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论文文献综述）
连振隆[1]（2017）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权力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人民独立当家作主、全面执政治国的制度安排。围绕构建科学高效的中共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一主题,本文主要研究了它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现实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建议。总体来看,中共权力结构是中共各个权力要素在空间上并存与时间上继起的动态整体,以党管军队、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媒体为强力支撑,以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和党群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各级党委为同一层级其它党组织的权力圆心,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为权力核心,以定期任职制、中央集权制为权力接点,以权力授予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为权力经络,共同构成了内外相连、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塔体结构。它吸纳了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内核,植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土壤,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的创造改进,其实质早已超出单纯的党内自组织结构,而是聚合为中共领导权力与立法、行政、军事、司法等国家权力之间的协同治理体系,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展示了它在中国大地所焕发出的最有权威、最有气势、最有效率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中共权力结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选择,拓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实践创造,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和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权力的论述两个部分。本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重要观点;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主要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领袖关于中共权力的观点。当然,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实务性阐发,故中共权力结构的理论依据只能从他们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中去挖掘。中共权力结构经历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权力结构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共权力结构中始终具有生命力的实践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理论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的当代存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力实践被历史检验而具有科学性的中国智慧。中共权力结构的现实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权力组合关系,二是权力运行机制。关于中共权力组合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个向度的组合关系。纵向权力组合关系就是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所依次承载的中央领导权力、地方领导权力和基层领导权力;横向权力组合关系包括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两个部分。其中,党内横向权力可再分为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思想领导权力、组织领导权力、统战领导权力、军事领导权力、政法领导权力和纪律监督权力等七个方面;党领导国家的权力可再分为党对人大的领导权力、党对政府的领导权力、党对司法的领导权力等几个方面。关于中共权力运行机制,与党内权力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相对应,包括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运行机制都可再分为权力授受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主要机制。从权力载体看,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和党领导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在形式上是相互平行的;但从权力位阶看,基于党委领导党组、机关党组成员对应兼任机关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组合模式,使党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实质上规定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内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中共权力结构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方略,同时说明中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还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表现为:在权力授受机制方面,存在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届中频繁调整、地方党委书记授权过于集中等问题;在权力决策机制方面,存在党管干部原则的个人化、德才兼备标准的片面化、公平竞争机制的唯亲化、领导晋升路径的线性化等问题;在权力监督机制方面,存在地方纪委聚焦重点不够、监督主体协同监督不力、关键岗位权力制约不足等问题;在权力保障机制方面,存在党委政法领导体制与现代法治体系难以完全对接的问题。针对上述具体问题,本文分别提出优化对策:一是在优化权力授受机制方面,提出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权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改进地方党委会权力配置为“一正三副N常委”模式等建议;在优化权力决策机制方面,提出健全人事决策机制、评价考核标准、公平竞争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方面的建议;在优化权力监督机制方面,提出建立健全综合监督机构、纪委领导体制、权力制衡机制、党委巡视机制等建议;在优化权力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等对策建议。
朱庆跃[2]（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胡德平[3]（2014）在《中国共产党党组政治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中,党组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形态,它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形成的党组政治,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党组、党组制度、党组政治却鲜有专门化、系统性的深度研究,党组的重要与研究的阙如形成了巨大反差,当然,这也更加凸显了党组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并为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作为当前国内在该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拓荒性尝试,本文主要围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完善党委制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党组制?”这一核心问题,从“党组来源于何处?”“党组是什么?”“党组如何嵌入到非党组织之中?”“党组政治如何运作?”“党组政治走向何方?”等五个议题,对中国党组的演进脉络、政治形态、嵌入逻辑、政治过程和发展变革展开研究。本文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审视“党组来自何处”,认为党团政治是以代议制和政党制为内容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共性要求,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政党存在并实行现代代议制,政党必然会通过党团来影响国家决策,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与此同时,西方议会党团演进到共产主义革命谱系下的苏联后,又有了不同的特点,成为型塑苏联“党治制”的重要制度。随着苏联世界革命的输出,中共党团在同样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谱系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产生了,苏联因素和对革命领导权的掌握是中共党团产生的内外原因,而中国国民党党团的产生及其斗争,成为中共党团不断强化的外部压力。1945年党的七大将党团改为党组,并不仅仅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更多的是避免组织混乱、推进党政党群分开、强化党的领导的需要,立足中国革命进程变化、政治生态变化和党的方位变化等几个维度,才是理解党组出场的正确基点。针对“党组是什么”的问题,文章从历史形态、现实形态和比较形态三个角度,对中共党组展开形态分析。从历史形态上来看,建国后的党组历经“控制型形态”、“隐匿化形态”和“调适型形态”三种类型,这三种形态类型的形成、特征与发展都与建国以来中国政治的变迁脉络息息相关。从现实形态来看,党组是“非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是“可以成立”的“组织机构”,是“领导机关”的“领导核心”,与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是“批准服从”的“领导关系”,在非党组织中建立党委是“例外情况”的“特殊对待”。此外,党组作为党的一种组织形式,与党委、党工委等组织形态既有相同之处,更多的是有不同特征；而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党团则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在范围、层面、功能、关系等方面的形态差异。关于党组如何嵌入到非党组织之中,文章认为,党组对于非党组织的嵌入,不是机械性地进入,而是通过组织嵌入和制度嵌入来实现的。