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对策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闵童童[1]（2020）在《过度负债条件下国有企业降杠杆对策研究 ——以中钢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企业高杠杆率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降杠杆也成为了近年的热点词汇。随着高杠杆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降杠杆也渗透到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可以说高杠杆率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共有的问题。据中国财政部统计,2014年以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在60%以上,而高产能重工业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高杠杆对企业而言有过重的债务压力,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对社会而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降低资金流动率,造成资源浪费。国家发改委在2018年发布了《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在2019年发改委以及各部门联合发布《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在此降杠杆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策性问题。然而当前降杠杆的正规模式还未形成、降杠杆的可靠方法尚未找到、降杠杆的法律依据未完善、巨额债务的问题仍未解决、高杠杆率问题依然存在,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存在在多家银行有巨额欠款的情况,降杠杆依然是国家待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在这种经济市场环境下,研究降杠杆的有效方法、分析降杠杆实施的过程对社会经济的长效发展、对国有企业长久健康的发展都非常重要。钢铁行业自发展以来就是国家的重要支柱行业,从改革发展之前钢铁行业就是由国家管控的,尽管近几年有很多民间企业也进入其中,但是大型的钢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而且,钢铁行业由于内在的体制原因使得钢铁企业能够获得大量的贷款,但如今钢铁行业行情的下行、钢铁价格降低、钢铁原料价格上升、新型钢铁材料替代品的研发,都促使钢铁行业供过于求。钢铁行业杠杆率居高不下,在中铁、中建等大型钢企资产负债率基本在75%以上。中钢集团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兼钢铁企业同样存在高杠杆率的情况,在2016年中钢集团因为天价负债逾期问题选择了债转股降杠杆,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所以,研究国有企业降杠杆对策,可以通过研究钢铁行业的国企的降杠杆情况来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和规范研究法,对国有企业降杠杆所运用的债务重组以及债转股的方法和结果分析,结合中钢集团的公司背景以及中钢集团降杠杆的过程的研究分析,提炼出高负债率的国有企业在降杠杆方面存在的共同问题,针对这些共同的问题,研究出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增加股权融资、增加投资提升经济效益等方法来降杠杆。本文研究中钢集团的降杠杆过程,完善了国有企业降杠杆的方法对策,为其他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建议,为债转股的过程提供了案例,使其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
范瀚文[2]（2019）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实现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促进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从而建立我国经济质量上的优势。制造业既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又是持续发展的根基,保持制造业健康高效运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了庞大而完备的生产制造体系以及生产能力,但整体上供给质量不高,难以及时应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通过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成为发展面向新时代制造业的必由之路,而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之后,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放缓趋势明显,制造业受累程度更为严重。2015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仅为3.5%,是近十年来最低增速。虽然自2016年开始呈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已经增长疲态尽显,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和库存高企等矛盾显现出来。在这些表层矛盾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值得注意。当前我国制造业深层次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的结构错配方面,即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市场难以出清。一方面,低端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出现严重的产品过剩,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质量数量都不足,市场份额被国外占有。这种现象源于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过度依靠要素投入获取增长,形成低端路径依赖,而低技术投入的结果必然是低端的产出,无法适应国际和国内逐渐提高的产品精细化、高端化、个性化需求。因此,我国制造业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由无效低端的旧供给逐步转变为高效高端的新供给,实现制造业供给与需求的对立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和资源重新配置两种,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正是后者,这就建立了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关联。僵尸企业作为低端无效供给的代表,长期占用大量资金、土地、机器设备等宝贵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直接拉低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不仅如此,僵尸企业还会对正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它们的健康运行。僵尸企业作为本应该退出市场的无效供给在市场中继续生存,甚至还持续扩大已经过剩的产能,是我国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供给质量提升的一大障碍。由于僵尸企业是微观供给主体,因而僵尸企业问题首先是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任务于当下显得既艰巨又紧迫。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下研究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有助于认清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更好地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扫除这一障碍。本文的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观察视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以中国实体经济的支柱制造业为研究主体,以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为核心目标来展开。首先,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僵尸企业问题的本质做出解释,为展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更好地承接现有研究成果做出针对我国国情和现实的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进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其次,本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国际流行的僵尸企业识别法进行修正,并分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展示了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现状。对僵尸企业危害的分析表明僵尸企业问题是阻碍制造业新旧供给转换和转型升级的一大障碍,想要化解制造业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妥善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再次,本文基于供给侧角度对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将僵尸企业问题作为供给问题分析有利于从深层发现僵尸企业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进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并深入考察政府干预因素对僵尸企业危害的放大作用,旨在证明依靠市场自发作用才是清退僵尸企业的最优途径。最后,本文选取与我国具有相似之处的东亚模式代表国家日本和韩国作为样本,在分析这两个国家处理僵尸企业问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从现状、危害、形成机理、国际比较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现阶段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不是周期性问题,不能通过刺激政策解决。我国制造业企业作为供给主体对需求的“质”和“量”变化的适应性差,一旦面临需求冲击就会爆发僵尸企业问题。由于刺激政策只能掩盖而不能真正解决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矛盾,因此刺激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缓解效果是短暂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供给侧管理入手。第二,从正常企业沦为僵尸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产业供给结构失衡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由于产业政策诱导、政府间竞争和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产业供给结构会发生失衡。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僵尸企业更容易滋生。其次,企业供给质量低下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创新能力不足、管理体制不合理以及优秀企业文化缺失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企业供给质量的低下,从而逐渐丧失自生能力,只有外力扶持才能继续存活。最后,无效供给无法清除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僵尸企业未能被市场的力量所清退得益于银行和政府造成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低效退市机制的阻碍作用。第三,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产生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成为主要受害者,而政府干预的加强会加深这一危害。僵尸企业作为无效供给不仅大量侵占有限资源,还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加剧正常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阻碍了有效供给的增量提质。正常企业作为供给主体适应外部需求变化的能力被削弱,从而对供给和需求的匹配产生负面影响,即表现为僵尸企业对非僵尸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优势,所受僵尸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而民营经济的活力则受制于僵尸企业问题。此外,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四,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本在于供给侧改革即体制机制改革,落脚点是建立并维持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首先,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僵尸企业问题并非周期性问题而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其次,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是重要一环。构建完备市场需要同时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国资国企改革,解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并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最后,建立合理的政企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环节。