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钟煜[1]（2020）在《论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文中指出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机制的不断创新发展,以及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愈加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切新变化都使得证券市场交易的规模与复杂性不断升级,而最终导致证券市场中风险的持续增加以及证券纠纷的日益频发。调解是中国历史上创造的解决民事纠纷的重大制度财富,在证券纠纷的解决方面有着突出的应用优势,而且全国性调解机构设立、调解机制建设、调处实践发展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投资者保护工作、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2019年12月,新修订的《证券法》颁布,其中建立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等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举措,凸显了调解工作在证券纠纷解决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使今后的证券纠纷调解工作面临更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总结我国多年来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域外国家的制度建设,探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完善方案并提出可供实践的完善建议,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主要采用归纳总结、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针对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借鉴国外经验之有益做法,形成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建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证券纠纷的特殊性、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利弊分析、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比较优势、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重要价值等四个方面来阐述体系化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通过全面分析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建立背景与发展现状,并就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在实践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挖掘总结我国现有制度的缺陷,完成对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综合考量。第三部分主要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经验进行考察与评述。第四部分综合前述研究结论,并在这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归结如下:一是加强证券纠纷调解机制顶层设计,注重制度衔接;二是强化证券监管部门主导作用,依法实施监管;三是加快全国性调解机构建设,树立调解权威;四是完善调解程序细节规定,服务实践需求;五是规范在线调解平台建设,高效化解纠纷。本文通过立足国内外实践经验,通过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以期可以有助于在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些许问题的解决,助力我国健全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使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获得有效保障,维护好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为资本市场实现健康和谐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郝晓丹[2]（2020）在《论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主要依靠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带来了企业发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作为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制度核心的股权结构,也突破传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力资本不仅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成为我国实现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的核心资源之一,而双层股权结构以其保持和维护企业创始人控制为主旨的制度设计凸显了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性,突破了以股权结构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框架。长期以来我国严格奉行“一股一权”股权原则,这种传统的股权结构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甚至由于其严格限制导致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远赴国外上市,国内优质资源不断流失。特别是近年来,与国有公司实施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在许多发展势头强劲的民营高科技公司以及混合所有制公司中,股东与经营者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对此,2019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正式拉开我国实行双层股权结构的序幕,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建立双层股权结构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双层股权结构基本理论以及域外相关国家立法实践的分析,指出我国存在的问题和实行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建立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相关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双层股权结构基本问题的阐述。首先,对双层股权结构产生的背景进行梳理,并明确双层股权结构的内涵及基本特征;其次,通过公司契约理论、市场自由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为双层股权结构的适用提供法理依据;再次,对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价值进行考量,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制度优势和风险。第二部分,是关于域外双层股权结构的立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首先,介绍了美国、加拿大及香港的立法实践,包括:美国灵活的制度设计以及成熟的配套设施建设,加拿大宽松的政策条件以及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自治以及严格的上市条件等。其次,指出三个地区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的分工合作体制、严格明确的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完备健全的集体诉讼制度等方面。第三部分,是双层股权结构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以及面临的制度困境分析。以阿里巴巴和百度为例,阐述了双层股权结构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例如阿里巴巴的“湖畔合伙人”制度、百度的“牛卡计划”,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创始人的控制权,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然而目前在我国实施双层股权结构却面临着诸多制度困境,如不受重视的人力资本评价机制、监事会制度的权责不明、独立董事制度的形同虚设、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管缺失等。第四部分,是关于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构建与配套设施完善的建议。首先在宏观层面,确立正确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其次在微观层面,即主要内容上针对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适用范围及持有主体资格、特殊表决权的创设方式与退出机制、特殊表决权权数和表决事项、不同类别股票流转机制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最后,在相关配套制度层面,要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独立董事制度、优化证监会监管机制以及进一步完善司法救济机制等。
