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文,高晓锋[1]（2021）在《庄子道物关系的一种诠释进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对"物"之本义的考察,"物"指向一个差别、对待的生存世界,人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物",难逃被"物"分解整体完备之性的命运。因此,庄子针对万物本性常然惨遭破坏的"不物物"和人沉沦物中丧失真我本性的"物于物"的二重困境,发出了"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呼吁。"物物"即顺从万物之本性而不害物,任物自然;"不物于物"即超越万物之殊性而保养人之全性,逍遥以游。"物物而不物于物"是庄子道物关系的高度凝练,道赋形万物以分殊与不齐,以道观物而任物自然,这是"物物",体现了"道在物中";超越万物之分殊与不齐,以道齐物而逍遥以游,这是"不物于物",体现了"道物无际"。
杨本华[2]（2020）在《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得出,历史上的儒教、道教、佛教都被称为教的说法大致开始于北魏寇谦之与刘宋顾欢的时代,这是其《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王皓月译,齐鲁书社,2014年）新范式道教史下的道教定义所决定的。三教关系所说的三教是广义儒佛道三教交涉而形成的包含儒家、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五方面及其交叉形成的复杂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已传入中国,道教、玄学盛行,这一时期是三教关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对展开三教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尚颖[3]（2020）在《仲长统《乐志论》的经典建构》文中认为东汉中晚期,自然灾害频发,外戚宦官乱政、地方割据,社会动荡不安。同时,经学由盛转衰,诸子学重兴,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士人普遍面临生存艰难、入仕无门的难题,为排解命途坎坷的忧惧,受道家学说之观照,他们或选择抽身远翥,或于山水间缘情求性。仲长统将卜居清旷之理想付诸笔端,创作出为后世文人称诵的《乐志论》。本研究旨在探讨仲长统《乐志论》的经典建构过程,从时间维度而言,包括文本生成过程和作品接受过程;从空间维度而言,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影响着《乐志论》的生成和接受。同时对《乐志论》进行文本阐释,分析其成为文学经典的内部原因。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乐志论》的文本阐释,考述《乐志论》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分析《乐志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色。第二章重点探讨《乐志论》生成过程中作者与时代的作用,作者的气质和思想之形成受时代影响,同时反映在作品之中。第三章是分析作为读者的后世文人在《乐志论》经典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谢灵运承袭并发扬了《乐志论》怡情山水的文学传统;梁简文帝萧纲将《乐志论》中的理想社会概念化,提炼出“仲长园”这一经典意象;其他文人通过引用典故、改写或仿写等方式对《乐志论》进行再创作;此外,叶梦得等文人对仲长统达士品格和《乐志论》真实性的讨论与批评,侧面反映出仲长统《乐志论》影响深远。最后在余论中强调,仲长统乐志山水具有明显的道家精神趣味,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一个标志。
胡亚琦[4]（2020）在《东晋士僧交往与文学创作》文中研究表明汉末统一的帝国解体,儒家思想虽仍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但随着帝国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落,其对社会的支配作用削弱。谶纬经学导致有神论泛滥,本土道教逐渐形成,外来佛教也趁机而兴,但均未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以探讨名实问题和品评人物为核心的“名理之学”在士人阶层兴起。魏晋初,士人进一步探求“名理”的本质,以适应社会的新发展,玄学由此而生。随后,西晋短暂的统一,儒学并未复兴。永嘉衣冠南渡,东晋政权建立,士人一方面继续从玄学中寻找思想支撑,另一方面又对其产生怀疑。恰于此时,佛教东传的声势逐渐浩大起来,避难渡江南下的僧人,带来的佛学般若思想与玄学既相契合,又更具思辨性,令彷徨无助的东晋士人耳目一新。东晋前期和中期,佛教有意识地向玄学及士人阶层靠拢,士僧交往迅速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东晋后期,随着玄学的衰微和儒学的复兴,佛教又有意识地向儒学靠拢。