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学习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乃林[1]（2021）在《新时期社区教育发展的反思与前瞻》文中提出重视实践并坚持理论指导,这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社区教育实践的反思,从社区教育"全民性"的质疑、"平民性"的定位、"社区性"的强化、"适度制度性"的把握等维度,对社区教育基本特征进行了再认识,以提高社区教育的理性自觉。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就要把社区教育放在终身教育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社会建设体系中进行定位,以展示其价值功能。展望未来,品质发展是社区教育发展的主色调,应从推进社区教育现代化、创新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惠民宗旨等方面,把握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郑艳菊[2]（2021）在《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大学生的法治教育不仅是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德法兼修型综合型人才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生法治教育都是以显性教育为主导,通过思政课堂、校园文化活动、党团组织生活等渠道进行理论灌输、知识普及和信念引导。这样的教育方式在我国法治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新实践所需要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由于传统教育方式单一、形态刻板、教育过程中缺乏切身体验和情感特质等原因,单一的显性法治教育途径已很难满足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和学生学习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日渐增多,学习资源的广泛通达和无限可复制性使学习者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变得更加非正式、个人化和无处不在。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是一项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具有独特魅力的教育实践活动。由于其具有潜隐性、非正式性和非智性等特征,隐性法治教育能够有效避免大学生对单一说教的显性法治教育的抵触心理,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下融入到创设的教育情境之中,不带任何偏见与抵触地跟随教育者一起求索探究并达到教育的意向之地。相比于显性法治教育,隐性法治教育更能激发大学生的法治情感,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生青年阶段的心理特点,可以使他们对法治精神变“被动地接受”为“主动的探索”,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树立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仰。实践中,人们虽然认识到了隐性教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在大学生法治教育过程中引入了隐性教育的因素,但由于人们对隐性法治教育的认识程度尚有不足,因而还存在隐性法治教育理念缺失、隐性教育情境创设不足、系统协同性不强等各种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施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阻碍。法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灵,其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形成对法治的认同、尊崇和信仰。不论是思想的改变,还是法治素养的提高,都不是靠简单的强制性手段所能实现的。只有充分发挥隐性法治教育的作用,使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与显性法治教育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共同保障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立体性和完整性。把握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内在规律,了解其要素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研究的中心议题。从整体来看,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是一个系统运行的、丰富多彩的系统生态系统。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过程既是一个思想的教育和引导过程,也是一个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需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隐性知识转移渠道两个方面。通过对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过程机制进行讨论,同时借助SPSS理论分析工具对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隐性法治知识的感知有用性、教育介体的感知易用性、大学生自身的内隐学习能力和绩效预期、外在的社会环境等都对大学生本身的主观学习意愿和法治行为意愿产生正相关的影响。这为进一步探讨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参考和启示。构建全方位的法治浸染体系,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治教育的感染和熏陶是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取得实效性的关键。在基于现实问题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发展理路,即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坚持法治教育和个人需求相统一,坚持以显性教育为主导、显隐教育相结合,以“三全育人”为路径、构建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立体化“场域”,以“铸魂育人”为目标、培养新时代“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在具体实践举措上,文章认为应在“以生为本”、“滴灌式”教育和协同化育人等教育原则指导下,通过开发教育载体、创设教育情境、强化制度实践、优化社会环境等措施,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激发大学生正向法治情感,内化法治引领,从而树立起大学生尊法守法的法治思维和意识。同时,应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掌握主动权、做好顶层设计明确管理权、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把握话语权等强化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组织保障,从而全方位构建其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面向大学生实际需求的隐性法治教育场域,实现国家与社会、理论与实践、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等多维沟通的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格局。
李德显,李颖芳,翁伟斌,陈恩伦,倪静,房广顺,李若晴,祁占勇[3]（2021）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思考(笔谈)》文中认为主持人语: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高质量教育是经济社会优质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核心要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将会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其本身也将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需要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来培养。新时代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发展使命与责任。
