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论文文献综述）
于德[1]（2019）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任务;消除贫困,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人口规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大事要事难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长期反贫困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反贫困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反贫困新模式,逐步加大反贫困投入力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彰显制度体制优势、减贫脱贫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得累计近7亿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并即将建成惠及近14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反贫困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突出扶贫工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高度落实扶贫工作,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扶贫工作,鲜明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督战,通过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工作要求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主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视角,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反贫困理论,深入开展研究,系统进行总结,不断丰富完善,以彰显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因而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背景、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既归因于其对古今中外反贫困思想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也归功于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长期实践积累和其他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重要启示,更源于这一思想内在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具有着深刻的哲学维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第二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以2013年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为“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等扶贫开发基本方略,具体细化为一系列精准扶贫配套政策措施,工作落实为一个个精准扶贫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刻思考、精深谋划和强力推动,赋予了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鲜明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涵盖的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念思路,科学回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现实问题,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深刻揭示了我国贫困治理基本规律,深刻彰显出人民性、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我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显着的实践特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实践特点方面,主要包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四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部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引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性新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但与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而言,仍面临诸多新难题新任务新要求,这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未来要解决的时代新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等三个主要方面,因而2020后的精准扶贫工作必须树立新理念、推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第五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扶贫开发工作、怎样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建立健全和丰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历经脱贫攻坚工作实践的全面系统检验淬炼,取得了贫困治理的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国际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中国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课题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系统的梳理总结,概要阐述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发展逻辑、理论实践特点、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并前瞻性展望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发展动态。
蒋如铭[2]（1998）在《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文中提出 改革开放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国有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有些是深层次的,且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央提出的三年脱困建制目标仅剩下两年,这就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抓住重点,主攻难点是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保
刘凤文竹[3]（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郭英策[4]（2016）在《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国有企业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北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本文意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行回顾,梳理成绩和不足,揭示湖北在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自身特有规律。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状况和趋势,运用改革取得的历史经验,对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当前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有所帮助。第一部分是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回顾。首先是描述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这个背景包括国内背景和省情状况。其次就是按照特定的历史事件,划分国有企业改革阶段,具体包括从承包责任制后期湖北国企发展,初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湖北国企,脱困建制下的湖北国企,分别对其进行详细梳理,摸清湖北国有企业在90年代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对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评析。包括取得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在分析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查阅资料,总结出湖北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第一是摸索出了适合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形式,基本实现国有企业功能转变。第二是摸清了国有资产家底,注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继续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打下了基础。第三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图表分析,揭示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不足：首先是湖北国有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企业营运效率较低；其次是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上脚步缓慢,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第三是国有企业综合配套改革相对滞后。第三部分是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反思和以后改进方向的展望。对于改革的思路反思,首先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道路,并适时将改革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在实践中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次是注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利用好市场作用,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再次,坚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走持续改革的道路。针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点,对湖北国有企业发展提出三点展望：一是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二是继续促进政企分开,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三是做好国有企业配套改革工作,促进公平正义。