士僧交往这一社会风尚始终贯穿了整个东晋社会,并对东晋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僧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其交往必然会受到各种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故而东晋文学创作对士僧交往也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反作用力。本文通过对文献记载的东晋士僧交往的史实和东晋文学作品的细致梳理,探究东晋士僧交往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本文由绪论、三章正文及结语组成。绪论主要界定了题目中“士”和“东晋”的具体含义及范围;阐述了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价值及意义;分别从“东晋佛教史及佛教人物研究”“东晋士族与佛教关系研究”和“东晋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目前学界对东晋士僧交往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现状。第一章探讨东晋士僧交往的类型、演变及特征。首先,依据交往的内容、性质及目的,将东晋士僧交往分为“玄学交往”“文学交往”“佛教交往”和“利益交往”四种类型。其次,就东晋士僧交往的演变规律而言,以穆帝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集会为标志,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晋建立至穆帝永和八年（317-352）时间较短,几乎是延续了西晋时期士僧交往的类型和特征;第二阶段是穆帝永和九年至恭帝末（353-420）,时间相对较长,是东晋士僧交的典型阶段。再次,总体看来,东晋士僧交往呈现出“士人主导”和“自由化”两个主要特征。最后,从政治时局、经济基础和思想学术三方面入手,剖析士僧交往演变及其特征形成的原因。第二章探究东晋士僧交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从文学创作内容、艺术风格、创作技巧和译经文学观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士僧交往促使东晋文学创作内容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山水诗的生成、佛理论辩文的兴起和宣佛志怪小说的涌现。第二,士僧交往促使东晋文学平和淡雅文风和清净空寂意蕴的形成。第三,士僧交往对东晋文学创作技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韵散结合文体的出现、论说文技巧的丰富和佛教典故的运用三个方面。第四,随着译经活动日益兴盛,士僧交往对僧人译经文学观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影响,分别表现在道安、鸠摩罗什和慧远三人的译经文学观中。第三章主要探究东晋文学创作对士僧交往活动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前期文学创作对士僧交往的抒写和传播,对后期士僧交往具有指导意义;第二,文学创作促使士僧的文学观念与交往观念日益融合,推动了士僧交往活动的进行;第三,东晋士僧交往的文学化;第四,东晋士僧交往的范式意义。结语:士僧交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一个较大的论题,从东晋起,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本文论述的时间范围仅限于,作为士僧交往这一文化现象开端的东晋时期,且尚不完善。东晋以降,南朝时期士僧交往的规模更大、类型与内容更加丰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深入,声律和变文皆酝酿于此阶段中;唐宋时期僧人与士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且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元明清时期佛教传播虽呈现出整体的衰落趋势,但士僧交往对文学的影响并未减弱,尤其体现在词、戏剧、章回体小说等新兴文体中。故而,笔者认为可以将此作为拓展研究的方向。
周畅[5]（2019）在《魏晋游艺精神研究》文中指出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魏晋之“游”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美感在魏晋时期占据重要地位,魏晋士人将“游”赋予审美意义。魏晋时期审美观的出现源于庄子“逍遥游”的思想影响,追求的是自由的精神境界。魏晋士人以山水“游”的形式延续了庄子思想,将内心情感融于艺术之中,其中包含了独特的审美价值,重塑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逍遥游”的出现为魏晋士人建立了理想的乌托邦,为其提供心灵的避风港,魏晋士人以“游”的方式向世人表达了其必然的存在价值。“游”是“道”的表达,“道”无法用具象内容表现,所以“游”在魏晋时期更像一种精神状态。