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黎泽渝[1]（1993）在《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 先父黎锦熙先生（1890—1978）不仅在现代汉语语法、词典编纂和文字改革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建树。他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凡七十年,在长期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目录学与学术研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曾潜心于目录学的研究与实践,撰写出有关目录学的论着五十余种;在他主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把目录学定为学生的必修课,并曾亲自讲
金鑫[2]（2014）在《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文中提出课程讲义,在民国大学十分常见,中文及历史、哲学等学科,使用尤其集中；讲义的生成、印制、使用、散播、流传,构成了民国大学文化生态的一个方面,是民国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教育现象；讲义与学校、课程、教员、学生课堂等教学要素关联密切,是重要的教育史资料；讲义在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发生和发展初期广泛使用,与学科教育发展同步,见证并参与了学科教育史上诸多事件,吸附了丰富的学科发展印记；而讲义的学术内涵、由授课讲义发展为学术着作的动态属性,也为学科史和学术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认识和解析学科发展中教育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间的互动关系。总之,讲义真切、具体、深入地反映了民国大学教育（包括中文学科教育）和中国现代学科学术建构（包括中文学科建构）的基本状况,值得充分关注和研究。本文以“中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旧称“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国文”等）学科为中心,研究民国大学的课程讲义。包含两大部分：前三章为讲义本体和“讲义现象”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梳理讲义线索、整理讲义文本、探究讲义生成和运行机制,解析其教育文化背景等；后三章以讲义为途径,钩沉中文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事件遗存,考察民国大学中文学科教育及学术发展状况。论述中,两部分内容时有交叉,互为印证。讲义与“讲义现象”研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呈现民国“讲义热”在不同教育领域的表现,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考察民国大学校园的讲义文化生态,描摹大学讲义样貌,形成对讲义的基本认知,明了讲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其次,历时推演民国时期学制变化对讲义生成的影响,以课堂为界分析讲义的两种基本生成方式,考察大学教员兼课、流动和参与社会教育对讲义生成的影响,较完备地阐释讲义生成的范式。第三,以大学出版部讲义印制和书局讲义出版为中心,呈现讲义生产运行机制,解析影响讲义印制、出版的主导因素。以上大体理清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产生之初和现存的状况,较完整地呈现了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的基本面貌。讲义为途径的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考察,由三个角度展开：首先,分析讲义的体例特征和话语形态,由此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学时、课程体系、授课方式等,探究学科教育体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其次,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样本,呈现较完整的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的历程,并以此为范例,考察部分讲义的经典化趋势和程度,分析影响讲义经典化的主要因素,此亦为从一微观视角对中文学科史的动态探究。最后,将讲义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前史”的研究,即通过讲义,探究新文学在民国中文学科教育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被纳入大学学科教育体系的过程；同时考察这一过程中走上讲台的新文学作家的教学表现和心理状态,从教员角度探析现代中国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这一部分,拓展至与教育密切相关而又更为本质的侧面,为现代学科学术史建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角度。讲义研究,既是对民国时期一类独特教育现象的集中考察,也是对一种重要的学科史、教育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以中文学科讲义的搜集整理和“讲义现象”的解析为基本内容,以考察中文学科史、学科教育为研究为总体方向,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努力实现的学术目标。此外,本论文也借此研究实践一种沉潜向下的历史眼光和述史方式：摆脱既有学科体系构成的预设,通过梳理原始文本和事件细节接近历史本来面目；以具体的要素的关联为切入点,构筑生动、鲜活的场景,让历史进程的或一片段在切当的历史语境和氛围中饱满呈现。