从组织嵌入来看,它遵循了一种组织生存、发展与主导的内在逻辑,党在外部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请示-批准”机制,构建了党组织与非党组织之间的组织嵌入关系,党组的组织嵌入实际上是一种规则嵌入和功能嵌入,在嵌入方式上,党组在“适应”不同非党组织运行规则基础上,实现对非党组织的“主导性”嵌入。从制度嵌入来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实现了纵向上的“党委-支部”制度体系和横向上的“党委-党组”制度体系纵横交错的互嵌与套嵌,在党的双线制度架构中,党组制度体系将党的意志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非党系统中,通过党组实现了对非党组织的制度性领导。党组的制度嵌入,分为正式制度嵌入和非正式制度嵌入两种类型,正式制度嵌入的方式是“伴生性嵌入”和“执行性嵌入”,非正式制度嵌入的方式则是“符号性嵌入”。文章从精英和权力两个向度来分析党组政治的运作过程,认为党组政治通过精英配置、权力配置和功能实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对非党组织的绝对领导,成为中国政党政治运转最为鲜明的特色。从精英角度来看,党组是一个党内党员精英和非党组织系统中党员领导身份同构的精英团体,实质是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实现了政党精英与非党组织精英的同构,并且通过党组成员的非党组织领导身份对党的干部身份的服从,实现了党对非党组织的领导。从权力角度来看,党组与非党组织的两种组织体系形成了双轨权力,但又通过权力运作“原则的服从”弥合了双轨权力的张力。党组政治中权力关系通过政党科层的命令-服从机制和党组与非党组织的影响-服从机制,实现了所有权力向党的领导权的皈依。如果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党组政治过程,这既是一个在党组-非党组织的开放系统中以“输入-贯彻-转化”为框架的功能实现过程,也是一个在非党组织内部的闭合系统中以“决策-执行-监督”为框架的功能实现过程。党组政治在中国实际政治过程中,尤其是政党政治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价值,体现在对政党政治关系的调适、对政治轴心秩序的支撑和对政党组织内卷的规避等方面。但它也存在着“替代”的风险、“弱嵌”的倾向和“博弈”的张力等限度。党组政治的变革要在“去党委化”和“再制度化”两个关键方面着手,不但要厘清形态边界,防止权力僭越,构建功能发挥的差序格局,还要在创设细化规则、设定统一标准、形成规范程序等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
蒋劲松[4]（2013）在《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文中研究指明按照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典,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在宪法上,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属于完善政体的具体内容。依据经典,党委与人大关系的所谓"理顺",指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之有权威最终体现为能够防止和制止党委的错误决策;处理该关键任务的时机和条件早已成熟,且必须采用法治方式。现在,离经典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还很遥远,理顺工程亟待破土。
邹谨[5]（2017）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之进行了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行了初步酝酿;建国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全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进入自觉状态。党建创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在建国以后具有同步性,二者存在鲜明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实践经验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国共产党党建制度的完善,促进管党治党能力和执政能力的提高,促进党建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来看,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党建制度、党内民主、依规治党创新和其他创新,从而不断加强和改进了党的建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学习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主席制度、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干部鉴定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休假制度、作风建设制度等制度,并提出了设立党的名誉主席、对基层干部任期加以限制、干部能上能下等设想。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党内民主进行了理论阐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民主作风,保障党员权利,开展党内监督;建立了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党内选举制度等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修改,初步制定了一些党内法规。此外,通过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对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初步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创新,既取得了积极成果,又留下了深刻教训。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了退休制度、顾问委员会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省（市、区）纪委向中纪委报告制度、纪委与国家检察机关联系制度等制度,废除主席制度、实行总书记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理论;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权利,坚持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对党章进行积极修改,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党章和党内法规执行力得到较大提高。此外,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出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坚持从严治党。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巡视制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发挥其对人民民主的带动功能:推进党内决策民主化,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据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新的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要靠体制创新;提出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坚持依法执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党内民主创新,提出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进党内和谐,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实行党务公开,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实行全委会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干部票决制,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差额选举,完善了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修改党章,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此外,还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总布局创新,进行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建设“三型”政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建制度创新,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布局,并在党的建设各领域进行了制度设计。推进党内民主创新,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新阐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的制度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中发扬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提出制定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实施办法,研究制定地方党委决策程序规定,规范差额提名范围和比例,进一步了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并对党内法规进行集中清理。此外,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优良政治生态,开展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并提出党的领导要做到“三统一”、“四善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建创新的经验主要是:坚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建创新的对接,积极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建创新的问题倒逼,借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理念推进党建创新,坚持改革创新,对党建创新进行接力探索,不断总结中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党建创新,应提高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水平,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