“游”的对象是世间万物,以万物体“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魏晋士人用“游”感受山水之美,在缓解内心痛苦的前提下将其上升到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这不仅是陶冶心灵的旅程,更是体“道”必不可少的过程,美感体验由此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魏晋士人赋予“游”新的内涵,“游”不再是隐士的名词,甚至不再是身体活动的动词,高至朝堂之上,低至市井之中,人皆可“游”。魏晋艺术充分展示了其独特的“游艺精神”,注重山水自然中的意趣。以“游”入“道”,以“艺”表达。魏晋士人将自身对“游”的理解体现在书法、绘画、诗歌、音乐等艺术中,在创作时保持内心澄澈,其艺术作品承载了“道”,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意味。魏晋士人在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影响下充分肯定了生命存在的意义,重视个体价值,打破儒家思想体系,将人性与自然完美结合,实现了精神超越。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战乱频繁、政治更迭、生活艰难,但同时也是一个精神极度自由的时期。在庄子“逍遥游”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的情感得到释放,“游”的精神被充分发扬,现实中的种种束缚在面对自然山水时消失殆尽,存在的只有精神自由。魏晋时期的“游”是自然之“游”,更是心灵之“游”;魏晋时期的“道”是艺术之“道”,更是生命之“道”。将全部身心融于自然,以“游”体“道”变成了美感体验,促成了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观念,“美”才真正被赋予了意义。
石婷[6]（2019）在《杨羲及其诗歌研究》文中认为杨羲是东晋时期的着名道士,现存诗歌84首。在魏晋诗坛上,杨羲诗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本文将立足于文学本位,结合宗教学、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杨羲诗歌进行较为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章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梳理杨羲诗歌的研究现状,阐述选题意义,说明研究的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全面介绍杨羲的生平与交游,概述诗歌创作情况。第二章,深入分析杨羲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围绕仙凡之合、遐游之娱、宴饮之乐、修道之诚、佛理之趣五个方面,分析杨羲游仙诗的思想内容。并从诡秘浪漫的风格、华美富雅的语言、灵活巧妙的手法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杨羲游仙诗的艺术特色。通过分析杨羲80首游仙诗以外的《临去吟》、《谚谣》、《内经真谚》、《太平酒谚》等4首诗作,全面把握杨羲的诗歌创作。第三章,论析杨羲诗歌体现的魏晋风尚。以魏晋社会风尚对杨羲诗歌创作的影响为切入点,概括其游仙诗中所显现的特定历史境遇下的饮酒风尚、服食风尚和隐逸风尚。第四章,探讨杨羲诗歌中的神仙世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通过深入挖掘杨羲诗歌中对仙界景象的展现、仙真形象的创造、仙真生活的描述,揭示杨羲诗歌对神仙世界的建构。并且围绕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素材、开创仙真见降诗歌之母题这两个方面,概述杨羲诗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本文的结语部分,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再次诠释研究杨羲及其诗歌的必要性。
周小敏[7]（2018）在《支遁文学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支遁,东晋名僧、名士,也是清谈家、诗人,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以支遁文学的接受为研究方向,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诗歌、文集、形象和典故四个方面展开或宏观或微观的文学接受史研究,旨在重新评估支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一章通过对“诗僧”的溯源和界定来论证和评估作为本土“诗僧”的支遁在这一群体及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真正意义的“诗僧”出现于东晋时期,只是当时没有冠以“诗僧”之名,多以“衲子诗”或“僧咏”称之。从本土僧人、写诗数量、以诗为名、诗歌风貌等特点进行考量,支遁可谓是我国第一代“诗僧”的主要代表,他开创了“诗僧”传统,奠定了“僧诗”格调。诗僧支遁和他所创作的僧诗影响了后世诗僧群体,尤其是晚唐诗僧群体的处世方式和文学创作。第二章在支遁诗文本体研究的基础上,从支遁文集的流传演变角度进行整体上的考察。