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语录（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虎[1]（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李圆[2]（2014）在《“老三篇”研究》文中指出“老三篇”是指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为全国军民树立了三个学习的榜样：白求恩、张思德、愚公；古今中外，非常齐全。在《毛泽东选集》1–4卷中，这样专门为一个人各写一篇文章，作为人们学习的典范，也只有这三篇。它凝聚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的人格理想，所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挖山不止、奋斗到底的愚公移山精神，培育了我们几代人，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促进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起了重大的鼓舞作用。学习“老三篇”运动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自成文起，到建国后被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伴随着“活学活用”毛泽东着作运动，“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行。自林彪1959年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出学习毛泽东着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学习的方法是“背警句”，在军队中倡导学习“老三篇”。在改造人们灵魂深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又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搞好思想革命化”；“天天读、天天背”的学习“老三篇”运动扩展到全国，走向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道路。随着林彪集团的破灭；加上群众、干部的批评和抵制，林彪鼓吹的学习“老三篇”运动也随之降温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专门地、疯狂地学习“老三篇”运动再也不会出现，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老三篇”。但是，并不代表“老三篇”没有用、没有必要学习了。“老三篇”蕴含的深刻内涵在新时期依然充满活力，永不过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取得许多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学习和践行“老三篇”十分必要，在当前仍然是进行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教材，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力武器。“老三篇”是对增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最精辟的论述，是进行党性锻炼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财富。它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体系本身，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内容，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构建，它所遗留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艰苦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和经验对今天及以后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
马云[3]（2006）在《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扫盲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赖以发展的需要。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直接影响着本国各领域的发展一样，成人教育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前进步伐，因此关注成人基础教育——即扫盲教育、尤其是文盲率较高的农村的扫盲教育问题至关重要。 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引入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以扫盲组织、扫盲教材、扫盲内容、扫盲形式、扫盲师资等问题为主线，从乡村社会控制视角探讨共和国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论文还将采用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展现基层扫盲工作开展的具体场景，借鉴成人学习动机理论以探析特定时期农民不同的学习心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时期农村扫盲教育的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扫盲教育的纵向比较，力求深层次解读我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发生生态，刻画其复杂多样、嬗变斑斓又极具张力的社会历史画卷，系统分析和总结扫盲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期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正文部分共六章。 第一章即导论，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研究角度、已有研究成果、论文的基本概念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问题。 第二章着重论述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新的经济、政治建设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扫盲教育的经验、师承苏联扫盲教育的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教育，并于50多年来不断建构和健全农村扫盲教育的运行系统。遵循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主要按照扫盲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本论文将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分为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亚健康”发展（1958年—1965年）、“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及“双向导”理念指引（1993年以后）的前进历程。 第三章嵌入社会学视角、尤其是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探讨共和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变迁对农村基层扫盲组织的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建构了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深入乡村社会，打通了几千年来国家与乡村之间呈现的“内核——边缘”、“中心——边陲”的结构，基层扫盲组织