推行有限政府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第五,由于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成因复杂,因此解决对策同样也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发力,协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改革,其中经济结构调整又包含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两方面。产业层面上的对策是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企业层面上的对策是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制度层面上的对策是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沿着减少存量和控制增量的思路来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本文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从供给侧的视角指出僵尸企业问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联系。僵尸企业问题从供给侧的视角来分析就是如何顺利淘汰旧供给并转型升级为新供给,如何减少无效供给并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就是消除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供给侧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为化解供给侧的矛盾奠定新的理论基础。第二,在对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进行识别时加入政府补贴的因素对现有识别法进行修正,提出一种将补贴软约束情况考虑在内的识别法。本文通过制造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对僵尸企业造成的供需错配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政府干预因素的负面作用表明行政手段并不利于直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的作用下自行退出是最好的选择。第三,本文提出我国进入新常态之后的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是阶段性问题,应该从供给侧的视角重新审视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落脚点是建立正常的银企关系与合理的政企关系,促使僵尸企业在市场作用下自行退出。进而,本文据此提出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王聪[3]（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创新逐渐超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发展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难以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没有创新,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已成为企业不输在跑道上的决定性因素,唯有高效率创新,持续创新,才能领跑行业、世界,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拥有难以复制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强大的世界级创新型、开拓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领头羊,一方面,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食粮”和“生命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中国能否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关系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整体发展。然而,相关研究十分匮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究竟如何,以及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未可知。本文将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动态演化、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两大方面综合考量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现状、面临的约束与瓶颈,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具体来讲,本文在技术经济学、效率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第一,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对企业创新过程进行分组,并运用超效率网络EBM模型从整体阶段、研发创新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三个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通过异质性分组从多角度综合考量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采用全局前沿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率、纯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五方面分解企业的创新效率,并通过异质性分组深入分析近九年来企业效率的变动过程和变动方向;第三,从企业创新系统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内部特质、外部区域和行业环境特征为切入点,首先整体衡量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然后从上述因素切入,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深一层分析,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为宏观且全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静态创新效率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创新效率受总纯技术效率直接影响,具体到各创新阶段中,研发创新阶段的规模效率和商业化阶段纯技术效率是关键影响因素,因而应从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投入质量和利用率三方面方面着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在动态创新效率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增长率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波动的共同影响。其中,技术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3）在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在企业成本约束方面,员工薪酬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在发展战略方面,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在治理结构方面,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作用;在地区差异层面,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在行业差异层面,行业市场需求提高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高;在其他特征方面,年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年龄、成长能力、员工工资、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影响最大。以上因素对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在创新效率作用机制方面,融资约束会反向刺激企业加大智力资本投入,转劣势为优势,促进创新效率增长,且对沿海地区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完善股权结构、加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而拉大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显着不利于创新效率提高,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这一作用过程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放大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当政府创新补贴在单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创新效率在地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强度、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其它区域都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度能有效加强行业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进而在人力资本价值创造作用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效率提升,一方面应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转化效率,改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重视优化创新环境,尤其注重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有针对性地提高异质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
段静[4]（2016）在《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是随企业制度建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的,并非市场经济发育的结果,公司治理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转轨的制度和不健全的法律背景下展开的。西方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不能完全指导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存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我国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开启的公司治理已历经20余年,学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日益激增,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展开,忽视了我国企业整体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及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多为经济后果研究。公司治理是公司参与各方长期博弈的动态过程,治理的有效性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完善程度、资本市场发展状况等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经济转轨期的宏观背景,选取2007-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进行特定情境研究,运用经济、法制、市场、传统文化、行为等要素对情境进行描述、刻画,综合考虑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本文结合国际学术界对行为研究的新趋势,突破公司治理原有内涵边界,提出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个维度,并将其运用到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考虑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本身具体的特殊性及获取政治关联的不同途径,对政治关联进行性质和强度区分;拓展治理绩效概念内涵,对其进行全面的财务量化。从沪深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选取303家合适的上市公司样本,包括213家国有企业和90家民营企业,手工收集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和治理绩效三个变量的相关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模型等统计、计量方法,比较分析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的关系,实证检验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整体上表现为良好,且治理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二、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种路径影响治理绩效,且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强于治理行为,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价值创造”的角色,显着影响治理绩效;三、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并未对治理绩效带来完全的正向影响,同时有企业犯罪情况的产生,随着2014年以后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强,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四、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产生正向影响,但二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作用强度不同。