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论文文献综述）
袁轶峰[1]（2013）在《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通过分析客民由“化外之民”到“化内之民”,最后,“反客为主”的身份转换过程,探讨国家权力的介入所造成地民族区域演变,进而揭示客民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客民身份转换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关系,并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思考。关于清代黔西南的客民发展,可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来观察。第一,明末清初,黔西南的客民,主要是官方力量促成；第二,康乾时期,受王朝政策的影响,自发性移民纷纷涌入黔西南；第三,嘉庆道光年间,自发性移民逐步向定居化方向发展,以同乡聚居、同姓聚居的形态生活,这时的客民达到顶峰；第四,咸同以后,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化造成了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和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随着黔西南的客民定居化的进程,出现土客之间利益资源的争夺和认同价值观的转变。客民的不断增加,黔西南各地都出现了客强土弱,土着屡屡被侵凌的情况,并由此争斗而相互仇视,相互对峙,形成一种以籍贯为划分彼此标准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因土客双方的势均力敌而得以强化和延续,又因土客双方的身份转化而变得错综复杂。土客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长期积聚在土着心理上对客民仇视与痛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冲突或械斗的发生；另一方面因人口消亡,田地无人开垦,又引发了新的客民前来开垦的行为,而黔西南土地稀少与贫瘠的地理特征与传统的生计模式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以及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加剧了族群之间,土客之间的矛盾。在王朝眼里,客民是游离于化外与化内的一个群体,王朝对客民的态度也是在鼓励与限制之间徘徊,但每一个客民都希望自己能从化外走向化内,成为有身份的国家人。无论自发而来还是政府组织而来,客民都会用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王朝的正统性联系起来,会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国家的正统秩序。在客民心里,王朝的正统,就是“户籍”和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如“忠、孝、义”等正统性符号,这些成为客民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虽然土着尽管是王朝的合法居民,但在王朝眼里仍然是“未开化”的民族,王朝既对他们要加强防范,又要提防客民的肆意侵凌所造成地冲突。土着同样希望自己能纳入到王朝的正统中来,成为像中原一样“文明”的人,但由于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心理、感情、习惯上的差异,他们很难融入到客民社会当中,因而土客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隔阂和矛盾。朝廷往往通过行政区划、地名教化、地方保甲制度来应对社会秩序的变动,而土司则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即甲亭制度,来稳定和发展其管辖的地方。州县制度和甲亭制度并行不悖的并存着直至民国初年,在完全废除土司后,甲亭制度才基本被保甲制度所取代。清中后期黔西南的地方官员以“王学”为榜样,通过制定乡规民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此重塑王朝的社会秩序。教化的效果不理想不是“教化”的不到位,而在于“边界”的模糊。朝廷与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把过去的三套官僚系统并治的行政体制,改变为以州县系统为主的地方行政,理顺各级政府的隶属关系,通过解决省界和府内各州县的界域纷争和众多的插花地问题,从地理疆域上解决行政管辖的“盲区”,给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整创造了条件。但从黔西南区域社会与政治互动的关系看,我们发现即使清政府有心加强地方的统治,其结果却证明这个目的是失败的,反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嘉庆南笼叛乱、咸同回民叛乱等政治事件,最终清政府平定了叛乱,也由此产生了一批地方精英。刘氏家族正是善于利用清政府的国家制度和善于利用地方性策略而崛起并称霸地方,实现了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转变。
张应华[2]（2012）在《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当代贵州苗族音乐的传播实践,研究起点是其传承策略的封闭性和传播策略的现代性。研究的构想与基本思路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全面梳理贵州苗族音乐当代传播的现状,并深刻揭示其现代性特征,同时,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观点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揭示其关于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不同价值观,以此进一步提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本文主要的理论来源包括文化全球化理论、后现代文化、文化传播、文化生态、人类学、教育学、文化产业、苗族文化研究等。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简要地梳理了贵州苗族音乐的文化空间结构及其研究历程,对传承与传播两个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比较与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民间自然传播,包括“民间自然传播的历时性梳理和功用概述”、“苗族音乐‘代际传播’的行为方式与个案调查”、“苗族音乐‘族际传播’的行为观念与个案调查”以及“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挑战”四个部分。第三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现代媒介传播,包括“贵州苗族音乐创作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表演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文化原生态推介”以及“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价值与现代性症结”四个部分。第四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播,包括“20世纪下半叶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21世纪以来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现代性悖论”三个部分。第五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法梳理和探讨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和社会舆论,包括“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与新闻导向”、“青年学生群体社会舆论的问卷调查”、“文化学者群体社会舆论的深度访谈”三个部分。第六章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的探析。其中文化策略包括“价值判断的文化自觉观”、“研究策略的文化全球观”、“信源策略的文化主体观”、“信道策略的多层分级观”、“解读策略的文化相对观”、“交流策略的主体间性观”、“产业策略的文化生态观”。行动策略则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1)以“合目的、合规律”的生产实践维护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生态；2)从“元素型”转向“文化型”的贵州苗族音乐创演传播；3)回归民间主体性行为,重构贵州苗族音乐的“原生态”推介；4)以“交往理性”重构贵州苗族音乐当代教育传播体系；5)以“主体选择”策略重构贵州苗族音乐保护体制。
何治民[3]（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认为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崔凤军,徐云麟[4]（1991）在《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文中提出 大凡环境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为环境污染问题,其二是生态破坏.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山区,工业底子薄,污染问题并不突出.而生态破坏之严重,令人瞠目.这是我们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考察后最为深刻的感受.为制定县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应兴仁县政府邀请,致公党中央及北大环境中心一行数人赴当地调查研究.近一个月来,我们时时为生态破坏之严重而感到痛心.