郭文杰[3]（2020）在《论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文中认为股权众筹是众筹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种,其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具有融资成本低廉、门槛较低且受众面广的优势。它的产生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同时拓宽了普通大众的投资渠道,并且对于整合社会闲散资金有很大作用。因此,股权众筹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但是,股权众筹从产生时就存在诸多问题,最典型的问题是其融资方式的合法性。我国法律严禁公司非法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而股权众筹典型的融资方式极易触碰这一非法红线,受制于这一问题,股权众筹在我国经历短暂的高潮后,又逐渐低迷,甚至到了难以生存的境地。股权众筹的发展存在的先天性问题,究其根本在于我国的法律规制不健全,对于这种挑战了传统“公募”与“私募”界限的融资方式没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虽然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一些文件对股权众筹进行规制和监管,但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目前出台的文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制体系,且法律层级较低,以致严重制约了股权众筹的健康发展。新修订的《证券法》中虽修改了一些规定,但仍没有将股权众筹纳入规制范围,其典型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因此股权众筹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法律问题。本文运用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股权众筹法律问题。全文除了引言结语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股权众筹的相关问题。该部分界定了股权众筹的概念和特征等相关内容,简要分析股权众筹的运营模式,并简述股权众筹涉及的主体及相互的法律关系。第二部分为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该部分首先对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并由此引出当前的法律规制现状,发现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分别针对股权众筹涉及的三方主体分别提出问题。融资者的利益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知识产权易被侵犯;投资者在股权众筹中有遭受欺诈的风险、知情权易遭侵犯、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股权众筹平台的权利义务划分不明、融资资金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并且平台运营的违法风险较高。通过提出问题,为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完善确立目标。第三部分为美英两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借鉴。该部分主要通过对美、英两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定加以介绍分析,吸收先进经验,针对投资者、融资者、股权众筹平台进行不同的规制,立足于本国国情,对其中比较先进的制度、措施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对由此得出的启示加以阐述。第四部分为完善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建议。该部分针对股权众筹涉及的三方主体存在的问题,在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完善我国股权众筹的立法体系,制定专门的法律文件,修改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融资者加强监管,根据适当性原则严格区分资质,制定合理融资限额,制定股权冻结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对于股权众筹平台,完善其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同时明确其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并制定资金托管制度;对于投资者,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制定合理的投资上限,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秦芳菊[4]（2020）在《绿色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绿色金融在本质上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金融创新模式。绿色金融模式出现及其立法创新,既代表着人类文明和法律意识的又一次突破,同时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后进行自我救赎的产物。绿色金融的生成和发展,始终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改造。经济学观点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经济的外生变量,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不加限制的排放温室气体,大量含碳染料燃烧,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迫近自我调节的临界值,学者Warren Gamaliel Harding将之称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金融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议题。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其中指出重点推广和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制度。之后公布的《绿色金融体系指导意见》中则对绿色金融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认为绿色金融即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也包括“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等”。本文以绿色金融基本框架为基础,基于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以金融法原理为指导,分别对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以及碳排放权的制度逻辑和规则设计进行阐释。本文除绪论部分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绿色金融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绿色金融的概念、分类进行解读。绿色金融概念目前尚未统一,但其具有引导资源配置、广泛产业链依托以及实现综合性社会效果三重含义。绿色金融的本质乃是金融活动,故而需要以金融理论和效率价值作为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实现金融稳定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是绿色金融创新过程中必须恪守的底线,同时还应将“法律激励理论”和“成本—效益分析”,融入到具体规则设计之中。第二部分“市场主导下的绿色证券法律体系构建”。我国绿色证券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模式转变。2014年之前,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是规范和促进上市公司在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遵守环境保护规范的重要行政管理程序。然而,囿于权力寻租、地方保护等诸多低效率因素困扰,149号文件开启了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绿色证券发展新篇章。在监管思路转变后,相关规则调整需要遵守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注重证券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并强化第三方中介机构主体的责任。第三部分“政策推动型绿色信贷的规制进路”。目前国际上绿色信贷存在以赤道原则为代表的自愿实现机制与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为代表的强制实现机制两种规制路径。赤道原则存在难以避免的“软法”治理逻辑的固有缺陷,而《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过于严苛的责任则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非效率。我国绿色信贷具有显着的政策推动型发展逻辑,故应沿用此路径,通过设置“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等负效价激励等方式,规范银行及其高管的行政责任,同时鼓励银行自觉参与赤道原则。第四部分“绿色保险的理论困局与体系构建”。绿色保险应当在概念上建立起涵盖环境责任保险、保险实施机制与附属产品、绿色发展理念三个层次的绿色保险概念体系。进而以此为基础,在充分考虑当前环境保护意识、保险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环境风险的特点等方面因素,对绿色保险制度进行统筹建构。依靠法律层面的授权与完善来确立合法性,配备强制与自由保险相结合的推进模式,在“2+4+4”的绿色保险清单中确立具体的险种,并配备完整的环境数据衔接机制、保险人赔付能力保障机制等。第五部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与制度检视”。国际普遍建立了“限额—市场”为主的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来达到环境资源最优配置、社会力量最大动员的目的。而完善这一体系则应当建立在充分理解碳排放权的基础之上。碳排放权以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环境使用权理论为基础,具有规范性、价格性与可交易性,兼具公权与私权的属性。构建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市场,需要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定位,积极且审慎地与国际体系接轨,完善风险控制与监管体系。
