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ssues Related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娇[1]（2016）在《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中研究表明亨利·劳森（Henry Lawson）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其创作已成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们最为推崇的经典作品。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风起云涌,在百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范式更替中,劳森成了澳大利亚批评界绕不过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了每个新批评范式反复解读的经典文本。本论文从文学体制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一个多世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经典作家劳森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理论”之后探索出的一条文学研究新路径。文学体制包罗万象,其中最常见的有文学批评、政府政策、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编辑和文学奖项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130多年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批评范式先后登场。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因而,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会立足自己的文化政治和艺术标准,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这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文学解读视角与方法。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流派无不把自己的经典作家作为自己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试金石,以劳森为代表的早期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在不断的被阐释中也完整地见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演进。本论文以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为框架,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四种文学批评范式,深入考察其对于劳森的不同解读和评判,通过观察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对于劳森的态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在梳理文学经典形成理论的基础上,详述了20世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典论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典论争的局限以及文学体制理论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进行简要说明。第二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A.G.斯蒂芬斯（A.G.Stephens）为代表的联邦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劳森作品中的丛林具有独特的澳大利亚性,彰显了强烈的民族独立精神,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观,从而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一战到二战期间,以万斯·帕默（Vance Palmer）、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和A.A.菲利浦斯（A.A.Phillips）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家同样高度赞扬劳森,他们认为劳森倡导的伙伴情谊是澳大利亚民主精神的生动表现,包含了对平民的关注、团结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倾向。激进民族主义批评还高度赞赏劳森的现实主义艺术,视他的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声。联邦民族主义批评与激进民族主义批评一致认为劳森的作品符合民族主义的时代价值与标准,这些评价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文学出版和文学史在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共同确立了劳森的文学经典地位,澳大利亚社会的共同关注确立了劳森在整个澳大利亚民族中的经典地位。第三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居主导地位,“新批评”把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等信条奉为文学批评的标准。G.A.威尔克斯（G.A.Wilkes）和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等批评家对劳森口诛笔伐,指责他的诗歌背离欧洲文学传统、叙事手段不力、情感过于张扬,认为劳森的作品低于“新批评”的标准,因而竭力否认劳森的经典地位。但是,“新批评”后期的批评立场发生了变化,部分批评家从强调欧洲文学传统转变为强调形而上和伦理价值,并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学进行重读。H.P.海瑟丁（H.P.Heseltine）在重读劳森时认为劳森对人类深层次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表现出了强烈关注,F.M.托德（F.M.Todd）则认为劳森的作品展现了高尚的伦理价值,传达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变后的“新批评”不再批判劳森,其肯定态度进一步巩固了劳森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文学刊物、文学教科书和文学史等也在“新批评”的影响下,完成了劳森作品的学院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经典地位。第四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异军突起。“新左翼”批评亮出了鲜明的反传统旗帜,努力颠覆由民族主义批评编织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新左翼”历史学家汉弗莱·麦奎因（Humphrey Mc Queen）猛烈抨击劳森,甚至斥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如此激烈的批判之下,劳森的经典地位遭受沉重打击。然而,“新左翼”的文学批评家对劳森的评价表现得截然不同,以麦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为代表的部分批评家对早期的“新左翼”批评立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劳森有着明确的阶级观和阶级意识,清晰的工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新左翼”批评在与劳森的碰撞中实现了自我的修订,劳森的经典地位也在与“新左翼”的交集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新左翼”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创作”继承和发扬了劳森传统,进一步证实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五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形成。女性主义批评反对文学作品中的男性霸权,反对男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玛丽琳·雷克（Marilyn Lake）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家激烈批判劳森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指责劳森所谓的伙伴情谊与民族主义的同谋关系。