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体、团体和集体(论文文献综述)
姚敏[1](2019)在《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方法和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消费者集体救济是针对现代社会中频发的大规模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为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众多消费者的利益而存在的制度。但是中国的消费者集体救济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诸多问题,适用效果不孚众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集体救济也围绕一些关键问题存在争议。除了法治背景之外,这些问题和争议的产生源于没有清楚界定消费者集体救济所保护的权利。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消费者集体救济保护的是消费者的集体权利。消费者集体权利包含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以及整体性的集体利益,可以分为必要的集体权利和同类集合权利。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正当性基础是实现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实体法规定的政策。以此为核心,本文提出了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系统改进方案。本文采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结构上体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制度的安排。除导论和结论外,其余各章主要内容及所要论证的问题如下:第1章问题的提出。主要分析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首先介绍了消费者集体救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其为解决消费领域的大规模侵害问题而产生。继而论述了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内涵,初次对其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明确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目的、功能、价值及其应当坚持的原则。最后,回顾了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总结了中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现状,并对制度建立6年以来的司法适用案例进行了统计和实证分析。通过这些研究发现,中国消费消费者集体救济存在实体法上的理论基础尚未构建,作为救济基础的实体权利缺失,请求权类型不能满足制度目的和功能的需求,适用中存在启动障碍以及集体救济机制单一的问题。第2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构建了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民法法理基础。首先分析消费者集体救济伴随着时代沿革的三次变迁及其原因。讨论了现代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法哲学基础,包括基本理念和正当性基础。接着,分析了消费者集体救济对传统民法的冲击以及民法的回应。通过上述分析寻找民事实体法对消费者集体救济的规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明确设计消费者集体救济规则时应有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消费者集体救济对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理论、民法保护法益和民事权利体系、民事责任体系以及民法依托的程序规则等多个方面造成了冲击。民法基本原则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修正了民法意思自治原则,打破主体形式对等;限制主体意思自由;突破了该原则排除外部力量干涉的要求。另外,消费者集体救济打破了民法公平原则仅关注个体公平的局限,追求集体公平。作为回应,民法加快了由重视契约自由转向契约正义的步伐,更加强调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关注对集体利益的积极保护。民事主体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继续打破民法对个人主义的固守,质疑“人”的独立性,修正了民事主体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追求更完全的集体理性。作为回应,民法逐渐认知到人的集体性,将集体也作为目的。以此为基础,民法进一步解构人的独立性理念和完全理性人假设,更加关注主体的具体人格和实质平等。民法保护的法益和民事权利体系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突破了传统民法中的个人权利教条,建立一种全新的针对集体权利的保护体系。消费者集体救济法制的发展就是突破民法传统的新实体权利及其救济程序的创制过程。作为回应,现代民法承担起更多保护集体利益的功能和责任,并重视作为集体权利代表人的社会组织建设。民事责任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中民事责任主体面向众多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损害赔偿责任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增加了针对集体损害的补偿。强调责任的威慑、预防和行为规范功能,更大范围上突破了民事责任的受害人得利禁止原则。受到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影响,民事责任继续其在消费领域的扩张趋势,使补偿性损害赔偿完整化,提高赔偿额度。甚至接受受害集体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损害赔偿。民事程序方面,消费者集体救济允许非直接利害关系主体代表消费者集体参加救济程序。允许程序结果约束消费者集体的所有成员。救济程序的启动和推进不再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和实际参与。作为回应,民事程序接受了消费者集体救济对两造对抗原则的改变;允许程序结果既判力的单向扩张;开始重视通过协商民主协调众多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后,本章分析了消费者集体救济的请求权基础。总结了消费者集体救济中的具体请求权类型。指出民法请求权理论存在固有局限,导致消费者集体救济中请求权基础的发现障碍。通过对民法权利思维定式的社会检视,指出当前的民事权利类型和体系忽视社会实际需求,阻碍了民法社会化进程和合理扩张,也直接限制了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功能发挥。有必要将需要民法保护的新型、集体性利益权利化。打破概念法学的制约,扩张民法应当保护的权利类型。以这种新型的权利作为消费者集体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对消费者集体救济请求权基础的分析结构上承上启下,导出下一章的内容。第3章也是本文的关键章节,集中研究了消费者集体救济所指向的基础实体权利——消费者的集体权利。以民法的公共性理念为指引,借助政治学上对自由主义下集体权利的研究,对消费者的集体权利进行了界定。将其界定为:在众多消费者因某一经营者的同一不当经营行为遭受或者可能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为救济受害消费者集体及其成员,法律赋予该集体的通过法定代表行权主体建立并利用某种消费者保护机构或者制度,寻求有助于整个消费者集体建立、维持和发展的集体性益处,并可以使作为成员的个体消费者也从中获益的权利。接着,通过分析消费者集体权利与相关权益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定位消费者的集体权利并分析其正当性。首先阐述消费者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关系。消费者集体是私主体。消费者集体权利表达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的调整范畴。消费者集体权利是个体权利的延伸和修正,目的是促进个体权利的实现。在集体之外,消费者的个人权利与消费者集体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而在集体之内,消费者的个人权利是一种成员权利。在这一层面,应当准确划分消费者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界限。其次,分析消费者集体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尽管客观上有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但消费者集体权利不应当接受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在性质上应当“去公共利益化”。最后,将消费者集体权利分类为必要的集体权利和同类集合权利。本部分对消费者集体权利内容和类型的分析,是论文之后排除消费者集体救济的障碍,构建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体系,特别是解决消费者集体救济请求权问题的基础。第4章以前文对消费者集体权利的分析为基础,专章研究并解决消费者集体救济发起主体的请求权问题。首先解决消费者集体救济应调整的请求权的判定标准问题。请求的相互依赖性和救济的不可分割性标准可以用来判定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处理的请求权。同类集合性的请求权也应当纳入其调整范围。接着探索关于具体请求权类型的调整方案: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扩宽现有确认请求的范围。消费者集体救济中应当包括集体损害赔偿请求。不以损害赔偿请求的标的额,而是依照受损基础利益的性质对损害赔偿请求进行分类,以实现对法益的周全保护并增强可操作性。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处理公益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可以处理同类集合性的私益损害赔偿请求权。前者所获赔偿用于保护消费者集体利益的公共目的,后者所获赔偿归于作为集体成员的消费者。两者可在一个集体救济案件中并行为之。消费者集体救济中,针对私益性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无需集体成员明示授权;而针对私益性人身损害赔偿请求则需要集体成员明示授权。另外,当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足以实现预防和行为规范功能时,消费者集体救济可以接受惩罚性赔偿请求,但应谨慎对待之。在确认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的关系方面,可以采用并限制“两步走”的方案。第5章继续问题的解决,排除消费者集体权利的具体行使障碍并提出救济的系统改进方案。首先讨论了消费者集体权利的行使主体资格问题,建议以辅助原则安排消费者集体救济发起主体的资格及顺位。适用要件方面,指出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实现规则上的“去公共利益化”。关于消费者集体的组织方式,消费者集体救济存在集体组织障碍。在非私主体发起的消费者集体救济中可以接受选择退出机模式,但应当设置一些限制和例外。可以接受风险溢价作为组织集体的动力。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章考察了大量域外相关的消费者集体救济规则。最后,提出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系统改进方案。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对消费者集体救济进行了再次界定。明确消费者集体救济改进方案设计的考量因素,阐明其设计理念并梳理其发展趋势。建议中国应当建立以选择退出模式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主力,以选择加入模式的“代表人诉讼”和以消费者集体救济诉讼为基础的两阶段式集体损害赔偿程序为侧翼,并以消费者集体ADR为补充的消费者集体救济体系。
张心[2](2016)在《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城市问题频发的时期:城镇规模的扩大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社会矛盾加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市特色和民俗文化严重流失;城市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对于大量见证城市发展、塑造城市风貌并维系市民认同感的城市遗产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时代。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各界对城市遗产价值的认知程度和保护意识都有所提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遗产保护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加大,各项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有序进行,城市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稳步提高。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规模与速度、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急进式”建设和改造加速了城市中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的大量消失,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日渐被通俗化、雷同化的城市风貌所取代:缺乏人文关怀的保护手段和过度消费的利用方式将城市遗产隔离于绝大多数公众的生活之外,日益严重的“孤岛化”“绅士化”现象加剧了蕴含于城市遗产中的传统人文生态的丧失和社会适应性的衰退。以人为核心、注重文化内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提出使城市遗产保护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被赋予了缓解城市特色危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使命。本论文基于人本视角对城市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特殊性以及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回答“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为什么要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以及“怎样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三个问题,结合实例为处理好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探索可行的途径与方式。在城市遗产保护中,以人为本意味着坚持保护的公益属性,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突出公众的主体作用;同时也意味着满足公众全面发展的合理需求,推动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的衔接,促进保护成果全民共享。