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乔克[1]（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岳奎[2]（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着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张明师[3]（2012）在《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英模表彰是对英雄奉献精神和劳动者“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评选英模和表彰先进活动。40年代中期,陕甘宁边区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在运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验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逐步把英模评选工作制度化和常规化,不断树立典型人物,授予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以激励本人和促进社会生产。1950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模会议,评选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劳模。这一英模群体堪称是新社会的第一代英模。工人、农民和军人中的杰出代表一一英模群体,开始变成新中国革命叙事的主角。他们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启蒙者”和“布道者”,成为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民间代言人。第一代英模不仅彰显着新中国对“劳动价值”和爱国主义的肯定,而且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英模形象还具有了泛政治化的效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符号象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又涌现出了新一批的英模人物。这一新英模群体在时代的映衬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他们最基本的形象特征是：热爱集体、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钻研业务、技术革新、吃苦耐劳、助人为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模人物的“技术特征”,从强调体力劳动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新的劳动观念被提出。这一时期的英模人物之所以为英模,不仅仅看重的是劳动,更看重的是劳动中的技术含量。“技术”作为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说明新中国的英模群体逐渐成熟,并开始全面发展。“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阶级斗争、反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宣扬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要求英模人物必须“高大、丰满、光彩照人、完美无缺”。因此,英模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纯而又纯”、“顶天立地”、“光芒四射”的光辉形象,英模人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英模人物并不都是真正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从观念出发,人为地净化和拔高,丧失了英模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性。建国后一批批英模人物被不断的树立起来,这些英模人物既外在的彰显着政治、劳动和道德的特征意义,又内在的对自己的劳模身份高度认同,自觉地承担起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英模群体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敢想、敢说、敢做”,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比、学、赶、帮”。英雄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们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们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群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英模群体既是普通民众在价值意义上认同的对象,也是需要学习和效仿的模范。这种认同和学习,具有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时空。不同时期的英模群体不仅在特定历史时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在时间的解构和结构下,不断为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营养和载体。英模精神不仅是历史的导向,也是未来的指引。从开国建国功臣、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英模,再到实干家英模,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英模形象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形象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着。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英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只有取得民众的认可和认同,英模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火化,实现英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周兵[4]（2008）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文中指出一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广泛宣传,曾写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还写入了四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影响十分巨大。它在提出时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而历经十余年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对它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它是"左倾"错误论点,应该"坚决纠正"。本文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共"九大"、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坐标,对其历史命运进行追踪和考察。
杨宏雨,周瑞瑞[5]（2014）在《中共十一大平议》文中提出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中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四个文献——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和闭幕词都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一大正式宣布结束"文革",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初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重建了一个有活力、勇于担当、敢于探索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十一大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否定"文革",但也没有采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口号,此后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也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6]（20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突出反映党领导人民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重大理论、制度创新成果,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王锐[7]（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李慧勇[8]（2010）在《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文中研究说明研究政治学,离不开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在当代中国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中,始终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核心的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可视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从“重新整合”与“文革”发展进程、改革启动及中国政治、行政发展的关联度来看,它又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本文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角度,以“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为中心事件,以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互动为主题,以政治事态发展、机构与人事变动、高层政治格局中力量对比为线条,在探究中央行政体制重整政治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整过程、重整后的构成和运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的转变和发展,从来都是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本文认为,“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及运行,不仅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治社会的趋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统治和进行政治管理、促进中央行政体制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与运行乃至中国政治、行政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受“文革”指导思想和“文革”路线方针的限制和影响,它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打上“文革”的时代烙印和痕迹。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客观评价、全面分析这次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中国政治、行政发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不能对其任意的拔高和扩展。