孟铂林[5]（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郭馨雨[6]（2020）在《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起,随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相关法规的出台,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高速发展的背面,是私募股权基金近年来呈现出的“野蛮生长”趋势:基金兑付危机频发,基金管理人侵权行为屡禁不止,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显着不足。2018年发生的阜兴系私募基金案件即暴露出诸多典型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完善对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的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摘要、引言及结论以外,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案例引出问题。这部分选取阜兴系私募基金这一典型案例,通过梳理案情,从事实层面分析有限合伙人权利受侵害的原因,并对基金管理人侵权的典型行为进行归纳,通过对该案中有限合伙人权利受侵害的原因梳理,提炼出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基金管理人权利过大,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地位不平等,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导致基金管理人违法成本过低。第二部分是立足现有监管体系分析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的不足。该部分将先对我国现有私募基金立法和执法情况进行梳理,并归纳出我国私募基金现有监管体系的特点,然后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准入门槛不合理,合格投资者标准设置过高的同时基金管理人准入条件设置过低,备案制的形式审查不足以在准入阶段发现潜在风险;现有制度设计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效果有限,不足以对违法行为起到阻吓作用;非强制托管为规避监管带来操作空间,托管机构法律地位和归则机制不明确。第三部分基于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在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中的重要性单独成章。基金管理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构成信义关系,信义义务可以最小掣肘基金运作,故基金管理人承担信义义务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我国法律对信义义务的规定较为粗糙,作者结合私募股权基金专业性、复杂性、高风险性的特性,将忠实义务细化为公平交易、公平对待和竞业禁止义务;将注意义务细化为谨慎投资、投资者适当性审查和亲自管理义务。从而使得原则性的信义义务落于实处。第四部分则从其他角度对保护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提出建议,包括:重新确定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准入标准,认定合格投资者标准时考虑某些资产价值的特殊性和投资者个人的专业能力,另外提高基金管理人准入条件;加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事中监管,将信息披露落到实处,引入举报制度为监管机构提供执法线索,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确立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托管机构责任制度,划定可豁免托管的基金范围。通过分析,文章得出结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要兼顾私募股权基金运作效率和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地位平衡,信义义务、加强监管和完善托管是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的努力方向。
刘刚[7]（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秦杰[8]（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文中认为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市场化监管思路和政策推动下,大量新的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已是市场的客观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产品创新的发展,投资者与证券商等主体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随即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需求凸显。国内外理论界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募集、投资运作、发展规律和操作流程都有研究,但大多数是从金融学、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进行观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风气较为盛行,较少有纯粹从法律视角探讨和构建私募股权投资法律制度的文献。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对私募股权投资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给出私募股权投资确切的定义和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特殊性在哪里?私募股权投资体现的法律关系有哪些?私募投资者需要的特殊法律保护需求是什么?现行法律对私募投资者是如何保护的、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保护的具体方式有哪些?如何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合格投资者进行圈定?如何在制度、法律、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何在信息披露、退出机制,甚至整体监管制度等具体的手段和内容方面有效构建多元化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和多层次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制度......以上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引出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落脚点。首先,聚焦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比较分析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进而区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其他相关品种的异同,然后,对私募股权投资的三种形式解读并分类整理了私募股权投资具体的基金类型;其次,提出当前我国法治背景下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主要侧重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和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最后,提炼了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具体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投资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投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投资退出各种方式的多重限制、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第二章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本章主要分四个层次来论述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主体规范,并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基于私募投资者的立法刚需,归纳在制定投资者立法时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第二,通过梳理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和考察投资对象与投资者的匹配性,分析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第三,评价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立法规则现状,提出投资者主体立法规定的粗泛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的散乱;第四,针对前述分析,提出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完善的宏观思考,建议对私募合格投资者可以分类规范,提出具体量化和质化标准,提出制度设计构思。