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联储银行在美国货币决策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巍[1]（2009）在《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内制度结构的特点及其变迁,会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选择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它具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本文将集中考察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逻辑,强调国家政权和国内社会的区分,以及这两者的制度关系和互动模式所给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美国国内三个层次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变迁分别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制度结构,行政-立法-中间三大部门的中观政府体系,以及部门内部微观的决策系统。其中框定其他层次制度关系的宏观制度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决定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制度关系。本文认为,美国的国内制度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具体体现为行政-立法两大部门关系以及各部门内部微观决策系统的调整,塑造了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变量对美国国际经济决策发挥作用的次序和方式,决定了国内社会的利益与偏好和国际体系的压力与刺激,如何作用于处于两者中间位置的国家政权,进而对联邦政府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来改变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施加了影响。国家既处在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互动的体系之中,又在国内社会的范畴之内运行。国家是全体国民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社会是由无数的私人行为体构成,社会利益体现为私人利益的总和,而由于社会结构天然就是失衡的,因此,社会利益往往体现为特殊利益,国家与社会围绕国际经济决策的权力竞争,体现为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竞争。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通过政府在国际体系中的政策行为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政府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国际经济政策保卫公共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结构下,即“强总统、弱国会”的政府体系下,美国联邦政府将根据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总体利益理性地进行国际经济决策,努力实现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国际利益与国内利益的平衡;在一个“弱国家、强社会”的制度结构下,即“弱总统、强国会”的政府体系下,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经济决策更容易迎合国内社会的特殊利益,沦为国内政治过程的产物。本文致力于复兴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学（国内政治）传统,通过考察制约或刺激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国内制度因素,以挑战新现实主义所坚持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和研究假定,将国内政治找回来;同时,本文试图超越单纯的国内导向的研究路径,关注国际体系的压力和刺激如何通过变迁中的国内制度作用于政府决策。本文的研究路径,体现了作者试图为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而进行的努力。笔者通过构建一种解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变迁理论,驱动当今风头正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对话和联姻。它将传统分离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两大领域进行学理上的整合,以加强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互动的解释力。
付争[2]（2013）在《对外负债在美国金融霸权维系中的作用》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的金融霸权始于“黄金-美元”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该体系的瓦解却并未终结美国的金融霸权。相反，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通过修改国际经济运行秩序构造出美元债务循环体系，利用对外负债巩固并强化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够兼具金融霸权国与债务帝国两种身份，更难理解金融霸权与对外负债的共生关系。那么，美国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维持的？美国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美联储是如何利用这种关联机制去维系甚至是强化金融霸权的？而这种维系作用又能持续多长时间？本文将通过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去分析对外负债在维系美国金融霸权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找出隐藏在上述问题背后的答案。本文先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的关联机理。根据霸权稳定论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本文认为，金融霸权的长期平稳运行固然离不开霸权国家自身在经济增长率和金融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但最关键的还是尽可能地扩大金融霸权收益，同时控制维系金融霸权的成本。因此，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就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外部债务以本币标价，二是霸权国家对国际信贷资金流动具有控制权，三是具备控制和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满足前提条件一，金融霸权国家通过通货膨胀和汇率调整等手段控制负债成本；满足前提条件二，金融霸权国对债权国的挑选空间会增大；满足前提条件三，金融霸权国家不但可以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威望，更有利于作为债务国的金融霸权国转嫁负债风险。随后，本文分别就美国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美联储如何帮助美国满足这三个前提条件并各司其能地保证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模式的平稳运行。美国政府部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金融外交。财政部所发行的本币计价的政府债券则在美国金融外交中充当利益交换的载体性工具。根据不同的国际情势，购买美国国债在金融外交中时而被用作手段时而被作为目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国通过金融外交使主要工业国家接受将美国国债作为黄金的替代品，在美国主动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后，美国国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元回流的载体。为强化新生的美元债务循环体系，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迫使中东地区接受石油美元定价，该金融外交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石油输出国的贸易盈余最终会通过投资美元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为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美元债务循环体系，美国积极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进程。美国通过向新兴国家提供出口市场和信贷资金与它们形成经济利益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外交说服新兴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国内金融市场，以便于高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美国转移。美国私人部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营造美国金融比较优势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金融比较优势得力于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深度、较强的金融市场稳定性和高效的资金配置效率。本文通过指数构建初步对美国的金融优势进行了量化，横向比较出美国在金融方面较其他主要国家的优越程度。随后，本文将私人部门分为银行部门、非银行金融部门和跨国公司分别进行了研究。美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主要处于融资方地位，以充足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影子银行体系为主的美国非银行金融部门因大量使用金融创新工具而在从事信用、期限和流动性转换业务上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因此美国私人投资组合净头寸往往呈现负值。正向增长的对外投资净收益为缩窄负的美国私人投资净头寸贡献良多，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是美国国际投资净收益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以市场力量形成的美国私人部门的对外净负债规模的增长速度一直较为温和。美联储在支持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对美元霸权的维护。美元霸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球金融资产多以美元计价，因此美元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到美国对负债规模的变动。一战与一战后重建时期，美联储配合美国政府所施行的金融扩张主义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联储在多数时间内都践行着低利率政策来维持美元升值幅度会超过其他货币的市场预期，以此通过国际货币互换市场所形成的金融网络，使美元向世界各国更深入地渗透、更持久地在海外留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联储通过扮演最后贷款人和最后交易商，确保美国金融市场在特殊情况下一日具有充足的流动性，锁定国际资本对美投资风险，为债务美元的顺利回流保驾护航。在维护美元霸权的同时，美联储也在借助美元霸权，配合财政部的汇率调整政策调控国际收支、调节美国对外负债规模，增强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通过上述对美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作用机理的分析，本文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整体来看，美国的金融霸权尚处于壮年时期，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运行模式在中短期内难有改变。只要美国的金融霸权的主要构成因素（即美元霸权、绝对占优的金融实力、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对金融危机的裁处权）不出现病变，这种负债式金融霸权的运行就不会出现根本动摇。因此，仅根据美国对外负债规模及其未来变化趋势判断美国金融霸权强弱或是可持续性是有失偏颇的。鉴于美国负债式金融霸权的运行机理，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更多地依赖于全球经济走势。美国除了利用估值效应在账面上对国际投资头寸进行调整外，很难单方面地调控对外负债的变化。本文总体结论如下：第一，无论从主权国家层面还是金融机构层面，美国的金融霸权都符合学者们的界定，具备应有的霸权构成要素。因此，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霸权国家，也因此完全符合以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运行的前提条件。第二，在以对外负债维系美国金融霸权的过程中，美国私人部门以金融优势凭借市场力量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政府部门以国家信用和金融外交手段将市场力量难以左右的外国美元储备和美元贸易盈余引渡至美国境内；美联储的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部的国际货币政策相配合，通过美元霸权平抑债权国对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非议，缓解因对外负债而被动调整国内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国际压力。第三，美国对外净负债主要助推力量是外国对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美国私人部门的对外净负债因市场力量主导而总体表现平稳。因此，美国对外负债的持续增长更多地是国际社会对美国国家信用的肯定，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承认。也就是说，以对外负债维持美国金融霸权的持续时间与对外负债规模的并无根本联系，而与支撑美国金融霸权要素的寿命直接相关，这些支撑要素不仅包括美元霸权、绝对占优的金融实力、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对金融危机的裁处权，还涉及美国在军事与政治等国际领域的霸权。
