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乙卯年是1976年吗?(论文文献综述)
邹虎[1](2018)在《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文中指出碑刻文献的断代整理,目前已取得不少成果。从涉及的具体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最爲注目。五代以後,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基本无人问津,是碑刻文献整理的阙环。本文以元代碑刻爲主题,力图补充碑刻文献整理的缺失,并带动近代碑刻文献整理及相关研究。元朝之於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地位。其疆域之大、民族之多、国家制度之特殊、社会动荡之剧烈、阶级矛盾之尖锐、宗教形式之复杂、海陆交通之发展、中外交流之频繁,历代绝无仅有。由於历史的原因,元代传世文献多已不存,或散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的研究。元代碑刻以其丰富的数量和种类,堪称元史研究最爲重要的材料之一。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以碑刻拓本或原石爲依据,对元代传世碑刻文献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勘订正;无传世释文文本的,则另行释读,力求爲学界提供一份详实可靠的元代碑刻文献参考材料,爲元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相关研究提供材料保障。元代碑刻文字和词汇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尤具研究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字,特别是俗字进行全面整理,反映新产生俗字的基本面貌。集中精力,以例释的形式,分析历史汉字的形变轨迹和变异规律,揭示元代碑刻俗字的根本特征,即简化。通过字形勾连,贯通字形发展演进的古今序列,填补汉字在近代时期的关键字形空缺,爲汉字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字形参照。同时,综合分析元代碑刻俗字来源,探讨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首次对元代碑刻文献词汇进行分类梳理,并作专题探论。在研究类目上,着力於探讨元代碑刻两大类别,即法律碑刻和宗教碑刻中的的专有词语,凸显其时代特色,爲近代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
霍存海[2](1991)在《“乙卯年”是一九七六年吗》文中认为在《腊八粥》一文中,出现了"乙卯年"一词。《教学参考书》及许多版本的《词语手册》上皆解释为"农历一个年的名称。本课指1976年。"对"本课指1976年",笔者有异议。文中在写周爷爷忌辰时是这样写的,"只见在1976年1月8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12月8日’字样。"至此文章中出现了"乙卯年"一词。很明显,乙卯年的12月8日指农历,而1976年1月8日是指公历。尽管农历乙卯年12月8日
宋泽玲[3](2020)在《敦煌归义军政权押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押衙是唐代方镇使府重要的武职僚佐之一。文章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整理敦煌文书中关于押衙的文书以及传统史料中押衙的记载,对押衙的设置、职能、以及社会属性等问题进行探究,梳理归义军政权下押衙的发展脉络。押衙的设置。押衙的种类有都押衙和普通押衙。研究认为,都押衙的设置,张氏归义军时期设有2种,分别为左都押衙与右都押衙,张氏归义军时期任都押衙之职共有5人;西汉金山国时期可能设有4种,由于缺乏史料,具体称谓不得而知,西汉金山国时期时期任都押衙之职共有5人;曹氏归义军时期至少设有4种,分别为衙内都押衙、衙前都押衙、左马步都押衙、右马步都押衙,曹氏归义军时期任都押衙之职共有35人。至于普通押衙,张氏归义军时期普通押衙有左厢押衙、右厢押衙、专使押衙、诸司押衙4种,张氏归义军时期任押衙之职共有19人;西汉金山国时期,普通押衙有左厢押衙、右厢押衙、专使押衙、诸司押衙、引驾押衙、随使押衙6种,西汉金山国时期任押衙之职共有48人;曹氏归义军时期有左厢押衙、右厢押衙、专使押衙、诸司押衙4种,曹氏归义军时期任押衙之职共有267人。归义军押衙的职能。研究认为,张氏归义军时期押衙的职能有军事职能、对外交往职能、管理后勤,这一时期押衙职权范围较小。西汉金山国时期与张氏归义军时期相比,押衙的职权范围变广,多了文职、随身护卫、管理赋税和营田、管理地方政务。由于金山国政权独立,职能健全,设置岗位众多,因此金山国时期押衙的职权范围是最广泛的。曹氏归义军时期押衙的职能比起西汉金山国时期押衙的职能减少了一些,有军事职能、对外交往职能、管理后勤、文职、管理地方政务。押衙的社会地位变化。押衙这一职在归义军政权中人数众多,虽然出身高低不等,但还是多由豪门大族担任。在张氏归义军和西汉金山国时期押衙的经济状况良好。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押衙数量剧增,都押衙与普通押衙共有300多人,有的押衙是一些工匠、乐人,有的押衙本身并没有实际职务,这一时期押衙近乎成为一个称号,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有押衙。沦为普通百姓的押衙在经济上比较困顿,有实际官职的押衙经济状况依旧良好。
潘国平[4](2020)在《政和县五代十国闽国永隆元年铜钟铭文考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政和县博物馆藏五代十国闽国永隆元年铜钟"永隆元年""建隆二年"(961)"咸平三年"(1000)"隆庆三年"(1569)"乙卯年"(1675)五段不同时期的纪年铭文进行了考证和解读。"永隆元年"铭文是闽国永隆元年铜钟铸成的直接记录,铜钟的铸造极有可能与闽王王曦有关。"建隆二年"铭文镌刻于南唐治闽时期。"咸平三年"铭文与北宋铜禁政策有关,也为考察铜钟的身份和政和县(关隶县)建县前后的历史沿革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隆庆三年"铭文是铜钟从护国寺移悬政和县学的直接记录。"乙卯年"铭文镌刻于清康熙十四年,隐含"甲寅闽变"耿精忠反清的相关史实。所谓铜钟移悬于学与南宋大儒朱熹有关的文献记载来源是铜钟"乙卯年"铭文的着录,但铭文所述并非事实,其真实目的是伪托朱熹以彰显铜钟的"名器"身份,使铜钟得以保全而免遭毁弃铸钱。
