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郭嘉[2]（2021）在《先秦儒学自由观念之检讨》文中提出
徐滔[3]（2021）在《拉图尔“物性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立足于新物质主义转向的理论背景,发掘拉图尔物性思想的美学内涵。基于拉图尔对现代二元论的批判以及对物与人、物与物、人与人相互连接的新型关系的擘划,其物性思想在本体论层面具有美学亲缘性。通过选择其中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相关向度,分别从批判认识论美学、艺术、物和新感性以及构成共同世界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现代性问题始终和对“物”的理解分不开。不同于将现代性在时间维度上理解为同过去的断裂,拉图尔声称现代线性时间意识归功于主客二分式现代制度及其对实体和事物的重新组织。为了摆脱这一束缚,拉图尔以中间地带为起点,构想出“拟客体”“物的议会”等概念,通过发掘“物”的能动性和“聚集”的古老词义,描画真实世界生成与运作机制。拉图尔在“关切之物”意义上将物视为关系性存在。在强调具体的、地方性的关系时,“关切之物”能够避免对物的泛化理解,同时保持物感力量。在此基础上,拉图尔试图通过将审美经验置回到原初语境中,勾勒出“事实之物美学”的历史,为构造“关切之物美学”寻求契机。此外,拉图尔延续着杜威对“经验”概念的理解,将艺术视为探究现代人存在模式的手段。拉图尔物性思想在艺术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彰显了其美学的实践品性。通过策展实践,拉图尔以“思想试验”更新艺术形式,试图捕捉新的生命形式,恢复人与物初始遭遇时的惊诧与不安。另外,他对“物性”问题的思考回应了自迈克尔·弗雷德批评极简主义艺术“物性突显”以降围绕着艺术作品平面性和剧场性的争论,并同当代艺术中“物”的连续性出场产生共鸣。在更广阔层面上,拉图尔物性思想连接着如何构成共同世界的问题。通过发掘物在政治维度上的主体性和在伦理维度上的能动性,拉图尔在本体论层面将物的政治、伦理和美学诸维度融为一体。在微观层面,拉图尔谈论建筑和设计中人与物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宏观层面而言,拉图尔以“盖娅”“人类世”等概念替代关于全球化的空洞想象,试图重新寻回丧失的空间感,并将美学视为完成这项工作的重要环节。
陆露[4]（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苏日娜[5]（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研究指明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郜爽[6]（2020）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
张承志[7]（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提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洪涛[8]（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提出《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邵申[9]（2020）在《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是在上海市“五反”运动结束后,为了废除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制度,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厂工人觉悟、纯洁工人队伍、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加强基层党工团组织建设而开展的一场群众运动。本文之所以选择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民主改革运动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与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的私营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地位与相对复杂的环境使上海的民主改革运动具有其他省市所不具有的典型性与独特性,因而对上海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笔者力图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并探讨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文通过五章内容对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加以研究。第一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缘起,主要论述中共上海市委发起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必要性与条件。第二章主要阐述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前期准备,梳理中共上海市委、各区区委及各私营工厂为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在组织、机构与材料方面所做的准备。第三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斗争阶段,主要围绕“全面交代”运动展开,详细阐述民主斗争阶段中宣传动员与“全面交代”的全过程。第四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建设阶段,由废除“拿摩温”制度与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改善职工关系、加强基层党工团建设三部分组成,主要阐述各级民主改革机构巩固运动成果的各项措施。第五章是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成果与经验。从成果与经验两方面论述民主改革运动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在思想宣传、积极分子工作与统一战线建设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总之,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不小成绩,为推动私营工厂生产经营的发展以及之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经验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分子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瑞[10]（2020）在《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涵的概念,同时具备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家庭形象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和具体社会情境下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变迁的间接呈现。由于动画电影在制作方面存在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更好地进行形象呈现,因此本文借助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以家庭社会学的视角为基本框架,考察其演变脉络,并探讨动画电影中家庭形象特征的变化以及这些特征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首先在第一章中厘清了国产动画电影的整体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的变化等问题,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接下去,本文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第二至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三个维度对于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进行具体分析。第二章关注的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家庭出现了明显的核心化、小型化趋势,这在国产动画电影的相关作品中有着符合现实状况的展现。