苏·罗利（Sue Rowley）等批评家指责劳森作品中的男性经济霸权思想,苏珊娜·福基娜（Suzanne Faulkiner）等指责劳森故意歪曲女性形象。不过,在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批判劳森的同时,以卡萝尔·费里尔（Carole Ferrier）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肯定了劳森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最终,当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在与劳森这样的文学经典的摩擦中实现自我调整,在这样的调整中,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不仅没有推翻劳森的经典地位,反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女性作家对《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的大量改写延续并发扬了劳森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劳森提携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经历视为一段佳话反复传诵,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延续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六章结论。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的经典地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初步确立,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批评中得到巩固加强。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理论在自我的话语构建中先是大胆批判劳森并挑战其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继而又在重读劳森的过程中先后实现自我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劳森的声誉数度沉浮。20世纪劳森声誉的起落不仅印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更隐藏着澳大利亚社会所秉持的文学立场的变化;在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劳森的交集中,读者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潮流的文学批评范式,在面对经典作家时,或许一度会声嘶力竭地批判,但它的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自我修正中调整自己与经典的关系。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作为经典作家的出现有其异常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更有很多其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所以仅凭一种激进的批评思潮便想彻底推翻经典的想法无疑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视阈中的劳森无疑让我们对于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范式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黄洁[2]（2013）在《小天地与大世界 ——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的兴起，是在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影响下出现、与女权主义文学文化批评活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该小说类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二十世纪女权主义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不仅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妇女文学的精华，还使整个澳大利亚文坛的面貌为之一新。尽管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成就斐然，但纵观其国内的研究成果却可以发现，批评界至今缺乏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小说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也没有明确指出女权主义小说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本论文结合四位具体的小说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的阐述，致力于刻画出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的整体发展脉络和突出阶段特征。在结合时代背景对当代澳大利亚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活动进行考察，并对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本论文提出该流派的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权主义政治与激进的“反文化亚群体”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性民族主义历史（既包括正式的书面记载历史，又包括非正式的传说、神话）进行颠覆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女权主义者反思激进，并积极展开形式实验的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女权主义小说家对在私人“小天地”中的切身经历和在公共“大世界”中的政治事务的重视是并驾齐驱的，虽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女权主义的关注焦点并不相同。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打破了私人“小天地”和公共“大世界”之间的界限，始终坚持以私人化的话语来透视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这一做法暗含了女权主义的创作理念，那就是“以小见大”。这一理念既是对简·奥斯汀等前辈妇女作家以毕生写作经历身体力行的理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与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口号“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Political”），乃至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具有颇多共通之处。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首先对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文学的历史渊源和批评影响进行综述，然后对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及其研究进行梳理。本章强调：对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文学的研究，应在充分重视国际女权主义和文学批评运动的影响的同时，密切关注澳大利亚本土的文学文化语境，尤其注重将具体作家作品置于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具体语境中来加以考察。“绪论”最后一部分是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的一个简要说明。第二章通过聚焦海伦·加纳的《毒瘾难戒》（1977），探讨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如何吸收和利用澳大利亚“反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来实现对自身命运的主宰和对所在社区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模式的修正。