基于对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这一解读,本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主题与选题背景进行介绍,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论文中的第一、二章内容,分析了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性与现实意义,回答了“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一问题。首先,城市遗产保护是城市治理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人为本作为国家层面所明确的社会发展战略核心,理应成为开展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其次,城市遗产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公共文化资源,由人创造、传承,并能够反作用于人。其所具有的“城市”属性体现在分布的集聚性、价值的公共性、功能的日常性以及应对外界冲击的脆弱性,历史信息价值、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等也都与人的生活和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对城市遗产进行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关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以人为本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保护城市遗产的应然要求。第三,当前我国城市遗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既由于历史遗产所不得不经受的自然损耗和寿命时限,更在于一些“人为”的毁损行为。“建设性破坏”、扭曲遗产价值的利用及不当的保护方式即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市建设与遗产管理中的人本观念薄弱,特别是忽视广大普通民众在遗产保护中的价值、作用和全面发展需求。因此,以人为本也是破解现实困局、实现“遗产保护-城市发展-民生改善”多赢的现实抉择。第三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四章,论述了如何在当前我国社会环境及城市遗产保护机制中针对现实问题有效地发挥“人”的作用,即回答了“怎样实现以人为本保护城市遗产”。城市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广大普通民众,这些群体或个人的立场、诉求和参与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的作用和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普通民众在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参与较少且缺乏实质性参与,保护意识和能力仍待提升,合理需求与合法权益时常难以得到保障。增强普通民众与政府部门的良性、有效互动是尊重民生诉求、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并协调各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具体方式。针对现阶段存在的规则不明、政府态度模糊及民众无力的症结,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到实处有赖于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动力保障,适度“授民以权”并吸收第三部门的力量引导、规范公众的参与行为。同时,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通过媒体、文物展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文化遗产日活动等培养、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推动城市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部分。论文最后一部分为结语,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总结。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并非一味地只讲保护不讲发展,或是消极、笼统地对城市范围内的历史遗存进行保存,而是促进城市遗产保护与公众生活真正衔接,使“活起来”的城市遗产服务社会、惠及民生,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弓联兵[3](2012)在《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文中提出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下,中国的执政党与社会呈现出“政党统合”的关系形态。这一关系形态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逻辑共同形成。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需要一支可以凝聚和统合社会的组织化力量主导和推动现代化进程,从而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有序展开。一般认为,具有现代性的政党组织是充当这种组织化力量的最佳选择。从执政合法性的逻辑来看,任何政党都需要从社会汲取执政资源以维系和巩固执政地位,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按照现代政治规则对分化的甚至分裂的社会进行必要的统合,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在“政党统合”形态里,执政党构建了一套以党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包括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及外围组织体系。依靠组织的力量,执政党通过吸纳和嵌入两种基本的路径和方式统合社会。其中吸纳侧重于政党自下而上对社会力量的笼络和征募,将社会精英群体吸收到党的组织体系或执政体系;嵌入则侧重执政党的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向社会空间的渗透和覆盖。通过吸纳和嵌入社会,使社会紧密围绕在执政党周边,从而保证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本文基于“政党统合”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共产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作为考察对象,对中国的政党与社会关系展开论述。放权式改革后,社会拥有了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社会力量快速成长,时至今日,私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私营企业的成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打破了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对政党国家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事实下,如何将私营企业纳入政党国家的控制范围以内,发挥其建设性功能,抑制和防止其潜藏的反对性政治能量,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面对的战略性和策略性命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看,对于作为新兴经济社会精英代表的私营企业主,执政党采取政治吸纳的策略有选择性地将一批具有较大经济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纳入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执政体系,使其成为政党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体制外的反对者。具体而言,一是中国共产党开放组织体系吸纳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二是通过政治安排的方式把私营企业主安排进人大、政协甚至政府部门等机构。在吸纳私营企业主的同时,执政党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党的组织网络向私营企业进行渗透和延伸,在社会自组织没有成型之前党组织率先占领了政治真空地带,从而保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拥有坚实的组织基础。从现代政党政治的逻辑来看,政党回归社会是政党扩大社会基础,争取社会支持的应有之意,从中国执政党的领导逻辑来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也是保证党在新兴社会领域领导优势的必然选择。但在社会成长成为不可逆的事实下,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的方式需要作出必要调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建立党组织的背景和方式不同,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时受到外在组织环境的影响,在结构上转变为一个“无权力依托组织”,与此相应的是,在功能上,党组织的功能也不得不从政治功能转化为社会功能,即政治领导核心功能转化为社会服务和关怀功能。因此,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有“回归社会”,转化组织功能,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社会的有效支持。
董文静[4](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包含但不等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虽然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再三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有关基本理论、价值功能、历史演进、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和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稳步、健康、快速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安排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梳理归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后,确定研究主题;最后,安排了论文基本结构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理论。本章根据政治学逻辑,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制度的含义进行界定,然后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制度化的含义和形式及其价值,进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和层次,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本章首先从哲学的高度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制度化的价值构成,然后主要从目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它的价值功能,明确其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价值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其发展道路。第四章全面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历史进程。本章主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依次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协商为主、其它协商逐渐发展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自发起步、自觉快速发展及全面快速发展的状况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探讨,并得出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互相依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等基本经验。为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找好立足点。第五章透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现状。文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协商民主实践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及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接下来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虽然已经历六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显然,发展水平还不高。文中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领导组织机构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以中央层面的政协协商和温岭民主恳谈为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概括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得出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等认识。第六章讨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本章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四个层次依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奠定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夯实制度化的深厚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也是本论文最终的研究目的和成果。