第三章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私募股权投资失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判断失误,进而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信息披露。具体而言,首先,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和内涵建设,论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其次,通过梳理具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信息披露中的实务问题,讨论当前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规制现状下可能涉及的犯罪后果和投资者利益救济情况,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法律评价。最后,从综合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统筹构建信息披露规则刚要、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和信息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等四个方面提出以立法原则性要求为主、投资者合同自由约定为辅的私募信息披露制度合规建议。第四章规范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当前我国退出机制的主要问题是退出方式不灵活,缺乏多样化退出途径,以至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补救机制遭受束缚,可以将退出方式,特别是非上市情形下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多元化、规范化以便投资者及时止损。具体而言,首先,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相关考量,包括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分析、四种退出方式的基本情况;其次,分别整理四种模式下的立法规制重心,且对具体实务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种模式下的实务困难和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立法完善建议。第五章统筹优化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监管。监管制度一直是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要做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到整体法律监管的高度。整体监管,不仅仅关注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活动,更关注对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价值等监管理念的更新。而且必须厘清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能的对应匹配,以解决实务中没人管、交叉管的现象。具体而言,第一,从监管原则、监管目标和监管价值三个板块的内容来锁定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理念;第二,通过对监管行政机关和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梳理来分析当前我国监管的职能定位,强调权责对应,重视监管问责,并针对私募监管问题提出权责适配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建议;第三,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准入、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全局监管的立法完善建议。
陈冲[9]（2019）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文中提出我国证券市场构成中,中小投资者占比九成以上,持股市值达半数,却贡献了八成以上的交易额。从绝对值来看,中小投资者数量超2亿,以三人之家的标准计算,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保护了超2亿中产家庭、超6亿的中产群体利益,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也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小投资者却是最容易受到权利侵害的群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立法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目标属于“符号性”目标,是发展资本市场顺带实现的附属性目标;二是立法没有对于中小投资者如何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中小投资者寻求保护也处处碰壁;三是长久以来对于资本市场治理以公权力为主导,对于中小投资者也是公权力保护为主,没有发挥权利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于私权利的保护长期处于抑制状态。随着国家设立投服中心作为专门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构,通过其公权力背景和市场地位优势,发挥中小投资者的示范、引领作用,唤醒中小投资者权利意识,并联结自上而下的公权保护和自下而上的私权利保护。本文结合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现状和投服中心运行的体制机制,探索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和法治社会发展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本文共七个章节,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体为五个章节,第七章为结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从文献角度梳理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概念和法理发展,从投资者保护到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应然性和必要性研究,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与中小投资者保护研究,推演出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落后的原因在于公权力保护不足、执法激励不足,现有保护体系的不完备推导出需要强化对私权利的保护,并由权利主体行使保护的权利。而由于中小投资者分散化的特征导致个体行使私权利的成本高,因此需要由专业保护机构引领行权:一方面引导投资者以股东身份和投资者身份积极行使防御性权利;另一方面在权利受到人为损害时积极行使救济性权利。进而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权利人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来维护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维护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秩序。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研究,界定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范围和概念,区分金融消费者、中小股东、个人投资者及流通股股东等概念,对中小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金额做出限定。研究私权利的概念、投资者私权利的内涵和特征,论证保护投资者私权利与我国证券市场法治理念的契合。从维护社会稳定、中小投资者私权利易受侵害以及私权利保护制度的缺失角度,论证中小投资者保护应然性的法理逻辑。对于我国证券法实施机制下的行政保护、市场保护和司法保护进行评析,推演出赋予性公权力保护不足和内生性私权利保护必要的法理逻辑,对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模式做出思考。第二章为机构引领下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构建,并研究投服中心作为引领机构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目前我国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长久以来对于公权保护的倚重、在资本市场中的投机心理及用脚投票、缺乏股东权利和本位意识,导致其缺乏私权利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弱势、缺乏公司治理的参与能力以及私法救济的专业能力,导致其缺乏私权利保护的能力。破解之道在于通过机构示范引领养成其私权利行使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事前保护、构建证券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实现事中保护,以及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实现事后保护的全链条保护模式。同时注重专业引领机构的培养,明确其性质、法律定位、行为模式和监督与激励机制,有序推进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中国新模式探索。最后通过细化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各项指标实证分析,以及投服中心对于各项指标提升所发挥的作用,检验我国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实践效果。