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力资本化的涵义（论文文献综述）
解斯棋[1]（2021）在《《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比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着作《国富论》中的资本理论。通过对二者资本理论中关于资本的界定、资本的作用、资本的报酬、资本报酬的分配、资本的划分、资本的运动、资本的来源与资本积累等方面异同点的比较,本文阐释了《资本论》的资本理论对《国富论》的资本理论的继承、批判与超越。本文认为《国富论》与《资本论》在资本理论上的许多观点具有一致的态度。二者都认为资本具有能够为资本所有者带来报酬的本质作用,因而资本是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要素。并且,资本报酬的创造是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所以资本报酬实质上是劳动者创造的增殖价值。二者都认为资本不是单一的形态,都对不同形态的资本进行了划分。二者都认为资本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资本的运动是一种起点即为终点的循环运动。二者对于资本来源的认识都来源于劳动价值论,所以二者认为资本实质上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这种产物的不断积累导致资本规模的扩大。本文认为《国富论》与《资本论》在资本理论上既存在共识又存在分歧。《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不相一致的观点,正是《资本论》创立自身资本理论的基础。《国富论》认为资本是资本所有者可支配财富中用于生产的财富即使用价值,资本在实现资本所有者个人利益的同时可以间接实现社会利益。《资本论》则认为资本是资本家阶级用于无偿占有他人生产的增殖价值的价值,所以资本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各种不同的现实情况会导致资本报酬在资本家之间的不等分配。《资本论》则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增殖价值,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具有平均化的特点,所以各个资本家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国富论》认为资本是使用价值,所以它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的不同形态,并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使用价值的运动。《资本论》则认为资本是价值,所以它以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的不同形态,并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价值的运动。《国富论》认为资本的增加或积累源于资本所有者个人的节俭,这种节俭导致的资本积累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论》则认为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剩余价值源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所以资本积累是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结果。并且,资本积累使资本家用无偿占有的他人的劳动果实不断扩大对他人劳动果实的占有,从而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本文通过比较《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共识,深入地分析了《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继承。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的分析工具。在研究资本的本质来源时,《资本论》与《国富论》都采用了劳动价值论这种分析工具。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具有自利动机的观点,二者都看到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认为资本会自动去往利润高的领域从而使自身扩大和增殖。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对资本推进生产力发展的肯定态度。《资本论》指出资本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论》认为资本具有文明作用。本文认为《资本论》继承了《国富论》中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观点。二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包括供劳动者生产使用的生产资料与供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两方面,而资本也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方面。所以,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本文通过比较《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分歧,阐明了《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批判。本文认为《国富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只看到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和促进作用,而忽略了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基础上。并且,《国富论》将资本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看作是绝对的,而没有意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客观规律必然会导致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阻碍作用。本文认为《资本论》批判了《国富论》将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及占有看作是正当的、合理的。《国富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点在于它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没有看到资本在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劳动结果等方面对劳动者的剥削。除此之外,《资本论》在第二卷明确提出了对《国富论》资本划分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国富论》资本报酬是决定价值的要素观点的批判。通过对《国富论》与《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共识与分歧的分析,通过对《资本论》对《国富论》中资本理论的继承与批判的研究,本文最终将《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进行了总结。本文认为《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不仅是理论本身的超越,还涵盖了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超越。在资本理论的研究上,《资本论》以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代替了《国富论》的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在分析资本理论时,《资本论》不但继承了《国富论》的分析工具,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同时使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两种分析工具致使《资本论》更加全面和科学。在研究资本理论的立场和目的上,《资本论》摒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贯的资产阶级立场以及实现财富增长的目的。《资本论》站在了人类的立场上,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而研究资本理论。最终,本文提炼出了《资本论》中资本理论的思想精华和研究结论。《资本论》认为资本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具有增殖价值作用的价值;资本不是单纯的具有自然属性的物,资本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关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不足的,而是相对于资本不能实现其增殖价值职能的绝对过剩;资本不是绝对现象而是一种历史暂时现象。