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匈牙利:当前的社会阶层与政治领域（论文文献综述）
国晓光[1]（2016）在《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任务是以政党适应性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为理论资源,研究国家为何以及如何对市场化进程中产生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政治整合,并关注政治整合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自上而下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政治整合策略,分析国家如何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将私营企业主群体整合进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从而避免其成为游离于体制外的独立性甚至是对抗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基本线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结束了旧的分裂秩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一元化政治秩序,并开启了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需要政治秩序,然而现代化本身又是挑战政治秩序和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市场化改革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格局造成的结构分化,又对政党国家体制下的政治秩序形成了挑战,这种挑战可能冲击以政党国家为核心所建构的政治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国家权力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性,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崛起的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力量,对这一群体的政治整合,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必然选择。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权组织为载体的整合;一类是以行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为载体的整合。组织是国家权力网络的依托,正是通过组织网络,国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国家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变革赋予私营经济以合法的政治地位,赋予私营企业主以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为政治整合提供了前提。组织开放使私营企业主有机会加入党组织,基于政治忠诚、经济实力和社会声望等标准的政治安排,使少数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机会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权组织。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实现了政党组织在私营经济部门的拓展和渗透。当私营企业主群体伴随市场化改革而发展壮大时,国家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经济类社团建构起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系。行会商会聚集了各企业的领导者,是国家联系私营企业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国家整合私营企业主的重要场域。经济类社团的生成方式、监管模式均呈现了法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在国家政治整合中承担了规训会员企业主、表达企业主的利益诉求等功能。行会商会等社团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这类社会团体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因为政府在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类社团的党组织覆盖,以党的组织性权力填补了行政性权力退出之后形成的国家权力真空,政党权力取代政府权力成为管控行会商会的手段,维持了国家对行会商会的权力控制。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之下,这类社团很难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象征进而成为民主化的基础。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构。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内部的分化性,增加了其开展集体行动的困难;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的控制能力;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促进了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国家整合社会的领域,动态的制度改进和灵活的政策调整,已经使这一体制较为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冲击。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整合策略实现了国家权力的重新组合和重新布局,这些整合策略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市场化改革解构了国家全能主义的政治形态,但并未推动这一格局转向社会制衡国家,而是走向了国家整合社会的法团主义格局。此外,在国家政治整合的策略中,政治参与机会向私营企业主群体倾斜,相应地压缩了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空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不平等的政策结构。资本和权力的融合增强了资本的支配力,对国家自主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在当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消失和私营企业主的再崛起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整合策略的产物,是国家主动选择政治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具有极强的赋予性,他们政治参与的空间和方式已被整合到了政党国家的制度框架内。
石立春[2]（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马蒙[3]（2019）在《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获得胜利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苏联民主政治模式。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现实后果来看,总体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苏联模式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为关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人们提供了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问题的样本和对象。论文从逻辑与历史统一出发,在文本研究中历史梳理了各具代表性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托派最早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批判党的官僚化和民主发展不平衡。指出苏联社会是过渡社会,国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苏联社会性质上主要有官僚集体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种看法。第四国际正统派政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和恢复工人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当代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提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不断革命完成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三大任务以推动国家消亡。总之,托派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苏联官僚统治,否则苏联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年代初在批判苏联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社会主义直接民主模式。