黎泽渝[3]（1998）在《勇于创新 不断开拓——纪念先父黎锦熙先生逝世2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文章认为黎先生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人，不仅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句本位”汉语语法体系和教学体系，而且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音韵学、近代语研究、辞书编纂、语文教育、目录学及方志学研究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传夫[4]（1991）在《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文中提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西方文化输入到了中国。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运动前八十年,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新学与旧学的斗争。学术上出现了中外合流的倾向。在目录学史上,也是书目工作实践和学术史,内容出现变更的时期。学者认为,“近现代目录学史的发展是一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主义目录学衰亡,……同时也是西方目录学的传入,影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期……应当作为我们研究的着重点。”[1]1919
陈香萍[5]（2012）在《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刍议》文中提出王重民是我国现代着名学者，在目录学、敦煌学、版本学、方志学、历史文献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独特的贡献，尤以其目录学成就最为辉煌。对于王重民学术成就的研究已有近三十年历史，研究成果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但关于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多零散而不够全面。本文尽可能地占有本阶段研究的材料，进行认真的汇总、整理、比较、分析、归纳，欲通过对王重民的目录学基本理论研究和相关书目实践活动的探讨，对其目录学成就的总结，对其目录学思想、特点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姚名达、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的比较，揭示王重民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来探索学术领域的重要理念，以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为目录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以结合时代背景考察分析目录学史为方法，呕心沥血建构现代目录学理论框架，创建融贯优良传统与现代科学的目录学体系。
胡孝忠[6]（2011）在《明清香山县地方志研究》文中认为“县”这个行政单位在明清行政系统中上连省府、下接都乡,具有基础地位和特殊意义。研究“县”一级的方志,则是史志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明清时期的香山县,行政区域较为固定,现存方志数量较多、种类较全,最重要的是其管辖澳门这个特殊的地方,所以其方志成为本文的关注点。本论文主要研究明清时期的县级（也包含其所属的都、乡等单位）修志的理论、方法、过程及方志内容,兼及修志的启示及思想研究,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带有规律或理论模型的东西,对今人认识方志学和研究地方史及修志活动提供借鉴。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讨论地方志的性质,地方志与地方史、正史及国史的关系,认为地方志是后三者的补充和来源之一,但并非单纯为后三者而作。笔者赞同章学诚的“志属史体”的观点,认为不同时期的方志性质是不同的,明清方志应当属“史”。判断方志的性质可从方志的内容、用途、修方志者认为该志的性质、方志表现的“义”（即宗旨）等方面判定,方志的官修性也可从侧面证明方志属史体。地方志所载有可信与不可信之分,可从志料来源、修志者的才学识及时代局限等几个方面去判断。第二章主要研究香山方志史和香山方志提要。序、跋是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研究方志史的重要史料。本章分析了香山方志序跋的位置、数量和作者,重点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是讲述方志的性质、作用、纂修目的和经过、方志评价、志料的搜集及纂修方法、主持和参编人员等。方志的小序也有重要作用,即是每一门类的指引门径,又具有小凡例的作用。研究方志史之目的在于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方志提要是方志史的不可或缺材料,本章所收各家对香山方志的提要,不光着录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等,以提供志书存在的线索和一般状况,还研究每一志书的内容,对每种志书力求搞清楚其纂修者身份、时代背景、修志缘起、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与价值、影响等,对这些项目作出解释性的评语。这无疑有利于后来者研究香山方志的历史和优缺点。本章还关注香山方志续修的断限、类型、效果、目的等方面,对于今人修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三章主要研究香山方志的纂修组织和纂修方法。提出一部方志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纂修时间长短、经费是否充裕、环境是否安定等客观因素,更决定于纂修人的素质和组织方法是否得当等主观因素。