朱永新[4]（2021）在《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新教育实验坚持以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和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为价值准则,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十大行动"和相关课程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标,进行了二十年的田野实践探索。新教育实验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三专模式"使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成长为卓越教师,在国内率先开展的"营造书香校园""家校合作共育"等教育理念与行动实践,为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家校社政共育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抗教育异化,回归教育本质以及大面积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等方面,新教育实验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课程体系、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探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力争把新教育实验建设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使新教育共同体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李月青[5]（2021）在《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文中研究说明在人类精神世界的金字塔中,理想信念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受其制约甚至由其决定。理想信念是社会成员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强力指引和内在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人心,实现民族繁荣、国家昌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想信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基本途径。本文以日常生活为视角,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更好实效的路径,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日常生活的相关理论。日常生活是旨在维持个体再生产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始于马克思,之后现象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对日常生活做出各自的解读,尽管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强调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非日常生活表现为维持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人的活动,与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两个层面。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各自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日常生活是非日常生活的基础和旨归,非日常生活影响、塑造着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其价值。第二章:理想信念与日常生活。理想是人们关于未来的观念形态,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认知所持有的稳定的确信、长期的坚守和自觉的践行,理想信念是理想和信念在主体意志上的高度统一。当代理想信念则特指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及实现这两个理想的坚定信念,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又有鲜明的日常生活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怀之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起源于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度关切。日常生活是理想信念的确立基础和最终目的,理想信念反映日常生活需求并超越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为日常生活提供方向、动力,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第三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社会成员,并引导人们树立起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兼具科学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能起到改造日常生活方式、建构日常生活意义、提升日常生活层次的作用。将理想信念融入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要求,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理想信念教育实效的根本途径。第四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历史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教育与改善民众受压迫状态、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相结合,通过解决土地等问题改善工农生活,提高工农觉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理想信念通过政治运动强力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得到改造,日常观念得以刷新,社会主义理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开放后,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党的领导人对于在日常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中坚定理想信念做出许多指示,并出台了大量的文件促进理想信念教育走进日常,改革开放使得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基础更加牢固,同时也增加了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教育的干扰因素。总体来看,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既有许多成功经验,又有需要反思和改进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更加重视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五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表现。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放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尽管理想信念教育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做法,但仍存在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情形。首先,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尽管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疏离,其所具有的政治性、学理性、知识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具体性、体验性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难以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再次,教育方法与日常生活脱节,仍以传统的理论灌输和显性教育为主,有效的实践引导和隐性渗透手段尚处于探索之中。最后,理想信念教育评价中面向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联系日常生活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尚未形成,难以充分反映教育效果、有效指导教育实践。