王泽才[5](1991)在《乙卯年是1976年吗?》文中认为 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八册20课《腊八粥》中,有这样一句话:“只见在1976年1月3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的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八册教学参考书对“乙卯年”的解释是:“农历一个年的名称。本课指1976年。”这个解释确切吗? 我们知道,我国历法采用公历和农历,在没有使用国际通用的历法——公历前,我们的祖先便采用天干地支相配以记年的历法——农历。它创始于夏代,所以又称为夏历,也叫旧历。它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
刘波[6](2021)在《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文中提出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朝鲜国家机构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学界前贤考察议政府和备边司等机关的职能与沿革运作,又阐述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典制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些机构的组织方式和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且选择的对象仅局限在各职事机关。此外,研究者往往将朝鲜国家机关的研究局限在政治制度史框架内,未曾放置于更宏大的明清时代中朝政治秩序结构内进行探讨。本文旨在梳理朝鲜政治组织架构和权力支配结构的总体面貌,并以“藩封体制”视角审视中朝政治秩序对朝鲜国家机构建置和权力运行产生的影响。学界通常以“华夷秩序”“朝贡关系”“朝贡体制”“朝贡贸易关系”或“朝贡贸易体制”等作为诠释明清时代对外交往性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明清中国与朝鲜关系的不同侧面,固然有其学术价值,然惜在过分强调的是明清中朝关系框架下的行为活动,既未指明朝贡行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未界定朝贡主体的范围界限,因而使用模糊的或统摄性的概念去考察中朝关系的基本属性时,反而会冲淡所得结论的严谨性,甚至会将明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混为一谈。鉴于“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等概念削弱了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关系性质的独特性,故本文提出和采用藩封体制概念。本文认为,明清中国与朝鲜通过政治和军事活动确立了君臣名分,二者共同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带有权力秩序性质的藩封体制。在此种政治体制框架下,朝鲜遵循以明清中国为权威中心的政治秩序,有藩屏天子和事大中国之任,而明清中国视朝鲜为藩属国,积极履行“字小”和怀柔远人之责。本文运用藩封体制视角对朝鲜国家机构进行系统考察后,认为朝鲜不在明清中国管辖的行政范围内,可以“自为声教”,其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与运作却深受藩封体制下“上国”典制文化的影响,权力结构间也渗透着藩封体制的政治秩序。朝鲜国王的统治名义主要通过明清皇帝颁赐王爵、赐金印、赐舆服和赐谥号等途径获取,其又充分利用在藩封体制攫取的名分,以诸侯名义确立多项礼制法规,由此确立域内的统治合法性。王储权力与王权强弱紧密相关,国王通过请求明清皇帝册封王储爵位、自行制定和颁布王储的礼仪制度等方式,确立王储在藩封体制权力秩序中的礼制名分,以提高和强化王储在境内的权威。国王和王储以下的诸司百官并不受爵于明清皇帝,国家庶务和官员任免自理,这使得朝鲜政治制度建设和运作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但诸司百官的设置与权力运作保持本国“土俗”特征之余,作为国王的“陪臣”,也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朝鲜政务统领机关经历了都评议使司—议政府—备边司的转变。都评议使司被改置成议政府,是李芳远在藩封体制恢复后,为进一步伸张王权,仿照明朝废黜宰相之法对国政运营格局进行改制的结果。16世纪中叶,明朝和朝鲜同时陷入“南倭北虏”困境。在藩封体制边疆危机背景下,议政府署理和审议国政形同虚设,而备边司作为临时统筹边地军务的机关崛起,并最终在“壬辰倭乱”后确立统领国政之权。朝鲜中央政务执行机关围绕“六曹”展开,即“六曹”及分率的各属司具体执行庶务,承政院等阙内机关协助国王掌控和调整“六曹”施政,监察和谏诤机关纠察“六曹”政务过失,军政分离的军事机关独立于“六曹”之外,宗亲府等机关优礼宗亲勋贵,汉城府专管王京事务。“壬辰倭乱”后添设“六曹”行政体系之外收支“大同法”米谷的宣惠厅等机关,但目的是解决此前六曹分理政事时权力运行不畅和效率低下的困境。以上机关的总体布局,是太宗至成宗时期君主加强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朝鲜认同和效仿明朝制度,进而改造国初承袭高丽旧制的结果。朱元璋赐朝鲜国号,郑道传等人把明朝与朝鲜比作成周与箕子,这造就了朝鲜君臣模仿周代六官和明代六部之制编纂国家政典,并按“六典”体例运营国政的政治思维。朝鲜地方政务分理机关分作行政和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和土官衙。它们的职能是为国王代行守土,在朝鲜制定的在藩封体制官爵序列中有其名分,但因处于外方而不直接参与事大活动,受藩封体制的直接影响要弱得多。朝鲜国家机构的体系布局固然与王权伸张或收缩、权力支配结构、政务运作方式等因素相关,但它亦受藩封体制的影响而进行调整,且权力支配结构间渗透着藩封体制的层级性政治秩序。明清中国并不直接干涉域外藩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这使得朝鲜设计、组织和变革国家机构时具有较高的自主性。通过梳理,朝鲜国家机构的变革损益与周边局势的变动存在密切关联,权力结构总体呈现出完整的金字塔式特点,但其组织方式过于繁冗,政务运作不时出现“统而失序”,而且还存在两班职官阶层固化和“贵族政治”等基本特征。