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并列展开批判,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国家,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全面系统展开,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缺乏自由,苏联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统治,在消灭私有制后产生了新的新的独裁,只有专政没有民主。还批评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都没有发展好社会主义民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批判的哲学依据,批判苏联专制,政治异化。70年代左右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党专政,不是解放的社会。批评苏联强国家的政治异化以及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制会导致专制。除了少数流派反对人道主义批判外,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两种批判进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从诞生起就紧跟苏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了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民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进行批判。批评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不是工人民主国家。批判苏联官僚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认为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具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前提。根本摈弃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取代苏维埃模式的委员会民主制,实行多党制,继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指出苏联解体是因为民主发展的失败,致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优势未能发挥。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国家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批判的吸收一切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中国得以不断发挥。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对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可以认识到,批判总体上是有问题意识的,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同时批判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有极端化和片面化问题。在批判的批判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和规律: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论文紧扣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主消亡理论主题,试图突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张力,从三个流派的批判研究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展开比较研究和总体评价,以期从批判的批判中探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使理论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丁长艳[4]（2012）在《“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政治身份中,人民政协制度最显着的特征定位是执政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执政党组织的政治叙事结构中,人民政协制度一直是占据一席之地的。本文以人民政协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通过对人民政协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其结构形态的把握,探究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基础和发展逻辑关系是什么,即“政党中心主义”行为是人民政协制度产生与变迁的政治基础与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之上,从人民政协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脉络中把握“政党中心主义”行为模式的变迁与转型,并进一步阐释这种变迁逻辑支配下人民政协制度政治基础的变化形态,以及这种现实与演变形态蕴含的政治学内涵。最后,“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转型为人民政协制度提供了继承与变迁的历史与现实要素,借助于“社会”的政治化与制度化的双重过程,完善或是重新建构执政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式缘起于1946年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外在形式,从参加主体方面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党派”之间的会议。除了在1949-1954年间,人民政协的全国委员会代行权力机构的政治功能之外,人民政协制度一直是作为中共的统一战线组织。就此间与后来的发展状况来看,人民政协制度成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并且在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提供了一种政治联系的媒介；另一方面,人民政协制度在整个政治系统中变成“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下的政治性结构,不仅在政治结构中承载了“学习”与“改造”的政治任务,亦在人民政协内部对各参加主体进行“政治整合”,为确保政治系统“政治输出”的高度一致性提供了组织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制度与功能变迁的趋势来看,除了继续承载执政党统战组织的政治定位以外,它与政府过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且在政治过程方面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产生了行为的“同步效应”特征。人民政协制度在结构形态方面展现了执政党组织与民主党派、社会之间的特定关系。本文将这种关系在人民政协制度中的表现概念化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表达的基本关系就是,人民政协制度因中共组织的阶级性和群众性的二元特征,也获得了同样的组织禀赋。在这种结构中,重要的一点是人民政协制度的阶级性是由执政党与国家所代表,并且对其有绝对的话语权,人民政协自身只拥有群众性,即参与由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支配的每次政治运动。一方面,人民政协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参与“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涵盖的政治事务,成为执政党功能模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参加人民政协内部的“阶级代表者”与各自所属阶级之间的联系,这是其群众性的重要体现。执政党通过对这二元属性的结合,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人民政协制度作为“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理所当然地它只有与执政党组织保持高度的契合才能获得自身的阶级性。此时的人民政协获得了承载政治主体属性的功能,在执政党功能体系以及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正如,人民政协制度的产生那样,它的变迁与转型不仅取决于执政党对政治阶级身份的确认,更多地是来自于执政党对政治身份变化的经济社会关系以及结构的自察,并为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变动中的“社会”开始成为这种互动行为中的“一极”,不断成长的社会主体获得了自主的权利意识,并且组成公民的集合体,“政党中心”的结构与行为模式都面临转型的发展任务。“社会”的成长与执政党所强调的阶级性存在较大的差异,执政党与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意味着对社会身份与行为的确认。一方面来源于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即实现由群众的整体定位到以公民为重要特征的个体赋权;另一方面,如何将社会内部形态的变化整合进政治系统是执政党组织及其政治性结构都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人民政协制度经过功能的拓展与转型之后,从执政党的“统战组织”嵌入到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之中,并且在政治空间中为其延伸了新的“政治身份”——多党合作关系、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等。这种拓展实际上承认了对社会与社会阶级的主体独立性的相对确认,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由原来“阶级的官僚化”形态开始转变为具有独立代表性的“协商政治”形态,由相对简单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亦呈现出了部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综观人民政协制度结构形态的变迁以及政治基础的演变,本文认为：人民政协制度的变迁形态展现了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行为逻辑,即政党中心主义经历了从单纯的组织整合到制度整合的特征。具体而言,“政党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具体形态方面表现出了较大差异,由纯粹的阶级整合凝聚政治力量赢得国家政权的行为逻辑,开始转变为在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上开始强调社会阶级的重要性。从这个层面而言,成熟的社会阶级不仅是国家形态完善的重要标志,亦是政党组织成熟的基本要求。