修志人员名单,既能反映修志分工不断变得精细,而且体现香山内部各都乡之经济发展、功名盛衰及氏族势力变迁。地方官是修志的主要领导者和支持者,士绅则是修志主体。清中期以前,香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县城和小榄,清中后期逐渐形成县城、小榄和澳门三足鼎立之势。方志的不同门类有不同的纂修方法,本论文将明清以来方志学家的研究成果与香山方志的相关内容结合,从而得出有益于后来修志和研究者利用的结论。历代所修香山方志,基本采用纂辑体或撰着体的编纂方式,各有优点,但都未完全遵循详今略古、繁简得当、不越境而书、有褒无贬或少贬的修志原则。第四章主要研究香山方志的体例。官方的意志通过颁布修志政策,编纂者的思想通过方志体例,都渗透到方志的方方面面。凡例是一部方志宗旨的集中体现,香山方志中只有乾隆《香山县志》有完整的凡例,其他或隐于序中,或散见于各卷之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志质量的提高。本论文还品评了香山方志的各种体例,总体看来体例不断优化。方志中的八景诗和八景图历来为方志学家褒贬不一。本文梳理了香山方志中的八景诗及其演变,认为八景诗是因为作者热爱乡邑或为留美名而作,志书收录它们,既可反映当地自然和人文变化,又能起到资政、教化的作用,不应完全视为允谐风雅或装点名胜之物。第五章主要研究香山方志地图,将其与舆地图、西人所绘地图做对比,试图找出方志地图绘制原则、理念及各自优缺点。本文研究了“制图六体”与“四至八到”在方志地图中的运用,特别注意到其中道里之差别乃是采用人行里数与虚空鸟道两种不同的度量方式而导致的。通过将香山方志所载地图及中国人所绘的有关澳门地图与西人所绘有关澳门地图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所绘地图在方法、内容及所蕴含的观念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陆文明与江河文明在这些地图中有所体现。名从主人应是通行的地名标注原则。第六章主要综述编纂香山方志思想研究及纂修方志的启示。方志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史志同源,凡欲考一县一郡之历史莫不藉其方志,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和前因后果,以资当世修史、治世之用。纵观明清的香山方志,可见其修志的组织方式、人才选择、体例编排等等,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方志学理论,促进修志事业的良性发展。将方志与其他史料结合起来研究,有利于历史学家观察该地域长时段内的历史变迁和自然变化,并总结其中的规律。旧方志对今人修志、理政、国防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香山方志中有关澳门这个特殊地区的记载,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一国两制”政策的贯彻具有积极意义。方志可以体现儒家思想,凝聚着民族感情,发扬着爱国爱乡的精神,同时又具有经世致用和“开眼看世界”的作用。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钦泉[8]（2014）在《黎锦熙语文“读法”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黎锦熙是我W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他为我国语文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历来的研究者对黎锦熙教育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个山浅入深、凼小到大、由具体评价到综合分析的过程，但是当前教育界人士对黎锦熙在语文教育界的价值知之甚少。笔者对之前的研究者做出的研究资料做一回顾整理，发现其中主要的研究点在对黎锦熙整个语文教育思想的整理归纳方面，虽然有很多学者意识到黎锦熙“读法”教学的创见，并对这一观点有所研究，但开掘不深，在系统性和细致性方面有待深入和提高》本文从黎锦熙的“读法”教育思想入手，通过文献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首先搜集资料对黎锦熙“读法"教学方面的理论观点予以挖掘，再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来看待他的读法教育观念，并客观地分析和判断他的思想价值。通过对黎锦熙‘‘读法”教育思想的研究，发现黎锦熙是同时代的语文教育家中最新潮、最有创见的，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别具一格的，对今天的语文阅读教学具有启示意义。在教育观念的内容方面，他的教育观点标新立异却不会过于偏激，我们现在设想，如果当时黎锦熙的语文教育观点能够被广泛采纳并指导教学，那么现在的语文教育或许是另一番景象。黎锦熙语文读法教存思想没有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也是他教育理论的不足之处。黎锦熙擅长并习惯用图表法来概括表达他的教育理论，这样的表述方式看上去似乎简洁明了，但因缺少足够的论据，教育观念的表达不够详细和明哳，限制了它的接受广度，不利于在实践中指导教学。当然黎锦熙的语文“读法”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一些观点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没有运用到实际教学中。总之，我们依然需要研究黎锦熙这样的语文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不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熟悉黎锦熙在语文教育界的价值，而且是为了继承与发展其中与当代语文教育一脉相承的地方，针对当前语文阅读教育中的问题，指导当今语文阅读教学改革。