资本在生产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走向灭亡的历史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必然性。资本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发展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资本的历史使命。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比较《资本论》与《国富论》的资本理论,旨在论证《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以及《资本论》所构建的新的资本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李黎明[2]（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李欣[3]（2020）在《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之一。长久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因为其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资源。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压力日趋增大,传统的过量投入化肥农药来追求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在宏观层面上首次提出了耕地休耕这个概念,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等相关探索。自此,我国在部分省份逐步开始实施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全国最大优质粳稻主产区。近年来,土地硬化、酸化以及土地肥力的退化日益严重,导致黑龙江省部分水稻种植地区的土壤质量逐渐下降,为耕地资源的永续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要求,2018年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黑龙江省作为水稻休耕试点。因此,黑龙江省实施水稻休耕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休耕制度生成生态溢价已经是不争的客观现实。休耕生态溢价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制度红利,通过政府实行休耕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源形成集中的休耕活动投入,其生态溢价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能够转化为经济剩余。本文运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供求均衡发展等理论,阐述了生态溢价决定因素、生成条件以及机理,指出生态溢价是一个生态系统平衡（均衡）状态溢出的生态价值,提出了休耕生态溢价需要设计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确保生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其次,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不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冲突缓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休耕生态溢价作为一种博弈结果,显示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和市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水稻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影响与作用。引入贯序均衡分析框架,展现了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可能出现的完美均衡、适度均衡和持久均衡三种情形。正视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是一种不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博弈,进入充分的博弈策略空间,考察政府休耕政策激励的公平性与休耕者可靠忠诚的策略博弈行为选择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讨论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激励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路径实现、选择和优化。引导利益主体充分博弈是促进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生成的有效路径。再次,为进一步了解休耕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针对土地肥力、农户经济收益、休耕意愿的收购价格等五个方面,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样本进行休耕政策效果实证分析。用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国家和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实现休耕生态溢价路径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黑龙江省依靠市场化实行水稻休耕的五常市北大仓水稻科技有限公司,估算了其水稻休耕生态溢价以及分析了市场化实现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休耕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生态溢价的对策与建议,即水稻休耕制度实施要注意差异化、政策经济补偿要公开透明化、让农民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博弈主体,把休耕产生生态溢价活动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等等。土地休耕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产能的有效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稻休耕制度为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和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民增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雪[4]（2020）在《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土地与住房供给的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逐渐压倒使用价值,于是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以房地产为导向的空间重构。伴随着旧城区的物质环境、产业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全方位升级,很多历史久远的传统邻里街坊遭到致命破坏。历史城区不仅是城市发展轨迹的实物见证,也是本土社区赖以生活的家园,承担着居民的物质、精神、情感和社会需求。从人文主义遗产保护视角,受资本支配的理性主义城市重构不仅造成历史肌理的结构性破坏,更是将承载着文化与记忆、向景观中注入了情感与意义的社区彻底解构,而历史环境与本土社区之间动态的、迭代的、具体的互动关系恰是遗产社会价值的体现;从空间正义视角,与社区福祉相悖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分配机制暴露出资本扩张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保障社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实现遗产社会价值的前提。天津是一座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同时也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城市,其过往二十余年的城市建设历程暴露出经济增长、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之间的多重矛盾。