易图强[4]（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表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魏玉山[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领导干部阅读史（1949—1966）》文中指出图书既是武器,也是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非常重视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通过集中培训与推荐读书等方式,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基于此,文章对1949—1966年间我国党员领导干部的阅读方式、阅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1949—1966年,党员领导干部主要通过各级党校集中学习、各单位组织集体学习、按照推荐书目自学等方式进行阅读。学习内容大致包括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毛泽东思想经典着作、文化和专业知识。自上而下、持续不断、时时更新的阅读活动提升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使他们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巍[6]（2012）在《“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文革”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入手,通过阐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类型、特征、历史原因、文化内涵等情况,尝试考察“文革”时期女性形象与政治的互动问题,从而进一步理解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和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保证女性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女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显着成效。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确立,使诸如女英雄、女劳动模范等新女性形象成为新中国初期舆论媒体宣传的热门话题。“大跃进”运动开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了“以女替男”现象,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做的工作。这样,政治舆论的引导,客观环境的需要,为“穆桂英”、“花木兰”等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阶级斗争”意识逐渐被强化,“文革”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浪潮裹挟下,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推动下,女性形象逐渐开始发生政治化转向,并出现了本文研究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通过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化女性形象呈现出模式化、阶段性、短暂性的特征。“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究其缘由,既有中共对妇女解放认识的影响,又有教育力量的推动；既有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组织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又有“批林批孔”运动对“男尊女卑”意识的批判；既有文艺作品的引导,又有舆论媒介的宣传作用。总之,“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发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国家权力的干预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以及客观环境的促动,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本文尝试揭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个人崇拜情结、“血统论”入手,以便揭示出即使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一定能随着社会制度改变而改变的客观现实。而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也使民间社会呈现出“文革”时期的革命剧场情景,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使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政治仪式的规范,从而使女性形象逐渐发生政治化转向。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受到了国家权力和男权意识一定程度的挤压,女性性别意识在逃离,甚至出现“男性化”倾向,女性形象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可能,并呈现出由自主性、多元性向被动性、单一性的发展脉络。对“文革”时期政治化女性形象的角色认同,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女性和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男性对其评价各不相同。而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女性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也迥然两异。“文革”结束后,当政治化的女性重新审视自己时,又有太多的迷茫与困惑。所以,当理想与现实、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更往往能呈现出人们的多维面相。