吴凯[5]（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张海成[6]（2020）在《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说明卡尔·波兰尼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的。他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生活本来是嵌含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屈从于市场之下,这就形成了社会与市场的博弈。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为条件,这是人类不幸的开端。为使人和社会免遭市场的摧残,自发的社会保护应运而生。所以波兰尼认为市场永远无法完全脱嵌于社会,纯粹的自律性市场就是一个乌托邦。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所形成的双向运动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灾变,法西斯主义兴起就是因为其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是缘于国际制度的损坏,以及由市场经济无节制扩张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灾难。波兰尼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解决,而政府的手段不可避免地运用政治权力将自由市场经济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为防止极权主义产生,必须要为扩大民主治理而进行斗争。因为政治权力与被赋予民主权力的公民相结合,才是对抗市场无情扩张的最佳制衡力量。波兰尼也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道德危机。他认为对自由、民主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塑造是社会危机的真正出路。波兰尼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罗海韵[7]（2019）在《马洛伊·山多尔小说中的疏离主题》文中指出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着名的作家,但国内开始翻译和引入他的作品是近两三年内才出现的趋势。在马洛伊的述评史中,对他作品中的“阶层”因素和他作为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身份已经有相当多的介绍,在作家经历、作品主旨、文学风格等方面,已有研究者做出详实的评论。但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马洛伊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而鲜少有从疏离主题出发来阐释他的小说。作为市民阶层文化的旗手,马洛伊对现代人的疏离困境所持的批判态度最典型地代表了匈牙利作家的精神。同时,他也是匈牙利最后一位扞卫审美价值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缅怀使他在作品中不断书写时代的崩坏,他的作品因此带有浓厚的挽歌气息与世纪末情调。马洛伊融入主流的失败恰好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没落,他的作品却因为贴近个体的生活感触而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在他最优秀的小说里,他用一种私人化的方式建构了历史变动时期的审美精神,以及现代都市人对疏离的细腻感受。本文从马洛伊的五部作品出发,按照内容和主题分为三个层面,试图从文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学的维度,分析疏离主题在马洛伊作品中的体现,进而更细致地理解马洛伊作为个体的心灵成长史。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文本出发,分析马洛伊小说中的疏离主题的表现及其成因。绪论部分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单梳理,包括欧美、中国学界对马洛伊的了解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阐述马洛伊感受到的阶层疏离:阶层是马洛伊小说中的重要概念,他总是通过这一棱镜来观察世界。第二章论述马洛伊作品中的文化疏离:这一层面是马洛伊走进世界之后的切身体会,也是他作为匈牙利作家无法摆脱的困境。第三章阐述了疏离的根源:这一章是前两章的总结,概括性地回顾了马洛伊的个人遭遇,以及它如何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悲剧。本文将疏离主题分为三个层次,力图从社会现代性和历史发展的维度出发来进行分析。文章的三个部分呈现出分析—总结的结构,但并非完全从属于目的—结论的研究思路,而是在从分析文本的维度进行开放式的阐发。从疏离主题的角度对马洛伊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同时深入到匈牙利的文化氛围来体察马洛伊受到的影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研究路径。马洛伊的作品脱胎于匈牙利浪漫文学的传统,他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但他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匈牙利后代的作家们。
玄理[8]（2020）在《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后果、各成员国间持续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的管理困境和英国脱欧问题等。危机中欧盟治理能力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和疑欧情绪,民众与欧盟精英之间的裂痕凸显。在此背景下,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大众政治中的显着性与争议性与日俱增,民众对欧盟的政策制定和国内选举竞争中的欧洲一体化议题更加关注,欧盟精英无法像之前那样通过幕后的协商共识推动一体化进程,不得不将民意因素纳入决策考量。欧盟政治逐渐完成了从“宽容性共识”到“限制性异议”的转变,欧洲议题的政治化现象愈加显着,政治化也成为了理解当今一体化进程症结的关键性概念。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现象意指欧洲议题进入大众政治领域,引发民众参与和争论的进程,主要由欧洲议题显着性和对欧立场极化两个因素构成。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极大挑战。激进右翼政党作为反欧盟势力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团体,擅长利用民众与欧盟精英之间的龃龉,动员民众的排外民族认同,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现象的重要推动者。然而目前学界缺乏对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分析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下,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有着何种内在联系?激进右翼政党为什么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它们在推动政治化时采取了什么政治策略?它们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对于欧洲国内政治和欧洲一体化有何种深远影响?本文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主要采用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主流一体化理论都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一种政治精英之间的共识合作式进程和由其自上而下驱动的政治计划,因此民意和大众政治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或只可能对一体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后功能主义理论则将大众政治、认同和政治化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到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来,认为一体化进程有可能会受到国内政党政治和秉持排外民族认同的民众的阻碍。