论文以天津为例,基于对中心城区12个历史片区的社区调查（信息收集方法包括实地观察、访谈与问卷调查）,围绕着历史环境与本土社区的关系展开研究,以期为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过程中实现历史环境延续性、社区生活质量和城市综合发展三者之间平衡的可行性策略提供现实借鉴,方能利于历史城区在当代生活中作为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论文各章以人地关系为线索展开,总体分为三大部分:首先建构历史城区中人地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理论体系（第2章）,然后基于实证研究阐明当代城市人地关系破坏的表现及动因（第3、4章）,最后基于实证研究揭示不同人地关系对遗产保护的不同影响（第5、6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2章理清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议题中以本土社区为中心的问题群,按照对本土社区的文化权利关照、微观心理关照和城市权利关照三个维度建构理论体系;第3章分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人地关系的普遍威胁及其在社区尺度的消极结果,并且以西沽南为例基于对人地纽带特征的详细分析揭示城市空间重构对本土社区的破坏作用;第4章分析这种人地纽带破坏在中国乃至天津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动力机制;第5章以兆丰路社区为例揭示了在居住需求与现实利益因素的介入下,人地关系恶化导致遗产保护面临来自社区的阻力;第6章通过考察老城厢拆除以后当地居民自发抢救老城文化的行为,展现了人地情感纽带对推动遗产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体现出的遗产社会价值的韧性。论文从人地纽带视角切入,将着眼点由城市遗产的实物对象转向其中容纳的社会群体,从人情化和正义性两方面使遗产社会价值的人本思想得到全面阐发。通过对社区的微观研究可以将历史环境中相对隐形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方面呈现出来,使旧城更新中的遗产去留争议从建筑文化和空间经济之间的价值权衡向社会层面扩充。而且,论文以当下中国城市最具争议性的危旧改造现象为背景,将遗产社会价值、城市权利、士绅化、失所等国际关心的议题落地本土化分析。
杨伟荣[5]（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王海荣[6]（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林存文[7]（2019）在《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研究 ——基于69个样本城市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及其产业开发与利用等的研究日益成为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本研究以验证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不好这一现象为出发点,以实证检验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框架;其次,借鉴创意经济理论、文化产业价值链等理论,分析了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以及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机制等研究内容,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模型;再次,运用因子分析、面板数据计量回归等方法对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的水平;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并得出相应的管理启示。本研究主要取得以下三点研究结论。第一,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机制揭示了两者间存在的影响和联系。实证研究显示,综合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存在正向显着的影响,“文化资源诅咒”总体上不存在。但不同类型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文化资源禀赋对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第二,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作用机制揭示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过程和运行机制。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过程可以分为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三个阶段,包括创意、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等环节。实证研究显示,产业集聚、城市经济环境、城市政策环境、人才、市场需求、创意等要素对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过程有正向显着的影响作用。第三,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测度揭示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程度和水平,具体通过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体现。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当前各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存在中等水平以上的耦合,但耦合协调等级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影响关系,但协调发展水平还不足,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还不高。本研究创新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提出并验证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机制的理论模型;第二,分析并检验了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机制,验证了经济学领域中的“资源诅咒”命题在文化产业领域中的适用性;第三,剖析了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的运行机制,提炼并实证检验了创意、人才、市场需求、产业集聚、城市经济环境、城市政策环境等关键影响因素;第四,实证测度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水平,通过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了对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程度的研究。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学术价值,丰富了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期望能够为后续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马荣[8]（2019）在《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十分紧迫的目标之一。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通常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视作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关研究也认为,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时也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基本保持在同一时期。发达的轨道交通可以加速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拓宽生产要素的活动范围。可见,“要想富,先修路”这一黄金法则是有一定道理的。高速铁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且是一种社会先行资本。高速铁路作为一种高速、环保的交通工具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已进入铁路全面提速发展时代。