苏荟[5](2013)在《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疆干旱缺水,农业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农业主要依靠水利灌溉,水是新疆干旱区最稀缺的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节水势在必行,新疆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96%,新疆节水关键在于农业。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疆在稀缺水资源诱导下大面积选择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现已成为了国内及世界最大的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示范区。本文针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不仅揭示和阐释了新疆成功选择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内在动因、选择方式、行为表现和选择绩效,而且可以为其它地区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本文针对新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采用计量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调查分析的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利用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国家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并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政府、企业、科研部门、农业基层组织和合作组织及农户作为技术选择的一个整体,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的视角运用理论和案例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行为、运行机制以及选择方式和路径,并利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提出了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思路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指出水资源稀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节水特别是农业节水势在必行,新疆成为我国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示范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过程和绩效值得探讨。此外,本章还陈述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第二章概述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界定了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概述了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公共品理论等理论,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作了界定。第三章阐述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阐述了现代农业、农业技术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的影响;概述了世界和我国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重点概述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为后续研究作好了铺垫。第四章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作了分析,利用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诱致性技术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以兵团棉花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建立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得出,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是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制度环境对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具有影响。本章又从制度视角分析了新疆兵团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优势,兵团特殊体制下的土地经营制度、农业生产制度、农业技术保障制度等对兵团农业高效节水技术选择有很大影响。第五章对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供给主体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以案例方式对各主体行为作了深入剖析。本章分析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供给主体的行为反应,通过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的案例分析和验证了各主体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了政府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八师石河子市和玛纳斯县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案例分析了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政府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核心,是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有效推动者。其次,分析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新疆天业集团为案例,分析了节水灌溉技术产品供给企业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指出企业是参与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大面积推广的关键主体。再次,分析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兵团组织所属科研部门联合攻关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为案例分析了公共科研部门的行为表现,公共科研部门是新疆兵团节水灌溉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承担者,是节水灌溉技术供给的重要主体。此外,分析基层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以玛纳斯县塔西河村和八师121团19连为案例,分析了基层农业组织行对节水技术选择的利益目标、行动反应和反应成效;通过分析得出,不同体制下的基层组织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采用方式和手段不同,因“制”和“地”而宜采用强制性、诱致性和合作组织参与等技术选择方式可发挥出很好的效果。最后,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多主体参与的选择行为进行了评析。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多主体参与下的动态反应,并形成了有效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机制,政府的强制性和诱致性技术选择及合作组织多方参与式选择等多种方式的运行和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种技术推广方式的作用下,农户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会主动选择节水灌溉技术。在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多主体参与下多种方式的有效配合下,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可以应对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弥补组织缺失等。第六章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需求主体——农户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农户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以问卷方式得到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对农户选择或没有选择滴灌技术的原因以及选择的意愿、方式和绩效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户选择滴灌技术主要是由政府强制性技术推广方式决定的,诱致性技术选择也发挥重要作用,由最初的强制性选择到自愿选择,政府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户选择滴灌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其次,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得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受其个人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节水技术特征和政府组织动员力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第七章评价了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本章运用不同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制度下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首先,描述分析了新疆兵团与新疆地方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其次,通过对资源禀赋相似区域下制度环境不同的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用计量和模型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它们的选择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改进和完善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能力和绩效,提出解决的政策建议和对策有重要意义。第八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诱致性选择,是政府、企业、公共科研部门、基层农业组织、合作组织和农户等多主体参与行为下的共同反应的结果;制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有重要影响,基于新疆兵团特殊体制和土地经营制度等影响,新疆兵团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比新疆地方有明显优势。基于以上研究和结论,针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提出了合理配置利用农业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稀缺对节水行为的诱导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主体的选择能力,加强政府节水主导职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科研部门服务作用,加大基层部门组织能力,发挥合作组织动员能力,提高农户农业节水技能;优化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改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宏观制度环境,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杨帆[6](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做出的最为重要的举动,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腾飞的经济变革,更是一次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化,不仅仅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之中走完西方国家历经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而且要使中国这个传统的文明古国迈进现代社会的大门。短促的时间和巨大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一方面体验到的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和繁荣,另一方面也经历着现代社会的某种阵痛,“社会失范”就是这种阵痛最为明显的表现。“社会失范”呼唤着社会整合的出现,可以说社会冲突越激烈,社会整合的紧迫性就越强烈。某种意义上,社会整合既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但是,由于这一概念的功能主义的传统,导致了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过分强调,使它饱受批评。事实上,社会整合概念完全不需要设定一个和谐一致的乌托邦,完全可以在正视冲突下保留社会整合的科学内涵,而无需所谓“神性社会”的担保。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变迁之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在中国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性,使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经验,而是要在批判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理论自主之路。中国伟大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深化改革的需要,要求尽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发展的前面,因此,当前重要的任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系统地理论探索,提升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的理解。本文首先会分析社会整合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从社会整合相关理论的历史沿革入手,通过对比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理论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社会整合在理论上做更进一步的理解。其次,会重点叙述政党和社会关系的主要理论观点,对政党的地位做一个更加深入、科学的定位。最后,结合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理论的多种不同观点,找出一个能够相对科学合理分析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工具。以理论的辨析为铺垫之后,将简要介绍和分析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凭空产生,改革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通过构建—个系统的社会政治权力网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人民群众有着特殊的政治利益表达形式和渠道,国家支配和控制着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面对建国之后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总结革命战争期间的主要经验,采取了一种以“政治运动”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方式。