夏大兆[7](2014)在《甲骨文字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对殷墟甲骨文字用造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探讨了其字用现象,揭示了其字用规律,并分析总结了其字用现象背後的原因,全文各部分情况如下:《绪论》交代了本文的选题缘由、材料范围、研究方法、相同概念、研究内容舆总体安排,回顾了甲骨学、甲骨文字学舆字用研究的相关成果。第一章《甲骨文用字考察》全面清理了甲骨文字种数敦、己识字,统计分析了已识字字频:(1)清理共得4547个字种敦,制作了《殷墟甲骨文字表》;并舆《类纂》、《诘林》作比较,新增了902个字种数,合并了92个《类纂》字头,同时又分立出46个字头。(2)重新界定了甲骨文“已识字”概念,即只要在辞例中意义大致清楚,即使不能隶定或者构形不明之字,也算作己识字;按此标准全面清理了殷墟甲骨文,共得2150个已识字,并按“编号”、“字形”、“隶定”、“用义”、“字频”、“类组”、“造字方式”、“形义关系”、“《类纂》舆《字编》字头号”九列祥细制作了《殷墟甲骨文已识字字表》;其中形、音、义三者完全清楚的有896字,这些字是目前甲骨学界公认的己识字,在卜辞中作人名、地名或方国名,但槽形不明的有996字,在卜辞中作祭名或用牲法等义,但其槽形不明的有258字;本文总计新增加了1205个己识字。(3)全面统计了甲骨文己识字字频,制作了《甲骨文已识字字频统计表》;根据字频对甲骨文已识字进行分级,其中常用字580字、次常用字903字、罕用字667字;由於受卜辞格式、内容的影响,甲骨文字频存在着两端集中现象。第二章《甲骨文槽形舆字用的关系—以已识字为例》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结槽类型未详五类祥细统计甲骨文已识字形义关系,统计结果表明每类字中槽形义舆用义疏离者比例最高:象形字中占78.29%、指事字中占74.24%、会意字中占63.89%、形声字中占67.80%、结槽类型未详字中占83.42%,总比例高连70.50%,充分说明了甲骨文是一组成熟发连的文字符号体系。第三章《甲骨文字词关系》较为全面系统地整理了甲骨文字词关系,甲骨文中一字形对应一词的情况是占主流的,但同时又存在着一字形表多词、一词用多字形、一字形表多词舆一词用多字形的交叉情形、专字专用舆随文改字、具体分工现象等特殊情形。第四章《甲骨文字际关系保》探讨分析了甲骨文中比较重要的字际关系现象:同形字、异体字、同源字、通假字;列举了15组归字有争议的字头,深入细致地考辨了其中4组字的字际关系,指出了一些通行字书中的归字不常以及一些学者的释字错误;最後提出了碓定甲骨文字际关系的原则:坚持字形舆辞例并重,同时参考分组分类研究成果。第五章《甲骨文书刻舆字用》从刻写工具、刻写方式、刻写者等角度探讨了契刻封甲骨文字形、笔刻、笔顺等的影响。甲骨文字笔刻粗细不同就明契刻者在使用不同刃状的刻刀,极少部分具有墨书韵味的甲骨文拓片是由於先书後刻而造成,甲骨召刻可分为习字之刻、习辞之刻和示范之刻三种,甲骨书、刻字跻有三点不同:(1)书迹、金文中的填寅写法在甲骨文中多作虚框或缐条形;(2)书迹、金文中的圆弧笔童十分圆润婉转,而甲骨文中却棱角分明;(3)书迹、金文中的很多字在甲骨文中出现了省简现象。甲骨文字契刻笔顺一方面非常的不标准化,另一方面又大致遵循一定的规则。卜辞中普遍存在着省文现象,造成省文的原因有:(1)刻写空间的狭小;(2)刻写的艰难;(3)特殊的语境;(4)程式化的句型。甲骨文合文约有350余个,有两字合文、三字合文、借笔合文、不借笔合文等,具有数量大,种类多,异体多,不用合文符号,合文不固定等特点。甲骨文中存在着缺刻、补刻、误刻、析书、借字等特殊刻写现象,了解这些特殊刻写现象有助於准确理解卜辞、正确考释甲骨文。第六章《甲骨文布局舆行款》探讨分析了卜辞刻写的位置、次序、行文方向,正背相承卜辞,卜兆、界缐对卜辞布局舆行款的影响,卜辞行款舆简册行款的异同等问题,卜辞布局行款最大的特点是对卜兆的粘附。《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成果舆不足,并对未来的甲骨文研究提出建议。
张轩[8](2013)在《《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学气象和疾病相关的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运气理论认为疾病与五运六气存在密切关联,并以“运气—气象—疾病”两两相关的模式阐释了运气变化与疫病发生的相关性。本研究通过总结、探讨运气与疾病相关性的理论内容,并以北京地区三十五年的气象数据和疫病数据为素材,运用多种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二者关联性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数据描述。1研究目的探讨干支运气与北京地区部分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从中挖掘规律,验证运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探讨异常气候年份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印证“三年化疫”理论,应用该理论建立疫病的预测模型。2研究内容与方法资料来源:北京市气象台提供的1970年-2004年逐日平均气温、风速、降水量、相对湿度、水汽压五个基本气象因子数据;以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同期35年记录存档的北京地区各类传染病的年度和逐月发病资料。疫病选择:本论文选择9种数据资料较全的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即肝炎、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猩红热、疟疾。数据库的建立:建立北京地区1970年-2004年35年间各气象因子的六气时段平均值(六气划分以立春为起始点)数据库;以及同期北京地区35年间的疫病数据库,包括年发病数、死亡数、年发病率、死亡率、病死率、月发病数以及六气时段发病数(六气划分以立春为起始点)。疫病高发的统计标准:由于传染病发病从90年代开始呈整体下降趋势,故将35年数据划分为两大组,以便更准确地统计传染病高发年份。其中70年代-80年代为一组,90年代以后为一组,即:组1为1970年-1989年,共20年,高于20年某时段平均值的年份即为同期时段的高发年;组2为1990年-2004年,共15年,高于15年某时段平均值的年份即为同期时段的高发年。五运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从35年中分别提取阳干(岁运太过)的年份以及阴干(岁运不及)的年份,统计不同岁运特点下各年份的高发疫病情况,观察岁运的太过、不及与疫病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太过组和不及组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统计学检验,观察有无差异。六气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将1970年-2003年共34年按照六气司天的不同进行归类,分为六组。依据运气理论关于不同司天年份,疫病高发于不同六气时段的论述,逐年进行统计,得出各组的疫病高发的理论符合率以及不同司天年份下多发的疫病,进一步利用相关和回归的统计方法分析其中的关联性。运气相合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依据运气相合理论在35年中分别提取天符年、太乙天符年、同天符年、岁会年、同岁会年、小逆年、不和年、天刑年、顺化年、平气年,通过不同的分组,比较各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情况,采用多个独立样本或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统计检验各组间差异,验证运气理论的相关论述。