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周恩来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和影响。本文结合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角色限制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得出结论：“文革”后期,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是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种筹划和政治交代。他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其作为一代政治伟人在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讲究策略、灵活决策的高超政治韬略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政治品格。作为新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奠基人,周恩来在领导和管理政府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行政管理思想和行政体制改革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建国后中央行政体制运行,尤其是“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它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本文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另外,作为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的特殊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延缓了中央行政体制的顺畅运行和正常调整。本文在反思“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于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1.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进一步理顺党政领导体制,为中央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政治支持。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化道路。4.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多方面培育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基础。5.从实际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文世芳[9]（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申富强[10]（2012）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尝试着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和在全国执政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执政实践,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旧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寻找到了“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革命道路,进而实现了中国革命胜利并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主题,在历经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面执政实践中,再次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走上了一条“与时俱进,用发展服务人民,科学对待政权”的特色执政道路,指引中共实现了长期执政,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这条道路,笔者将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同时并认为,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缘由和开展研究的意义以及当前的相关研究现状。认为时代需要研究这个课题。它的提出使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理论整体,并使得总结和论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确把握中国社会运动规律而从革命走向执政的历史更全面、更科学、更贴切,更符合逻辑,更具有说服力。研究这一课题,不仅能全面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而且能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孕育与诞生。本章从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执政地位的原因着手,然后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及其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创建新中国前夜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孕育和萌芽阶段,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且实现了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道路到执政道路的转变,影响了其建国后的执政实践。第三章：开局与转折。本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由正确到失误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实现了执政道路的转折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更加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执政愿望是美好的,在成功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方略后,由于中国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认识还不全面,导致了后来在执政实践中忽左忽右,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执政失误。这一时期,其执政体制虽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其执政基础依然牢靠,对执政风险的措施依然有力,并积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总体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执政成绩,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执政道路的成功转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第四章：演进与拓展。本章主要探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不断演进和成功拓展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牢牢把握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执政主题,恢复和完善了执政体制,成功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执政方略,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蓝图,并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执政基础继续扩大和巩固,对执政风险的预防措施进一步完善,为其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增强,执政道路充满了无限希望。第五章：结语与展望。本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实践意义,并尝试界定“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涵义,实现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并指出这条道路和特色革命道路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必然选择。同时,根据当前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实际,指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不断变化的执政环境,科学对待政权,走符合自身实际国情的特色执政道路,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丧失执政地位、断送执政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牢牢把握了这一点,从而对未来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充满信心,同时也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着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3）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起 |
| 2、选题的意义 |
| 3、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问题的说明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1、英模人物传记和人物辞典 |
| 2、研究着作与论文 |
| 三、研究方法、内容与创新 |
| 1、研究方法 |
| 2、文章结构与内容 |
| 3、特色与创新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模群体 |
| 1、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时期的英模人物 |
| 2、农民运动和红色政权中的英模人物 |
| 3、“长征一代”英模人物 |
| 4、抗战时期的民族英雄 |
| 5、解放战争时期的英模群体 |
| 第一章 建国以来英模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建国以来英模人物表彰大会的概况 |
| 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 |
| 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6年) |
| 三、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1959年) |
| 四、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 |
| 五、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7年) |
| 六、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 |
| 七、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1978年) |
| 第二节 历次劳模大会中的英模结构分析 |
| 一、性别分析 |
| 二、年龄结构 |
| 三、政治面貌 |
| 四、所属行业 |
| 五、品质特征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英模人物(1949-1956)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