郑学军[5]（2001）在《中国股市的结构与变迁》文中指出2001年作为新世纪的第一年，注定了是中国股票市场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以国有股减持方案（尽管只是“暂行”的办法）出台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就历史角度看，我国股票市场在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到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自己的运行框架和市场体系，今后的发展将更趋向于从增量创新主导型的扩张型发展转向存量调整主导型的纵深化发展，而目前正处在两个发展模式、两条发展道路相互交接的关键时刻，在这一时刻对我国股市二十年来的结构发展和市场变迁做一回顾和理论总结，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本文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结构和变迁的考察，全面回顾总结了股票市场发展的经济逻辑和演变过程，深入分析考察了目前这一市场的结构特点和变迁态势，并对市场进一步的演进变迁及其对宏观经济改革和变迁的意义及关系作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全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作为全文分析理论基石的制度分析范式，以之作为全文论述的理论依托；其次回顾了制度分析范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即所谓的过渡经济学；最后阐述了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两个基本范畴，即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过渡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本章在逻辑上体现为一个演绎的过程，并为后文的具体论述构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归依。 第二章，首先考察了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迁，继而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角色的变迁，最后对我国股市的结构进行初步论述和说明。这在逻辑上体现为一种逐步推进的演绎过程：社会融资制度的变迁是股市角色变迁的背景性过程，股市角色变迁则是股市结构变迁的基础，在视角上表现为由宏观而趋向微观的渐进转换。这一章重在股市发展历史的理论提升和一般性含义的阐发。 第三章，对股市增量创新的论述。本文将存量和增量的划分作为区分不同市场发展、不同市场举措的分界线，以此来对纷繁复杂的股市事件进行分类和归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本章按照市场结构的狭义含义（层次结构）—市场结构的广义含义（投资者结构—投资中介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结构）这一顺序进行，以期做到层次分明、结构清楚。 第四章，对股市存量调整的论述。基于对渐进式改革和制度变迁的理解，笔者将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划为从以增量为主的前期阶段向以存量为主的后期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存量调整和增量创新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对存量调整做一论述。涉及的主要有国有股流通、AB股并轨以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证券中介机构重组整合、监管结构体系完善等。 第五章，从立足于股市本身的分析超越出来，主要着眼于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对股市的发展和变迁做基于经济改革整体进展的考察。换言之，本章试图将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变迁置于整个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期使“中国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变迁”这一课题研究获得更广泛的经济意义和更深刻的理论内涵。 第六章，简短的结语，就目前广为争论的一些话题如规范与发展等陈述自己的观点。
单豪杰[6]（2017）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具备“六种力量”,这就给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应当怎样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又如何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解决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内在要求,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是融合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同党组织关系的必备前提。新时期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党建功能弱化、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选人用人问题多,“四风问题”禁而不绝等。国企党建出现问题主要原因:一是现代企业制度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企党建的冲击。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三是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四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断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坚持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好党对国有企业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形式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到实处。
孔金平[7]（2006）在《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自孔子以来有作为的学问家们,历来强调学以志道、学以致用。我们今天搞行政管理研究,也有一个“志道”与“致用”的问题。其“道”,应在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规律;其“用”,则是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服务,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活力服务,为建设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服务。这一“道”一“用”就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的主攻方向。行政管理学者要为政府当好智囊,发挥好咨询参谋作用。因此,我们既要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在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深入开展研究;也要正确预测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趋势,注意并超前研究那些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想政府之所未想,急政府之所未急。东北振兴就是这样一个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其中也有许多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振兴东北是转型期中国的重大课题。（二）振兴东北是一项涉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革,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政府。关于政府改革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视角。“行政生态学”就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分析框架。行政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周围环境的一门科学。它主要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以及公共行政对该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必须遵循行政生态规律。