第六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原因。从日常生活领域来看,日常消费模式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日常交往模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日常观念从一元转向多元,使得日常生活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性色彩,阻却了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通道。从非日常生活领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力不足以及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导致的文化认同不足增加了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度放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想信念教育应有的效果。从理想信念教育自身来说,建国后教育模式逐渐固化,作为理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魅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难以应对变化了的教育环境。第七章:理想信念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途径。日常生活应该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教育者需要对受教育者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身份有明确的认识,从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中找寻教育契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要面向日常生活分层设计,针对不同对象具体调整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积极探索与日常生活相贴近的教育方法,适当减少单向灌输权重,适度扩充主动认同模式,注重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积极探索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加大实践教育的力度。构建理想信念教育评价标准中的日常生活指标体系,实现量化评价指标与日常生活的科学结合,加强质性评价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依循不同的日常生活标准进行评价。
史秋衡,张妍[6]（2021）在《中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嬗变与重构》文中研究说明终身学习话语是国家教育治理战略与价值的系统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经历了基于教育开放战略的话语导入期、基于经济增长战略的话语深化期、基于民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话语创新期。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终身学习话语体系,体现了激励号召、目标导向、彰显民生及建构终身学习话语权的时代价值。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进一步强化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及其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转换急需以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总体要求为目标,强化导向价值;以中华终身学习思想为指导,强化激励价值;以全民终身学习制度建设为抓手,强化民生价值;以中国特色终身学习理论为核心,提升国际话语权。
李恒[7]（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连婉廷[8]（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表明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王彩霞[9]（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肖赛玥[10]（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二、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学习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学习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社区教育发展的反思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区教育基本特征的再认识 |
| （一）社区教育“全民性”的质疑 |
| （二）社区教育“平民性”的定位 |
| （三）社区教育社区性的强化 |
| （四）社区教育制度性特征的把握 |
| 二、社区教育在高阶发展体系中的科学定位 |
| （一）社区教育必须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石 |
| 1．社区教育与终身教育具有若干共同点 |
| 2．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具有明显区别 |
| 3．终身教育是社区教育发展的理论指导 |
| 4．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坚实基础 |
| （二）社区教育必须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体系的中心环节 |
| 1．要健全社区教育自身的治理体系 |
| 2．社区教育要主动融入社区治理体系 |
| 3．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体系必须主动作为 |
| （三）社区教育必须融入社会建设体系，助力民生福祉，建设精神家园 |
| 1．提高对社会建设的认知 |
| 2．社区教育要自觉促进社会建设 |
| 3．社区教育要助力居民建设精神家园 |
| 三、今后一个时期社区教育发展前瞻 |
| （一）品质发展是社区教育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主色调 |
| （二）把握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
| 1．强化大局意识，推进社区教育现代化 |
| 2．创新制度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
|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教育惠民宗旨 |
（2）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隐性法治教育的概念、特征与定位 |
| 2.1 隐性法治教育的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法治教育 |
| 2.1.2 显性法治教育 |
| 2.1.3 隐性法治教育 |
| 2.2 隐性法治教育的特征与功能 |
| 2.2.1 潜隐性及其渗透功能 |
| 2.2.2 非正式性及其弥散功能 |
| 2.2.3 非智性及其陶冶功能 |
| 2.2.4 渐进性及其持久化功能 |
| 2.3 辩证认识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 |
| 2.3.1 科学把握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定位认识取向 |
| 2.3.2 辩证把握隐性法治教育与显性法治教育的关系 |
| 第三章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 3.1.1 意识形态理论 |
| 3.1.2 实践认识理论 |
| 3.1.3 文艺理论 |
| 3.2 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 3.2.1 接受理论 |
| 3.2.2 自我教育理论 |
| 3.2.3 感染教育理论 |
| 3.2.4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 |
| 3.2.5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理论 |
| 3.3 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 |
| 3.3.1 缄默知识理论 |
| 3.3.2 潜意识理论 |
| 3.3.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4 隐性课程理论 |
| 第四章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现实背景与现状分析 |
| 4.1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现实背景 |
