。因此,开展研究将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与FDI进行联系,探讨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产生的影响,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如何有效地吸收和利用FDI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以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的发展现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采用SWOT分析法分析FDI对于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来说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并采用定量分析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历年实际利用外资和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历年产值两类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E-G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FDI的增长与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产值的提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第三部分,通过对比分析FDI对珠三角经济区物流业的成功发展作为案例,总结其成功经验;第四部分,论文最后从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北部湾物流产业稳健发展和充分发挥北部湾物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效应两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
康旭华[4](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卢建昊[5](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张羿[6](2021)在《国土空间规划下大连多式联运发展的空间战略探究》文中认为大连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东北地区国际贸易的主要门户。将城市建设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是大连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与政治等因素,海铁联运是大连多式联运体系发展的重心,且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运动的推进,大连的多式联运体系正朝着更加多样化的方向迈进。在后续多式联运体积构建过程当中,规划工作者需要去思考如何认识物流产业的空间属性,如何开展物流设施的空间规划,来承载物流发展规划的意志。在这种背景下,多式联运基础设施的空间问题需要被更多的探讨。本文立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路--经济空间化,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案例的基础上,研究大连多式联运设施的空间问题,思考大连多式联运体系的建设发展。在梳理现状空间设施基础上探讨未来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方向,对大连市国土空间规划物流专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讨论国土空间规划下城市规划人员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再认识、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对多式联运发展空间的影响,并从政策经济等角度分析大连现状多式联运的发展环境,探寻“一带一路”给大连多式联运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一方面聚焦市区,从陆路体系、港口、机场、物流场地四个方面调查大连市多式联运基础设施的布局概况,重点关注海铁联运,发掘市区现状多式联运基础设施的不足。通过物流场地面积演变与城市经济的相关性分析,分析大连物流业特征。另一方面观察市域,梳理现状在建物流节点、港口体系建设情况,重点关注空港物流园的空间规模预测。将市域多式联运的“点”与“线”叠加起来,分析市域多式联运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综合调查分析,最终提出大连多式联运发展的空间战略建议以及未来发展探索。研究大连多式联运发展的空间问题,对大连国土空间规划的物流课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黄杨[7](2021)在《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政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市级政府位于省、县之间,承上启下,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市级政府治理能力,是落实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要求,也是提升治理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了营商环境、治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内涵,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干预理论,指出营商环境是对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整合资源、开展创新的检验,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治理能力主要由政策能力、经济发展能力、政务管理能力和其他能力构成。根据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本文从四个能力方面分析了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指出存在政策能力不均衡、经济发展能力不强、政务管理能力滞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其他能力发挥不全面等问题,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落后、治理职能缺位失位越位、治理主体作用发挥不足造成的。通过对J市营商环境治理能力的分析,本文认为提升J市政府治理能力,需要根据地方政府实践经验和城市治理的规律,从五方面统筹发力:通过精准推出调控政策、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建立政策反馈调整机制来增强政策能力,通过扩大经济总量、培育优势产业体系、开展高质量招商引资、拓展内外协调的市场需求空间来提高经济发展能力,通过提供便捷高质的政务服务、加强公正公平监管、建设网上政府数字社会等来提升政务管理能力,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对外开放、开展招才引智来落实其他能力,通过提升参与意识、拓展参与渠道、建立回应反馈机制、打造高效合理的政府治理架构来深化多元主体参与,以此打造公平法治、精简高效的营商环境。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治理能力的四个维度,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J市政府营商环境的治理能力,对提高市级政府治理能力、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张龙飞[8](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上海是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浦东开放后,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上海将发展金融业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日资银行是最早一批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到如今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各大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分支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日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上海的日资银行为出发点,通过研究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进程,探究日资银行在上海金融市场所处的位置及影响,进而为上海构建稳定、完善的金融体系提出合理的建议。