第三章横向分析各法域中小投资者保护引领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模式,主要对比了四个法域的投资者保护模式:一是美国ISS引导的股东积极主义、律师主导的私权利行使以及非营利组织对于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二是韩国PSPD的行为模式和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起到的引领作用;三是台湾地区投保中心的功能与运行机制,及对我国大陆投保中心的启示与反思;四是香港地区证监会、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以及司法规制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作用,研究我国在制度建设中可借鉴、可吸收的有益成分。第四章探讨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防御性机制,主要从股东积极主义的角度通过引领示范使中小投资者通过持股行权参与公司治理,从损失防范的角度维护法益。研究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规定的的法定股东权利和投资者权利,分析中小投资者行权的难点,结合投服中心的示范性行权以及征集代理权等,唤醒和引导中小投资者的股东意识。同时研究投服中心在持股行权和代理行权中的法律和制度障碍,以及选择性行权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投服中心引领行权、示范行权的行为模式提出建议。通过让中小投资者知晓权利、敦促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互动、为中小投资者行权创造制度性条件,并逐步扩展引领机构的行权保护范围,达到进一步提升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目的。第五章探讨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救济性机制,主要通过多元纠纷化解和证券民事诉讼的角度研究中小投资者对于损失填补的法益修复。中小投资者私权利的核心和落脚点是财产权利,相较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小投资者更关注于投资的当下收益与可预期收益,以及一旦发生因人为欺诈产生的损失,如何进行损失弥补。投资者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入市,最佳的救济性保护是给予受损投资者经济补偿,使之恢复原有经济利益。本章节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证券民事纠纷的ADR机制,讨论投服中心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纠纷解决的渠道,以及现有的先行赔付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获得诉讼外的权利救济;二是证券民事诉讼,从支持诉讼和示范诉讼的角度,结合司法改革中的案件管理和繁简分流制度,研究法院逐渐放开证券民事诉讼管制之后的案件处理方式,寻找集团诉讼的替代模式,让司法发挥其作为权利保障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三是针对证券市场违规行为发生的责任竞合问题,如何保障民事责任优先赔付,进而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落到实处,主要研究罚款罚金回拨制度和建立专项赔偿金的可行性,以及在推行上述机制时投服中心能够发挥的作用,通过制度整合,推进更好的法治。结论部分是对投服中心引领中小投资者保护模式的总结、反思与展望,归纳保护机构从私权利行使维护与私权利保护救济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全链条保护模式,中小投资者公权保护与私权利保护的衔接耦合才是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核心要义。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建立以投资者私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二是破除中小投资者权利救济的制度障碍;三是为中小投资者行权提供制度保障;四是探索投服中心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在其他领域推行适用的可尝试性。
黄恋婷[10]（2019）在《论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系统性建构》文中认为随着金融自由化的盛行,美国、日本等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率,纷纷实行混业经营模式,混业经营成为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顺应金融发展的主流趋势,对混业经营进行探索,金融混业集团顺势而生。金融混业集团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和协同效益,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金融风险也极易在金融混业集团内部发生串联,产生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因此,亟需建立隔离风险传播,防范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的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必要性。接着阐述了金融混业集团的概念和特有风险及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的概念、概念辨析和功能及局限,对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随后分析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现状,得出目前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存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信息规范机制共享要素缺失,对关联交易限制较低,效率要素缺失以及与现行制度衔接协调性差等碎片化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适度原则和动态调整原则作为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指导思想,即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既不能过于严格,也不可过于宽松,应当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和金融价值取向的变动进行动态调整。最后,结合美国和日本金融防火墙制度的有益经验,从信息、业务、人事、资本和对外衔接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即完善信息共享和披露制度,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规制,加强对人事的限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和公开要求,整合法律规范和自律指引等,以期构建和完善我国系统性的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
二、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论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本文的问题提出 |
| 二、本文的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重点问题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六、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适用性分析 |
| 一、证券纠纷的特点 |
| (一) 证券纠纷牵涉人员众多、影响广泛 |
| (二) 证券纠纷案件专业性强 |
| (三) 证券纠纷主体力量对比悬殊 |
| 二、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利弊分析 |
| 三、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适用优势 |
| (一) 程序便捷 |
| (二) 保密性较好 |
| (三) 专业化程度高 |
| (四) 处理过程高效 |
| (五) 有利于商业关系、人际关系的维系 |
| 四、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价值倾向 |
| 第二章 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发展背景 |
| 二、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发展现状 |
| (一) 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运行状况 |
| 三、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思 |
| (一) 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立法不完备 |
| (二) 调解制度缺乏体系化 |
| (三) 受理范围较窄且模糊 |
| (四) 对接机制不成熟 |
| (五) 未给予中小投资者充足保护 |
| (六) 调解宣传力度不够 |
| 第三章 域外证券纠纷调解制度的经验借鉴与评述 |
| 一、美国证券纠纷调解制度 |
| (一) 金融业监管局调解制度概述 |
| (二) 美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优势评述 |
| 二、英国证券纠纷调解制度 |
| (一) FOS制度概述 |
| (二) FOS制度的优势评述 |
| 三、日本证券纠纷调解制度 |
| (一) FINMAC制度概述 |
| (二) FINMAC中证券纠纷调解的优势评述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议 |
| 一、加强证券纠纷调解机制顶层设计,注重制度衔接 |
| 二、强化证券监管部门主导作用,依法实施监管 |
| 三、加快全国性调解机构建设,树立调解权威 |
| 四、完善调解程序细节规定,服务实践需求 |
| 五、规范在线调解平台建设,高效化解纠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论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2 双层股权结构的基本理论 |
| 2.1 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及内涵 |
| 2.1.1 双层股权结构的产生 |
| 2.1.2 双层股权结构的内涵 |