| 4.1.1 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教育环境复杂化 |
| 4.1.2 现代化变革所带来的空间拓展化 |
| 4.1.3 法治化发展所带来的法治教育需求内生化 |
| 4.1.4 高等教育发展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显隐教育协同化 |
| 4.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现状调查 |
| 4.2.1 调查概况 |
| 4.2.2 调查结果 |
| 4.3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现状分析 |
| 4.3.1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与学生学习需求不对接 |
| 4.3.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运行机制不完善 |
| 4.3.3 人们对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认识不充分 |
| 第五章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过程机制 |
| 5.1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要素构成 |
| 5.1.1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主体 |
| 5.1.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客体 |
| 5.1.3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介体 |
| 5.1.4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环体 |
| 5.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过程分析 |
| 5.2.1 知识转移过程分析 |
| 5.2.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知识转移过程 |
| 5.3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框架 |
| 5.3.2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调查与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实践策略 |
| 6.1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发展理路 |
| 6.1.1 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坚持法治教育和个人需求相统一 |
| 6.1.2 以“显隐结合”为原则,坚持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的相统一 |
| 6.1.3 以“三全育人”为路径,构建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立体化“场域” |
| 6.1.4 以“铸魂育人”为目标,培养新时代“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 |
| 6.2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教育原则 |
| 6.2.1 “以生为本”的原则 |
| 6.2.2 “滴灌式”教育原则 |
| 6.2.3 协同化育人原则 |
| 6.3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实施举措 |
| 6.3.1 开发教育载体,构建和谐的教育生态空间 |
| 6.3.2 创设教育情境,激发大学生的美好法治情感 |
| 6.3.3 强化制度实践,内化法治价值引领 |
| 6.3.4 优化社会环境,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 6.4 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具体路径 |
| 6.4.1 建立项目化运行机制,为供需双方的空间交汇提供制度保障 |
| 6.4.2 打造智慧教育系统,实现多重法治教育空间的协同 |
| 6.4.3 发掘社会资源,形成多方资源的良性互动 |
| 6.5 强化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的保障措施 |
| 6.5.1 掌握主动权 |
| 6.5.2 明确管理权 |
| 6.5.3 把握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思考(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证成 |
|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
| （一）人才培养逻辑：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带动高水平技能人才成长 |
| （二）院校发展逻辑：以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引领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 |
| （三）体系支撑逻辑：以多元共治机制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
| （一）标准方面：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标准确立 |
| （二）制度方面：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 |
| （三）保障方面：打造结构完备的“双师型”职教师资体系 |
| 教育督导制度：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
| 一、教育督导制度建设：提升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 |
| 二、职业院校教育督导现存问题的反思 |
| （一）督导的理念尚未及时更新 |
| （二）督导方式的表浅化 |
| （三）督导队伍专业化程度较低 |
| （四）督导反馈机制不够完备 |
| 三、完善职业院校教育督导制度的可行路径 |
| （一）确立符合“督导改革意见”精神的教育督导取向 |
| （二）构建“合作、多元和灵活”为导向的督导方法 |
| （三）以德技并举为宗旨来提升督导队伍专业性 |
| （四）以信息化平台驱动督导现代化 |
|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基础 |
| 一、从“串联”到“并联”：社会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能动同构 |
| 二、从“生存”到“生活”：社会人口转型扩展职业教育职能边界 |
| 三、从“破”到“立”：社会文化心理重构职业教育意义视界 |
| 创新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新时代要义 |
| 一、价值引领：形塑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多维价值关系 |
| 二、过程追踪：提升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应性 |
| 三、评价检验：建立职业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多元评价体系 |
|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路径选择 |
| 一、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转型：增强职业教育对类型教育定位的适应性 |
| 二、职业教育与人：增强职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应性 |
| 三、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
| 四、职业教育与技能社会：增强职业教育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适应性 |
| 五、职业教育与民族复兴：增强职业教育对接民族复兴的适应性 |
（4）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新教育实验的发展历程 |
| （一）实验酝酿期（1986年—1999年） |
| （二）实验初创期（1999年—2002年） |
| （三）实验建构期（2002年—2013年） |
| （四）实验深化期（2013年至今） |
| 三、新教育实验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
| （一）新教育实验的使命 |
| （二）新教育实验的愿景 |
| 1. 愿景一：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
| 2. 愿景二：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
| （三）新教育实验的价值观 |
| 1. 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 |