张瑞岚[6]（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瞿郑龙[7]（2015）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认为“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刘松山[8]（2017）在《党领导立法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文中认为201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认真贯彻实施这一文件,需要研究、回答和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原则。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和特点。目前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文件确立的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各种方式,十分必要。但从长远看,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境界,改革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方法。
汪火良[9]（2016）在《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进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主题,使“法治中国”从理论构建的愿景,进入到具体实践的方案。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作为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的构成性存在和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存在共同构成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但是,党领导法治国家建设的命题遭遇到前提性的质疑：党必须为自身领导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党是法治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党的实践活动与运作方式,与法治的规则和运行原则还存在着张力,并没有达到圆融自洽的境地,因此,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之中,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是否当然就是自洽的,是否可以努力达致融贯,如何达致融贯?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澄清的问题。当前,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命题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因此,笔者以《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进路》为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贡献些许智识。本文定题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进路》,实际上要把握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党的领导”,第二个是“法治中国”,其目的是力图揭示党的领导与法治中国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进路。从逻辑上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党依据什么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第二个问题是党为什么能够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第三个问题是党怎样领导法治中国建设。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宏大叙事进行研究。本文的结构主体部分一共包含七章,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确立了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回答了本文的立论依据问题,也就是党依据什么来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主要从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概念诠释、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中心议题和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内质契合三个方面展示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为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树立了理论自信,证实了“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这一中国式命题提出的重大理论意义。在概念诠释上,通过科学界定“党的领导”和“法治中国”的含义,揭示了“党的领导”与“法治中国”之间的概念渊源和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命题形成的逻辑关联；在中心议题上,集中提炼出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五个议题,即党的领导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法治与人民民主的协调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基,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紧要所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需要从长远来解决,依法治国与新发展理念是世界观的更新,这五个议题奠定了本文讨论的理论视域；在内质契合上,从认识论角度阐明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内在统一性,从实践论角度指明了防止和纠正党的领导与法治的不一致,增强了本文立论的逻辑力量。第二章确立了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回答了本文立论的现实缘由。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起点从国体政体与党的性质宗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和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大局等四个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客观因素论证了为什么中国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策主要体现在“法制”-“法治”-“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的方略变迁、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前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的基本原则、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规范依据、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管理型政党-法治型政党”转型的政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升级的社会建设、推进两个“三位一体”的法治建设等八个方面,有力的论证了党完全有能力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第三章指明了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契入路径,回答了本文立论的方法论问题。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寻路的过程,需要找到突破口。可以从五个路径契入：一是要坚持党管政法。党管政法的传统不能丢,党委领导下的政法系统是中国法治建设所倚仗的重要力量；二是党领导基层治理。党在基层的领导力量比较薄弱,基层的法治基础也比较薄弱,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强基固本的事业；三是党领导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之中必须体现党的领导力量,党可以在保证严格执法、监督依法行政和领导政府决策上有所作为；四是政党关系的法治化。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的常态化最终要靠法治化来保证；五是党与社团关系的法治化。社团是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连接纽带,党与社团关系的法治化有利于政府-社会格局的均衡化。第四章至第七章回答了党怎样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即党通过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具体方式去丰富和发展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党领导立法,在理论基础上应建立不同于西方政党与立法关系的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与立法的关系模式,这个“中国特色”体现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总揽全局的基本原则、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和法治改革的必然途径。在运行机制上应遵循党依法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并通过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实践途径。党保证执法,首先要确立党的领导是行政法治的重要原则,其次要理顺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逻辑关系。党支持司法,在理论基础上,应建立不同于西方政党与司法关系的中国特色司法政治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党应从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表达对国家司法事务的意见、依法向司法机关推荐重要人选、依法定程序监督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活动等方式切入,从而保证党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权的领导。党带头守法,通过客观认识全民守法的现实困境来奠定党带头守法的法理基础,从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依法执政和管党治党以及作为关键守法主体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来完善党带头守法的运行机制。总之,在每一个依法执政的具体环节和落实方式上都从理论上进行构建,从机制上进行保证,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证支撑,既有宏观立意又有微观充实,让观点和逻辑不至于缺乏辩证而流于空泛。法治中国的蓝图已经铸就,法治中国的力量正在释放,描绘这个蓝图的是中国共产党,保证这个正能量源源不断释放的是中国共产党,简单化约为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法治中国。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虽然不完美,但是很伟大。其伟大在于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只有人民坚守法治信仰,党依法管党治党,政府依法行政,社会和谐治理,广泛凝聚法治共识,法治中国才是永不枯竭的进步力量!
