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罪与罚》的人物世界（论文文献综述）
李超[1]（2021）在《明末拟话本小说人物形象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雪妞[2]（2019）在《城乡之间的小镇现实主义——艾玛小说阅读札记》文中提出艾玛小说以故乡涔水镇人物系列和进城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变迁轨迹为线索,审视乡土中国视野中的乡镇人遭遇城市化之后情感结构生成过程,探索当代人在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变动中遭遇的情与法的冲突。尝试在现实主义文学脉络中,讨论艾玛小说破案解谜叙事模式的写法,通过反映当代人"罪与罚"的困境,展开对文学正义的探寻。
侯朝阳[3]（2019）在《《罪与罚》尾声的诗学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百年多年来,围绕《罪与罚》尾声的诗学问题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这是因为,该部分表面看来相对发散,同小说主体的共时性特征存有较大差异。但若细究就会发现,作家通过借用整体的时间之流、回忆性叙事以及同样遵从"基督教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等方式,将尾声与主体部分紧紧黏合在一起,使两者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同构一体。在尾声部分,作家通过设置梦境和悔悟痛哭两个重要场景,诗意地表现了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向精神复活的过程,象征性地传达了经由爱获得新生的信念。总体来看,精心设计的尾声极好地传达了作家的思想,其诗学建构非常成功。
王伟嘉[4]（2019）在《董启章作品的叙述个性》文中研究指明董启章是一位香港的六零后作家。自处女作《西西利亚》面世以来,到长篇《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斩获多项文学大奖,他已然成为当代香港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论文以董启章的叙述个性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绪论第一节介绍了董启章的个人生平及创作历程,将他的作品按照系列分类,阐述了作品内容及主题意义。第二节简单介绍了香港文学的发展,着重阐述了董启章与香港文学史的关系。第三节介绍了有关董启章的研究现状及问题,按照港台期刊论文、大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的分类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一章研究董启章作品中复调和对话性的叙述方式,沿着创作轨迹分析了他的作品,展现了复调和对话性叙述的营造与勾勒。论文亦研究了他散文中的复调叙述及与小说融合的跨文体现象。复调和对话性的叙述方式成为他创作兴盛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章从叙述实验、物体书写两个主题切入,叙述实验一节分析了他作品的叙述特色。叙述实验一节以作品《体育时期》为例,涉及到叙述视角、叙述者、叙述结构、叙述文体等方面的叙述创新。物体书写一节通过研究消费品、动植物以及艺术物体（音乐、电影）在作品中的意义,阐述了香港都市人群的恋物意识和独特的“物化”现象。董启章的作品意在反映香港的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下的香港社会具有前瞻及警示意义。第三章探讨了董启章作品中的文本互涉问题,阐述了董启章自身作品间的文本互涉现象,以及作品与古代文学、物理、历史等多学科的诸多文本间的文本互涉现象。文本互涉使得他的作品融合成一个广博的文学世界,展现出他对诸多知识体系和多部作品的思辨与探索。董启章的叙述个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可以用包罗万象来概括董启章的文学创作。他叙述创新的目的是意图打造一个纷繁多样的文学世界,来达到对香港当代社会的反映和描摹,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世界的观照与回应。达到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的崇高愿景。