骆忠武[7]（2013）在《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文中研究说明学界认为，建国十七年我国外宣书刊翻译工作刚刚起步，而文革时期整个中国译坛则是“扭曲的”，甚至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外宣书刊翻译研究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未能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迄今为止，这一时期的外宣书刊翻译研究出现了“重文学翻译、轻非文学翻译”的现象，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甚至出现了偏颇和失误。本文借用多元系统理论和翻译规范理论，对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外宣书刊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旨在总结外宣书刊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策略建议。外宣书刊的“人本”研究对理解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翻译过程中“人”的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赞助人、译者和编辑等在外宣书刊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增进对外宣书刊翻译过程的了解。1949年至1976年，我国外宣书刊翻译中的“赞助人”包括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个人、国家核心机构以及出版机构。该时期中国政治环境复杂，外宣书刊翻译活动的赞助人是不断变化的，是由相互间具有明显等级关系的多个“实体”构成的。按照他们（它们）对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影响的大小及影响的直接性，可以将赞助人分为不同的等级。他们（它们）在外宣书刊翻译过程中分别扮演着决策、传达决策和按决策组织翻译活动的角色。赞助人是翻译活动的指导和组织者，他们的职责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如人事制度、译者培养、翻译出版和机构设置等等。赞助人还会对翻译选题计划、翻译选材范围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对外宣书刊翻译活动产生影响。赞助人会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对译者形成制约。赞助人首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译者进行制约，制约方式主要有发动政治运动、任命职务或准予入党等。其次是从经济上对译者进行控制。外宣书刊翻译活动中存在着“编译合作”制度，但总的来说，编辑的地位高于译者，在建国“十七年”间情况尤其如此。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存在着“编译分家”现象：出版社的中文编辑主要负责选稿及编辑加工，而译者则只负责翻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译文的政治正确性，但是却将翻译活动降格为“纯技术性活动”，译者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外宣书刊翻译政策及翻译制度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会随着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其中，外宣书刊编辑方针是外宣书刊翻译的指导性原则。外宣书刊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图书，尤其是政治类图书，成了编辑方针的一条主线。但是编辑方针是变化的，文学书刊编辑方针尤其如此。“信、达、雅”的外宣书刊翻译标准一方面受译界翻译观的影响，一方面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信、达、雅”标准具有局限性，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类型文本的翻译。文本类型意识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局限性。外宣书刊翻译制度主要有“中文定稿”和“编译合作”制度。1949年至1976年是强调稿件“政治性”的年代，“中文定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治性错误”，有助于赞助人对译本意识形态的控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因为中文编辑对国外受众了解程度不足，加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亦步亦趋，必然会对译介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编译合作”制度是一种对翻译过程进行规范的制度。它要求编辑和译者密切合作，选择适宜对外宣传的中文作品，对中文作品不适宜对外宣传的地方进行改写，这样就保证了译介效果。而当时的翻译着作权制度也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我国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采取了略有不同的翻译着作权处理方法。外宣书刊翻译活动的赞助人牢牢地掌控着外宣书刊的翻译选材，力图使所选择的文本符合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译者想要获得译介资格，必须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品质。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是译介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我国这一时期外宣书刊译介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输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及建设经验。无产阶级身份和态度也有助于作家获得译介的资格。如果一位作家既非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和态度，要想获得译介资格，他就必须具有革命和批判的精神，必须是进步的。翻译作品的选择也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所左右。一般来说，所选择的作品应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对旧社会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批判、对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以及劳动人民进行歌颂的，应当是能够配合国家内政外交的。当然，翻译选材标准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它会随着诗学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翻译选材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主流意识形形态和文艺理念的变化，有些作家和作品会丧失译介资格，而有些作家和作品的译介资格得以保留或巩固，有些作家和作品则会进入译介的视野。在整个书刊外宣活动中，外宣书刊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传播与接受的情况直接关系到对外宣传的效果。一般来说，如果所译介的作品符合译语国家意识形态和读者的期待，它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译介的效果就相对较好。反之，译介的效果就差。这一时期，我国外宣书刊在发行与传播对象、发行与传播渠道以及发行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外宣书刊在国外的发行与传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控的，如翻译选材、编译质量和发行网建设等因素。而有些因素是很难控制的或者是不可控的，如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等。在外宣书刊译介、发行和传播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可控因素，并尽可能将不可控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总之，外宣书刊翻译活动受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及翻译规范的制约，并受编辑与译者、翻译政策与制度、读者期待以及发行渠道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可以说，外宣书刊的传播效果不仅与翻译质量有关。今天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当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要注重译者的培养、文本的选择、翻译质量的控制，也要注重外宣书刊在国外的实际传播与接受。