申坤[10]（2013）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一。中国人大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显赫地位，以及其本身发展的曲折性和紧迫性，奠定人大制度研究在制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大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与制度实际运行中的缺乏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空间与宪法中规定的制度空间不符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人大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以此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本文试图以人大制度的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以过程研究和比较研究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回答导致人大制度制度空间与实际空间不相符合的根本原因。本研究不拘于宏观的制度与政体的研究，也不困于微观的制度规则的演变，而是从中观层面从制度本身出发，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种角色来观察制度与情境、理念、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情境、理念、行为和制度本身四个变量作为制度纵向变迁过程和中西代议制度横向比较的四个维度，从而解读、确认和探索人大制度空间的演变问题。本文由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问题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假设、研究的逻辑与框架及文章的主要概念。最后提出本文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对论文的整体框架和方向作简单的交代。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首先，介绍了中国人大制度的内涵，它既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又是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的内涵出发，人大制度的含义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其次，介绍了人大制度的发展历程，按时间宏观上划分为人大制度的生成（1954以前到1954年），人大制度的调适（1954-1976），人大制度的发展（1976-至今）三个阶段。其中在人大制度的调适阶段包括四个时期，分别是：1954-1957年人大制度的初步探索、1957-1966年人大制度的曲折发展、1966-1976人大制度的严重践踏、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大制度根基尚存。第三章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本章主要以纵向历史研究和动态分析为主，剖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各种变量与人大制度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制度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国家的构建，奠定新政权的合法性的国内外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在经历了短暂的巩固发展后又陷入瘫痪，这是与当时高度的政治动员下的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人大制度历经挫折实现恢复发展则有赖于改革开放基础上经济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的形成。其次，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人大制度的生成是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和代议制思想分不开的，而人大制度异变是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教条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人大制度实现发展和成长则是与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相伴而行。第三，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人大制度的生成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民主道路的实践性产物；同时，它又是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自上而下设计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因此，人大制度的最初设计离不开毛泽东对人大制度的构思和中国革命实践。但人大制度的异变也与领袖权威勃发膨胀密切联系，客观上导致制度自主性的缺失，最终人大制度的恢复发展依然依赖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党和领导党、执政党角色的认识和转变。最后，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人大制度与政党的关系，以及人大制度的权威性和组织活动原则一定程度上存在自上而下设计的成分，但必须清楚的看到，在学习效应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人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由来已久的，早有积淀的。第四章是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从横向类比的角度看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异同，比较点的选择依然是与制度密切相关的四个变量：制度-情境、制度-理念、制度-行为、制度本身。首先，社会情境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对古代民主制度的传承；其次，思想理念视角下，中国的代议制度是以“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为基础的，而西方的代议制度是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紧密联系。第三，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主要是表现在代表或议员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机关与政党关系的不同。最后，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主要体现在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的不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无分权有分工、设有常设权力机构、拥有根本权力，而西方议会制度是分权制衡、议会党团、只拥有立法权的代议制度。第五章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理论反思及前景展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式是政党、民主与法治三个角色相互倚仗、有效协调，实现党的权力、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或民主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就是解决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它并不是象西方学说形容的那样完全“僵硬”的体制，而是一套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持续变迁，并根据环境变迁来调整自身形式的富有弹性和发展空间的制度形式。人大制度必以其四大权力构架为基础，实现自身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的完善和创新，人大制度的实际空间与制度空间渐趋一致的过程，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助动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第六章结语。中国人大制度不仅是观察中国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线索，而且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平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大国治理的制度载体，它的成长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轨迹，当前的中国转型社会下的“善治”更需要人大制度成为名符其实的“善制”。
二、浅谈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本研究相关概念解析 |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权力论述 |
| 一、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列 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节 毛泽东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毛泽东对党内权力的论述 |
|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论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袖对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一、邓小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二、江泽民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三、胡锦涛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四、习近平关于政党权力的论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过程 |
| 第一节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二节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践 |
| 一、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组合关系的实践 |
| 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实践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现实组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主要内容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的纵向组合关系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的横向组合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基本特征 |
| 一、综合性 |
| 二、客观性 |
| 三、系统性 |
| 四、制衡性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一、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标准 |
| 二、党的权力结构组合关系的合理性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的主要运行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 二、党领导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 |
| 三、两类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运行机制的评价标准 |
| 一、民本准则 |
| 二、核心准则 |
| 三、协同准则 |