行政管理与社会环境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管理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又负有改造环境的重大使命。“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行政生态学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其含义主要来自生态学（Ecology）。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生态学的思想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John M.Gaus）提出,并经里格斯（Fred W.Riggs）的大力提倡而流行于世。里格斯的研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发生重大影响,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的学科,并且标志着只在行政系统内部研究行政管理的时代的结束。行政生态研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解释力。行政生态学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行政理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都要注意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外部环境、经济基础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寻求行政管理规律,增强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生态学的学科基础是社会系统理论,行政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行政生态学从整个社会系统的高度来研究公共行政,将公共行政视为社会系统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将行政置于社会环境（Context）之中,联系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我们才能弄清行政的真正面貌,才能弄清行政面貌发生的内在原因。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如何,取决于行政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文化、社会、经济等）各自的状况及其结合状况;反之,整个社会及其他子系统的特征又限定公共行政的状况。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这就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根据社会的性质和状态来理解公共行政,根据社会的要求来调整、改革公共行政,是行政生态学的基本研究途径。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探讨行政系统应（是）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革和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被称作为“行政发展”研究。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是探求行政系统应（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能力结构,积极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作为“发展行政”研究。行政生态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将生态学（更进一步讲,是系统思想）运用到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杰出范例。相对于主流行政学,行政生态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1）扩展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视野,使行政学家从行政系统（尤其是官僚组织）内部抬起头来,开始注视官僚组织以外的世界,开始了解行政系统与复杂世界的关系。（2）提供了成熟的研究方法。行政生态学运用的结构-功能研究法,为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倡导。该研究法虽然由于其保守主义、决定主义等遭到批评,但是,对于研究那些身处相对稳定环境中的公共行政来说,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3）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见解。行政生态研究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得力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预见性和解释力的观点。尤其是里格斯关于发展中国家行政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一些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现象为何能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一起;它也为我们预测了发展中国家行政将来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在行政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条件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二者的互动中进行着调整。就政府一方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体系、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应当及时予以变革和调整;否则,就难以在转型社会以及转型后的社会中实施有效的管理。（三）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加紧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造,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行政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行政环境的变迁必然要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发展,东北振兴是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制导性环境。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行政的生态要素是多种多样的,里格斯将经济要素列为影响一国行政的第一位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基本上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要进行东北地方政府的转型,必须首先要认识东北的行政环境,特别是要了解东北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以及振兴的基础条件和战略思路,了解经济振兴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与期望,这样才能找准政府改革的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建国后,国家在东北等地区集中投资建设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为主的战略产业和骨干企业,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国有经济比重偏高;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接续产业亟待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明显的科教优势、众多的技术人才和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潜力大的特点,是极富后发优势的地区。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有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结构调整的措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调整改造中探索了经验,打下了工作基础。经过一段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使之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东北三省制定了有关专项规划和振兴总体规划,并已得到正式批复。从这些规划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北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感知东北振兴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增强自觉服务振兴目标的使命感和加紧进行政府转型、提升政府能力的紧迫感。综合来看,三省的振兴规划既全面又细致,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仅就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而言,主要有以下四大目标:一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基地,二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基地,三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石化生产和石油储备基地,四是把东北建成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四）振兴东北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体制的全面调整和转型;既需要依靠市场手段,以市场为基础,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放任市场自然调节,而必须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这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动阶段和前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行为集中表现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时出台符合振兴需要的各项政策,为东北振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促进东北振兴的各种因素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是实现东北振兴各项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持保障手段。