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1997年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龙小燕[1]（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锐[2]（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谭杨[3]（2014）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文中指出阿根廷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让很多欧洲国家都瞠目结舌,而之后民众主义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经济体制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政治体制在民选政府和军事专制之间周期性摇摆。对外政策上也总是在亲美和亲苏之间徘徊,经常以一种“南美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9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可以被称为拉美国家中最极端的案例。从1982年到2002年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976年—1983年阿根廷处于“国家改组进程委员会”（Proceso）统治之下。这届军政府设计了“国家改组计划”,希望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军政府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势力进入拉美地区,所以全力支持“国家改组计划”军政府对左派势力的镇压。军政府任命的经济部长马丁内斯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与美国金融界和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军政府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卡特政府上台后,利用“人权”外交政策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了打压。后来随着美国方面“沃尔克汇率冲击”的到来,阿根廷陷入了外债危机,经济停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导致其自身迅速垮台,国家进入民主化时代。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从军方手中接受政权以后,民主化开始逐步推进。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这中间涉及到对军方高层的处理,军人当中仍然有部分人想恢复军事专制体制或者是保持军人对国家的“监护权”。在对外关系方面,阿方辛政府努力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由于“奥斯特拉尔计划”与“春季计划”两项经济计划先后失败,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阿方辛政府执政时期主要的贡献就是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政治民主化在拉美已经盛行。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没有再支持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的必要了,所以这也使得民主化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9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庇隆党领袖梅内姆上台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与庇隆主义背道而驰。新政府接受了IMF和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实行近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使得整个阿根廷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在对外关系上,梅内姆采取了全追随美国的战略,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举行了很多次谈判,并得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笔贷款,这对稳定阿根廷的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降低了阿根廷经济改革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地签署新贷款协议,债务不停地增长,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信心,这也成为以后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后期,庇隆党走向分裂,党内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庇隆党力量的分散,激进党则与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一举赢得了选举。德拉鲁阿仍然坚持维护货币局制度,坚持按照IMF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施政。IMF对阿根廷在执行削减财政赤字、紧缩开支、降低债务方面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决定不再向其提供支持。IMF的决定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信心,外资大规模撤走,本国资本也大量外逃,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正义党的杜阿尔德成为总统,他果断地废除了货币局制度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杜阿尔德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没有挽救国家,并且其国家管制型的经济政策还受到IMF的严厉批评。基什内尔接任总统以后,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经济理念,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财政扩张和公共工程项目来刺激经济的复苏。在对外政治政策采取“离美”的策略,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加强与本地区的合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离IMF”的策略,不再听从其经济政策建议和贷款援助。这一切努力,都降低了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自此以后,在没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在1982-2002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外部因素的变化直接诱发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最后的经济大危机,也与这种过度接受外来影响有关。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受外部因素影响,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而出现了一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不兼容的状况。在这20年中,国际关系、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体系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因素对国内的影响,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刘洋[4]（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肖炎舜[5]（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汤向晖[7]（2020）在《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文中指出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其政党政治发展经历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再到正义与发展党一党独大的演变路径,体现出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民主政治完善过程的高度结合。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联合政府更迭频繁、政党制度日益分裂、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种种政治乱象一定程度上为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并长期执政奠定历史基础。本文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的政党政治,既是对祖国党近十年单独执政的反思,又为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提供历史根据。