| 四、效率准则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权力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二、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三、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四、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优化中国共产党主要权力运行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授受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党的核心权力授受机制的系统化、定型化 |
| 二、调整党代会纵向权力授受顺序为先中央后地方 |
| 三、改进地方党委权力配置“一正三副N常”模式 |
| 第二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决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党管干部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人事决策机制 |
| 二、构建客观条件与主体德才相结合的评价考核标准 |
| 三、构建控选授职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公平竞争机制 |
| 四、构建螺旋递进与刚性虚化相结合的能上能下机制 |
| 第三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立健全一体两面、全域覆盖的综合监督机构 |
| 二、建立健全中央统筹、地方垂直的纪委领导体制 |
| 三、完善审批公开、程序公正的权力制衡机制 |
| 四、强化队伍精干、措施精准的党委巡视机制 |
| 第四节 优化中国共产党权力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提升政法统筹能力，整合党管政法的协同体系 |
| 二、规范司法监督程序，完善党管政法的监督机制 |
| 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党管政法的领导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 一、 开启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
|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
|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 二、 历史评价 |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 二、 评价 |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
|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 一、 历史规律 |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 二、 现实启示 |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国共产党党组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与问题：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 |
| 二、中共党组研究的视角、议题与现状评析——一个文献研究的综观与检视 |
| (一) 中共党组研究的党政关系视角及其拓展 |
| (二) 中共党组研究的党建视角 |
| (三) 中共党组研究的政党-社会关系视角 |
| (四) 对中共党组研究现状的评析 |
| 三、党组政治：中共党组研究的政治学尝试——兼及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 党组政治研究的可行路向：要素模型与理论方法 |
| (二) 党组政治研究的比较空间：等价功能与自身价值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研究设计：进路、框架与创新 |
| 第一章 从议会党团到中共党组：演进与历史叙事 |
| 一、党团制度的产生：议会制度与政党制度结合的产物 |
| 二、从议会党团到苏共党团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斗争 |
| (二) 苏共党团的产生与发展 |
| 三、从苏共党团到中共党团 |
| (一) 苏联因素：制度输出与制度模仿 |
| (二) 革命语境：掌握革命领导权 |
| (三) 制度竞争：中共党团的强化 |
| 四、从中共党团到中共党组 |
| (一) 中共党团的历史叙事：1923-1945 |
| (二) 中共党组的出场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中共党组的形态分析：类型、属性与比较 |
| 一、历史形态：中共党组的形态类型考察 |
| (一) 党组的控制型形态：政党控制新政权与新社会 |
| (二) 党组的隐匿化形态：政党走向总体化与集权化 |
| (三) 党组的调适型形态：政党趋于调适性与有序化 |
| 二、现实形态：中共党组的形态属性分析 |
| (一) “非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 |
| (二) “可以成立”的“组织机构” |
| (三) “领导机关”的“领导核心” |
| (四) “批准服从”的“领导关系” |
| (五) “例外情况”的“特殊对待” |
| 三、比较形态：中共党组的类形态比较 |
| (一) 党委、党工委与党组 |
| (二) 中共党组与议会党团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党组嵌入的逻辑分析：组织与制度 |
| 一、党组之于非党组织：一个嵌入的分析视角 |
| (一) “嵌入”理论：从经济嵌入性到政党嵌入性 |
| (二) 中共党组：政党嵌入的制度设计 |
| 二、组织嵌入：机制、模式与功能 |
| (一) 党组组织嵌入的机制与特点 |
| (二) 党组组织嵌入的模式：适应-主导模式 |
| (三) 党组组织嵌入的功能 |
| 三、制度嵌入：空间、类型与方式 |
| (一) 制度空间：中共双线制度架构中的党组制 |
| (二) 制度嵌入：类型、资源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党组政治的过程分析：精英与权力 |
| 一、政治过程分析与党组政治 |
| (一) 政治过程：理论与方法 |
| (二) 党组政治：一个政治过程分析的尝试 |
| 二、党管干部视野下的精英配置过程 |
| (一) 中共党组：身份同构的精英团体 |
| (二) 党管干部：从精英甄选到精英配置 |
| (三) 身份的服从：党对非党组织的一种领导逻辑 |
| 三、权力关系视野下的权力配置过程 |
| (一) 党组权力的资源与来源 |
| (二) 党组政治的权力关系及其类型 |
| (三) 权力的服从：双轨权力的皈依逻辑 |
| 四、系统政治视野下的功能实现过程 |
| (一) 输入-贯彻-转化：开放系统中党组政治的功能实现过程 |
| (二) 决策-执行-监督：闭合系统中党组政治的功能实现过程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党组政治的审思：价值、限度与变革 |
| 一、党组政治的价值：调适、支撑与规避 |
| (一) 政党政治关系的调适价值 |
| (二) 政治轴心秩序的支撑价值 |
| (三) 政党组织内卷的规避价值 |
| 二、党组政治的限度：替代、弱嵌与博弈 |
| (一) “分开”的初衷与“替代”的风险 |
| (二) “嵌入”的设计与“弱嵌”的倾向 |
| (三) “改设”的需要与“博弈”的张力 |
| 三、党组政治的变革：去党委化与再制度化 |
| (一) 去党委化：边界、权力与功能 |
| (二) 再制度化：规则、标准与程序 |
| 四、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一览 |
| 后记 |
（4）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领导党政治体制改革经典的法理分析 |
| (一)在政治体制/政体语境下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 |
| (二)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乃政治体制改革(政体完善)的关键 |
| (三)法治是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的必用方式 |
| 二、“理顺”实施状况简析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实际作法 |
| 三、结语 |
（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论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互动关系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党建创新概念解析 |
| (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和必然性 |
| (二) 中共党建创新的基本内涵和必然性 |
| (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同步性 |
|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共党建创新的互动关系 |
| (一) 中共党建创新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共党建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探索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述 |
| 一、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
| (二) 对人民民主进行初步探索 |
| (三) 对法制建设进行了探索 |
| (四)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失误 |
| 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 |
| (二) 积极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
|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实行依法治国 |
|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 五、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
| (二) 发展人民民主 |
| (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
| (四) 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理论突破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学习制度 |
| (二)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
| (三) 建立主席制度 |
| (四) 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 |
| (五) 建立干部鉴定制度 |
| (六) 建立干部交流制度 |
| (七) 建立干部休假制度 |
| (八) 建立作风建设制度 |
| (九) 提出了党建制度创新的某些设想 |
| 二、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进行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进行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遵义会议之前党对依规治党创新的初步探索 |
| (二)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章的修改 |
| (三)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进行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二) 提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
| 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创新的曲折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退休制度 |
| (二) 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 |
| (三) 实行总书记制度 |
| (四) 建立干部考核制度 |
| (五) 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 |
| (六) 建立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 |
| (七) 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
| (八) 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向中纪委报告制度 |
| (九) 建立纪委与国家检察机关联系制度 |
| 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二) 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创新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建创新 |