这种整合方式有着其历史合理性,也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特殊的整合方式本身蕴含着着一个悖论,正是这一悖论的发展,导致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发展出现了重大波折,也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逐渐让位于市场;社会阶级阶层的不断分化使曾经“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传统社会结构日趋多样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这些问题都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又在社会中引发了无数从前没有的冲突。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两方面回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执政能力的建设和提升。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冲击,使得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运行方式上都要做出调整。这既是一个与改革开放实践紧密相关、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的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十分重要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结构方面,针对市场经济改革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加强党员素质,重新建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希望通过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直要求加强反腐败的工作,认为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情。社会冲突的不断加剧,使得政治体制也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掌握着政治输出的主要渠道。因此,党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去缓和社会矛盾,加强社会团结。由于社会阶层和团体他们本身掌握的社会资源很不相同,利益目标也很不一致,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逻辑也很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不同对象需要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对待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兴经济精英也就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共产党更多是采取一种吸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党的统一战线组织,比如工商联、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吸纳。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私营企业主敞开了组织的大门,欢迎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待新的社会团体的策略上,中国共产党大致经历了一个“控制——规范——引导——整合”的过程。事实上,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非政府组织的一个行动框架。而对于大量散布于中国社会的抗争性的利益诉求行为,中国共产党尽量的将他们引向合法的制度化渠道,防止他们的各种政治诉求演化成激烈的非理性行为。
刘燕妮[7](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贺治方[8](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文中认为社会动员是动员主体对社会群体思想观念施加影响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动员的构成要素包括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目标、动员手段、动员载体,这些要素的互相作用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效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动员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依然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效弥补了官僚体制的不足,不仅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参与的有力办法,也是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的有效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社会动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给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表现为过度动员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破坏正常的官僚治理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了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无限扩张,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使得社会动员得以广泛开展,国家进入空前动员的状态,这种动员以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树立榜样为主要激励措施,以报纸广播为主要动员媒介。建国以后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产生了积极作用,扭转了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状况,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执政地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热情,有效弥补了现代化初期资源不足的缺陷。但由于社会动员过程中过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集体利益,使得社会动员忽视了客观规律,破坏了社会民主法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社会动员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治理也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社会动员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要。从动员主体来看,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减弱、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减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动员主体,动员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从动员对象来看,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社会流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公民权利意识也迅速觉醒,使得动员对象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从动员目标来看,思想政治领域的动员明显减少、社会动员服务于经济发展并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动员目标从国家利益向大众利益转变;从动员手段来看,减少使用群众运动的动员手段,主要通过利益引导、社会传媒、情感激发和法律法规来进行社会动员,动员手段从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社会动员实现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尽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动员与现代治理也格格不入,但不可认为我国不再需要社会动员,也不可认为我国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事实上,我国依然拥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依然在我国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和严明的纪律要求拥有着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使得国家掌握了主要的动员媒介,我国社会的整体化程度依然较高使得社会动员更容易实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动员在一些领域也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有所下降、基层组织号召能力不强、网络社会动员乱象丛生、社会逆动员现象问题凸显等,这些是当前我国社会动员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社会动员的现代化,因此,本文最后一章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社会动员机制进行了思考。第一,要构建以党和政府为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主体机制。要加强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动员。第二,要规范社会动员的手段。坚持适度动员的基本原则,将利益诱导作为主要的动员手段,在法治规则下进行,保障公民独立自由的合法权益。第三,要高度重视网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具体包括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掌握网络主动权;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积极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有效引导网民意见。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得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拓展空间。
朱孟光[9](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何正强[10](2014)在《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社区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以及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分别提出公共空间的概念以来,这两个被公认歧义最多的词汇成为了各路研究者口中的罗生门,一直没法取得一致的共识,原因是社区和公共空间均涉及到社会性和空间性的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永远会随着社会背景、学术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现今的社会学正在朝整体与个体、主观与客观以及价值与工具合理性相互融合的结构性研究方向发展,而从关系的角度去进行社会研究正是这种发展方向的主流。在社会研究的方向转换影响下,对城市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从对单一的物质环境研究转向物质与非物质环境(包括社会关系)的互动研究,关注空间之间、空间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是研究个体及个体之间的关系的一套理论,它的聚焦点是关系和关系模式,而不是行动者的属性,因而能成为考察当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一种重要视角。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内涵和特点受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社区不再完全是地域共同体,而是由众多的、特殊化的、以兴趣为基础的社区成员组成的共同体[1];社区公共空间不再只是简单的物理范围,而是社区社会网络重要载体,在居民的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交叉融合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评价标准也需要作出改变:由只以数量、尺度、形态为衡量标准,转向以能否促进社会网络健康发展,包括是否具有足够的延续性和融合能力,为主要判断依据。也就是说,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并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不恰当的空间形式会对社区的关系网络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相对于具体的设计方法,建立一套以社会网络的优劣为核心的标准来判断社区公共空间是否有效更为关键,尤其对于经过改造的、社会网络较复杂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本论题首先将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与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综合,形成一个全面的社会网络视角,并提出了十条关于社区社会网络的发展趋势、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理论假设。然后以公共生活为中介,建构以公共空间(空间与空间)、公共生活(空间与人)、社会网络(人与人)三者的互动关系为主线索的有效性分析框架,分别对置换型、局部改造型和保护型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改造社区及其公共空间进行有效性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总结和深入剖析评价结果,一方面对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梳理并归纳改造型社区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互动的规律,从而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并把它进行实际应用。
二、群体、团体和集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群体、团体和集体(论文提纲范文)
(1)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方法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 |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研究方法 |
创新点 |
第1章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现状及问题 |
1.1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产生 |