本文从多角度出发,通过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数据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详实的资料为依托,对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导论主要是叙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原因、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和资料来源、研究框架和日资银行相关概念。研究背景和选题原因梳理出目前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的上海的发展现状和选题缘由。文献综述是对目前学术界对日资银行的研究做出梳理评述,研究框架用图的形式展现文章的行文逻辑,相关概念说明是界定本文日资银行的概念范围,为接下来的研究主体做出限定。第一章是通过相关研究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日资银行在上海发展的背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将上海日资银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阐述每个时期日资银行的发展进程,业务情况和在上海的空间布局,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每一个时期日资银行的特点。第五章是日资银行发展给上海带来的影响,积极方面有以下四点,一是为上海提供的金融服务不断增多,二是助力了上海人力资源的发展,三是为上海提供了建设资金,四是日资银行积极承担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但同时因部分日资银行经营不善退出上海,也给上海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第五章是结论与启示,即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给日资银行监管部门提出相应的建议。
薛凤冠[9](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重庆市人民政府[10](2021)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文中认为渝府发[2021]6号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1年2月10日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二、大型基础设施利用外资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型基础设施利用外资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三、研究方法、预期创新与难点 |
(一)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二)本文的创新点、难点 |
四、论文框架等内容 |
第一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提出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价值巨大且功能多元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经济价值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特殊功能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的表现 |
(一)早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二)近期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的流失 |
第二章 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
二、国内执法不力及法律规制不足 |
(一)反垄断执法不力 |
(二)外商投资法律中相关规制不足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衡平关照不足 |
四、企业层面原因 |
(一)并购协议中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设置不足 |
(二)外资并购中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企业利益失衡 |
(三)外国投资者实施商标策略削弱驰名商标市场竞争力 |
(四)我国企业对驰名商标保护意识不足及保护手段不力 |
第三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导向 |
一、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保护的适度性 |
二、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的实现 |
三、外资并购中商标权保护的基本逻辑 |
(一)并购准备阶段 |
(二)并购执行阶段 |
(三)并购整合阶段 |
第四章 解决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的路径 |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一)美国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二)欧盟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三)其他国家经验对我国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应对的启示 |
二、反垄断法和外资立法层面 |
(一)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与执法的加强 |
(二)外商投资立法的完善 |
三、投资条约中知识产权利益的再平衡 |
四、企业层面 |
(一)外资并购协议驰名商标保护条款的科学设置 |
(二)我国企业通过尽职调查避开外国投资者恶意收购 |
(三)我国企业通过价值评估明确自身驰名商标价值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3)FDI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物流业的基本概念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概念 |
2.1.2 物流业的基本概念 |
2.2 物流业FDI相关理论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2.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2.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3.1 国家层面FDI对物流业发展的研究 |
2.3.2 区域层面FDI对物流业发展的研究 |
2.3.3 FDI与物流业各方面之间的联系的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影响现状分析 |
3.1 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概况 |
3.1.1 物流业规模不断扩大 |
3.1.2 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
3.1.3 广西保税物流体系初步形成 |
3.1.4 物流行业专业化趋势加强 |
3.1.5 物流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 |
3.1.6 政策明显倾斜 |
3.2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影响的现状 |
3.2.1 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FDI总体规模 |
3.2.2 北部湾经济区利用物流业FDI具体情况 |
3.3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3.3.1 行业利润率较低 |
