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3:反腐倡廉风云录（论文文献综述）
杨云成[1]（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余澄[2]（2017）在《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发展进程为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大量机会。韩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腐败的不断滋生,也伴随着韩国政坛反腐败的巨大风潮。民主化后的韩国政府,反腐体制得到逐步完善,官僚腐败受到有效控制,金钱政治越来越成为韩国腐败的重要形式。国家公职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廉洁,而政治家却走向腐败,导致韩国成为结构型腐败国家代表之一。韩国反腐败经历了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艰难历程,但真正使韩国反腐斗争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得益于韩国几届总统有强烈的反腐意愿和坚决的治腐决心,借助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强硬的反腐方法,组建完善的廉政治理体系,使运动式反腐进化为制度式反腐,促进韩国社会清廉公正。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进程、动因及特点,以及取得的良好的实施效果,对于当下中国廉政治理和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论述本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梳理和评价该选题在国内国外的研究现状,对“腐败”、“廉政”、“治理”、“廉政治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等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厘定选题研究的目的、内容、思路及方法。第二章主要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及其该进程中发生的腐败现象的基本分析。根据韩国政治发展进程,将其分为民主实验期、威权主义期、新民主化期三个阶段,梳理出每一个阶段发生腐败的特点,并系统地理论分析腐败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危害。第三章重点研究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立的历程、原因及特点。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国家为实现对国家、社会的治理和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而设置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及程序的总和,亦包括支撑这些制度结构的价值体系。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指长期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体系结构。在分析和探讨框架制定的原则的基础上,从政治学、法学、文化学等视角分析了韩国廉政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发展动力、基本框架及其体系特点。研究发现,反腐败机构独立性、法律制度完备性、预防腐败前置性、从严惩治坚决性、社会力量协同性、廉洁教育针对性是韩国廉政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第四章从数理统计分析角度对韩国反腐与国家廉政治理成效进行分析。主要运用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印象指数（CPI）和行贿指数（BPI）,以及韩国社会腐败认知指数调查数据来揭示韩国在不同时期腐败程度及廉政治理成效,力求在公正的态度与科学方法上客观反映韩国廉政治理效能,以探求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对反腐及廉政治理影响的机制。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与反腐败关系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世界各国及地区反腐败及廉政治理提供理论指导。第五章主要探讨韩国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及启示。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既有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特点和共性,也有作为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体制而形成的特质和局限,其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全球范本价值。最后分析韩国廉政治理体系的独特价值,分析其对全球廉政治理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在结论部分指出,在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在体制结构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韩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体制型腐败与收买型腐败形式仍然存在。韩国廉政治理体系建设既有其系统优势,然而,因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失衡,造成制度不能执行新的社会功能,所以廉政治理体系的结构、功能及成效存在缺陷与不足。社会腐败是具有蝴蝶效应的系统性“社会病症”,着力于单一、分散的反腐政策想要产生效果是十分困难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必须着眼于全局结构体系,既要遵循反腐败规律,同时注重预防体系建设,更要构筑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德治多管齐下的防治腐败的体系。最后回应廉政治理理论指导下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实现路径。本研究运用多学科视角,通过纵向梳理、历史追溯、案例举证,较为系统地探究了韩国不同政治发展阶段腐败的特点、原因及其危害,分析了韩国建构廉政治理体系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介绍了廉政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组织架构、法制体系及主要特征。客观公正地评价韩国廉政治理体系的成效及其影响因素。韩国的廉政治理道路在曲折中前行,最终走向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我国反腐倡廉道路任重而道远,韩国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反腐制度和体制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然而,本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的运用、文献的综述、横向的比较、结果的阐释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这需要今后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刘业伟[3]（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认为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邓务贵[4]（2003）在《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文中研究说明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作风建设，不仅是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切入点；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并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语义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和本质分析法等具体方法，试图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党风建设思想作一系统深入研究，全文包括引言、正文与余论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又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党风观”，旨在说明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是一脉相承的，且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教条、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员质量与纯洁党的队伍的论述，都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毛泽东党风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延安整风前的党风观、延安整风时期成熟的党风观，以及对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探索。毛泽东党风观的成熟标志有：党风概念的确立；三股歪风的集中、深刻批判；三大优良作风的准确概括与透彻论述；调查研究、思想教育、整风运动等党风建设途径的明确。毛泽东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鲜明的原创性；高度的科学性；强烈的实践性；体系的完备性；地位的显赫性。此外，本部分还就毛泽东对革命党党风建设与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探索进行了比较。 第三部分是“邓小平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邓小平党风观涉及党风建设价值论、党风建设任务论与党风建设方法论。就党风建设价值论而言，邓小平不仅从一般意义上强调了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了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进行党风建设等着名命题。就党风建设任务而言，邓小平不仅要求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反对和克服党内不正之风，而且还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坚决反对腐败予以了突出强调。就党风建设方法而言，邓小平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监督、完善法制，以及充分发挥干部在党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邓小平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无明显阶段性；质朴性；集体性；创新性；承上启下性。 第四部分是“江泽民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以“三讲”教育为界，江泽民党风观在主题上不断集中，在自主性上不断增强。