徐忠麟[5]（2015）在《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环境法治实施体系、环境法治监督体系和环境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已初步形成与生态文明基本相适应的环境法治体系。但环境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不减反增,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表明我国现阶段环境法治部分甚至大部分失灵。从环境法治自身来看,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环境法治观念冲突、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和环境法治运行不畅等方面,而我国环境法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法学内部,注重制度构建但对制度落实或对制度的实施条件研究不够,注重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但对环境执法、司法特别是对影响环境执法和司法的相关因素研究不够。因而,有必要跳出现有法学理论的束缚,寻求其他学科前沿理论的支持来解释和校正当前环境法治失灵的现象。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演化而成并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是当前解释经济、政治、社会等现象的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范式,也可以引入环境法治领域解释和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问题。社会资本是根植于定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嵌入于一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因素及其蕴含文化中的,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社会或其某方面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核心构成的网络、规范和信任是考察环境法治的基本视角,对环境法治的观念、制度和运行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既可以解析我国环境法治的失灵问题,也可以为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校正提供新向度。基于网络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立法网络、环境执法网络、环境司法网络和环境法治监督网络,可以较好地解析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环境立法网络中,纵向网络的突出而横向网络特别是公民参与网络的不足、权威关系异化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网络中的错位、强关系突出而弱关系不足对环境立法理性商谈的影响等问题的存在,是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原因；环境执法和司法构成的环境法治实施网络中,网络的封闭性不足和“结构洞”过多难以保障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权威关系不足和权威关系过渡并存影响了环境执法与司法的公信力,纵横向网络与强弱关系的结构不尽合理影响了环境执法与司法的效果；环境法治监督网络中,纵向网络的强关系突出容易排斥圈外人而失去监督作用,横向网络的弱关系不足容易导致监督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结构洞”的普遍存在致使信息难以在网络内传递而减弱监督作用。校正环境法治失灵,优化环境法治网络,需要通过优化不同环境法治网络的成员,改善环境法治网络的结构,健全环境法治网络的运行机制来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基于规范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也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问题。环境法治观念的冲突,主要源于环境文化规范内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经济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冲突；环境法律制度权威的不足,可归因于环境法律制度与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的冲突；环境法治运行的不畅,也可以在环境文化规范、环境习俗规范和环境软法规范中找到原因。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需要通过生态人文精神的塑造推动环境法治观念的规范整合,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环境法律制度的规范整合,通过生态实践理性的一以贯之推动环境法治运行的规范整合。基于不同学科视野的信任考察环境法治形成的环境法治观念信任、制度信任和运行信任,也是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视角。基于心理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人际信任分析、基于社会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信任分析以及基于政治学对我国环境法治的政治信任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法治的观念信任缺失与环境法治观念冲突之间、制度信任缺失与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之间、运行信任缺失与环境法治运行不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解释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原因。校正环境法治的失灵,需要通过建构环境法治的观念信任、制度信任和运行信任来提升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对环境法治的支撑作用。总之,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缺失,校正环境法治失灵的重要路径是优化网络、整合规范和建构信任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简言之,环境法治的绩效提高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和支撑。