三年化疫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通过对35年干支运气与实际气候的比较得出异常气候年份,根据“三年化疫”理论,对各病发病情况与三年前的异常气候进行吻合度评价,采用相关和回归的统计学方法挖掘其间的关联性,并进一步用BP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三年化疫”的疫病预测模型。3研究结果在五运之中,疫病高发出现最多的是在水运。从各运太过、不及的角度看,在火运、水运不及之年多有疫病高发;在木运、土运、金运的太过之年多有疫病高发。而与岁运关联性较为明显的疫病有乙脑和麻疹。其中,乙脑的高发在火运太过、金运太过和水运不及之年;麻疹的高发在火运不及和土运太过之年。将9种疫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分别进行岁运太过与岁运不及的两组统计学比较,结果均为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六气之中,太阳寒水司天之年初之气的猩红热发病与初之气的降水量、相对湿度、水汽压密切相关。少阳相火司天之年初之气的猩红热发病与初之气的气温密切相关;初之气的流脑发病与初之气的气温、风速密切相关。太阴湿土司天之年二之气的麻疹发病与二之气的风速密切相关;二之气的疟疾发病与二之气的气温、风速密切相关。而在厥阴风木司天、少阴君火司天和阳明燥金司天的年份,其疫病高发时段的气象因子与高发疫病均无显着相关性。在运气相合各组的统计结果中,疫病发病率在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组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三种疫病,即伤寒副伤寒、乙脑、疟疾;疫病死亡率在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组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三种疫病,即肝炎、麻疹、乙脑。其中,乙脑的发病及死亡情况与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之年关系密切。在1970年-2004年35年中,实际气候与干支气候完全相符的有7年,其余年份均可视为异常气候年,其原因多与岁运异常及上一年的司天或在泉不退位有关。运用五行归类法评价异常气候年与三年后疫病发病的吻合度,发现除乙脑外,其余各病的吻合率均高于6096。其中,辛年与三年后的疫病吻合度最高,戊癸年其次。运用相关分析的统计学方法研究疫病发病与三年前及两年前气象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发现疫病发病与气温、风速、相对湿度密切相关。运用多元逐步回归的统计学方法分别建立9种疫病“三年化疫”及“两年化疫”的线性模型,发现拟合效果R2>0.5的疫病有:乙脑、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百日咳。进一步运用BP人工神经网络,从“三年化疫”角度建立五种疫病的气象预警模型,模型均建立成功。4结论本研究发现北京地区部分疫病的流行与干支运气、气象变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且可以从中医运气“三年化疫”的角度建立预测疫病发病的气象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干支运气影响疫病发生的客观性,凸显了运气理论在预测疫病发病时间方面的特色理论优势,并为北京地区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参考。但研究仍需在扩大样本量,深化研究层次,调控影响传染病的非自然因素等方面不断完善,以期获得更为精确的结论。
邱进春[9](2006)在《明代江西进士考证》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科举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相关文献的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就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看,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明代科举文献重利用、轻整理,忽视了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错误,以致得出的结论相互抵牾,不能令人信服。本文对记载明代江西进士的诸多文献,一一予以排比、梳理、考证,揭示其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讹误,在此基础上,对明代江西进士首次作了全面的统计、审定,并一一写出小传,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明代江西进士做了最基础性的工作。 前言部分指出目前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存在各种不足,认为轻视对科举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意义,即为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提供准确的参考数据,并对本文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作了简要描述。 绪论第一节分析记载明代江西进士的各类科举文献,主要揭示其各自存在的问题:明代《登科录》中的官年问题,《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的版本问题,《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记载失实问题,地方志选举表的漏收、误收、窜榜等问题,诸如此类。这些即是本文研究所针对的问题。第二节考证了明代全国开科榜数和进士总数,以之为分析江西进士的大背景。第三节考证明代江西进士的时空分布规律,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角度分析其原因。 第一章考证明代江西进士的姓名。明代进士存在较多的变更姓名的现象,一些进士名录没有注意,导致出现误一为二或误二为一的问题;还有些名录在记载进士姓名、字号时出现笔误。本章从复姓、更名及误载等方面进行了考证。 第二章考证明代江西进士的籍贯。籍贯对于明代进士有着的比较重要的意义。一些文献在记载江西进士的籍贯时,或者记载错误,或者失考原籍,或者误收外省进士等。这是本章考证针对的问题。 第三章考证明代江西进士的榜甲名次。主要考证了地方志和人物传记资料对明代江西进士榜次的误载,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名录对江西进士甲次的误载,并分析了其出错的原因。 第四章考证明代江西进士的年龄。首先考证《登科录》资料中记载江西进士年龄的错误,即官年;其次考证其他人物传记资料记载江西进士年龄(生卒年)的错误。 第五章对各书漏载、补阙及滥增的明代江西进士加以考证。漏载、补阙的考证主要针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而滥增则主要针对地方志选举表。 正文末附录2种,前1种为正文参考表格5份,后1种为明代江西进士小传,是本文考证的阶段性结果。