立足于经济转轨期的宏观背景,基于特定情境研究,全面考虑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综合作用,对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和治理绩效进行结合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一、丰富了制度理论,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理论,为研究公司治理、政治关联提供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公司治理、政治关联的相互作用机制,填补了现行研究中的空白;二、拓展了公司治理的概念内涵,引入治理行为研究,提出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两个维度,并将其运用到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中,提供了全新的公司治理测量工具;三、实证检验了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差异性;通过区分政治关联的性质和程度,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进行回归分析,为政府“扶持”或“掠夺”作用的争议性提供更为清晰而全面的实证数据;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治理行为对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给出了公司治理的经验证据,亦说明了从公司治理视角展开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杨婷婷[5]（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作为我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工具,在弥补地方财力、促进地区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债务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且日益凸显,已成为我国经济可能的“灰犀牛”。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得到了初步控制。但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还存在隐性债务考虑不充分、风险成因定量研究不足、风险评估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制→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结合国家审计署、财政部等相关公开数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等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财政分权、政治体制、宏观政策和债务管理等4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接着运用常规指标、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对债务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然后,对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以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地方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为目标,分别从处理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提出了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思路和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第一,在梳理已有相关文献和报告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进行分析。从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分税制改革后四个阶段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接着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现状（包括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规模及隐性债务规模）、结构现状（包括行政层级、区域、举债主体、资金来源、债务投向、债务偿还期限等分布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深入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文章从财政分权、政治体制、宏观政策和债务管理制度四个角度对债务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财政分权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政治体制中的政绩考核因素则是风险形成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因素是风险形成的催化剂,而债务管理制度因素则是风险形成的技术层面原因。第三,根据以上分析,从省级层面定量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30个省级政府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因素、政绩考核因素等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显着影响。其中,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债务风险越低;政府间晋升竞争越激烈,债务风险越高。通过对比定量分析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逻辑可知,定量分析结果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多角度、全面、客观评估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首先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形式,将债务风险分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效率风险和外在风险,并分别进行阐述。然后运用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等六大常规指标对债务风险进行逐项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风险可控,存在一定举债空间,但债务隐性化问题严重,局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风险不容忽视。接着通过构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从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角度分别对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总资产角度看,我国地方政府的总资产完全可以覆盖其总负债且还有一定空间;从流动性资产角度考虑,当或有债务转化率高于50%时,需警惕和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后,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政策目标下,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对债务风险进行了综合测评。结果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债务风险得分较低,而经济较落后的西部省份债务风险得分反而较高,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第五,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介绍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风险管理体制,梳理巴西和墨西哥处置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做法,并阐述哥伦比亚的债务风险预警经验,文章得出可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借鉴的几点启示: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要利用和管理相结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要制度约束和市场监督相结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和宏观经济调控相结合、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要事前预警和事后处置相结合。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有必要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视角出发,处理好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区域差异之间的关系,也要结合债务风险的形成原因,将风险管理纳入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完善债务风险内部管理机制,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地方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梁伟[6]（2019）在《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利益冲突与平衡是破产程序中恒久的话题,利益冲突与平衡充斥于破产重整规范与司法实践的各个角落,几乎不可能总结出全部的冲突样态与平衡路径。这一方面是因冲突类型的繁杂,很难全部囊括;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动随时改变重整中的利益博弈状态,进而随时衍生出新的冲突。但破产重整程序作为破产程序框架下的子项目,以利益相关者的经济人理性为基础,通过再建企业并释放企业的持续经营价值（Going Concern Value）的制度价值却未发生变化。当陷入财务困境但具有可持续经营价值的企业,亟需要破产重整进行拯救时,却因利益冲突而阻遏重整程序的顺利推进,这便需要反问,究竟为何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失去理性的经济思考,而排斥重整程序?虽然主要建立在个案分析之上的研究,不能发现全部的利益冲突类型,并且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解决路径也可能是相对狭隘的,毕竟债务人企业与债务人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企业的债务结构、盈利状况、经营模式、市场前景、企业文化等均存在差异,恰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对个案深入的剖析可以发现冲突的真实样貌,最直观的了解到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的面相,在此基础上的平衡路径可以为其他案件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破产重整程序是市场竞争失败主体拯救本位程序,司法介入下利益相关者协商博弈平台的制度架构能够促进市场化主导资源配置的实现,但在利益协商与博弈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化解与利益平衡的实现是破产重整制度功能发挥的手段和方式,利益平衡的实现可从社会结构维度推动破产重整制度功能的发挥,既包括社会行为维度的指引功能,也包括社会文化维度的转化功能,甚至是社会经济维度的资源配置转变与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功能,但这均需以利益平衡的实现为前提。企业财务困境造成债务人财产不能满足于各方的需求,进而从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将可能爆发激烈的利益冲突,如何实现利益平衡是破产重整程序需要解决的问题。角色多样与利益诉求重合是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复杂的表征,探明利益冲突的实然面相是实现破产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必然选择,以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及诉求为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既包括以数据为主的分析去解构企业的财务困境与可持续经营价值现实,也包括田野调查发现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实证研究能够穿透重整司法实践与制度规范间的迷雾,明晰债权人、债务人及战略投资人等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及行政权、审判权等角色在重整程序中的真实样态。但破产重整程序不可能对全部利益冲突逐一化解,利用破产重整程序实现企业拯救,保留与释放债务人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价值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重整制度的价值功能,而在此目的之下,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冲突类型化,对应其成因探索体系化的解决路径。