| 二、社会主义信仰：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身份地位 |
| 三、严峻的国际形势：保家卫国的现实使命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一、新中国第一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就和贡献 |
| 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革命的主色调：极具革命激情的英模一代 |
| 二、时代精神：从感恩到爱国的转变 |
| 三、英模道德体系的构建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英模人物(1956-1966)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共八大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
| 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二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思想特征 |
|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人物的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工人模范与技术话语：建设时期的特殊英雄 |
| 一、先进生产者运动 |
| 二、“技术”：英模人物新的话语构成 |
| 第四章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英模人物 |
| 第一节 “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 二、饱受摧残的社会经济文化 |
|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口号 |
| 四、拨乱反正时期“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英模人物成长的群体特征 |
| 一、第三次英模会议 |
| 二、主要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特征 |
| 第三节 “不在场”的英模一代：“文革”时期英模人物的思想特征 |
| 一、被绝对化、抽象化的“存在者” |
| 二、英模人物个体“不在场”与符号性存在 |
| 三、英模人物与接班人 |
| 第五章 历史与未来：英模精神的二元意义 |
| 第一节 历史的导向：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英模精神的历史意义 |
| 第二节 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的恒久意义 |
| 一、历史的贯穿：英模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
| 二、英模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三、未来的指引：英模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
| 第六章 胶合与同构：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第一节 英模形象的变迁轨迹 |
|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国功臣、建国功臣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先进生产者 |
| 三、“文革”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红高于专的英模 |
| 四、1978年以后：实干家英模 |
| 第二节 英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
| 一、雷锋与雷锋精神的变迁 |
| 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英模 |
| 结语 走出扁平化时代 |
| 一、英模评选社会化 |
| 二、英模监督多元化 |
| 三、英模管理制度化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攻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后记 |
（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与“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
| 二、中共“九大”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 三、华国锋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内涵的变化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
| 五、《决议》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终结 |
（5）中共十一大平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诉求 |
| (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导致中共党内巨大的权力真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 |
| (二)适应“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的需要,让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
| (三)承接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
| (四)为解决“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定下基调 |
| 三、十一大文献述评 |
| (一)十一大的政治报告(1) |
| (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 |
| (三)中国共产党章程(1) |
| (四)闭幕词(2) |
| 1. 肯定十一大“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
| 2. 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党树立的五大 |
| 3. 肯定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 |
| 四、十一大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在重建中央领导集体方面 |
| (二)在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 |
| (三)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方面 |
| (四)在如何看待“文革”问题上 |
| 五、评价十一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一)正确评价十一大的历史地位 |
| (二)要看到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
| (三)大转折需要缓冲期 |
| 六、结论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九四九年 |
| 一九五〇年 |
| 一九五一年 |
| 一九五二年 |
| 一九五三年 |
| 一九五四年 |
| 一九五五年 |
| 一九五六年 |
| 一九五七年 |
| 一九五八年 |
| 一九五九年 |
| 一九六〇年 |
| 一九六一年 |
| 一九六二年 |
| 一九六三年 |
| 一九六四年 |
| 一九六五年 |
| 一九六六年 |
| 一九六七年 |
| 一九六八年 |
| 一九六九年 |
| 一九七〇年 |
| 一九七一年 |
| 一九七二年 |
| 一九七三年 |
| 一九七四年 |
| 一九七五年 |
| 一九七六年 |
| 一九七七年 |
| 一九七八年 |
| 一九七九年 |
| 一九八〇年 |
| 一九八一年 |
| 一九八二年 |
| 一九八三年 |
| 一九八四年 |
| 一九八五年 |
| 一九八六年 |
| 一九八七年 |
| 一九八八年 |
| 一九八九年 |
| 一九九〇年 |
| 一九九一年 |
| 一九九二年 |
| 一九九三年 |
| 一九九四年 |
| 一九九五年 |
| 一九九六年 |
| 一九九七年 |
（7）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基本研究概况 |
| 二、相关研究内容综述 |
| 三、研究状况评析 |
| 第三节 选题的初步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范围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与限度 |
| 第二章 "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政治与行政体制运行及社会环境状况 |
| 一、国家政治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二、中央行政体制在"文革"中的运行 |
| 三、"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中共十大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一、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与党政领导体制的恢复性调整 |
|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 |
| 三、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中央行政体制 |
| 一、周恩来面临政治处境的变化 |
| 二、周恩来协调与各政治主体的关系 |
| 三、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维护 |
| 第三章 重整过程中的政治较量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第一节 四届人大筹备过程中的力量角逐 |
| 一、四届人大的筹备 |
| 二、围绕"组阁"的较量 |
| 三、周恩来受命"组阁" |
| 第二节 四届人大与新一届政府的诞生 |
| 一、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设计与决策 |
| 二、四届人大与政治格局的变动 |
| 三、重整后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结构 |
| 第三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理论分析 |
| 一、宪法修改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行政学分析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面临的政治环境 |
| 第四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与再调整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后的运行及成效 |
| 一、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对各项工作的整顿 |
| 二、整顿的社会成效及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三、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在整顿中的良性政治效应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与政治格局的再变动 |
| 一、新政治格局中的较量 |
| 二、周恩来与中央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 |
| 三、毛泽东与中央行政体制的再调整 |
| 第五章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终结"文革"的影响 |
| 一、对粉粹"四人帮"的影响 |