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浓墨重彩“党风建设”，强调党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关系人心向背；强调党风建设的根本指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键是切实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各方面工作有没纂博士学位论文DOCI，OR八上DISSER，1人，l’ION有新的改进，群众工作和生活的状况有没有新的改善，从而标志江泽民党风观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江泽民格外关注反腐倡廉，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格局、政策措施、领导方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江泽民党风观的突出特点是:全面继承、充分发展;一枝独秀，引人注目;语重心长，情理交融;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重点突出，主旨鲜明。 第五部分是“与时俱进、具有鲜明中共风格的党风观”。就毛泽东党风观而言，其出发点与着眼点、侧重点与着力点、总体布局与具体论迷都是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党风观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就邓小平党风观而言，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也都是与时俱进的，它至少从10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观。就江泽民党风观而言，从体系到具体内容，全面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观和邓小平党风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同时，作为整体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更是与时俱进、二脉相承的科学理论。 余论主要分析了党风之含义、之类别、之本质、之价值，.旨在深化对党风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入交流。
李光[5]（2003）在《当代中国廉政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性的共同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把反腐败纳入到制度建设中，但是制度设计具有时效性，它是为当时和近期腐败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而设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发生重大变迁，政治腐败现象在制度“空白带”往往具有高发性和多变性的特点。高发性即是在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腐败现象在数量上呈现出一段高峰期，如英国的18世纪、美国的19世纪未和我国台湾地区的20世纪60年代，都曾出现过严重的政治、经济腐败问题。多变性是指在这段时期内，腐朽的东西总是千方百计地依附于新生事物而大量滋生蔓延，由于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了制度真空，由市场释放出来的追求利益的能量无法疏导到新的合理的经济秩序中去，所以造成人们经济行为的失范或失控。这种现象不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在发展中国家也很普遍，其本质是体制转轨时新旧规范均无法对社会政治生活起制衡作用而出现“失范”状态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治理腐败的成就，但是反腐败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造成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和蔓延，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开展廉政制度理论研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本论文由五章构成。 第一章是绪论，解读了论文的选题意义、框架内容、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在这部分中，分析了国内外廉政制度研究的现状，论述了当代中国廉政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解析了本文涉及的“腐败”、“廉政制度”、“廉政制度创新”等基本概念，简要解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框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新中国廉政制度建设与创新进行了历史回顾，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阶段的廉政建设与创新经验，分析了特定历史阶段腐败的特点、程度和根源。这样不仅可以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规律，还可以为其后的廉政 d目区A 助士T怔论叉 V用汪心＃n(I八爪从＊W卫1川1（们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根据和可行的创新方案。 第三章主要研究香港地区的廉政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三个地方在廉政制度创新方面各具特色，其中以香港地区最具有代表性。香港的公共部门能够从70年代中期的几乎无官不贪到90年代的吏治廉洁，证明它的廉政经验和举措是成功的，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主贵财富，很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本章首先分析了当今中国廉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我国廉政机构存在的缺陷；廉政法制存在的缺陷；人事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与建议。（）制定《反腐败法》，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2）制定《阳光法》，完善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制定《公务员法》，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4）制定《监督法》，实现监督制度创新； （5）制定《新闻法》，完善新闻媒体的监督制度；（6）制定《政务信息公厂法》，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制定《财政监督法凡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抢）建立专门的廉政机构，完善反腐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第五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论文认为，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否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是全党全民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廉政制度创新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最佳选择，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定期审查和修订法律、制度以及廉政举措，可以及时修补法律和制度的漏洞，有效地堵塞容易产生的腐败行为；在廉政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总结我国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廉政制度，不断改进我国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要借鉴香港地区和外国的廉政建设成果；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政治和依法治腐有机统一起来。
宋广奇[6]（2011）在《当代中国反腐模式转换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迅速转型与快速发展,腐败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较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而言,腐败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简单权钱交易,逐渐转向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蔽性较强的腐败方式。长期以来,针对腐败多样化、隐蔽性等特点,我国一直采取不同方式与腐败进行斗争。从反腐的方式和效果来看,主要是单纯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以及两者并用,在一定范围及区域内取得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我国反腐行为和方式并没有实现完全常态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没有完全与我国法治实现对接,所以我国反腐制度又一直遭到有关方面的质疑。对于反腐模式,我国有学者提出过设想,但鲜有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本人通过近几年对反腐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深切体会到反腐败及其模式建构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基础以及反腐模式的研究处于不系统、不深入的状态,本论文运用理论思维分析法、历史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政治生态学研究方法以及实证分析法,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反腐模式展开一系列的研究。脉络上从反腐模式的基本理论入手,进而对域外反腐模式的考量和对我国传统反腐模式的分析,发掘出先进可行的思路和作法,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反腐模式发展趋势,结合实际为我国反腐模式转换和建构提出新的思路。从总体结构上看,本文由导论、正文构成,安排如下：导论提出反腐模式转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研究的动机、目的出发提出论文的研究方向、主题内容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观点,为论文写作提供必要的铺垫。第一章：反腐模式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尝试从反腐败以及反腐模式的本质出发,对反腐模式的概念、基本要素、模式转换动力等方面进行分析,为研究我国反腐模式转换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章对于反腐模式界定是在对反腐定义考量之后,将“反腐模式”定义为“在反腐过程中形成的指导、规范以及监督反腐的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以一定结构形式表现出来的外在统一体”。表现为系统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的特征和包含主体模式、行为模式、责任模式、形式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依据我国历史进程中反腐败措施采取的主要方式为标准,界定我国反腐模式存在政治运动反腐模式、组织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以及法治反腐模式四种类型。反腐模式由硬件与软件两方面要素组成,硬件要素包括反腐主体、反腐规则、反腐机制,软件要素包括道德制约腐败、法治反腐理念、社会控制措施。在以上理论分析基础上,从时代性、民主性和社会性三方面分析我国反腐模式转换的内在驱动和发展趋势。第二章：反腐败基础理论与部分国家和地区实践模式。