熊元彬[6]（2015）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杜俊奇[7]（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杨军昌,李永贤[8]（201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启示》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发展道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解放较晚以及民族自治区的成立时间先后差异,经济建设之路更为艰辛。在党中央、贵州省委省政府及民族地区政府的领导下,经过60年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章在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经济资源优势概述的基础上,着重总结了从计划经济到科学发展观各个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主要成就以及经济体制的变化,进而实事求是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了归纳和分析,最后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做一展望,旨在展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对今后更加科学的经济发展有所参鉴。
刘笑玲[9]（2013）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在场 ——苗族歌师唐德海及其传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一方面,中国文化由多民族文化传统共同构成,另一方面,这种多元文化又必须在国家力量主导下融合,向现代转型。于是,如何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个民族的文化精英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文化主要传承人的歌师,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既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积极回应国家力量的整合和现代文化的挑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本文所研究的唐德海,是一个曾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少数民族向国家领导人唱敬酒歌的苗族歌师,他的人生际遇、文化传承策略和他留下的大量珍贵民歌遗产,在这方面具有典型个案的意义。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族民间文化风姿多彩,由于其文化传承受限于文字,长期以来仅能以口头进行传承,因此苗族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通常体现为族群内各领域精英,而民间歌师作为苗族文化精英,无可替代地承担着苗族民间文学保护、传承和转型的重任。因此,只有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苗族歌师,才能更深刻地融入苗族文化生境,更恰当地体会苗族民间文化的视域,更有效地实现苗族民间文学的传承。文章以苗族歌师代表唐德海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民俗学视野下进行研究,旨在厘清苗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成长历程和其所传承的苗族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多元复杂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态网络的诸多渊源,意图让人们通过“走近”唐德海而“走进”苗族,了解苗族文化的产生、继承和发展,追寻苗族文化之命运。全文前置绪论、中置本论、后置结论,共六章。绪论部分从研究背景出发阐述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以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为序列梳理了议题相关文献并述评,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文化”与“生境”为切入点,在梳理苗族族源、历史、文化等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重点剖析当前苗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认为唐德海作为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传承人代表与雷山人文地理特征有密切相关性。第二章以“他者视角”为突破口,在厘清唐德海宗族关系与家庭状况的基础上,认为唐德海的人生经历丰富,至少经历了努力学歌和奋斗时期、备受关注和创作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等三个重要阶段；认为唐德海在“他者视角”中显示出群体刻板印象,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眼中唐德海并非个体而是群体、并非历史而是传说,在中年一代眼中的唐德海经济利益高于文化效益,而非经济利益与文化效益并行。第三章通过梳理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文本如苗族古歌、理词、巫词、嘎百福歌等,着力分析苗族古歌的文化内涵,认为唐德海的民歌文本具有强烈的民俗性和自觉的认同感,并强调苗族古歌在历史传承中发生了变异,深入研究需要“剥去现有古歌之外衣”探究“原生态”的苗族古歌。第四章着力探析传统语境中的苗族歌师,认为歌师在传统语境中演唱程序繁琐、禁忌严格、仪式意义重大,因此苗族歌师至少具有文化传承、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宗教功能等社会功能。同时重点研究了苗族“招龙”仪式中歌师的表演,认为歌师在“招龙”祈愿求福的仪程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第五章探究的问题是：国家由多民族文化构成,如何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者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歌师,必然面临着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张力的挑战。尤其在“家国同构”的中国特殊社会里,国家在场在个人身上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其身份的张扬与凸显,并强调尽管国家力量对歌师传承采取了众多鼓励扶持政策,但苗族文化传承人仍面临歌师年龄偏大,传承后继无人；政治运动对苗族文化传承人的冲击；外来文化的进入,冲击了苗族歌师原有的传承体系；不尽如意的生存环境、艰难的人生境遇以及在学歌过程中各种艰难困苦等现实困境。第六章以“自我呈现”和“他者呈现”为研究点,比较研究“自我呈现”的歌师与“他者呈现”的歌师的异同,并认为旅游文化展演情境中的歌师在演唱场域、演唱方式、演唱节气、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并以苗族歌师阿幼朵为例分析了苗族歌师在“传统——现代连续体”中作为“过渡人”的角度演变。结论部分,对文章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阐述。歌师传承民间文化与自然生境有密切相关性；歌师在“他者”眼中显示出群体刻板印象；歌师传承民间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歌师具有诸多社会功能；国家力量对歌师传承有重要影响；歌师是“传统——现代的连续体”的“过渡人”。