首先是债务人财产与破产重整利益平衡的关联,毋庸讳言,财产的价值归属是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目标,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是基于财务困境的现实,财务困境的现实背后是债务人财产价值和变现能力的有限与不足。人具有逐利的本质,以债权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争夺有限的债务人财产,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实施利己的策略,在重整博弈中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实现破产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基础就是提升债务人财产价值并进行妥当的分配。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一直未上升到破产法基本原则维度,但破产法相对非破产法的重要特征就是基于破产撤销权、自动冻结制度等以实现债务人财产保值为目标的制度设计,其背后的逻辑是以实现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实质公平追求。而挖掘债务人企业破产期间继续经营能力,能有效的实现债务人财产增值。对债务人财产的分配需以非破产法规则为基础确定权利人,锁定权利人范围,并以破产期间时间轴上坐标为尺度,对破产重整前、重整期间及重整完毕后的权利人进行有序的分配与清偿,从而实现破产重整程序制度背后的实质公平和效率价值。破产重整程序利益平衡的实现需要市场化和法治化路径为指引,以债务人财产分配和债务人企业拯救为目的的利益平衡路径也需要在上述框架下实现,重整程序这一司法平台的制度建构要求审判权主导并负责应对重整中利益的冲突,努力实现重整中利益的平衡。可在集体行动逻辑之下,因为重整程序中规范不完备、冲突剧烈而造成审判机关对重整程序持审慎态度。企业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关乎地方经济发展、职工安置等多重因素,行政权难免不对其产生关注,但行政权的介入会冲击审判权的中立地位,使利益偏离平衡的天平而向某一方倾斜,进而损害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此外,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受到法院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弱化了其自身功能,究其根源在于缺少市场化与科学化的履职评价体系,而变成行政领导式履职,与市场化要求相悖。破产重整利益的平衡需要外部公权力介入的保障,也需要内部管理人权力的积极行动,权力在行政权、审判权与管理人之间能否进行妥当的配置影响着重整程序的成功。审判权基于纠纷裁判者的司法权威性而享有破产重整程序主导权,而其正确运用破产宣告权、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等实现程序控制以克服审慎态度是其正确样态;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备之时,破产重整程序无法有效的借助市场,弱化重整功能,行政权应以辅助破产重整程序成功和企业拯救为目的,从程序主导权的享有者退化为程序失灵时的弥补者;而管理人则应以市场化为基础,以积极能动的履职去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重整程序中妥当利用商业判断规则,并建立以债务人财产价值为基础的评价标准,以激励管理人积极履职,来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最后是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实现路径,利益平衡的实现是利益的分配过程,破产重整中利益的分配需要接受利益位阶的调整,按照利益位阶的不同进行不同的保护,并将权利人以不同的债务人财产进行清偿。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重整中利益的三个位阶层次,在权变理论下,金融债权保护被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予以关注,而群体利益保护也加入了程序参与权,以保障其信息的对称,最后才是通过克服僵化性的一致原则去对个体利益实现保护。针对不同利益位阶中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重整规范不完备的空白地带,凭借管理人的积极履职与行政权的协助,在审判权的主导之下探索诸如和解式重整的路径,克服僵化的思路去实现重整中的利益平衡,以达到推动破产重整程序成功,保护企业可持续经营价值及发挥重整制度功能的目的。
吴秋生,独正元[7]（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人员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实证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影响以及政府隐性担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越低,并且相较于股权结构维度,高层治理结构维度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助于缓解国企过度负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提高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缓解作用。本文不仅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下通过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来缓解国企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股权结构的"混",更要治理结构的"合",并且要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欣[8]（2019）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证监会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党建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发挥风险防控的治理作用,影响公司风险水平,是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中国特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出发,基于国有企业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系,选取2004-2015年间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采用OLS估计方法、固定效应模型、2SLS-IV和Heckman两步法,实证检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本文发现:（1）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推行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系发挥了积极的风险防控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显着地降低国有上市公司总风险和特质风险。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渠道发挥作用的。在“双向进入”方面,党组织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渠道参与公司治理时,能够显着降低国有上市公司的总风险和公司特质风险。在“交义任职”方面,当党委（副）书记兼任（副）董事长时,能够显着降低国有上市公司总风险和公司特质风险;当党委（副）书记兼任CEO或总经理时,对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不显着。（3）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决策机制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减少公司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来降低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4）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监督机制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在反腐新政实施前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弱的地区,相比于反腐新政实施后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强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风险的防控作用更显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监督作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其他外部治理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代替外部治理机制发挥监督作用。本研究是基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中国特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展开的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决策和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线索,对当前国企党建工作的推进和深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源[9]（2019）在《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国非金融部门过高的杠杆率以及其过快的增速往往被认为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并一度被作为稳定的金融危机预警信号。2011年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于2013年先后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认为过高的杠杆率是未来中国主要风险之一。众多学者和国际研究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纷纷建议中国应高度重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涨的问题,积极主动寻求降低杠杆的方法,以防止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然而,杠杆率毕竟是一个微观概念,笼统的通过信贷/GDP（宏观杠杆率）判定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否过高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解读,也不利于“去杠杆”政策的推出。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问题和“去杠杆”压力有更好的了解,有必要从微观角度进一步考察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现状和潜在债务风险。因此,本文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描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一系列特征事实,并以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危机国家（地区）的相应指标作为对照基准,对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潜在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不论在水平值还是增速上均显着高于其余新兴市场国家乃至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危机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从微观层面看,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主要集中于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和西部地区。尽管从风险债务规模占比的数据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当前并不必然会爆发债务危机,但非金融企业财务状况在金融危机后期（2011年—2017年）的不断恶化与不断上涨的宏观杠杆率相互叠加始终是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巨大隐患。因此,有必要实施一系列措施抑制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上涨趋势,实现平稳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问题与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不无关系,但作为影响流动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在我国非金融企业两轮加杠杆中的直接作用不容忽视。那么,若当前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我国非金融企业实现良性“去杠杆”?为回答这一疑问,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2005—2017年的季度财务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的非线性关系,这一非线性关系在短期杠杆率和非国有企业间表现的更为明显。即,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最初会随货币政策的紧缩呈现下降趋势,一旦货币政策紧缩程度超过一定阈值,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反而会出现回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位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竞争程度较低行业中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实际盈利水平较低的非国有企业,其杠杆率与货币政策之间的“U”型非线性关系更为明显。