|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对学习制度进行创新 |
| (二) 建立参照公务员管理制度 |
| (三) 建立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 |
| (四) 建立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制度 |
| (五)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 |
| (六) 建立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制度 |
| (七) 建立巡视制度 |
| (八)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
|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实行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二) 进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三) 进行党的作风建设创新 |
| (四)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 |
| (五)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党建创新 |
| 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建立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
| (三)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 |
| (四)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 |
| (五) 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
| (六) 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
| (七) 建立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
| (八) 建立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
| 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修改党章 |
| (二) 制定和修订其他党内法规 |
|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二) 推进党建总布局创新 |
| (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纯洁性建设 |
| (四) 建设“三型”政党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党建创新 |
| 一、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一)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
| (二) 积极推进党建制度创新 |
|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党内民主创新 |
| (一) 推进党内民主理论创新 |
| (二) 推进党内民主实践创新 |
| (三) 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依规治党创新 |
| (一) 学习和实行十八大党章 |
| (二) 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努力 |
| (三) 制定、修订和清理党内法规 |
|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其他党建创新 |
| (一)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二) 构建优良政治生态 |
| (三)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 |
| (四) 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创新 |
| (五) 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新 |
| 第八章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的经验 |
| 一、坚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建创新的对接 |
| (一) 坚持国家制度与党建制度协调发展 |
| (二) 坚持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协调发展 |
| (三) 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协调发展 |
| 二、积极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党建创新的问题倒逼 |
| (一) 积极应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倒逼 |
| (二) 积极应对人民民主的倒逼 |
| (三) 积极应对依法治国的倒逼 |
| 三、借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理念 |
| 四、坚持改革创新 |
| (一) 将改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建创新的重要动力 |
| (二) 将创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 |
| 五、坚持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 |
| (一) 对党建制度创新、党内民主创新、依规治党创新进行了接力探索 |
| (二) 对其他党建创新进行了接力探索 |
| 六、不断总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一) 不断总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的经验教训 |
| (二) 善于总结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
| 结束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的展望 |
| 一、提高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水平 |
| 二、推进中共党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建设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
| 四、加强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
| 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后记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1.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础与历史资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 |
| 2.2 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 |
| 2.2.1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民主理论 |
| 2.2.2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理论 |
| 2.2.3 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理论 |
| 2.3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3.1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 |
| 2.3.2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 |
| 2.4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1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2.4.2 在阶级斗争的思路下开展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 |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
| 3.1.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989年) |
| 3.1.2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9年-1997年) |
| 3.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2002年)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 |
| 3.2.1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2年-2007年) |
| 3.2.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07年-今) |
| 4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思路 |
| 4.1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
| 4.1.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
| 4.1.2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集合 |
| 4.1.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 4.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4.2.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 4.2.2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证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实现 |
| 4.2.3 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
| 4.3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4.3.1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
| 4.3.2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 5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 |
| 5.1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1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
| 5.1.2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
| 5.1.3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
| 5.2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2.1 “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 |
| 5.2.2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5.3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5.3.1 重点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制约监督 |
| 5.3.2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6 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 |
| 6.1 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1.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