新技术的应用是否会加快我国产业发展演变的速度或带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我国高铁技术应用广泛,研究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技术运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非常典型且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新技术革命不仅对各次产业、资源配置、生产流通、生活消费、工作学习、文化思维等带来重大影响,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巨大改变,必然影响着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经济体制中的技术和资本关系,也会深深影响着我国各产业体系的技术、企业、行业和区域的各个层面的资源配置和要素使用,从而改变着我国各地产业发展的格局。因此,高铁建设所引发的新技术应用是否会加快产业结构演变的速度或带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正是从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机理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系统地研究高铁开通和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深入揭示产业发展的本质属性和运行规律,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增强国家和产业界对高铁建设的长远发展及应用提供决策依据。论文首先对研究高铁建设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过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及其演进理论;第二是技术和资本的内涵及关系理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展开分析。通过上述理论的探讨,为下一章构建基于技术-资本双螺旋机制的产业发展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接下来,我们用双螺旋模型揭示了产业结构体系运行的内在机理,并获得了高铁建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命题:技术和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并分别从产业体系的技术层面、组织层面、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解释其中内涵的劳动资本双螺旋驱动机理。然后分别从我国高铁建设情况和产业发展情况两个方面描述了当前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从高铁的技术发展、资本投入、产业发展和城市布局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高铁建设发展情况,分别从产值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化和国际比较等四个方面描述了我国当前产业发展所处的形势和问题。为了比较深入地理解现实经济体系中高铁的产业结构影响中双螺旋机理,在实证方面论文从两方面展开了分析。首先,实证研究城市高铁开通对其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在整体上提高了站点开通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但是高铁建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则分别存在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上的差异。其次,论文对以技术-资本双螺旋模型为基础探究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机理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双螺旋机制确实影响了高铁建设对产业结构水平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效应。上述实证所需数据均来自于全国市级以上城市1998年到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所用方法主要采纳双重差分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命题进行验证。论文运用技术与资本的辩证关系揭示了高铁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相关性,并运用计量工具验证了技术与资本的互动机制推动了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分别存在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上的差异。阐释了产业发展如何借助高铁建设推动技术-资本的适度螺旋机制,技术和资本矛盾双方相互制衡、螺旋上升的运动规律,是实现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和合理化的根基和前提。以上观点的提出不同于盲目增加技术或资本投入的线性思维模式,也为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加辩证的解决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邓艳萍[9]（2019）在《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态哲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空间生产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类生活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进入了城市化发展阶段,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推动下呈现不同的资本化样态。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体现为人类以劳动实践的方式对自然加以改造的过程,城市空间生产的一切活动均立足于自然提供的空间与资源之上。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提升,城市空间改造能力的增强,城市空间生产利用资本、科技、权力等生产要素将自然物质资源转换成空间社会财富,将原本处于孤存状态的各个生产要素聚合成空间生产力,提高了城市主体生活品质,这是城市空间生产体现的正面价值;此外,城市空间生产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推动下对空间进行重构,本质上就是资本增值逻辑的强化,因此导致了各个空间样态出现了异化问题。生态空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产空间人内自然的异化以及生活空间的科技异化,文章基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针对三个空间样态的呈现的不同异化现象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城市空间生产未来发展走向更合理的空间模式进行可能性路径探索,以期对于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增殖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并寻求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生产秩序。
罗丽娟[10]（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指出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二、劳动力资本化的涵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动力资本化的涵义（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富论》与《资本论》资本理论的共识 |
| 2.1 关于资本界定与作用方面的共识 |
| 2.1.1 资本是创造财富的要素 |
| 2.1.2 资本具有保值和增殖的作用 |
| 2.2 关于资本的报酬与分配方面的共识 |
| 2.2.1 资本的报酬是雇佣劳动创造的增殖价值 |
| 2.2.2 资本的报酬被资本所有者占有 |
| 2.3 关于资本的划分与运动方面的共识 |
| 2.3.1 资本可划分为多种形态 |
| 2.3.2 资本是运动的且运动轨迹是循环 |
| 2.4 关于资本的来源与积累方面的共识 |
| 2.4.1 资本来源于过去的劳动 |
| 2.4.2 资本积累是资本规模扩大的基础 |
| 第3章 《国富论》与《资本论》资本理论的分歧 |
| 3.1 关于资本界定与作用方面的分歧 |
| 3.1.1 《国富论》认为资本是使用价值 |
| 3.1.2 《资本论》认为资本是价值 |
| 3.1.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进社会利益 |
| 3.1.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作用是增进资本家利益 |
| 3.2 关于资本的报酬与分配方面的分歧 |