上述异质性检验不仅说明了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过度紧缩货币政策导致企业杠杆率上涨的替代性融资渠道和所有者权益渠道。与此同时,随着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新兴市场国家受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越来越显着。货币政策国际间传导效应的存在是否会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造成影响以及影响形式如何?对上述问题的了解也是当前我国去杠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会通过国际传导（利率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推动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快上涨。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更为显着。进一步研究发现,平均来看,亚洲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的程度要显着高于世界其它地区。而一国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则有助于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对本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带来的冲击。无论货币政策在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进程中如何作为,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需要通过诸如资产价格渠道、信贷渠道等传导渠道来实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不完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使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本身便很难解决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下,高度依赖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不仅推升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还进一步增加了货币政策保障我国非金融企业实现结构化去杠杆的难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不仅有助于增加非金融企业融资渠道,特别是股权融资,还可能有助于提升其它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那么,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是否有助于化解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否能增强国内货币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以及缓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国际传导的影响?本文运用2000—2015年47个国家（地区）上市非金融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即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在降低企业整体杠杆率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债务期限。这一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呈现显着异质性。首先,一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程度越低、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监管质量越好、信息披露程度越高,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越显着;其次,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增加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创新型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在那些高杠杆、大规模、低盈利、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政企关联较弱的企业,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强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更显着。另外,一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国内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力,缓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国际传导对国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此,为推动我国非金融企业顺利实现结构化去杠杆,国内货币政策应在保持稳健中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灵活性,根据形势动态变化,松紧适度。监管层在今后也应该重视美国货币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避免国内外冲击叠加造成非金融企业过快去杠杆带来的风险。在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前提下,金融层面还需要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确保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均衡合理。同时宏观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微观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
董恺强[10]（2020）在《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造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由之路。投资和产能配置作为制造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避免企业过度投资和行业产能过剩发生,确保市场供需结构平衡,是制造业能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如何让市场在投资和产能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成为当前急需思考的问题。要回答以上问题,其前提是需要深入而全面地剖析中国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体以及高速增长和承接全球生产链的后发经济体这一特殊的国情下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因此,在现实背景下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选题。本文立足于市场机制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现状,采用数理证明和实证分析方法,综合行业和企业数据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系统的研究,首先本文展开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微观机理的数理分析,揭示了市场配置机制下产能过剩形成的条件;基于行业数据研究了下游市场需求对于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动态调整特征以及上下游产业传导机制下产能调整行为,初步从行业层面探究了市场何以诱导产能过剩的形成;然后以企业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企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的微观机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的所有制差异性;同时考虑到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将市场冲击以及不确定性的市场条件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拓展了市场对于投资和产能配置机制研究。以上研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社会供需结构错配等重大经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基于中国经济特殊的发展背景,本文对影响投资和产能配置的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包括阐释市场机制下产能过度进入和产能退出刚性的微观机理,通过构建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数理模型,分析多种典型市场情形下厂商选择投资进入和产能退出的市场条件,及其对应的企业投资水平和产能配置状态,进而揭示市场信号诱导下产能过剩的发生机理和过剩产能退出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基于理论分析发现,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容易诱发产能过度进入,资本专用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则会造成产能退出刚性。产能过剩是当市场需求诱导下的投资进入使产能配置水平超过一定阈值,且难以引导产能的退出,才可能出现的情形。从市场机制角度分析,虽然市场信号能够诱导产能的进入,但无法有效地引导产能的退出,市场对产能进入和退出作用呈现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的存在正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能过剩发生的原因。第二,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数据考察了制造业投资与产能配置产业间传导机制,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市场需求对钢铁行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动态诱导效应以及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采用分布滞后模型考察钢铁行业的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于钢铁行业的产能调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市场机制的调节机制具有局限性,当市场需求增速很大时,市场机制不但没有起到调节器的作用,反而使得产能水平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加大。钢铁行业的产能对于其主要的下游行业发展的调整反应均具有滞后性,且从长期作用弹性看,建筑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对钢铁行业的产能调整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大。第三,进一步本文基于微观厂商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年报数据,设计了反应需求量和需求价格的市场信号指标,并构建了测度产能配置增量和存量的投资与产能双方程模型,实证计量与分析了投资与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扩张性市场信号诱发的投资进入作为“投资潮涌”效应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普遍现象,但高扩张市场信号对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诱导效应明显增强,低扩张与高扩张市场信号对投资进入和产能形成的诱导效应存在显着的非线性;下滑期市场诱导机制对产能退出的引导缺乏有效性,表现为显着的刚性特征,市场信号对产能进入和退出的作用效应呈现显着的非对称性特征。若有针对性的产能配置政策机制缺位,伴随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市场传导机制对于投资进入与产能形成诱导的有效性,和对于过剩产能退出调节的失灵,会导致产能过剩频繁发生并且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治理。第四,在制造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机制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制造业企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所有制差异性。本文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将企业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对比研究了市场扩张和下滑阶段,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性、预算约束程度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反应的作用效应以及对比检验不同时间阶段市场信号对于引导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产能进入和产能退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不仅遵循市场机制,并且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产能进入行为对扩张性市场信号有更强的敏感性,但同时处于下滑期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产能退出刚性;预算软约束放大了扩张市场信号对国有企业产能进入的诱导效应,却未显着地影响国有企业的产能退出行为;在2013年以前,国有企业投资倾向于对市场需求量信号反应,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倾向于对市场价格信号反应。