1.1.1 大规模侵害 |
1.1.2 个体救济在解决大规模侵害问题上的失灵 |
1.1.3 消费者集体救济产生的动力和背景 |
1.2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初界定 |
1.2.1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概念和特征 |
1.2.2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目的和功能 |
1.2.3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价值 |
1.2.4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原则 |
1.2.5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具体表现机制 |
1.3 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历史和法制现状 |
1.3.1 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历史回顾 |
1.3.2 中国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 |
1.4 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现存的问题 |
1.4.1 实体法上的理论基础尚未构建 |
1.4.2 作为救济基础的实体权利缺失 |
1.4.3 请求权类型不能满足制度目的和功能的需求 |
1.4.4 适用中的具体障碍 |
1.4.5 集体救济机制单一 |
第2章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法理支撑 |
2.1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时代沿革和法哲学基础 |
2.1.1 时代沿革下的消费者集体救济 |
2.1.2 现代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法哲学基础 |
2.1.3 现代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正当性基础 |
2.2 消费者集体救济对传统民法的冲击以及民法的回应 |
2.2.1 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冲击及其回应 |
2.2.2 对民事主体理论的冲击及其回应 |
2.2.3 对民法保护法益和民事权利体系的冲击及其回应 |
2.2.4 对民事责任体系的冲击及其回应 |
2.2.5 对民法依托的程序规则的冲击及其回应 |
2.3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分析 |
2.3.1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的请求权类型 |
2.3.2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请求权基础的发现障碍 |
2.3.3 消费者集体救济需突破传统民法请求权理论的局限 |
第3章 消费者的集体权利 |
3.1 民法的公共性理念对消费者集体权利创设的指引 |
3.2 消费者集体权利的界定 |
3.2.1 集体权利是权利 |
3.2.2 集体权利是集体性的权利 |
3.2.3 自由主义下的集体权利 |
3.2.4 消费者的集体权利 |
3.3 消费者集体权利和相关权益之间的关系 |
3.3.1 消费者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 |
3.3.2 消费者集体权利与公共利益 |
3.4 消费者集体权利的分类 |
第4章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请求权分析 |
4.1 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处理的请求权的判定标准 |
4.1.1 标准的选择 |
4.1.2 标准的适用 |
4.2 确认请求的调整方案 |
4.3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的损害赔偿请求 |
4.3.1 消费者集体救济损害赔偿请求的域外考察 |
4.3.2 消费者集体救济应当包括损害赔偿请求 |
4.3.3 消费者集体救济损害赔偿请求的分类 |
4.3.4 消费者集体救济损害赔偿请求的调整方案 |
4.3.5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
4.4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确认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的衔接方案 |
第5章 消费者集体权利的行使障碍排除和救济的系统改进 |
5.1 消费者集体权利的行使主体资格 |
5.1.1 关于消费者集体权利行使主体资格的学界争论和域外考察 |
5.1.2 以辅助原则安排消费者集体权利的行使主体资格 |
5.2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适用是否应当以公共利益为要件? |
5.2.1 消费者集体救济适用要件的域外考察 |
5.2.2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去公共利益化 |
5.3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集体的组织方式 |
5.3.1 消费者集体的组织障碍 |
5.3.2 消费者集体救济中集体组织模式的域外考察 |
5.3.3 消费者集体救济可以接受选择退出模式 |
5.3.4 风险溢价可以成为组织集体的动力 |
5.4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整体改进方案 |
5.4.1 消费者集体救济的再界定 |
5.4.2 系统改进方案的考量因素 |
5.4.3 中国消费者集体救济体系的总体架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一、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文化遗产生存危机 |
二、 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诉求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成果概述 |
二、 国内研究成果概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以人为本:城市遗产保护的应然要求 |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与当代内涵 |
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源 |
二、 以人为本的当代内涵 |
第二节 城市遗产属性的人本特征 |
一、 城市遗产的分类 |
二、 “城市”属性的具体内涵 |
三、 “城市”属性的人本特征 |
第三节 城市遗产价值的人本解读 |
一、 历史信息价值 |
二、 文脉传承与情感寄托价值 |
三、 科学、艺术与教育价值 |
四、 使用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价值 |
第二章 以人为本: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现实抉择 |
第一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当代发展 |
一、 保护视野不断扩大 |
二、 保护内涵日益深化 |
三、 保护方式和成果逐渐与公众生活衔接 |
第二节 城市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
一、 城市遗产管理机制亟待完善 |
二、 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尖锐 |
三、 城市遗产保护方式存在误区 |
四、 城市遗产保护困境背后的人本缺失 |
第三章 以人为本与城市遗产保护利益相关者 |
第一节 政府 |
第二节 营利性组织 |
第三节 非营利性组织 |
第四节 公众 |
一、 “本地型”公众 |
二、 “外地型”公众 |
第四章 走向以人为本的城市遗产保护 |
第一节 公众参与的兴起、内涵与目标 |
一、 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兴起 |
二、 公众参与的目标 |
第二节 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及特征 |
一、 政府引导下的公众参与 |
二、 舆论参与 |
三、 志愿服务参与 |
四、 民间资本的投资参与 |
第三节 公众参与的未来发展 |
一、 增强公众的实质性参与 |
二、 适度“放权”与“维权” |
三、 灵活开展文化遗产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对象 |
三 文献综述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政党统合:一个分析框架 |
一 政党与社会关系 |
1. 政党及政党的社会功能 |
2. 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政党类型学分析 |
3. 统合主义视野中的政党与社会 |
二 中国政党与社会关系形态及其形成逻辑 |
1. 中国政党与社会关系形态演变 |
2. 现代化:政党统合社会的历史逻辑 |
3. 执政合法性:政党统合社会的政治逻辑 |
三 以政党为中心:政党统合社会的组织结构 |
1. 核心组织结构 |
2. 外围组织结构 |
四 吸纳与嵌入:政党统合社会的双向路径 |
1. 自下而上:吸纳型统合 |
2. 自上而下:嵌入型统合 |
第二章 私企成长:动力与空间 |
一 运动式改造与革命后社会建设 |
1. 阶级动员与工商业改造 |
2. 组织化与总体性社会 |
二 唤醒的力量:放权式改革与私企再生 |
1. 体制困境与边缘化突破 |
2. 政策法规创新:私企成长的资源与空间 |
三 承认的身份:意识形态的调适与接纳 |
1. 意识形态困境与调适 |
2. 从排斥到包容:私企身份的变换 |
四 行动者归来:私营企业的经济社会能量 |
第三章 政治吸纳:逻辑与结构 |
一 精英生产与政治吸纳 |
1. 新经济精英成长:循环与再生产 |
2. 政治吸纳:经济精英的政治化 |
二 “红色资本家”:私营企业主的组织身份 |
1. 组织吸纳:从排斥到开放 |
2. 选择性征募:机制与方式 |
三 政治安排:资格条件与安排体系 |
1. 政治安排的资格条件 |
2. 政治安排体系 |
四 体制内参与:自主行动的逻辑与策略 |
1. 资源依赖与体制内参与 |
2. 基层政治参与:个体行动与体制吸纳 |
3. 社会自组织:在限制与统合之间 |
第四章 组织嵌入:资源、结构与功能 |
一 “支部建在连上”:政治整合与路径依赖 |
1. 政党组织网络扩展与政治整合 |
2. 社会自主空间与政党组织渗透 |
二 无权力依托组织:资源与结构 |
1. 组织资源:政策、关系与成员 |
2. 党组织与企业治理结构:冲突与耦合 |
三 党组织行动逻辑变换与功能转化 |
1. 从主导到配合:党组织行动逻辑变换 |
2. 从领导到服务:党组织功能转化 |
结论 回归社会:政党与社会关系重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价及展望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重点与难点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相关问题概述 |
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 |
2.1.1 协商民主的内涵 |
2.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
2.1.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
2.2 制度化的内涵和价值 |
2.2.1 制度 |
2.2.2 制度化 |
2.2.3 制度化的价值 |
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内涵和发展层次 |
2.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 |
2.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发展层次 |
第3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 |
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体系 |
3.1.1 价值及其分类 |
3.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价值体系的构成 |
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目的价值 |
3.2.1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3.2.2 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
3.2.3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3.2.4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 |
3.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在价值 |
3.3.1 导向性价值 |
3.3.2 渐进性价值 |
3.3.3 实践性价值 |
3.3.4 全局性价值 |
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外在价值 |
3.4.1 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3.4.2 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
3.4.3 有助于促进协商文化成长和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第4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历程 |
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 |
4.1.1 协商民主专门组织机构初步建立 |
4.1.2 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4.1.3 协商思想文化孕育 |
4.1.4 协商民主实践健康起步 |
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自发起步 |
4.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4.2.2 政协的调整发展 |
4.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初步形成 |
4.2.4 社会主义协商实践初步展开 |
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局部自觉快速发展 |
4.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深入发展 |
4.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和完善 |
4.3.3 政协的发展成熟 |
4.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4.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全面快速发展 |
4.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
4.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成果显着 |
4.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快速有序发展 |
4.5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经验启示 |
4.5.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4.5.2 协调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四个层面的建设 |
4.5.3 协商民主制度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 |