阮氏金莺[5]（2017）在《比较研究视野下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乡土问题》文中指出莫言和谢维英都关注农民的美好品德,描写农民英勇地跟外来入侵作斗争,勇敢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反抗礼教的束缚。两位作家也关注农民的固有恶习及在经济市场机制下和城乡冲突中的道德衰退。但在这方面,两位作家也有不同的地方。莫言集中指出农民痛苦的原因是战争、土地改革运动、文化大革命及一些落后陋俗,莫言小说中农民地命运总是离不开历史的重大变故。谢维英小说则认为农民的痛苦来自于仇恨和陋习。谢维英小说中农民的生活空间越南与中国文化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从建设第一个封建朝代开始,越南就接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从20世纪以来,其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越南文化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中越两国此时都受到西方、苏联文化的影响。虽然情况跟过去相比已有所不同,但两国的历史、政治、文化还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此,对两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方向。莫言和谢维英是中国和越南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两位作家都关注历史变动中的农村生活和农民问题。越南和中国本来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农村成为两国不少作家都关注的题材。全球化时代,比较研究让我们既能了解其他的国家,还能深入了解自己的国家。本论文所关注的是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的农村问题,旨在通过研究这一题材,指出两国当代文学界两位作家所创作作品的相同和差异,继而指出两国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的异同。论文使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的农村问题。除了绪论、结语和附录部分,本论文的主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章:第一章,对莫言与谢维英两位作家的介绍;第2章,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历史变迁中的乡土;第3章,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第4章,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乡土女性形象;第5章,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乡土叙事。具体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莫言和谢维英的生平,文学事业和文学观念。本章的目的是帮读者把握两位作家的大概情况。介绍两位作家的生平时,论文只关注对写作发生影响的相关信息。介绍两位作家的文学事业,目的是要确定作家的地位、长处和对文学史的贡献。介绍两位作家的文学观念,目的是要弄清他们艺术思想的异同,同时指出他们的艺术思想在他们写作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莫言和谢维英都有过一段农村生活经历,所以他们都很了解农村生活。莫言和谢维英文学创作十分丰富,其成果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但是谢维英小说的规模没有莫言的那么大,数量上没有莫言多,国际影响度也没有莫言高。两位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工作都有很深刻的意识,尤其关注作家的责任。本章除了上述部分,还特意介绍了莫言小说在越南出版、传播、接受的情况。加入这部分,是为了将题材选择的原因阐释得更加充分,并为这一比较研究奠定研究基础。第二章集中研究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历史变动中的乡土,即研究历史、社会、政治变动中的农村面貌,包括农村生活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方面,两位作家都再现了两国历史变动情况及其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越南和中国相继建立了农工兵新政府,两国都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在土地改革中,两国都犯下沉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给农民生活带来了不少痛苦。到了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机制时,两国农村都面临着金钱诱惑导致道德衰退的危机。除了上述的相同之处,两国也有不少差异,比如越南国内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并没有发生残酷的内战;新政府成立之后没有经历过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而中国也没有像越南那样,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抵抗外来入侵的时间。