对于东北的政府改革,中央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真正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着力点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来。”这为东北地区的政府转型指明了方向,即由传统的全能政府、管制行政转向有限政府、服务行政,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调整好行政关系,提升行政能力,这是实现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必由之路。在东北振兴的进程中,政府要当好四大员,即“引航员”、“保安员”、“裁判员”、“服务员”;要运用互补性错位机制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合作互补、共同治理;在具备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平衡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之外,需要不断强化社会适应能力和制约腐败的能力。政府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指政府能够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自身、创造和制定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政策的能力。东北经济转型需要的政策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保障、促进就业、项目投资、人才支持、环境保障五个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东北的经济振兴社会转型是必需的,甚至是一些必要的条件。东北各级政府应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具体情况,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创新政策内容,创造性地运用好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保障作用,营造能够促进东北振兴的良好政策环境。政府制约腐败的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据法律和法规,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公众意愿的改变,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约束的能力。近年来东北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净化经济环境,恢复公众信任与信心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五）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城市经济发展滞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四矿问题”（矿山、矿业、矿城、矿工）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总量均占东北三省的很大比重。资源型城市的困境是东北问题的缩影,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复兴是东北振兴的突破口。东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又以煤矿城市为甚。辽宁省阜新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因资源枯竭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反映最突出、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在东北和全国的资源型城市中有很强的代表性,2001年12月被确定为全国惟一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为东北和全国同类型城市探索经济转型复兴之路。阜新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为转型振兴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阜新市的经济转型是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进行的,作出的规划目标很宏伟、措施也很具体,运行几年来取得了初步成果。阜新市是在资源枯竭条件下被迫进行经济转型的城市,它在转型方向上把依托土地资源优势发展现代产业化农业放在突出位置的做法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进行推广,它对其他资源型城市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
于晨[8]（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洪虎[9]（2000）在《洪虎省长在省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文中研究说明 这次省政府全体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八月份在长春召开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和刚刚闭幕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进一步发展当前的好形势,争取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三季度,全省经济继续保持上半年的良好发展势头。1—9月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增幅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月份,工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增加49亿元,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从行业看,盈利的行业已达19个,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从地区看,长春市盈利额最多,为34.3亿
吕晓华[10]（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中认为做强国有企业,管好国有资产,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伴随着人民共和国成长的永恒主题。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精髓,吸收和扬弃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内核,借鉴和完善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的先进经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散到系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理论为借鉴,以公有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两权分施、监管分置为基本原则,以基础监督管理、规划发展管理、组织人事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于党的十四大,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日趋成熟,历经了政企合一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期（理论起步期,1978-1992年）、政企分开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期（理论发展期,1993-2002年）、政资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期（理论成型期,2003-2007年）和监管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期（理论完善期,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而系统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三次“权能分离”（第一次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二次是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第三次是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理论的具体实践与拓展。本文以时间为轴线,以理论发展的背景分析、理论内容探讨、理论效果分析为框架架构,系统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指导思想、监管目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监管内容和监管效果。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价值定位、基本内容、逻辑结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方面概述,为本文确定了研究的指南。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分析。阐述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的概念内涵,并对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通过全面介绍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为后面的论述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管理政企合一,以行政手段为主,呈现行政化、多头化、实物化、单一化的监管特征。