| 3.2.1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流通领域 |
| 3.2.2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报酬来源于生产领域 |
| 3.2.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报酬在资本家之间不等分配 |
| 3.2.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报酬在资本家之间平均分配 |
| 3.3 关于资本的划分与运动方面的分歧 |
| 3.3.1 《国富论》以使用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 |
| 3.3.2 《资本论》以价值为核心划分资本 |
| 3.3.3 《国富论》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使用价值的运动 |
| 3.3.4 《资本论》认为资本的运动是价值的运动 |
| 3.4 关于资本的来源与积累方面的分歧 |
| 3.4.1 《国富论》认为资本来源于资财所有者的节俭 |
| 3.4.2 《资本论》认为资本来源于资本所有者对劳动的剥削 |
| 3.4.3 《国富论》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社会财富 |
| 3.4.4 《资本论》认为资本积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 |
| 第4章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
| 4.1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继承 |
| 4.1.1 继承了《国富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本分析工具 |
| 4.1.2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具有自利动机的观点 |
| 4.1.3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对生产力具有推动作用的观点 |
| 4.1.4 继承了《国富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观点 |
| 4.2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批判 |
| 4.2.1 批判了《国富论》忽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
| 4.2.2 批判了《国富论》忽略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
| 4.2.3 批判了《国富论》对资本的划分 |
| 4.2.4 批判了《国富论》资本报酬是决定价值的要素 |
| 4.2.5 批判了《国富论》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及占有 |
| 第5章 《资本论》对《国富论》资本理论的超越 |
| 5.1 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超越 |
| 5.1.1 由实证研究方法跨越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 5.1.2 由规范研究方法跨越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
| 5.1.3 由以劳动价值论为分析工具跨越到以剩余价值论为分析工具 |
| 5.2 研究立场和目的的超越 |
| 5.2.1 由资产阶级立场跨越到人类的立场 |
| 5.2.2 由财富增长的目的跨越到人类解放的目的 |
| 5.3 研究结论的超越 |
| 5.3.1 资本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价值 |
| 5.3.2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 |
| 5.3.3 资本不是不足而是过剩 |
| 5.3.4 资本不是绝对现象而是历史暂时现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休耕制度 |
| 2.1.2 经济补偿 |
| 2.1.3 生态溢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供求均衡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现状及效果分析 |
| 3.1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现状 |
| 3.2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政策效果分析 |
| 3.2.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构建 |
| 3.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1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1.1 生态溢价的决定性因素 |
| 4.1.2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2 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2.1 市场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2 生态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3 再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3 生态溢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
| 4.3.1 生态资本账户与休耕负债表 |
| 4.3.2 生态溢价的收益来源和成本追加 |
| 4.3.3 基于市场供求平衡关系下的生态溢价成本收益对应关系 |
| 4.4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4.1 黑龙江省水稻供给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2 黑龙江省水稻需求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估算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分析 |
| 5.1 利益主体博弈的基础理论 |
| 5.1.1 局中人的博弈策略 |
| 5.1.2 效用函数优化原理 |
| 5.1.3 结果不确定性应对的主观概率分布 |
| 5.2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均衡的路径情景分析 |
| 5.2.1 序贯均衡在休耕制度生态溢价路径选择中的政策涵义 |
| 5.2.2 完美均衡路径情景 |
| 5.2.3 适度均衡路径情景 |
| 5.2.4 持久均衡路径情景 |
| 5.3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优化路径的合作选择 |
| 5.3.1 国家主导的激励兼容规则制定 |
| 5.3.2 市场选择的委托人知情化机制设计 |
| 5.3.3 利益主体温和的讨价还价 |
| 5.4 诸多利益主体博弈释放生态溢价的激励机制优化 |
| 5.5 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分析 |
| 5.5.1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实现 |
| 5.5.2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选择 |
| 5.5.3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优化 |
| 5.6 本章小结 |
| 6 国内外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借鉴与启示 |
| 6.1 国内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1 生态脆弱区强制性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2 粮食主产区自觉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3 一般地区市场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4 中国台湾地区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 国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1 吸收法治化 |
| 6.2.2 引入利益补偿激励化 |
| 6.2.3 强化市场识别机制化 |
| 6.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启示 |
| 6.3.1 确定激励政策与技术支持互动的实现路径 |
| 6.3.2 选择合理休耕规模的实现路径 |