写作过程中,莫言好像没有忘记任何历史变动,而谢维英却只注意到土地改革运动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因此,莫言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复杂,其人物经常被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里,而谢维英小说则主要关注农村家族的仇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莫言小说的规模比谢维英小说的规模更大一些。第三章集中研究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两位作家都关注农民的贫穷、困难和黑暗的生活。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饱受痛苦。在物质生活上,他们经常面临着如何解决吃穿的问题。莫言和谢维英一致认为农民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领导的幼稚、愚昧和官僚化。在精神生活上,农民为了保持人品,经常要跟饥饿、寒冷作斗争。在这两个方面,谢维英描写的范围都没有莫言小说中大。同时,莫言注意农民作为英雄的一面,即能改造自己生活环境的方面;而谢维英的小说则更注意农民作为历史环境的受害者的一面。因此谢维英的农村写作不像莫言那样充满史诗色彩。这个差别源于两位作家所继承的传统文学。比如莫言对农民局限进行写作时有吃人肉的主题,而谢维英小说中则没有这样的主题,他更关注农民的仇恨和偏见。莫言关心农民和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而谢维英则主要关注在比较小的生存空间里的农民。第四章集中研究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之所以用一章来探讨农村女性形象,是因为两位作家对农村女人有相当多的特色书写。第三章探究了两位作家描写的农民形象,第四章则专门研究农村女性形象,目的是强调她们在农村生活中的特殊命运。莫言和谢维英都关注农村女人的外貌之美和品德之美;同时他们俩也很关注农村女人的生活悲剧。她们虽然十分美好,但生活却充满悲剧。另外,两位作家笔下的农村女性形象也有很多差异。在外貌上,莫言注意到农村女人的繁殖之美,而谢维英则注意到农村女人的天真和圣洁之美。在道德上,莫言经常赞赏农村女人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及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的勇气。谢维英小说中就没有这个特点。莫言和谢维英都有将农村女性形象象征化的倾向,但莫言小说中农村女性形象是民族的象征,谢维英小说中农村女性形象是美——善的象征。莫言更加注意农村女人作为历史变动和陋俗的受害者的一面,而谢维英则更加注意农村女人作为偏见和战争的受害者的一面。第五章集中研究莫言和谢维英的乡土叙事技巧。虽然两位作家的乡土叙事技巧丰富多样,但本章只关注他们在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技巧,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莫言和谢维英小说中的叙事者众多,叙事视角多样且转变十分灵活;不仅使用了线性时间叙事结构,还有非线性时间叙事结构,传中有传的结构;塑造人物形象时使用了魔幻技巧;叙事语言具有口语性,枯燥,甚至用了较多的粗话。除了以上所说的相同之处,两位作家的叙事技巧也有不少差异。谢维英的叙事技巧革新集中表现在其城市题材小说上,而其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属于他创作的前期阶段（即2000年之前）,叙事技巧上没有太多的革新。与谢维英不同,莫言主要关注农村题材,他的每部小说都致力于发掘和运用新的叙事技巧。在叙事结构上,莫言还明显维持着其主导叙事脉络和次要叙事脉络,并注意到平行的结构,而谢维英则有意淡化故事框架。在叙事者和叙事视角方面,莫言小说除了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的叙事者,还有第三人称的叙事者和莫言叙事者。这是谢维英小说没有的方面。在叙事语言上,莫言小说里粗糙的语言和粗话更多,尤其是莫言注意使用感觉语言,而谢维英则喜欢使用戏仿语言。总之,莫言和谢维英的农村写作,在内容上和艺术上有很多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些异同源于两国的现实农民生活、既有文学传统,所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和作家自己的创作风格。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两国当代文学的相同和差异。
刘冬瑶[6]（2016）在《疾病的诗学化和文学的“病态化” ——以本恩、卡夫卡、迪伦马特和贝恩哈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选取“疾病”作为研究关键词,以本恩（Gottfried Benn）、卡夫卡（Franz Kafka）、迪伦马特（Friedrich Durrenmatt）和贝恩哈德（Thomas Bernhard）为例,探讨文学与医学、疾病和现代性的交互关系。分析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现代文学如何将疾病诗学化?在此过程中又怎样偏离了歌德意义上“健康的”古典传统、令自身“病态化”?停尸房是表现主义的常见素材,是衰败的极致体现。本恩的同名诗集在作者的一次解剖课后一气呵成。平静的叙述带来不平静的震撼感受。