值得一提的是,后功能主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是以政党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体积极推动的结果。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特性还是在政党动机角度而言,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更有能力围绕认同因素进行政治动员,并通过不同的政治策略将欧洲一体化议题推向政治化,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欧盟和欧洲一体化与激进右翼政党所秉持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背道而驰,欧盟被激进右翼政党视为“他者”,因为欧盟既破坏本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又是与人民对立的腐朽精英的集中代表。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政治化的动机主要分为需求因素和外部供给因素两个层面。从需求因素来看,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信任危机是由一体化进程中所带来的欧洲民众价值需求危机、认同需求危机、安全需求危机和经济公平需求危机等因素交织而成。在这种多重危机背景下,欧洲议题在政治社会中的显着度明显提升,普通民众与欧洲精英之间的裂痕也逐渐拉大,为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的政治化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从供给因素看,主流政党多年未变的亲欧共识立场以及大众媒体的推动作用都给予了激进右翼政党政治化欧洲议题的政治机会与空间。激进右翼政党在推动政治化时主要运用了以下策略:在国内政治中,它们主要采取了议题强调和立场极化策略,以及针对欧洲议题的架构策略;而在欧洲议会层面中,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积极寻求跨国合作,形成议会党团,共同推动欧洲议会内部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争论;同时,激进右翼政党的欧洲议员利用在议会的发言时间进一步在欧洲层面强调欧洲议题。这些策略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提高欧洲议题的显着度和对欧立场的对立程度,向民众突出表现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阴暗面,并将欧盟视为应受谴责的“他者”,应对一切社会问题而负责。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策略对欧洲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递进的层级之上:公众议程、政党政治和欧盟政治。首先,在公众议程层级,欧洲议题政治化推动了民意的疑欧化和主流价值观的激进化,使攸关欧盟存续的欧洲认同更加难以形成。其次,在激进右翼政党的主导下,一方面欧洲议题从公众议程逐渐进入政党政治议程之中,导致了政党竞争的议题结构重新洗牌,促进了新分歧线上的新政治对立;另一方面,在政治化和选票流失的压力下,部分主流政党被迫在欧洲及其他相关议题上改变了自身政治话语和选举策略而“右转”,这冲击了主流政党的亲欧共识政治模式。最后,在欧盟政治框架下,因为成员国领袖达成妥协的能力受到了国内政治化压力的削弱,欧盟的共识政治治理模式受到了政治化的威胁。尽管如此,由于激进右翼政党在欧盟机构中的边缘化地位,其所推动的政治化对欧盟政治的消极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相反,欧洲议题的政治化将政治因素纳入到欧盟跨国治理中,是欧盟框架下增加政治讨论和竞争的必要条件,在客观上可以增加欧盟机构的民主合法性。综上而言,本研究认为,尽管后功能主义对于当今欧盟政治生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其关于政治化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的理论假设较为偏颇,不能仅仅从积极或消极的单一视角来看待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欧洲一体化的生死成败,取决于欧盟和主流政党精英将政治化转化为欧洲一体化推动力的能力。他们若想解决激进右翼政党所导致的政治化困境,就必须积极参与关于欧洲议题的公开政治讨论,推动惠民政策的实施与宣传。只有倾听底层民众的呼声,使欧洲一体化成果真正惠及底层弱势民众,找寻到一条让民众参与其中的自下而上的一体化进程推动路径,才是欧盟和欧洲政治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徐晓晨[9]（2020）在《民粹主义视角下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民粹主义现象成为政治热点问题。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展,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一体化道路产生偏离,在中东欧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因素:民粹主义,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在中东欧,匈牙利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它是首个国内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中东欧国家。多年来,匈牙利几乎成为了中东欧民粹主义风潮的领军者。本文运用民粹主义的理论视角,梳理与分析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世界其他地区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研究起到参考作用。匈牙利的民粹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起源、思想来源和特点,在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中有明显的表现。同时,欧尔班的外交政策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如领导人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等。本文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逻辑,即内涵为“人民”的政治逻辑或者思考方式。在匈牙利,民粹主义可以追溯到霍尔蒂时期,而欧尔班在2018年继续执政可以看作是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巅峰时期。在欧尔班政府的诸多外交政策中都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包括难民政策、移民政策、与欧盟的外交关系以及对俄罗斯的政策。鉴于欧尔班政府在当前的匈牙利社会中具有相当坚实的执政基础,而且民粹思潮在匈牙利仍风头正健,在可预见的未来,民粹主义特色仍是欧尔班政府外交政策的主流。民粹思潮的兴起是对国际社会、政策决策者和学界的一种警告,它反映出当前的欧洲国际秩序出现了一系列失衡,也意味着国际秩序处于危机之中。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介绍匈牙利民粹主义的独特性,其次,以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难民政策、移民政策、对欧盟的关系以及对俄罗斯的关系的内容以及如何体现出匈牙利的民粹主义特性,再次,分析其外交政策产生的多种原因,最后对匈牙利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进行展望。
孙兴杰[10]（2011）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研究表明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三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三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三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叠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三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三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叠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三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三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三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三个帝国边缘的叠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三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二、匈牙利:当前的社会阶层与政治领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匈牙利:当前的社会阶层与政治领域（论文提纲范文）
（1）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
| （二）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 |
|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秩序 |
| （二）政治吸纳 |