| 6.1.2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 6.2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
| 6.2.1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6.2.2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
| 6.2.3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6.3 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
| 6.3.1 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 |
| 6.3.2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
| 7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
| 7.1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
| 7.1.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
| 7.1.2 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
| 7.1.3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
| 7.1.4 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
| 7.2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
| 7.2.1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
| 7.2.2 “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
| 7.3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 7.3.1 完善党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领导 |
| 7.3.2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
| 7.4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7.4.1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
| 7.4.2 “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 |
| 7.4.3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 |
| 7.5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7.5.1 妥善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
| 7.5.2 培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 |
| 7.5.3 加快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
| 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 |
| 8.1.1 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 |
| 8.1.2 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 |
| 8.1.3 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 |
| 8.1.4 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
| 8.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意义 |
| 8.2.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8.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与反思 |
| 一、 问题提出 |
| （一） 法的时代精神的法哲学表征 |
| （二） 当代中国法制实践的法律政治学阐释与重构 |
| 二、 研究方法及其限度 |
| 三、 已有研究述评 |
| 四、 本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律与政治关系论争的梳理与反思 |
| 导论 |
| 一、 何种法律？哪种政治？ |
| （一） 何种法律？ |
| （二） 哪种政治？ |
| 二、 应然理想与实然现实 |
| 三、 普通难题与根本悖论 |
| 四、 中国与西方 |
| 第二章 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困境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法政关系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 |
| （二） 法律与政治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的意义及其缺陷 |
| 三、 现代国家早期的法律与政治关系 |
| （一） 现代国家的诞生 |
| （二） 政治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 |
| 四、 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法政关系及其根本困境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通过法律驯化政治 |
| （二） 通过法律驯化政治的现代困境 |
| 五、 结论以及启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的共生与调适——以党的政法话语变迁为线索 |
| 一、 当代中国的法政关系：从主流政法话语变迁切入 |
| 二、 政法话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规定 |
| （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框架中的政法话语 |
| （二） 政法话语的经济化与意识形态化 |
| 三、 政治文明统辖中的政法话语 |
| （一） 作为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政法 |
| （二） 政治文明规定下的政法话语 |
| 四、 政治与法治话语的形式分梳与实质勾连 |
| （一） 政法话语的形式分梳 |
| （二） 政法话语的实质勾连 |
| 五、 结语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与异化法治——以证成性与正当性为分析框架 |
| 一、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 |
| （一） 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分梳 |
| （二） 当代中国的政治逻辑：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失衡 |
| 二、 当代中国失衡政治下的异化法治 |
| （一） 宪法的性质：浓重的纲领性影响有效的规范性 |
| （二） 宪法的精神：富强突出、民主羸弱 |
| （三） 宪法的发展：事实上的实效性与规范上的合宪性 |
| 三、 法治之政治正当性基础的弱化 |
| （一） 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 |
| （二） 立法体制的行政化 |
| （三） 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
| 四、 结语 |
| 第五章 权力转移与模式变迁：当代中国的国家立法政治 |
| 一、 导论 |
| 二、 走向历史深处的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一） 建国以后三十年我国国家立法的历史进程 |
| （二） 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三、 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 |
| （一） 党的领导下的立法权力分化 |
| （二） 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充权 |
| （三） 国务院及其部委的立法扩权 |
| （四） 围绕立法权力的多重竞合 |
| 四、 立法模式的变迁及其原则重塑 |
| （一） 立法的“场域—竞合”模式 |
| （二） 现行立法模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则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六章 我国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政治视野的考察 |
| 一、 何种政治逻辑？哪般司法模式？ |
| 二、 革命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建国之后的革命政治 |
| （二） 革命化司法模式：以司法践行革命、以革命消解司法 |
| 三、 治理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政治 |
| （二） 通过司法的国家治理：治理化司法模式 |
| 四、 权利政治以及司法模式的重构 |
| （一） 权利政治及其中国践行 |
| （二） 权利化司法模式：新型政法传统的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家身影——以孝道与法律关系嬗变为示例分析 |
| 导论 |
| 一、 历史的遗迹：“天下”之下的“孝统于法” |
| 二、 近代的转型：民国时期的“孝存于法” |
| （一） “孝存于法”：民国时期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吸纳家庭孝道的民族主义 |
| 三、 革命的传统：建国以后的“法不容孝” |
| （一） “法不容孝”：建国以后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革家庭孝道之命以建设国家 |
| 四、 当代的回归：改革开放以来的“融孝于法”？ |
| （一） “融孝于法”？：改革开放以来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以孝道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治理 |
| 五、结语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民身份——以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为考察对象 |
| 一、 导论 |
| 二、 国民身份的转换：从群众路线到公众参与 |
| （一） 主体的民主化：从群众到公众 |
| （二） 性质的权利化：从行动策略、政治道德到政治权利 |
| （三） 实现方式的制度化：从运动到制度 |
| 三、 公众参与的法理基础与现实生态 |
| （一） 公众参与的经济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 （二） 公众参与的政治基础：中国式多元民主 |
| （三） 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四） 公众参与的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到公民文化 |
| 四、 余论：公众参与、权利政治与法治政治基础的重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党领导立法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党领导立法中的“党”是指什么范围的主体 |
| 二、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
| 三、党应当用何种方式领导立法工作 |
| 四、党内如何坚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 |
| 五、如何处理党委领导立法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的关系 |
| 六、党领导立法工作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立法权是什么关系 |
| 七、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长远方向 |
| 八、结语 |
（9）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进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概念诠释 |
| 一、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国式命题的提出 |
| 二、“党的领导”与“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