谭君[8]（2013）在《“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文中认为总的来看,“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几乎冲垮了各个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社会陷入混乱,经济出现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倒退。“文革”初期,处于政治中心的北京遭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各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因此,在“文革”初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短时间内急剧衰落,一度陷入了单调、乏味、低迷的历史低谷。进入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我国的各项事业开始走向复苏和恢复,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再加上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缓和,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打开,到了“文革”后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文革”初期单调、乏味的情况有了明显的不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在“文革”中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而且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恢复并没有超过“文革”前的水平。除去绪论、北京概况和结论以外,本文用六章的篇幅来论述“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的概况,并按照娱乐主体参与娱乐活动的不同方式,将娱乐生活分为“静态娱乐”和“动态娱乐”。按照这个分类方法,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的电影、广播、电视、音乐和歌曲、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文艺演出、图书、报刊、图书馆和图书借阅属于静态娱乐；第五章至第七章中的群众体育、体育赛事、春节、“十一”、“五一”、旅游、展览、餐厅、文化馆和群众文化生活属于动态娱乐。
游览[9]（2012）在《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经济技术援助的一种重要方式,实习生培训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8年的援越工作中几乎贯穿始终。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向中国大量派遣实习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支撑长期战争的现实需要,但在中国人看来,决定培训任务成败与否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这些兄弟国家的实习生对专业技术的掌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能否同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中苏交恶及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这种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差异,导致中越之间不断出现摩擦,也决定了中方带有灌输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终将陷入困境。中国努力将培训越南实习生作为一项国际主义义务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但却不得不正视越南走向自己对立面的现实。而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友谊与革命的种子"终究也未能生根发芽。
常海[10]（2013）在《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问题的正确认识，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的结合，因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1957年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理论学习问题上相继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或肯定了一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的理论观点和错误的学习方针、方法处于支配全局的地位，因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损失，甚至是长期的严重损失。考察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对于“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这个问题，本文正文部分论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第一章，论述了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本文第二章，论述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的强调，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理论学习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以及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本文第三章，论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理论学习问题上两种倾向并存以及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第四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还包括在这个时期里周恩来、邓小平为纠正理论学习中的错误所作的努力。本文第五章，对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包括建国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现记学习的问题上的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危害及其原因，在现记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并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论述了这些经验教训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二、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语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语录（论文提纲范文）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 |