在《毒瘾难戒》中，加纳生动地描绘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场景，这些场景涉及性解放、女权主义、摇滚乐、毒品文化以及集体式家庭伦理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毒瘾难戒》是一部对澳大利亚七十年代的“反文化”生活进行全面披露的作品，它证明了女性在这场少数派的“先锋”运动中占据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在场”地位。《毒瘾难戒》还揭示了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对占女性人口绝大多数的异性恋妇女的现实生活的影响，以及七十年代的先锋女性所持的身体观念对她们的两性生活的深切影响。第三章集中分析了吉恩·贝德福德的《凯特妹妹》（1982），并以此来剖析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作家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神话”的改写。丛林强盗是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内德·凯利作为其中最富盛名的代表，不仅超越了丛林行劫的普遍含义，还象征着澳大利亚身份中浪漫和反叛的一面。虽然其丛林强盗的身份容易引起尴尬，但内德·凯利却与澳大利亚性和澳大利亚民族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他代表着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劳动阶层的、庶民的、爱尔兰裔的民族身份，同时也代表并强化了澳大利亚民族身份中白色人种的、异性恋男性的、厌女症的甚至是暴力的部分。《凯特妹妹》关注妇女在男性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再现方式；通过重述凯利女人们的故事，贝德福德创造性地再现了被民族主义的“神话制造工程”所遮蔽的女性的“真实”生活。小说还揭示了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男性行为模式——“伙伴情谊”与典型的澳大利亚特性——“男性阳刚气质”之间的共谋关系。通过披露“伙伴情谊”中隐含的排斥“他者”的倾向，以及“男性阳刚气质”建构和维系的过程，贝德福德揭开了民族主义“神话”的神秘面纱。《凯特妹妹》还描绘了女主人公在“后凯利帮时代”追寻自我的“奥德赛”。小说中女性对自我的追寻是与空间的移位分不开的。通过追溯凯特·凯利悲剧性的一生，贝德福德揭示：将“公共领域”与“男性空间”、“私人领域”与“女性空间”机械地对应起来的做法是极其有害；但开创真正的“女性空间”不能将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而必须依靠女性团体内部的互帮互助，依靠女性共同体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第四章以凯特·格伦维尔的《琼创造历史》（1988）为例，揭示了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作家撰写的“新历史小说”中包含的针对民族历史的“修正主义”宗旨。首先，这部作品试图重新定位“双百周年纪念”。庆祝英国殖民者在澳洲大陆定居满两百周年的1988年的“澳大利亚双百周年纪念”，是一个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争夺话语权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琼创造历史》中，女性不仅占据了历史上的重大时刻的“在场”地位，还是当今和将来世界的主人翁。实际上，女权主义作家对于“双百周年纪念”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积极参与本身，即是一个女性“在场”地位的强大隐喻。此外，《琼创造历史》中的结构安排、人物命名和在土著问题上的处理态度，都充分体现了女权主义作家对于再现“真实的”女性主体的深入思考。《琼创造历史》还试图通过纠正关于历史的传统观念，来修正男性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中的偏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女性版本的撰写历史的新方式。第五章通过探讨德鲁希拉·莫杰斯卡的《波比》（1990），来展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女权主义作家对激进女权主义阶段的种种过激倾向的反思。《波比》是莫杰斯卡基于自己母亲的生平经历创作的一部人生书写。该作品是澳大利亚女性写作在八十年代后期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波比》这部作品中，作者重点阐释了三组关系，即“母亲”与“女儿”之间、“父亲语言”与“母亲语言”之间以及形式创新与女权主义政治任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母女关系”的考察，作者指出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对“母亲”身份的排斥和恐惧，正体现了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物质性的女性身体的疏离。基于“母女关系”的隐喻，努力摆脱和“母亲”的一切联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就如同一个自以为成熟稳重、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已长大的青少年。“母女关系”还成为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对“父亲语言”与“母亲语言”之间关系的考察，体现了作者对适合女性传记作家的工作语言的探索。作者在作品中的代言人、叙述者拉拉吉作为历史学家和女儿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了她必然走上探索自己的语言的艰辛道路。《波比》在形式方面的特点还体现了形式创新和女权主义政治任务之间的完美统一。《波比》不是一部能够被轻易贴上明确的、单一的归属标签的作品。它既不是完全的虚构作品，也不是全然的历史写作，并具有元小说的性质和自我指涉的特点。然而却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女权主义热潮消退后的历史氛围下、借着为母亲作传来反思激进女权主义的功过得失的严肃的理论性作品。第六章“结论”首先指出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权主义政治与激进的“反文化亚群体”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权主义者对男性民族主义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并努力谋求颠覆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女权主义者反思激进，并积极展开形式实验的阶段。进而指出这一流派小说体现了对“私人领域”的女性经历的密切关注和对“公共领域”的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的完美融合。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不仅是作家以个人的智识活动对公共生活进行干预的衍生品，它们本身还构成了作家公共干预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必将对人们想象自我、历史、民族国家的现在和将来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张加生[3]（2016）在《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经历了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大陆呈现风起云涌之势,民族独立呼声在澳大利亚大陆悠悠回荡。当欧洲大陆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纷纷成立资本主义制度,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资本主义文化的时候,远在世界另一极的澳洲大陆尚处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主义阶段。同样,当现实主义文学正在欧洲大陆同浪漫主义争论并逐渐取得“胜利”的时候,澳洲大陆尚处于殖民文学阶段,在艺术上,处于一味模仿“宗主国”英国的早期创作阶段。可以说,自英国移民首次登上澳洲大陆的最初100年里（1788-1880）,澳大利亚文学基本上都是“母国文学的移植”（黄源深,2014：2）。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思潮,伴随着澳大利亚人对独立自由的呼声,伴随着澳大利亚文学艺术界对本土文学的呼唤,以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乔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斯蒂尔·拉德（Steele Rudd）等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本土作家们积极响应创立于1880年的澳大利亚民族杂志《公报》（Bulletin）’‘专注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人和事”的创作要求,专注于澳大利亚本土地域与文化特色的丛林,进行了现实主义创作。