曹天晓[10](2018)在《清儒丁晏年谱》文中研究表明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江苏山阳(今属淮安)人,清中後期经学家,着书凡六十余种,生前汇刊部分着作爲《颐志斋丛书》。所着《尚书余论》《郑氏诗谱考正》《毛诗陆疏校正》《曹集铨评》等颇受学界推重。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准确、详尽的丁晏年谱,研究者在论述丁晏生平、交游、着作、学术经历时多有讹舛。本谱在丁晏子侄门人所撰旧谱基础上,通过对丁晏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手札、书画题赠等文献的考索,结合地方志及清廷档案,对丁晏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梳理,丰富了丁晏生平的大量细节,补充了旧谱中遗漏的一些重要事件,纠正了许多流传己久的错误记载。根据谱主一生行迹特点,本谱分爲四卷:卷一,年少才俊,名动公卿;卷二,公车蹭蹬,广结名士;卷三,挺身扶危,忠而见谤;卷四,退居讲学,颐养天年。各卷之间事行略有交叉,至於着述活动,则贯其一生,未尝中辍。各卷之前有概要,简述该卷主要内容。谱後附録有《丁晏着述考》《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丁晏评传资料集録》以及《人名索引》《人名字号对照》等。
二、乙卯年是1976年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乙卯年是1976年吗?(论文提纲范文)
(1)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元代社会及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一、元代社会背景简述 |
二、元代碑刻文献概述 |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的材料、方法 |
一、研究材料 |
二、研究方法 |
上编 元代碑刻文字词汇研究 |
第一章 元代碑刻文字研究 |
第一节 元代碑刻文字概况 |
一、元代碑刻文字研究现状 |
二、元代碑刻文字研究材料 |
三、元代碑刻文字简述 |
第二节 元代碑刻俗字研究 |
一、元代碑刻俗字及概念界定 |
二、元代碑刻俗字例释 |
第三节 元代碑刻俗字来源 |
一、文字书写传承 |
二、前代字书贮存 |
三、草书的强烈干预 |
四、借字 |
五、新造俗字 |
第四节 元代碑刻俗字的研究价值 |
一、填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材料空缺,补充碑刻文字字例 |
二、爲历史汉字时间层次调查提供重要依据 |
三、爲探求简化字源流及其变异轨迹提供关键线索 |
四、爲现行文字改革、推广和文字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和启发 |
第二章 元代碑刻词汇研究 |
第一节 元代碑刻词汇概况 |
一、碑刻文献的词汇研究 |
二、元代碑刻词汇简述 |
第二节 元代法律碑刻词汇研究 |
第三节 元代宗教碑刻词汇研究 |
第四节 元代碑刻普通词汇研究 |
一、元代碑刻普通词汇释例 |
二、元代碑刻中的职官词语 |
参考文献 |
下编 元代碑刻1校 |
凡例 |
正文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後记 |
(3)敦煌归义军政权押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押衙的设置渊源 |
第一节 押衙之名的渊源 |
第二节 押衙职权的演变 |
第二章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兼官现象与迁转 |
第一节 归义军押衙的兼官现象 |
第二节 归义军押衙的迁转 |
第三章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设置 |
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都押衙的设置 |
第二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设置 |
第四章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职能 |
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军事职能 |
第二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对外交往职能 |
第三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任文职 |
第四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后勤管理 |
第五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管理地方政务 |
第五章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社会属性 |
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出身 |
第二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信仰 |
第三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 |
第六章 归义军政权押衙群体的变迁 |
第一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设置的变迁 |
第二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职能的变迁 |
第三节 归义军政权押衙社会生活的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政和县五代十国闽国永隆元年铜钟铭文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一、铜钟“永隆元年”铭文 |
二、铜钟“建隆二年”铭文 |
三、铜钟“咸平三年”铭文 |
四、铜钟“隆庆三年”铭文 |
五、铜钟“乙卯年”铭文 |
六、结语 |