第5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现实考量 |
5.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 |
5.1.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5.1.2 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 |
5.1.3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
5.1.4 良好的国内外环境 |
5.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存在的问题 |
5.2.1 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 |
5.2.2 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 |
5.2.3 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
5.2.4 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 |
5.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5.3.1 程序机制建设相对滞后 |
5.3.2 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 |
5.3.3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水平的影响 |
第6章 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 |
6.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要放在突出位置 |
6.1.1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好协商民主顶层设计 |
6.1.2 加强和完善实体制度建设,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完善 |
6.1.3 加快程序制度建设,筑牢协商民主制度基础 |
6.2 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建设 |
6.2.1 加强和改善政协机关建设 |
6.2.2 建立健全基层协商组织机构 |
6.3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 |
6.3.1 创造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 |
6.3.2 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6.3.3 着力培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 |
6.4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发展 |
6.4.1 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总要求 |
6.4.2 健全协商渠道,丰富协商形式 |
6.4.3 重视协商主体队伍建设 |
6.4.4 严控协商过程和协商成果转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4 文献综述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1.4.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5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6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6.1 研究思路 |
1.6.2 研究方法 |
1.7 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
2.1 概念界定 |
2.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业技术选择理论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2.2.4 集体行动理论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2.3.1 新疆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的界定 |
2.3.2 基本假设 |
2.3.3 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三章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1 现代农业、农业技术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 |
3.1.1 现代农业、农业科技革命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
3.1.2 我国现代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与节水灌溉技术 |
3.2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2.1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历程 |
3.2.2 世界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特征和趋势 |
3.3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3.1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3.2 我国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前景 |
3.4 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4.1 新疆兵团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3.4.2 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历程 |
第四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原因及制度影响分析 |
4.1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要素稀缺诱致性选择分析 |
4.1.1 要素稀缺对新疆兵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分析 |
4.1.2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要素稀缺诱致性选择的实证分析 |
4.2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市场需求诱致性选择分析 |
4.2.1 市场需求对新疆兵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影响分析 |
4.2.2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市场需求诱致性选择的实证分析 |
4.3 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影响分析 |
4.3.1 兵团特殊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优势 |
4.3.2 新疆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安排 |
4.3.3 兵团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非正式制度影响 |
第五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供给主体行为分析 |
5.1 政府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5.1.1 政府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动因 |
5.1.2 国家(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强制性选择 |
5.1.3 国家(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诱致性选择分析 |
5.1.4 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安排 |
5.1.5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一:政府行为的案例分析 |
5.2 企业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5.2.1 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 |
5.2.2 企业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特征 |
5.2.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二:企业行为的案例分析 |
5.3 科研部门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5.3.1 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动因 |
5.3.2 科研部门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特征 |
5.3.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三:公共科研部门行为的案例分析 |
5.4 基层农业组织和合作组织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为分析 |
5.4.1 基层农业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 |
5.4.2 合作组织参与节水灌溉技术的选择 |
5.4.3 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主体之四:基层农业组织行为的案例分析 |
5.5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多主体参与选择行为评析 |
5.5.1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多主体参与下的动态反应 |
5.5.2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动态反应的运行机制 |
5.5.3 新疆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主体动态反应行为评价 |
第六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需求主体—农户行为分析 |
6.1 农户参与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利益取向和行动反应 |
6.1.1 农户行为理论和农户技术选择行为 |
6.1.2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利益取向 |
6.1.3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行动反应 |
6.2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农户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
6.2.1 农户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原因的描述性分析 |
6.2.2 农户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意愿和方式的描述性分析 |
6.2.3 农户对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分析 |
6.3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3.1 研究假设 |
6.3.2 模型选择、数据描述和计量分析 |
6.3.3 结论和启示 |
第七章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绩效分析 |
7.1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7.1.1 新疆兵团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7.1.2 新疆地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描述性评价 |
7.2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计量和模型分析 |
7.2.1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计量分析 |
7.2.2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的“结构-行为-绩效”模型分析 |
7.3 新疆兵团和新疆地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绩效分析简评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要素稀缺和市场需求的诱致性选择 |
8.1.2 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多主体参与的选择行为 |
8.1.3 制度对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具有明显影响 |
8.2 政策建议 |
8.2.1 合理配置利用农业水资源,发挥水资源稀缺对节水行为的诱导作用 |
8.2.2 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体系和运行机制 |
8.2.3 提升节水灌溉技术选择各主体的选择能力 |
8.2.4 优化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的制度环境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导师评阅表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本文的主要观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结构 |
第一章 政党社会整合的理论阐释 |
第一节 社会整合的概念 |
一、社会整合思想的沿革 |
二、冲突论的批评 |
三、两种理论的互补 |
四、如何理解社会整合 |
第二节 政党与社会整合 |
一、政党及政党的功能 |
二、政党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理论框架 |
一、西方学者的理论启示 |
二、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路径 |
三、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分析框架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 |
一、新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构建 |
二、政治运动式社会整合的悖论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
二、利益分化与社会结构的改变 |
三、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
四、社会个体的崛起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 |
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逐步受到侵蚀 |
二、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发生重大改变 |
三、政治表达体系面临的冲击 |
四、权力组织网络感受到明显的张力 |