石洪双[3]（2017）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体系的核心,其能否有效运转对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有着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央银行发生了诸多趋势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通胀目标制的盛行推动了中央银行逐步增强独立性,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对外进行政策沟通,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尽管如此,全球中央银行在目标、职能、决策、工具等诸多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这与其他金融机构具备通行的治理框架和标准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巴塞尔协议Ⅲ》成为银行监管和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治理准则;国际证监会组织制定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为各国证券监管和证券机构规范经营提供了专业指导;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为保险监管和保险机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国际存款保险协会出台的《有效存款保险体系核心原则》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相关国家实施和评估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参考。基于此,国际清算银行于20世纪末发起建立了由中央银行治理小组和中央银行治理网络两部分组成的中央银行治理论坛,推动中央银行在实现“善治”的实践方面做出尝试性努力;理论界也对中央银行治理的诸多议题开展了学术探索。但有关中央银行治理问题的研究体系过于庞大,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外部治理领域,而中央银行内部治理领域问题似乎很少受到关注,相关问题也缺乏系统的框架和细致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在提出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的基础上对框架中的支柱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在既有文献将“中央银行治理”划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两者的概念,把“中央银行外部治理”定义为在特定政治环境中运行,有政治因素具体参与的、持续改进的中央银行行为秩序总和。把“中央银行内部治理”定义为在给定的外部治理框架下,没有政治因素具体参与的、持续改进的中央银行行为秩序总和。提出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可用的财务资源及财务实力构成了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框架的三大支柱性因素,并进一步阐明中央银行组织结构中的层级结构问题和决策机制中的危机时期金融稳定决策及日常管理决策不构成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由此,中央银行内部治理研究框架中的三大支柱性因素可细化为区域组织结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财务资源和财务实力,文章研究的主要对象内容也将围绕这三个领域展开。这些有关文章内容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框架的界定、研究内容的解释说明以及文章结构安排的介绍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绪论部分。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区域组织结构问题研究方面,文章分析了不同中央银行体制下区域性组织的制度安排和职能作用,指出收集和反馈区域性信息、应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而采取差别化货币政策执行策略、便捷金融服务管理、确保中央银行在较大地域人口范围内的民主性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央银行区域性组织的主要职能作用。继而,以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对美联储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和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推行大区分行体制改革的成效为背景,从权力争夺的视角对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区域组织结构改革展开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研究发现,两国中央银行区域组织的权力调整与组织重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美联储早期通过调整联储理事会与联储银行的政策决策权而基本保留了成立时的区域组织架构;人民银行在1998年大区分行体制改革后针对改革出现的弊端调整了大区分行与非大区分行所在省区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之间的职权边界而维持区域组织改革的基本架构。此外,通过比较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区域结构发现,不存在完全遵照经济区域原则设置区域性机构的中央银行。特别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地方治理中“官员属地化行政发包——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经济持续增长”的研究视角,提出现行人民银行大区分行组织架构不利于地方政府的公平竞争,大区分行体制下业绩考核与人事任免权的分离不利于区域性组织履行职能。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问题研究方面,文章从梳理中央银行决策机制演进着手,分析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较个人决策相比的优势和弊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类型和最优规模、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和其他行为特征等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委员会决策的优势在于融合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参与决策人员的多样性有助于决策启发、避免极端决策、降低政策决策结果的波动幅度。委员会决策的劣势则主要表现为“搭便车”和“群体迷思”,其中,货币政策委员会组织规模通常没有达到奥尔森所定义的“集体行动困境”程度、中央银行家所具备的技术型官僚职业素养和声誉机制的内在约束、货币政策决策程序透明度逐步提高和问责制的兴起等多种原因决定了委员会决策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明显,但“群体迷思”在信息讯号和声誉压力两个心理学和行为学因素机制的影响下对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的效率效果构成了潜在威胁。第二,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类型不仅可以按照投票规则和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影响程度划分为集权型集体商议委员会、真正的集体商议委员会和个人主义委员会,还可以根据政策决策步骤划分为一次性决策和梯次决策。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最优规模受国家规模和人口异质化程度、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汇率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货币政策委员会中的中央银行内部成员与中央银行外部成员之间最优配置受组织规模影响,货币政策决策组织成员结构与组织规模存在非对称替代关系,规模较大的同质性决策组织和规模较小的异质性决策组织都可能是最佳选择。第四,在货币政策决策组织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吸收较多数量区域性代表参与决策可以实行投票表决权轮换机制,投票表决权轮换有利于增加区域性信息交流共享,但也存在“囚徒困境”的潜在制度成本。在中央银行内部治理框架中的财务实力问题研究方面,文章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角度,提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内涵包括以实现政策目标为最终衡量标准、强调持续地为运营提供资金的能力、注重政府和市场对相应操作的反应、需要与目标职能相匹配的财务资源等四个方面。本文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中央银行实力研究框架,即“政策职能——财务风险——风险转移”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影响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职能、相应风险、风险转移和利润分配机制以及中央银行风险计量的会计标准。最后,结合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有关现状特征,为强化我国中央银行财务实力提出政策建议。
伍巧芳[4]（2012）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文中研究表明自从美国2007年4月份次贷危机开始至今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次贷危机从金融市场开始扩散到美国的实体经济，使美国经济萎缩，并进而迅速蔓延开来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次经济危机从房地产市场转向，进而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从资本经济开始转向实体经济并且使全球的经济市场受到重大的创伤。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不力使得本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应对受到了各个国家以及本国各个方面的批评。曾经予以美国巨大利益并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自由化一瞬间转化为金融灾难式的过程。由于美国市场中的“双层多头”监管以及分业监管制度被证明在金融危机之下缺乏对危机的抵御能力，是以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改革。2009年6月，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到如今，金融改革的思想已经渗透到金融改革以及金融监管的各行各业。随着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以及反思分业监管所出现的问题之后，统一监管以及统一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将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问题，并且对我国的金融市场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立法对本国的金融监管进行了重大改革，本篇论文依据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变迁的路径，重点研究本次改革的形成背景、立法路径、核心内容、监管效能及其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在此研究基础上，着重探索美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启示。美国历史上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为了与之前的金融危机区别开来，本论文所称“此次或本次金融危机”指的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并迅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本文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引言和六个章节,简述如下: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导言，包括四个小节，分别为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综述。由选题背景作为文章的开头，通过对选题背景的介绍表达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并以此引出作者选此题目作为研究的意义，以及之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对美国现阶段金融监管改革的想法。本章的作用是对全文做一个引导，并以此对全文起着一个开头的作用。第一章重点关注的是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弊端。本章从自律监管和“去监管化”的监管理念与双层多头监管体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混业经营、宽松的金融监管，加上低效的监管机构体制，均揭示了此次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上的深刻根源。第二章着重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进行剖析。由于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并且指向性明显，所以本章首先对次贷危机爆发的成因以及基本规则进行分析，从根本上解释次贷危机扩散的过程，并且对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从金融监管的最为常见的手段——金融立法来进一步解释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以及美国金融监管理论的变迁，最后对美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的内容、影响、监管效能及其反对声音进行了评析。第三章遵循着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变方向对本次金融监管改革中理念转向的内涵及其创新之处进行探讨。