他们深刻观察和体验澳大利亚丛林人的真实生活风貌、真实而细致地“再现”丛林环境中的各种艰辛、如实地表达出丛林人在艰辛的丛林环境中求生存、求独立时所表现出的坚韧、勇敢与忠贞。本论文在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进行文献梳理基础上,对“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界定并展开研究。论文考察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等四位主要作家主要作品的丛林书写,并以丛林为主线,对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与叙事特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论文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丛林作品的讨论,揭示了澳大利亚丛林书写区别于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地域与文化特征,研究表明民族主义作家对丛林人在艰辛的从林环境中所展现出的“忠贞、坚韧、英勇、不屈”等丛林精神的建构表达了他们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想象,表达了他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建立在丛林上的民族的态度。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正文第二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引言主要概述了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选题缘由与价值,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为正文部分的深入系统分析打下研究基础。引言首先梳理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文学的研究现状,并从研究梳理中形成本论文研究重点,也就是对学界尚未有相关涉猎的“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界定并展开研究。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怀特以来的当代作家上；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研究则明显匮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论观点,文学是一个国家国运兴盛的风向标,澳大利亚因其传统的英属殖民地地位,一直被视为罪犯的流放地,难以培育出主教、法官、教授的蛮荒之地。而二战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力,使得自怀特以降的澳大利亚作家备受世界关注。此前的文学虽同样精彩,却鲜有问津,这既是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遗憾,也表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第一章理论回顾与反思：现实主义传统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这部分首先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做了细致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做了全面的梳理,并且重点分析了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澳大利亚大陆的接受和影响。然后分别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理论回顾与反思”、“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三个方面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行了理论回顾。理论梳理发现,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有着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子焦虑,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澳大利亚本土地域与文化特征。第二章丛林神话：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源泉。这一章通过“丛林、神话、想象”、“丛林神话与丛林现实”两部分详细地探究了澳大利亚丛林神话与澳大利亚从林现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丛林神话作为澳大利亚神话的源头,在土著人生存时期逐渐形成,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是对澳大利亚丛林神话的传承和借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区别于澳大利亚早期殖民文学和浪漫文学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第三章丛林情谊：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灵魂。澳大利亚从林情谊作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元素参与建构了澳大利亚民族身份。本章通过“丛林孤独：丛林人在丛林孤独中形成的情谊”、“丛林女性：丛林女性在丛林生活中形成的情谊”、“丛林抗争：丛林人在丛林抗争中形成的情谊”三部分深入探究澳大利亚丛林情谊在澳大利亚民族独立和民族建构上的积极贡献。第四章丛林叙事：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特征。这一章从“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疯癫叙事”、“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语言特色”、“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辩略”三方面考察了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与叙事特征。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既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深受欧美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澳大利亚性。其独特的澳大利亚丛林语言的运用表明了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参与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雄心。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是一个偶被学界使用却从未被具体研究的文学题材。论文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不仅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时期的一大文学范式,也是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叙事作为一种参与民族建构的方式,以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为代表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围绕丛林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既反映了澳大利亚丛林人在艰辛的丛林环境中求生存的艰辛,也反映了他们在丛林中求生存所历练出的坚韧、勇敢、反抗精神,这些丛林精神在这些作家笔下也被内化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