3.3.2 专业物流人才缺乏 |
3.3.3 投资结构不合理 |
3.3.4 相对规模偏小 |
3.3.5 引资方式过于单一 |
3.3.6 产业优化欠佳 |
第四章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影响的SWOT分析 |
4.1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内部优势 |
4.1.1 市场潜力大 |
4.1.2 产业关联性强 |
4.2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内部劣势 |
4.2.1 投资结构不合理 |
4.2.2 投资环境仍待改善 |
4.2.3 生态环境矛盾突出 |
4.2.4 自主品牌缺失 |
4.3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外部机遇 |
4.3.1 FDI大规模涌入 |
4.3.2 引资政策逐步完善 |
4.4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外部威胁 |
4.4.1 新基建成为投资新热点 |
4.4.2 新冠疫情削弱投资能力 |
第五章 FDI对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影响的定量分析 |
5.1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5.2 模型的设立 |
5.3 实证分析 |
5.3.1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
5.3.2 变量的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
5.3.3 E-G两步法协整检验 |
5.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5 误差修正模型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第六章 FDI对物流业发展的案例及启示:以珠三角经济区为例 |
6.1 珠三角经济区物流业FDI以及物流业发展概况 |
6.1.1 总体规模 |
6.1.2 物流市场需求 |
6.1.3 交通运输网络 |
6.1.4 园区建设 |
6.1.5 政策环境 |
6.2 珠三角经济区物流业利用FDI的经验 |
6.2.1 物流技术的溢出效应 |
6.2.2 投资物流设施与设备 |
6.2.3 建设绿色物流 |
6.2.4 培养人才与扩大就业 |
6.3 珠三角经济区的成果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启示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与建议 |
7.2.1 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北部湾物流产业稳健发展的六点建议 |
7.2.2 充分发挥北部湾物流业外商直接投资综合效应的三点建议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致谢 |
(4)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能源合作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2.6 小结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6 小结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4.6 小结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5.6 小结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5)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提出问题 |
1.2 研究方法 |
1.3 分析范围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2.5 小结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3.4 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4.3 MPC-75项目 |
4.4 三步走战略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4.4.2. MD-90 |
4.4.3. AE-100 项目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6.5 小结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7.1.1. 新舟60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7.3 大飞机论证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7.3.2. 第一次论证 |
7.3.3. 第二次论证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7.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国土空间规划下大连多式联运发展的空间战略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持续增长的国内沿海港口货运吞吐量 |
1.1.2 需要转型升级的大连港铁联运体系 |
1.1.3 积极倡导多式联运建设的国家政策 |
1.1.4 被国土空间规划释放的多式联运内涵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多式联运概念界定 |
1.3.1 多式联运的定义 |
1.3.2 多式联运的路径 |
1.3.3 多式联运的设施 |
1.4 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2 多式联运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
2.1 国内外多式联运与枢纽经济的相关研究 |
2.1.1 多式联运与内陆港型枢纽 |
2.1.2 多式联运与海港型枢纽 |
2.2 国内外多式联运与空间优化的相关研究 |
2.2.1 区域与路径优化 |
2.2.2 节点与基础设施 |
2.3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2.4 国外多式联运的实践案例 |
2.4.1 “孟菲斯”美国空港的崛起 |
2.4.2 鹿特丹港的核心竞争力 |
2.4.3 德国多式联运常态化发展 |
2.5 国内多式联运的实践案例 |
2.5.1 郑州物流产业建设对标“孟菲斯” |
2.5.2 青岛港升级转型初步成果 |
2.5.3 “枢纽重庆”的多式联运建设 |
2.6 成功案例的重要启示 |
3 大连多式联运的发展环境 |
3.1 国土空间规划下对多式联运的再认识 |
3.1.1 国土空间规划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
3.1.2 国土空间规划的政治内涵 |
3.1.3 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内涵 |
3.1.4 国土空间规划的经济内涵 |
3.1.5 从国土空间规划的角度分析多式联运 |
3.2 国土空间规划对多式联运的空间发展影响 |
3.3 大连区域物流角色的战略定位背景 |
3.3.1 设施发展历程 |
3.3.2 地理区位优势 |
3.3.3 城市经济环境 |
3.3.4 政策指导积极 |
3.4 搭乘“一带一路”的发展新机遇 |
3.4.1 “三星班列”与“辽满欧” |
3.4.2 辽海欧 |
3.4.3 其他班列 |
4 大连市区多式联运的设施现状与问题 |
4.1 货运陆路体系 |
4.1.1 高速公路空间现状 |
4.1.2 铁路发展空间现状 |
4.1.3 道路体系问题总结 |
4.2 沿海港口体系 |
4.2.1 港口体系空间现状 |
4.2.2 港口与城市社会经济 |
4.2.3 主体港区空间规模探究 |
4.2.4 港口问题总结 |
4.3 空港 |
4.3.1 空港发展空间现状 |
4.3.2 空港问题总结 |
4.4 物流场地 |
4.4.1 物流场地空间现状 |
4.4.2 大连市物流场地空间特征 |
4.4.3 物流场地问题总结 |
4.5 大连物流场地面积与城市经济的相关性 |
4.6 本章小结 |
5 大连市域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现状 |
5.1 大连在部署物流节点 |
5.1.1 大连金州湾新机场 |
5.1.2 太平湾港区 |
5.1.3 栗子房(海洋红)港区 |
5.2 完善大连港口体系建设 |
5.2.1 港口功能调整 |
5.2.2 港务机构改革 |
5.3 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的空间格局 |
5.4 本章小结 |
6 多式联运空间发展战略探索 |