| 三、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史综述 |
| 五、文献资料与调查访谈 |
| 六、主要创新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下孔村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共产党印象 |
| 第一节 “共党来了铲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 |
| 第二节 “羊群走路靠头羊，群众看的是共产党”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运动与革命文化的输入 |
| 第一节 锣鼓喧天进公社 |
| 第二节 整党整风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话语·仪式·象征·记忆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体系 |
| 第二节 仪式与象征 |
| 第三节 革命的记忆 |
| 小结 |
| 第五章 被改造的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一 |
| 第一节 冬学民校与政治夜校 |
| 第二节 学雷锋 |
| 第三节 学大寨 |
| 第四节 破四旧、立四新 |
| 第五节 思想检讨与重做新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学毛着：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之二 |
| 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制度 |
| 第三节 学习内容 |
| 第四节 学习方法 |
| 第五节 记忆与认识 |
| 第六节 典型个案 |
| 小结 |
| 结论 革命与教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农村调查及访谈资料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老三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一）选题简介 |
| （二）选题来源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一）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间接研究 |
| （二）学术界关于“老三篇”的直接研究 |
| 三、选题论证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关照性 |
| 四、学术要点 |
| （一）选题切入点 |
| （二）新学理视点 |
| （三）学术考量重点 |
| （四）学术辨析焦点 |
| （五）学术探讨难点 |
| （六）学术创新点 |
| 第一章 “老三篇”的写作背景 |
| 一、《纪念白求恩》的写作背景 |
| （一）法西斯战争爆发，白求恩前往西班牙 |
| （二）中国战争形势严峻，白求恩来华 |
| （三）《纪念白求恩》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二、《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背景 |
|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变化 |
| （二）反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 |
| （三）《为人民服务》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三、《愚公移山》的写作背景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 |
| （二）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
| （三）《愚公移山》的发表 |
| （四）即时影响 |
| 第二章 “老三篇”的版本流传 |
| 一、“老三篇”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收录、修改、修订 |
| 二、“老三篇”的单行本、合订本 |
| （一）“老三篇”合订本 |
| （二）“老三篇”单行本 |
| 三、有关“老三篇”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 |
| 第三章 “老三篇”的思想内涵 |
| 一、《纪念白求恩》的思想内涵 |
| （一）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 |
| （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
| 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 |
|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 |
| （二）为人民利益而死 |
|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
| （四）追悼会制度 |
| 三、《愚公移山》的思想内涵 |
| （一）充分肯定党的政治路线的重大意义 |
| （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 第四章 学习“老三篇”运动 |
| 一、历史背景 |
| （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二）林彪的崛起 |
| （三）毛泽东晚年的心理活动 |
| 二、学习“老三篇”运动发展历程 |
| （一）让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 （二）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
| （三）学习“老三篇”运动开始降温 |
| （四）“老三篇”学习走向正常化 |
| 三、建国后“老三篇”对国内的社会影响 |
| （一）政治方面 |
| （二）经济方面 |
| （三）思想文化 |
| 第五章 当今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意义与价值 |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问题与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 （一）当前中共党建存在的问题 |
| （二）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必要性 |
| 二、学习“老三篇”的现代启示 |
| （一）坚持毛泽东思想 |
|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
| （四）发挥榜样的作用 |
| （五）端正文风 |
| （六）重视纪念活动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致谢 |
（3）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的回顾 |
| 二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节 几个重要概念 |
| 一 农村 |
| 二 扫盲教育 |
| 三 社会控制 |