| 6.3.3 引导试点地区农户参与的实现路径 |
| 6.3.4 寻求经济补偿为激励的实现路径 |
| 6.3.5 强化市场化运作的实现路径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五常市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案例分析 |
| 7.1 案例研究的对象选择 |
| 7.2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7.2.1 设计分享机制保障实现生态溢价 |
| 7.2.2 突出过程补偿释放生态溢价 |
| 7.2.3 显示识别功能显现生态溢价 |
| 7.2.4 强化市场化交易增值生成生态溢价 |
| 7.3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估算 |
| 7.3.1 基于高端价格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3.2 基于补偿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路径优化分析 |
| 7.4.1 品牌战略支撑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4.2 高端市场交换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水稻休耕实现生态溢价的对策建议 |
| 8.1 实行差异化休耕制度安排 |
| 8.1.1 生态脆弱区休耕强调法治化 |
| 8.1.2 粮食主产区休耕满足粮食安全产能减量化 |
| 8.1.3 一般地区休耕体现市场驱动化 |
| 8.2 制定透明公平的经济补偿政策 |
| 8.2.1 强调政策普惠性 |
| 8.2.2 体现政策兑现公平性 |
| 8.3 完善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 |
| 8.3.1 明确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定位 |
| 8.3.2 确定休耕农产品的生态价值 |
| 8.3.3 建立生态品牌的可追溯制度 |
| 8.4 完善以休耕农户为利益主体的配套机制 |
| 8.4.1 规范休耕土地流转 |
| 8.4.2 完善休耕政策法规设计 |
| 8.4.3 保障休耕技术的支持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行为的调査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4）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人文主义回归的广泛影响 |
| 1.1.2 现实背景——中国后改革时代的“无地方性”城市重构 |
| 1.1.3 研究契机——“三年清零”行动计划 |
| 1.2 题目解析 |
| 1.2.1 研究对象概念界定 |
| 1.2.2 几个核心概念的相互关系辨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主体视角的人地纽带研究 |
| 1.3.2 遗产保护中涉及本土社区的研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
| 1.6.3 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 |
| 第2章 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中围绕本土社区的理论体系建构 |
| 2.1 以本土社区为中心的问题群及其逻辑梳理 |
| 2.2 对本土社区的文化权利关照——遗产社会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社会价值概念的形成背景——遗产价值格局的人本视角转向 |
| 2.2.2 社会价值的概念涵义 |
| 2.2.3 社会价值的思想要旨 |
| 2.2.4 强化社会价值的实践探索——社区增权与赋能 |
| 2.3 对本土社区的微观心理关照——“地方”视角下的人地纽带解读 |
| 2.3.1 人地纽带何以形成 |
| 2.3.2 人地纽带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 |
| 2.3.3 人地纽带与遗产社会价值的联系 |
| 2.4 对本土社区的城市权利关照——“无地方性”的经济根源及空间正义视角的价值矫正 |
| 2.4.1“无地方性”的涵义 |
| 2.4.2“无地方性”空间生产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剥夺式积累” |
| 2.4.3 历史城区更新的社会包容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当代城市普遍的“无地方性”及其导致的社区失落 |
| 3.1“无地方性”的现实诠释 |
| 3.1.1 无地方性的表现特征 |
| 3.1.2 无地方性的传播媒介 |
| 3.2 失所(Displacement)——无地方性城市重构对社区生活的影响 |
| 3.2.1 失所的涵义与不同类型 |
| 3.2.2 对物质与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 |
| 3.2.3 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 |
| 3.2.4 对地方认同的消极影响 |
| 3.3 基于地方依恋反思旧城更新语境下的失所现象——以天津西沽南拆除计划为例 |
| 3.3.1 旧城更新语境下研究地方依恋与失所的意义 |
| 3.3.2 研究过程设计 |
| 3.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4 对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促成“无地方性”的泛化士绅化进程及其本土化动力机制 |
| 4.1 士绅化现象的全球传播及其引发的争议 |
| 4.1.1 士绅化现象的普遍化、多样化及复杂化 |
| 4.1.2 士绅化的两面性——藏匿于“都市复兴”背后的正义缺失 |
| 4.2 天津旧城区士绅化的发展状况 |
| 4.2.1 市场转轨背景下中国城市士绅化的特征 |
| 4.2.2 后改革时代天津旧城更新历程 |
| 4.2.3 中国式士绅化在天津的具体表现 |
| 4.3 天津旧城区士绅化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历史工业街区为例 |
| 4.3.1 工业街区衰败与复兴的供给端动因 |
| 4.3.2 权威与营销策略合力推升的社会-空间升级——以棉三项目为例 |
| 4.3.3 讨论——工业遗产空间复兴背景下社会价值的空洞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城市更新、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的三元悖论 |
| 5.1 理论回顾 |
| 5.1.1 旧城更新语境下的社区问题 |
| 5.1.2 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社区问题 |
| 5.2 研究方法 |
| 5.3 案例地概况——矛盾丛生的兆丰路社区 |
| 5.3.1 兆丰路社区历史沿革 |
| 5.3.2 兆丰路社区的遗产价值与“非遗产”身份 |
| 5.3.3 居住环境恶化与脆弱群体集中 |
| 5.3.4 旧城改造计划的曲折进程 |
| 5.4“拆”与“留”的矛盾 |
| 5.4.1 政府视角——土地财政背景下天津城市遗产保护之瓶颈 |
| 5.4.2 社区视角——积极的文化认同与消极的保护态度 |
| 5.4.3 旧城更新、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的矛盾焦点 |
| 5.5 讨论 |
| 5.5.1 都市企业主义逻辑下历史街区空间再开发的社会代价 |
| 5.5.2 历史街区的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对遗产社会价值的抑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建人地纽带的民间实践及其体现的遗产社会价值的韧性 |
| 6.1 案例地概况——天津老城厢的失落 |
| 6.1.1 老城厢对天津城市的意义 |
| 6.1.2 老城厢的地方破坏历程 |
| 6.2 被迫失所过程中浮现的个人保护行为 |
| 6.2.1 老城里人的恋地情结与失所创伤 |
| 6.2.2 失所创伤激发的文化意识——民间有识之士自发保护老城文化、重建邻里社区 |
| 6.2.3 家族纽带培育的文化责任感——名门后裔抢救老城大宅门文化 |
| 6.2.4 乡邦文化自觉与自信——民间向政府谏言保留故城遗迹 |
| 6.3 持续发酵的乡愁——老城文化保护行动向社会化发展 |
| 6.3.1 参与主体的组织化和规模化 |
| 6.3.2 社区协作修复地方集体记忆 |
| 6.3.3 遗产保护意识的成熟化——由情感依恋到文化认知 |
| 6.4 民间自发的地方文化保护实践中体现的遗产社会价值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城市遗产保护前沿堆积的重重矛盾及其根源 |
| 7.2 立足本土社区推进城市遗产保护的应然性 |
| 7.2.1 关注本土社区是文化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的双重要求 |
| 7.2.2 从人本视角重新解读老城区对城市的意义 |
| 7.3 立足本土社区推进城市遗产保护的策略性建议 |
| 7.3.1 价值观念转型 |