朱莉清[9]（2020）在《黎锦熙《新着国语教学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国语运动兴起,语文独立设科,然而设立之初,读经的影响尚存,诸多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被引用到中国。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思想大动荡、教育大转型的时期,黎锦熙出版的《新着国语教学法》不仅是我国现代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教学论专着,也是我国现代史上首部系统的语文教学论着。本文拟通过细读《新着国语教学法》,分析其在语文教育思想上的得与失,进而探讨其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启示。文章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现状、方法和意义。正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通过介绍《新着国语教学法》的时代背景和认知背景,包括科举废除、新学兴起、新文化运动、文白之争和同时代其他学者,如鲁迅、王森然、夏丐尊、叶圣陶等在语文教育上的实践成果,将黎锦熙的《新着国语教学法》进行历史还原,使其诞生背景和历史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其次,通过细读《新着国语教学法》,考察其对语文教育的贡献意义和局限之处,评析其中语文教育的得与失。《新着国语教学法》中提出了新的教学目的、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缺少评价体系,《新着国语教学法》中的部分观点与实际语文教育相左等。同时,这一章中对《新着国语教学法》的历史局限性的探究为此论文的创新之处之一。最后,在深入探究黎锦熙的语文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黎锦熙作为一位教育家的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从当下的语文教育实践出发,结合教育文件和语文课程发展新方向,探讨其对当代语文教育如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工具性和人文性、书法教学等方面的启示,希望从中获得一些能古为今用的教育理念和方法。2020年为黎锦熙诞辰130周年,值此之际,研究《新着国语教学法》不仅是为了向语文教育界大家——黎锦熙的致敬,更是希望未来的语文教师们能加深对语文教育教学的认知与思考,牢记初心,继往开来。
安学勇[10]（2014）在《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余嘉锡是近代着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他治学秉承乾嘉历史考据学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根本,立足于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与《古书通例》等着作。余嘉锡在学术上的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理论的总结,是余嘉锡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清末及至民国,西方目录学理论被引入中国后,使民国时期的目录学流派纷呈。在此学术背景下,余嘉锡着《目录学发微》,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总结,借以维系传统目录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价值。余嘉锡不仅继承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更为可贵的是,他尤其注重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分类观的价值,在今天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实践上的意义。关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来源,向来学者多关注余嘉锡对章学诚的继承,实则余嘉锡对章学诚批评多于褒扬,余嘉锡的目录学理论是直接源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体现出强烈的“宗刘”倾向。从清末到民国,疑古成为近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思潮,上古时期的古史以及古书受到普遍的怀疑。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是在地下文献没有大量出土之前,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期古书体例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余嘉锡论及汉魏以前之古书真伪、古书命名、作者时代、篇目编次、卷帙分合存佚、内容增删附益等种种问题。他对先秦古书体例的总结,是针对当时盛行的疑古学派辨伪方法的不周。但通过与疑古派学者的观念进行比较,我们认为余嘉锡更多的只是对“疑古”活动进行纠偏,而并非完全站在“疑古”的对立立场上。另外,余嘉锡学术思想中,抱有较为强烈的“崇汉”的学术倾向,这对他的古书体例研究,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余嘉锡最大的学术成就,当属《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总结性着作,但由于杂成众手、编纂时间仓促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其文字出现了诸多纰漏。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专为纠《总目》之谬而作,全书八十余万字,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四百九十篇提要,从书籍作者、书籍内容、版本、流传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该文从四库学与史学史等视角,对《四库提要辨证》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进行发掘与阐释。