第四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发展——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考察论证了从1993年到2002年期间国有资产监管领域的重大进展、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等。第五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成型——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监管逐步进入了系统化、经济化、价值化、复合化的科学发展阶段。第六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完善——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从2008年至今,国有资产监管初步建立了产权多元化、分配市场化、人员职业化、资产集中化、资源资本化的科学监管体系。第七部分是结语。主要是对整个监管理论进行了总体概述,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定位、“国进民退”、股权激励、职工权益保护等几个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若干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三点。1.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及其发展史；从发展史角度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日常工作系统梳理成理论；以一个工作实践者的角度,从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现实工作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进行实证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指导下的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进行探讨,尝试将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有机融合。2.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一是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内容系统归纳为基础监督管理、发展规划管理和组织人事管理三大组成部分,并且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权能分离理论归纳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等三次“权能分离”理论。三是阐述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国资管理新体制和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为时间节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划分为实物形态监管和价值形态监管两个历史阶段,从而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实物资产、管企业等实物形态的经营者管理模式,发展为管产权、管股权等价值形态的出资人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3.研究理念上的创新。提出“国有资本”监管理念,阐述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管应为国有资本监管,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政企分开,只行使出资人职责,以国有资产价值形态——国有股权监管为核心,对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分析论证,对国有资产监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阐述的基础上,实证性地论述了现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通过阐述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容和目标,国有资产监管遇到的新问题,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分析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论证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二是通过综合比较考察,对国外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可资借鉴之处。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例,对其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做法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具体的考察研究,结合这些国家国有资产监管的政策措施,总结其对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借鉴意义,阐述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实行分类分级分层管理,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积极开拓思维,在对国有资产监管形成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具体对策建议。不仅从指导思想、监管目标、监管原则等方面,明确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制度保障,而且从具体监管方式方面,提出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二、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背景 |
| 三、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 |
| 四、研究意义 |
| 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六、研究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七、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精准扶贫思想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贫困问题研究 |
| 二、精准扶贫思想之源—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反贫困思想 |
| 三、精准扶贫思想之根—中华传统文化扶危济困价值理念 |
| 四、精准扶贫思想之鉴—西方反贫困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 |
| 一、习近平个人实践经历 |
| 二、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 三、世界反贫困探索 |
| 四、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现实需求 |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哲学维度 |
| 一、从发展传承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逻辑 |
| 二、从人民主体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逻辑 |
| 三、从联系普遍性审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整体逻辑 |
| 第二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 |
| 二、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 |
| 三、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四、精准扶贫的策略方法 |
| 五、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 |
| 六、精准扶贫的组织保障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鲜明特征 |
| 一、彰显人民性 |
| 二、注重现实性 |
| 三、体现全面性 |
| 四、强化精准性 |
| 五、富有创新性 |
| 第三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 |
| 一、“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 |
| 二、“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 |
| 三、“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 |
| 四、“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 |
| 五、“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创新 |
| 一、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 |
| 二、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 |
| 三、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 |
| 五、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 第四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 |
| 第一节 着力解决精准扶贫新命题 |
| 一、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
| 二、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 |
| 三、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 |
| 第二节 树立践行精准扶贫新理念 |
| 一、注重创新引领,激发人才科技发展动力 |
| 二、注重协调引领,形成有机联动发展态势 |
| 三、注重绿色引领,彰显生态文明发展方向 |
| 四、注重开放引领,构建内外连通发展格局 |
| 五、注重共享引领,打造全体共有发展平台 |
| 第三节 推出完善精准扶贫新举措 |
|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二、建立健全反贫困保障体系 |
| 三、强化教育反贫困战略地位 |