(6)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明清时代中朝“藩封体制”的权力构造与政治秩序 |
第一节 明清中朝关系属性研究的主要概念 |
第二节 明清中朝“藩封体制”的建立 |
(一)明初中朝藩封体制的建立 |
(二)清前期中朝藩封体制的重构与巩固 |
第三节 明清中朝藩封体制中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差异 |
小结 |
第二章 国王 |
第一节 国王的权力与地位 |
(一)国王的权力 |
(二)朝鲜国王在藩封体制中的角色与地位 |
第二节 王储的权力与地位 |
(一)王储的权力 |
(二)朝鲜王储在藩封体制中的名分和地位 |
小结 |
第三章 都评议使司、议政府与备边司 |
第一节 都评议使司 |
(一)都评议使司的创设与职能 |
(二)都评议使司的组织方式与权力运行 |
(三)都评议使司与国王的权力关系 |
第二节 议政府 |
(一)议政府的设立 |
(二)议政府权力收缩与“六曹”分理国政格局的确立 |
(三)议政府政务复核与审议权的更张 |
附:都统府 |
第三节 备边司 |
(一)备边司的建置 |
(二)备边司的职能与组织方式 |
小结 |
第四章 中央政务执行机关 |
第一节 协助国王处理政务的阙内机关 |
第二节 “六曹”及其分率的政务机关 |
(一)吏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二)户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三)礼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四)兵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五)刑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六)工曹及其统辖的属司 |
第三节 “壬辰倭乱”后新置政务官厅 |
第四节 监察与谏诤机关 |
第五节 中央军事机关 |
第六节 汉城府与“京畿四府” |
第七节 宗亲勋贵之优礼机关 |
第八节 中央政务机关的设计布局与藩封体制的关联 |
小结 |
第五章 地方政务分理机关 |
第一节 八道及诸府州郡县行政与司法机关 |
第二节 八道及诸府州郡县军事机关 |
第三节 土官 |
小结 |
结论:朝鲜王朝国家机构的基本特征 |
(一)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深受藩封体制的影响 |
(二)国家机构的调整变革与外部局势的变动密切关联 |
(三)金字塔式的权力支配结构 |
(四)国家机构组织过冗与权力运行中的“统而失序” |
(五)两班官僚阶层的固化与“贵族政治” |
附录 图表 |
附表 1:朝鲜文武两班散职资阶表 |
附表 2:高丽、朝鲜王朝与中国纪年对照简表 |
附图 1:世祖至中宗时期国家机构组织图 |
附图 2:宣祖至哲宗时期国家机构组织图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甲骨文字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材料范围与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
第四节 相关研究的回顾 |
第五节 字用研究综述 |
第六节 本文内容与总体安排 |
第一章 甲骨文用字考察 |
第一节 甲骨文字量 |
第二节 甲骨文已识字 |
第三节 甲骨文已识字字频 |
第二章 甲骨文构形与字用的关系 |
第一节 构形方式与形义关系 |
第二节 象形字 |
第三节 指事字 |
第四节 会意字 |
第五节 形声字 |
第六节 结构类型未详字 |
第七节 从形义关系看甲骨文字的发展程度 |
第三章 甲骨文字词关系 |
第一节 一字形表多词 |
第二节 一词用多字形 |
第三节 一字形表多词舆一词用多字形的交叉情形 |
第四节 专字专用舆随文改字 |
第五节 异体分工 |
第四章 甲骨文字际关系 |
第一节 甲骨文中的字际关系 |
第二节 字际关系舆甲骨文字种的确定 |
第三节 甲骨文归字有争议字头考辨 |
第四节 骨文字际关系的确定原则 |
第五章 甲骨文书刻舆字用 |
第一节 契刻工具舆字形笔划 |
第二节 刻写方式舆字体风格 |
第三节 甲骨习刻 |
第四节 甲骨书迹 |
第五节 甲骨文字笔顺 |
第六节 卜辞省文 |
第七节 甲骨文合文 |
第八节 其他特殊刻写现象 |
第六章 甲骨文布局舆行款 |
第一节 相关研究的回顾 |
第二节 卜辞布局之次序舆体式 |
第三节 卜辞行文方向 |
第四节 正、背面相承卜辞 |
第五节 卜兆舆卜辞行款布局 |
第六节 界缐舆布局问题 |
第七节 甲骨文字行款舆简册文字行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致谢 |
附录 |
附录一:《殷墟甲骨文字表》 |
附录二:《殷墟甲骨文已识字字表》 |
附录三:《甲骨文已识字字频统计表》 |
附录四:《甲骨文归字有争议字头示例》 |
(8)《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1 利用文献学方法整理研究《内经》五运六气与疫病的关系,从理论上阐释运气学说与疫病的相关性 |
2 以疫病实际流行情况和实际气象资料为依据,验证运气学说与疫病的相关性. |
3 以中医辨证论治为依据,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探讨疫病防治 |
4 提出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应注意的问题 |
5 总结 |
第二部分 《内经》运气理论与疫病发病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
1 五运的主病特点 |
1.1 岁运太过之民病特点 |
1.2 岁运不及之民病特点 |
1.3 五运郁发之民病特点 |
2 六气的主病特点 |
2.1 厥阴风木 |
2.2 少阴君火 |
2.3 太阴湿土 |
2.4 少阳相火 |
2.5 阳明燥金 |
2.6 太阳寒水 |
2.7 六气与发病特点小结 |
3 运气相合的主病特点 |
4 运气失常对疫病发生的影响 |
4.1 升降失常之主病特点 |
4.2 不迁正、不退位之主病特点 |
4.3 三年化疫 |
5 小结 |
第三部分 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气象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
1 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 |
1.1 数据资料的来源 |
1.2 研究疫病的选择 |
1.3 数据库的建立 |
1.4 疫病高发的统计标准 |
2 五运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2.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2.2 研究结果 |
2.3 小结 |