余嘉锡以考据学名家,他的历史文献研究体现了立足考据学的治史方法,并能够摆脱清儒尊经的局限,将传统历史考据学与现代科学主义相融合,这与近代以来的新历史考据学发展大体趋同。但余嘉锡却反对新考据学派学者贬低宋学,并提出“清儒之学不胜宋儒”的说法,推崇宋代理学,这是他与胡适等近代新历史考据学派在文化价值关怀上的重大区别。余嘉锡于汉宋学术并重,可以归纳为“讲宋学、做汉学”一语,兼重“道问学”与“尊德性”。他作学问能够发扬考据学的实证学风,而安身立命则采取宋学家的态度,体现出余嘉锡身处晚清民国时势丕变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强力冲击中国传统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维护。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下,余嘉锡藉历史文献的考证以申明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与国家复仇之义,以达到正人心,励士气,贬奸佞的目的。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的刺激,尤其是日本侵华之后所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促使余嘉锡在学术研究中蕴藏着强烈的当下关怀,有以学术经世致用之义。总体而言,余嘉锡与清末民初的旧学者以及五四以后的新学人皆有一定程度的区别。他的学术研究,立足于对传统历史考据学的继承,又吸收近代以来的新材料与新方法,与新旧学术皆有深刻牵连而又有所区别,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也具备了一种典型意义。对余嘉锡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对我们更加全面认识民国学术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讲义研究的价值 |
| 二、中文学科讲义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基本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讲义热”：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现象 |
| 第一节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讲义现象” |
| 一、实现高等教育“本国化”的手段 |
| 二、适宜社会教育的平民教本 |
| 第二节 大学校园“讲义生态”——以北大为中心 |
| 一、北大的“讲义费风潮” |
| 二、北大师生的讲义习惯 |
| 三、“风潮”的化解与“讲义生态”之营建 |
| 第三节 作为实物史料的民国大学讲义 |
| 一、讲义的印制 |
| 二、“老讲义”存藏 |
| 三、几部代表性讲义样貌速写 |
| 第二章 讲义生成与民国中文学科教-育 |
| 第一节 讲义：现代中文学科教育的伴生物 |
| 一、传统经验与现代学科的交汇点——“癸卯学制”下的中文学科讲义 |
| 二、伴随新式课程大量涌现—“壬子癸丑学制”下的中文学科讲义 |
| 三、走向学术化、个性化——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后的中文学科讲义 |
| 四、稳定与延续——1929年《大学规程》颁布后的中文学科讲义 |
| 第二节 表演脚本与口述记录——讲义的基本生成方式 |
| 一、表演脚本：讲义的课前生成 |
| 二、口述记录：讲义的课堂生成 |
| 第三节 影响中文学科讲义生成的多重因素 |
| 一、教员兼课、流动与讲义生成 |
| 二、中文学科的社会教育服务与讲义生成 |
| 第三章 由“准出版”到正式出版：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的出版 |
| 第一节 大学出版部与讲义的“准出版”形态 |
| 一、民国大学出版部及其讲义生产 |
| 二、作为“准出版物”的授课讲义 |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文学科讲义的集中出版 |
| 一、拉开讲义出版的序幕：分校初版的“XX大学丛书” |
| 二、有规模而未完全实现的教科书宏愿：作为大学用书出版的授课讲义 |
| 三、未入体系却成大宗：零散出版的授课讲义 |
| 四、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的背后 |
| 第三节 出版视角下讲义的不同命运 |
| 一、未出版之讲义 |
| 二、已出版之讲义 |
| 三、本世纪的民国“老讲义”出版 |
| 第四章 “讲义体”：一种产生于教育实践的独特文体 |
| 第一节 “讲义体”特征的揭示 |
| 一、分章节、立标目 |
| 二、多样的述例方式 |
| 三、整体随意、局部匀称 |
| 四、由浅入深、全面概述 |
| 第二节 动态中形成的独特话语——“讲义体”的话语解析 |
| 一、讲义：动态的文本属性与稳定的文本内容 |
| 二、作为教育事件的讲义“话语” |
| 三、讲义“话语”特征解析 |
| 第三节 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发展 |
| 一、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的学程与学时 |
| 二、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教育课程体系雏形 |
| 三、由“讲义体”看民国中文学科课堂讲授方式 |
| 第五章 民国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现象 |
| 第一节 《中国小说史略》：中文学科讲义经典化之范例 |
| 一、“经典丛书”及其对《中国小说史略》的集中收录 |
| 二、《中国小说史略》之经典化历程 |
| 第二节 讲义经典化的学科内部动因 |
| 一、开创性 |
| 二、总结性 |
| 三、顺应性 |
| 四、记录性 |
| 第六章 “老讲义”与“新文学”：以讲义为视角的现代文学教育考察 |
| 第一节 由讲义看新文学在民国大学“中文”课堂的多样性存在 |
| 一、新文学专门课程讲义概观 |
| 二、隐匿于其他课程中的新文学讲义 |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家的讲台生涯与讲义编撰 |