本文通过对1991-2002年间土耳其政府更迭频繁原因探析,明确该阶段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以此说明该阶段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影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原因及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篇章结构等内容,重点对国内外学界关于政党学理论、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和政治民主化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回顾。同时为了较为科学详细的研究土耳其政党政治的问题,将国外内主流政党学理论进行说明并在研究中具体应用。第二部分是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土耳其共和国政党政治的演变。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建国至本文讨论的20世纪90年代,其政党政治经历从一党制时期、多党制产生时期、多党制发展时期以及政党政治稳定的四个时期。对土耳其政党政治各阶段发展特点与影响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内外部因素进行重点分析。第二章全面梳理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主要政党发展谱系。对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土耳其政坛并组成联合政府的政党进行介绍,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正确道路党、繁荣党、民族行动党、民族左翼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等,并结合政党学中政党类型的分类对其起源、发展、意识形态、执政实践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政权更迭的过程。利用土耳其的选举制度与选举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时期的议会与总统选举进行分析,进而梳理政党联合组阁与政权更迭过程以及历届联合政府的执政实践,并从土耳其选举制度、政党的发展、政党执政能力的政党政治角度与传统的社会经济宗教等因素出发深入探究历届联合政府政权更迭的原因。第四章主要论述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特征与其对土耳其的历史影响。主要从政党制度特征、联合政府特征、政治民主化、政党形象四方面入手分析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特征,并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政府的弱势地位对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以及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的影响。第三部分是结语。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研究,分析该阶段政党政治的主要特征,说明该阶段作为土耳其政党政治发展与完善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其为正义与发展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奠定历史基础,并为正义与发展党长期执政提供政治经验与实际参考。土耳其政治发展路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政党体制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重要借鉴。
刘芮嘉[8]（2019）在《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严琳霞[9]（2018）在《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东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加剧了东盟国家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是东盟国家的主要经济体。东盟五国已成为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居前列的国家,五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通过制定政策和采取各种措施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减少污染,保障能源安全。中国与东盟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具有许多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量不断上升,能源自给率下降,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因此,研究东盟五国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将给我国制定能源政策提供借鉴和经验。本文以1965～2016年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运用金融发展理论、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理论、金融产业与能源产业关联理论、能源投融资理论的理论与方法,以东盟五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为主线,阐述了各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状况,分析了东盟五国的能源供给、能源政策与能源投融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总体上对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再选取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典型缺乏能源资源与富有能源资源的国家进一步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分别运用了VAR模型和ARDL-ECM模型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东盟五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石油消费比重都不断降低,水电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虽然所占比重仍然较低,但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此外,能源消费的结构与各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有关。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一度将天然气作为石油的主要替代能源;新加坡能源资源匮乏,但其石油工业发达,石油的消费量比重仍远大于其他能源。能源资源匮乏的菲律宾曾一度将水电作为石油的主要替代能源。近些年来,除新加坡外的其他四国的煤炭消费量比重增长比较迅速,煤炭消费将有可能超越天然气而成为这四国最重要的能源,这可能和电力需求强烈有关。东盟五国的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减少了污染较为严重的化石能源的消费,增加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FDI提升了能源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了东盟五国低碳经济增长;但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国家,FDI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不同。金融发达、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如新加坡）,FDI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更大。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能源的有效利用。金融部门国内信贷促进了水电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股票交易周转率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短期内的影响不确定,长期内会使得能源消费结构得以改善。借鉴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制定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能源发展政策,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应明确提出分阶段实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目标,分步骤全方位多方面付诸实践。第二,继续贯彻FDI的方针政策,通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节能水平。鼓励引入节能减排型外资企业,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管。第三,充分发挥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受资源禀赋的约束,短时期内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难以改变,应发挥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加快煤炭清洁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第四,加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加强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能源企业在勘探、开采、销售等领域的合作。