| （三）政治整合 |
| （四）政治权力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法团主义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政治秩序与现代化：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动力 |
| 一、共产主义革命与政治秩序重建 |
| （一）帝制秩序解体与总体性危机：革命因何发生 |
| （二）革命后的全能主义政治与革命式现代化：困境及转型 |
| 二、现代化、市场力量及其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
| （一）政治秩序：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
| （二）现代化：挑战既有秩序的力量 |
| （三）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
| 三、经济转型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崛起 |
| （一）从取缔到鼓励：中国私营经济地位的合法化 |
| （二）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崛起：来源及其社会能量 |
| 第三章 组织吸纳和渗透：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化整合 |
| 一、组织开放：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一）从排斥到接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争论 |
| （二）“三个代表”：打开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通道 |
| 二、政治安排：政权体系对私营企业主的吸纳 |
| （一）政治安排的体系：人大、政协与工商联 |
| （二）政治安排的标准：政治忠诚、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 |
| 三、组织渗透：私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 |
| （一）由点到面：组织渗透的不断拓展 |
| （二）组织渗透的策略：抓大放小、典型塑造与关键少数 |
| 第四章 经济类社团的建构及运作：国家与私营企业主的法团式联结 |
| 一、经济类社团的产生原因及主要类型 |
| （一）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与国家规制：经济类社团的产生 |
| （二）民办、官办与混合：经济类社团的三种类型 |
| 二、经济类社团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的法团主义特征 |
| （一）生成模式：国家权力发挥重要影响 |
| （二）监管模式：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
| （三）社团党建：经济类社团中的党组织覆盖 |
| 三、经济类社团在政治整合中的法团主义功能 |
| （一）规训功能：约束会员企业主的思想和行为 |
| （二）表达功能：代表会员企业主的利益 |
| （三）管理功能：承接政府下放的经济管理权 |
| 第五章 权力重构与资本支配：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权力重构：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政治整合的影响 |
| （一）政治整合加深了私营企业主群体内部的分化性 |
| （二）政治整合增强了国家对私营企业主和私营部门的控制能力 |
| （三）政治整合建构了合作互嵌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四）政治整合增强了政体的包容性、政权的合法性与政党的适应性 |
| 二、资本支配：政治整合与日益增强的资本力量 |
| （一）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
| （二）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
| （三）资本力量参与政治过程对官员腐败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论文选题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逻辑结构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民主萌芽 |
|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历史逻辑 |
| 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论逻辑与核心要义 |
| 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
| 第二节 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的理论发展与历史实践 |
| 一、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初创 |
| 二、列宁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理论逻辑 |
| 三、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确立 |
| 四、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发展与覆亡 |
| 第三节 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简单评价 |
| 一、辩证看待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特点和性质 |
| 第二章 托洛茨基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基础与主导:托派创始人托洛茨基的批判 |
| 一、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看法 |
| 二、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三、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时期的批判:不断革命论与党的蜕化 |
| 四、筹建第四国际时期的批判:蜕化的工人国家与被背叛的革命 |
| 五、苏联政治制度的可能历史命运与不良后果 |
| 六、托洛茨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理论小结 |
| 第二节 异端与正统派:托派及第四国际内部的不同批判 |
| 一、异端派的批判 |
| 二、正统派的批判 |
| 三、异端派和正统派苏联解体代表性观点简单比较 |
| 四、现代托派(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与社会主义民主观 |
| 第三节 集大成与高潮:曼德尔的批判及价值 |
| 一、苏联官僚政治产生的历史分析 |
| 二、苏维埃民主与先锋党的角色 |
| 三、苏联官僚阶层两面性矛盾的分析 |
| 四、苏维埃民主与社会主义自治民主 |
| 五、过渡社会国家消亡基础的初步分析 |
| 六、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及苏联解体的分析 |
| 七、曼德尔苏联民主政治批判理论小结 |
| 第四节 托派苏联官僚制批判总结及其历史意义 |
| 一、托洛茨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理论逻辑 |
| 二、托派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几种看法 |
| 三、曼德尔对正统派批判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四、托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意义 |
|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一、卢卡奇的总体革命观与无产阶级的组织方法论 |
| 二、葛兰西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及苏联民主政治批判 |
| 三、柯尔施的工厂委员会思想和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30 年代末至50 年代初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并列批判 |
|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批判 |
| 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赖希的极权主义心理学批判 |
| 第三节 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全面系统批判的纵深展开 |
| 一、新实证主义德拉·沃尔佩对苏联民主模式缺乏自由的批判 |
| 二、马尔库塞政治学原理的批判分析 |
| 三、弗洛姆的批判:人道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 |
| 四、存在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五、卢卡奇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批判 |
|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到衰落时期的分析与批判 |
| 一、哈贝马斯对苏联模式政治民主的批判 |
| 二、结构主义阿尔都塞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批判 |
| 三、存在主义列斐伏尔的强国家政治异化批判 |
| 四、普兰查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新战略的民主道路 |