| 2.2 双层股权结构建立的法理依据 |
| 2.2.1 公司契约理论 |
| 2.2.2 股东异质化论 |
| 2.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3 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价值考量 |
| 2.3.1 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优势 |
| 2.3.2 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风险 |
| 3 域外双层股权结构的立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
| 3.1 域外双层股权结构的立法实践 |
| 3.1.1 美国的立法实践 |
| 3.1.2 加拿大的立法实践 |
| 3.1.3 香港的立法实践 |
| 3.2 域外立法实践的启示 |
| 3.2.1 证券交易所的分工合作体制 |
| 3.2.2 严格明确的信息披露制度 |
| 3.2.3 监管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 |
| 3.2.4 完备健全的集体诉讼制度 |
| 4 双层股权结构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及面临的制度困境 |
| 4.1 双层股权结构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阿里巴巴和百度为例 |
| 4.1.1 阿里巴巴的“湖畔合伙人”制度 |
| 4.1.2 百度的“牛卡计划” |
| 4.1.3 结论——必要性和可行性 |
| 4.2 双层股权结构面临的制度困境 |
| 4.2.1 不被重视的人力资本评价机制 |
| 4.2.2 权责不明的监事会制度 |
| 4.2.3 形同虚设的独立董事制度 |
| 4.2.4 监管缺失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构建路径与配套制度的完善 |
| 5.1 宏观层面:确立正确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模式 |
| 5.1.1 立法理念 |
| 5.1.2 立法模式 |
| 5.2 微观层面:进行相对完备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 |
| 5.2.1 适用范围及持有主体资格 |
| 5.2.2 特殊表决权创设方式与退出机制 |
| 5.2.3 特殊表决权权数和表决事项 |
| 5.2.4 不同类别股票流转机制 |
| 5.3 配套制度层面:加强双层股权结构实施的相关制度建设 |
| 5.3.1 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
| 5.3.2 健全独立董事制度 |
| 5.3.3 优化证监会的监管机制 |
| 5.3.4 完善司法救济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3）论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本文的创新点 |
| 2 股权众筹的基本问题 |
| 2.1 股权众筹的界定 |
| 2.2 股权众筹的运营模式 |
| 2.3 股权众筹涉及的主体及法律关系 |
| 2.3.1 股权众筹涉及的主体 |
| 2.3.2 股权众筹涉及的法律关系 |
| 3 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现状 |
| 3.1.1 我国股权众筹的产生与发展 |
| 3.1.2 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现状 |
| 3.2 我国股权众筹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2.1 股权众筹融资者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2.2 股权众筹投资者存在的法律问题 |
| 3.2.3 股权众筹平台存在的法律问题 |
| 4 美英两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 4.1 美英两国对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 |
| 4.1.1 美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定 |
| 4.1.2 英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定 |
| 4.2 对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启示 |
| 4.2.1 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 |
| 4.2.2 对股权众筹进行全面规制 |
| 5 完善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建议 |
| 5.1 完善股权众筹立法体系 |
| 5.1.1 修改现有的法律规定 |
| 5.1.2 制定专门的法律文件 |
| 5.2 完善对融资者的法律规制 |
| 5.2.1 加强对融资者的监管 |
| 5.2.2 完善融资者的信息披露机制 |
| 5.3 完善对股权众筹平台的法律规制 |
| 5.3.1 完善股权众筹平台准入制度 |
| 5.3.2 完善股权众筹平台的信息披露机制 |
| 5.3.3 明确平台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 |
| 5.3.4 制定第三方资金托管制度 |
| 5.4 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规制 |
| 5.4.1 完善投资者准入与退出机制 |
| 5.4.2 制定合理的投资上限 |
| 5.4.3 完善投资者纠纷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4）绿色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绿色金融的法律界定 |
| 1.2.2 绿色金融的理论基础 |
| 1.2.3 绿色金融的具体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创新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绿色金融的理论基础 |
| 2.1 绿色金融的基本范畴 |
| 2.1.1 绿色金融的概念 |
| 2.1.2 绿色金融的范畴 |
| 2.2 绿色金融的理论进路 |
| 2.2.1 融稳定与绿色金融 |
| 2.2.2 金融消费者保护与绿色金融 |
| 2.2.3 法律激励与绿色金融 |
| 2.2.4 法经济学与绿色金融 |
| 第3章 市场主导下绿色证券法律体系构建 |
| 3.1 绿色证券的功能分析 |
| 3.1.1 绿色证券的概念之辩 |
| 3.1.2 绿色证券的制度功能 |
| 3.1.3 绿色证券的本土勃兴 |
| 3.2 绿色证券的基本原理 |
| 3.2.1 绿色证券的基本原则 |
| 3.2.2 绿色证券的类型划分 |
| 3.3 绿色证券制度的中国逻辑 |
| 3.3.1 过渡时期的环保核查制度 |
| 3.3.2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生成 |
| 3.3.3 第三方评估制度尚待完善 |
| 3.4 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的绿色证券体系构建路径 |
| 3.4.1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
| 3.4.2 证券法与环境法的体系协调 |
| 3.4.3 中介机构责任改革 |
| 3.4.4 绿色债券市场结构调整与金融监管改革 |
| 第4章 政策推动型绿色信贷的规制进路 |
| 4.1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现实需求 |
| 4.2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自愿实现机制:赤道原则 |
| 4.2.1 赤道原则的“软法”性质 |
| 4.2.2 自愿实现机制的解释 |
| 4.2.3 自愿实现机制的反思 |
| 4.3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强制实现路径:侵权责任 |
| 4.3.1 《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规制逻辑 |
| 4.3.2 商业银行侵权责任的争议与生成 |
| 4.4 绿色信贷实践的本土逻辑 |
| 4.4.1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规制现状 |
| 4.4.2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规制逻辑 |
| 4.5 政策推动型绿色信贷的法律进路 |
| 第5章 绿色保险的理论困局与体系构建 |
| 5.1 我国绿色保险的困境 |
| 5.2 绿色保险的概念之网 |
| 5.2.1 绿色保险概念群的内容竞合 |
| 5.2.2 绿色保险的三层次 |
| 5.3 绿色保险的必要性 |
| 5.3.1 “保险姓保”与绿色发展 |
| 5.3.2 保险的绿色功能 |
| 5.4 绿色保险的可行性 |
| 5.4.1 绿色保险对既有规则的挑战 |
| 5.4.2 责任社会化解决主体困局 |
| 5.4.3 无过错责任原则解决内容困局 |
| 5.4.4 可保性调试来解决方式困局 |
| 5.5 我国绿色保险制度体系的具体建构 |
| 5.5.1 合法性基础的确立 |
| 5.5.2 推行模式的制度选择 |
| 5.5.3 保险范围与险种的设定 |
| 5.5.4 配套机制的设计 |
| 第6章 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与制度检视 |
| 6.1 碳排放权的基础理论 |
| 6.1.1 碳排放权的缘起 |
| 6.1.2 碳排放权的特性 |
| 6.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6.2 碳金融市场的基本元素分析 |
| 6.2.1 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
| 6.2.2 碳金融市场的构成 |
| 6.2.3 碳金融市场的功能 |
| 6.3 国外碳金融市场的法律架构分析 |
| 6.3.1 欧盟碳金融市场的法律架构 |
| 6.3.2 美国碳金融市场的法律架构 |
| 6.4 我国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困局与应对 |
| 6.4.1 未能有效与国际规则体系相连接 |
| 6.4.2 碳排放权法律中定位不明 |
| 6.4.3 缺少风险控制与监管规则体系 |