常婷婷[10]（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二、1996～1997年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1997年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岛战争前的阿根廷制度变迁与外部影响 |
| 第一节 历史溯源：外部因素与阿根廷的制度变迁 |
| (一) 民众主义政治体系的历史影响 |
| (二) 美国对阿根廷民众主义政权的打压 |
| (三) 美国的影响与军方的“反民众主义”活动 |
| (四) 民众主义的回归与再次崩溃 |
| 第二节 美国的政策对军事威权体制的影响 |
| (一) 美国冷战政策与军人集团的政治理念 |
| (二) 卡特政府“人权外交”对阿根廷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际因素在军政府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
| (一) 西方自由经济理念对马丁内斯的影响 |
| (二) 美国对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支持 |
| (三) 国际金融界对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影响 |
| (四) 马丁内斯经济改革的实施与效果 |
| 第四节 马岛战争爆发与军事体制的崩溃 |
| (一) 军政府内部斗争与经济政策失控 |
| (二) 马岛战争的失败与制度的崩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末期国际环境下的阿根廷变革 |
| 第一节 美国政策、地区形势与阿根廷的民主化 |
| (一) 美国里根政府“民主工程”对阿根廷的影响 |
| (二) 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博弈 |
| (三) 国际关系与阿根廷民主制度的巩固 |
| 第二节 外债问题与IMF对阿根廷的影响 |
| (一) 国际经济冲击与外债问题 |
| (二) 外债危机对阿根廷经济的影响 |
| (三) IMF与阿方辛政府的债务谈判 |
| 第三节 阿方辛时代制度危机的产生 |
| (一) “奥斯特拉尔计划”的实施与结果 |
| (二) “春季计划”的失败 |
| (三) 美国“贝克计划”与阿方辛政府的下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90年代国家变革中的外部因素影响 |
| 第一节 90年代国际环境与阿根廷的政治变革 |
| (一) 国际民主化浪潮与庇隆党的转型 |
| (二) 国际民主化浪潮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变化 |
| (三) 新自由主义输入与阿根廷的“改革悖论” |
| (四) 亲美战略与阿根廷变革的外部环境 |
| 第二节 IMF对阿根廷经济体制变革的影响 |
| (一) 外债问题与“可兑换计划” |
| (二) IMF引导下的劳工政策改革 |
| (三) IMF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
| (四) IMF对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外部因素与变革中的社会：以私有化为案例 |
| (一) “华盛顿共识”与私有化政策的实施 |
| (二) 外国投资者与国企私有化 |
| (三) 公共服务事业“外资化”对社会的影响 |
| (四) 外国投资与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战略与21世纪初经济危机 |
| 第一节 开放环境下阿根廷经济体制危机的形成 |
| (一) 开放程度与阿根廷的经济发展 |
| (二) 开放环境下国际经济危机对阿根廷的冲击 |
| (三) 对外开放的资本市场与财政体制的危机 |
| (四) 对外贸易开放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
| 第二节 地区战略关系与阿根廷经济的变化 |
| (一) 南方共同市场与地区战略格局 |
| (二) 阿根廷与巴西的经济博弈 |
| (三) 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危机的形成 |
| (四) 危机爆发前后地区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危机时代：政治经济的重新定位 |
| (一) 德拉鲁阿的上台及政策实施 |
| (二) MF对阿政策与经济危机的爆发 |
| (三) 杜阿尔德的危机管理 |
| (四) 基什内尔的“新政” |
| (五) 政治体系和对外战略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4）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3.1 选题语境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方法 |
| 2.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2.1.2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3 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有关研究 |
| 2.1.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5 其它制度理论的相关概述 |
| 2.2 经济体制转轨与转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探讨 |
| 2.2.2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理论研究 |
| 2.2.3 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 |
| 3. 不同的转轨起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差异性 |
| 3.1 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体制差异性 |
| 3.1.1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
| 3.1.2 经济体制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 |
| 3.1.3 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 |
| 3.1.4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
| 3.2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
| 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
| 3.2.2 南斯拉夫的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 3.2.3 匈牙利改革与新经济体制 |
| 3.2.4 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 |
| 3.3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计划体制的比较研究 |
| 3.3.1 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 3.3.2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空间 |
| 3.3.3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环境 |
| 4.不同的转轨过程：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差异 |
| 4.1 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 |
| 4.1.1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集团 |
| 4.1.2 供给主导型下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 |
| 4.1.3 利益集团主导下的转轨政策 |
| 4.1.4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
| 4.2 制度的移植与创设：经济体制转轨的遗传与选择机制 |
| 4.2.1 有关制度移植与制度创设的一般性探讨 |
| 4.2.2 移植式转轨与创设式转轨：制度遗产的利与弊 |
| 4.2.3 转轨路径的形成：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异化 |
| 4.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经济转轨形式与过程的具体差异 |
| 4.3.1 激进与渐进：对转轨方案与转轨政策的重新思考 |
| 4.3.2 激进主义的转轨与“休克疗法”：回顾、反思与评述 |
| 4.3.3 渐进主义的转轨与“中国模式”：探索、实践与争鸣 |
| 5.转轨与接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与全球化 |
| 5.1 转轨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
| 5.1.1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问题 |
| 5.1.2 转轨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交互作用 |
| 5.2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
| 5.2.1 “回归欧洲”：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全球化战略 |