彭青龙[4]（2014）在《新世纪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新世纪进入深化阶段后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集中型趋向,一是运用多元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文本进行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阐释和评价,二是梳理和分析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挖掘其理论指导意义。实用批评和理论批评的成果彰显出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智慧和独到见解。
申育娟[5]（2020）在《“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文中研究表明“狄更斯改写小说”（Dickensian rewriting）指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挪用和/或戏仿狄更斯作品当中的人物、情节,他的创作风格或其生平而创作的小说。论文选取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狄更斯改写小说”—努南（Michael Noonan）的《麦格威奇》（Magwitch,1982）、博德（Carmel Bird）的《蓝鸟咖啡馆》（The Bluebird Cafe,1990）、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1997）和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欲望》（Wanting,2008）—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后殖民文学理论和原住民文化相关研究,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对狄更斯的“后殖民改写”。这里的文化记忆指人们借助文本、图象、节日、仪式等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式所形成的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特定时代的记忆。因澳大利亚曾为英国殖民地,本土作家对帝国经典的改写往往被归于“逆写帝国”一类。论文指出,以上四部改写作品并未囿于“逆写帝国”范畴,澳大利亚作家改写狄更斯作品并非意味着他们对狄更斯作品的否定。狄更斯作品既因其体现出的帝国情感结构成为抵抗对象,也凭借其经典身份成为崇敬和怀念的对象。改写作家与狄更斯之间属于对抗式对话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狄更斯独特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超越了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并突出他们对本土身份的重视。有鉴于此,论文论证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讲述本土特殊历史揭示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改造对狄更斯其人、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呈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记忆,同时塑造本国独特历史文化记忆并以此重新建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四部小说的改写对象虽同是狄更斯作品,但它们讲述澳大利亚不同群体的历史,并探讨这些群体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杰克·麦格斯》与《麦格威奇》着眼于流放犯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塑造白澳身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欲望》和《蓝鸟咖啡馆》分别呈现了被殖民时期原住民的悲惨境遇和后殖民时代原住民历史与文化被商业化的现状,并聚焦于原住民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凯里在《杰克·麦格斯》中将麦格威奇（小说中更名为麦格斯）这样的男性流放犯看作澳大利亚的建国之父,但小说以伦敦为主体的故事结构、麦格斯对英国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澳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传承等均说明澳国族身份难以摆脱英国的影响。凯里建构的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白澳身份具有矛盾性。与凯里塑造的男性流放犯神话不同,努南在《麦格威奇》中突出了流放地白人女性（包括女性流放犯和流放犯的女性后代）在流放地经济发展和思想风貌塑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她们同样为构建白澳身份作出重要贡献。《麦格威奇》与《杰克·麦格斯》关注狄更斯小说中边缘化的流放犯,弗拉纳根的《欲望》则将狄更斯作品中完全缺席的群体—澳大利亚原住民—置于文本中心。小说展现了原住民被殖民时期的历史与他们的独特文化,批判英帝国对原住民进行的殖民占领与文化压迫,并强调原住民历史文化是澳国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德的《蓝鸟咖啡馆》同样关注原住民历史与文化,但该小说着重展现了白人开设的博物馆对原住民文化及其被殖民历史与当代历史的储存。换言之,从被殖民时期至今,原住民从未掌握展现自身历史文化的权力,他们尚未被纳入澳国族身份之内,而且自身独特的族群与文化身份也被剥夺。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改写狄更斯的作品和传记,讲述了流放至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塑造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构建了以流放犯和原住民为主体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
杨保林[6]（2011）在《“近北”之行 ——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叶以降,旅行文学及其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家的重视,澳大利亚旅亚小说作为世界旅行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澳大利亚开始积极“转向亚洲”,作为这一转向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坛开始兴起书写亚洲的文学浪潮,许多澳大利亚主流作家纷纷加入这一潮流,先后创作了一大批以亚洲为背景或者以亚洲旅行为主题的小说。与早期澳大利亚旅亚小说相比,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对亚洲的表征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不同,主旨也各有差异,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代澳大利亚人对近在咫尺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新看法,读者从这些旅亚小说中也不难看出当代澳大利亚人对于自身的民族身份定位。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从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六、七十年代（“转向亚洲”阶段）的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展示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刚刚把目光转向亚洲时对亚洲既热衷又恐惧的复杂情感,八、九十年代（“拥抱亚洲”阶段）的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反映了澳大利亚人一方面日益希望拥抱亚洲的愿望,另一方面却对亚洲文化怀有深层次疑忌。本论文选取了克里斯托弗·考什、罗伯特·德鲁、尼古拉斯·周思、阿历克斯·米勒等当代澳大利亚文坛四位主流（英裔白人男性）作家的四部旅亚小说进行研究,讨论其亚洲表征的特点,考察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在亚洲表征以及自我身份定位方面经历的变化。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首先概述了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的创作背景,然后论述了旅行文学及其批评的发生与发展、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性建构、旅行文学与民族文化身份定位之间的关系,在对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及其批评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相应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最后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第二章以克里斯托弗·考什的小说《危险年代》（1978）为例讨论当代澳大利亚人在邂逅“近北”的过程中对亚洲表现出来的肯定态度。