本章首先详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自由竞争到重建政府监管的历史进程，其次，从法定防火墙、政府间接监管公私利益以及政府干预自由市场三个方面证明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已经从金融自由主义转变为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最后探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Posner和Weyl教授在新监管理念的影响下提出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建议，为拥有金融产品管辖权的监管机构提供正确的权力指引，以提高其监管效率。第四章重点探析了美国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从金融效率向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转变。本章首先概述了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演进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监管目标在实践中的发展，其次讨论了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论证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之间为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最后，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出台的三部金融立法中归纳了对消费者金融保护的规定，并对它们进行了客观的评论与分析。第五章着重探讨了本次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创新，即从功能监管到全面审慎监管的转变。本章首先对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架构及其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争议，最后从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监管框架的调整、危机处理及解决机制以及消费者保护几个方面阐释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产生的新变化。第六章重点阐述了美国本次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对我国的启示。本章首先列举了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其次，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并分析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包括运营风险和长期系统性风险，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了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问题并为我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客观的建议。
严维石[5]（2006）在《美联储信息优势与其货币政策目标》文中研究表明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不同学派对此解释和论证存在很大争议，其中最主要的是，凯恩斯学派坚持“货币非中性”理论，通过价格粘性以及在吸收理性预期的思想基础上将其理论模型化，并经历从结构性模型到一般均衡模型的发展过程；理性预期学派则假设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性预期和建立数理模型来得出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仅取决于公众对货币政策预期误差。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理论的梳理后，认为这两个学派在对公众货币政策预期及其信息成本处理上存在局限性。凯恩斯学派从早期忽视公众预期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到后来像理性预期学派一样处理公众预期；理性预期学派则不考虑公众形成理性预期的信息成本。实际上，这种信息成本是存在的，而且是不能忽略的。再者，本文考察美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在美国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使美国经济成功避免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较大波动，并帮助实现美国经济总量较快增长。本文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思考的一个思路是，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比公众形成预期的信息有优势，这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很好的控制通货膨胀，而且可以协助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进而美联储货币政策可以引导公众形成合理经济发展预期。首先，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和论证美联储的信息优势来源：一方面，美国联邦储备组织制度安排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对美联储收集和运用信息有效性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美联储承受较大信息成本的保障。美国银行的两级建制、联邦储备组织制度和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等方面安排不仅有助于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而且解决了美联储有效收集、运用经济信息效率问题和成本承受能力问题；另一方面，美联储履行监管职能有助其获得相关经济信息，尤其是一些不能标准化、数据化的信息。接着，本文对美联储在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其货币政策目标问题进行模型化分析。其结果表明，在信息优势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避免货币政策引起的通货紧缩以及协助潜在经济增长的发挥。然后，为了进一步显示在信息优势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特征，将其与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运用美国不同期间的经济数据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进行计量检验，说明近20年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支持前面的论证，即在信息优势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避免货币政策引起的通货紧缩以及协助潜在经济增长的发挥。最后，本文分析和论证美联储组织制度、监管体制和两级银行建制对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制度改革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管理建制的借鉴意义。
吴晓晖[6]（2010）在《论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调整》文中提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向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法律规则提出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宏观调控法,尤其是宏观调控决策法。它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民主国家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宏观调控决策有效性”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制虽有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法治化水平不高、经济权利供给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症结,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难题。系统研究法律调整宏观调控决策,将宏观调控决策纳入法治框架,实现其有效性目标,既是现代民主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践所需,更是我国宏观调控法律理论研究所求。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调整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迫使本文必须对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和具体法律制度进行全面而崭新的思考。通观全文,笔者沿着明暗两条线索,对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研究。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实现宏观调控决策有效性是本文的一条明线索。专业性与民主性的平衡是宏观调控决策法律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本文的一条暗线索。法律调整宏观调控决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是规范层面上的研究;以目标为导向,吸纳经济学、管理学等关联学科的研究成果,探寻影响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进而构建其法律结构,这是实证层面上的研究;沿着法律结构的线索,研究如何从可能不是最优化的现实制度过渡到一种比较理想的制度,这是工程层面上的研究。第一章宏观调控决策的实质及其对法律调整的影响本章的核心内容是沿着“管理学、经济学——法律”的分析路径,对宏观调控决策的实质进行剖析,进而考察了宏观调控决策是否应当法治化这个基本法律问题。文章提出了“宏观调控决策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宏观调控决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决策和货币政策决策”、“宏观调控决策是程序化决策”、“宏观调控决策是团体决策”和“宏观调控决策是规则性决策”五大命题,从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地位、决策主要内容、决策常规性、决策机制和决策表现形式五个方面对其实质进行诠释,进而得出结论:宏观调控决策就是制定财政政策（法律）和货币政策（法律）的行为或过程,对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调整就是对制定财政政策（法律）和货币政策（法律）行为或过程的规范。以此为基础,文章从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决策内容三方面论证了宏观调控决策法治化的必要性,认为决策主体有限理性和邪恶假设的固有属性、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财政货币政策自身的运行规律及协调需要决定了宏观调控决策法治化的必要性。宏观调控决策是否应当法治化的命题还必须建立在可行性分析基础之上。文章对否定宏观调控（决策）法存在的“法律、政策区分说”进行了反驳,一方面,认为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手段的不确定性存在程度之分,其是否足以导致宏观调控实体法的生存危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认为宏观调控（决策）法既是对行政法的一种延续,也是一种断裂。宏观调控（决策）法与行政法原理存在相通性,但也存在特殊性:行政法解决的基本矛盾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矛盾,其法律制度的设计偏政治性和民主性;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专业性与民主性之间的平衡,其法律制度的设计偏技术性和专业性。最后得出宏观调控决策应当法治化的结论。第二章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结构本章的核心内容是对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进行构建,这既是对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的理论构建,又是全文写作的逻辑线索。文章考察了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开放性特征,提出法律实用主义的理念,采用一种点对点、选择性的,重点围绕具体问题的普通法研究思路与宏观调控决策法的研究更具契合性。文章认为,确定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依据应该沿循目标导向的功能主义思路,通过确定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其进行构建。借鉴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关于宏观调控决策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并经绩效标准、民主标准和法律技术标准的衡量,文章提出,决策独立性、参与性、透明度和问责性是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文章在考察决策独立性、透明度、参与性、问责性与决策有效性之间的关联时,发现两个规律:其一,决策独立性对决策有效性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保证决策主体专业决策空间而实现,决策透明度、参与性和问责性对决策有效性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决策主体专业决策空间的制约而实现;其二,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于一定范围内,“适度”是法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解决途径是通过决策透明、决策参与、决策问责对决策独立的制衡来实现的。因此,法律保障上述正相关关系的核心在于平衡决策专业性与民主性这对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平衡决策自主权与知情权、决策自主权与参与权、决策自主权与监督权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构建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结构方面,宏观调控决策法律应以解决决策专业性与民主性这个基本矛盾为主线,具体分解为决策自主权与知情权、决策自主权与参与权、决策自主权与监督权三对矛盾,分别由宏观调控决策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宏观调控决策参与法律制度和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加以解决,三大法律制度也相应成为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宏观调控决策信息公开与法律调整本章的核心内容在于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保障宏观调控决策信息的适度公开,平衡决策自主权与知情权这对矛盾。