通过对世界反腐“廉价政府”理论、国体理论、国家廉政体系理论分析,以及对美国、瑞典、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反腐模式考量,分别对美国的“分权制衡反腐模式”、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反腐模式”、新加坡的“综合反腐模式”、中国香港地区的“三管齐下反腐模式”的基本情况、运行机制以及效果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从反腐主体趋向独立化、规则趋向法制化、策略趋向科学化、内容趋向透明化、监督趋向社会化、法治信仰趋向常态化等方面对我国反腐模式建构的启示展开论述。第三章：中国传统反腐基本模式及其现实局限性。本章分别对我国传统实践的“政治运动反腐模式”、“组织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进行了系统介绍,主要从各种模式历史背景与运行情况、模式选择的现实基础、历史局限性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历史背景与运行情况上,主要论述各种模式形成的历史渊源、运行方式及现实意义；在模式选择的现实基础上,主要结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在当时选择该种模式的合理性；在历史局限性方面,分别指出各种反腐模式的缺陷及其表现。文中肯定了三种模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反腐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上为我国反腐模式转换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第四章：法治反腐模式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在结合我国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从反腐政治化与法治正义、反腐社会性与法治公正性、反腐多元化与法治统一性之间辩证关系上论述我国对法治反腐模式选择之必然,进而对于法治反腐模式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综合分析,指出法治反腐模式包含法治反腐观念模式、法律制度框架、反腐组织结构、法治反腐运行法律秩序四大要素,除了对这四个方面要素基本内容及其相互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外,还从哲学原理角度分析法治模式存在的合理性。综合以上内容,分别在从依法治国、法治本质、法治价值、政治和社会推动四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建立法治反腐模式理论及实践基础,在此前提下再指出我国法治反腐模式的不足：行政体制与法治反腐模式不能有机衔接、法治反腐运行及配套机制尚不健全、法治反腐法律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法治反腐理念不具有普及性。第五章：传统反腐基本模式向现代反腐模式转换范畴。论证传统反腐模式不足和我国对于法治反腐模式的选择,那么就意味着反腐模式必然存在一个转换问题。笔者认为我国传统反腐模式向法治反腐模式的转换存在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反腐组织上,要实现多元性向专职性转换、依附性向独立性转换、行政性向行政司法化转换；在行为上,要实现惩罚向预防与惩罚并用转换、依政策反腐向依法反腐转变、权力反腐向权责对等反腐转变；在程序上,要实现注重实体向程序与实体复合转变、程序由封闭向公开的转变、程序由失范向规范的转变；在反腐机制上,要实现平行机制向联动机制转变、单向机制向双向制约机制转变、惩罚机制向系统反腐机制转变。第六章：当代中国完善法治反腐模式的新进程。针对前面几章内容,本章针对我国反腐模式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法治反腐模式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设计。总体思路为：实现我国法治反腐模式由权治与人治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单一治理向联动治理转变以及分散治理向统一治理转变。然后从两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一是法治反腐模式规则体系法治化,首先是全面覆盖反腐法治理念,主要是实现反腐机构及其人员执法理念、公务人员行政理念、腐败社会控制理念法治化；其次建立全面的反腐法律体系,主要是通过立法权限严格化、反腐体系法制化、反腐规则理性化、法治统摄其他反腐策略来实现；再次强化反腐机构法律权威地位,主要通过整合和统一反腐机构、严格反腐机构权限与职责、加强反腐机构监督等方面实现。另一方面是法治反腐模式运行机制科学化。首先是强化法治反腐模式运行统一性。提出了两步走思路,第一步是对我国现有反腐机构进行必要整合,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二步为建构完备的法治反腐模式;其次是合理建构法治内反腐运行机制,主要从完善党对反腐领导机制、行政反腐机制、司法反腐运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最后是实现法治内外反腐机制的有机衔接,主要从其他反腐机制与法治反腐机制目的一致性、其他反腐机制对法治反腐机制行为补充性以及法治反腐机制是解决腐败最终手段和方式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七章：余论。本章是对论文的总结和建议,分别从反腐模式建立与国家治理方式具有高度一致性、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决定反腐模式转换内在动力以及完善法治反腐模式是反腐主要方略和必然趋势三个方面来总结和概括当代中国反腐模式形成、转换及未来发展趋势。
刘文彬[7]（2007）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政权、领导与管理国家的伟大的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的执政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丰富和发展。总结中国共产党初次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和谐执政,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国际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具有深刻的影响。在国内,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建立,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民族工业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农民生活异常的艰辛,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掀起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独立执政的尝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中的参政实践,为执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提供了经验借鉴。中共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执政经验是:第一,发展民主政治,其重要体现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选举运动的开展,真正充分发扬了民主,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苏维埃实行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吸收广大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基层政权,充分体现了政权的工农民主的性质。第二,依靠人民执政,党和政府牢固地确立了“真心真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第三,加强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稳定苏区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和法制建设乃至创建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宝贵的不可忽视的经验。第四,开展廉政建设运动,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进行反腐倡廉的一次有益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是党内“左”倾错误盛行时期,再加上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党对世情和国情的把握不够深刻,因此,苏维埃时期的中共的执政实践的初步探索,走了一些弯路,留下了沉重的教训。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进行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执政实践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尝试,在党政关系的处理,廉政运动的开展和反对“左”的错误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对于今天中共执政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认真总结中共局部执政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全面把握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再到长期执政的历程,对于构建科学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历史主义研究和文献研究法,系统总结中共执政的经验。学术界对苏维埃政权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中共执政的角度研究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果还不多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无论是专着还是单篇论文、无论是从政治学角度,还是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共这段执政实践的研究,大多是对苏维埃政权现存事实的叙述,或是政权研究中某个方面的探讨,没有达到执政研究的系统要求。本文力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中共执政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考查,探讨执政的历史背景,总结中共苏维埃政权执的历史经验,以增进对中共执政历史的全面认识。