| 6.4.4 完善碳金融市场法律体系的对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6）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案例看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问题 |
| 第一节 阜兴系私募基金案件梳理 |
| 一、案情事实梳理 |
| 二、侵害行为归纳 |
| 第二节 有限合伙人权利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
| 一、有限合伙人的先天劣势 |
| 二、基金管理人有侵权动机 |
| 三、各主体责任边界不清晰 |
| 四、我国私募环境尚不成熟 |
| 第三节 案例反映的法律问题 |
| 第二章 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的缺陷 |
| 第一节 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现状 |
| 一、监管体制 |
| 二、法律规范 |
| 三、执法实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基金准入门槛不合理 |
| 一、合格投资者制度标准不合理 |
| 二、基金管理人准入条件宽松 |
| 三、准入环节形式审查的缺陷 |
| 第三节 对基金管理人的约束有限 |
| 一、无限责任被普遍规避 |
| 二、信义义务过于原则化 |
| 三、现有处罚措施威慑不足 |
| 第四节 托管制度存在不足 |
| 一、基金托管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托管机构法律地位争议 |
| 三、非强制托管带来规避空间 |
| 第三章 有限合伙人保护的核心: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落实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基金适用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 |
| 一、私募股权基金中存在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可以最小掣肘基金运作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基金中信义义务的特殊性 |
| 一、忠实义务与管理人义务的协调 |
| 二、注意义务和市场风险特征的协调 |
| 三、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义义务 |
| 四、市场调节机制对信义义务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落实 |
| 一、忠实义务的细化 |
| 二、注意义务的落实 |
| 第四章 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的其他举措 |
| 第一节 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准入制度 |
| 一、细化合格投资者判断标准 |
| 二、严格基金管理人准入资格 |
| 第二节 加强事中监管力度 |
| 一、落实信息披露 |
| 二、引入举报制度 |
| 三、加强处罚力度 |
| 第三节 重构基金托管制度 |
| 一、明确托管机构的法律地位 |
| 二、划定基金托管机构的责任边界 |
| 三、框定可豁免托管的基金的范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涵界定 |
| 一、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相关投资品种的区分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 |
| 一、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 |
| 二、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 |
| 三、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 |
| 二、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 |
| 三、退出方式的多重限制 |
| 四、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 |
| 第二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的立法刚需 |
|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关系解读 |
| 二、投资者立法规范的法律原则归纳 |
| 第二节 私募投资者的合格与适当 |
| 一、合格——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 |
| 二、适当——投资对象和投资者的匹配性考察 |
| 第三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现行评价 |
| 一、投资者主体相关立法粗泛 |
| 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散乱 |
| 第四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完善建议 |
| 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宏观思考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设计的量化和质化 |
| 三、投资者分类规范的理想构建 |
| 第三章 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建设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然评价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问题梳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合规建议 |
| 一、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的综合构建 |
| 二、信息披露规则刚要的统筹构建 |
| 三、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 |
| 四、信用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 |
| 第四章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概括分析 |
| 一、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解析 |
| 二、四种退出方式的利弊衡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规制重心 |
| 一、上市退出:严格上市条件和程序 |
| 二、收购退出:关注再融资股份减持 |
| 三、回购退出:限制回购范围和数量 |
| 四、清算退出:斟酌解散申请权限制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立法完善 |
| 一、上市退出规制的立法优化 |
| 二、收购退出市场的规范搭建 |
| 三、回购退出范围的理性调适 |
| 四、清算退出程序的立法修改 |
| 第五章 私募股权投资法律监管的宏观把握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理念的锁定 |
| 一、强化自律优先的监管原则 |
| 二、注重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 |
| 三、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监管价值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职能的定位 |
| 一、行政机关的职能配置和监管问责 |
| 二、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和辅助功能 |
| 三、监管职能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的立法建议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体准入的监管优化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区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整理与既有研究评述 |
| 一、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概念发展 |
| 二、投资者保护的法理发展 |
| 三、投资者保护的应然性与必然性 |
| 四、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研究 |
| 五、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落后 |
| 六、公权保护的不足与私权利保护的兴起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 |
| 一、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二、拟解决的问题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研究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中小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
| 一、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之思辨 |
| 二、中小投资者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投资者私权利的概念与界定 |
| 一、私权利与公权力的界定 |
| 二、投资者私权利的特性 |
| 三、投资者私权利保护与证券市场法治理念契合 |
| 第三节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理逻辑 |
| 一、中小投资者群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中小投资者能力弱势导致利益最易受损 |
| 三、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缺失 |
| 第四节 公权力保护与对私权利的保护 |