3 六气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3.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3.2 研究结果 |
3.3 小结 |
4 运气相合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4.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4.2 研究结果 |
4.3 小结 |
5 “三年化疫”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5.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5.2 研究结果 |
5.2.1 1970年-2004年35年干支气候与实际气候之比较 |
5.2.2 异常气候情况分析 |
5.2.3 三年化疫之吻合度评价 |
5.2.4 三年化疫之相关性分析 |
5.2.5 两年化疫之相关性分析 |
5.2.6 建立五种疫病的BP人工神经网络气象预测模型 |
第四部分 讨论 |
1 五运对疫病的影响 |
1.1 岁运与高发疫病的相关性探讨 |
1.2 岁运太过、不及与疫病的相关性探讨 |
2 六气对疫病的影响 |
2.1 六气时段与疫病高发的相关性探讨 |
2.2 关于疫病好发六气时段理论的思考 |
3 运气相合对疫病的影响 |
3.1 统计结果分析 |
3.2 启示 |
4 运气失常对疫病的影响 |
4.1 异常气候分析 |
4.2 三年化疫之五行吻合度评价 |
4.3 疫病与三年前或两年前气象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
4.4 疫病的“三年化疫”气象预测模型 |
4.5 与课题以往研究结果对比 |
5 结语 |
第五部分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明代江西进士考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绪论 |
第一节 明代江西进士研究的文献分析 |
一 《登科录》资料 |
二 《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 |
三 《类姓登科考》 |
四 题名碑、《碑录》与《索引》 |
五 地方志中的选举表 |
六 其他文献 |
第二节 明代全国进士总数考 |
一 明代进士的榜数 |
二 明代的进士总数 |
三 结语 |
第三节 明代江西进士统计 |
一 明代江西进士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
二 明代江西进士的历时分布规律及其成因 |
第一章 明代江西进士姓名之考证 |
第一节 明代进士姓名更改概述 |
一复姓 |
二 更名 |
三 以字行及其他 |
第二节 姓名更改之考证 |
一 复姓考 |
二 更名考 |
三 以字行考 |
第三节 各书误载姓名之考订 |
第二章 明代江西进士籍贯之考证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增置新县引起的进士籍贯变化考 |
第三节 单籍进士籍贯记载之错误考 |
一 省内府县之误 |
二 误收外省进士作江西进士者 |
第四节 双籍进士籍贯记载之错误考 |
一 原籍失载(一)原籍江西占籍外省者 |
二 原籍失载(二)原籍外省占籍江西者 |
三 原籍失载(三)江西省内占籍外府县者 |
四 误收外省进士为原籍江西者 |
第五节 户籍记载疏误之考订 |
第三章 明代江西进士榜甲之考证 |
第一节 各书记载榜次之误 |
第二节 各书记载甲次之误 |
第四章 明代江西进士年龄之考证 |
第一节 《登科录》资料中的官年考证 |
第二节 传记资料记载失误考证 |
第五章 各书漏载、补阙和滥增江西进士考 |
一 《碑录》、《索引》漏载进士 |
二 《碑录》、《索引》补阙进士 |
三 其他各书误收作进士者 |
附录 1.正文参考表格 |
附表1. 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观政选拔列表 |
附表2. 《皇明进士登科考》与《皇明贡举考》可信度对比表 |
附表3. 明代全国进士分朝统计表 |
附表4. 明代江西进士分科统计明细表 |
附表5. 迁离原籍明代江西进士历时分布表 |
附录 2. 明代江西进士小传 |
征引及参考文献 |
后记 |
(10)清儒丁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丁晏画像 |
丁晏跋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
丁晏致许瀚手札 |
丁晏印章选萃 |
凡例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创新与不足 |
丁晏家族世系表 |
谱前 |
卷一 少年才俊 名动公卿 |
本卷概要 |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1岁 |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2岁 |
嘉庆元年丙辰(1796)3岁 |
嘉庆二年丁巳(1797)4岁 |
嘉庆三年戊午(1798)5岁 |
嘉庆四年己未(1799)6岁 |
嘉庆五年庚申(1800)7岁 |
嘉庆六年辛酉(1801)8岁 |
嘉庆七年壬戌(1802)9岁 |
嘉庆八年癸亥(1803)10岁 |
嘉庆九年甲子(1804) 11岁 |
嘉庆十年乙丑(1805) 12岁 |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 13岁 |
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14岁 |
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15岁 |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16岁 |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17岁 |
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 18岁 |
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 19岁 |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 20岁 |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 21岁 |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 22岁 |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23岁 |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 24岁 |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25岁 |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26岁 |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27岁 |