| 5.2.2 “融入欧洲”与区域一体化：俄罗斯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 5.2.3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 |
| 5.3 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
| 5.3.1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 |
| 5.3.2 全球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
| 5.3.3 走出金融危机：转轨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
| 5.3.4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反思与前景 |
| 6.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 6.1 转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 |
| 6.1.1 有关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的争论与偏见 |
| 6.1.2 制度变迁过程中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及其演进 |
| 6.1.3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驱动机制的分化与演进 |
| 6.1.4 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模式的静态比较与动态转化 |
| 6.1.5 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绩效：一个对转轨国家的综合考查 |
| 6.2 市场化发展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 |
| 6.2.1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干预 |
| 6.2.2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政府职能与制度建设 |
| 6.2.3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治理：转轨国家的腐败问题 |
| 6.3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 |
| 6.3.1 民主、市场与经济增长：转轨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6.3.2 民主与威权：不同转轨模式下转轨经济的政治发展 |
| 7. 总结与评述 |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5）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研究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一）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思潮 |
| （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四）关于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五）关于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机理和作用 |
|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 |
| 四、本文的写作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六、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交锋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 |
| 第一节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交替演进中的财政政策主张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二、“斯密革命”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四、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和财政政策主张 |
| 五、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以及各自的财政政策主张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20世纪 30~70年代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型的财政政策 |
| 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侧重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 |
| 三、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经济学”总量与结构并重的财政政策 |
| 四、新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回归“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 |
| 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 |
| 第三节 二战之后英国、德国、日本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英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德国（联邦德国）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三、日本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变化 |
| 第四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阶段性 |
| 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 |
| 三、经济运行状况和财政状况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三维宏观视野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侧重生产力发展角度的考察 |
| 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台阶式增长 |
| 三、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实质性跃迁 |
| 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变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供给约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 二、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 |
| 三、从供给侧角度看财政政策调控的重点和特点 |
|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改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 |
| 二、宏观调控以总需求管理为主，也高度重视供给管理 |
| 第四节 21世纪头10年经济发展阶段性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性问题演变成主要矛盾 |
| 二、财政政策调控把加快结构调整和加强财政公共职能作为主线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财政政策 |
| 第五节 过去30多年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几点启示 |
| 一、供给侧管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
| 二、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
| 三、财政总量政策也受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三个阶段 |
| 一、第一阶段：探索改革目标模式（1978年到199年） |
| 二、第二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1992年到2000年） |
| 三、第三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从财政“三大关系”看经济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影响 |
| 一、计划经济时期“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二、改革目标模式探索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构建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三大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财政政策调控特点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三大因素” |
| 第四节 经济体制转轨影响财政政策调控的趋势性变化 |
| 一、财政政策调控由行政手段转向市场手段 |
| 二、财政政策调控由单层调控转向分层协同调控 |
| 三、财政政策调控对象由国有经济转向多元市场主体 |
| 四、财政政策调控日益被机制、制度建设所替代 |