本恩医者和文人的双重身份（Medizyniker）让他的作品一方面美化了现实中丑陋的病痛和死伤；另一方面,因对丑陋病态的浓墨重彩,他公然站在市民美学的反面,其早期作品也备受争议。论文选取了《停尸房》（Morgue,1912）中的三首诗作进行细读。《男人女人走过癌症病房》（Mann und Frau gehn durch die Krebsbaracke）讲述了疾病事件所产生的对立,《小紫菀花》（Kleine Aster）和《美丽青春》（Schone Jugend）再现了诗人的医学目视及其生死的轮回观。丑陋的病态不仅带来木雅明（Walter Benjamin）上的“震惊”（Schock）效果,还是批判的武器,被用来颠覆传统和自诩美好、安康的父权。除指出时代匿名和冷漠的病症之外,本恩通过关注他者和美化现实的诗歌创作缓解了自己作为城市医者的现实痛楚。如果说本恩对病痛和死亡的描述还主要停留在身体阶段,其诗歌是对病痛的美化,那么卡夫卡笔下的疾病则增加了隐喻的编码。论文以《一个乡村医生》（Ein Landarzt,1918）和《变形记》（Die Verwandlung,1915）为例,从两个方面谈卡氏（kafkaesk）疾病的隐喻。病偏离了正常,分裂了个体,描绘出一种不和谐的冲突状态,生发出对本体论永恒真理和对自我的怀疑。乡村医生和男孩儿被家人并列置于病榻之上,二人的“病”是无法融入集体的边缘人的生存体验,是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意义上“致死的疾病”（Krankheit zum Tode）,体现的是权力的匮乏和现代人的存在彷徨。主体分裂成了为他的义务和自为的意愿,分裂的不可调和导致绝望。格里高尔（Gregor Samsa）的变形过程即由安转恙的生病过程,代表了对正常的偏离,被社会增添了经济亏欠和道德下降的维度。但对当事人而言,变形是身体的主动出击,是身体先于精神的觉醒,变动物体现了身体对实用性思想的反抗,是对把身体当作机器的劳动力剥削的拒斥。卡夫卡笔下的疾病隐喻体现了二十世纪初现代人和规训权力间的不和谐,病的国度和外部权力泾渭分明,而在迪伦马特的戏剧中,最疯狂的就是权力本身。《物理学家》（Die Physiker,1962）中的装病类似于低等动植物的拟态（Mimikry）,是出于为不被淘汰而模仿环境、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个体的病在此体现了环境的病,病为生提供了可能。代表权力的女院长不仅规训着疯癫,她自己才是真正的疯子。如果说本恩和卡夫卡分别用审丑的诗歌和卡氏的荒诞与绝望背离了古典的文学传统、践行了疾病的偏离特点,那么迪氏戏仿的颠覆不仅体现在角色与既定身份之间的偏离、反侦探小说和悲喜剧这三个方面,可怖而可笑的怪诞和突如其来的偶然构成了迪氏戏剧中“不能再坏的转弯”（die schlimmstmogliche Wende）,这是向单向道的进步论发起的致命猛击。如果说迪氏笔下的人物对病还保持着贬低的态度,那么在贝恩哈德的小说《寒冻》（Frost,1963）中,病和痛均被挖掘出积极的意义。画家的病使其敏感,痛促进反思。对病痛的关注矫正了实习医生先在的偏见,增加了他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迷信理性的村民麻痹身体、忽略精神,因为感受不到痛,所以无法认识到启蒙的辩证危机。病痛的经历化作一种谈资,病人成为本雅明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der Erzahler）。在贝氏的“哲学笑艺术”（philosophisches Lachprogramm）中,阴暗的病痛发出了最爽朗的笑声。如果说本恩是借由医者的叙述、诗歌的形式和美好的意象美化了丑陋的病痛,那么贝氏则是借由患者的叙述视角夸张并极端化了病痛。这种写作手法不仅颂扬了病痛的积极作用,更将评判安恙的话语权交还给了个体。论文从以下三个角度呈现了疾病和德语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分析文本分别呈现了什么病,是如何呈现的——这是现代文学对疾病的诗学化；其次,四位现代作家的文风践行了疾病的偏离特点,突破了古典样式——这是现代文学较之于传统的“病态化”；再次,作品中的“病”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病”和时代“病”的关切,文学创作缓解了作为医者或患者的作者的现实痛苦——这是现代文学针对现代“病”所提出的复健方案。病痛在二十世纪的德语语言文学中大放异彩。它从身体层面而来,化身为桑塔格（Susan Sontag）意义上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代表了缄默的弱者或反抗的勇者。病既是不可控的异质,也是独特的个性,既是被刻意隐藏的秘密,也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论文所涉及的四位作家通过对疾病的诗学化,不仅突出了其分裂、生成、偶然和刺激等特色,更运用表现主义的审丑、卡氏的悖论、迪氏的戏仿和贝氏的极端等创作手法实现了艺术的创新。对疾病的述行彰显了文学的现代性。