文章以信息公开范围、信息公开程序及方式、信息公开的监督为主要内容,对货币政策决策和财政政策决策的信息公开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公开中,文章考察了美、英、欧元区和日本的相关法律,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信息公开范围的确定。应将各国立法规定的共性内容作为我国信息公开的内容;对尚存争议的内容,应结合我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应当量化以及决策会议记录是否应当公开两个争议问题,我国量化货币政策目标存在制度障碍——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且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决策机构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会议并没有采用合议制,投票结果意义不大,是否能够对其进行公开值得怀疑。因此,应尽快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将货币政策委员会由议事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将会议记录和表决结果进行公开。第二,信息公开程序及方式。我国应根据信息重要性选择不同效力级的公开方式,发挥例外信息规定与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相互支撑作用。第三,信息公开监督。我国要充分发挥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功能,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进行改进。在财政政策决策信息公开中,文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预算信息公开范围。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具体规定预算前报告的编制和公开事宜;应保障预算决策信息公开的完整性;为保障预算审批过程的公开,可以通过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明确规定人大会议以外会议的公开问题;立法应对预算公开的内容进行具体化规定,在预算大类、款的基础上,细化预算科目,设立分项目、分部门的数据并附以必要的说明材料。第二,预算决策信息公开方式。容易理解、及时和准确可靠是选择预算决策信息公开方式的原则;我国预算报告的审议和公开应按照法律的形式和程序进行;法律应规定,一般情况下,预算决策草案应该提前一段时间向人大代表发送,为其审议提供足够的思考判断时间,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缩短提前时间,对于公众而言,预算决策信息应该与决策过程同步公开。第三,预算决策信息公开的监督。应加强对全国人大的监督和对预算决策信息真实性的监督,增加对预算使用会计政策的规范,法律应规定,各项预、决算及执行报告所采行之会计政策应一致,任何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不同的作法,应加以说明,会计政策如有变更需要,其变更与理由应予揭露,并调整前期报告。第四章宏观调控决策参与与法律调整本章的核心内容在于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保障对宏观调控决策的适度参与,平衡决策自主权与参与权这对矛盾。文章根据决策参与的不同深度,将宏观调控决策参与分为有决策权参与和无决策权参与两种类型,重点阐述了非正式咨询、公开方案供公众评论、公众通知和评论程序、公开听证、顾问机构、投票表决机制六种公众参与形式,并分析了参与形式与参与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得出结论:“专业性与民主性”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参与类型和参与形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货币政策决策适宜于前述两种参与类型,投票表决形式、专家论证形式（顾问机构）和非正式咨询形式是其适宜的参与形式,进而文章对投票表决法律制度和专家论证法律制度进行了分析和完善。关于投票表决法律制度,应赋予央行分行一定席位的决策投票权;应优化现有的委员会人员构成,加大分行代表、学术界和实务界代表、减少其他横向经济管理部门的人数或限制其投票权;协调委员会的投票表决机制与行长负责制,不能失去委员会投票多数决的本质特征,法律可以直接规定一人一票,同票同权,最多赋予委员会主席在票数等同时的最后决定权。关于专家论证法律制度的设计,要克服专家论证符号化、空洞化的问题,立法需要规定专家选择的平衡机制,确立专家论证的公开制度,保障专家的决策参与权。财政政策决策的主体——预算决策同样适宜于前述两种参与类型。公开方案供公众评论和公开听证是适合预算决策的参与形式。针对地方政府参与预算编制不足的问题,应建立由各级政府编制主体为组成人员的预算编制委员会,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充实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参与权。针对预算听证的立法缺位问题,应在遵循立法听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考虑两点制度设计上的特殊之处:其一,预算对听证的适用要广于其他专业领域的决策问题,在预算编制和审批环节都应当进行预算听证;其二,相对于一般立法听证,预算听证对听证陈述人的广泛性和专业性均有较高要求,法律应该明确规定,预算编制应遵循易懂原则,对听证陈述人进行“内部专业升级”,增添对预算草案的专家解释环节,对听证陈述人进行“外部专业升级”。第五章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本章的核心内容在于如何通过法律责任的理解和设置来平衡决策自主权与监督权这对矛盾,以促进宏观调控决策有效性的实现。文章研究了宏观调控决策主体的决策法定义务,决策违法行为的判断和法律责任的追究三大问题,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决策的特殊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借鉴公司法上的董事受信义务,将决策法定义务称为“受托义务”,包括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上的忠实义务和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应当以适当的注意管理宏观经济以免国家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注意义务。在决策违法行为的判断上,考虑到违反忠实义务的决策违法行为类型较为固定,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式的立法方式加以明确;对违反注意义务的决策违法行为类型,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将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商业判断规则引入到宏观调控决策领域,称为“专业判断规则”。在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追究中,违法决策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是经济管理责任,其实质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形成的受托责任,其制裁方式表现为限制或剥夺其宏观调控决策权和纠正、调整其宏观调控决策行为。在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上,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强化司法追究机制。在货币政策决策法律责任部分,文章主要研究了决策独立性对法律责任追究的影响,得出结论:决策独立性并不排斥法律责任追究的适当性;决策自主权及其法律责任应统一于同一法律;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货币政策决策法律责任的追究主体;在追究货币政策决策主体法律责任时,应当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为其主观要件。在财政政策决策法律责任部分,文章认为财政政策决策法律责任的特殊性源于其决策过程的阶段性以及涉及主体的多元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决策法律责任立法缺陷,研究了编制环节、审批环节和调整环节的预算决策法律责任,得出结论:编制环节预算决策法律责任的惩罚力度过轻;审批环节,全国人大应当享有预算修改权,立法应规定预算方案未通过的法律责任;追究预算调整法律责任的前提是要对其定义进行科学界定,并对预算调整依据、调整幅度和调整程序进行完善。结论部分,文章再次阐述了专业性与民主性是宏观调控决策法律所解决的基本矛盾的观点,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姜默竹[7]（2013）在《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文中提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率政策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这些研究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存在着严重缺陷。事实上，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一方面，它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赢家”和“输家”会动员其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寻求对决策当局的汇率政策施加影响，直至达到新的利益平衡。另一方面，一国特别是大国的汇率政策会产生重要的“外溢效果”，从而在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与之相关的“赢家”和“输家”也会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出努力。可见，汇率政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依循这一思路，本文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考察的对象包括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行为与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利益集团的活动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及政策调整的逻辑；第二，思考美国的货币政治和汇率外交；第三，思考美国汇率政策的外溢效果及外围国家的应对策略。除“导论”外，论文共分为6章。第1章“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首先利用政治学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论和系统论的方法，用“初始条件”、“政策输入”、“政策决策”、“政策输出”、“政治体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六要素，刻画出政府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的一般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程度和分权化程度两个方面将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简洁地概括为“依托制度代理关系的权力共享”。论文随后给出了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对政府的汇率政策拥有监督权；作为行政机构的财政部与作为独立部门的美联储之间的非对称合作是美国汇率政策决策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作为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国内多元化经济利益集团对政府汇率政策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美国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的逐渐增长的外部约束。最后，本章总结了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的逻辑：首先，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选择逼迫（或压迫）财政部和美联储调整汇率政策的时机，主要取决于国会议员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不同类型利益集团的压力大小。其次，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采取的是一种“双层博弈”策略，即要兼顾到国内和国外两个层次的利益诉求，既不能忽视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又要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态度。再次，利益集团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推进决策者的汇率政策调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该调整朝向其所期望的方向和目标，是多种因素的函数。第2章“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的利益集团”，首先回顾了前人对利益集团的理解，并据此给出自己的定义：由对共同利益有着明确认知和诉求的成员所组成的，并以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动机或目的的组织或实体。随后，论文梳理了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与美国汇率政策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及其汇率政策偏好，并就利益集团围绕汇率政策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展开分析。最后，运用翔实的数据分析了利益集团赖以影响美国政府汇率政策的资源和策略。第3章“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首先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创期内“沉默的”美国利益集团，指出这一“沉默”现象源于五个方面的原因：国际货币政策领域的专业性；国际货币政策决策场所的隔绝性；政府舆论宣传的导向性；集体行动的困境；美国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其次，论文考察了1963-1968年间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美国的利息平衡税（IET）、自愿对外信贷限制计划（VFCR）、对外直接投资计划（FDIP）所开展的利益集团政治。