对于支遁文集流传接受研究,一是从后世对其着录、收录情况来分析,明代以前是支遁文集流传演变的沉寂期,明清时期是支遁文集流传演变的高峰期,近代以降是支遁文集的普及传播期。二是从支遁文集序跋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明代主要是以明初辑录的文集面貌进行接受传播,清代依然以抄本流传居多,增补了新的辑录成果,完善了支遁文集内容:两者共同形成了支遁文集内容丰富而又主线分明的接受史。第三章以《世说新语》为中心,通过梳理和比较六朝时期有关支遁的文献资料,旨在呈现支遁形象的不同样貌,并探讨其递变演进的历程。据现有资料考察,东晋裴启的《语林》描写了一位负面僧人形象,这是目前资料记载中支遁形象最早出现之处;六朝杂传中塑造的支遁形象,因其自身写作要求和时代特点而塑造了一位比较单薄的名僧名士形象,这是形象流变的第一个转折点;《世说新语》与《语林》、六朝杂传中支遁形象进行比较,吸收借鉴、删减美化其记载资料,并通过纷陈并现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位丰富立体的僧人名士形象,构成了支遁形象流变中最重要一环;时隔半世纪,在佛教史书文学《高僧传》中,除了其撰写宗旨原因外,《高僧传》受到《世说》创作手法影响,以及对正史文学行文模式的继承,支遁负面形象得到进一步删减,正面形象进一步强化,完成了支遁形象的定型过程。六朝时期支遁形象流变轨迹比较清晰,通过历史向文学再向宗教不断被塑造转型的过程,最终从一个单薄形象塑造成为一个多维立体形象,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历史传播和接受过程。第四章从微观视角入手,围绕后世与支遁相关的“买山”典故展开接受史的分析,通过梳理“买山”典故的源流发展来管窥历代对支遁文学形象的传播接受。最初“买山”典故具有嘲讽之意,因在支遁声名才德享誉的偶然性及六朝时期隐逸文化与社会体制发展必然原因相互作用下,典故雅化发展,六朝时期主要以赞美接受为主。随时代变化,“买山”典故呈现出接受情感态度的褒贬之别、典故使用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等发展路径。同时,在“买山”典故接受过程中,逐渐促成了“沃洲山”、“支公好”、“买山资”等同源典故的出现和衍变,而这些同源典故的使用和接受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买山”典故的经典化。
时胜勋[8]（2017）在《先秦至宗炳的中国山水审美观念变迁》文中指出山水审美观念是自然美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与艺术美息息相关。先秦以降,对山水的解释由自然哲学、政治地理学、伦理学、自然精神哲学、神话学、地理学等多重路径构成,而审美意识已经在其间不断发展。魏晋以后,山水的审美意识更为自觉,由于玄学佛学的发展,魏晋人发现了自然的美,在山水之中体会巨大的精神愉晚。作为融合玄学佛学的宗炳,继承前人关于山水的审美观念,在《画山水序》中明确提出山水美学重要命题"山水质有而趣灵",进而将山水之美（自然美）转化为山水画之美（艺术美）,并从创作上的"远映""巧似"与欣赏上的"卧游""畅神"两个方面加以论证。这些理论上的探讨初步确立了山水画（山水艺术美）的美学内涵,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复杂关系。
史婷[9]（2015）在《魏晋玄学与山水精神探究》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转变的关键时期,由言到意、由社会到个体、由名教到自然、由外在超越到内在超越。这一转折使得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走向山水自然,走向审美艺术。而作为这一思潮的灵魂的魏晋玄学,推进了这一时期的山水精神的发展。然而,对于魏晋时期最突出的审美文化特点——山水精神,目前并没有专着或论文进行过系统论述。针对这一研究空缺,以笔者自己的视角,通过对王弼、嵇康、阮籍、郭象的有无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辩等中心论题的分析,理出魏晋时期审美意识发展变迁的过程,其中郭象“独化论”的思想对东晋以来中国审美文化所发生的重大转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晋宋之后,随着佛学对人们观念的浸透,山水之美从狭隘的道德比附层面拓展到具有独立地位的精神境界和生命本真。再对玄学视野下的山水精神进行层层解读,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审美范畴,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所特有的民族传统。从魏晋之际以人物美为主,发展到东晋之后以自然美为风尚,山水画的勃兴开始成为游山乐水的一个补充,是继人物画、山水诗、田园诗之后逐渐走向独立的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从中探寻魏晋山水精神的新特点以及对整个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深刻影响。最后,探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山水精神在当代的意义,试图在现代社会赋予魏晋玄学与山水精神以新的生命力。魏晋玄学对于和谐共感的天人合一境界、因循自然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原生态的本原秩序和生态平等的尊重,对当今社会的精神和生态危机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然而,魏晋时期的山水精神在当代应有的影响与其现实价值还远不相应。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忙碌与精神缺失,已经无暇顾及山水这一大自然的伟大馈赠。因此,山水精神不仅需要为当代的艺术领域所借鉴,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应该提倡的,这也是山水精神在当代应该思考的意义。