卡伦·斯捷帕尼扬,许金秋[7]（201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同复调是否兼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要特点是"没有结局的对话"。但这是一些关于什么的对话呢?我们认为,这是围绕基督显灵的对话。单个人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都由基督显灵来完成。这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些只是谈论上帝和上帝意旨的主人公,与那些能够看到上帝的人不同,并没有被担保不坠落于罪恶的深渊。作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中那些人物之不同,不仅仅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就在于作者"在组织对话",而且还在于作者在自己的"世界模型"中展示出宇宙是按怎样的规则被构造出来的。巴赫金所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自由,在他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毋庸置疑地、牢固地存在着的人物的自由,同作者的意志是相兼容的。
张帆[8]（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研究指明《<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魏笑甜[9]（2014）在《克洛代尔戏剧与圣经原型》文中指出《圣经》是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文学具有深刻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它是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宪章，并且集中概括了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作为一部宗教典籍，《圣经》为西方文学提供了恢弘的思想内容；作为一部文学巨着，《圣经》为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原型，是西方文学作品的素材来源。因此，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在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克洛代尔的戏剧作品既有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又有深厚的基督教——圣经传统。其戏剧创作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对《圣经》中人物、意象、情节、主题等原型的丰富呈现，对救赎、希望、仁爱等圣经意识的大量书写，这些关联都弥漫在其恢弘的戏剧体系中。本文以《圣经》为基督教文化的集中代表，通过对圣经文本和克洛代尔戏剧文本的细读，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来探讨基督教圣经原型对克洛代尔戏剧创作的影响，发掘其戏剧世界深藏的基督教精神意蕴与超凡的艺术魅力。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克洛代尔的生平与戏剧创作的基本情况，宏观论述基督教圣经文化对克洛代尔及西方作家的必然影响，简要地梳理国内外对克洛代尔作品研究的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论证本文的研究价值。正文部分，具体分三章展开。第一章论述克洛代尔戏剧中人物的圣经原型，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耶稣型人物、拔士巴型人物和天使型人物，提出克洛代尔借鉴圣经人物原型的现实意义。第二章论述克洛代尔戏剧中意象的圣经原型，重点分析了克洛代尔作品中“水”、“十字架”和“伊甸园”的圣经意象。第三章论述克洛代尔戏剧中主题的圣经原型，这部分包含三个小节，分别讨论善恶主题、因信称义主题和救赎主题，这是本文的升华部分，重点探讨了克洛代尔戏剧与圣经文学之间的精神层面的联系。结语部分，从克洛代尔的成长和创作的时代背景、家庭背景来整理基督教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克洛代尔戏剧对圣经文化的发扬，以此来重申本文主旨，总结全文。
张明[10]（2013）在《从《罪与罚》看陀斯多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结构方法》文中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出现前,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有了复调的因素,只是不明显,直到陀斯多耶夫斯基,复调小说才在这位作家笔下成形。复调小说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形式,也带给我们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文学视野。在复调小说出现后,先后有一些着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复调小说作了解读,其中有俄国着名评论家别林斯基等,但直到巴
二、论《罪与罚》的人物世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罪与罚》的人物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2）城乡之间的小镇现实主义——艾玛小说阅读札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当代城乡结构的缩写:生计视角下的涔水镇人生 |