王保庆[8]（2004）在《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一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丢。传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活水源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遵守执政规律，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挖掘其现实价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执政党建设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浩大工程，搞好党的建设需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而中国传统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文化不仅对建党和党建初期具有深刻影响，而且对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也有借鉴作用和重要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执政党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执政党建设的现实基础。执政党建设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素。 本文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从执政党建设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现实需要出发，研讨优秀民族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其对执政党的当代功用，为党建理论研究及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的稳定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吸取于今有益的东西。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原则、道德理想、民本意识、尚贤思想、廉政观念、治国方略、用人之道、管理智慧等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今所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应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 本文首先从回顾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对建党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寻找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的结合点，阐述其结合的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指出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相结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次，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形成，总结了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基本精神，论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再次，本文分别对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传统文化与境:的政治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组织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制度建设、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传统文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专题研究，就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党的思想路线、民本主张与党的宗旨、传统文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传统富民经济思想与党的基本路线、传统社会理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传统治国思想与党的德法并重执政理念、传统用人思想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古代人才选拔及其现实价值、传统官德思想与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国古代具体制度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启示、传统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思想、古代家训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及其当代功用等专题作详细论述，对继承借鉴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最后，本文还专门就传统的封建专制、官本位意识、官僚主义、宗法观念及其他封建没落思想等消极因素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作了深刻剖析。 总之，加强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吸收借鉴一切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古为今用，以扬弃的态度，科学、严肃、谨慎地对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促进传统又化现代化，发挥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功用，为执政党建设的创新和发展补充政治营养，从而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
李改娥[9]（2008）在《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及其改革的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战争,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一系列的国营企业。本文即着重论述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创立的历史背景及企业概况,从领导体制、生产管理以及财务管理三个方面探究国营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其存在的弊端,以及为消除弊端而进行的改革:第一次是对劳动法的改革,第二次主要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为管理国家工厂而专门颁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和《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最后是对中央苏区国营企业之管理思想、方法及其改革的评价,从其积极作用与其局限性两个方面深入探讨。旨在对当时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作进一步论述,总结其管理特点及改革思想,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营企业,仍不失为借鉴和学习的宝贵经验。
杨云成[10]（2012）在《党的反腐制度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社会，腐败成为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学术界，对于腐败的成因已达成初步共识，而且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也都赞同加强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观点。然而，在党密集出台多项惩防腐败制度并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现实中依然有一些腐败官员纷纷落马，这不断拷打着我们的思维：如何提高党反腐制度运行的效用。这即是文章的写作初衷。文章在继承和吸收目前学术界关于反腐制度建设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态度，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对目前党的反腐制度运行成效予以分析并剖析了制度效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高反腐制度运行效用做了大胆的探索。文章首先对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推出的反腐制度运行的成效进行系统分析。反腐制度运行成效，在某种角度上，可以通过查处、惩办的腐败官员的数量体现出来。在对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目前一些反腐制度的运行并没有实现最初的制度设计目标，党的反腐制度运行效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结论。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反腐制度运行效用不足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制度不能得以有效运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制度运行其中的体制有关，也有制度本身设置科学性不足、缺少体系性的原因。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反腐制度有效性不足，不是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该问题不是能够通过制度可以根本解决的。一些配置合理、设置科学、体系严密的反腐制度，也因社会中缺少与制度运行相适应的文化观念，运行效用大打折扣。在具体分析制度运行效用不足的原因的基础上，对如何提高制度运行效用做了大胆探索。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制度予以根除的、在改革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只能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来解决。对于可以通过制度有效解决的问题，在提高制度运行成效方面，需要从多方面去努力：科学分析腐败成因，这是基础；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这是关键；培育与制度运行相适应的文化观念，这是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对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系统地、科学地分析，而过多地、甚至将全部工作放在推出制度条文上，这样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会致使一些人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产生怀疑。
二、1993:反腐倡廉风云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3:反腐倡廉风云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制度治腐及其成效的要素构成 |
| 第一节 腐败的概念界定 |
| 一、西方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认识 |
| 二、中国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解读 |
| 第二节 制度及制度治腐的相关要素构成 |
|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治腐涉及的相关要素--权力、环境、人、腐败 |
| 第三节 评估制度治腐成效的基本要素 |
| 一、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标准 |
| 二、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创立与演变 |
|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三、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设立 |
| 二、群众信访和舆论监督制度 |
| 三、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制度治腐因素——以“三反”和“新三反”运动为例 |
| 四、反腐败立法与建章立制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转折与突破 |
| 一、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 |
| 二、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
| 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
| 四、纪律检查机关的恢复与重建 |
| 五、十四届中纪委二次会议开启治理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 |
| 六、修订宪法和党章，不断完善制度治腐的根本准则 |