| 第五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继往开来与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1949年-1957年 |
| 一 建国初期农村扫盲教育的缘起 |
| 二 农村扫盲教育的健康起步 |
|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扫盲教育的“亚健康”发展: 1958年-1965年 |
| 一 “大跃进”与扫盲运动“大跃进”(1958年-1960年) |
| 二 挫顿后的调整与扫盲教育的缓慢恢复(1961年-1966年)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极端化与扫盲教育的“折戟沉沙”:1966年-1976年 |
| 一 人为之灾与扫盲教育的尽乎停滞 |
| 二 努力抗争与夹缝中的扫盲坚守 |
| 第四节 经济重心与扫盲教育的“梅开二度”:文革后-1992年 |
| 一 扫盲教育正规化 制度化道路的重返及发展 |
| 二 经济建设下的“经济”扫盲观 |
| 第五节 非均衡理念与扫盲教育发展的“表”“里”:1993年-2005年 |
| 一 “两基”初始齐驱与扫盲制度的继续调整(1993年-1996年) |
| 二 划片推进与扫盲依次攻坚(1997年-2000年) |
| 三 “双向导”旨趣与扫盲教育的“东”“西”理路(2001年-2005年)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第三章 重建与变迁:农村社会控制与扫盲组织关系探微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强势控制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趋同化:1949年-1957年 |
| 一 强势“硬”“软”控制与国家权力的逐渐下渗 |
| 二 农村扫盲组织的“枝繁叶茂”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偏差与扫盲教育组织的“沉”“浮”:1958年-1965年 |
| 一 社会控制过度与教育权力的困顿 |
| 二 扫盲组织的“沉”“浮”:结构及功能泛政治化的凸显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相对失范与扫盲教育组织的解构:1966年-1976年 |
| 一 农村社会控制的相对失序与教育危机 |
| 二 “东风无力百花残”:扫盲组织形态及功能的解构 |
| 第四节 文革后农村社会控制重建与扫盲教育组织的多维呈现 |
| 一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乡村秩序的重建 |
| 二 现代农村扫盲组织的“差序格局” |
| 第四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上):扫盲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 |
| 第一节 教育理念转型:扫盲教育思想重心的从低到高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内容及教材分析 |
| 一 扫盲教育内容的解析 |
| 二 扫盲教材解读 |
| 第五章 农村扫盲教育的范式转型(下):形式 师资及农民学习心理 |
| 第一节 多样的扫盲学习形式 |
| 一 集中学习 |
| 二 分散学习 |
| 第二节 扫盲师资及教师教学心理 |
| 一 扫盲师资的选择与培养 |
| 二 扫盲教师心理剖析 |
| 第三节 学习心理与动机:农民学习心理解读 |
| 一 主动性参与扫盲 |
| 二 被动性参与扫盲 |
| 第六章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和发展路向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农村扫盲教育理念的指向 |
| 一 50多年来农村扫盲教育的成效及局限 |
| 二 建国以来农村扫盲教育的经验及其对当代扫盲教育实践的启示 |
| 三 新世纪扫盲教育的新理念 |
| 第二节 扫盲教育路径的比较与整合 |
| 一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扫盲教育发展的不同理路 |
| 二 扫盲教育发展路径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领导干部阅读史（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党员领导干部组织(系统)阅读的主要方式与途径 |
| 1.创建各级党校或业余党校等,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集中读书学习 |
| 2.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读书学习活动,提高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 |
| 二、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主要内容 |
| 1.马列主义经典着作与基本理论 |
| 2.毛泽东的着作 |
| (1)毛泽东着作单篇本。 |
| (2)毛泽东选集。 |
| (3)毛泽东着作选读。 |
| (4)毛泽东诗词。 |
| (5)毛泽东语录。 |
| 3.各种文化知识读本 |
（6）“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资料来源 |
| 五、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形成 |
|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的女性形象定位 |
| 一、新中国初期——新女性形象的产生 |
| 二、“大跃进”运动时期——“穆桂英”等女性形象的出现 |
| 第二节 “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及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 |
| 一、“文革”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 |
| 二、《中国妇女》杂志——理解“文革”前后妇女问题的一把钥匙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类型与特征 |
| 第一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类型 |
| 一、“三忠于、四无限”的忠诚女性形象 |
| 二、“敢说、敢做”的女红卫兵形象 |
|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形象 |
| 四、永远“扎根”农村的女知青形象 |
| 五、“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战士形象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特征 |
| 一、模式化特征 |
| 二、阶段性特征 |
| 三、短暂性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形成的原因 |
| 第一节 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认识的简单回顾 |
| 一、中共诞生后妇女解放运动焕然一新 |
| 二、新中国十七年中共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 |
| 三、“文革”时期强化妇女干部的“阶级斗争”意识 |
| 四、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原则 |
| 第二节 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与“突出政治”的教育 |
| 一、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十七年教育 |
| 二、强调“突出政治”的“文革”教育 |