| 2. 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 |
| 3.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 |
| 4. 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 |
| 四、新教育实验的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
| （一）新教育实验的哲学基础 |
| （二）新教育实验的伦理学基础 |
| （三）新教育实验的心理学基础 |
| 五、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 |
| （一）营造书香校园 |
| （二）师生共写随笔 |
| （三）聆听窗外声音 |
| （四）培养卓越口才 |
| （五）构筑理想课堂 |
| （六）建设数码社区 |
| （七）推进每月一事 |
| （八）缔造完美教室 |
| （九）研发卓越课程 |
| 1. 新生命教育课程 |
| 2. 新智识教育课程 |
| 3. 新德育课程 |
| 4. 新艺术教育课程 |
| 5. 特色教育课程 |
| （十）家校合作共育 |
| 六、新教育实验的主要贡献、问题反思与未来发展 |
| （一）新教育实验的主要贡献 |
| 1. 通过教师“三专”培养模式，使大批普通教师得以成长提升 |
| 2. 通过书香校园建设，使大批乡村学校、普通孩子获得优质发展 |
| 3. 通过家校社政共育，形成多元协同教育效应，使许多实验区教育生态得以改变 |
| 4. 通过加强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 （二）新教育实验的问题反思 |
| 1. 关于大规模教育实验与质量控制的问题 |
| 2. 关于新教育实验系统推进与重点突破的问题 |
| 3. 关于新教育实验话语体系与学派建设的问题 |
| 4. 关于如何提高新教育实验年会水平与成效的问题 |
| （三）新教育实验的未来发展 |
| 1. 继续加强新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完善新教育课程体系 |
| 2. 继续加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新教育实验区建设，发挥新教育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的作用 |
| 3. 继续深化新教育教师成长模式，开展教师培养体系再造探索 |
| 4. 继续研究未来学校的转型，开展未来学习中心试点 |
（5）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常生活相关理论阐释 |
| 一、日常生活释义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日常生活 |
| (二)现象学对日常生活的理解 |
| (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日常生活 |
| (四)国内学者对日常生活的理解 |
| (五)本文中“日常生活”的维度 |
| 二、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 |
| (一)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区别 |
| (二)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联系 |
| 第二章 理想信念与日常生活 |
| 一、理想信念的含义 |
| (一)理想 |
| (二)信念 |
| (三)理想信念 |
| 二、理想信念的日常生活基础 |
| (一)理想信念是对日常生活需求的反映 |
| (二)理想信念能改造并超越日常生活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于对日常生活的高度关注 |
| (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指向日常生活 |
| 三、理想信念对日常生活的能动作用 |
| (一)理想信念指明日常生活之方向 |
| (二)理想信念激发日常生活之动力 |
| (三)理想信念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 |
| 第三章 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 |
| 一、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 |
| (一)共同理想立足现实 |
| (二)远大理想指向未来 |
|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筑牢根基 |
| 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特征 |
| (一)从目的来看,既是思想引领又是纪律约束 |
| (二)从地位上看,既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核心问题 |
| (三)从内容上看,既是科学教育又是价值教育 |
| 三、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的缘由 |
|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启示 |
| (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 |
| (三)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 |
| 四、理想信念教育改造日常生活的功能 |
| (一)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改善日常生活的品质 |
| (二)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发掘日常生活的意义 |
| (三)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提升日常生活的层次 |
| 第四章 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历史考察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改善民众受压迫状态结合 |
| (一)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着力于唤醒日常生活需求 |
| (二)土地革命时期,致力于改变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状况 |
| (三)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与关注各阶层利益相结合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日常生活的强力参与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改造生活方式和日常观念相结合 |
| (二)社会主义建设之初过度干预日常生活 |
| 三、改革开放后:与鼓励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当追求相结合 |
| (一)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向日常生活回归 |
| (二)理想信念教育生活化的难度增加 |
| 四、新时代:更加强调在关注日常生活中坚定理想信念教育 |
| (一)在改善民生中坚定理想信念 |
| (二)面向日常生活创新教育方法 |
| (三)在日常生活中评价理想信念 |
| 第五章 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表现 |
| 一、理想信念教育对象的日常生活主体地位被忽视 |
| (一)片面强调受教育者非日常生活领域的主体地位 |
| (二)轻视受教育者日常生活意义世界的开发 |
| 二、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与日常生活疏离 |
| (一)内容的政治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相脱节 |
| (二)内容的学理性与日常生活的具体性相矛盾 |
| (三)内容的知识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性相分离 |
| 三、理想信念教育方法与日常生活脱节 |
| (一)理论灌输与日常生活化的实践引导权重失衡 |
| (二)显性教育与日常生活化的隐性教育比例失调 |
| 四、理想信念教育评价的日常生活指标体系尚未形成 |
| (一)尚未形成面向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
| (二)尚未形成联系日常生活的过程性评价体系 |
| 第六章 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原因 |
| 一、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的功利化倾向阻却理想信念确立通道 |
| (一)从生存向发展转变的日常消费模式消解对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 |
| (二)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日常交往模式制约社会统一价值观的形成 |
| (三)从一元到多元的日常观念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