最后，分析了1968-1973年间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行为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汇率政策调整。第4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首先考察了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这些利益集团为此展开的密集游说。随后，研究了第二轮强势美元政策推行期间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集体“失声”现象。此外，论文分析了美国金融部门利益集团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美国汇率政策的“悄然影响”。最后，对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汇率政策调整中的作为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第5章“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首先，回顾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缘起：人民币低估论和汇率操纵指控；其次，考察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所涉及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分别分析了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的结盟游说和美国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院外援华集团”的联合抵制行动；再次，研究了中国政府回应美国汇率外交的态度、策略以及对美国政府施压的影响；最后，通过对比美元本位制下中日两国在应对美国汇率外交压力方面的能力强弱，揭示了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短板。第6章“结论与前瞻”，简要总结了论文前面各章的主要结论，并就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储峥[8]（2012）在《基于互动学习的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互动学习方式为主线,以央行和社会公众之间的高阶信任、信息结构为分析对象,论述学习行为对社会信息结构、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影响,对我国公众学习行为和通胀预期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建议。引言部分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的问题、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主要结论与创新点。第二章对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关于预期与预期形成、公众与央行学习行为、货币政策透明度、社会信息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文献非常丰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以不同国家为分析对象进行研究,学术成果既反映了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随时间演变的情况,也揭示了公众行为对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影响增强。对于央行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第三章围绕公众和央行学习行为、学习机制、预期形成等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最常见的学习方式是理性学习与适应性学习。在互动学习方式下,公众和央行之间存在信息和预期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央行被认为具有信息优势,在公众预期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权重高。公众预期也通过央行的决策表现出来,反映在央行学习、决策行为的调整过程中,否则,则说明信息传导的无效率。但是,高阶信任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公众依赖央行预测结果,降低了自身进行预测的动机,预期调整速度降低,对经济冲击真实的反应情况难以体现出来。公众学习存在一个从PLM到ALM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对央行的高阶信任决定了学习的速度和对央行预测结果的接受程度。互动学习机制说明信息双向传导的重要性。第四章首先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悖论”问题,即央行和公众预测的准确程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央行具有信息优势,提高了高阶信任的权重,产生了对私人信息的“挤出效应”。中央银行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信息披露程度。互动学习使得央行和公众有扭曲政策反应的动机。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之间产生的相互“挤出效应”导致有价值的信息量减少,信息准确程度下降。公众和央行之间是信息替代时,没有增加社会信息量。微观主体的信息准确程度影响到央行的信息来源,在信息分散的情况下,央行和公众之间是信息互补的关系,社会信息总量增加。因此,保持信息的分散对于微观主体和央行都有重要意义。第五章论述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将信息与预期联系在一起,中央银行向社会发布公开信息,发挥高阶信任协调预期的作用,包括信息发布与信息反馈两个过程。信息传导机制具有双向信息传导、动态互动、前瞻性的特点,说明央行和公众在信息传导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学习速度、公开信息、高阶信任等都具有双刃剑的特点。信息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央行和公众对学习行为、公开信息和高阶信任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均衡。信息传导机制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相关内容。基于前瞻性操作与管理预期的要求,中央银行需要对货币政策规则、中介目标、工具、信息沟通内容等进行相应的调整。第六章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主要内容、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造成问题的原因。由于受到缺少量化的最终目标、央行独立性较弱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不高等因素的制约,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没有体现双向信息流动、互动动态的特点,难以起到稳定公众预期的作用。央行与市场沟通互动少,不提供前瞻性的信息,没有弥补名义锚缺失的有效措施。第七章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与公众学习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学习能力相对较高的人群,由于对信息的反应灵敏,增加的信息披露并没有降低预期的不稳定性。公众的学习能力对于央行稳定预期的意图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明确的调控目标、公众采取适应性学习的情况下,信心指数自身和CPI水平对预期形成的影响程度高且持续,名义GDP增速的影响小于预期,公众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恐慌。有约束力的调控目标所释放出的信号、可靠明确的价格信息对居民通胀预期有直接且持续的影响,通胀预期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的关系说明了管理预期对实现调控目标的重要性。第八章首先分析了美国、通胀目标制国家和欧洲央行的成功经验,他们都注重提高货币政策决策透明度,及时宣布央行会议的决定,公布详细的决策过程,加强说明与宣传,减少对决策的误读与不解。我国央行可以采取基于规则的调控方式,既不受单一目标限制,又可以弥补名义锚缺失和决策透明度不高的问题,为公众评价央行行为提供一个标准。量化物价稳定指标,设置一个合理波动区间,赋予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不同的权重。央行应增加前瞻性信息的披露,提高公众对这部分信息的学习能力。中介目标的设置应关注公众预期的变化。增强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分支机构在信息收集和决策中的作用。增加信息沟通方式,加强货币政策委员会与市场沟通。第九章是全文总结。
郝飞飞[9]（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阎彬[10]（2016）在《观念的传播、过滤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文中提出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思想观念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一般来说,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现实利益角度来考察的。但是,通过对选取的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决策案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决策并不必然建立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而界定现实利益的观念对决策者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以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两次重大变化为案例来分析观念对决策的影响。第一个案例是美国二战结束前夕,管理干预思想观念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的影响。当时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地位与一战后情况相似。一战后美国的政策选择是积极恢复自由放任的金本位,而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却选择建立管理干预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个案例是70年代自由放任思想观念对美国关闭黄金窗口转向浮动汇率的影响。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和尼克松时期都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选择放弃黄金兑换转向浮动汇率,也都可以通过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由于观念的不同,肯尼迪、约翰逊时期选择维系管理干预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尼克松时期选择了转向浮动汇率。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利益并不必然决定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决策结果,思想观念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中的反常现象具有解释力。本文建立了观念影响决策的流程和机制。经济思想观念主要通过三个路径传播进入决策层,它们是社会思潮与大众媒体传播、认知共同体的推动和政府经济学家的推动。在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三个路径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观念传播的作用。本文讨论了决策层观念的过滤作用,即决策层对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其是否对供选择政策及其代表的观念的认同与接受。决策层观念过滤网的形成取决于决策层不同部门机构或决策者观念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决策层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结构。当决策层对某一观念认同感强且各机构部门的观念统一,则代表该观念的政策得以被选择并且决策实施比较稳定;当决策层对某一观念的态度不明确且各机构部门观念不统一,则决策会出现波动和反复。这两点在案例的分析中都得到了体现。
二、区域联储银行在美国货币决策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区域联储银行在美国货币决策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全球视角与制度分析 |
| 一、社会科学的"分化"与"整合" |
| 二、定义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
| 三、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 |
| 四、制度结构与国际经济政策制定 |
| 五、本文的基本设计和行文安排 |
| 注释 |
| 第二章 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式 |
| 第一节 体系中心论 |
| 一、权力结构模式 |
| 二、相互依赖模式 |
| 三、国际制度模式 |
| 第二节 社会中心论 |
| 一、利益集团模式 |
| 三、政党政治模式 |
| 三、社会观念模式 |
| 第三节 国家中心论 |
| 一、国家主义模式 |
| 二、官僚政治模式 |
| 三、府会过程模式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内结构与宏观制度理论 |
| 第一节 制度主义研究路径 |
| 一、回归国内制度结构 |
| 二、制度主义:从旧到新 |
| 三、新制度主义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美国制度演进的逻辑 |
| 一、美国宏观制度结构:比较和历史的视角 |
| 二、美国分权政府体系:历史的理性选择 |
| 三、美国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政府决策与中观制度理论 |
| 第一节 行政部门内部的决策系统 |
| 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谈判的执行者 |
| 二、经济顾问委员会:宏观经济政策的谋划者 |
| 三、国务院:外交事务的总管 |
| 四、财政部:国内宏观经济的管理者 |
| 五、商务部:国内商业秩序的维护者 |