| 五、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中的地位越来越让位于货币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政策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 |
| 第二节 1979年~1981年宏观调控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针对经济过热采取紧缩取向的宏观调控 |
| 二、这轮财政政策调控总体上是紧缩性的 |
| 三、“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第三节 1985年~1986年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在此之前已经连续3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 |
| 二、1985年实施“双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三、1986年“双紧”财政货币政策“半途而废” |
| 第三节 1988年~1990年“治理整顿”中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这一轮宏观调控聚焦治理通货膨胀 |
| 二、对经济增速下滑容忍度比较大 |
| 三、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硬着陆” |
| 四、“双紧”政策在力度把握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 |
| 第四节 1993年~1997年“软着陆”调控中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各方面对经济过热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
| 二、经过充分酝酿推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
| 三、始终注重保持改革开放势头不发生逆转 |
| 四、审慎提出“适度从紧”的概念 |
| 五、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
| 第五节 1998年~2003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背景是 1997 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 |
| 二、经济增速跌破预期、货币政策效果不彰情况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
| 三、这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次进行较大力度的相机调整 |
| 四、这轮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比较平缓 |
| 第六节 2004年~2008年“结构式”调控中稳健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2004年底提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
| 二、采取“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综合措施 |
|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 |
| 第七节 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极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情况和特点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积极财政政策出手快、措施实 |
| 二、为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重要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 |
| 三、实现特殊情况下非常措施的有序退出 |
| 第八节 财政政策反周期调控的经验借鉴 |
| 一、要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
| 二、要加强形势预研预判，把握好财政政策调控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
| 三、要选准主要调控目标，并通过财政政策组合促进实现多重目标 |
| 四、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
| 五、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更加注重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
| 六、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衔接，把握好总量政策“松紧度”和“有效性” |
| 七、要综合运行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财政政策调控取得预期效果 |
| 八、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金融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
| 第六章 对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的建议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
|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
| 二、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重点把握结构性问题的新变化 |
|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对财政政策调控提出新要求 |
| 第二节 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基本立足点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调控要坚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坚持把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 |
| 第五节 切实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源起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外研究现状 |
| 0.2.2 国内研究概况 |
| 0.3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0.4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1 1923-1991年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演变 |
| 1.1 土耳其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 |
| 1.1.1 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统治 |
| 1.1.2 民主党的威权统治 |
| 1.1.3 军事政变下动荡的多党制 |
| 1.1.4 文官政治恢复下的多党制 |
| 1.2 影响土耳其政党政治演变的诸因素 |
| 1.2.1 经济体制转轨 |
| 1.2.2 军人政治传统 |
| 1.2.3 政治伊斯兰运动兴起 |
| 1.2.4 美苏冷战的遗产 |
| 2 1991-2002年间主要政党发展谱系 |
| 2.1 左翼政党发展谱系 |
| 2.1.1 共和人民党 |
| 2.1.2 民主左翼党 |
| 2.1.3 社会民主平民党 |
| 2.2 右翼政党发展谱系 |
| 2.2.1 祖国党 |
| 2.2.2 正确道路党 |
| 2.2.3 民族行动党 |
| 2.2.4 繁荣党 |
| 3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具体实践 |
| 3.1 联合政府成立与平稳发展 |
| 3.1.1 1991年议会选举与德米雷尔联合政府 |
| 3.1.2 奇莱尔联合政府的执政实践 |
| 3.2 伊斯兰政党主导联合政府 |
| 3.2.1 1 995年议会选举与繁荣党短暂组阁 |
| 3.2.2 繁荣党主导的联合政府 |
| 3.2.3 2·28军事政变与联合政府解体 |
| 3.3 短暂的少数派的联合政府 |
| 3.4 联合政府的执政失序 |
| 3.4.1 1999年议会选举与少数派联合政府 |
| 3.4.2 三党联合政府的执政失序 |
| 4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特征及影响 |
| 4.1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特征 |
| 4.1.1 政党制度的过渡性 |
| 4.1.2 联合政府的“短暂特征” |
| 4.1.3 政党体制变化与民主政治的完善 |
| 4.1.4 传统政党形象的严重破坏 |
| 4.2 1991-2002年政党政治的影响 |
| 4.2.1 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执政 |
| 4.2.2 新时期经济政策的转型 |
| 4.2.3 “既东又西”的多元化外交路线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资产重估问题的研究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问题的研究 |
| 1.2.3 有关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研究 |
| 1.2.4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框架与基本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主要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日德经验分析 |