《危险年代》的主题意蕴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体现了澳大利亚人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对亚洲持有的热情与迷恋态度。《危险年代》虽然对印度尼西亚的现实生活环境给予了相当负面的描写,但对亚洲的文化艺术充满着好奇和兴趣,表明澳大利亚人可以从亚洲文化艺术中汲取灵感从而丰富澳大利亚文化。小说在结构设置、情节构思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借鉴了印度尼西亚哇扬皮影的相关元素,而且以哇扬皮影蕴含的双重性主题为灵感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体现了小说家本人对于上述态度的认可。《危险年代》将印度尼西亚描写成一个充满文化魅力和诱惑的亚洲国家,但在这种想象的背后,读者不难看出传统东方主义对亚洲的欲望和幻想。第三章以罗伯特·德鲁的小说《丛林酒吧里的呐喊》（1979）为例讨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人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焦虑与迟疑。在这部小说里,澳大利亚人体验中的菲律宾等亚洲国家自然气候炎热、公共道德沦丧、社会秩序混乱,这样的环境对澳大利亚人而言构成了一种莫大的生存威胁。《丛林酒吧里的呐喊》如此浓墨重彩地描写亚洲上述种种的不堪现实,塑造了一个在亚洲国家历尽挫折的澳大利亚人物形象,突出表现了亚洲的不堪现实给澳大利亚人造成的恐惧。《丛林酒吧里的呐喊》所表现的恐惧与《危险年代》中的东方欲望一样似乎更多地建构在幻想之上,反映出传统东方主义话语在当代澳大利亚旅亚文学中的顽固残留。第四章以尼古拉斯·周思的小说《长安街》（1989）为例探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人在“拥抱亚洲”的过程中对亚洲社会和文化流露出的保留和疑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开放和融入程度日益加深,这一时期的旅亚小说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表征较之以前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入。《长安街》刻画了一个克服重重障碍来中国寻求东方智慧的澳大利亚医学工作者,并通过他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活泼泼的当代中国社会,小说在表现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热忱和期待的澳大利亚人的同时,对当今中国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不过,小说对中国人的描写虽然不一定囿于“滞定型”形象,但是,在小说的情节深处,读者不难察觉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文化所持的一种偏见。《长安街》表明,在澳大利亚人进一步“拥抱亚洲”的过程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神秘主义构成了澳亚融合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五章以阿历克斯·米勒的小说《祖先游戏》（1992）为例探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澳大利亚积极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进一步“拥抱亚洲”的时代,《祖先游戏》讲述了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和中国的移民在澳大利亚共同生活的故事,并结合小说人物的回忆叙述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民族渊源。通过上述故事,《祖先游戏》中呈现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中,或许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保留着对自己家庭谱系的记忆,但是,来自中国的华裔澳大利亚人物的祖先情结显得尤其深厚,这使其很难像来自其它国家的移民那样真正认同澳大利亚并充分地融入到这个和谐的社会中来。《祖先游戏》中的澳大利亚和亚洲（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靠得更近,但是,小说暗示,只要亚洲（中国）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祖先游戏”,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就难以真正实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结论。笔者认为,历史上的澳大利亚作家在建构自我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对内创造出诸如“丛林人”和“澳大利亚士兵”这样的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典型性人物以便树立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标尺,二是对外创造出一些“他者”形象以便比照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属于后者,这些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对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定。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虽然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但这两个时期的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充分体现了当代澳大利亚人对亚洲态度的两个关键特点,一方面,当代澳大利亚人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既充满热情又满怀疑惑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在表征亚洲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了从前的种族主义话语,但澳大利亚作家对亚洲文化所流露出来的质疑仍然暴露出明显的东方主义的特征。显然,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在表征亚洲的过程中或许还在不断地重新审视自我民族身份,但是,他们对亚洲的态度至今尚未实现对于其东方主义传统的彻底超越。
邢春丽[7]（2016）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非原住民小说中的争议历史》文中研究指明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对殖民时期的历史编纂存有很大分歧。左翼史学家主张从原住民视角修正殖民历史,而右翼史学家则认为这种“黑臂章”史观夸大了殖民接触时期的暴力行为。两种历史观针锋相对,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塑造及民族文化溯源,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论文选取六部具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小说,探讨作家们如何借助小说叙事再现欧洲定居者与原住民之间交往及冲突的争议历史,并运用批判性白人研究（Critical Whiteness Studies）的理论解析身份政治问题对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语境中,批判性白人研究不是站在后殖民立场上谈族际融合,而重在解构主流叙事话语中的白人特权,并揭示白人和原住民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层级关系。用这一理论解读小说文本,可以突显出官方历史叙事和原住民视角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的张力,揭示出殖民话语中白人身份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使原住民身份脱离本质化的解读方式,得到多层次、多中心的表达。三部非原住民作家的小说《树叶裙》、《忆巴比伦》和《神秘的河流》通过重新阐释欧洲殖民者与原住民初次接触时的历史事件,反思官方历史文本的白人身份话语霸权,批判殖民者狭隘的世界观,认可原住民立场和原住民宇宙观,从侧面突显了原住民独具特色的文化,强调了原住民文化在澳大利亚国族身份塑造中的重要地位,表达了白人主体在澳大利亚大陆寻求归属并希望与原住民达成和解的愿望。