| 一、边缘与坚守：教授国文课程的新文学作家们 |
| 二、新文学作家的讲义编写：不无艰辛的工作 |
| 三、疲惫与期许：新文学作家心态扫描 |
| 四、作家所编新文学课程讲义的特征 |
| 结语 |
| 一 |
| 二 |
| 三 |
| 附录：本论文涉及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简况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20 世纪目录学巨擘——王重民 |
| 第一节 目录学领域辛勤的耕耘者 |
| 一、 求学期间（1903—1934） |
| 二、 欧美访书期间（1934—1946） |
| 三、 归国教研期间（1947—1974） |
| 四、 学者悲歌（1975） |
| 第二节 王重民学术成就 |
| 一、 目录学成就 |
| 二、 敦煌学成就 |
| 三、 其他学术成就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王重民目录实践及基本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王重民目录学实践活动 |
| 一、 索引编纂 |
| 二、 书目撰写 |
| 三、 目录学教学 |
| 第二节 王重民目录学基本理论研究 |
| 一、 界定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
| 二、 探讨目录学与校雠学的关系 |
| 三、 归纳目录学“古为今用”的新意义和任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王重民提要学研究 |
| 第一节 提要学基本理论研究 |
| 一、 提要的定义和形式 |
| 二、 提要的发展轨迹 |
| 第二节 煌煌巨着——《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 |
| 一、 《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的编纂理念 |
| 二、 《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的特色 |
| 三、 《中国善本书提要》与《补编》的同与不同 |
| 四、 《中国善本书提要》与其它目录着作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王重民目录学史研究 |
| 第一节 目录学史研究两个创见 |
| 一、 目录起源于甲骨文 |
| 二、 目录学发展史的五个时期 |
| 第二节 目录学史料和专着 |
| 一、 目录学史料汇辑 |
| 二、 目录学史专着——《中国目录学史论丛》 |
| 第三节 王重民目录学史研究特色 |
| 一、 综括多元因果要素分析目录学史 |
| 二、 宏观视界考察目录学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王重民目录学研究方法与特点 |
| 第一节 目录学研究方法 |
| 一、 古为今用，继承并突破传统目录学方法 |
| 二、 中西融合，借鉴并改造西方目录学方法 |
| 第二节 目录学研究特点 |
| 一、 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 |
| 二、 发扬传统朴学精神——实事求是 |
| 三、 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并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王重民与姚名达、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比较 |
| 第一节 20 世纪目录学三大家开创性贡献 |
| 一、 姚名达：开辟中西合璧的目录学 |
| 二、 余嘉锡：目录学实兼学术之史 |
| 三、 王重民：融贯传统与现代的目录学 |
| 第二节 王重民与姚名达目录学思想比较 |
| 一、 目录学基本理论的两种研究 |
| 二、 目录学史研究的两种创新角度 |
| 三、 目录学研究方法的两种变革 |
| 第三节 王重民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比较 |
| 一、 目录学原理各自研究 |
| 二、 章学诚目录学的各自发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6）明清香山县地方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本选题的学术史回顾 |
| 三、本论文所用材料、方法及基本架构 |
| 第一章 地方志性质及与历史关系再探讨 |
| 第一节 地方志定义、性质再探讨 |
| 第二节 地方志与地方史、国史之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志资料的搜集及鉴别 |
| 第二章 香山方志史及其提要研究 |
| 第一节 香山方志序、跋研究 |
| 第二节 香山方志史研究 |
| 第三节 香山方志提要研究 |
| 第四节 香山方志的续修 |
| 第三章 香山方志的撰修组织和方法研究 |
| 第一节 香山方志的编纂组织 |
| 第二节 香山方志的修志方法平议 |
| 第三节 香山方志所见修志方式和原则 |
| 第四章 香山方志体例研究 |
| 第一节 明代的修志政策与香山方志 |
| 第二节 清代的修志政策与香山方志 |
| 第三节 香山方志体例研究 |
| 第四节 八景诗入志及其演变 |
| 第五章 方志地图演变及中西地图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香山方志与舆地图研究 |
| 第二节 香山方志地图研究 |
| 第三节 有关澳门地图的分类比较 |
| 第六章 香山方志思想研究及纂修启示 |
| 第一节 香山方志所体现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香山方志的作用和纂修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第五章地图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黎锦熙语文“读法”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对语文教育家黎锦熙研究的缺憾 |
| 1.2.2 对黎锦熙语文“读法”教育思想研究的缺乏 |