冀同敏[10]（2018）在《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造纸技艺保护与开发中参与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传统造纸工艺技术的发展为研究个案,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和写作,试图厘清在石桥村的造纸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由此而来的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开发过程,以及当地村民所进行的具体造纸实践,探寻传统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方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石桥传统造纸工艺面临着消亡的危机。然而在一张造纸订单和非遗作用下,石桥人又把即将消亡的造纸技艺重新变为了他们重要的生计。随着石桥造纸技艺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为了促进技艺的保护与开发,由国家和市场主导的旅游业、文创产业纷纷加入到了这项发展中。然而政府在通过旅游、市场促进非遗技艺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目标、方法、观念等出现了误差,忽视了村民的自主发展能力,造成了石桥造纸保护与开发的困境。石桥人在造纸这件事上则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动性和自主发展能力。尽管存在着内部的博弈和冲突,但是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石桥人是有着充分的能力,主动参与到石桥村的发展中来的。笔者认为在石桥造纸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由政府和市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开发方式仍以财富的增加为发展刺激点和目标,这正是石桥村里许多冲突的根源。然而如今的非遗开发工作不应该再单纯以经济收入的增加作为发展的理念和目标。而是要更新发展的观念,将非遗技艺拥有者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视发展为一个过程,建立让技艺拥有者们可以参与进发展中的机制,保障他们的主体性地位,孕育他们的文化自觉。只有非遗技艺的拥有者们获得了发展,才可能使非遗本身获得发展。
二、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论文提纲范文）
（1）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名词诠释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资料和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地理与人文：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南 |
| 第一节 黔西南历史地理与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前的社会生活 |
| 第二章 客民的到来 |
| 第一节 客民迁徙黔西南 |
| 第二节 客民的垦殖开发 |
| 第三节 客民的社会生活 |
| 第三章 客民与黔西南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土客冲突 |
| 第二节 赌盗成风 |
| 第三节 界域纷争 |
| 第四节 碑文中的社会秩序 |
| 第四章 行政、教化与国家秩序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双轨统治：亭目制度与保甲制度 |
| 第三节 易名与教化 |
| 第四节 客民与国家秩序 |
| 第五章 客民家族的崛起——以刘氏家族为例 |
| 第一节 刘氏家世 |
| 第二节 咸同回乱 |
| 第三节 称霸地方 |
| 结语 |
| 一、“插花地”区域：区域与国家之互动 |
| 二、反客为主：土客关系与社会秩序之变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全球化视野下的贵州苗族文化状貌 |
| (二) 音乐人类学的自我经验转换 |
| (三)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的现代性变迁 |
| 二.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意义 |
| 三.多维视野的学科参照与文献梳理 |
| (一) 多维视野的学科参照 |
| (二) 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研究的文献梳 |
| 第一章 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生态环境与类型划分 |
| 第一节 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生态环境与研究历程 |
| 一.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生态环境 |
| 二.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研究历程 |
|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 |
| (二) 20世纪下半叶的研究 |
| (三) 新世纪之交的研究 |
| 第二节 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研究类型 |
| 一.何谓“传承”?何谓“传播”? |
| (一) 何谓“传承” |
| (二) 何谓“传播” |
| 二.传承与传播的属性及其关系 |
| (一) 传承与传播的属性比较 |
| (二) 依据贵州苗族音乐当代传播问题情境的概念建构 |
| 三.贵州苗族传播研究的类型划分 |
| (一) 民间自然传播 |
| (二) 现代媒介传播 |
| (三) 学校教育传播 |
| (四) 生产行为传播 |
| 第二章 贵州苗族音乐的民间自然传播 |
| 第一节 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历时性梳理与功用 |
| 一.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历时性梳理 |
| (一) 出土实物梳析 |
| (二) 史料文献梳析 |
| (三) 民间口述辑录 |
| 二.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功用 |
| (一) 信源：苗族音乐作为历史文化 |
| (二) 信道：苗族音乐作为媒介手段 |
| 第二节 苗族音乐“代际传播”的行为方式 |
| 一.个案描述：杨昌杰及其社区 |
| 二.“代际传播”的传习机制 |