| 五、生态马克思主义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批判 |
| 第五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体性观点 |
| 一、四个历史时期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总体性观点概览 |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两种总体性核心观点 |
| 第四章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及其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态度 |
| 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进程 |
| 二、亦步亦趋:苏联政治模式完全肯定的历史原因分析 |
| 三、逐步追求独立道路以及对苏联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转向 |
|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一、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 |
| 二、对列宁主义国家与民主观的质疑和批判 |
| 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批判 |
| 四、改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
| 五、欧共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
| 第三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解体民主政治历史原因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与停滞 |
| 二、对苏联解体的主流新认识: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
| 三、以法共为代表的新共产主义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彻底否定 |
| 第四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批判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
| 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逻辑 |
| 二、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理论逻辑 |
| 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影响 |
| 第五章 批判的批判——社会主义民主规律研究 |
| 第一节 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比较研究 |
| 一、托派与西马的政治革命与政治哲学 |
| 二、托派与欧共的左与右 |
| 三、西马与欧共的异与同 |
| 四、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简单分析与梳理 |
| 第二节 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总体评价 |
| 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
| 二、辩证批判:“旁观者”清与“局外人”空 |
| 三、要客观评价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实践、实验价值 |
| 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需要在历史实践中继续创新和发展 |
| 第三节 规律与启示 |
| 一、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
| 二、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 |
| 三、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
| 四、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
| 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 |
| 六、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
| 七、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4）“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行为逻辑：支配人民政协制度的“历史”、“理论”或“事实” |
| (一) “政治空间”内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 |
| (二) 以“政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叙事 |
| (三) “政党中心”的政党结构理论 |
| (四) 有“中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
| (五) “不谋而合”：“政党中心主义”的事实 |
| 三、 理论问题与研究视角 |
| (一) “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背景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及其政治性结构 |
| (三) 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四) 政党结构(核心政党)的转型 |
| (五) 现代国家建设 |
| 四、 结构-功能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基础 |
| 一、 “政党中心主义”的政治性结构分析：阶级性与群众性 |
| (一) 基本涵义 |
| (二) 阶级性 |
| (三) 群众性 |
| 二、 “政党中心主义”的形态变迁：人民政协制度历史基础 |
| (一) 现代化与政党的合意 |
| (二) 国家与政党的利益相关性 |
| 三、 国家的“领导”核心：“政党中心主义”的可能性 |
| (一) 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阶级意识与阶级组织 |
| (二) “政党-国家”形态：组织为“统治党”与“执政党”的身份政治 |
| (三) 制度化：政党中心主义政治性结构的内在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治性结构从组织化到制度化：人民政协制度的变迁 |
| 一、 国家型构的合法性：人民政协制度的缘起 |
| (一) 人民政协“制度形式”的相似渊源：两次政协会议 |
| (二) 人民政协制度的形成：政党与社会重构国家的协商场域 |
| 二、 政党整合的实现：人民政协制度的建构过程 |
| (一) 执政党的属性与国家建设——人民政协的外部结构 |
| (二) 内部“结构-功能”视角下的人民政协制度 |
| 三、 “政党”与“国家”之间的机构：人民政协制度的成型 |
| (一) 转变后的相对稳定与历次政治动员中受到的冲击与改造 |
| (二) 改革后的恢复与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阶级的“官僚化”：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一、 组织与消失的“权力”：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设计 |
| (一) 组织结构 |
| (二) 作为“统一战线”的机构 |
| 二、 执政党的领导权：人民政协制度的“合法性” |
| (一) 执政党的外部领导权与在人民政协机构内的领导权 |
| (二) “统战部”的外部权力 |
| 三、 “统战组织”与“政府体系”的交叉：人民政协制度的运行现状 |
| (一) “统一战线”定位的政治性质：从承载政党的阶级性向阶层性转变 |
| (二) “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承载政党的群众性向公共性转变 |
| 四、 官僚化的“国家”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的结构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协商政治：人民政协制度结构形态的继承与转换 |
| 一、 协商政治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结构形态变迁的基础 |
| (一) 执政党执政目标与方式的转变：政治与经济 |
| (二) 执政党与民主党派、政府关系的变化 |
| (三) 执政党执政目标与方式的根源：革命与现代化 |
| 二、 重构“内部社会”：结构形态变迁的内容 |
| (一) 政党组织的代表性重构 |
| (二) 人民政协制度的调整与转型 |
| 三、 协商的制度场域：结构形态变迁的结果 |
| (一) “内部社会”的结构 |
| (二) 协商政治中的“代表性”与“自主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党中心主义”的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空间 |
| 一、 统一战线组织：执政党的重要整合方式 |
| (一) “统战”式的政治整合：“政党中心主义”的传统行为逻辑 |
| (二) 后“统战”时代的政治整合：“政党中心主义”的适应性转型 |
| 二、 “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政党”与“国家”之间 |
| (一) 活跃于“政府过程”之中：“政党”与“国家”的双向塑造 |
| (二) “政府体系”形态的形成：意识、结构与行动 |
| 三、 制度吸纳社会：寻求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 |
| (一) “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结构的“松绑”与转型 |