道光元年辛巳(1821) 28岁 |
卷二 公车蹭蹬 广结名士 |
本卷概要 |
道光二年壬午(1822) 29岁 |
道光三年癸未(1823) 30岁 |
道光四年甲申(1824)31岁 |
道光五年乙酉(1825) 32岁 |
道光六年丙戌(1826) 33岁 |
道光七年丁亥(1827) 34岁 |
道光八年戊子(1828) 35岁 |
道光九年己丑(1829) 36岁 |
道光十年庚寅(1830) 37岁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38岁 |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 39岁 |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40岁 |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 41岁 |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 42岁 |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 43岁 |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 44岁 |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 45岁 |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46岁 |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47岁 |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 48岁 |
卷三 挺身扶危忠而见谤 |
本卷概要 |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49岁 |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50岁 |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51岁 |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 52岁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53岁 |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54岁 |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55岁 |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56岁 |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57岁 |
咸丰元年辛亥(1851) 58岁 |
咸丰二年壬子(1852) 59岁 |
咸丰三年癸丑(1853) 60岁 |
咸丰四年甲寅(1854) 61岁 |
咸丰五年乙卯(1855) 62岁 |
咸丰六年丙辰(1856) 63岁 |
咸丰七年丁巳(1857) 64岁 |
咸丰八年戊午(1858) 65岁 |
咸丰九年己未(1859) 66岁 |
咸丰十年庚申(1860) 67岁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68岁 |
卷四 退居讲学 颐养天年 |
本卷概要 |
同治元年壬戌(1862) 69岁 |
同治二年癸亥(1863) 70岁 |
同治三年甲子(1864) 71岁 |
同治四年乙丑(1865) 72岁 |
同治五年丙寅(1866) 73岁 |
同治六年丁卯(1867) 74岁 |
同治七年戊辰(1868) 75岁 |
同治八年己巳(1869) 76岁 |
同治九年庚午(1870) 77岁 |
同治十年辛未(1871) 78岁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 79岁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80岁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81岁 |
光绪元年乙亥(1875) 82岁 |
谱後 |
参考文献 |
(一) 丁氏家族着述及谱传 |
(二) 其他清人着述及谱传 |
(三) 地方文献及档案史料 |
(四) 现代研究论着 |
(五) 目録及工具书 |
附録 |
附一: 丁晏着述考 |
附二: 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 |
附三、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 |
附四: 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 |
附五: 丁晏评传资料集録 |
附六: 人名索引 |
附七: 人名字号对照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乙卯年是1976年吗?(论文参考文献)
- [1]元代碑刻文献整理及文字词汇研究[D]. 邹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2]“乙卯年”是一九七六年吗[J]. 霍存海. 甘肃教育, 1991(04)
- [3]敦煌归义军政权押衙研究[D]. 宋泽玲.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政和县五代十国闽国永隆元年铜钟铭文考略[J]. 潘国平. 福建文博, 2020(04)
- [5]乙卯年是1976年吗?[J]. 王泽才. 小学教学研究, 1991(01)
- [6]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D]. 刘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甲骨文字用研究[D]. 夏大兆. 安徽大学, 2014(09)
- [8]《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D]. 张轩.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10)
- [9]明代江西进士考证[D]. 邱进春. 浙江大学, 2006(06)
- [10]清儒丁晏年谱[D]. 曹天晓.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