| 第二节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中心议题 |
| 一、党的领导与法治 |
| 二、法治与人民民主 |
| 三、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 |
| 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
| 五、依法治国与新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的本质契合 |
| 一、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一致性 |
| 二、防止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不一致 |
| 三、纠正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不一致 |
| 第二章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起点 |
| 一、国体政体的宪法确认奠定了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政治地位 |
| 二、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决定法治建设只能由党领导 |
|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决定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
| 四、改革发展稳定的法治大局要求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
| 第二节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方策 |
| 一、方略变迁：法制-法治-依法治国-法治中国 |
| 二、政治前提：坚持党领导依法治国 |
| 三、基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
| 四、基本方式：依法执政 |
| 五、规范依据：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 |
| 六、党的建设：管理型政党——法治型政党 |
| 七、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 八、法治建设：两个“三位一体”建设 |
| 第三章 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契入路径 |
| 第一节 坚持党管政法传统 |
| 一、政法体制中的政法委员会 |
| 二、加强党委政法委的领导 |
| 第二节 执政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
|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组织性 |
| 二、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 |
| 三、培育基层法治文化 |
| 第三节 党领导依法行政 |
| 一、党保证严格执法 |
| 二、党监督依法行政 |
| 三、党领导政府决策 |
| 第四节 政党关系的法治化 |
| 一、领导与接受领导关系的法治化 |
| 二、执政与参政关系的法治化 |
| 三、合作协商与互相监督关系的法治化 |
| 第五节 党与社团关系的法治化 |
| 一、党领导社会团体的法治机制 |
| 二、党支持社团工作的法治机制 |
| 第四章 党领导立法 |
| 第一节 执政党与立法关系的域外借鉴 |
| 一、西方政党与立法的关系模式 |
| 二、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与立法关系 |
| 第二节 执政党与立法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立法的政治优势 |
| 二、总揽全局是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则 |
| 三、公平正义是党领导立法的价值准则 |
| 四、党领导立法是破解改革难题的必然途径 |
| 第三节 党领导立法的运行机制 |
| 一、党依法进入国家权力机关 |
| 二、党通过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
| 第五章 党保证执法 |
|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行政法治的重要原则 |
| 一、党的领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
| 二、执政为民与政府治理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逻辑关联 |
| 一、党依法执政为政府依法行政奠定基础 |
| 二、政府依法行政是党依法执政的核心内容 |
| 第六章 党支持司法 |
| 第一节 党与司法关系理论的域外借鉴 |
| 一、西方政党与司法的关系模式 |
| 二、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与司法关系 |
| 第二节 党与司法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 |
| 一、司法的泛政治化与司法的政治性 |
| 二、司法的公正性 |
| 第三节 党支持司法的运行机制 |
| 一、党领导司法的切入方式 |
| 二、司法机关党组的核心作用 |
| 第七章 党带头守法 |
| 第一节 党带头守法的法理基础 |
| 一、全民守法的理论阐释 |
| 二、全民守法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党带头守法的运行机制 |
| 一、党依法执政和管党治党的实施机制 |
| 二、关键守法主体带头守法的实施机制 |
| 结语：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愿景 |
| 一、国家治理维度：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成就 |
| 二、政党治理维度：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贡献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
| 一、 国内外文献的总结与归纳 |
| 二、 研究方法论的整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核心假设 |
| 第四节 研究的框架 |
| 一、 研究的逻辑与构架 |
| 二、 研究的预期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与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含义 |
| 一、 制度、政体与人大制度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规则体系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组织结构 |
| 四、 中国人大制度的权力结构 |
| 第二节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 中国人大制度的生成 |
| 二、 中国人大制度的调适 |
| 三、 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变迁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社会情境的变化 |
| 一、 人大制度生成的社会情境 |
| 二、 人大制度调适的社会情境 |
| 三、 人大制度发展的社会情境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思想理念的转型 |
| 一、 人大制度的生成与马列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 |
| 二、 人大制度的调适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变迁与政治主体行为的转变 |
| 一、 政治精英与人大制度的构思与实践 |
| 二、 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变与人大制度的兴衰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变迁中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 |
| 一、 人大制度与政党关系的路径依赖 |
| 二、 人大制度根本原则的路径依赖 |
| 三、 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变迁视角下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比较 |
| 第一节 社会情境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是近代以来政治冲突演变下的舶来品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下传统民主制度的传承 |
| 第二节 思想理念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的代议制度与“人性善”“权力合”“通上下”的思想理念 |
| 二、 西方的代议制度与“人性恶”“权力分”“限权力”的思想理念 |
| 第三节 政治主体行为视角下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下的代表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二、 西方代议制度下的议员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中西代议制度本身的比较 |
| 一、 中国代议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二、 西方议会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结构和权力地位 |
|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反思与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人大制度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
| 一、 民主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联结功能 |
| 二、 科学执政与人大制度的整合能力 |
| 三、 依法执政与人大制度的转化能力 |
| 第二节 人大制度与人民民主 |
| 一、 选举制度中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二、 代表制度中人民意志的实现 |
| 第三节 人大制度与依法治国 |
| 一、 人大制度的变迁与中国法治历程 |
| 二、 人大制度的成长与依法治国的实施 |
| 三、 人大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精神的培育 |
| 第四节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 |
| 一、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 |
| 二、 人大制度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制度路径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浅谈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连振隆. 兰州大学, 2017(01)
- [2]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3]中国共产党党组政治研究[D]. 胡德平. 复旦大学, 2014(01)
- [4]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J]. 蒋劲松. 法学, 2013(08)
- [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中共党建创新历程与经验研究[D]. 邹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06)
- [7]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08)
- [8]党领导立法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J]. 刘松山. 法学, 2017(05)
- [9]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进路研究[D]. 汪火良. 武汉大学, 2016(06)
- [10]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D]. 申坤.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标签：法治中国;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政治文化; 领导行为理论; 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