| (二) “社会阶级”的制度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社会阶级”的政治化与制度化：“政党中心主义”转型中的双向运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6）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波兰尼生平及《巨变》的写作背景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论文的主要观点、难点、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波兰尼视野下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 |
| 第一节 均势制的失败与和平的终结 |
| 一、百年和平与均势制度 |
| 二、国际金融与战争危机 |
| 第二节 金本位制的崩溃与重建 |
| 一、金本位制的崩溃 |
| 二、金本位制重建的失败 |
| 第三节 自律性市场制度的瓦解 |
| 一、自律性市场制度的概念 |
| 二、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 |
| 第一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和市场的起源 |
| 一、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 |
| 二、市场的本质及其起源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
| 一、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反人类本质 |
| 二、市场要素的商品化过程 |
| 三、贫穷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
| 四、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变迁 |
| 一、阶级利益不能解释历史 |
| 二、社会灾难及其文化根源 |
| 三、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波兰尼与马克思的思想比较 |
| 一、波兰尼对马克思的曲解 |
| 二、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不同之处 |
| 三、波兰尼与马克思批判思想的趋同之处 |
| 第二节 波兰尼对凯恩斯的超越 |
| 一、凯恩斯的新经济思想 |
| 二、波兰尼对凯恩斯新经济思想的修正 |
| 第三节 波兰尼对哈耶克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 |
| 一、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之争 |
| 二、奴役之路还是自由之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现实观照 |
| 第一节 社会现实与波兰尼的社会理想 |
| 一、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
| 二、波兰尼基于社会现实的哲学转向 |
| 三、波兰尼经济共同体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社会反制市场经济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反制市场的现实力量 |
| 二、计划其实无处不在 |
| 三、当代社会反向运动 |
|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国际新秩序展望 |
| 一、新自由主义企图建立国际秩序的失败 |
| 二、当代国际新秩序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局限 |
| 第一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原创性 |
| 一、波兰尼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
| 二、“嵌入”和“脱嵌”概念的意义 |
| 三、“双向运动”思想的原创性 |
| 第二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
| 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二、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 |
| 三、分层和分类整合原则 |
| 第三节 波兰尼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一、对概念的建构存在模糊性 |
| 二、对历史的解释缺乏准确性 |
| 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马洛伊·山多尔小说中的疏离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1 国内研究现状 |
| 1.1.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研究内容 |
| 2 马洛伊·山多尔作品中的阶层伤痕 |
| 2.1 市民阶层的定义 |
| 2.1.1 危机社会中的孤立个体 |
| 2.1.2 焦虑时代的灵肉分离 |
| 2.2 婚姻的破碎——伦理形式的消亡 |
| 2.2.1 非理性取代理性后的眩晕 |
| 2.2.2 以希望为底色的弃绝 |
| 2.3 友情的褪色——昨日世界的熄灭 |
| 2.3.1 挚友重聚之后 |
| 2.3.2 《分手在布达》的挽歌情调 |
| 3 失落的身份认同与破碎的文化理想 |
| 3.1 关于反叛的背叛 |
| 3.1.1 “一战”后的幻灭——违背者的逃遁 |
| 3.1.2 背叛的起源——“犹太性” |
| 3.2 马洛伊?山多尔的流亡命运 |
| 3.2.1 一位游荡的匈牙利作家 |
| 3.2.2 马洛伊与卡夫卡 |
| 3.3 被削弱的价值 |
| 3.3.1 失位的知识分子 |
| 3.3.2 脱离语言的乡愁 |
| 4 疏离主题的根源——精神故乡的散失 |
| 4.1 作家经历 |
| 4.2 奥匈帝国的解体 |
| 4.3 历史链条的断裂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首字母缩略词表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激进右翼政党的研究现状 |
| 二、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疑欧主义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与创新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后功能主义理论 |
| 第一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概念 |
|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 宽容性共识 |
| 二、第二阶段: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向“限制性异议”的转折点 |
| 三、第三阶段: 东扩与欧盟危机——限制性异议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三节 欧洲一体化政治化与主流欧洲一体化理论 |
| 一、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政治化 |
| 二、政府间主义理论与政治化 |
| 第四节 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后功能主义理论 |
| 一、后功能主义理论的理论逻辑 |
| 二、对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评析 |
| 三、激进右翼政党、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欧激进右翼政党及其疑欧主义立场 |
| 第一节 疑欧主义概述 |
| 一、疑欧主义的概念与分类 |
| 二、政党疑欧主义的来源 |
| 第二节 西欧激进右翼政党概述 |
| 一、激进右翼政党的概念界定 |
| 二、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选举突破 |
| 第三节 激进右翼政党与疑欧主义 |
| 一、从亲欧到疑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对欧立场变化 |
| 二、激进右翼政党疑欧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动机 |
| 第一节 需求因素:民众疑欧主义情绪的上升 |
| 一、经济公平需求 |
| 二、移民与安全需求 |
| 三、价值需求 |
| 四、身份认同需求 |
| 五、信任需求 |
| 第二节 外部供给因素:政治机会结构 |
| 一、主流政党的亲欧共识 |
| 二、大众媒体的推动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的策略 |
| 第一节 议题强调与立场极化策略 |
| 第二节 架构策略 |
| 一、架构策略的概念界定 |
| 二、激进右翼政党的对欧架构策略 |
| 第三节 欧洲议会——推动欧洲议题政治化的策略性场域 |
| 一、激进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跨国合作 |
| 二、激进右翼政党对欧洲议会发言时间的策略性利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激进右翼政党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化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公众议程 |
| 一、价值观的激进化 |
| 二、民意的疑欧化 |
| 第二节 国内政党政治 |
| 一、议题重构与新政治对立的出现 |
| 二、“架构扩散”效应与主流政党的右转 |
| 第三节 欧盟政治 |
| 一、对欧盟共识政治的威胁 |