| (一) 家族传习机制 |
| (二) 民俗活动传习机制 |
| (三) 师承传习机制 |
| 三.“代际传播”的传习策略 |
| 第三节 苗族音乐“族际传播”的行为观念 |
| 一.族际关系研究理论的梳理 |
| 二.苗族音乐“族际传播”的文献与民间传说 |
| 三.个案研究：草苗音乐的“族际传播”——一种迁徙包裹互动关系 |
|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挑战 |
| 一.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方面的挑战 |
| 二.外来文化挤压所造成的挑战 |
| 第三章 贵州苗族音乐的现代媒介传播 |
| 第一节 贵州苗族专业音乐创作传播及个案分析 |
| 一.贵州苗族专业音乐创作传播概述 |
| 二.创作特点及个案分析 |
| (一) 创作目的 |
| (二) 技术手段：苗族音乐作为元素和西方音乐的体裁思维 |
| 第二节 贵州苗族专业音乐表演传播及个案分析 |
| 一.贵州苗族专业音乐表演传播概述 |
| 二.表演传播特点及个案分析 |
| (一) 表演传播目的 |
| (二) 技术手段：现代性“祛魅”的呈现方式 |
| 第三节 贵州苗族“原生态”音乐文化推介 |
| 一.贵州苗族“原生态”音乐文化推介概述 |
| 二.“原生态”推介的特点 |
| 第四节 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价值与现代性症结 |
| 一.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价值 |
| 二.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现代性症结 |
| 第四章 贵州苗族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播 |
| 第一节 20世纪下半叶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 |
| 一.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萌芽 |
| 二.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创建 |
| (一) 艺术专业院校的苗族音乐教育传播 |
| (二) 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苗族音乐教育传播 |
| (三)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创建的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21世纪以来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 |
| 一.总体状貌及其类型划分 |
| (一) 总体状貌 |
| (二) 类型划分 |
| 二.教学策略的现状调查 |
| (一) 专业型教育的个案调查 |
| (二) 结构型教育的个案调查 |
| 三.当下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的目标及其“模拟性”特点 |
| (一)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目标：文化代际传播 |
| (二)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模拟性”特点 |
| 第三节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现代性悖论 |
| 一.“同一性”中的“差异”教育观念 |
| 二.教育研究策略的“同一性”怪圈 |
| 三.“文化代际传播”的“封闭性” |
| (一)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封闭性” |
| (二) 后现代课程理论视角下的“封闭性” |
| 第五章 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和社会舆论 |
| 第一节 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与新闻导向 |
| 一.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 |
| (一) 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地方策略 |
| (二) 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地方策略 |
| (三) 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地方策略 |
| 二.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新闻导向 |
| 第二节 问卷调查：来自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舆论 |
| 一.调查目的、问题设计 |
| (一) 调查目的 |
| (二) 问卷设计 |
| 二.调查问卷统计与分析 |
| (一) 基本情况统计与分析 |
| (二) 问卷结果统计与分析 |
| 三.被调查大学生置于贵州苗族音乐当代传播的价值观念 |
| 第三节 深度访谈：来自文化学者群体的社会舆论 |
| 一.关于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社会舆论 |
| (一) 关于口传心授行为方式的言论 |
| (二) 关于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当下境遇的讨论 |
| 二.关于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社会舆论 |
| (一)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动因 |
| (二) 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核心目标 |
| 三.关于贵州民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社会舆论 |
| (一) 针对现代媒介本身的批评 |
| (二) 对“原生态”及其现代媒介推介的不同认识 |
| (三) 关于苗族音乐创作传播的讨论 |
| 四.焦点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冲突与共识的价值观立场 |
| 第六章 基于社会舆论的贵州苗族音乐全球化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 |
| 一.价值判断的文化自觉观 |
| 二.研究策略的文化全球观 |
| 三.信源策略的文化主体观 |
| 四.信道策略的多层分级观 |
| 五.解读策略的文化相对观 |
| 六.交流策略的主体间性观 |
| 七.产业策略的文化生态观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行动策略 |
| 一.以“合目的、和规律”的生产实践维护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生态 |
| 二.从“元素型”转向“文化型”的贵州苗族音乐创演传播 |
| 三.回归民间主体性行为,重构贵州苗族音乐的“原生态”推介 |
| 四.以“交往理性”重构贵州苗族音乐当代教育传播体系 |