| 2.1 资产重估概念界定及特点总结 |
| 2.1.1 资产及定价、资产价格波动与资产泡沫 |
| 2.1.2 资产重估定义及内涵 |
| 2.2 从资产重估视角分析日德资本市场波动 |
| 2.2.1 日本资产泡沫化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2.2 德国资产价格稳定的经验及资产重估分析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及中国资产重估经验分析 |
| 3.1 资产重估检测体系 |
| 3.1.1 资产重估的检测指标 |
| 3.1.2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目的及步骤 |
| 3.1.3 资产重估检测综合指标建立过程 |
| 3.1.4 资产重估检测指数体系分析 |
| 3.2 综合检测指数对中国房地产价格重估的经验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产重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 |
| 4.1.1 以投资为代表的资本推动型经济模式 |
| 4.1.2 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 |
| 4.1.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推升资本品价格 |
| 4.1.4 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上涨 |
| 4.2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流动性过剩 |
| 4.2.1 货币宽松提升资产购买力 |
| 4.2.2 货币超发加速资产货币金融化 |
| 4.3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货币结构变化 |
| 4.3.1 货币结构理论对“高货币之谜”的解释 |
| 4.3.2 货币结构变化背后的体制机制 |
| 4.3.3 “金融窖藏”对货币结构变化的解释 |
| 4.4 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资产要素价格 |
| 4.4.1 资产替代 |
| 4.4.2 要素价格重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互动影响机制 |
| 5.1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5.1.1 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 |
| 5.1.2 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 |
| 5.2 资产重估对于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
| 5.2.1 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选择的重要作用 |
| 5.2.2 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5.2.3 基本结论 |
| 5.3 货币政策对资产重估反应的总结 |
| 5.3.1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重估中的隐含信息 |
| 5.3.2 资产重估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加大货币政策压力 |
| 5.3.3 重视“市场”在资产价格调整中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的结构性制约 |
| 6.1 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性 |
| 6.1.1 资产重估与资产泡沫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1.2 金融市场不完全性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
| 6.2 经济结构性扭曲与经济脱实向虚 |
| 6.2.1 结构扭曲下经济脱实向虚的若干表现 |
| 6.2.2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不考虑扭曲的单部门情形 |
| 6.2.3 信贷市场的量价均衡:考虑扭曲的两部门框架 |
| 6.2.4 扩张还是紧缩:结构扭曲下货币政策的“两难”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
| 7.1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框架 |
| 7.1.1 货币政策目标 |
| 7.1.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1.3 货币政策工具 |
| 7.1.4 非常规货币政策补充 |
| 7.2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新要求 |
| 7.2.1 我国宏观金融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
| 7.2.2 我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正在建立 |
| 7.2.3 探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节 |
| 7.2.4 关注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长效配合 |
| 7.3 我国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3.1 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比及分类 |
| 7.3.2 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7.3.3 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实证检验 |
| 7.3.4 基本结论 |
| 7.4 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相关建议 |
| 7.4.1 完善关注资产价格重估的货币政策体系 |
| 7.4.2 重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 |
| 7.4.3 加快推进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式的转变及配合 |
| 7.4.4 合理发挥抵押补充贷款的调节作用 |
| 7.4.5 健全“双支柱”框架应对资产价格重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金融产业与能源产业的关联 |
| 第四节 能源投融资理论 |
| 第三章 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东盟五国金融发展分析 |
| 第二节 东盟五国能源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五国能源供给、能源政策与能源投融资 |
| 第一节 东盟五国能源供给与能源消费 |
| 第二节 东盟五国能源政策 |
| 第三节 东盟五国能源投融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 |
| 第一节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尼西亚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VAR模型与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能源消费结构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加坡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ARDL-ECM模型与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新加坡能源消费结构与金融发展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我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 (一)政治资源 |
| (二)经济资源 |
| (三)软实力资源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 (一)政治目标 |
| (二)经济目标 |
| (三)安全目标 |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 (一)政治手段 |
| (二)经济手段 |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四、1996～1997年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3]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D]. 谭杨. 南开大学, 2014(04)
- [4]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
- [5]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1991-2002）[D]. 汤向晖. 辽宁大学, 2020(01)
- [8]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芮嘉. 吉林大学, 2019(02)
- [9]东盟五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D]. 严琳霞. 厦门大学, 2018(07)
- [10]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