| 第二节 中间部门内部的决策系统 |
| 一、国际贸易委员会:国际贸易纠纷的裁决者 |
| 二、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供给的决定者 |
| 三、证券交易委员会:证券市场的监管者 |
| 第三节 立法部门内部的决策系统 |
| 一、国会的国际经济决策权限 |
| 二、国会对外经济决策的组织结构 |
| 三、议员决策行为的逻辑 |
| 第四节 府会决策的制度逻辑 |
| 一、府会关系与决策信息的传递 |
| 二、府会关系与决策权力的分配 |
| 三、府会关系与决策偏好的形成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走出保护主义(1913-1934)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的初次胜利及其夭折 |
| 一、美国世界经济霸权的确立 |
| 二、"进步主义"运动与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 |
| 三、威尔逊的"强政府"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转折 |
| 第二节 保护主义的迅速回潮及其顶峰 |
| 一、保守主义的胜利和制度结构的回归 |
| 二、一战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 |
| 三、两大联盟斗争及其政策结果 |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及其发展 |
| 一、罗斯福"新政"与"帝王式总统"兴起 |
| 二、"1934年体制"的建立 |
| 三、走向贸易自由主义和金融国际主义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走向互惠主义(1971-1988) |
| 第一节 金融民族主义的初现 |
| 一、美国经济霸权衰落与"特里芬困境"的加剧 |
| 二、国际货币决策的制度结构 |
| 三、美国政策调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
| 第二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涌动 |
| 一、美国制度结构的变迁:"帝王式总统"的衰落 |
| 二、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内社会利益的竞争 |
| 三、《1974年贸易法》:制度调整、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 |
| 第三节 经济互惠主义的确立 |
| 一、国内社会的分裂与两党政策立场的互换 |
| 二、进攻性的国际货币政策: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 |
| 三、"1988年体制"与"公平贸易"政策的实践 |
| 小结 |
| 注释 |
| 第七章 应对全球化(1993-2008) |
| 第一节 "新民主党人"积极的国际经济政策 |
|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美国制度压力 |
| 二、多轨并行的国际贸易政策:从积极有为到乏善可陈 |
| 三、强势财政部主导的国际金融政策 |
| 第二节 "保守共和党人"的政策与外交 |
| 一、国内社会分裂与党派政治的复兴 |
| 二、国际贸易政策的挫折与胜利 |
| 三、弱势美元政策与强势金融外交 |
| 小结 |
| 注释 |
| 第八章 结语:制度结构与政策选择 |
| 一、本文的论点总结 |
| 二、本文的学理贡献 |
| 三、本文的研究不足 |
| 四、对未来的预测 |
| 注释 |
| 后记 |
（2）对外负债在美国金融霸权维系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霸权相关理论回顾 |
| 1.2.2 政府部门对对外负债的调整 |
| 1.2.3 金融部门对外负债业务与国际金融实力 |
| 1.2.4 美联储与“美元债务”的联系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 |
| 1.4.1 全文结构框架图 |
| 1.4.2 章节内容与目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外负债与金融霸权的关联机理 |
| 2.1 金融霸权的一般特征与运行机制 |
| 2.1.1 金融霸权的内涵 |
| 2.1.2 金融霸权的一般特征 |
| 2.1.3 金融霸权的运行机制 |
| 2.2 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前提条件 |
| 2.2.1 外部债务以本国货币标价 |
| 2.2.2 对国际信贷资金的流动具有控制权 |
| 2.2.3 具备控制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强大能力 |
| 2.3 英美金融霸权兴衰中对外负债的不同作用及成因 |
| 2.3.1 英美霸权时期霸权国国际借贷地位的演变 |
| 2.3.2 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基础铺垫——英国与美国的比较 |
| 2.3.3 英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失败的根源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部门对外负债：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工具 |
| 3.1 美国金融外交与政府对外负债的工具性作用 |
| 3.1.1 金融外交概述 |
| 3.1.2 美国金融外交的决策系统 |
| 3.1.3 政府对外负债在美国金融外交中的工具性作用 |
| 3.2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美元债务循环模式的建立 |
| 3.2.1 布雷顿体系下美国金融霸权信心的动摇 |
| 3.2.2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美国金融外交 |
| 3.2.3 美元债务循环模式的建立 |
| 3.3 石油美元定价与美元债务回流 |
| 3.3.1 石油美元定价与美元债务循环的关联机理 |
| 3.3.2 美国金融外交与石油美元定价机制的成长历程 |
| 3.4 美元债务循环模式向新兴国家的延展 |
| 3.4.1 新兴国家加入美元债务循环模式的必要性 |
| 3.4.2 美元汇率、金融危机与金融自由化的推进 |
| 3.4.3 金融危机下的新兴国家财富转移 |
| 3.5 小结 |
| 第4章 美国私人部门对外负债：维系与强化金融优势的主要手段 |
| 4.1 美国金融优势分析 |
| 4.1.1 美国金融优势与国际资本流入 |
| 4.1.2 金融优势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1.3 金融比较优势的数值估算 |
| 4.2 商业银行的国际借贷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 |
| 4.2.1 美国银行部门经营业务演变中的政治 |
| 4.2.2 欧洲美元市场与美国商业银行国际借贷 |
| 4.2.3 美国商业银行国际借贷业务对资本流动的引导 |
| 4.3 非银行金融部门对外负债对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支持 |
| 4.3.1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 |
| 4.3.2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对外负债 |
| 4.4 国际分工新形态与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增长 |
| 4.4.1 国际分工新形态 |
| 4.4.2 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回流 |
| 4.5 小结 |
| 第5章 美联储维系美元霸权的政策与手段 |
| 5.1 美联储与美元国际地位的确立 |
| 5.1.1 美联储的地位与权力 |
| 5.1.2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 |
| 5.1.3 美联储的金融扩张与美元国际地位的确立 |
| 5.2 美联储维系美元霸权的市场操作 |
| 5.2.1 货币互换 |
| 5.2.2 市场流动性 |
| 5.3 美联储对美元霸权地位的利用与美国对外负债调整 |
| 5.3.1 美元汇率与对外负债的贸易渠道调整 |
| 5.3.2 美元汇率与对外负债的金融渠道调整 |
| 5.4 小结 |
| 第6章 对外负债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 |
| 6.1 对外负债在美国金融霸权维系中的作用：归纳与总结 |
| 6.1.1 美国金融霸权概述 |
| 6.1.2 各部门在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过程中的作用 |
| 6.2 对外负债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 |
| 6.2.1 美元的国际霸权货币地位与负债成本的可控性 |
| 6.2.2 对国际资本的引导力度与债权国的可选择性 |
| 6.2.3 对金融危机的裁处能力与负债风险的可转嫁 |
| 6.3 美国对外负债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 |
| 6.3.1 美国对外负债的发展趋势 |
| 6.3.2 负债式金融霸权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中央银行内部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2.1 文献回顾 |
| 1.2.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基本思路和主要创新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主要创新和不足 |
| 第2章 中央银行的区域组织结构 |
| 2.1 概论 |
| 2.2 中央银行区域组织的制度安排和职能作用 |
| 2.2.1 不同中央银行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区域性机构 |
| 2.2.2 中央银行区域性组织的职能作用 |
| 2.3 美联储区域结构的借鉴：现状、历史和启示 |
| 2.3.1 美联储的区域组织结构的现状 |
| 2.3.2 美联储区域组织结构的历史：权力争夺的视角 |
| 2.3.3 美联储区域组织结构的启示 |
| 2.4 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结构：历史、现状和变革 |
| 2.4.1 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结构的历史 |
| 2.4.2 大区行体制改革的原因、成效和调整 |
| 2.4.3 完善人民银行区域组织结构的建议 |
| 第3章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
| 3.1 概论 |
| 3.2 中央银行决策机制的演进 |
| 3.3 货币政策决策主体 |
| 3.3.1 个人决策 |
| 3.3.2 委员会决策 |
| 3.4 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类型和规模 |
| 3.4.1 委员会决策的类型 |
| 3.4.2 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规模 |
| 3.5 货币政策决策组织的成员结构及特征 |
| 3.5.1 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 |
| 3.5.2 货币政策决策组织中的区域性机构代表 |
| 3.5.3 货币政策决策组织成员的分歧与遵从 |
| 3.6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启示和建议 |
| 3.6.1 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启示 |
| 3.6.2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建议 |
| 第4章 中央银行的财务实力 |
| 4.1 概论 |
| 4.2 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内涵及研究框架 |
| 4.2.1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征 |
| 4.2.2 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内涵及研究框架 |
| 4.3 中央银行职能目标及财务风险 |
| 4.3.1 物价稳定 |
| 4.3.2 金融稳定 |
| 4.3.3 外汇干预 |
| 4.3.4 其他职能 |
| 4.4 中央银行的风险转移和会计标准 |
| 4.4.1 中央银行的风险转移机制 |
| 4.4.2 中央银行的会计标准 |
| 4.5 强化我国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金融危机爆发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拷问 |
| 第一节 监管理念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 过于依赖自由市场调节 |
| 二、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去监管化” |
| 第二节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存在缺陷 |
| 一、 美国双重多头金融监管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
| 三、 双轨体制下的监管竞次与监管套利现象 |
| 四、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与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存在匹配“缝隙” |
| 五、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容易累积金融系统性风险 |
| 六、 双重多头监管体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 |
| 第二章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剖析 |
| 第一节 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
| 一、 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二、 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路径 |
| 三、 《多德-弗兰克法》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法案的评析 |
| 一、 对《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主要内容的评析 |
| 二、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的反对声音 |
| 三、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的影响 |
| 四、 《多德-弗兰克法》的监管效能 |
| 五、 总结 |
| 第三章 美国金融监管理念转向：从金融自由主义到政府干预下的市场调节 |
| 第一节 美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历史演进 |