| 五.以“主体选择”策略重构贵州苗族音乐保护体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为青年大学生设计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为专家学者设计的访谈提纲 |
| 自传、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3）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节 S村概况 |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 二、S村概况 |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 一、富饶的资源 |
| 二、贫困的经济 |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 一、S山泉水项目 |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 三、S村蔬菜产业 |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 一、孤儿LXL |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网络文献类 |
| 五、外文文献类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5）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与环境法治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一、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二、我国环境法治实施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三、我国环境法治监督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四、我国环境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 |
| 第二节 我国环境法治失灵的自身原因分析 |
| 一、观念层面：生态主义价值理念尚未统领环境法治 |
| 二、制度层面：环境法律制度的认同度和权威性不高 |
| 三、运行层面：环境法治运行的体制机制不畅 |
| 第三节 我国环境法治研究的不足与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必要性 |
| 一、我国现行环境法治研究及其解析和校正环境法治失灵的不足 |
| 二、我国环境法治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社会资本理论：考察我国环境法治的新视角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 |
| 二、社会资本的属性 |
| 三、社会资本的构成 |
| 四、社会资本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沿革 |
| 一、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 |
|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与繁荣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理论向相关学科的扩张 |
| 一、社会资本理论向经济学、政治学的初步扩张 |
| 二、社会资本理论向相关学科的全面扩张 |
| 三、社会资本理论向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的扩张 |
| 四、社会资本理论向法学领域的扩张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环境法治的视角选择 |
| 一、本文对考察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界定 |
| 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的视角选择：网络、规范、信任 |
| 三、环境法治接受考察的视角选择：观念、制度、运行 |
| 第三章 基于网络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网络 |
| 一、环境法治的网络分析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网络基本类型 |
| 三、基于网络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网络解析 |
| 一、环境法治失灵的立法网络解析 |
| 二、环境法治失灵的实施网络解析 |
| 三、环境法治失灵的监督网络解析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网络优化 |
| 一、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模式选择 |
| 二、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网络优化的实践路径 |
| 第四章 基于规范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 |
| 一、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界定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规范基本类型 |
| 三、基于规范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规范解析 |
| 一、环境法治观念冲突的规范解析 |
| 二、环境法律制度权威不足的规范解析 |
| 三、环境法治运行不畅的规范解析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规范整合 |
| 一、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模式选择 |
| 二、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规范整合的基本路径 |
| 第五章 基于信任的环境法治考察 |
| 第一节 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 |
| 一、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界定 |
| 二、考察环境法治的信任基本类型 |
| 三、基于信任考察环境法治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环境法治失灵的信任解析 |
| 一、环境法治失灵的观念信任缺失 |
| 二、环境法治失灵的制度信任缺失 |
| 三、环境法治失灵的运行信任缺失 |
| 第三节 环境法治的信任建构 |
| 一、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目标定位 |
| 二、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战略部署 |
| 三、环境法治信任建构的基本策略 |
| 结语 |
| 一、环境法治失灵：我国环境法治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形成鲜明反差 |