| 7.3.2 可行性路径的起点 |
| 7.3.3 规划与实施过程中的工作要点 |
| 7.3.4 实践中对广泛社会动力的培育 |
| 7.4 局限性与展望 |
| 7.4.1 案例地有待多元化扩展 |
| 7.4.2 信息收集渠道有待优化 |
| 7.4.3 有待引入长线跟踪调查 |
| 7.4.4 理论建构有待进一步系统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西沽南片区调查问卷 |
| 附录B 兆丰路社区调查问卷 |
| 附录C 网络文章“即将消失的兆丰路”留言内容摘录 |
| 附录D 兆丰路社区居民向地方政府表达诉求的相关材料 |
| 附录E 实地调研及部分受访居民照片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研究 ——基于69个样本城市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1 文化资源利用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成效 |
| 1.2.2 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2.3 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化资源的研究 |
| 2.1.1 文化资源研究的文献分析 |
| 2.1.2 文化资源的研究脉络 |
| 2.1.3 文化资源的概念演化 |
| 2.1.4 文献述评 |
| 2.2 文化产业的研究 |
| 2.2.1 文化产业研究的文献分析 |
| 2.2.2 文化产业的研究脉络 |
| 2.2.3 文化产业的概念演化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 |
| 2.3.1 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研究 |
| 2.3.2 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影响研究 |
| 2.4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
| 2.4.1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的实践应用研究 |
| 2.4.2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模式研究 |
| 2.4.3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路径研究 |
| 2.4.4 文献述评 |
| 2.5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机制研究 |
| 2.5.1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的机制研究 |
| 2.5.2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机制研究 |
| 2.5.3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4 文献述评 |
| 2.6 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实证研究 |
| 2.6.1 文化资源评价的实证研究 |
| 2.6.2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的实证研究 |
| 2.6.3 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资源的涵义与类型 |
| 3.1.2 文化产业的涵义和类型 |
| 3.2 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影响的理论基础与分析 |
| 3.2.1 理论基础 |
| 3.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 |
| 3.3.1 理论基础 |
| 3.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测度的理论基础与分析 |
| 3.4.1 理论基础 |
| 3.4.2 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检验 |
| 4.1 实证研究方案设计 |
| 4.1.1 模型指标的选取与设定 |
| 4.1.2 研究模型构建 |
| 4.1.3 样本选择 |
| 4.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2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文化资源丰裕度测度 |
| 4.2.1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测度 |
| 4.2.2 各类文化资源丰裕度的测度 |
| 4.2.3 综合文化资源丰裕度的测度 |
| 4.3 实证分析与检验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2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4.3.3 面板模型选择与检验 |
| 4.3.4 计量回归结果 |
| 4.4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4.1 回归结果分析 |
| 4.4.2 资源诅咒问题讨论 |
| 4.4.3 影响机制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影响机制检验 |
| 5.1 实证研究方案设计 |
| 5.1.1 模型指标的选取与设定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5.2 实证分析与检验 |
| 5.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2.2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2.3 面板模型的检验与选择 |
| 5.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综合文化资源总体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2 不同文化资源类型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3 不同城市类型分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
| 5.3.4 转化作用机制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测度 |
| 6.1 实证研究方案设计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6.1.2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测度模型的构建 |
| 6.2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
| 6.2.1 测度结果 |
| 6.2.2 测度结果分析 |
| 6.3 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水平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研究主要结论 |
| 7.1.2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启示 |
| 7.3.1 区分文化资源种类,避免资源诅咒 |
| 7.3.2 重视转化要素,提升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水平 |
| 7.3.3 推动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提高转化水平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4.1 本研究不足之处 |
| 7.4.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文化资源丰裕度综合测度值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8）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重点和难点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的概念 |
| 2.1.2 资本的概念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概念 |
| 2.1.4 高速铁路的概念 |
| 2.2 产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2.1 产业结构演化的主要理论学说 |
| 2.2.2 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分析 |
| 2.3 高铁建设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4 现有文献的总体评价与本文研究视角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 3.1 技术和资本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1.1 技术对资本的作用 |