| 二、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启动改革的影响 |
| 一、周恩来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对改革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评价毛泽东与重塑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影响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
| 第六章 对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央行政体制重整利弊得失分析 |
| 一、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恢复 |
| 二、中央行政体制重整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作用 |
| 一、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 |
| 二、周恩来在中央行政体制重整中的角色限制 |
| 第三节 启迪与反思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特点 |
| 二、周恩来行政管理思想和实践与对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三、反思"文革"教训与对当前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资料要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缘起和开展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缘由 |
| (二)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
| (三) 本课题的研究特色与试图实现的创新之处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学界对中共“执政规律”的研究现状 |
| (二) 学界对中共四代领导人“执政思想”的研究现状 |
| (三) 学界对中共“执政经验”的研究现状 |
| (四) 学界对中共“执政党建设”的研究现状 |
| (五) 学界对“中国模式”及“中国道路”的研究现状 |
| (六) 部分国外学者对中共执政实践的关注 |
| (七) 时代需要一个研究中共长期执政问题的科学命题 |
| 三、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及拟回答的关键问题 |
| (一) 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拟回答的关键问题 |
| 四、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选择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国民党政权没有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
| (一) 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及其政权的隐患 |
| (二) 国民党执政后的实践及失误 |
| 二、中共的诞生及土地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
| (一) 中共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
| (二) 古田会议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和对苏区局部执政的奠基 |
| (三) 明确执政理念,为夺取全国政权指明方向 |
| (四) 建立执政体制,为工农行使专政权力提供保障 |
| (五) 实施有效的执政方略,确保经济建设实效 |
| (六) 积极巩固执政基础,防范执政风险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抗日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
| (一) 遵义会议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局部执政提供了前提 |
| (二) 与时俱进,调整完善抗日根据地的执政理念 |
| (三) 建立抗日根据地相应的执政体制 |
| (四) 科学实施执政方略,推动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 |
| (五) 巩固抗日根据地执政基础,积极扩大执政资源 |
| (六) 整顿党的作风,提高在抗日根据地的执政能力 |
| 四、中共创建新中国前夜的执政准备和中共特色执政道路的诞生 |
| (一) 明确创建新中国的目标,确立中共的执政地位 |
| (二) 整建解放区的执政机制,构划全面执政新体制 |
| (三) 实施工作重心转移,确立新的执政方略 |
| (四) 牢牢掌握执政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五)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好抵御执政风险的各项准备 |
| (六)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诞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开局与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执政理念 |
| (一) 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执政理念 |
| (二) 中共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10年的执政理念 |
| (三)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执政理念 |
| (四) 1976-1978年间中共执政理念的回归 |
| 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执政体制 |
| (一)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与停滞 |
|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和停滞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和挫折 |
| (四) 文革时期执政体制的异化 |
| (五) 政治体制生活秩序的恢复 |
| 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执政方略 |
| (一)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建社会主义制度 |
| (二) 以苏联为戒,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 (三)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执政方略的成效 |
| 四、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执政基础 |
| (一) 完善农村政策,巩固群众基础 |
| (二) 壮大工人阶级 |
| (三) 发展自身组织 |
| (四) 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军队 |
| 五、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执政风险 |
| (一) 1949-1956年中共执政初期的反腐实践 |
| (二) 1956-1978年中共反腐工作的曲折发展 |
| (三) 1949-1978年中共反腐工作的经验教训 |
| (四) 适应执政要求坚持学习 |
| 六、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开局与探索时期的失误 |
| (一) 是激励当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强大推动力 |
| (二)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演进与拓展 |
|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演进与拓展时期的执政理念 |
| (一) 中共执政理念的演变 |
| (二) 中共执政理念的推进 |
| (三) 中共执政理念的拓展 |
| 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演进与拓展时期的执政体制 |
|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备 |
| (二)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基本健全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实施 |
| (四)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扩大 |
| 三、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演进与拓展时期的执政方略 |
| (一) 实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三步走”发展战略 |
| (三) 实施改革开放方略以来取得的巨大执政成就 |
| 四、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演进与拓展时期的执政基础 |
| (一) 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
| (二) 回报农民阶级,巩固阶级盟友 |
| (三) 重视吸收社会新阶层 |
| (四) 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
| (五) 加强自身组织建设 |
| (六) 加强人才建设 |
| 五、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抵御执政风险制度的深化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出现的新情况 |
| (二) 腐败是前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 |
| (三) 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
| (四) 全面建设学习型政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结果 |
| (一) 先进的执政理念 |
| (二) 科学的执政体制 |
| (三) 成功的执政方略 |
| (四) 坚实的执政基础 |
| (五) 自觉抵御执政风险 |
| 二、展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是中共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 |
| (一) 历史和现实告诉中共：执政者要科学对待政权 |
| (二) 历史和现实告诉中共：实现执政理想要走中国特色的执政道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2]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3]1949-1978：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研究[D]. 张明师.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J]. 周兵. 现代哲学, 2008(02)
- [5]中共十一大平议[J]. 杨宏雨,周瑞瑞.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02)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J].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兵团工运, 2019(10)
- [7]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李慧勇. 南开大学, 2010(08)
- [9]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D]. 申富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