| 第五章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
| 第一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 |
| 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 |
| 五、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 |
| 第二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价值 |
| 一、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 |
|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
| 四、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三节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世界意义 |
| 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路径模式 |
| 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治理提供支持帮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与重要文献 |
| 二、研究专着 |
| 三、中文期刊 |
| 四、外文期刊 |
| 五、网页资料 |
| 六、报纸 |
| 七、硕博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致谢 |
（3）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4.1 学术贡献 |
| 2.4.2 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 |
| (二) 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企改革进程 |
| 1. 承包责任制后期的湖北国企改革 |
| 2.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湖北国企改革 |
| 3. 脱困建制下的湖北国企改革 |
| 二、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企改革评析 |
| (一) 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经验 |
| 1. 摸索出了适合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形式 |
| 2. 摸清国有资产家底,注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 3. 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员工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二) 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1. 国有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企业营运效率低 |
| 2. 国企改革内在动力不足,政企分开进程缓慢 |
| 3. 国有企业综合配套改革相对滞后 |
| 三、对湖北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思考 |
| (一) 对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反思 |
| 1.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践中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2. 注重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的作用 |
| 3. 坚持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保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性 |
| (二) 对当今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展望 |
| 1. 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 |
| 2. 继续促进政企分开,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
| 3. 做好国有企业配套改革工作,促进公平正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股市的结构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0、 导论 |
| 0.1 选题和文献回顾 |
| 0.2 理论依托和研究方法 |
| 0.3 结构安排和主要贡献 |
| 1、 渐进与激进：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 |
| 1.1 基于制度的分析范式 |
| 1.1.1 旧制度主义学者的思想 |
| 1.1.2 新制度学派的理论体系 |
| 1.2 改革方式的综述和比较：一个传统分析框架介绍 |
| 1.3 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基于制度范式的一个说明 |
| 1.4 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 |
| 小结 |
| 2、 中国股市变迁：一个渐进改革的经验模式 |
| 2.1 社会融资结构的变迁 |
| 2.1.1 从财政补贴到金融支持 |
| 2.1.2 从金融支持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多渠道融资体系 |
| 2.1.3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较和贯通 |
| 2.1.4 国企改革与社会融资体制的变迁和调整 |
| 2.2 股票市场角色的变迁 |
| 2.2.1 试点阶段：1980—1990 |
| 2.2.2 全面展开阶段：1990—1999 |
| 2.2.3 市场深化阶段：1999至今 |
| 2.3 市场结构的变迁 |
| 2.3.1 一二级市场结构的变迁 |
| 2.3.2 上市公司结构变迁 |
| 2.3.3 投资者结构变迁 |
| 2.3.4 投资中介结构变迁 |
| 2.3.5 监管结构变迁 |
| 小结 |
| 3、 中国股市增量创新 |
| 3.1 一级市场股票发行的市场化举措 |
| 3.1.1 管理方式 |
| 3.1.2 定价方式 |
| 3.1.3 新股增发制度 |
| 3.2 二级市场交易制度的市场化举措 |
| 3.2.1 我国目前二级市场交易制度的特点 |
| 3.2.2 做市商制度 |
| 3.2.3 PT制度 |
| 3.3 二板市场与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构建 |
| 3.3.1 二板市场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
| 3.3.2 二板市场构建的措施探讨 |
| 3.3.3 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的关系探讨 |
| 3.4 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的新举措 |
| 3.4.1 公司退出机制 |
| 3.4.2 独立董事制度 |
| 3.4.3 经理期权制度 |
| 3.5 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关于基金的一些讨论 |
| 3.5.1 开放式基金 |
| 3.5.2 保险基金 |
| 3.5.3 社会保障基金 |
| 3.5.4 私募基金 |
| 3.5.5 中外合资基金 |
| 3.6 投资中介结构的增量改革 |
| 3.6.1 经营性中介机构：证券公司的上市融资和业务创新 |
| 3.6.2 服务性中介机构：投资咨询公司与证券信息公司 |
| 3.7 监管结构的增量改革 |
| 3.7.1 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强化 |
| 3.7.2 证券交易所改革 |
| 小结 |
| 4、 中国股市存量调整 |
| 4.1 国有股流通 |
| 4.1.1 已实行试点评述 |
| 4.1.2 国外经验借鉴 |
| 4.1.3 方案设计探讨 |
| 4.2 A、B股市场并轨 |
| 4.2.1 B股市场发展概述 |
| 4.2.2 B股市场对内开放：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 |
| 4.2.3 市场合并的实质性方案：QFII制度 |
| 4.3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 |
| 4.3.1 从买壳上市到战略并购：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进入新阶段 |
| 4.3.2 现阶段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特点 |
| 4.3.3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进一步发展的若干建议 |
| 4.4 证券中介机构存量调整 |
| 4.4.1 佣金制度改革 |
| 4.4.2 证券公司的规模扩张和集团化 |
| 4.4.3 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化 |
| 4.5 监管结构的存量调整 |
| 4.5.1 我国专门性证券监管体系的特点 |
| 4.5.2 证券监管的改革措施与建议 |
| 小结 |
| 5、 存量调整与增量创新的协调发展 |
| 5.1 社会资金供求：悖论求解 |
| 5.1.1 一级市场的资金供求 |
| 5.1.2 二级市场的资金供求 |
| 5.1.3 增量与存量改革并举、共同消除两级市场资金供求悖论 |
| 5.2 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与规范 |
| 5.2.1 必要性分析 |
| 5.2.2 宏观：加强市场化监管 |
| 5.2.3 微观：实现规范化运作 |
| 5.3 分业与混业：持久的争论 |
| 5.3.1 从分业到混业：美国的经验 |
| 5.3.2 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模式的现状 |
| 5.3.3 我国金融经营分业模式向混业模式过渡的途径选择 |
| 5.4 微观重塑和宏观调整：国有股流通问题的再探讨 |
| 5.4.1 国有股流通的目的：从国有股形成的历史渊源谈起 |
| 5.4.2 国有股流通与国企改革 |
| 5.4.3 国有股流通与产业结构调整 |
| 5.4.4 国有股流通与公有制实现形式 |
| 小结 |
| 6、 结语：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与发展 |
| 6.1 制度变迁起点决定的中国股市发展道路和现状 |
| 6.2 规范和发展的辨证关系 |