五、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巨大的改变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建设与调整 |
第一节 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创新 |
一、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第二节 政党职能的转变 |
一、群众路线与政党职能 |
二、政党职能与群众路线的实践性统一 |
三、政党职能的转变过程 |
第三节 政党组织的强化 |
一、不断提高党员素质 |
二、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 |
三、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 |
四、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形式的创新 |
第一节 对先富群体的政治吸纳 |
一、政治吸纳的内涵 |
二、政治吸纳的社会背景 |
三、政治吸纳的主要措施 |
四、政治吸纳的功能与不足 |
第二节 对非政府组织的整合 |
一、中国共产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整合方式 |
二、中国共产党对非政府组织整合的主要成效 |
第三节 对社会冲突行为的引导与规范 |
一、社会冲突行为的主要原因与相关理论 |
二、受到利益驱动和伦理影响的行为动机 |
三、社会冲突行为的行动方式和主要问题 |
四、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措施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重要经验 |
一、社会整合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二、社会整合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三、社会整合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导向 |
四、社会整合必须兼顾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 |
五、社会整合必须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 |
(二)社会动员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集体行动理论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
第一节 社会动员的构成要素 |
一、动员主体 |
二、动员对象 |
三、动员目标 |
四、动员手段 |
五、动员载体 |
第二节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功能 |
一、经济功能:整合资源配置 |
二、政治功能:提升国家能力 |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整合 |
四、文化功能:凝聚社会共识 |
第三节 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运作风险 |
一、过度动员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
二、容易成为攻击国家政权的工具 |
三、破坏正常的官僚治理体系 |
第二章 传统管制模式下的社会动员 |
第一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形成逻辑 |
一、现实需要:现代化建设需要凝聚国家力量 |
二、政治优势:革命战争年代动员思维的一脉相承 |
三、组织基础: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 |
第二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
一、通过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进行社会动员 |
二、通过政党权威和政治领袖进行社会动员 |
三、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社会动员 |
四、通过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进行社会动员 |
五、通过典型示范来进行社会动员 |
第三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 |
一、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执政地位 |
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三、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热情 |
第四节 传统管制模式下社会动员的偏差 |
一、过度强调精神的力量,忽略了客观规律 |
二、过度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 |
三、过度强调群众运动,破坏了社会民主法治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的转型 |
第一节 动员主体:从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 |
一、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减弱 |
二、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减少 |
三、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节 动员对象: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转变 |
一、社会结构持续分化 |
二、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 |
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
第三节 动员目标:从国家利益向大众利益转变 |
一、思想政治领域的动员明显减少 |
二、社会动员服务于经济发展 |
三、动员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日趋明显 |
四、社会动员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
第四节 动员方式:从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型 |
一、通过利益引导来进行社会动员 |
二、减少使用群众运动的动员手段 |
三、在法治规则下进行动员 |
四、依靠现代传媒进行动员 |
五、通过情感激发进行动员 |
第四章 当前我国社会动员能力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社会动员能力的影响因素 |
一、动员对象的利益获得 |
二、动员对象的参与成本 |
三、动员对象情感的激发 |
四、动员对象的整体化程度 |
五、动员主体的权威和信誉 |
六、动员主体自身的能力素质 |
第二节 当前中国依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
一、动员主体:国家力量依然强大 |
二、利益导向: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
三、动员媒介:坚持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 |
四、动员对象:强调整体化的社会 |
第三节 当前中国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的表现 |
一、动员主体的权威下降 |
二、基层社会动员能力不足 |
三、网络社会动员乱象丛生 |
四、社会逆动员问题凸显 |
第五章 构建现代化社会动员机制的路径思考 |
第一节 加强社会动员主体能力建设 |
一、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威 |
二、提高基层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 |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动员作用 |
第二节 规范社会动员手段 |
一、坚持适度动员的基本原则 |
二、社会动员必须在法治规则下运行 |
三、将利益诱导作为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
四、保障公民独立自由的合法权益 |
第三节 高度重视网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 |
一、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及时掌握主导权 |
二、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 |
三、积极培育网络意见领袖 |
结语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一)社会动员依然在国家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动员进行了嬗变和转型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规范社会动员手段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一)社会动员过程中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分析 |
(二)基层政权社会动员研究 |
(三)网络社会动员研究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关于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 |
(二)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 |
(一)研究的难点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一、社会化、活动方式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二、社会化工作方式与社会化活动方式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相关论述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理论 |
二、列宁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及论述 |
第三节 多学科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一、社会资本理论 |
二、资源依赖理论 |
三、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 |
第二章 历史实践与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第一节 1921—192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一、通过支部和党团实现对非党组织及社会的领导 |
二、创立并利用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活动 |
三、破除“工学界限”,融入帮会等传统社会联系纽带之中 |
四、以维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斗争,扩大政治影响 |
第二节 1927—1937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一、规定白区党的恢复与建立方式、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
二、探索建立党与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以实现党对其有效领导 |
三、充分利用“黄色工会”“外表的掩护”作用联系与组织群众 |
第三节 1937—1949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
第四节 1949—1978年: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实践 |
一、采取适应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构建城市基层党组织体系 |
二、探索城市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在“运动”中发挥其政治功能 |
三、充分发挥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来开展活动 |
第五节 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经验启示 |
一、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 |
二、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 |
三、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 |
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 |
第三章 转型与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的社会化 |
第一节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逻辑分析 |
一、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 |
二、城市基层社会的新变化导致“单位制党建”活动方式面临挑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推动城市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程 |
一、“街居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78年—1997年)76 |
二、“社区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1997年—2007年) |
三、“区域化党建”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2007年至今) |
第三节 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的典型模式剖析 |
一、城市基层党组织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
二、案例研究:“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总结 |
三、城市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第四章 国外经验与镜鉴:世界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第一节 执政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一、古巴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二、越南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第二节 欧洲社会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一、英国工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第三节 民族民主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第四节 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一、绿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二、“茶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 |
第五章 调适与重构:中共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未来面向 |