在2013年以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投资行为对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的反应均显着,且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的敏感性要强于非国有企业。第五,进一步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化等原因,将冲击和不确定性市场条件纳入市场配置机制的实证分析框架中,拓展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作用机制研究。本文通过上市企业运营指标构建了市场冲击持续期和市场不确定性变量,实证检验了不同市场冲击持续期下市场需求和市场不确定性程度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和产能调整行为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当市场负向需求冲击的持续期较短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影响不显着,却对企业产能调整决策的影响明显。相反,当市场负向需求冲击的持续期较长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影响显着,企业产能调整决策的影响不明显,此时,市场需求冲击仅是影响了企业对未来产能配置的计划,企业的当前产能配置水平却不会按照当期的市场需求冲击变化进行调整,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作用有效却对产能调整作用失灵;市场需求冲击的持续性影响了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产能调整行为的作用效应。当市场需求冲击的持续期增长时,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显着减弱,对企业产能调整能力的弱化效应显着提高。
二、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对策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对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过度负债条件下国有企业降杠杆对策研究 ——以中钢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过度负债研究 |
| 1.2.2 关于降杠杆研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过度负债 |
| 2.1.2 降杠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
| 2.2.2 债务重组理论 |
| 2.2.3 风险预警理论 |
| 2.2.4 资本结构理论 |
| 3 过度负债国有企业降杠杆分析 |
| 3.1 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现状 |
| 3.1.1 过度负债概述 |
| 3.1.2 降杠杆的环境分析 |
| 3.2 国有企业降杠杆的主要内容 |
| 3.2.1 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策略实施 |
| 3.2.2 国有企业降杠杆的主要过程及情况 |
| 3.3 国有企业降杠杆存在的问题 |
| 3.3.1 总杠杆率依然较高 |
| 3.3.2 数字主义降杠杆 |
| 3.3.3 降杠杆阻碍融资 |
| 3.3.4 债转股条件限制严格 |
| 4 中钢集团降杠杆分析 |
| 4.1 中钢集团的基本情况 |
| 4.1.1 中钢集团简介 |
| 4.1.2 中钢集团过度负债情况 |
| 4.1.3 中钢集团过度负债的原因 |
| 4.2 中钢集团降杠杆过程 |
| 4.2.1 中钢集团降杠杆的主要方法 |
| 4.2.2 中钢集团降杠杆的实施过程 |
| 4.3 中钢集团降杠杆的评价 |
| 4.3.1 降杠杆的成效 |
| 4.3.2 降杠杆的不足之处 |
| 4.3.3 降杠杆情况总结 |
| 4.3.4 债转股降杠杆建议 |
| 5 降杠杆研究结论及对策 |
| 5.1 调整投资结构 |
| 5.2 调整筹资结构 |
| 5.2.1 减少债务融资 |
| 5.2.2 增加融资方式 |
| 5.2.3 分拆股份 |
| 5.2.4 调整债务结构 |
| 5.3 管理营运资金 |
| 5.3.1 强化经营性资金管理 |
| 5.3.2 增强营运资本周转 |
| 5.3.3 往来业务客户风险管理 |
| 5.4 调整利润分配 |
| 5.4.1 减少税收 |
| 5.4.2 减少现金股利分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 |
| 二、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解释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僵尸企业的内涵与识别 |
| 二、僵尸企业的产生原因与不良影响 |
| 三、僵尸企业的处置方式 |
| 四、文献评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现状与危害剖析 |
| 第一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 |
| 一、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的发展演进 |
| 二、国际僵尸企业识别法在我国的适用性 |
| 三、针对我国僵尸企业的识别法修正 |
| 第二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现状 |
| 一、整体变化趋势 |
| 二、分地区分布情况 |
| 三、分行业分布情况 |
| 四、分所有制分布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危害剖析 |
| 一、加剧供需结构的错配 |
| 二、抑制有效供给的产生 |
| 三、阻碍制造业转型升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的形成机理：基于供给侧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诱因：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选择性产业政策诱导 |
| 二、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 |
| 三、国内外宏观经济波动 |
| 第二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基础：企业供给质量低下 |
| 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
| 二、管理体制问题突出 |
| 三、工匠精神普遍匮乏 |
| 第三节 制造业僵尸企业形成的本质原因：无效供给无法清除 |
| 一、银行提供僵尸信贷支持 |
| 二、地方政府父爱主义保护 |
| 三、市场低效退出机制阻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对供求匹配的影响：基于出口规模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出口规模挤出效应分析 |
| 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政府干预作用的进一步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实证检验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改变僵尸企业识别的严苛度 |
| 二、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处理 |
|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僵尸企业问题处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日本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二节 韩国的僵尸企业问题 |
| 一、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经济背景 |
| 二、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制度根源 |
| 三、韩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处理实践 |
| 第三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从供给侧视角审视僵尸企业问题 |
| 二、正常的银企关系衍生于完备市场 |
| 三、合理的政企关系产生于有限政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解决我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产业层面：减轻产业供给结构失衡 |
| 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合作机遇 |
| 二、推进“互联网+”战略培育产业新业态 |
| 三、推行区域差异化策略促进产业转移承接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提升市场主体供给质量 |
| 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创新动力 |
| 二、激发企业家活力催生高效率民营企业 |
| 三、鼓励企业服务化转型实现价值链攀升 |
| 第三节 制度层面：推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 |
| 一、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提高破产程序效率 |
| 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培育独立市场主体 |
| 三、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二、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研究 |
| 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理论 |
| 二、效率理论 |
| 三、演化经济学理论 |
| 四、公司治理理论 |
| 五、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 一、静态创新效率 |
| 二、动态创新效率 |
| 三、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 |
| 第一节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地区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的动态关系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静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
| 二、静态创新效率测算方法 |
| 三、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生命周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五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改进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动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评价 |
| 第一节 评价方法与指标说明 |
| 一、动态创新效率评价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创新效率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样本基准回归 |
| 二、异质性分组与影响差异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交易市场、政府补贴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行业竞争程度、行业市场需求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劳动力成本上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五、劳动力成本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外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补贴、技术交易市场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跨区域溢出效应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框架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竞争环境、行业市场需求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三、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公司治理 |
| 1.4.2 政治关联 |
| 1.4.3 治理绩效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技术路线、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
| 1.6.1 研究技术路线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章节安排 |
| 1.7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相关理论 |
| 2.1.2 政治关联相关理论 |
| 2.2 企业发展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2.1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2.2 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与公司治理 |
| 2.3 公司治理文献回顾 |
| 2.3.1 公司治理相关研究内容 |
| 2.3.2 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3.3 公司治理现有研究不足与发展趋势 |
| 2.4 政治关联文献回顾 |