| 6.3 几个问题的思考 |
| 附录1 上市公司行业排序 |
| 附录2 上市公司地区排序 |
| 附录3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 附录4 兰陵集团收购山东环宇（案例介绍）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党建理论依据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理论渊源 |
| 二、新时期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三、习近平国有企业党建理论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党建内涵界定 |
| 一、国有企业党建的内涵 |
| 二、国有企业党建的特征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协调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关系的题中之义 |
| 一、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 |
| 二、抓好党的建设与现代企业制度衔接是时代的要求 |
|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协同国有企业经济使命与政治使命必备前提 |
| 第二节 加强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经济活力的关键 |
| 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关键 |
| 三、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是增强国有企业影响力的关键 |
| 第三节 加强国企党的建设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
| 一、加强国有企业党建有助于破解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 |
| 二、加强党建有助于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转型升级 |
| 第四节 融合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与国企党组织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
| 一、国企党建工作是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保证 |
| 二、国企党建工作是彰显我国国有企业特殊优势之所在 |
| 第三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障碍 |
| 第一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建政治功能弱化 |
| 一、党组织自身定位不清晰 |
| 二、政治功能与企业经济属性不协调 |
| 三、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不突出 |
| 第二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党建意识淡薄 |
| 一、缺乏先锋意识 |
| 二、组织观念淡薄 |
| 三、服务意识欠缺 |
| 第三节 部分国有企业党员队伍素质低下能力不足 |
| 一、人员不足，队伍老化 |
| 二、意志消沉，作风涣散 |
| 三、本领欠缺，能力不足 |
| 第四节 中央巡视工作中暴露出的国有企业党建问题 |
| 一、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 |
| 二、纪律松弛，“两个责任”履行不力 |
| 三、“近亲繁殖”，选人用人存在严重不正之风 |
| 四、顶风违纪，“四风问题”禁而不绝 |
| 第四章 国企党建面临新挑战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造成的冲击 |
| 一、政企分开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二、产权多元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三、新公司法对传统国企党的建设的冲击 |
| 第二节 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不到位是弱化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因 |
| 一、国有企业广大职工群众主体地位不突出 |
| 二、“新三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老三会”功能和作用 |
| 三、过分集中“一言堂”现象时有存在 |
| 第三节 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未能有效衔接 |
| 一、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存在矛盾 |
| 二、国有企业党组织人事管理方法方式陈旧，不能适应新的需求 |
| 三、党管干部与市场化选聘各有侧重缺乏统一 |
| 四、将党的建设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仍需完善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机制创新滞后 |
| 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制滞后 |
| 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任用机制滞后 |
| 三、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滞后 |
| 四、国有企业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
| 第五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
|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
| 二、确保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 |
| 三、强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第二节 坚持党的建设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不偏离 |
| 一、党的建设要明确定位支持“新三会”依法行使职权 |
| 二、要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抓党建 |
| 三、要围绕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抓党建 |
| 四、要围绕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抓党建 |
| 第三节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管理权 |
| 一、坚持党组织对人事工作的领导权 |
| 二、坚持党组织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 |
| 三、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 |
| 第四节 坚持和完善好民主管理制度维护工人阶级合法权益 |
| 一、坚持和完善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 二、坚持和完善好职工董事制度 |
| 三、坚持和完善好职工监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振兴东北是转型期中国的重大课题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东北现象 |
| 1.1.2 新东北现象 |
| 1.1.3 “四矿”问题 |
| 1.1.4 东北振兴战略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选题的实践意义 |
| 1.2.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具体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4.1 论题界定 |
| 1.4.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2章 分析框架：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互动理论 |
| 2.1 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的一般关系 |
| 2.1.1 行政生态学理论简介 |
| 2.1.2 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2 转型社会的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2.1 社会转型界说 |
| 2.2.2 社会转型的内容 |
| 2.3 当代中国的行政环境与行政发展 |
| 2.3.1 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 |
| 2.3.2 社会转型要求行政发展 |
| 2.3.3 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行政发展的主要内容 |
| 第3章 东北振兴：政府转型的制导性环境 |
| 3.1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历程 |
| 3.1.1 东北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历史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前东北的发展与地位 |
| 3.1.3 改革开放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呈衰退态势 |
| 3.1.4 对21 世纪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判断 |
| 3.2 东北振兴的战略意义与基础条件 |
| 3.2.1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
| 3.2.2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条件 |
| 3.3 东北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及战略思路 |
| 3.3.1 把东北建成中国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基地 |
| 3.3.2 把东北建成中国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基地 |