| 1.2.3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
| 1.3 研究的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内容 |
| 1.4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1.4.1 研究理论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课程取向视角下的读法教学理论分析 |
| 2.1 黎锦熙的语文教学目的观 |
| 2.2 黎锦熙语文学科性质观 |
| 第3章 教材编制视角下的读法设计 |
| 3.1 民国教材的时代特点 |
| 3.1.1 教材选编原则 |
| 3.1.2 教材选编的语体 |
| 3.2 黎氏教材选编形式 |
| 3.2.1 正读本 |
| 3.2.2 副读本 |
| 3.3 黎氏教材选材内容 |
| 3.3.1 教材选编标准 |
| 3.3.2 教材选材内容 |
| 3.3.3 教材编纂体例 |
| 3.3.4 对教材分量的斟酌 |
| 3.3.5 教材中插画的考案 |
| 3.4 黎锦熙编纂教材的实践 |
| 第4章 教学设计视角下的读法教学操作 |
| 4.1 教学方法改革的历史背景 |
| 4.2 读法教学的具体方法 |
| 4.2.1 “读法”、“话法”、“缀法”的相互融合贯通 |
| 4.2.2 精读与略读 |
| 4.2.3 诵读 |
| 4.3 新潮的设计教学法 |
| 4.3.1 黎锦熙设计教学法的思想来源 |
| 4.3.2 黎锦熙的设计教学法理论 |
| 4.3.3 设计教学法案例分析 |
| 4.4 “自动主义教段”教学程序设计 |
| 4.4.1 “教学程序”的概念 |
| 4.4.2 “教学程序”的发展 |
| 4.4.3 黎锦熙的“自动主义教学程序” |
| 4.4.4 对“自动主义教学程序”的说明 |
| 4.5 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不同主张 |
| 4.5.1 文白编排问题 |
| 4.5.2 白话文教学的争论 |
| 4.5.3 文白区别教学的主张 |
| 第5章 黎锦熙读法教学对当今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
| 5.1 黎锦熙的读法教学理论与方法是否运用到实践中 |
| 5.2 当前语文教育界呼唤黎锦熙式的教育家 |
| 5.3 黎锦熙语文读法教育思想的启示 |
| 5.3.1 “国语要旨”对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
| 5.3.2 黎锦熙读法教学载体对当前阅读教学选文的启示 |
| 5.3.3 黎锦熙语文读法教学方法对阅读教学的启示 |
| 5.3.4 对黎锦熙读法教育思想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黎锦熙《新着国语教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整体研究趋势 |
| (二) 研究角度的划分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黎锦熙《新着国语教学法》的认知背景 |
| 第一节 《新着国语教学法》的时代背景 |
| 一、“文以载道”与“文以言志”之争:科举废除和新学兴起 |
| 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
| 三、西方教育的冲击:外国教育理论的引进 |
| 第二节 同时代学者对语文教育的研究 |
| 一、教育根本任务是“立人”:鲁迅强调“人立而后凡事举” |
| 二、语文要训练人格:穆济波叩问语文教学最终归处关注 |
| 三、关注生活写作:梁启超、陈望道力求“真实”的文章 |
| 四、国文教育目的说:陈启天提出国文科的主副目的 |
| 五、教育是革命的组成部分:王森然重估国文教育的价值 |
| 六、培养自觉学习的学生: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合力谋发展之道 |
| 第二章 评析《新着国语教学法》的贡献与局限 |
| 第一节 《新着国语教学法》的语文教学特色与贡献 |
| 一、提出了工具和人文相统一的教学目的 |
| 二、建构了“自动主义的形式教段”的阅读教学程序 |
| 三、设定教材的选编规则和教学方法 |
| 四、主张启发式的“儿童本位”新教学模式 |
| 第二节 《新着国语教学法》的历史局限性 |
| 一、缺少评价体系 |
| 二、书法教学中速度与工整性问题 |
| 三、实际上等教材和上等教法难以实现 |
| 第三章 《新着国语教学法》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思想解放和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
| 一、解放思想和创新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
| 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符合发展实际 |
| 第二节 语文教学要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
| 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历史渊源 |
| 二、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如何统一 |
| 第三节 语文教育要重视书法教学 |
| 一、从毛笔到钢笔再到计算机,书法教学如何与时代相接 |
| 二、设计一套科学完整的书法教学程序 |
| 三、书法教学要实践性突出 |
| 第四节 设计以儿童为中心,循序渐进的系统的教学方法 |
| 一、要增强学生的自主性 |
| 二、重视语文的“话法” |
| 第五节 对新时代老师的专业技能上的要求 |
| 一、有高尚的人文情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 二、教师要重视现代汉语,详细掌握文法 |
| 三、教师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要区分精读与略读 |
| 四、教师要提升自身的书法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状况回顾 |
| 三 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