| 二、社会资本缺失：我国环境法治失灵原因的新诠释 |
| 三、社会资本积累：我国环境法治失灵校正的新路径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业绩 |
| 后记 |
（6）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
| 二、学界的研究现状与主要分歧 |
| (一)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宏观研究 |
| (二) 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区域和行业性研究 |
| (三) 海外学界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研究 |
| (四) 学界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调查和研究 |
| (五) 学界的主要观点及其问题 |
| 三、文章的内容及其结构安排 |
| (一) 文章的主旨、主线及重点、难点、创新 |
| (二) 文章的篇章结构及其大致内容 |
| 四、文章相关概念的辨析及界定 |
| (一) “工厂”与“手工业”概念的阐述 |
| (二) “云贵高原”空间及其“近代”时间的界定 |
| (三) “近代工业”与“近代手工业”内涵的辨析 |
| (四) “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理论的诠释 |
| 第一章 云贵高原传统手工业的变与不变 |
| 第一节 传统棉纺织业 |
| 一、棉纺织原料的来源 |
| 二、棉纺织生产及其市场 |
| 三、蚕桑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冶矿业的开采及其市场 |
| 一、云贵冶矿业的开采 |
| 二、矿业资源对客民的吸引及其影响 |
| 三、矿产的销售及其市场 |
| 第三节 其它特色手工业及商贸的变动 |
| 一、其它特色手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客商对云贵手工业的带动及本地商人的成长 |
| 三、传统贸易的联动与整合 |
| 第二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鸦片与机制洋纱的整合及客商与市场的联动 |
| 一、带动因子：鸦片种植与近代商人的成长 |
| 二、市场联动：鸦片贸易与外地市场及客商的关系 |
| 三、资源整合：“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 |
| 第二节 机制洋纱的输入与云贵高原手工业的变动 |
| 一、“土纱业中引起了一个革命”：机制洋纱对传统棉料来源的取代及其影响 |
| 二、机制洋纱的助推：织布业的发展与不足 |
| 三、同床异变：云贵与成渝近代棉纺织兴起与变动的差异 |
| 第三章 工业化的兴起与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近代化工厂的创办 |
| 一、政府主导型：机械化工厂的创办 |
| 二、商人自动型：民营企业的创办 |
| 三、政府与商人联合型：集资创办的新式工业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工业化的相互影响 |
| 一、机器生产对手工业的带动作用 |
| 二、新式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
| 三、手工业专业区的传承与变动 |
| 四、手工工具及技艺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第三节 工业化背景下经济的变化 |
| 一、并存中的发展：传统集市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出现 |
| 二、商品化的相对提高与不足 |
| 三、资金及新型人才的缺乏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云贵高原典型手工业的传承与变动 |
| 一、云贵高原动物资源的利用：皮毛制革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二、云贵高原植物资源的开发：制茶业的生产及其市场 |
| 三、食品加工业的传承与变动：酿酒业与制糖业的发展 |
| 第四章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 |
| 第一节 列强在联动与整合中的表现 |
| 一、外向的投入：列强资金与技术的投入及其影响 |
| 二、市场的占领：列强机制工业品向云贵高原的倾销及其影响 |
| 三、资源的掠夺：列强对云贵高原工业资源的占领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边陲贸易的发展与商贸中心的形成 |
| 一、国外市场：云贵高原边陲贸易的变动及其影响 |
| 二、中心市场：云贵高原商贸中心的形成及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国内市场：区域问工业原料及半成品的整合 |
| 第三节 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
| 一、人力桥梁：交通不便下马帮的作用及其影响 |
| 二、口岸联动：云南及云贵周边商埠对云贵手工业的影响 |
| 三、新旧联动：传统商路的变动与新型商路的出现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政府与商人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表现及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与商人的引领及手工业的发展 |
| 一、棉纺、染织的倡导及其影响 |
| 二、蚕桑业的鼓励及其影响 |
| 三、其它手工业的推动 |
| 第二节 商帮、商号的发展及对手工业的推动 |
| 一、商帮、商号的形成及其发展 |
| 二、商帮、商号在市场联动与资源整合中的运作 |
| 第六章 云贵高原近代于工业与经济社会的变迁 |
| 第一节 手工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 |
| 一、女性工人的出现及其影响 |
| 二、人口变动对手工业的影响 |
| 三、组织变迁：传统经营组织与经营体制的多样化 |
| 第二节 手工业与社会风尚习俗的联动 |
| 一、消费观念的变革：奢侈化与传统勤俭之风的并存 |
| 二、生活方式的变动：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 |
| 第三节 手工业与消费结构的多元化 |
| 一、西式服饰与“：土式”服饰的并存 |
| 二、中西合璧式建筑与新旧式交通的并存 |
| 结语 |
| 一、云贵高近代原手工业的特点 |
| 二、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启示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9）族群传统与国家在场 ——苗族歌师唐德海及其传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特色与创新 |
| 第一章 苗族歌师的文化生境 |
| 第一节 苗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一、 苗族的族源 |
| 二、 苗族历史概况 |
| 三、 苗族的文化 |
| 第二节 苗族文化的自然生境 |