在本文所分析的作品中,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占据绝对多数的比例,进入1990年代之后尤其如此。另外,因为现实及相关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家庭中的部分形象在特定历史阶段处于缺席状态。第三章探讨了相关动画电影中与家庭功能有关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作品中的家庭功能呈现出一种愈发功利化的趋势。家庭社会学所关注的生产功能在其中以家务劳动的形式加以展现,消费功能则通过家庭环境的塑造有所反映。相比之下,家庭的教育功能是国产动画电影着力表现,同时也是本章加以重点讨论的对象。家庭教育中的奖惩措施由口头形式转变为物质形式;孩子的自我教育一度被刻意凸出;而情感教育、隔代教育、双向教育等问题则在国产动画电影中被草草带过。第四章所讨论的是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的人物形象呈现在他们的互动过程之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关系之中,其中夫妻关系、子辈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是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国产动画电影最重要的表现对象。在展现夫妻关系的作品中,老年夫妻之间的矛盾被重点刻画,年轻妻子逐渐成为“母老虎”并且对丈夫颐指气使的情况则是被普遍呈现的内容,此外关于男女平等问题的讨论得到了昙花一现式的展现。孩子之间的互动是1980年代之前相关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而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子辈之间的互动逐渐退出银幕。亲子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即子女对父母的不孝现象、父母对子女择偶的干预做法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19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些动画作品中的家庭成员形象与1950年代—1970年代同样脸谱化,出现了再度同质化的问题。经过上述分析之后,本文在第五章对于与家庭形象有关的要素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分析了造成变化的原因,并且归纳了国产动画电影中家庭形象在不同维度呈现出的特征,特别是最为直接可见的家庭成员的形象变化。之后,本文又根据现有的情况和已知的发展规律对于相关作品中家庭形象方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了探讨,并且讨论了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力。最后在结语部分,一方面探讨了近年来部分佳作带来的突破与启示,另一方面讨论了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国产动画电影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此外,本文反思了研究中体现出的不足之处,并对后续研究中理论储备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改进做出了思考。
二、第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3）拉图尔“物性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拉图尔物性存在论思想 |
| 第一节 物与现代性 |
| 一、断裂的现代时间 |
| 二、利维坦与物自体 |
| 三、纯化与转译 |
| 第二节 拟客体 |
| 一、“拟客体”的概念 |
| 二、横跨不存在的裂缝 |
| 三、反哥白尼革命 |
| 第三节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物质性 |
| 一、概念的缘起 |
| 二、行动者、非还原、转译与结盟 |
| 三、“现象技术”与“黑箱” |
| 第四节 物的议会 |
| 一、“物的议会”概念 |
| 二、“物的议会”运作 |
| 第二章 跨越“事实之物美学 |
| 第一节 物与美学 |
| 一、海德格尔“真理美学”中的物性问题 |
| 二、阿多诺“否定美学”中的物性问题 |
| 三、“关切之物美学” |
| 第二节 批判认识论美学 |
| 一、形而上美学 |
| 二、韦尔施与超越美学的美学 |
| 三、作为一种探究方式的艺术 |
| 第三章 艺术、物和新感性 |
| 第一节 拉图尔的“思想试验” |
| 一、可移植的灵韵 |
| 二、新感性的构造 |
| 第二节 “物”与艺术 |
| 一、拉图尔与当代艺术的概念韵律 |
| 二、两种物性: Objecthood和Thingness |
| 三、觉知、异域感和感觉的聚块 |
| 第四章 构成共同世界 |
| 第一节 建筑与设计 |
| 一、拉图尔的建筑观 |
| 二、拉图尔的设计观 |
| 第二节 物的政治美学和伦理学 |
| 一、一种或多或少阐连的集体 |
| 二、人工物的道德维度 |
| 第三节 面对盖娅 |
| 一、世界主义或世界战争 |
| 二、全球化和第二自然 |
| 三、盖娅和人类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5）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 2.2 第一阶段 |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 2.3 第二阶段 |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 2.4 第三阶段 |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 3.3.1 张申府生平 |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 3.5 小结 |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 4.1.2 《现代逻辑》 |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 4.2.1 金岳霖生平 |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 4.5 小结 |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第1章 事实与价值:马克思历史唯物正义观的前提性反思 |
| 1.1 历史与传统: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
| 1.1.1 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帕斯卡尔、休谟与康德 |
| 1.1.2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对立 |
| 1.2 反思与澄清: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
| 1.2.1 事实与价值在概念上的重叠 |
| 1.2.2 事实的“价值性”与价值的“事实性” |
| 1.2.3 重返“休谟问题”:事实与价值的逻辑统一 |
| 1.2.4 马克思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 |
| 第2章 历史与回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形成 |
| 2.1 城邦与社会正义: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 |
| 2.1.1 古典城邦:正义的社会背景 |
| 2.1.2 经济生活:对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洞察 |
| 2.1.3 社会实践: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 |
| 2.2 历史和现实的和解:黑格尔与马克思 |
| 2.2.1 法权批判:正义的批判“靶心” |
| 2.2.2 劳动价值:人的主体的发现 |
| 2.2.3 历史—社会:历史与哲学的和解 |
| 2.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 |
| 2.3.1 继承与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2.3.2 反思与建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
| 第3章 正义与“反正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性及理论特性 |
| 3.1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正义性与“反正义”性 |
| 3.1.1 马克思为什么“反对”正义? |