| 二、非日常生活领域:复杂的意识形态建设环境影响理想信念教育实效 |
| (一)文化认同不足削弱理想信念教育文化根基 |
| (二)党的思想建设一度放松削弱理想信念教育效果 |
| 三、理想信念教育自身:教育模式的固化削减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
| (一)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一度“失语” |
| (二)社会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一度“失声” |
| (三)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一度“失踪” |
| 第七章 理想信念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途径 |
| 一、确立理想信念教育对象的日常生活主体地位 |
| (一)理解受教育者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影响 |
| (二)认识受教育者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对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 |
| (三)明确受教育者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对教育者角色的需求 |
| 二、分层设计面向日常生活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 |
| (一)基础层:人格养成和爱国主义教育 |
| (二)中级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四史”教育 |
| (三)最高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 |
| (四)不同层面:基于日常生活的纵横协调 |
| 三、积极探索日常生活化的理想信念教育方法 |
| (一)强化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引导教育 |
| (二)注重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教育 |
| (三)加强融汇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教育 |
| 四、构建日常生活指向的理想信念教育评价体系 |
| (一)提升量化评价与日常生活结合的科学性 |
| (二)强化质性评价与日常生活联系的必要性 |
| (三)采用多样性的日常生活标准进行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中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嬗变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 |
| （一）基于教育开放战略的话语导入期 |
| （二）基于经济增长战略的话语深化期 |
| （三）基于民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话语创新期 |
| 二、我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时代价值 |
| （一）激励号召价值 |
| （二）目标导向价值 |
| （三）彰显民生价值 |
| （四）建构我国终身学习话语权价值 |
| 三、新时代我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转换路径 |
| （一）以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总体要求为目标，强化导向价值 |
| （二）以中华终身学习思想文化为指导，强化激励价值 |
| （三）以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建设为抓手，强化民生价值 |
| （四）以中国特色终身学习理论为核心，提升国际话语权 |
（7）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8）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政治与音乐研究的诸视角 |
| (三)现有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音乐政治功能的内涵阐释与相关理论 |
| 一、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治象征、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 |
| (二)政治功能与音乐政治功能 |
| (三)政治表达与音乐政治表达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 (一)音乐政治功能三重分析视角的依据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关系辨析 |
| 三、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与阐释 |
| (一)政治象征中的符号与音乐符号 |
| (二)政治动员中的情感与音乐情感 |
| (三)政治认同中的身份与音乐身份认同 |
| 第二章 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一、符号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解析 |
| (一)音乐符号与音乐政治象征的差异 |
| (二)符号学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功能 |
| (二)音乐的政党象征功能 |
| (三)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象征艺术幻象的神圣性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内容的修辞性 |
| (三)音乐政治象征的权力转化性 |
| 第三章 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一、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动员中音乐的情感实践 |
| (二)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行为动员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思想动员功能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动员事件的确定性 |
| (二)音乐政治动员方式的感染性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内容的人民性 |
| 第四章 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一、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认同中音乐的身份认同 |
| (二)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认同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情感认同功能 |
| (三)音乐的政治利益认同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认同内容的公众性 |
| (二)音乐政治认同传播的分层性 |
| (三)音乐政治认同表达的跨边界性 |
| 结语:音乐政治功能研究的前景 |
| 一、理论拓展的空间 |
| (一)音乐政治表达双向性与音乐创作责任 |
| (二)音乐政治表达中的政府责任 |
| 二、学科交叉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教育面向现代化的学习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社区教育发展的反思与前瞻[J]. 陈乃林.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21(04)
- [2]大学生隐性法治教育研究[D]. 郑艳菊. 河北大学, 2021
- [3]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思考(笔谈)[J]. 李德显,李颖芳,翁伟斌,陈恩伦,倪静,房广顺,李若晴,祁占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 [4]新教育实验二十年：回顾、总结与展望[J]. 朱永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11)
- [5]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D]. 李月青.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6]中国终身学习话语体系的嬗变与重构[J]. 史秋衡,张妍. 教育研究, 2021(09)
- [7]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8]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9]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