| 一、 苗族的人口分布 |
| 二、 苗族的地理环境 |
| 三、 苗族人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结构 |
| 四、 苗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
| 五、 苗族文化与国家政策 |
| 第三节 雷山苗族历史文化与民间文学 |
| 一、 雷山概况 |
| 二、 雷山苗族民间文学 |
| 三、 在人民大会堂唱苗族酒歌的唐德海 |
| 第二章 歌师唐德海的历史影像 |
| 第一节 唐德海的宗族关系与家庭状况 |
| 一、 宗族关系与家庭状况 |
| 二、 苗族语言文字保护传承陈列馆 |
| 第二节 人生经历与宗教信仰 |
| 一、 唐德海的人生经历 |
| 二、 唐德海的宗教信仰 |
| 第三节 口述史中的唐德海 |
| 一、 青年一代——传说而非历史 |
| 二、 中年一代——利益大于文化 |
| 第三章 唐德海演唱的民歌文本 |
| 第一节 苗族民歌的主要类型 |
| 一、 苗族古歌 |
| 二、 理词 |
| 三、 巫词 |
| 四、 嘎百福歌 |
| 五、 其他 |
| 第二节 苗族古歌的文化价值 |
| 一、 苗族古歌 |
| 二、 苗族古歌与苗族大迁徙 |
| 三、 苗族古歌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唐德海民歌文本的特征 |
| 一、 强烈的民俗性 |
| 二、 自觉的认同感 |
| 第四章 传统语境的自歌自唱 |
| 第一节 民间场域中的苗族歌师 |
| 一、 苗族歌师 |
| 二、 歌师演唱的传统语境 |
| 三、 歌师演唱的内容 |
| 第二节 苗族歌师的社会功能 |
| 一、 传承功能 |
| 二、 教育功能 |
| 三、 娱乐功能 |
| 四、 宗教功能 |
| 第三节 “招龙”仪式中的苗族歌师实录 |
| 一、 “招龙”的情况概要 |
| 二、 “招龙”的核心仪式——村寨祭龙 |
| 三、 “招龙”的目的——祈福求愿 |
| 第五章 歌师传统与国家在场 |
| 第一节 苗族歌师的传统传承方式 |
| 一、 家族传承 |
| 二、 师徒传承 |
| 三、 政府传承 |
| 第二节 顺应潮流的歌师唐德海 |
| 一、 身份的国家在场 |
| 二、 民歌的国家叙事 |
| 第三节 国家对苗族文化传承人的甄别与鉴定 |
| 一、 苗族文化传承人面临之困境 |
| 二、 国家与苗族文化传承人的互动 |
| 第六章 苗族歌师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自我呈现的变迁 |
| 一、 演唱场域的变迁 |
| 二、 演唱方式的变迁 |
| 三、 演唱节气的变迁 |
| 四、 自我呈现的变迁 |
| 第二节 旅游场域的歌师文化状态的变迁 |
| 一、 旅游场域歌师文化状态的变迁 |
| 二、 “传统——现代连续体”中歌师的传承路径 |
| 第三节 “传统——现代连续体”的“过渡人” |
| 一、 作为“过渡人”的歌师 |
| 二、 苗族歌手阿幼朵现代转型的案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村规民约 |
| 附录二 雷山非遗、非遗传承人、民族文化村寨申报情况 |
| 附录三 雷山文物保护单位统计 |
| 附录四 陶尧片区过去的基本情况、改乡建镇后的情况 |
| 附录五 雷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简介 |
| 附录六 阿幼朵访谈记录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着作、论文 |
| 致谢 |
（10）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造纸技艺保护与开发中参与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
| 二、参与式发展理论 |
| 三、造纸技艺及纸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章 石桥村的造纸历史与造纸工艺 |
| 第一节 纸张的分类与石桥的造纸史 |
| 一、传统纸张的分类 |
| 二、石桥村的造纸历史 |
| 第二节 石桥村的造纸工艺 |
| 小结 |
| 第二章 以政府为主导的石桥造纸保护与开发 |
| 第一节 1996年的机遇 |
| 一、多色花草纸:新的纸张研发制作 |
| 二、造纸合作社: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
| 第二节 石桥造纸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
| 第三节 因造纸发展起来的旅游业 |
| 一、无止境的旅游建设 |
| 二、旅游开发所引起的矛盾 |
| 第四节 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形式开发石桥造纸 |
| 小结 |
| 第三章 石桥人的造纸保护与开发 |
| 第一节 石桥人的造纸实践 |
| 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WXW:提升皮纸的品质 |
| 二、省级非遗传承人PYH:将工艺体验作为商品销售 |
| 三、县级非遗传承人WQG:作为旅游纪念品的石桥古纸 |
| 第二节 造纸人之间博弈 |
| 第三节 促进造纸的文化自觉意识 |
| 一、七月半节日里的祭祀蔡伦仪式 |
| 二、七月半节日里的造纸培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英文专着 |
| (二) 中文专着 |
| (三) 期刊 |
| (四) 学位论文 |
| 致谢 |
四、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论文参考文献）
- [1]反客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区域的客民研究[D]. 袁轶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2]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D]. 张应华. 中国音乐学院, 2012(06)
- [3]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4]生态破坏后 出路在哪里——贵州省兴仁县环境调查的感受[J]. 崔凤军,徐云麟. 大自然, 1991(04)
- [5]我国环境法治的社会资本理论考察[D]. 徐忠麟. 武汉大学, 2015(02)
- [6]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熊元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7]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8]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启示[J]. 杨军昌,李永贤.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2011(00)
- [9]族群传统与国家在场 ——苗族歌师唐德海及其传人研究[D]. 刘笑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10]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造纸技艺保护与开发中参与式发展研究[D]. 冀同敏.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