| 3.1.2 资本对技术的作用 |
| 3.1.3 技术与资本的双螺旋互动机制 |
| 3.2 技术-资本双螺旋机制推动下的产业结构演进 |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过程 |
| 3.2.2 技术层的双螺旋路径 |
| 3.2.3 组织层的双螺旋路径 |
| 3.2.4 行业层的双螺旋路径 |
| 3.2.5 区域层的双螺旋路径 |
| 3.3 高铁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
| 3.3.1 高铁建设的技术-资本双螺旋过程 |
| 3.3.2 高铁建设对产业体系技术层的影响 |
| 3.3.3 高铁建设对产业体系组织层的影响 |
| 3.3.4 高铁建设对产业体系行业层的影响 |
| 3.3.5 高铁建设对产业体系区域层的影响 |
| 3.3.6 高铁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总体框架 |
| 第四章 我国高铁建设及产业结构发展情况 |
| 4.1 我国高铁建设发展情况 |
| 4.1.1 高铁的技术发展过程 |
| 4.1.2 高铁的资本投入情况 |
| 4.1.3 高铁的产业发展概况 |
| 4.1.4 高铁的城市分布概况 |
| 4.2 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情况 |
| 4.2.1 产值结构变化 |
| 4.2.2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3 就业结构变化 |
| 4.2.4 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
| 4.3 高铁开通下的城市产业结构水平变化 |
| 第五章 高铁建设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城市高铁站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平均效应 |
| 5.2.2 动态边际影响效应 |
| 5.2.3 高速铁路对不同区位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检验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高铁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 |
| 6.1 技术-资本投入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1.1 实证模型设计 |
| 6.1.2 结果分析 |
| 6.2 高铁开通影响产业结构发展的双螺旋机制检验 |
| 6.2.1 实证模型设计 |
| 6.2.2 结果与分析 |
| 6.3 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高铁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与建议 |
| 7.1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几点建议 |
| 7.1.1 树立产业结构政策理念的正确认识 |
| 7.1.2 坚持以体现劳动价值为原则推动产业结构演化 |
| 7.1.3 发挥技术与资本的良性互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 7.1.4 政策应注重城市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适宜性 |
| 7.2 高铁建设支撑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
| 7.2.1 高铁建设相关的技术发展对策 |
| 7.2.2 高铁建设相关的资本发展对策 |
| 7.2.3 高铁建设相关的产业发展对策 |
| 7.2.4 高铁建设相关的区域发展对策 |
|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主要研究结论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9）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态哲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 空间生产 |
| (二) 城市空间生产 |
| (三)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 |
| 三、城市空间生产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生产及其异化内涵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论域 |
| 一、城市空间生产的两种基本空间形式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的属性 |
| 三、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因素及意义 |
| 一、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因素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的意义 |
| 第三节 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内涵 |
| 第二章 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表现 |
| 第一节 生态空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
| 一、物质变换断裂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 |
| 二、社会空间对自然空间的大肆侵占 |
| 第二节 生产空间人内化自然的异化 |
| 一、城市空间过度资本化 |
|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异化 |
| 第三节 生活空间的科技异化 |
| 一、人的科技化生存 |
| 二、高技术犯罪行为频发 |
| 第三章 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违背生态发展的原则 |
| 一、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违背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原则 |
| 二、城市空间资源掠夺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第二节 不合理的生产方式 |
| 一、劳动异化威胁劳动者的主体价值地位 |
| 二、城市空间过度资本化违背自然的优先性 |
| 第三节 科技理性的主导 |
| 一、过度依赖科技源自主体的不当价值观 |
| 二、实践中把握科技知识的有限性 |
| 第四章 城市空间生产异化解决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建构新型的“空间-伦理”形态,实现空间生产生态化 |
| 第二节 尊重多样化的空间形态,满足不同主体需求 |
| 第三节 法律与道德制约技术滥用,推进科技革新 |
| 第四节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关注生态正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10）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三、“双因素”理论 |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劳动力资本化的涵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与《国富论》资本理论的比较研究[D]. 解斯棋. 吉林大学, 2021(01)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李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D]. 王雪. 天津大学, 2020
- [5]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6]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文化资源产业转化机制研究 ——基于69个样本城市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D]. 林存文. 华侨大学, 2019(05)
- [8]高铁建设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马荣. 西北大学, 2019(04)
- [9]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研究 ——基于马克思生态哲学视角[D]. 邓艳萍. 广西大学, 2019(01)
- [10]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