| 七、以制度为核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优化发展 |
| 八、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为例 |
| 第四节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提质与升级 |
| 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
| 三、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
| 四、坚持不懈，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
| 五、尊崇党章，修订“准则”和“条例” |
| 六、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巡视制度为例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践的成效评估及相关解释 |
| 第一节 治腐制度的运行现状——以反腐败机制为例 |
| 一、预防机制 |
| 二、监督机制 |
| 三、惩处机制 |
| 第二节 制度治腐战略的具体成效 |
| 一、学术界关于我国腐败程度的两种判断 |
| 二、评估现阶段我国腐败程度的新探索 |
| 三、制度治腐成效的一般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治腐成效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内法规混同于国家法律 |
| 二、腐败并非全是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 三、依据涉案金额、涉案人员及行为后果等因素划分腐败类型并不全面 |
| 第四章 提高制度治腐成效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 |
| 一、党内权力结构的运行现状 |
| 二、党内权力结构的理想状态：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
| 三、科学合理权力结构的要件支撑 |
| 第二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
| 一、定标：双重领导体制顺畅运行 |
| 二、定位：党的纪检体制的现状考察 |
| 三、定法：完善纪检体制的路径探析 |
| 第三节 建设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 |
| 一、党内法规的分类、重点及运行环境 |
| 二、党内法规体系上的法规“点”、“线”和“面” |
| 三、党内法规体系下的法规制定 |
| 第四节 制度治腐和德治教化相结合 |
| 一、惩处制度现状、完善及惩处策略的不彻底性 |
| 二、培育组织道德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2）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腐败的概念 |
| (二) 腐败的成因 |
| (三) 韩国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
| (四) 韩国廉政治理体系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腐败 |
| (二) 腐败的测量 |
| (三) 腐败的类别 |
| (四) 廉政、治理与廉政治理 |
| (五)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目标及内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韩国在不同政治体制阶段所存在的腐败分析 |
| 一、韩国在不同政治体制阶段发生腐败的特点 |
| (一) “民主实验期”政治体制阶段(1948—1960年)的腐败 |
| (二)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阶段(1961—1987年)的腐败 |
| (三) 新民主化政治体制阶段(1987—现在)的腐败 |
| 二、韩国在不同政治体制阶段腐败的成因分析 |
| (一) “民主实验期”腐败的主要成因 |
| (二) 威权主义期腐败的主要成因 |
| (三) 新民主化时期腐败的主要成因 |
| 三、韩国在不同政治体制阶段腐败的结构特征 |
| (一) 威权政体是韩国权力性腐败的源头 |
| (二) “政经癒着”是韩国结构性腐败的顽疾 |
| (三) “言经癒着”是韩国新权力腐败的深化 |
| (四) “金钱政治”是韩国腐败的主要形态 |
| 四、韩国在不同政治体制阶段腐败的主要危害 |
| (一) 动摇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 |
| (二) 危害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 |
| (三) 拉大社会不平等及贫富差距 |
| (四) 削弱民族的凝聚力及向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建立 |
| 一、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 |
| (一)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反腐运动及其立法 |
| (二) 20世纪90年代政府卓越成效的立法推进 |
| (三) 21世纪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系统建立 |
| 二、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组织架构 |
| (一) 韩国的监察院制度 |
| (二) 韩国的检察制度 |
| (三) 国民权益委员会 |
| (四) 韩国廉政治理体系的组织架构的特点 |
| 三、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法律制度 |
| (一) 《刑法》中规定的公务员行贿和受贿罪 |
| (二) 《腐败防止法》 |
| (三) 《公职人员伦理法》 |
| (四) 《信息公开法》 |
| (五) 防止腐败与“国民权益委员会”设立运营的法律 |
| 四、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 |
| (一) 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
| (二) 从惩罚为主到预防为主 |
| (三) 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与推动 |
| (四) 指向廉政治本措施的政府改革 |
| (五) 韩国透明国际反腐的力量 |
| (六) 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全民监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成效分析 |
| 一、韩国国家廉政治理水平成效的评价 |
| (一) 韩国腐败印象指数(CPI) |
| (二) 韩国行贿指数(BPI) |
| (三) 韩国国内调查评价 |
| 二、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效果分析 |
| (一) 不同政治体制阶段的效果评价 |
| (二) 实现社会清廉目标的制度架构 |
| (三) 促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国际经验 |
| 三、韩国廉政治理体系成效的理论探析 |
| (一) 反腐败蕴含在国家廉政治理体系之中 |
| (二)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是反腐败治理之源 |
| (三) 反腐败与廉政治理基本要素高度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及启示 |
| 一、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全球范本价值 |
| (一) 建构制约腐败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结构 |
| (二) 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的示范价值 |
| 二、韩国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建设经验及启示 |
| (一) 重塑政治生态是廉政治理建设的战略选择 |
| (二) 政治改革强力推行是廉政治理的有效手段 |
| (三) 建立独立、高效廉政治理机构是基本条件 |
| (四) 制定专门系统性廉政治理法律是制度保障 |
| (五) 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廉政治理是重要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特征与经验 |
| 二、路径与反思 |
| 附录1 透明国际2012-2016年度全球清廉指数(CPI)及排名 |
| 附录2 透明国际1995-2016年韩国清廉指数(CPI)及位置值 |
| 附录3 作者读博期间科研情况统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 |
| 第一节“文学大一统”时代里的“文学新人” |
| 第二节“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新人培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 |
| 第一节 文研所与延安鲁艺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特别优待 |
| 二、师资队伍和招生方式 |
| 三、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
| 四、尝试改变办学方式 |
| 第二节 文研所与高尔基文学院 |
| 一、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借鉴 |
| 二、文研所对高尔基文学院的“创新” |
| 第三节 文学研究所与丁玲 |
| 一、为何选择丁玲？ |
| 二、创办文学研究所 |
| 三、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
| 四、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一节 文研所的筹备与成立 |
| 一、文研所的筹备 |
| 二、文研所的成立与倒掉 |
| 第二节 文讲所的恢复与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一、文讲所的恢复 |
| 二、鲁迅文学院的成立 |
| 第三节 鲁院的办学环境 |
| 一、朴素而典雅的鼓楼东大街 |
| 二、艰苦而有趣的朝阳区党校和职工大学 |
| 三、素雅而偏远的八里庄 |
| 第四节 鲁院的学习风气 |
| 一、活跃的课堂 |
| 二、多彩的课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文研所招生特点 |
| 二、在办学中发展 |
| 第二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停办之前的文讲所 |
| 二、恢复工作以后的文讲所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进修班：八十年代鲁院办学形式 |
| 二、与高校合作办学 |
| 三、多样化办班：九十年代鲁院的招生办学 |
| 四、高研班：新世纪鲁院的招生办学 |
| 第四节 不同时期的对比与渐变 |
| 一、文研所时期 |
| 二、文讲所向鲁院过渡时期 |
| 三、九十年代 |
| 四、新世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所时期 |
| 一、理论学习 |
| 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文学讲习所时期 |
| 一、文讲所前期 |
| 二、文讲所后期 |
| 第三节 鲁迅文学院时期 |
| 一、八十年代 |
| 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期 |
| 三、新世纪高研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 |
| 第一节 从对作家队伍的影响到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一、对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的影响 |
| 二、体制的认可和学员的评价 |
| 第二节 从小鲁院到大鲁院：地方对鲁院培养模式的复制 |
| 一、各地对鲁院的模仿和复制 |