| 二、情与法的矛盾:当代人的“罪与罚” |
| 三、细节与整体:现实主义如何“写真实” |
（3）《罪与罚》尾声的诗学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尾声诗学价值的论争 |
| 二、尾声的诗学特征 |
| 三、神圣启示的诗意表达 |
| 结语 |
（4）董启章作品的叙述个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作家生平与创作历程 |
| 第二节 董启章与香港文学史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复调和对话性的叙述方式 |
| 第一节 萌芽阶段的复调作品 |
| 第二节 成熟阶段的复调作品 |
| 第二章 董启章的叙述实验与物体书写 |
| 第一节 《体育时期》的叙述实验 |
| 第二节 恋物意识下的物体叙述 |
| 第三章 文本互涉的叙述融合 |
| 第一节 自身作品间的文本互涉 |
| 第二节 作品与其他学科作品间的文本互涉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比较研究视野下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乡土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对莫言与谢维英的介绍 |
| 第一节 对作家莫言的介绍 |
| 第二节 对谢维英的介绍 |
| 第二章 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农村面貌 |
| 第一节 莫言文学作品中农村面貌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
| 第二节 谢维英作品中农村面貌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 |
| 第三节 莫言和谢维英作品中农村面貌与人物关系的异同 |
| 第三章 莫言与谢维英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
| 第一节 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
| 第二节 谢维英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 |
| 第三节 莫言与谢维英文学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异同 |
| 第四章 莫言与谢维英文学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
| 第一节 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谢维英文学作品中农村女性命运 |
| 第三节 莫言与谢维英文学作品中农村女性形象的异同 |
| 第五章 莫言与谢维英的乡土叙事 |
| 第一节 莫言作家的乡土叙事 |
| 第二节 谢维英的乡土叙事 |
| 第三节 莫言和谢维英叙事技巧的异同 |
| 结语 |
| 附录1: 莫言小说越南语版封面 |
| 附录2: 谢维英小说封面 |
| 附录3: 谢维英作家访谈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疾病的诗学化和文学的“病态化” ——以本恩、卡夫卡、迪伦马特和贝恩哈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引言 |
| 一、疾病的文化史 |
| 1.1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宏观、哲学的安恙观 |
| 1.2 超验的中世纪——疾病与宗教 |
| 1.3 启蒙的医学目视——疾病的发明 |
| 1.4 浪漫派的向往——疾病和现代美学 |
| 1.5 尼采的身体转向——安恙的红轮倒转 |
| 1.5.1 围绕身体展开的两种道德和—种意志 |
| 1.5.2 否定“病人”、肯定“疾病” |
| 1.6 治病与致病的现代——疾病与文明 |
| 二、文学与医学间的文化学对话 |
| 2.1 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范式背景 |
| 2.2 疾病与隐喻——桑塔格的贡献 |
| 2.2.1 病患的辩护和疾病的正常化 |
| 2.2.2 隐喻的魔性与神性 |
| 2.3 人文关照下的医学与疾病——研究现状 |
| 三、病的诗意：分裂与震惊——以本恩诗集《停尸房》为例 |
| 3.1 疾病引发的问题 |
| 3.1.1 医患的对立 |
| 3.1.2 生病前后的反差 |
| 3.1.3 病患的去个性化 |
| 3.1.4 生死的互通 |
| 3.2 解剖医师的权力 |
| 3.2.1 法医——是天使?或恶魔? |
| 3.2.2 死尸中的韶华——情欲与恶心 |
| 3.3 美与丑,笔和刀 |
| 3.3.1 关注病态的审丑 |
| 3.3.2 文人和医者的双重身份 |
| 3.4 小结 |
| 四、病的隐喻：罪责与反抗——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一个乡村医生》和《变形记》为例 |
| 4.1 偏离的他者 |