| 2.4.1 政治关联的分类 |
| 2.4.2 政治关联的度量 |
| 2.4.3 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2 评价指标遴选 |
| 3.2.1 评价指标的初步确定 |
| 3.2.2 专家咨询 |
| 3.3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问卷调查设计 |
| 3.3.2 调查问卷概况 |
| 3.3.3 数据分析 |
| 3.3.4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4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整体情况 |
| 3.4.1 按行业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4.2 按地区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4.3 按企业性质分类的公司治理统计情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司治理结构与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2 研究假设内容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3.2 数据分析方法 |
| 4.3.3 变量定义 |
| 4.3.4 研究模型 |
| 4.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关联与治理绩效关系的研究 |
| 5.1 引言 |
| 5.2 企业政治关联途径分析 |
| 5.3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2 研究假设内容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4.2 数据分析方法 |
| 5.4.3 变量定义 |
| 5.4.4 研究模型 |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 |
| 5.5.2 相关性分析 |
| 5.5.3 实证检验 |
| 5.5.4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公司治理视角下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 |
| 6.1 公司治理与政治关联的相互作用机制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2 研究假设内容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6.3.2 数据分析方法 |
| 6.3.3 变量定义 |
| 6.3.4 研究模型 |
| 6.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1 相关性分析 |
| 6.4.2 实证检验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贡献 |
| 7.2 研究结论 |
| 7.3 对策建议 |
| 7.3.1 政府层面 |
| 7.3.2 企业层面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指标评价标准 |
| 附录3 假设汇总及研究结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5）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现有文献的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六、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地方政府债务 |
|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地方政府举债的合理性 |
|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内容 |
| 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 |
| 一、新中国建立前地方政府债务发展概况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地方政府债务发展概况 |
| 三、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债务发展概况 |
| 四、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债务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现状分析 |
| 一、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测算 |
| 二、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现状分析 |
| 一、债务层级结构 |
| 二、债务区域结构 |
| 三、举债主体结构 |
| 四、资金来源结构 |
| 五、债务投向结构 |
| 六、债务期限结构 |
| 第四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的定性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财政分权因素 |
| 一、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二、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突出 |
| 三、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不健全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政治体制因素 |
| 一、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 |
| 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三、地方官员违规举债问责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宏观政策性因素 |
| 一、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影响 |
|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影响 |
| 三、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债务管理制度因素 |
| 一、缺乏有力的债务风险管理机构 |
| 二、用债效率低 |
| 三、偿债无保障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的定量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二、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第二节 模型设计与样本选择 |
| 一、模型设计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选择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二、回归结果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 |
| 一、规模风险 |
| 二、结构风险 |
| 三、效率风险 |
| 四、外在风险 |
| 第二节 运用常规指标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一、债务负担率 |
| 二、债务率 |
| 三、偿债率 |
| 四、债务依存度 |
| 五、或有债务比例 |
| 六、或有债务与综合财力比率 |
| 第三节 运用资产负债分析法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框架 |
| 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分析 |
| 三、考虑流动性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联合分析 |
| 第四节 稳增长和防风险目标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一、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 |
| 二、省级层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 |
|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
| 第七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风险管理 |
| 一、地方政府债务概况 |
|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
| 三、风险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风险管理 |
| 一、地方政府债务概况 |
|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
| 三、风险管理机制 |
| 第三节 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及风险预警 |
| 一、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 |
| 二、墨西哥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 |
| 三、哥伦比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
| 第四节 国际比较对我国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启示 |
| 一、对地方债务融资机制要利用和管理相结合 |
| 二、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要制度约束和市场监督相结合 |
| 三、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和宏观经济调控相结合 |
| 四、应对地方债务危机要事前预警和事后处置相结合 |
| 第八章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正确处理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 一、处理好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 二、处理好债务风险管理与城镇化的关系 |
| 三、处理好债务风险管理与区域差异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央政府层面政策建议 |
| 一、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法律体系 |
| 二、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 |
| 三、完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 |
| 四、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构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层面政策建议 |
| 一、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 |
| 二、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
| 三、积极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
| 四、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6）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立法表 |
| 案例表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利益冲突的成因:利益主体与诉求多元化 |
| 第一节 破产重整中利益内涵的阐释 |
| 一、利益的内涵阐释 |
| 二、法律维度的利益阐释 |
| 三、破产重整中的利益冲突阐释 |
| 四、破产重整中的利益平衡阐释 |
| 第二节 破产重整利益冲突的案例剖析 |
| 一、A企业的破产概况 |
| 二、债务人的利益诉求 |
| 三、债权人的利益诉求 |
| 四、其他主体的利益诉求 |
| 五、法院的审慎态度 |
| 六、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 |
| 七、破产管理人的能动性不足 |
| 第三节 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的类型解析 |
| 一、债务人财产供给的不足产生无序分配 |
| 二、公权力介入时的重整程序控制权争夺 |
| 三、利益相关者多样化造成利益位阶不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利益平衡的价值:社会结构中重整功能实现 |
| 第一节 社会群体行为导向维度功能 |
| 一、私权意识回归 |
| 二、商业风险分配 |
| 三、实质正义实现 |
| 第二节 重整文化构建维度功能 |
| 一、拯救文化对传统债文化的替代 |
| 二、公共本位对私利本位的替代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发展维度功能 |
| 一、宏观经济政策落实 |
| 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平衡的基础:财产保值增值与有序分配 |
| 第一节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实现 |
| 一、规则设计实现债务人财产保值 |
| 二、继续经营实现债务人财产增值 |
| 三、重整成功实现债务人财产溢价 |
| 第二节 债务人财产分配的受益主体 |
| 一、债务人企业的债权人 |
| 二、债务人企业的出资人 |
| 第三节 债务人财产主体间的有序分配 |
| 一、债务人财产清算价值:归属重整完成前债权人 |
| 二、债务人财产重整溢价:归属出资人与重整后债权人 |
| 三、债务人企业隐性资产:归属重整后出资人 |
| 四、企业重整后经营收益:归属出资人与重整后债权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平衡的保障:权力的正确行使 |
| 第一节 正确介入的行政权:辅助重整成功 |
| 一、行政权过度介入的惯性 |
| 二、行政权过度介入的成因 |
| 三、行政权正确介入的尺度 |
| 四、行政权正确介入的样态 |
| 第二节 克服审慎态度的审判权:主导重整程序 |
| 一、审判权审慎态度的剖析 |
| 二、重整程序审判权主导实现 |
| 第三节 市场化履职激励的管理人:完成重整事务 |