| 二、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一种新的理论的生成：创意写作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培养 |
| 一、文学新人培养的可行性 |
| 二、中国创意写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一个新的培养路径：可借鉴的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 |
| 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的发展成就 |
| 二、鲁院借鉴创意写作的基础与前景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
| 一、鲁院更名后开展的文学活动 |
| 二、历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
| 三、鲁迅文学院讲义一览表 |
| 四、鲁迅文学院历届主要负责人任职简表及简历 |
| 五、鲁迅文学院主要授课教师名单 |
| 六、史料 |
| 七、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 |
| 八、鲁迅文学院办班名录（1950年—2014年） |
| 九、鲁迅文学院学员问卷调查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 |
| 后记 |
| 致谢 |
（4）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英文提要 |
| 引言 |
| 一、 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党风观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
| 1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教条 |
| 2 反对宗派主义 |
| 3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 (二) 列宁的有关论述 |
| 1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
| 2 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 |
| 3 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 |
| (三) 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 |
| 二、 毛泽东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 |
| (一) 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党风观 |
| 1 “军风纪”、“作风”、“工作作风”、“形式主义”等用语的出现 |
| 2 “反对本本主义” |
| 3 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及概括 |
| 4 《实践论》与《矛盾论》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彻底清算 |
| (二) 延安整风时期成熟的毛泽东党风观 |
| 1 毛泽东主导了延安整风 |
| 2 党风概念的确立 |
| 3 三大歪风的集中批判 |
| 4 三大优良作风的提炼 |
| 5 党风建设有关途径的明确 |
| (三) 毛泽东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探索 |
| 1 毛泽东探索执政党党风问题的开端 |
| 2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
| 3 反对和肃清党内不正之风 |
| 4 “一定要把整风进行到底” |
| 5 毛泽东探索革命党党风与探索执政党党风之比较 |
| (四) 毛泽东党风观的突出特点 |
| 1 鲜明的原创性 |
| 2 高度的科学性 |
| 3 强烈的实践性 |
| 4 体系的完备性 |
| 5 地位的显赫性 |
| 三、 邓小平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 |
| (一) 党风建设价值论 |
| 1 党风以及党风建设极其重要 |
| 2 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风建设 |
| 3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进行党风建设 |
| (二) 党风建设任务论 |
| 1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
| 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 3 反对和克服党的不良作风 |
| 4 坚决反对腐败 |
| (三) 党风建设方法论 |
| 1 监督是党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
| 2 制度和法律相对于思想教育更重要 |
| 3 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 |
| (四) 邓小平党风观的突出特点 |
| 1 无明显阶段性 |
| 2 质朴性 |
| 3 集体性 |
| 4 创新性 |
| 5 承上启下性 |
| 四、 江泽民党风观的基本内容与突出特点 |
| (一) “三讲”教育之前的江泽民党风观 |
| 1 “三讲”教育之前江泽民党风观的宏观特点 |
| 2 “三讲”教育之前江泽民党风观的主要内容 |
| (二) “三讲”教育期间的江泽民党风观 |
| 1 讲学习与党风建设的深切关联 |
| 2 讲政治与党风建设的全面契合 |
| 3 讲正气与党风建设的高度一致 |
| (三) “三讲”教育之后的江泽民党风观 |
| 1 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 2 党风建设的根本指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3 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4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 |
| 5 努力培育和形成新的优良党风 |
| 6 党风建设的关键是切实解决问题 |
| (四) 江泽民论反腐倡廉 |
| 1 反腐败与党的作风建设 |
| 2 江泽民论反腐倡廉的初步展开 |
| 3 江泽民论反腐倡廉的深入发展 |
| 4 江泽民论反腐倡廉的全面总结 |
| (五) 江泽民党风观的突出特点 |
| 1 全面继承，充分发展 |
| 2 一枝独秀，引人注目 |
| 3 语重心长，情理交融 |
| 4 内容丰富，体系完整 |
| 5 重点突出，主旨鲜明 |
| 五、 与时俱进、具有鲜明中共风格的党风观 |
| (一) 毛泽东党风观的与时俱进特征 |
| 1 毛泽东论述党风建设的出发点与着眼点 |
| 2 毛泽东论述党风建设的侧重点与着力点 |
| 3 毛泽东党风观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 |
| (二) 邓小平党风观的与时俱进特征 |
| 1 宏观上的邓小平党风观是与时俱进的 |
| 2 微观上的邓小平党风观是与时俱进的 |
| 3 邓小平党风观对毛泽东党风观的继承与创新 |
| (二) 江泽民党风观的与时俱进特征 |
| 1 江泽民党风观体系的创新性 |
| 2 江泽民党风观内容的创新性 |
| 3 江泽民党风观对毛泽东党风观、邓小平党风观的全面继承、丰富和发展 |
| (四) 与时俱进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 |
| 1 基于三者共同点的一种分析 |
| 2 基于三者不同点的一种判断 |
| 余论: 关于党风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党风之含义 |
| (二) 党风之分类 |
| (三) 党风之本质 |
| (四) 党风之价值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当代中国廉政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
| 二、 本论文基本概念的解析 |
| 三、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四、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第二章 新中国廉政制度建设与创新的历史回顾 |
| 一、 建国初期廉政制度建设与创新 |
| (一) 建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与制度 |
| (二) 建立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构与制度 |
| (三) 建立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政制度 |
| (四) “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的颁布执行 |
| (五) 建立公安司法机构与制度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制度建设与创新 |
| (一) 反对党政干部特殊化的若干举措 |
| (二)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颁布执行 |
| (三) 加强党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 |
| 三、 新时期廉政制度建设与创新 |
| (一) 恢复与健全党的纪检机构和制度 |
| (二) 健全制度，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 |
| (三) 建立防止选举违法行为的制度 |
| (四) 加强党和国家廉政法制建设 |
| (五) 党政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六) 设立反贪局，优化廉政机构的组合 |
| (七) 严禁军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 |
| (八) 执行收支两条线，创新管理制度 |
| (九) 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 |
| (十) 国家稽察特派员和监事会制度的创立和实施 |
| (十一) 简化行政审批权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 |
| (十二) 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
| 第三章 香港地区廉政制度创新的实践 |
| 一、 香港地区廉政制度创新的过程 |
| (一) 20世纪70年代到1997年回归中国前:港英政府时期 |
| (二) 1997年回归中国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时期 |
| 二、 香港地区廉政制度创新的举措 |
| (一) 创建廉政公署 |
| (二) 完善公务员制度 |
| (三) 加强廉政立法建设 |
| (四) 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 |
| (五) 完善监督机制 |
| (六) 建立咨询制度 |
| (七) 缩小政府权力，健全经济制度 |
| (八) 建立透明的政府办事制度与运作程序 |
| (九) 加强廉政宣传与教育 |
| 三、 香港地区廉政制度创新的启迪 |
| (一) 创建具有独立地位的、公正可靠的廉政机构 |
| (二) 形成计划周密的、长期的廉政策略 |
| (三) 建立公正、独立的司法系统 |
| (四) 建立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
| (五) 重视行政改革 |
| (六) 加强公众与新闻媒体的监督、参与 |
| 第四章 21世纪中国廉政制度的构建 |
| 一、 当前中国廉政制度的缺陷分析 |
| (一) 廉政机构存在的缺陷 |
| (二) 廉政法制存在的缺陷 |
| (三) 人事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 |
| 二、 21世纪创新中国廉政制度的构建 |
| (一) 制定《反腐败法》，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 |
| (二) 制定《财产申报法》，完善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
| (三) 制定《公务员法》，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 |