| 一、行政保护评析 |
| 二、市场保护评析 |
| 三、司法保护评析 |
| 四、对私权利的内生性保护 |
| 第五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供给与重构 |
| 一、制度供给不足 |
| 二、制度重构 |
| 第二章 机构引领下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制度构建——兼论投服中心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与难点 |
| 一、中小投资者缺乏私权利行使意识 |
| 二、中小投资者缺乏私权利行使能力与激励 |
| 第二节 机构引领下的私权利行使制度构建 |
| 一、机构引领下的私权行使意识与能力之养成 |
| 二、通过示范性行权实现事前保护 |
| 三、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事中保护 |
| 四、通过证券民事诉讼实现事后保护 |
| 五、通过机构引领破除私权利保护的制度障碍 |
| 第三节 中证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引领机构的研究 |
| 一、投服中心的性质与法律定位 |
| 二、公益性公司的特殊性质研究 |
| 三、公益性保护机构行为模式研究 |
| 四、公益性机构的独立性和社会监督 |
| 五、公益性公司激励机制研究 |
| 第四节 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效果验证 |
| 一、评价指标体系 |
| 二、保护效果实证检验 |
| 三、提升保护效果的反思与建议 |
| 第三章 域外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私权利保护模式与引领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机构投资者服务公司主导的私权利行使 |
| 二、律师主导的私权利行使 |
| 三、非营利组织保护投资者权利 |
| 第二节 韩国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投资者保护机构PSPD成立背景与简介 |
| 二、PSPD行权方式方法 |
| 三、韩国股东积极主义评析 |
| 四、PSPD活动独立性保障 |
| 五、PSPD对中国投服中心的启发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两地投保机构的法律定位 |
| 二、台湾地区投保中心主要功能与运行机制 |
| 三、台湾地区投保中心制度检视与反思 |
| 四、对我国投服中心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香港地区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研究 |
| 一、回复原状令 |
| 二、证券民事纠纷调解模式 |
| 三、落实民事赔偿责任优先 |
| 四、准司法机构维护市场秩序 |
| 五、对我国投服中心的借鉴 |
| 第四章 私权利保护的防御性机制——持股行权与公司治理 |
| 第一节 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积极主义 |
| 一、何为股东积极主义 |
| 二、我国践行股东积极主义对于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必要 |
| 第二节 中小投资者法定权利研究 |
| 一、中小投资者享有的法定私权利 |
| 二、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 |
| 三、证券法赋予的投资者权利 |
| 第三节 机构引领的行权研究 |
| 一、行权原则 |
| 二、行权方式 |
| 三、行权困难 |
| 四、投服中心选择性行权 |
| 五、机构引领行权的建议 |
| 第四节 推动中国中小投资者积极行权的思考 |
| 一、中小投资者充分知悉股东权利 |
| 二、敦促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互动 |
| 三、为中小投资者行权创造条件 |
| 四、扩展引领机构行权保护范围 |
| 第五章 私权利保护的救济性机制——纠纷化解与民事诉讼 |
| 第一节 证券民事纠纷中的ADR |
| 一、ADR模式概述 |
| 二、证券纠纷调解模式 |
| 三、证券纠纷仲裁模式 |
| 四、先行赔付制度 |
| 五、我国现有ADR模式的短板及建议 |
| 第二节 证券欺诈纠纷民事诉讼 |
| 一、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现状 |
| 二、投服中心推动证券民事诉讼实践 |
| 第三节 证券支持诉讼研究 |
| 一、从支持诉讼到证券支持诉讼 |
| 二、证券支持诉讼的实践难题与思考 |
| 三、现存证券支持诉讼模式借鉴 |
| 四、构建证券支持诉讼长效机制的建议 |
| 第四节 证券示范诉讼研究 |
| 一、示范诉讼机理研究 |
| 二、示范诉讼对证券民事诉讼的重要性 |
| 三、证券示范诉讼的域外参考 |
| 四、证券示范诉讼机制的构建 |
| 第五节 责任竞合时民事赔偿优先问题 |
| 一、责任竞合法理研究 |
| 二、民事责任优先理论 |
| 三、现行法律规范的制度安排和实践障碍 |
| 四、落实证券民事赔偿优先的建议 |
| 结论 机构引领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的总结与建议 |
| 一、机构引领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模式 |
| 二、完善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的制度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论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系统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概论 |
| 1.1 金融混业集团的概念、类型及风险 |
| 1.1.1 金融混业集团的概念 |
| 1.1.2 金融混业集团的类型 |
| 1.1.3 金融混业集团的风险 |
| 1.2 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的概念及与其他概念的辨析 |
| 1.2.1 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与格拉斯—斯蒂格尔墙辨析 |
| 1.2.2 中国墙与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辨析 |
| 1.3 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的功能 |
| 1.3.1 减少风险滋生 |
| 1.3.2 阻止风险传播 |
| 1.3.3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
| 2.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之现状及问题 |
| 2.1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之现状 |
| 2.1.1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演变 |
| 2.1.2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现状 |
| 2.1.3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局限 |
| 2.2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之问题 |
| 2.2.1 缺乏明确统一的指导思想 |
| 2.2.2 信息规范机制共享要素缺失 |
| 2.2.3 对关联交易的限制要求较低 |
| 2.2.4 防火墙制度效率要素缺失 |
| 2.2.5 防火墙制度与现行制度衔接和协调性差 |
| 3. 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设计原则 |
| 3.1 动态调整原则 |
| 3.2 适度原则 |
| 3.3 公平交易原则 |
| 3.4 例外原则 |
| 4. 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之系统性建构 |
| 4.1 国外金融防火墙制度经验之借鉴 |
| 4.1.1 美国金融防火墙制度借鉴 |
| 4.1.2 日本金融防火墙制度借鉴 |
| 4.2 构建我国金融混业集团系统性防火墙制度之建议 |
| 4.2.1 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双管齐下 |
| 4.2.2 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规制 |
| 4.2.3 加强人事任职的限制 |
| 4.2.4 提高资本充足和公开要求 |
| 4.2.5 加强法律规范和自律规则的整合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我国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D]. 钟煜. 山东大学, 2020(02)
- [2]论我国双层股权结构制度的构建[D]. 郝晓丹.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3]论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规制[D]. 郭文杰.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4]绿色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D]. 秦芳菊.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人权利保护研究[D]. 郭馨雨.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7]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8]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D]. 秦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9]中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私权利保护研究 ——以投服中心为研究视角[D]. 陈冲.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10]论我国金融混业集团防火墙制度的系统性建构[D]. 黄恋婷. 广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