| 三、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理想 |
| 第三节 全国妇联和地方各级妇联对女性的组织和动员 |
| 一、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妇联组织 |
| 二、号召女性参与政治生活 |
| 三、动员女性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第四节 “批林批孔”运动对女性形象政治化的强化 |
| 一、“批林批孔”运动批判的内容 |
| 二、“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 |
| 第五节 舆论宣传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侣导 |
| 一、“样板戏”中塑造的政治化女性形象 |
| 二、电影、话剧、音乐作品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提倡 |
| 三、电视、广播、报刊对政治化女性形象的倡导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社会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新社会与旧观念 |
| 一、“文革”时期女性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解读 |
| 二、“血统论”制约下女性的无奈 |
| 第二节 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 |
| 一、国家政治仪式与国家符号的在场 |
| 二、演员与观众的双重角色 |
| 第三节 女性意识与男权社会 |
| 一、女性的“革命”理想遭遇男权社会 |
| 二、女性性别意识的逃离 |
| 三、女性的“男性化”倾向与女性文化心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和女性的多维面相 |
| 第一节 女性形象政治化的角色认同 |
| 一、女性自身的角色认同 |
| 二、男性心目中的女性角色定位 |
| 第二节 女性的多维面相 |
| 一、个人利益遇到革命利益 |
| 二、光环背后的迷茫与困惑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外宣书刊翻译及其研究述评 |
| 1.1.1 外宣书刊的定义和分类 |
| 1.1.2 外宣书刊翻译研究述评 |
| 1.2 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理论框架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外宣书刊翻译的“人本”研究 |
| 2.1 外宣书刊翻译的委托人和组织者：赞助人 |
| 2.1.1 外宣书刊翻译赞助人的构成 |
| 2.1.2 赞助人的作用 |
| 2.2 外宣书刊翻译的主体--译者 |
| 2.2.1 译者的构成 |
| 2.2.2 译者的培养 |
| 2.2.3 译者的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外宣书刊翻译政策及制度研究 |
| 3.1 外宣书刊翻译政策 |
| 3.1.1 外宣书刊编辑方针 |
| 3.1.2 外宣书刊翻译标准 |
| 3.1.3 外宣书刊翻译与文本类型意识 |
| 3.2 外宣书刊编译制度 |
| 3.2.1 “中文定稿”制度 |
| 3.2.2 “编译合作”制度 |
| 3.2.3 外宣书刊翻译出版着作权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外宣书刊翻译选材研究 |
| 4.1 作者译介资格的获取 |
| 4.1.1 革命领袖和中央领导人 |
| 4.1.2 无产阶级作家 |
| 4.1.3 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 |
| 4.2 作品译介资格的获取 |
| 4.2.1 体现爱国爱民情怀 |
| 4.2.2 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 |
| 4.2.3 反映民主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
| 4.2.4 配合内政外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外宣书刊的译介、发行与传播 |
| 5.1 外宣书刊译介与传播概况 |
| 5.1.1 1949 至 1957 年外宣书刊发行工作 |
| 5.1.2 1958 至 1965 年外宣书刊发行工作 |
| 5.1.3 1966 至 1976 年外宣书刊发行工作 |
| 5.2 外宣书刊译介、发行与传播 |
| 5.2.1 毛泽东着作译介、发行与传播 |
| 5.2.2 《中国文学》译介、发行与传播 |
| 5.3 外宣书刊发行与传播特点 |
| 5.3.1 发行与传播对象 |
| 5.3.2 发行与传播渠道 |
| 5.3.3 发行方式 |
| 5.4. 影响外宣书刊发行和传播的因素 |
| 5.4.1 可控因素 |
| 5.4.2 不可控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本研究内容总结 |
| 6.2 反思与启示 |
| 6.2.1 外宣书刊译介与传播的问题与成就 |
| 6.2.2 外宣书刊译介与传播的启示 |
| 6.3 本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8）“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
| 二、学术研究概况 |
| (一)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
| (二) “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研究 |
| (三) 20世纪初至今的娱乐生活的研究 |
| 三、研究资料、角度、方法和研究内容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概况(1949～1976) |
| 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
| 二、人口的变化 |
| 三、城乡居民劳动时间、收入和消费情况 |
| (一) 劳动时间 |
| (二) 城镇居民的收支情况 |
| (三) 农村居民的收支情况 |
| (四) 货币购买力情况 |
| 四、结论 |
| 第二章 声电光影的交汇 |
| 第一节 电影 |
| 一、看什么电影 |
| (一) 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二) 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三) 内参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 |
| 二、怎样看电影 |
| (一) 城镇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二) 郊区和农村居民的观影方式 |
| (三) 单位租片放映 |
| (四) 北京市整体的观影情况 |
| 第二节 广播 |
| 一、听什么广播 |
| 二、怎样听广播 |
| 第三节 电视 |
| 一、看什么电视 |
| 二、怎样看电视 |
| 小结 |
| 第三章 红舞台上的红色记忆 |
| 第一节 音乐、歌曲 |
| 一、1966年5月—1969年底 |
| (一) 领袖颂歌 |
| (二) 语录歌 |
| (三) 红卫兵歌曲 |
| 二、1970年初—1976年10月 |
| (一) 战地新歌 |
| (二) 知青歌曲 |
| (三) 电影歌曲 |
| (四) 音乐演出 |
| (五) 外国音乐团队和音乐家的来访演出 |
| 三、器乐 |
| 第二节 舞蹈 |
| 一、“造反舞”和“忠字舞” |
| (一) “造反舞” |
| (二) “忠字舞” |
| 二、舞蹈领域的复苏 |
| 三、外国舞蹈(歌舞)团体来访演出 |
| 第三节 戏剧 |
| 一、“革命样板戏” |
| (一) “样板戏”的来源与成型 |
| (二) “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和价值 |