唐李[10]（2014）在《支遁诗文寓意浅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支遁是东晋时期玄学的领袖人物，身兼名僧与名士双重身份。其般若学思想列于当时般若学术前沿，其玄学思想高冠群雄，其诗文堪称玄言诗的典型。本论文以三章论其生平、思想及诗文，旨在分析支遁玄言诗文背后所隐含的佛理。本论文的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回顾支遁的生平，以《高僧传》、《世说新语》为材料来源，以名士之清谈和名僧之弘法为线索，力图对其生平有一详细的论述，并透过其艰卓的一生显其不凡的佛学地位，此部分意在彰显支遁作为一个中坚力量如何大力弘扬佛法。其次是介绍支遁的诗文情况，主要是就其诗文的着录、现存、散佚、疑伪四个方面有一明确的说明。第二章是探讨支遁的般若学思想，本章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梳理《般若经》在中国的最初传译，突出支遁研究《般若经》的动机。第二是支遁对《般若经》的研究，展示他如何理清时人对大小品的误解以及其研究所得，本文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大小品内容之异同，并概述其研究方法。第三是支遁对般若的理解，从般若的体与用分析，从而体现支遁理解般若的独特性，并与龙树的中观学进行对比。第三章是分析支遁诗文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诗文内容这一环节先是对将其划分为铭赞类、咏怀类、修道生活类、思想类、书信类，并论述每一类的具体内容，意在突出支遁的宗教情感。艺术特点这一块主要是分析其诗文“以玄解佛”的特点，目的在于剖析、分离出其玄言背后的佛理。最后评述其诗文对玄言诗题材的扩大，以及诗文中以玄言演述佛理此种格义的不足。
二、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论文提纲范文）
（1）庄子道物关系的一种诠释进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历史解读 |
| 二、“物”之本义与庄子的关切 |
| 三、从“物物而不物于物”看庄子的道物关系 |
| 四、结语 |
（2）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奠基与“文革”期间的中断: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
| (一)早期研究范式与视角的基础奠定 |
| (二)研究范式的继承发展与宏观三教关系研究的开始及中断 |
| 二、重生、成长与不断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至21世纪以前 |
| (一)“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90年代 |
| 三、发展、成熟与转型、转向:21世纪 |
| (一)21世纪前10年 |
| (二)2010年至今 |
| 四、总结与展望 |
（3）仲长统《乐志论》的经典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三、创新点和意义 |
| 第一章 《乐志论》的文本阐释 |
| 一、《乐志论》的创作时间与地点 |
| 二、《乐志论》的艺术特色 |
| 三、《乐志论》的思想内涵 |
| 第二章 仲长统思想与《乐志论》的生成 |
| 一、仲长统的狂生气质 |
| 二、《乐志论》的思想溯源 |
| 三、汉末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三章 《乐志论》的后世接受 |
| 一、谢灵运与梁简文帝的发现与赏识 |
| 二、“仲长园”等意象的经典化 |
| 三、山水文学走向独立的肇端 |
| 四、后世文人对《乐志论》的再创作 |
| 五、后世文人对《乐志论》的批评 |
| 余论 |
| 附录 |
| 后世有关《乐志论》接受的诗文辑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东晋士僧交往与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一、东晋佛教史及佛教人物研究 |
| 二、东晋士族与佛教关系研究 |
| 三、东晋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价值及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东晋士僧交往的类型、演变及特征 |
| 第一节 东晋士僧交往的类型 |
| 一、玄学交往 |
| 二、文学交往 |
| 三、佛教交往 |