| 二、促进欧盟民主合法性的增加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论文回顾与总结 |
| 二、应对欧洲议题政治化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9）民粹主义视角下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论文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匈牙利的民粹主义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思想传统与发展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思想传统 |
| 三、发展 |
| 第二节 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历史起源 |
| 一、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出现—霍尔蒂摄政时期:1920-1944 |
| 二、匈牙利民粹主义的转变—政党的斗争:1989-2010 |
| 三、匈牙利民粹主义的巅峰:2010至今 |
| 第三节 匈牙利民粹主义的思想来源 |
| 一、欧洲怀疑主义 |
| 二、极端民族主义 |
| 三、排外主义 |
| 第四节 匈牙利民粹主义的特点 |
| 一、模糊性 |
| 二、投机性 |
| 三、强人领导 |
| 四、建构性 |
| 小结:匈牙利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第二章 民粹主义在欧尔班外交政策中的表现 |
| 第一节 难民政策 |
| 一、难民隔离政策 |
| 二、申根2.0行动计划 |
| 三、关闭难民营 |
| 四、导向性的问卷调查 |
| 五、反索罗斯运动 |
| 第二节 移民政策 |
| 一、限制移民人数 |
| 二、加大移民申请难度 |
| 第三节 对欧盟的外交 |
| 一、与欧盟整体的外交关系 |
| 二、与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关系 |
| 第四节 对俄罗斯的外交 |
| 一、与欧盟成员国立场的分歧 |
| 二、与俄罗斯的合作 |
| 小结:欧尔班外交政策体现匈牙利民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与特点 |
| 第三章 欧尔班政府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动因 |
| 第一节 欧尔班的个人因素 |
| 一、强烈的民族意识 |
| 二、好战的性格 |
| 三、反抗精神 |
| 四、领导欲望 |
| 第二节 经济因素 |
| 一、匈牙利经济易受负面影响 |
| 二、匈牙利失业率 |
| 第三节 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因素——苏联与欧盟 |
| 第四节 国际环境因素 |
| 一、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危机 |
| 二、乌克兰危机 |
| 三、难民危机 |
| 小结:欧尔班政府外交政策的多重动因 |
| 第四章 思考与展望 |
| 一、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的未来 |
| 二、民粹主义在欧尔班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延续 |
| 三、匈牙利的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1章 帝国：概念与类型 |
| 1.1 帝国与帝国情结 |
| 1.1.1 帝国情结 |
| 1.1.2 帝国的内涵 |
| 1.1.3 帝国的结构 |
| 1.2 帝国的类型学分析 |
| 1.2.1 农业帝国 |
| 1.2.2 游牧帝国 |
| 1.2.3 殖民帝国 |
| 1.3 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 |
| 1.3.1 帝国与多重边界 |
| 1.3.2 两种帝国? |
| 第2章 国家与国家能力 |
| 2.1 两种国家观：韦伯与马克思 |
| 2.1.1 从权力到国家能力 |
| 2.1.2 两种传统（一）：韦伯的视角 |
| 2.1.3 两种传统（二）：马克思的视角 |
| 2.2 国家能力：概念与结构 |
| 2.2.1 国家能力：学术史回顾 |
| 2.2.2 国家能力的“图钉式”结构 |
| 2.3 国家能力的解释力 |
| 2.3.1 国家能力的“缺陷” |
| 2.3.2 国家能力理论的优势 |
| 第3章 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 |
| 3.1 帝国的国家能力：以罗马帝国为例 |
| 3.1.1 霸主阶段：从罗马到意大利半岛 |
| 3.1.2 时间性帝国：迅速扩张 |
| 3.1.3 走向空间性帝国：制度构建 |
| 3.2 内源型国家：欧洲的经验 |
| 3.2.1 “失败国家”带来的反思 |
| 3.2.2 内源型国家的构建路径 |
| 3.2.3 从分到合的逻辑 |
| 3.3 外源型国家：现代性与国家形态转型 |
| 3.3.1 现代性的冲击 |
| 3.3.2 外源型国家构建的诸种路径 |
| 第4章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 |
| 4.1 帝国、霸权与战争 |
| 4.1.1 霸权与帝国：两种形态与逻辑 |
| 4.1.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 |
| 4.1.3 帝国之后：区域的兴起 |
| 4.2 “东方问题”的几种解读范式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问题” |
| 4.2.2 文明冲突的范式 |
| 4.2.3 地缘政治范式 |
| 4.3 “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框架 |
| 4.3.1 东方问题：内涵与本质 |
| 4.3.2 东方问题的分期框架 |
| 第5章 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 |
| 5.1 三大帝国国家能力的变迁概述 |
| 5.1.1 奥斯曼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2 哈布斯堡帝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1.3 俄国国家能力的演变 |
| 5.2 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 |
| 5.2.1 文明的接触与对抗：奥斯曼VS.哈布斯堡 |
| 5.2.2 自然边界的分割与土俄战争 |
| 5.2.3 若即若离的俄奥联盟 |
| 5.3 帝国边缘：形成与特征 |
| 5.3.1 帝国扩张与边缘的形成 |
| 5.3.2 边缘的内涵与特征 |
| 第6章 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 |
| 6.1 从帝国体系向霸权体系的转型 |
| 6.1.1 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与扩张 |
| 6.1.2 面向霸权：奥斯曼帝国的初次改革 |
| 6.2 帝国战争与霸权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内外挑战 |
| 6.2.1 来自边缘地区的冲击：希腊革命及阿里 |
| 6.2.2 克里米亚战争：东方问题回归均势 |
| 6.3 欧洲霸权体系与东方问题的互动 |
| 6.3.1 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
| 6.3.2 欧洲变局与近东危机 |
| 第7章 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1 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 |
| 7.1.1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概观 |
| 7.1.2 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类型与历程 |
| 7.2 巴尔干区域的构建 |
| 7.2.1 巴尔干区域的初步构建与尝试 |
| 7.2.2 战争与巴尔干区域的确立 |
| 7.3 东方问题的终结 |
| 7.3.1 南斯拉夫：次区域秩序的构建 |
| 7.3.2 希土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四、匈牙利:当前的社会阶层与政治领域（论文参考文献）
- [1]秩序、吸纳与权力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整合研究[D]. 国晓光. 吉林大学, 2016(03)
- [2]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3]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D]. 马蒙.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政党中心主义”的逻辑与转型：人民政协制度研究[D]. 丁长艳. 复旦大学, 2012(03)
- [5]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6]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D]. 张海成.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7]马洛伊·山多尔小说中的疏离主题[D]. 罗海韵.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西欧激进右翼政党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研究[D]. 玄理. 山东大学, 2020(01)
- [9]民粹主义视角下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D]. 徐晓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10]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