| 3.1.2 对所谓的“反对”的一点思考 |
| 3.2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内在规定 |
| 3.2.1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的解释依据 |
| 3.2.2 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
| 3.2.3 理想与信念是马克思正义观的价值旨向 |
| 3.3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特性 |
| 3.3.1 整体性 |
| 3.3.2 批判性 |
| 3.3.3 实践性 |
| 第4章 “显性”与“隐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双重形象 |
| 4.1 事实与正义的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显性形象” |
| 4.1.1 历史与正义:对资本主义永恒正义的正义批判 |
| 4.1.2 剥削与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批判 |
| 4.1.3 资本与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正义批判 |
| 4.2 规范与正义的建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隐性形象” |
| 4.2.1 来源与评价:一种可能的规范视角 |
| 4.2.2 超越与复归:共产主义与正义 |
| 4.2.3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的再确认 |
| 第5章 挑战与回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当代视野 |
| 5.1 “公平的正义”还是“革命的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 |
| 5.1.1 罗尔斯与“作为公平的正义” |
| 5.1.2 罗尔斯对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批判 |
| 5.1.3 对罗尔斯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批判的回应 |
| 5.2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与马克思 |
| 5.2.1 证伪主义: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基础 |
| 5.2.2 “证伪”与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
| 5.2.3 共产主义:历史的必然性与创造性的合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致谢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 本节小结 |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 本节小结 |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 本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9）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缘起 |
| 第一节 开展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必要性 |
| 一、“拿摩温”制度束缚压迫工人 |
| 二、工人队伍内部存在诸多问题 |
| 三、基层党工团组织面临严峻考验 |
| 第二节 开展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条件 |
| 一、先前的政治运动完成了部分民主改革任务 |
| 二、国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
| 第二章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前期准备 |
| 第一节 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与机构准备 |
| 一、民主改革工作队的组建与训练 |
| 二、民主改革运动机构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民主改革运动的材料准备 |
| 一、排摸各私营工厂整体情况 |
| 二、调查职工历史与现实情况 |
| 第三章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斗争阶段 |
| 第一节 政策宣传与思想动员 |
| 一、宣传民主改革政策 |
| 二、发起“诉苦挖根”运动 |
| 第二节 发起“全面交代”运动 |
| 一、确定交代内容与对象 |
| 二、推进交代工作的展开 |
| 第四章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民主建设阶段 |
| 第一节 废除“拿摩温”制度与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 |
| 一、废除“拿摩温”制度 |
| 二、建立生产小组长制度 |
| 第二节 改善职工之间的关系 |
| 一、开展阶级教育 |
| 二、发起“民主团结”运动 |
| 第三节 加强基层党工团组织建设 |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二、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 |
| 三、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 |
| 第五章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成果与经验 |
| 第一节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成果 |
| 一、革新了旧制度与旧人际关系 |
| 二、重塑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 |
| 三、巩固扩大了基层党工团组织 |
| 四、推动了私营工厂的生产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的经验 |
| 一、确保宣传工作富有针对性与有效性 |
| 二、注重积极分子的发现、培养与组织 |
| 三、重视巩固与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国产动画电影的流变 |
| 第一节 国产动画电影发展的四个时期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
| 第三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形式 |
| 第二章 趋于核心化的家庭结构 |
| 第一节 小规模家庭与核心化结构 |
| 第二节 缺席的家庭成员 |
| 第三节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及特征 |
| 第三章 逐渐功利化的家庭功能 |
| 第一节 难以胜任的家务劳动 |
| 第二节 功能性与精英化的家庭环境 |
| 第三节 由育德转向育“分”的家庭教育 |
| 第四章 两度同质化的家庭关系 |
| 第一节 未能平衡的夫妻关系 |
| 第二节 “好孩子”与“顽童” |
| 第三节 “接力模式”下的亲子关系 |
| 第四节 时代因素与社会期待 |
| 第五章 家庭形象的流变与相关作品的影响 |
| 第一节 不同时代的家庭形象 |
| 第二节 有待改变的家庭形象 |
| 第三节 值得重视的反作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第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先秦儒学自由观念之检讨[D]. 郭嘉.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
- [3]拉图尔“物性美学”思想研究[D]. 徐滔. 兰州大学, 2021(12)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研究[D]. 郜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8]《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上海市私营工厂民主改革运动研究（1952-1953年）[D]. 邵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家庭形象研究[D]. 王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