| 一、 自由竞争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
| 二、 全面监管时期（20 世纪 30～70 年代） |
| 三、 放松监管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2007 年） |
| 四、 重建监管时期（2008 年～现在）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改革中理念转向的趋势 |
| 一、 《多德-弗兰克法》继续依赖法定防火墙 |
| 二、 在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方面继续坚持政府间接监管 |
| 三、 在政府干预下发挥自由市场的调节力量 |
| 第三节 新理念下的金融衍生品监管之建议 |
| 一、 金融创新的利与弊 |
| 二、 投资金融衍生品 |
| 三、 金融创新的效益测试 |
| 四、 总结 |
| 第四章 美国金融监管首要目标之变化：从金融效率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
| 第一节 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的目标 |
| 一、 美国金融监管目标的演进 |
| 二、 消费者保护之监管目标在实践中的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 |
| 一、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业系统性安全之间的关系 |
| 二、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系统性风险法规之间的分歧 |
| 第三节 消费者金融保护的改革立法 |
| 一、 《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
| 二、 《恢复美国金融稳定法》 |
| 三、 《2010 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
| 第五章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创新：从功能监管到全面审慎监管 |
| 第一节 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架构及其历史演进 |
| 一、 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架构 |
| 二、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演进 |
| 第二节 危机前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争论 |
| 一、 支持监管改革的观点 |
| 二、 反对监管改革的观点 |
| 三、 监管架构设计的主要争议 |
| 第三节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 |
| 一、 宏观审慎监管 |
| 二、 微观审慎监管 |
| 三、 监管框架主要方面的调整 |
| 四、 危机处理和解决框架 |
| 五、 消费者保护 |
| 第六章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建立全面审慎金融监管体制 |
| 一、 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
| 二、 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分析 |
| 三、 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实际执行情况不理想 |
| 四、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
| 五、 建立全面审慎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保持分业监管模式，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
| 一、 我国金融监管结构的历史进展 |
| 二、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三、 短、长期金融监管结构建议 |
| 第三节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
| 一、 对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不足 |
| 二、 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 |
| 第四节 完善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
| 一、 制定统一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法 |
| 二、 完善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准入监管 |
| 三、 强化有效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 |
| 四、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
| 五、 构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问责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美联储信息优势与其货币政策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说明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选题说明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结论、创新点与后续研究 |
| 一 本文主要结论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三 后续研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信息优势的相关文献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基础理论中的信息问题 |
| 第三章 美联储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美联储溯源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联储信息优势的制度基础 |
| 第一节 美联储组织体系的制度安排 |
| 第二节 美联储组织体系的特征与信息机制 |
| 第三节 美联储信息机制的主要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联储信息优势来源之一:监管职能的履行 |
| 第一节 美联储在美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美联储的监管对象及主要监管内容 |
| 第三节 美联储的监管方式 |
| 第四节 美联储银行监管与信息获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联储信息优势来源之二:信息效率与成本承受能力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美国金融创新与双重金融管理 |
| 第三节 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美联储信息成本承受力有利于信息收集与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联储信息优势对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理论评述与假说提出 |
| 第二节 在信息优势下引入货币政策的拉姆齐模型 |
| 第三节 中央银行在信息优势下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职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美联储信息优势下的货币政策目标与相关理论比较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发展及评述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中信息优势利用实证研究与分析 |
| 第一节 1913到二战结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信息优势利用检验 |
| 第二节 二战后到1978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信息优势利用检验 |
| 第三节 1978-1987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信息优势的利用检验 |
| 第四节 1987到2005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检验及相关说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对中国央行改革和银行建制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美联储组织结构对中国央行改革的借鉴 |
| 第二节 美国银行监管权配置对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美国银行两级建制对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管理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1: 联邦储备银行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
| 附录 2: 监管信息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
| 附录 3: 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相关的美国经济数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论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 |
| 第一章 宏观调控决策的实质及其对法律调整的影响 |
| 第一节 宏观调控决策的实质 |
| 一、宏观调控决策是宏观调控的核心 |
| 二、宏观调控决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策 |
| 三、宏观调控决策是程序化决策 |
| 四、宏观调控决策是团体决策 |
| 五、宏观调控决策是规则性决策 |
| 第二节 宏观调控决策应当法治化 |
| 一、宏观调控决策法治化的必要性 |
| 二、宏观调控决策法治化的限度 |
| 小结 |
| 第二章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结构 |
| 第一节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确定依据 |
| 一、法律结构的抽象与具体 |
| 二、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的开放结构 |
| 三、目标导向的确定依据：绩效、民主与法律技术 |
| 第二节 法律调整宏观调控决策的目标 |
| 一、研究综述及其问题 |
| 二、宏观调控决策目标与法律调整目标具有统一性 |
| 三、法律调整目标的具体内容 |
| 第三节 宏观调控有效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决策独立性 |
| 二、决策透明度 |
| 三、决策参与性 |
| 四、决策问责性 |
| 第四节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结构的构建 |
| 小结 |
| 第三章 宏观调控决策信息公开与法律调整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决策的信息公开 |
| 一、信息公开的质与量：公开范围 |
| 二、信息公开的渠道：公开程序及方式 |
| 三、信息公开的保障：公开的监督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决策的信息公开 |
| 一、预算决策信息公开的范围 |
| 二、预算决策信息公开的方式 |
| 三、预算决策信息公开的监督 |
| 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调控决策参与与法律调整 |
| 第一节 法律调整宏观调控决策参与的基本问题 |
| 一、参与内涵、参与深度与参与类型 |
| 二、参与类型与参与形式 |
| 三、参与类型和参与形式的选择规律 |
| 四、基本法律问题点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决策参与 |
| 一、参与类型的选择 |
| 二、参与形式的选择 |
| 三、投票表决法律制度的设计 |
| 四、专家论证法律制度的设计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决策参与 |
| 一、参与类型与形式的选择 |
| 二、地方政府对预算编制的参与 |
| 三、预算听证的立法缺位及填补 |
| 小结 |
| 第五章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的基本问题 |
| 一、决策法定义务的厘定 |
| 二、决策违法行为的判断 |
| 三、法律责任的追究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决策的法律责任 |
| 一、决策独立性与法律责任追究的适当性 |
| 二、决策独立性与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选择 |
| 第三节 财政政策决策的法律责任 |
| 一、立法现状及中国问题 |
| 二、编制环节的预算决策法律责任 |
| 三、审批环节的预算决策法律责任 |
| 四、调整环节的预算决策法律责任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的基本矛盾 |
| 二、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理论的构建 |
| 三、理论构建与实用主义的契合 |
| 四、未竟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选题立意 |
| 2. 文献综述 |
| 3. 研究方法 |
| 4. 结构安排 |
| 5. 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美国汇率政策的决策机制及特征 |
| 1.1 决策过程：一般框架分析 |
| 1.2 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 |
| 1.3 美国汇率政策决策过程的政治经济特征 |
| 1.3.1 立法机构：国会的汇率监督权力 |
| 1.3.2 行政机构和独立部门：财政部与美联储的非对称合作 |
| 1.3.3 国内多元化经济利益集团：日益凸显的政策影响力 |
| 1.3.4 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增长中的外部约束 |
| 1.4 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逻辑 |
| 1.5 结论 |
| 第2章 美国汇率政策制定与调整中的利益集团 |
| 2.1 利益集团：概念及理论 |
| 2.1.1 利益集团的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理论 |