另一方面,三部原住民小说《潘坶嵬》、《心中的明天》和《卡奔塔利亚湾》则借助原住民口述传统和原住民宇宙观中的时间循环、时空一体、土地为中心的概念寻求自我表达,建构原住民视角的历史叙事,在叙事风格上具有实验性和边缘色彩,与殖民文本的书面叙事和线性结构形成对抗。六部小说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叙事策略将官方历史文本与原住民口述传统相并置,这种复调式的叙述认可原住民的主体地位,使白人主体和原住民主体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原住民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社会通过对话和协商构建而成的主体间性空间。六部小说尽管视角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寓意,那就是白人主体只有认可原住民视角,平视原住民文化,才能与原住民主体共同建构一个伦理对话空间,达到视域上的融合。本论文借助批判性白人研究理论对六部小说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全面地展现小说文本中复调式的历史叙述,为澳大利亚小说的解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文学想象作为重要的交流平台,体现出当代澳大利亚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解析这些“世俗性”小说文本对于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化及民族身份认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王腊宝[8]（2013）在《“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中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1)文学的体制性研究;2)文学的数字化研究;3)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经验主义道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新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反"理论"范式,它是一种后"理论"方法,它主张将"理论"与丰富的文学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以翔实的资料给无生气的"理论"输送鲜活的氧气,因此它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俱进。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方法,它强调基础和资源,因而是一种更加智慧和务实的阅读方式。
陈振娇[9]（2016）在《“新批评”与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开设》文中认为"新批评"于20世纪30、40年代从英国传入澳大利亚,由于其在澳大利亚大学中的迅速发展,英国文学开始垄断澳大利亚课堂,这使得在50、6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的澳大利亚文学始终被挡在大学课堂门外。在大部分教师对澳大利亚文学不屑一顾的情况下,少部分尝试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先驱面临着重重困难。文森特·巴克利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成就,另一方面立足于"新批评"的批评思想革新了教学方法,巴克利的做法获得了"新批评"派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在此过程中,"新批评"不仅完成了自身在澳大利亚的理论建构,也成功地实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体制化,极大地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陈弘[10]（2012）在《20世纪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是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和批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丰富、从表层到深入的发展过程,其发展尽管与中国本身的社会政治发展不无关系,但更与澳大利亚自身国际地位的变化和澳中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
二、Issues Related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Issues Related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论文提纲范文）
（1）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经典与经典形成 |
| 第二节 20世纪的经典论争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形成 |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
| 第二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联邦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先驱劳森 |
| 第二节 激进民族主义批评眼中的民主劳森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批评视阈中的现实主义劳森 |
| 第三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 |
| 第一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浅薄劳森 |
| 第二节 早期“新批评”眼中的伤感劳森 |
| 第三节 后期“新批评”重读中的艺术劳森 |
| 第四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 |
| 第一节“新左翼”史学批评眼中的反动劳森 |
| 第二节“新左翼”文学批评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劳森 |
| 第三节“新左翼”文学批评视阈中的进步作家劳森 |
| 第五章 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 |
| 第一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男权劳森 |
|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眼中的“厌女”劳森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批评重读中的先锋劳森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项目 |
| 后记 |
（2）小天地与大世界 ——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女权主义文学的历史渊源和批评影响 |
| 第二节 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及其研究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
| 第二章 透视先锋女性的生活：《毒瘾难戒》 |
| 第一节 妇女和“反文化”生活 |
| 第二节 异性恋和女权主义身份 |
| 第三节 身体政治和先锋女性的身体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写民族主义的丛林神话：《凯特妹妹》 |
| 第一节 重述凯利女人们的故事 |
| 第二节 揭秘“伙伴情谊”和“男性阳刚气质” |
| 第三节 探寻女性的空间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撰写女权主义的“新历史”：《琼创造历史》 |
| 第一节 重新定位“双百周年纪念” |
| 第二节 策略性再现“真实的”女性主体 |
| 第三节 修正男性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拼贴后激进女权主义的人生书写：《波比》 |
| 第一节 “母亲”与“女儿”：爱与恨的漩涡 |
| 第二节 “父亲语言”与“母亲语言”：知识女性的突围 |
| 第三节 形式创新与女权主义政治任务：冲突与调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译文及主持的项目 |
| 后记 |