| 四、利益交往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东晋士僧交往的演变及特征 |
| 一、东晋士僧交往的演变 |
| 二、东晋士僧交往的特征 |
| 第三节 东晋士僧交往演变的原因 |
| 一、东晋初动荡不安的时局 |
| 二、充足殷实的经济基础 |
| 三、浓厚自由的思想氛围 |
| 第二章 东晋士僧交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东晋士僧交往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
| 一、士僧交往与山水诗的生成 |
| 二、反佛与护法论辩文的兴起 |
| 三、宣佛志怪小说的涌现 |
| 第二节 东晋士僧交往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 |
| 一、平和淡雅的文风 |
| 二、清净空寂的意蕴 |
| 第三节 东晋士僧交往对文学创作技巧的影响 |
| 一、韵散结合文体的出现 |
| 二、论说文技巧的丰富 |
| 三、佛教典故的运用 |
| 第四节 东晋士僧交往对译经文学观的影响 |
| 一、道安的译经文学观 |
| 二、鸠摩罗什的译经文学观 |
| 三、慧远的译经文学观 |
| 第三章 文学创作对东晋士僧交往的影响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对士僧交往活动的指导意义 |
| 第二节 文学创作对士僧交往活动的推动 |
| 第三节 东晋士僧交往的文学化 |
| 第四节 东晋士僧交往的范式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东晋士僧交往表 |
| 附录二 东晋士僧交往直接产生的士人文学作品表 |
| 附录三 东晋士僧交往直接产生的僧人文学作品表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魏晋游艺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选题意义及方法 |
| 第一章 魏晋游艺精神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外游：游目骋怀 |
| 一、士人之游 |
| 二、山水之游 |
| 第二节 内游：神与物游 |
| 一、适性之游 |
| 二、灵魂之游 |
| 第三节 至游：无待之游 |
| 一、体道之游 |
| 二、逍遥之游 |
| 第二章 魏晋玄学对魏晋游艺精神的影响 |
| 第一节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魏晋游艺精神的初兴 |
| 一、魏晋玄学的兴起 |
| 二、游艺精神的初现 |
| 第二节 魏晋玄学与魏晋游艺精神的融合 |
| 一、魏晋玄学及其游艺精神的自觉性 |
| 二、魏晋玄学及其游艺精神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魏晋玄学影响下魏晋游艺精神的内涵 |
| 一、痛苦中遵守规则 |
| 二、精神上超越自由 |
| 第三章 魏晋游艺精神的艺术呈现 |
| 第一节 “游”于诗歌 |
| 一、山水诗中的逍遥自得 |
| 二、玄言诗中的玄妙莫测 |
| 三、游仙诗中的清逸恬淡 |
| 第二节 “游”于书画 |
| 一、魏晋名士的身份象征 |
| 二、魏晋名士的精神写照 |
| 第三节 “游”于音乐 |
| 一、音乐的平和之本 |
| 二、音乐的自然属性 |
| 第四章 魏晋游艺精神的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理论内涵：涵养之游与心游万仞 |
| 一、涵养之游 |
| 二、心游万仞 |
| 第二节 精神实质：醒骨真人与意境融彻 |
| 一、醒骨真人 |
| 二、意境融彻 |
| 第三节 审美建构：以游入道与从心所欲 |
| 一、以游入道 |
| 二、从心所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期刊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杨羲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羲的生平、交游与诗歌创作概述 |
| 第一节 杨羲的生平与交游 |
| 一、生平 |
| 二、交游 |
| 第二节 杨羲诗歌的辑录及异文 |
| 第三节 杨羲诗歌创作概述 |
| 一、运用“扶乩之笔” |
| 二、精诚笃真、注重才性 |
| 三、体悟“存思”之法 |
| 四、追求升仙长生 |
| 第二章 杨羲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杨羲游仙诗的思想内容 |
| 一、仙凡之合 |
| 二、遐游之娱 |
| 三、宴饮之乐 |
| 四、修道之诚 |
| 五、佛理之趣 |
| 第二节 杨羲游仙诗的艺术特色 |
| 一、诡秘浪漫的风格 |
| 二、华美富雅的语言 |
| 三、灵活巧妙的手法 |
| 第三节 杨羲的其他诗歌 |
| 一、《临去吟》 |
| 二、《谚谣》 |
| 三、《内经真谚》 |
| 四、《太平酒谚》 |
| 第三章 杨羲诗歌体现的魏晋风尚 |
| 第一节 杨羲诗歌与魏晋饮酒风尚 |
| 第二节 杨羲诗歌与魏晋服食风尚 |
| 第三节 杨羲诗歌与魏晋隐逸风尚 |
| 第四章 杨羲诗歌中的神仙世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杨羲诗歌中的神仙世界 |
| 一、仙界景象 |
| 二、仙真形象 |
| 三、仙真生活 |