| 四 难点及创新 |
| 第一章 余嘉锡生平及学术交游 |
| 第一节 余嘉锡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余嘉锡的学术交游 |
| 一、与业师柯劭忞 |
| 二、结识陈垣,任教辅仁 |
| 三、结识湘籍学者杨树达 |
| 四、与当时其他学人 |
| 第二章 余嘉锡与目录学研究 |
| 第一节 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及地位 |
| 一、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目录学 |
| 二、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 |
| 三、余嘉锡目录学思想评价 |
| 四、如何认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第二节 从版本比较看余嘉锡目录学观念的微变 |
| 一、整齐篇章结构 |
| 二、补充材料,充实文章中的论据 |
| 三、文字删削,使表述更加严谨缜密 |
| 四、少许观点略有变化 |
| 五、版本比较看余嘉锡目录学思想中的崇汉倾向 |
| 第三节 余嘉锡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批评 |
| 一、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二、关于“校雠”与“目录”之别 |
| 三、关于“别裁” |
| 四、“事”“理”先后与目录体例 |
| 五、关于郑樵删削《崇文总目》 |
| 六、关于《辑略》存亡问题 |
| 第四节 宗刘：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探源 |
| 一、关于“目录”释名 |
| 二、目录书体制的阐释皆首举刘氏 |
| 三、论“目录学源流”与“类例沿革” |
| 第三章 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研究与古书辨伪 |
| 第一节 《古书通例》撰写的学术背景 |
| 一、疑古辨伪思潮的兴盛 |
| 二、时人在古书体例方面的研究成果 |
| 三、余嘉锡对清代学术的继承 |
| 第二节 余嘉锡对古书通例的总结 |
| 一、余嘉锡对古籍真伪考辨的重视 |
| 二、《古书通例》的主体内容 |
| 三、《四库提要辨证》中对《古书体例》思想应用举例 |
| 第三节 余嘉锡与疑古派学者古籍辨伪思想比较 |
| 一、梁启超、胡适与余嘉锡辨伪观念上的差异比较 |
| 二、两派辨伪分歧举例 |
| 三、与古史辨伪学者的相同之处 |
| 第四节 余嘉锡古书体例研究的不足 |
| 一、余嘉锡对于古书体例有过于泛用之嫌,或将不是“非一时一人”之书,而判为“非一时一人”之书 |
| 二、余嘉锡考辨古书的理论与实际论证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
| 三、余嘉锡过于崇汉的学术倾向造成的不良影响 |
| 四、反对使用默证 |
| 第四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研究 |
| 第一节 《四库提要辨证》创作的学术背景 |
| 一、留守北京 |
| 二、晚清以来学者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 |
| 三、新出文献的利用 |
| 四、域外汉籍的发现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成果 |
| 第二节 《四库提要辨证》的成书过程 |
| 第三节 从《四库提要辨证》反观《总目》之失 |
| 一、《总目》之失,贻误后学 |
| 二、从《四库提要辨证》反观《总目》之失 |
| 第四节 论余嘉锡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 一、论史书体例 |
| 二、论历史文学 |
| 三、论史料 |
| 四、结语 |
| 第五章 历史时代与余嘉锡的学术思想 |
| 第一节 余嘉锡立足于考据学的学术特征 |
| 一、余嘉锡以考据学名家 |
| 二、清儒考据之不足 |
| 三、余嘉锡的考据学方法 |
| 四、余嘉锡考据学的时代特色 |
| 第二节 持平于汉学与宋学之间 |
| 一、余嘉锡对《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宋代理学家的驳正 |
| 二、余嘉锡与新派学者在戴震评价上的分歧 |
| 三、余嘉锡对民国时期考据学者专尚考据的批评 |
| 第三节 学术求真基础上兼顾致用 |
| 一、学术致用 |
| 二、求真为致用之基础 |
| 余论 |
| 一、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发展 |
| 二、折衷于汉宋的学术风气 |
| 三、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努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浅谈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目录学的贡献[J]. 黎泽渝. 文献, 1993(04)
- [2]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D]. 金鑫. 南开大学, 2014(04)
- [3]勇于创新 不断开拓——纪念先父黎锦熙先生逝世20周年[J]. 黎泽渝. 渭南师专学报, 1998(01)
- [4]略论中国现代“新目录学”的基本流派[J]. 陈传夫. 晋图学刊, 1991(03)
- [5]王重民目录学研究刍议[D]. 陈香萍. 黑龙江大学, 2012(11)
- [6]明清香山县地方志研究[D]. 胡孝忠. 山东大学, 2011(12)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黎锦熙语文“读法”教育思想研究[D]. 王钦泉.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1)
- [9]黎锦熙《新着国语教学法》研究[D]. 朱莉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D]. 安学勇.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