| (四) 制定《监督法》，实现监督制度创新 |
| (五) 制定《新闻法》，完善新闻媒体的监督制度 |
| (六) 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
| (七) 制定《财政监督法》，完善财政监督制度 |
| (八) 建立专门廉政机构，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党全民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
| 二、 廉政制度创新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最佳选择 |
| 三、 廉政制度创新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香港地区和外国的有益成果 |
| 四、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政治和依法治腐有机统一起来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当代中国反腐模式转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之源起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四、重要概念说明 |
| 五、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反腐模式一般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反腐模式涵义 |
| 一、反腐模式界定 |
| 二、反腐模式内容 |
| 三、反腐模式类型 |
| 第二节 反腐模式基本要素 |
| 一、反腐模式中的硬件要素 |
| 二、反腐模式中的软件要素 |
| 第三节 反腐模式转换动力 |
| 一、反腐模式转换是反腐模式时代性要求 |
| 二、反腐模式转换是反腐模式民主性要求 |
| 三、反腐模式转换是反腐模式社会性要求 |
| 第二章 反腐败基础理论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实践模式 |
| 第一节 反腐败基础理论分析 |
| 一、廉价政府理论 |
| 二、国体理论 |
| 三、国家廉政体系理论 |
| 第二节 部分国家和地区反腐实践模式分析 |
| 一、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反腐模式 |
| 二、美国分权制衡反腐模式 |
| 三、新加坡综合反腐模式 |
| 四、中国香港地区三管齐下反腐模式 |
| 第三节 国外及香港地区反腐模式的启示 |
| 一、反腐主体趋向独立化 |
| 二、反腐规则趋向法制化 |
| 三、反腐策略趋向科学化 |
| 四、反腐内容趋向透明化 |
| 五、反腐监督趋向社会化 |
| 六、反腐法治信仰趋向常态化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反腐基本模式及其现实局限性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反腐模式 |
| 一、政治运动反腐模式概述 |
| 二、稳定政权与政治运动反腐模式的实践 |
| 三、政治运动反腐败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组织反腐模式 |
| 一、组织与组织反腐 |
| 二、社会转型与组织反腐模式的选择 |
| 三、组织反腐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三节 制度反腐模式 |
| 一、制度反腐模式本质 |
| 二、政治发展与制度反腐模式的形成 |
| 三、制度反腐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第四章 法治反腐模式在当代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对法治反腐模式的选择 |
| 一、反腐政治化与法治实质正义 |
| 二、反腐社会性与法治公正性 |
| 三、反腐多元化与法治统一性 |
| 第二节 法治反腐模式本质 |
| 一、法治反腐模式界定 |
| 二、法治反腐模式内容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
| 三、法治反腐模式哲理分析 |
| 第三节 治反腐败模式形成理论基础与实践性 |
| 一、依法治国是法治反腐模式现实基础 |
| 二、法治本质属性与法治反腐模式可行性 |
| 三、法治价值与法治反腐模式选择 |
| 四、政治和社会推动与法治反腐模式发展 |
| 第四节 当代中国法治反腐模式不足及现实表现 |
| 一、行政体制与法治反腐模式不能有机衔接 |
| 二、法治反腐运行及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 三、法治反腐法律体系尚未有效建立 |
| 四、法治反腐理念不具有普及性 |
| 第五章 传统反腐基本模式向现代反腐模式转换范畴 |
| 第一节 反腐组织模式转换 |
| 一、多元性向专职性转换 |
| 二、依附性向独立性转换 |
| 三、行政性向行政司法化转换 |
| 第二节 反腐行为模式转换 |
| 一、惩罚向预防与惩罚并用转换 |
| 二、依政策反腐向依法反腐转变 |
| 三、权力反腐向权责对等反腐转变 |
| 第三节 反腐程序模式转换 |
| 一、注重实体向程序与实体复合转变 |
| 二、程序由封闭向公开的转变 |
| 三、程序由失范向规范的转变 |
| 第四节 反腐运行机制模式转换 |
| 一、平行机制向联动机制转变 |
| 二、单向机制向双向制约机制转变 |
| 三、惩罚机制向系统反腐机制转变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完善法治反腐模式的新进路 |
| 第一节 完善法治反腐模式的总体思路 |
| 一、实现权治与人治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 |
| 二、实现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 |
| 三、实现单一治理向联动治理转变 |
| 四、实现分散治理向统一治理转变 |
| 第二节 法治反腐模式规则体系法治化 |
| 一、全面覆盖法治反腐理念 |
| 二、健全反腐法律规范体系 |
| 三、强化反腐机构法律权威地位 |
| 第三节 法治反腐运行机制科学化 |
| 一、规范反腐模式运行主体统一性 |
| 二、合理建构法治内反腐运行机制 |
| 三、实现法治反腐内外机制的有机衔接 |
| 第七章 余论 |
| 一、反腐模式是法治国家目标模式在反腐领域的具体实践 |
| 二、政治与经济发展是决定反腐模式转换的内在动力 |
| 三、完善法治反腐模式是反腐主要方略和必然趋势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二、关键词的界定 |
|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一） 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 |
| （二）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 二、国内背景 |
| （一） 国民革命后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 |
| （二） 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实践 |
|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 |
| （四）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 |
| 三、中共局部执政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 |
| （三）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 |
| 第二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的主要经验 |
| 一、发展民主政治 |
| （一） 实行民主选举 |
| （二） 吸收工农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权管理 |
| （三） 实行民主监督 |
| 二、依靠人民执政 |
| （一） 建立工农群众的政权 |
| （二） 实行为民谋利的方针政策 |
| （三） 加强党的干部作风建设 |
| 三、加强法制建设 |
| （一） 法制建设的成就 |
| （二） 法制建设的特点 |
| （三） 法制建设的经验 |
| 四、开展廉政建设运动 |
| （一） 中华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运动的开展 |
| （二） 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
| 第三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的现实启示 |
| 一、正确处理执政过程中的党政关系 |
| （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党政关系及其形成原因 |
| （二） 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 |
| （三）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意义 |
| 二、廉政建设运动与反腐倡廉 |
| （一）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
| （二） 健全各项制度 |
| （三） 依靠人民群众 |
| （四） 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 |
| 三、“左”倾错误与防“左”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结合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
| 一、 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作用 |
| 二、 执政党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现实性 |
| 三、 执政党建设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
| 一、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基本精神 |
|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二) 传统文化的核心 |
| (三) 传统文化的特质 |
| (四)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
|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 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三) 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第二章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
| 一、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路线 |
| (一) 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 与时俱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提炼 |
| 二、 传统文化与党的宗旨 |
| (一) 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政治传统 |
| (二) 从“全心全意”到“使人民满意”的人民观 |
| 三、 传统文化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 (一) 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
| (二) 新世纪新形势迫切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
| 四、 注重传统文化与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有机结合 |
| (一) 传统文化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
| (二) 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与党的政治建设 |
| 一、 党的政治建设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利民富民思想 |