| 第二节 杨羲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
| 一、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素材 |
| 二、开创仙真见降诗歌之母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杨羲诗歌校注 |
| 后记 |
（7）支遁文学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诗僧支遁及其僧诗的接受 |
| 第一节 “诗僧”定义及溯源 |
| 第二节 支遁——中国第一代诗僧代表 |
| 第三节 后世对支遁及其僧诗的接受传播 |
| 一、历代对支遁及其僧诗的接受简况 |
| 二、唐僧皎然对支遁诗僧的接受发展 |
| 第二章 支遁文集在后世的接受与演变 |
| 第一节 从着录与收录看后世对支遁文集的接受情况 |
| 一、着录统计 |
| 二、收录统计 |
| 三、地位影响 |
| 第二节 从支遁文集序跋看后世对其的接受演变 |
| 一、明人有关支遁文集的序跋 |
| 二、清人有关支遁文集的序跋 |
| 第三章 六朝时期的支遁形象流变——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
| 第一节 从《语林》、六朝杂传到《世说新语》 |
| 一、《语林》与《世说》支遁形象比较 |
| 二、六朝杂传与《世说》支遁形象比较 |
| 第二节 《世说新语》中支遁丰富立体形象的生成 |
| 一、创作手法：转变单一刻画视角 |
| 二、叙事模式：突破线性叙述顺序 |
| 第三节 从《世说新语》到《高僧传》：支遁形象的定型 |
| 一、《世说》的影响 |
| 二、《高僧传》的推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支遁“买山”典故源流考述 |
| 第一节 支遁“买山”典故的雅化发展 |
| 第二节 支遁“买山”典故的褒贬接受 |
| 第三节 “买山”原典与同源典故的相互发展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魏晋玄学与山水精神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魏晋玄学的产生及审美变迁 |
|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 |
| 二、魏晋玄学的审美变迁 |
| 第二章 “玄对山水”——玄学视野下的山水精神 |
| 一、山水精神的渊源 |
| 二、山水精神的内涵 |
| 三、从山水精神到山水艺术 |
| 第三章 魏晋山水精神的集中体现——山水画 |
| 一、山水画发展为独立画科的两个突破 |
| 二、主要审美范畴——以宗炳、谢赫为例 |
| 三、玄学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基调 |
| 第四章 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山水精神在当代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致谢） |
（10）支遁诗文寓意浅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支遁其人及其着作 |
| 2.1 支遁的生平 |
| 2.2 支遁的佛学活动 |
| 2.3 支遁的玄学活动 |
| 2.4 支遁的着作情况 |
| 3 支遁的般若学思想 |
| 3.1 汉地《般若经》之传译情况 |
| 3.2 支遁对《般若经》的研究 |
| 3.3 支遁对般若的理解 |
| 3.4 支遁思想评述 |
| 4 支遁诗文的内容及特点 |
| 4.1 支遁诗文的主要内容 |
| 4.2 “以玄解佛”之诗文特点 |
| 4.3 支遁诗文评述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论文参考文献）
- [1]庄子道物关系的一种诠释进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例[J]. 张立文,高晓锋. 中州学刊, 2021(04)
- [2]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J]. 杨本华.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0(04)
- [3]仲长统《乐志论》的经典建构[D]. 尚颖. 山东大学, 2020(11)
- [4]东晋士僧交往与文学创作[D]. 胡亚琦.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8)
- [5]魏晋游艺精神研究[D]. 周畅. 河南大学, 2019(01)
- [6]杨羲及其诗歌研究[D]. 石婷.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支遁文学接受研究[D]. 周小敏.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8]先秦至宗炳的中国山水审美观念变迁[J]. 时胜勋. 中国美学研究, 2017(01)
- [9]魏晋玄学与山水精神探究[D]. 史婷. 西藏民族学院, 2015(12)
- [10]支遁诗文寓意浅论[D]. 唐李. 四川师范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