（3）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理论回顾与反思：现实主义传统与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传统回顾 |
| 第二节 英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 |
| 第二章 丛林神话：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源泉 |
| 第一节 丛林神话与民族想象 |
| 第二节 丛林神话与身份表征 |
| 第三章 丛林情谊：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丛林孤独 |
| 第二节 丛林抗争 |
| 第三节 丛林女性 |
| 第四章 丛林叙事：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特征 |
| 第一节 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艺术考辨 |
| 第二节 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疯癫”叙事 |
| 第三节 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的“幽默”叙事 |
| 第四节 丛林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语言特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4）新世纪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 民族身份:后殖民批评的复杂性 |
| 少数族裔书写和女性文学:后殖民批评的多样性 |
| 文学传统与文化:理论批评 |
| 结语 |
（5）“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经典改写 |
| 二.澳大利亚的“狄更斯改写小说” |
| 三.理论框架—文化记忆 |
| 四.澳大利亚的“狄更斯改写”与文化记忆 |
| 五.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流放犯形象重塑与白澳身份 |
| 第一节 《杰克·麦格斯》:流放犯形象重塑 |
| 第二节 单向的英国身份认同与英国绅士身份祛魅 |
| 第三节 白澳身份建构及其矛盾性 |
| 第二章 流放地白人女性与白澳身份 |
| 第一节 《麦格威奇》中边缘化的男性流放犯 |
| 第二节 女性形象重塑 |
| 第三节 《麦格威奇》中的反记忆话语 |
| 第三章 “逆写帝国”: 原住民历史与文化展现 |
| 第一节 《欲望》:经典作家与边缘人物的并置 |
| 第二节 “英国性”及其内在矛盾 |
| 第三节 认知暴力下的原住民 |
| 第四章 殖民主义在当代的延续及其新形式 |
| 第一节 《蓝鸟咖啡馆》:殖民历史的当代回响 |
| 第二节 博物馆记忆 |
| 第三节 博物馆的商业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近北”之行 ——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旅行文学、异域想象与文化身份 |
| 第二节 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及其研究 |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
| 第二章 “近北”之魅：《危险年代》中的幻想诱惑 |
| 第一节 “真实的”国家与想象的地域 |
| 第二节 双重性：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化身份反思 |
| 第三章 亚洲之惧：《丛林酒吧里的呐喊》中的现实焦虑 |
| 第一节 东南亚“新闻故事”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民族焦虑 |
| 第四章 探索之惑：《长安街》中的文化疑忌 |
| 第一节 “中国的秘密”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民族疑忌 |
| 第五章 认同之问：《祖先游戏》中的身份批判 |
| 第一节 想象中国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社会的身份重构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著、论文 |
| 后记 |
（7）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非原住民小说中的争议历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历史、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小说 |
| 1.1 澳大利亚小说与历史的对话 |
| 1.2 澳大利亚小说中的身份政治 |
| 1.3 原住民身份的界定 |
| 1.4 批判性白人研究与澳大利亚小说 |
| 1.5 研究意义及论文框架 |
| 第2章 白人主体反思的殖民历史 |
| 2.1 原住民与国家奠基神话 |
| 2.2 《树叶裙》 ：寻求精神救赎 |
| 2.3 《忆巴比伦》 ：跨越语言藩篱 |
| 2.4 《神秘的河流》 ：质疑奠基神话 |
| 2.5 小结 |
| 第3章 原住民主体重构的殖民历史 |
| 3.1 原住民口述传统与英语叙事 |
| 3.2 《潘坶嵬》 ：原住民社会的“三层真相” |
| 3.3 《心中的明天》 ：原住民混血儿的身份回归 |
| 3.4 《卡奔塔利亚湾》 ：原住民视角的自主家园 |
| 3.5 小结 |
| 第4章 原住民身份衍生的主体间性空间 |
| 4.1 争议历史与主体性建构 |
| 4.2 原住民主体与原住民家园的相互建构 |
| 4.3 白人主体与原住民主体的相互建构 |
| 4.4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争议历史的寓言式解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新批评”与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开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一、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初步尝试 |
| 二、巴克利对澳大利亚文学成就的肯定 |
| 三、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
| 结语 |
（10）20世纪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五洲图考》和《澳洲历险记》:澳大利亚文学的前研究 |
| 二 《外交家》和《澳大利亚文学概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起步 |
| 三 大洋州文学研究所和九教师留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转折 |
| 四 双年会和博士方向: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发展 |
四、Issues Related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论文参考文献）
- [1]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D]. 陈振娇. 苏州大学, 2016(03)
- [2]小天地与大世界 ——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研究[D]. 黄洁. 苏州大学, 2013(09)
- [3]丛林书写与民族想象—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D]. 张加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4]新世纪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J]. 彭青龙. 当代外国文学, 2014(03)
- [5]“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D]. 申育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6]“近北”之行 ——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研究[D]. 杨保林. 苏州大学, 2011(06)
- [7]澳大利亚原住民小说与非原住民小说中的争议历史[D]. 邢春丽. 清华大学, 2016(05)
- [8]“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J]. 王腊宝. 当代外国文学, 2013(03)
- [9]“新批评”与澳大利亚文学课程的开设[J]. 陈振娇. 国外文学, 2016(03)
- [10]20世纪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述评[J].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