| 3.3.3 把东北建成国家粮食安全基地 |
| 3.3.4 把东北建成中国石化生产和石油储备基地 |
| 3.4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历程及初步成果 |
| 3.4.1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历程 |
| 3.4.2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初步成果 |
| 3.4.3 东北振兴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
| 第4章 政府转型：东北振兴的基础性因素 |
| 4.1 东北振兴呼唤政府转型 |
| 4.1.1 政府转型对东北振兴的重大影响 |
| 4.1.2 有效发挥政府在东北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
| 4.1.3 必须要把政府转型作为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
| 4.2 东北振兴进程中政府转型的目标选择 |
| 4.2.1 政府转型的总体方向 |
| 4.2.2 政府转型的具体内涵和要求 |
| 4.3 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实现途径 |
| 4.3.1 切入点：政府角色定位 |
| 4.3.2 着力点：行政关系调整 |
| 4.3.3 落脚点：政府能力提升 |
| 4.4 东北振兴进程中的政策工具创新 |
| 4.4.1 政策手段的内涵、特征及其重要性 |
| 4.4.2 社会保障政策 |
| 4.4.3 就业促进政策 |
| 4.4.4 项目与投资政策 |
| 4.4.5 人才政策 |
| 4.4.6 转型环境保障政策 |
| 第5章 阜新个案：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
| 5.1 资源型城市转型概述 |
| 5.1.1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现状及转型的必然性 |
| 5.1.2 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意义 |
| 5.1.3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模式选择 |
| 5.2 阜新的基本市情及其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
| 5.2.1 阜新的基本市情 |
| 5.2.2 阜新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
| 5.3 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历程 |
| 5.3.1 阜新经济转型的历程回顾 |
| 5.3.2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 |
| 5.4 阜新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为 |
| 5.4.1 转变观念，科学编制转型规划 |
| 5.4.2 转变行为方式，保障转型规划的实施 |
| 5.5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经验及初步成果 |
| 5.5.1 阜新经济转型的基本经验 |
| 5.5.2 阜新经济转型的初步成果 |
| 第6章 结语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要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国有经济监管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有企业监管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目标和价值定位 |
| 1.3.3 研究内容和逻辑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难点、需完善的内容及可能的创新与贡献 |
| 1.5.1 本文研究的难点及需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
| 1.5.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5.3 本文可能的贡献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及借鉴 |
| 2.1 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概念内涵 |
| 2.1.1 财产、资产与资本 |
| 2.1.2 国有财产、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 |
| 2.1.3 产权、所有权与所有制 |
| 2.2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理论 |
| 2.2.2 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3 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3 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
| 2.3.1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4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及其启迪 |
| 2.4.1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及其特点 |
| 2.4.2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对我国的启示 |
| 3 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1978-1992) |
| 3.1 理论背景分析 |
| 3.1.1 启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 3.1.2 企业扩权的政策背景 |
| 3.1.3 业界初探的学术背景 |
| 3.2 理论内容分析 |
| 3.2.1 指导思想 |
| 3.2.2 监管目的 |
| 3.2.3 监管体制 |
| 3.2.4 监管方式 |
| 3.2.5 监管内容 |
| 3.3 实践效果分析 |
| 3.3.1 监管结果 |
| 3.3.2 问题分析 |
| 4 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1993-2002) |
| 4.1 理论背景分析 |
| 4.1.1 推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 4.1.2 搞活企业的政策背景 |
| 4.1.3 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 |
| 4.2 理论内容分析 |
| 4.2.1 指导思想 |
| 4.2.2 监管目的 |
| 4.2.3 监管体制 |
| 4.2.4 监管方式 |
| 4.2.5 监管内容 |
| 4.3 实践效果分析 |
| 4.3.1 监管结果 |
| 4.3.2 问题分析 |
| 5 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产阶段(2003-2007) |
| 5.1 理论背景分析 |
| 5.1.1 全面改革的时代背景 |
| 5.1.2 做强国企的政策背景 |
| 5.1.3 百家齐鸣的学术背景 |
| 5.2 论内容分析 |
| 5.2.1 指导思想 |
| 5.2.2 监管目的 |
| 5.2.3 监管体制 |
| 5.2.4 监管方式 |
| 5.2.5 监管内容 |
| 5.3 实践效果分析 |
| 5.3.1 监管结果 |
| 5.3.2 问题分析 |
| 6 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2008- ) |
| 6.1 理论背景分析 |
| 6.1.1 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 |
| 6.1.2 做优国资的政策背景 |
| 6.1.3 兼收并蓄的学术背景 |
| 6.2 理论内容分析 |
| 6.2.1 指导思想 |
| 6.2.2 监管目的 |
| 6.2.3 监管体制 |
| 6.2.4 监管方式 |
| 6.2.5 监管内容 |
| 6.3 实践效果分析 |
| 6.3.1 监管结果 |
| 6.3.2 问题分析 |
| 7 结语：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建议 |
| 7.1 理论概述 |
| 7.2 问题探讨 |
| 7.2.1 关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 |
| 7.2.2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
| 7.2.3 关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问题 |
| 7.2.4 关于国企改革中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
| 7.3 对策建议 |
| 7.3.1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 |
| 7.3.2 坚持两项监管原则 |
| 7.3.3 完善三种监管方式 |
| 7.3.4 实现四个监管目标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 于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抓住重点 主攻难点 确保国企脱困建制目标如期实现[J]. 蒋如铭. 江西政报, 1998(24)
- [3]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4]20世纪90年代湖北国有企业改革回顾与思考[D]. 郭英策.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中国股市的结构与变迁[D]. 郑学军. 厦门大学, 2001(01)
- [6]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单豪杰. 兰州大学, 2017(03)
- [7]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D]. 孔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06(05)
- [8]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9]洪虎省长在省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 洪虎. 吉林政报, 2000(21)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 吕晓华. 武汉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