| (一) 传统文化中的富民政策 |
| (二) 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经济思想 |
| (三) 义利双修的传统经济思想 |
| 二、 党的政治建设要承继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 |
| (一)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类型 |
| (二) 关于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的几点启示 |
| 三、 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小康社会的探索与创新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与党的组织建设 |
| 一、 传统文化中的用人思想及其积极效用 |
| (一) 传统文化与党的干部标准 |
| (二) 传统文化与党的干部路线 |
| (三) 传统文化中的用人思想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 二、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及其现实价值 |
| (一) 先秦的“用贤”制度 |
| (二) 察举征辟制 |
| (三) 从博士制度到科举制度 |
| 三、 传统文化中的官德思想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
| (一)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官德思想 |
| (二) 传统官德思想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
|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党的制度建设 |
| 一、 传统文化中关于制度的思想 |
| (一) 关于制度的稳定性和适时性的辩证思想 |
| (二) 体现在公开原则与民主原则中的制度理想 |
| (三) 体现自我制约机制的谏议思想传统 |
| 二、 中国古代具体制度 |
| (一)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
| (二)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 |
| (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
| (四) 遣官巡察制度 |
| 三、 中国古代具体制度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启示 |
| (一) 完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 |
| (二) 完善领导干部考核制度 |
| (三)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
| 第六章 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 |
| 一、 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及其反腐败精神 |
| (一) “内圣外王”:修学经世的理想人格 |
| (二) 党风廉政建设:对传统内圣外王政治思想的扬弃 |
| 二、 传统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思想 |
| (一) 传统廉政文化观念 |
| (二) 中国历代反腐倡廉的主张 |
| 三、 中国古代家训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 |
| (一) 中国古代家训的历史发展及其功能 |
| (二) 中国古代家训的内涵及精华 |
| (三) 古代家训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借鉴意义 |
| 四、 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影响及其当代功用 |
| (一) 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刻影响 |
| (二) 传统文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当代功用 |
| 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方略 |
| (一) 中国古代的隆礼重法思想 |
| (二)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演变 |
| (三) 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
| 二、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与以德治国方略 |
| (一)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
| (二) 以德治国方略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和超越 |
| (三)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启示 |
| 三、 德法兼治是执政党实施治国方略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
| (一) 德法兼治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治国思想的弘扬 |
| (二) 德法兼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
| (三) 德法兼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 |
| (四) 德法兼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
| (五) 德法兼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
| 第八章 传统文化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 |
| 一、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 |
| (一) 封建专制 |
| (二) 官本位意识 |
| (三) 官僚主义 |
| (四) 宗法观念 |
| (五) 其他封建没落思想 |
| 二、 肃清封建腐朽思想对执政党建设的不良影响 |
| (一) 肃清封建腐朽思想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 |
| (二) 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肃清封建腐朽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及其改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概述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创立与发展 |
| 2.1 创立的历史背景 |
| 2.1.1 “经济封锁” |
| 2.1.2 解决军需、满足战争需要 |
| 2.2 企业发展概况 |
| 第3章 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方式 |
| 3.1 领导体制 |
| 3.1.1 军事部门领导 |
| 3.1.2 国民经济部的成立 |
| 3.1.3 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
| 3.2 生产组织管理 |
| 3.2.1 原材料来源及供给 |
| 3.2.2 对工人以及技术人才的管理 |
| 3.2.3 工人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 |
| 3.2.4 劳动竞赛的开展 |
| 3.3 财务监督与管理 |
| 3.3.1 节省运动 |
| 3.3.2 工农检察机关和审计制度相结合的财务监督 |
| 第4章 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改革措施与成效 |
| 4.1 改革前的弊端 |
| 4.2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改革 |
| 4.2.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的“过左”政策 |
| 4.2.2 新《劳动法》的颁布 |
| 4.3 刘少奇的改革思想 |
| 4.4 《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和《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的颁布 |
| 4.4.1 《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的主要内容 |
| 4.4.2 《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的主要内容 |
| 4.5 改革成效 |
| 第5章 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及其改革的评价 |
| 5.1 积极作用 |
| 5.2 局限性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进一步的工作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党的反腐制度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一、 前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二、 反腐制度运行成效的一般分析 |
|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反腐制度简述 |
| （二） 党的反腐制度运行成效的一般性分析 |
| 三、 党的反腐制度有效性不足的原因考察 |
| （一） 党的反腐制度效用不足的内因分析 |
| 1、 实体性制度层面 |
| 2、 程序性制度层面 |
| 3、 保障性制度层面 |
| （二） 党的反腐制度效用不足的外因考察 |
| 1、 政治层面 |
| 2、 经济层面 |
| 3、 社会层面 |
| 4、 文化层面 |
| 四、 提高党的反腐制度运行成效的路径选择 |
| （一） 提高反腐制度的科学性，塑造制度权威 |
| （二） 加强反腐制度的体系性建设 |
| （三） 培育与制度运行相适应的文化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1993:反腐倡廉风云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2]韩国反腐进程中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研究[D]. 余澄.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3]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 [4]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党风观[D]. 邓务贵. 华中师范大学, 2003(02)
- [5]当代中国廉政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问题研究[D]. 李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03(03)
- [6]当代中国反腐模式转换研究[D]. 宋广奇.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
-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执政经验研究[D]. 刘文彬. 山东师范大学, 2007(05)
- [8]传统文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D]. 王保庆. 湖南师范大学, 2004(04)
- [9]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管理及其改革的研究[D]. 李改娥. 南昌大学, 2008(04)
- [10]党的反腐制度有效性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