第一节 “开放型”活动方式: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理念转变 |
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一、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扁平网络化组织体系 |
二、社会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社会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 |
第三节 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与社会化的方式方法 |
一、改进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
二、改进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方式,创新行动策略方法 |
第四节 新技术媒介: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技术支撑 |
一、新媒体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二、大数据与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 |
第五节 评价与激励: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
一、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评价机制 |
二、构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激励机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资料类 |
二、中文着作和外文译着类 |
三、论文报纸类 |
四、英文文献类 |
五、电子文献 |
后记 |
(10)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社会背景的转变 |
1.1.2. 理论视角的转换 |
1.1.3. 研究方法的局限 |
1.1.4. 评价环节的缺失 |
1.2. 问题的提出 |
1.2.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区? |
1.2.2.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造模式? |
1.2.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
1.2.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
1.2.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评价标准? |
1.3. 研究对象: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 |
1.3.1. 改造型社区的定义和范畴 |
1.3.2. 改造型社区的特殊性 |
1.3.3. 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的特点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社会网络 |
1.4.2. 社区及社区公共空间 |
1.4.3. 空间有效性 |
1.5.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5.1. 研究目的 |
1.5.2. 研究意义 |
1.6. 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理论框架 |
1.6.3.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社会网络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
2.1. 社会网络的理论背景 |
2.1.1. 社会网络理论的诞生和兴起 |
2.1.2. 社会网络理论的理论优势及其社会学意义 |
2.1.3. 社会网络理论面对的新课题 |
2.2. 社会网络的理论与方法 |
2.2.1. 社会网络的概念和内涵 |
2.2.2. 国内外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模式 |
2.2.3. 研究社会网络的方法——社会网络分析 |
2.2.4. 社会复杂网——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发展的结果 |
2.3. 我国社会关系发展影响下的居民社会网络特征 |
2.3.1. 中国人的关系特点及其与西方的差异 |
2.3.2. 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发展 |
2.3.3. 我国居民社会网络的普遍特征及相关实证研究 |
2.3.4. 城市与乡村社会网络的区别 |
2.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三章 社会网络视角下当前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转变 |
3.1. 社会关系变迁与社区转型 |
3.1.1. 社区的概念及其理论发展 |
3.1.2. 我国社区的特殊性及其在转型过程中面对的问题 |
3.1.3. 我国社区转型与社会网络变迁的关联 |
3.2. 转变与失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 |
3.2.1. 社会网络通过限定公共活动的规则影响空间的公共性 |
3.2.2. 公共空间通过其主体性与规律性生产和调整社会关系 |
3.2.3. 从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反思公共空间的本质与内涵 |
3.2.4. 社会网络与社区公共空间彼此依赖相互影响 |
3.2.5. 社区改造引发社区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的矛盾 |
3.3. 社会网络视角对社区公共空间价值标准的修正 |
3.3.1. 对社区公共空间价值判断标准的反思 |
3.3.2. 网络化思维方式对公共空间价值判断的补充和完善 |
3.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四章 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的评价方法 |
4.1. 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意义 |
4.2. 建构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的评价框架 |
4.2.1. 改造社区的公共空间有效性定义 |
4.2.2. 相关评价方法研究 |
4.2.3. 社区公共空间在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有效性评价方法 |
4.3. 社区公共空间网络结构与个体行为网络结构的对比 |
4.3.1. 公共空间网络结构分析 |
4.3.2. 个体行为网络结构分析 |
4.3.3. 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公共生活关系的理论假设 |
4.4. 社区公共生活与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的关系分析 |
4.4.1. 公共活动的行为网络分析 |
4.4.2. 社区社会网络分析 |
4.4.3. 判断社区公共生活与社区社会网络结构的关系 |
4.4.4. 改造社区社会网络发展趋势的理论假设 |
4.5. 评价对象的选取 |
4.5.1. 评价对象的选取原则 |
4.5.2. 具体评价对象简述 |
4.6.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五章 重构与生长置换型改造社区的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 |
5.1. 置换型改造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特点 |
5.1.1. 置换型改造社区的特点 |
5.1.2. 置换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的特点 |
5.1.3. 置换式的社区改造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
5.2. 社会网络视角下置换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特征 |
5.2.1. 置换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实例研究 |
5.2.2. 置换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特征 |
5.3. 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方法在置换型改造社区中的应用 |
5.3.1. 具体分析案例的选取 |
5.3.2. 创作中心社区背景资料 |
5.3.3. 创作中心社区公共空间网络分析 |
5.3.4. 创作中心社区成员行为网络分析 |
5.3.5. 创作中心社区公共空间网络与公共行为网络对比 |
5.3.6. 创作中心社区社会网络分析 |
5.3.7. 创作研究中心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六章 并置与融合——局部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 |
6.1. 局部改造型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特点 |
6.1.1. 局部改造型社区的特点 |
6.1.2. 局部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的特点 |
6.1.3. 局部改造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
6.2. 社会网络视角下局部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特征 |
6.2.1. 局部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实例研究 |
6.2.2. 局部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特征 |
6.3. 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方法在局部改造型社区中的应用 |
6.3.1. 具体分析案例的选取 |
6.3.2. 解放中社区背景资料 |
6.3.3. 数据采集与测量 |
6.3.4. 解放中社区公共空间网络结构分析 |
6.3.5. 解放中社区居民公共行为网络分析 |
6.3.6. 解放中社区公共空间网络与居民公共行为网络对比 |
6.3.7. 解放中社区社会网络状况分析及其与社区公共生活的关联 |
6.3.8. 社会网络视角下解放中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及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七章 演替与共生——保护型改造社区的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 |
7.1. 保护型改造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特点 |
7.1.1. 保护型改造社区的特点 |
7.1.2. 保护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的特点 |
7.1.3. 以保护为主的社区改造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影响 |
7.2. 社会网络视角下保护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特征 |
7.2.1. 保护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实例研究 |
7.2.2. 保护型改造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特征 |
7.3. 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方法在保护型改造社区中的应用 |
7.3.1. 具体实践案例的选取 |
7.3.2. 两隅社区背景资料 |
7.3.3. 数据采集与测量 |
7.3.4. 两隅社区公共空间网络结构分析 |
7.3.5. 两隅社区居民公共行为网络分析 |
7.3.6. 两隅社区公共空间网络与居民公共行为网络对比 |
7.3.7. 两隅社区社会网络状况分析及其与社区公共生活的关联 |
7.3.8. 社会网络视角下两隅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与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八章 从有效性反思社区改造的公共空间营造方法 |
8.1. 改造社区的公共空间有效性特征归纳 |
8.1.1. 三种社区改造模式下的公共空间有效性特征归纳 |
8.1.2. 三个具体分析案例中各类公共空间的有效性对比 |
8.1.3. 关于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理论假设的检验结果 |
8.2. 从有效性反思社会网络视角对社区及其公共空间营造的意义 |
8.2.1. 社会网络视角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发 |
8.2.2. 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在社区建设中的应用 |
8.2.3. 社区公共空间与社会网络的互动机制 |
8.2.4. 有效性分析结果所体现的改造社区公共空间与社会网络互动规律 |
8.3. 适应我国社会网络特点的改造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策略探索 |
8.3.1. 重视社区改造中公共空间的社会性 |
8.3.2. 关注社区改造后的公共空间网络结构 |
8.3.3. 提倡多元主体合作和公众参与的改造模式 |
8.3.4. 以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来提高公共空间的适应性和维稳定性 |
8.3.5. 提升社区环境的质量以激发更广泛的公共活动 |
8.3.6. 强化社区公共空间的层级性和互补性 |
8.3.7. 增加社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复合性 |
8.3.8. 加强以兴趣为核心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
8.4. 社区改造中与社区社会网络相适应的公共空间营造模式应用 |
8.5. 本章小结 |
本章参考文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四、群体、团体和集体(论文参考文献)
- [1]消费者集体救济的方法和路径研究[D]. 姚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2]城市遗产保护的人本视角研究[D]. 张心. 山东大学, 2016(10)
- [3]政治吸纳与组织嵌入 ——执政党统合私营企业的逻辑与路径分析[D]. 弓联兵. 复旦大学, 2012(03)
- [4]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D]. 董文静. 吉林大学, 2019(02)
- [5]新疆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择研究[D]. 苏荟. 石河子大学, 2013(01)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问题研究[D]. 杨帆. 山东大学, 2014(04)
-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8]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D]. 贺治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研究[D]. 何正强.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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