| 一、管理人履职评价体系不完备 |
| 二、不完备评价体系的表现形式 |
| 三、管理人履职评价方式的转变 |
| 四、市场化评价标准激励管理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平衡的路径:利益位阶下的权益保障 |
| 第一节 破产重整的利益位阶 |
| 一、破产重整中利益位阶的内容 |
| 二、破产重整中利益位阶的重配 |
| 第二节 利益位阶重配下权益保障弱化 |
| 一、实践维度维护公共利益难 |
| 二、规范维度排斥利益群体参与 |
| 三、观念维度个体利益保护僵化 |
| 第三节 特殊主体权益保障的路径探索 |
| 一、金融债权利益保障探索 |
| 二、和解式重整群体利益保障探索 |
| 三、其他主体权益保障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三、 研究设计 |
|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2.主要变量定义 |
| (1) 过度负债的衡量。 |
| (2)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衡量。 |
| (3) 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衡量。 |
| (4) 控制变量。 |
| 3.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1.描述性统计 |
| 2.相关性分析 |
| 3.实证过程及分析 |
| 4.稳健性检验 |
| (1) 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
| (2) 考虑非国有股东委派人员与持股比例之间的交叉影响。 |
| (3) 使用替代指标衡量非国有股东持股和委派人员。 |
| (4) 使用替代指标衡量过度负债。 |
| 五、 结论与建议 |
（8）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发现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述评 |
| 2.1 关于公司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1.1 关于公司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1.2 关于公司风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政治对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1 关于政治干预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 |
| 3.1.2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容与方式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分析及假设 |
| 3.2.2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渠道分析及假设 |
| 3.2.3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机制分析及假设 |
| 第四章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公司风险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变量和计量模型设计 |
| 4.1.1 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
| 4.1.2 主要变量的度量 |
| 4.1.3 模型设定 |
| 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1.2 基准结果分析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处理内生性问题 |
| 4.3.2 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
| 4.3.3 剔除被ST和金融行业样本 |
| 4.3.4 排除其他代替性解释 |
| 4.3.5 引入时间趋势项 |
| 4.4 影响渠道检验:董事会渠道和监事会渠道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影响机制检验: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 |
| 4.5.1 研究设计 |
| 4.5.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对策建议和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9）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主要创新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本结构主要理论 |
| 2.2 杠杆率现状分析 |
| 2.3 杠杆率的影响因素 |
| 2.4 货币政策与“去杠杆” |
| 第3章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特征事实:现状、成因、风险 |
| 3.1 引言 |
| 3.2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现状 |
| 3.2.1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跨国对比 |
| 3.2.2 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组成变动 |
| 3.2.3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 |
| 3.3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的成因 |
| 3.3.1 国内因素 |
| 3.3.2 全球因素 |
| 3.4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风险 |
| 3.4.1 企业高负债率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
| 3.4.2 非金融企业潜在债务风险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
| 4.1 引言 |
| 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4.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定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4.3.3 计量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异质性检验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国际传导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5.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定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5.3.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不同行业间异质性 |
| 5.4.2 不同企业间异质性 |
| 5.4.3 不同国家间异质性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研究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数据来源和计量模型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 |
| 6.3.3 计量模型设定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国家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4.3 行业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4.4 企业特征、金融结构与企业杠杆率 |
| 6.5 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与企业杠杆率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文结论与研究拓展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拓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与评析 |
| 1.2.1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产能以及产能利用水平测度方法的相关文献 |
| 1.2.4 现有文献简要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的基本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基本结构和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理论分析 |
| 2.1 影响制造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 |
| 2.1.1 体制因素 |
| 2.1.2 市场因素 |
| 2.1.3 简要评析 |
| 2.2 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微观机理及其数理分析 |
| 2.2.1 市场配置机制下产能过度进入的微观机理 |
| 2.2.2 市场配置机制下产能退出刚性的微观机理 |
| 2.2.3 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数理分析 |
| 2.3 章节小结 |
| 第3章 基于行业数据的制造业投资与产能配置产业间传导机制研究 |
| 3.1 市场需求对投资与产能配置的动态诱导效应分析 |
| 3.1.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3.1.2 数据选取和变量设计 |
| 3.1.3 实证模型的设定 |
| 3.1.4 实证结果分析 |
| 3.2 下游产业发展对产能调整的作用效应分析 |
| 3.2.1 下游行业选择、数据选择和变量设计 |
| 3.2.2 Granger因果检验和模型构建 |
| 3.2.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微观厂商数据的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研究 |
| 4.1 投资和产能配置机制实证模型的设定 |
| 4.2 微观大样本厂商数据说明和变量设计 |
| 4.2.1 微观大样本厂商数据说明 |
| 4.2.2 基于微观厂商数据的计量变量设计 |
| 4.3 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投资方程的计量结果分析 |
| 4.3.2 产能方程的计量结果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异质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造业企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
| 5.1 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所有制差异的实证模型设定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均衡分析 |
| 5.1.3 实证模型设定 |
| 5.2 数据说明、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变量设计 |
| 5.2.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投资方程的计量结果分析 |
| 5.3.2 产能利用率方程的计量结果分析 |
| 5.3.3 预算软约束下产能进入方程的计量分析 |
| 5.3.4 预算软约束下产能退出方程的计量结果分析 |
| 5.4 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所有制差异的时变检验 |
| 5.4.1 相关性分析 |
| 5.4.2 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引入冲击和不确定性市场条件的投资与产能配置效应 |
| 6.1 持续性市场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和产能调整行为分析 |
| 6.1.1 数据说明、变量设计和描述性统计 |
| 6.1.2 实证模型构建 |
| 6.1.3 持续需求冲击下企业投资及产能调整行为的实证结果 |
| 6.1.4 异质性分析 |
| 6.2 市场不确定性的投资和产能配置效应分析 |
| 6.2.1 市场不确定性的度量 |
| 6.2.2 模型的构建 |
| 6.2.3 实证检验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对策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过度负债条件下国有企业降杠杆对策研究 ——以中钢集团为例[D]. 闵童童. 安徽财经大学, 2020(11)
- [2]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僵尸企业问题研究[D]. 范瀚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D]. 王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对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段静. 华南理工大学, 2016(12)
- [5]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D]. 杨婷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D]. 梁伟. 吉林大学, 2019(02)
- [7]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J]. 吴秋生,独正元. 经济管理, 2019(08)
- [8]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风险水平的影响研究[D]. 关欣. 广西大学, 2019(01)
- [9]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研究[D]. 李源.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D]. 董恺强.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