| 4.1.1 医者的尴尬,诊疗的失败 |
| 4.1.2 权力对他者的判决 |
| 4.1.3 生存的绝望,致死的疾病 |
| 4.2 主动的生成 |
| 4.2.1 从好人到害虫的变形 |
| 4.2.2 无用和寄生的罪名 |
| 4.2.3 来自身体的抗议 |
| 4.3 小结 |
| 五、病的戏拟：装病与疯癫——以迪伦马特的喜剧《物理学家》为例 |
| 5.1 疯人院——秩序混乱的无法之国 |
| 5.1.1 道德的失效 |
| 5.1.2 理性的逃离 |
| 5.2 权力的癫狂 |
| 5.2.1 原子弹的威力与危害 |
| 5.2.2 科学家的责任和自由 |
| 5.2.3 真正的疯子,权力的产物 |
| 5.3 戏仿的颠覆 |
| 5.3.1 装病的拟态 |
| 5.3.2 拒绝理性的反侦探元素 |
| 5.3.3 遵循三一律的现代戏剧 |
| 5.3.4 怪诞与偶然 |
| 5.4 小结 |
| 六、病的意义：个性与认识——以贝恩哈德的长篇小说《寒冻》为例 |
| 6.1 画家的不治之症 |
| 6.1.1 医生的诊断 |
| 6.1.2 社会的隔离 |
| 6.2 病的普遍和相对性 |
| 6.2.1 病态世界的缩影 |
| 6.2.2 大众的不治之症 |
| 6.3 病痛的多面性 |
| 6.3.1 医学和艺术的对峙 |
| 6.3.2 患者对医者的“传染” |
| 6.3.3 明晰与寒冷的辩证 |
| 6.4 病态对正常的颠覆 |
| 6.4.1 病患的叙述视角 |
| 6.4.2 反家乡的连篇累牍 |
| 6.4.3 严肃而嬉笑的“喜悲剧” |
| 6.5 小结 |
| 结语——疾病与现代性 |
| 参考文献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克洛代尔戏剧与圣经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克洛代尔戏剧人物与圣经原型 |
| 1.1 耶稣原型 |
| 1.1.1 薇奥兰 |
| 1.1.2 科弗尔 |
| 1.1.3 皮埃尔 |
| 1.2 拔士巴原型 |
| 1.2.1 伊瑟 |
| 1.2.2 莱茜 |
| 1.2.3 玛拉 |
| 1.3 天使原型 |
| 1.3.1 阿纳·韦科尔 |
| 1.3.2 玛尔特 |
| 1.3.3 普萝艾丝 |
| 2 克洛代尔戏剧意象与圣经原型 |
| 2.1 “水”的意象 |
| 2.1.1 生命 |
| 2.1.2 惩戒 |
| 2.1.3 洗礼 |
| 2.2 “十字架”的意象 |
| 2.2.1 受难 |
| 2.2.2 福音 |
| 2.3 “伊甸园”的意象 |
| 2.3.1 西西里原始森林 |
| 2.3.2 朗贝尔农庄 |
| 2.3.3 玛尔特家乡 |
| 3 克洛代尔戏剧主题与圣经原型 |
| 3.1 善恶主题 |
| 3.1.1 善恶对立 |
| 3.1.2 善恶一体 |
| 3.2 因信称义主题 |
| 3.2.1 以“信”抵制诱惑 |
| 3.2.2 以“信”获得重生 |
| 3.3 救赎主题 |
| 3.3.1 表现仁爱 |
| 3.3.2 回归天主 |
| 3.3.3 走向希望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从《罪与罚》看陀斯多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结构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小说事件与真实世界 |
| 二、小说事件下人物的平等关照 |
| 1. 复线的选择。 |
| 2. 事件情景下的人物性格 |
| 3. 对话性和多声部。 |
| 三、潜意识和小说本身的二重性 |
四、论《罪与罚》的人物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末拟话本小说人物形象美学研究[D]. 李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城乡之间的小镇现实主义——艾玛小说阅读札记[J]. 张雪妞.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04)
- [3]《罪与罚》尾声的诗学问题[J]. 侯朝阳. 俄罗斯文艺, 2019(03)
- [4]董启章作品的叙述个性[D]. 王伟嘉. 安徽大学, 2019(07)
- [5]比较研究视野下莫言与谢维英作品中的乡土问题[D]. 阮氏金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6]疾病的诗学化和文学的“病态化” ——以本恩、卡夫卡、迪伦马特和贝恩哈德为例[D]. 刘冬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05)
- [7]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同复调是否兼容?[J]. 卡伦·斯捷帕尼扬,许金秋. 社会科学战线, 2016(06)
- [8]《<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克洛代尔戏剧与圣经原型[D]. 魏笑甜.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10]从《罪与罚》看陀斯多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结构方法[J]. 张明. 剑南文学(上半月),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