| 2.2 相关利益集团及其汇率政策偏好 |
| 2.2.1 工商业 |
| 2.2.2 劳工 |
| 2.2.3 农业 |
| 2.2.4 金融部门 |
| 2.2.5 外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困境 |
| 2.4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资源和策略 |
| 2.4.1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资源 |
| 2.4.2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汇率政策的策略 |
| 2.5 结论 |
| 第3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 |
| 3.1 体系初创期内“沉默的”美国利益集团 |
| 3.2 美国的资本管制计划与利益集团政治 |
| 3.2.1 美国的资本管制计划 |
| 3.2.2 资本管制计划实施中的利益集团政治 |
| 3.3 利益集团行为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汇率政策 |
| 3.3.1 国内利益集团行为与资本管制计划的放松 |
| 3.3.2 外国利益集团行为与尼克松政府汇率政策的重大调整 |
| 3.4 结论 |
| 第4章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 |
| 4.1 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与美国利益集团的政治能动主义 |
| 4.1.1 第一轮强势美元政策的推出与影响 |
| 4.1.2 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能动主义 |
| 4.2 第二轮强势美元政策与美国利益集团的“集体失声” |
| 4.3 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3.1 共生关系与金融部门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3.2 美元汇率走势与金融部门利益集团的“悄然影响” |
| 4.4 美国汇率政策调整中的外国利益集团 |
| 4.4.1 施压美国汇率政策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 |
| 4.4.2 被动回应美国要求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 |
| 4.4.3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接连受压与日欧积极配合美国强势美元政策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 |
| 4.5 结论 |
| 第5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汇率外交 |
| 5.1 问题的缘起：人民币低估论和汇率操纵指控 |
| 5.2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 |
| 5.2.1 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的结盟游说 |
| 5.2.2 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的联合抵制 |
| 5.3 中国政府的回应与微妙的美国对华汇率外交 |
| 5.4 美国对华汇率外交的短板 |
| 5.4.1 美国不具备塑造与控制美中安全结构的能力 |
| 5.4.2 美国欠缺控制美中生产—贸易结构的足够能力 |
| 5.4.3 美国欠缺控制美中金融结构的足够能力 |
| 5.5 结论 |
| 第6章 结论与前瞻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基于互动学习的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 |
|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
|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论文基本结构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的基本结构与结构图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预期、预期形成与调整 |
| 一、预期的分类 |
| 二、有限理性与近似理性 |
| 三、预期调整 |
| 第二节 学习行为与预期管理 |
| 一、公众学习与货币政策 |
| 二、央行学习行为与货币政策 |
| 三、央行和公众学习行为的相互影响 |
| 四、名义锚与预期管理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 |
| 一、对于央行是否具有信息优势的争论 |
| 二、货币政策信息传导作用的实证检验成果 |
| 三、适度货币政策透明度 |
| 四、货币政策传导途径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公众学习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成果 |
| 一、关于我国公众学习行为的分析 |
| 二、我国公众预期形成与预期管理 |
| 三、我国央行与市场沟通 |
|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五、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央行、公众学习行为与互动学习方式 |
| 第一节 学习行为与学习机制 |
| 一、常见的学习方式 |
| 二、学习机制与预期 |
| 第二节 公众和中央银行的学习行为 |
| 一、公众学习行为的表现方式 |
| 二、中央银行的学习过程 |
| 第三节 互动学习行为 |
| 一、互动学习的内涵 |
| 二、互动学习行为的表现 |
| 三、互动学习的过程 |
| 四、互动学习过程的均衡点 |
| 第四节 互动学习的动态过程分析 |
| 一、模型的基本框架 |
| 二、公众的学习行为 |
| 三、央行的学习行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货币政策透明度悖论、互动学习与社会信息结构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透明度悖论与互动学习 |
| 一、货币政策透明度悖论产生的背景 |
| 二、货币政策透明度悖论的表现 |
| 三、互动学习视角的解释：公开信息的“挤出效应” |
| 第二节 社会信息结构 |
| 一、信息与信息结构 |
| 二、互动学习与信息结构 |
| 第三节 社会信息结构的模型分析 |
|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
| 二、公众拥有公开信息和私人信息的情况 |
| 三、高阶信任的作用 |
| 第四节 影响央行和公众信息准确程度的因素分析 |
| 一、影响央行信息准确程度的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社会公众私人信息准确程度的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基于预期引导与管理的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提出的背景 |
|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含义 |
|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三、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提出的背景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内容 |
| 一、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含义与特点 |
| 二、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框架 |
| 三、影响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影响 |
| 一、对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 |
| 二、对中介目标的影响 |
| 三、对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影响 |
| 四、对货币政策信息沟通内容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发展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发展现状 |
| 一、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发布方式 |
| 二、货币政策信息传导的内容 |
| 三、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方式的变化 |
| 四、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长期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 |
| 二、缺乏消除调控误差和噪音的货币政策信息反馈渠道 |
| 三、无价值信息多 |
| 四、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没有减少传统政策工具的使用 |
| 第三节 造成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央行独立性较弱,决策和信息时滞不确定 |
| 二、缺乏明确的量化调控目标 |
| 三、货币政策透明度不高 |
| 四、缺乏相应的问责制,目标制定过程不透明 |
| 五、公众和央行之间双向信息传导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七章 对我国公众学习行为与货币政策信号作用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公众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情况 |
| 一、经济学家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情况 |
| 二、职业经理人和消费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预测 |
| 第二节 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信号作用和公众学习行为的实证检验 |
| 一、指标、模型选择与数据初步分析 |
| 二、SVAR模型以及相关分析 |
|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名义GDP增速和资产价格指数影响居民通胀预期的实证分析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指标的选择与数据的初步分析 |
| 三、VAR模型及其相关分析 |
|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八章 加强我国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他国央行加强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
| 一、美国联邦储备体系 |
| 二、通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 |
| 三、欧洲中央银行 |
| 四、他国经验对我国加强信息传导机制建设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加强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建设的举措 |
| 一、调控方式的选择：基于规则的调控方式 |
| 二、量化最终目标,灵活调整权重 |
| 三、中介目标：关注公众预期 |
| 四、加强信息收集与沟通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全文总结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观念的传播、过滤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难点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思想观念与国际货币政策决策 |
| 第一节 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另一个视角：思想观念 |
| 第二节 影响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思想观念 |
| 第三节 思想观念影响政策决策的方式与途径 |
| 第四节 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观念决策机制 |
| 第二章 认同管理干预的观念: 建立管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
| 第一节 相似决策背景下的不同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管理干预经济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决策层的观念过滤网 |
| 第四节 决策者的选择：怀特计划 |
| 第三章 转向自由放任的观念：关闭黄金窗口与实行浮动汇率 |
| 第一节 相似决策背景下的不同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传播 |
| 第三节 决策层的观念过滤网 |
| 第四节 决策者的选择：关闭黄金窗口与实行浮动汇率 |
| 第四章 结论 |
| 一、观念对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二、观念的传播与过滤 |
| 三、决策层观念的过滤作用 |
| 四、思想观念解释国际货币政策决策的意义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区域联储银行在美国货币决策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D]. 李巍. 复旦大学, 2009(04)
- [2]对外负债在美国金融霸权维系中的作用[D]. 付争. 吉林大学, 2013(08)
- [3]中央银行内部治理问题研究[D]. 石洪双. 吉林大学, 2017(03)
- [4]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以次贷危机为背景[D]. 伍巧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12(05)
- [5]美联储信息优势与其货币政策目标[D]. 严维石. 复旦大学, 2006(02)
- [6]论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调整[D]. 吴晓晖. 华东政法大学, 2010(05)
- [7]利益集团与美国汇率政策调整[D]. 姜默竹. 吉林大学, 2013(08)
- [8]基于互动学习的货币政策信息传导机制研究[D]. 储峥. 复旦大学, 2012(03)
- [9]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观念的传播、过滤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D]. 阎彬. 外交学院,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