6.1 国土空间规划下联运设施体系的空间发展战略 |
6.1.1 现状设施问题总结 |
6.1.2 完善多式联运现状设施 |
6.1.3 现状体系问题总结 |
6.1.4 加快大连联运体系建设 |
6.2 国土空间规划下大连多式联运的未来发展探索 |
6.2.1 大连港逐步向第四代港口转型 |
6.2.2 大连联运体系实现海陆空“三港联动”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本文的局限性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名词解释 |
附录B 图片说明 |
附录C 表格说明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7)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营商环境 |
2.1.2 治理 |
2.1.3 政府治理能力 |
2.2 相关理论依据 |
2.2.1 公共治理理论 |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3 政府干预理论 |
小结 |
第3章 优化营商环境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 |
3.1 营商环境是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检验 |
3.1.1 营商环境是对科学决策的考验 |
3.1.2 营商环境是对整合资源的考验 |
3.1.3 营商环境是对开展创新的考验 |
3.2 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治理能力的主要内容 |
3.2.1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表现 |
3.2.2 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治理能力的主要构成 |
小结 |
第4章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 |
4.1.1 J市基本情况 |
4.1.2 J市优化营商环境治理能力情况 |
4.2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
4.2.1 政策能力不均衡 |
4.2.2 经济发展能力不强 |
4.2.3 政务管理能力滞后 |
4.2.4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其他能力发挥不全面 |
4.3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
4.3.1 总体分析 |
4.3.2 治理理念落后 |
4.3.3 治理职能存在缺位、越位现象 |
4.3.4 治理主体的作用发挥不足 |
小结 |
第5章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
5.1 增强政策能力,打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 |
5.1.1 精准推出相机调控政策 |
5.1.2 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
5.1.3 建立政策反馈调整机制 |
5.2 提高经济发展能力,打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 |
5.2.1 努力扩大经济总量 |
5.2.2 培育优势突出的产业体系 |
5.2.3 积极开展高质量招商引资 |
5.2.4 拓展内外协调的市场需求空间 |
5.3 提升政务管理能力,打造精简高效的营商环境 |
5.3.1 提供便捷高质的政务服务 |
5.3.2 加强公正公平监管 |
5.3.3 加快建设网上政府数字社会 |
5.3.4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创新 |
5.4 落实市场经济体制等其他能力,打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
5.4.1 深化市场化改革 |
5.4.2 纵深推进对外开放 |
5.4.3 大力开展招才引智工作 |
5.5 深化多元主体参与,打造共建共享的营商环境 |
5.5.1 提升公众参与意识 |
5.5.2 拓展企业、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 |
5.5.3 建立治理的回应反馈机制 |
5.5.4 打造高效合理的政府治理架构 |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原因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六、相关概念 |
第一章 日资银行进入上海的历史背景 |
一、世界金融自由化趋势 |
二、上海施行浦东开放政策 |
三、日资与日资企业进入上海 |
四、利用外资的需要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1979-1989) |
一、改革开放初期日资银行在上海的起步 |
二、日资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初探 |
三、日资银行代表处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1990-2000) |
一、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稳健发展 |
二、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经营 |
三、浦东开放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发展(2001-2020) |
一、入世后日资银行在沪的繁荣发展 |
二、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经营 |
三、入世后日资银行在上海的布局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日资银行发展对上海的影响 |
一、提供的金融服务不断增多 |
二、助力上海人力资源的发展 |
三、提供上海建设资金 |
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
五、给上海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 |
结论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经济 |
1.4.2 经济建设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1.5 创新之处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2.1.1 青少年时期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2.2.3 毛泽东思想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3.1.3 东北时期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3.2.2 调整工商业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大型基础设施利用外资存在的若干问题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2]外资并购中驰名商标流失问题研究[D]. 杜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FDI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王志文. 北部湾大学, 2021(08)
- [4]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6]国土空间规划下大连多式联运发展的空间战略探究[D]. 张羿.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1)
- [7]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J市政府治理能力研究[D]. 黄杨.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8]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日资银行发展研究[D]. 张龙飞.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10]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J].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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