| (三) 人们对于“样板戏”的不同感受 |
| 二、“样板戏”之后 |
| (一) 折子戏 |
| (二) 移植“样板戏” |
| 三、其它戏剧 |
| (一) 话剧 |
| (二) 木偶戏、皮影戏 |
| 四、外国戏剧表演团体的来访演出 |
| 第四节 曲艺、杂技 |
| 一、曲艺 |
| 二、杂技 |
| 第五节 文艺演出 |
| 一、艺术表演团体和专业剧场 |
| (一) 艺术表演团体 |
| (二) 专业剧场 |
| 二、文艺演出 |
| (一) 演出票价 |
| (二) “文革”后期的文艺调演 |
| 小结 |
| 第四章 无知岁月的阅读求知 |
| 第一节 图书 |
| 一、阅读生活的“三座大山” |
| 二、正规出版社的图书出版 |
| (一) 1966年5月—1970年底 |
| 1、毛泽东着作 |
| 2、“样板戏”图书 |
| 3、政治文件 |
| (二) 1971年初-1976年10月 |
| 1、出版事业的复苏 |
| 2、政治运动中的古籍出版 |
| 三、连环画 |
| 四、其他读书来源(非正规渠道的读书来源) |
| (一) 私人藏书 |
| (二) 内部书 |
| (三) 图书馆、资料室流散出来的书 |
| (四) 手抄本 |
| 五、读书活动 |
| 第二节 报刊 |
| 一、报纸 |
| (一) “文革小报” |
| (二) 正规报纸 |
| 二、期刊 |
| 第三节 图书馆和图书借阅 |
| 小结 |
| 第五章 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 |
| 第一节 群众体育 |
| 一、单位中的体育 |
| (一) 学校体育 |
| (二) 职工体育 |
| (三) 广播体操 |
| (四) “语录操” |
| 二、生活中的体育 |
| (一) 游泳 |
| (二) 乒乓球 |
| (三) 滑冰 |
| (四) 自行车 |
| (五) 其他/孩子们的游戏 |
| 第二节 体育赛事 |
| 一、北京的体育场馆 |
| 二、重大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五项球类运动会 |
|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 |
| 3、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
| (二) 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
| 1、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2、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
| 3、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
| 4、北京国际游泳、跳水友好邀请赛 |
| 三、一般性/普通体育赛事 |
| (一) 国内普通赛事 |
| (二) 国际普通赛事 |
| 四、“文革”中体育比赛的各种趣闻 |
| 小结 |
| 第六章 举城欢腾的节日庆典 |
| 第一节 春节 |
| 一、“文革”前的过年习俗 |
| 二、“文革”时期的过年习俗 |
| (一) 吃 |
| (二) 习俗 |
| (三) 玩 |
| (四) 文艺节目和电影 |
| (五) 公园和风景区 |
| (六) 春节环城赛跑 |
| 第二节 “十一”和“五一 |
| 一、“十七年”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十一 |
| (二) “五一 |
| 二、“文革”时期的“十一”和“五一 |
| (一) 1966～1971年 |
| 1、“十一 |
| 2、“五一 |
| (二) 1972～1976年 |
| 小结 |
| 第七章 其他娱乐活动 |
| 第一节 旅游 |
| 一、大串连 |
| 二、公园和风景区 |
| (一) “文革”初期对公园和风景区的破坏 |
| (二) “文革”中后期的调整与恢复 |
| 1、天安门 |
| 2、古建公园 |
| 3、植物园 |
| 4、动物园 |
| (三) 游览概况 |
| 第二节 展览 |
| 一、博物馆和展览馆 |
| 二、国内展览 |
| 三、国际性展览 |
| 第三节 餐厅 |
| 一、“文革”初期的餐饮怪象 |
| 二、莫斯科餐厅 |
| 三、中餐馆 |
| 第四节 文化馆和群众文化活动 |
| 一、“十七年”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二、“文革”时期的群众文化 |
| (一) 文化馆 |
| (二) 群众文化活动 |
| 1、艺术表演活动 |
| 2、美术、摄影、书法活动 |
| 3、文学活动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一、特征 |
| 二、启示 |
| 三、一点思考 |
| 附录：文艺调演节目单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9）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一、越南来华实习生培训历程 |
| 二、政治思想工作的发端 |
| 三、极左路线的影响 |
| 四、降温及尾声 |
| 结语 |
（10）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根据 |
| 一、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思想理论根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 （二）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理论学习的思想 |
| 二、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经验根据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历史教训 |
| （二）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学习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
| 三、 建国后中共领导人认识理论学习问题的现实根据 |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
| 第二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中共领导人对执政党加强理论学习问题的强调 |
| （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理论教育的规定 |
| （二） 刘少奇对理论学习和宣传问题的论述 |
| （三）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要求 |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一）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出与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二） 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理论学习 |
| （三） 批判唯心主义与理论学习 |
| （四） 对知识分子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一） 关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
| （二） 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 |
|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
| 四、 结合斯大林问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 （一） 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 |
| （二） 关于正确认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三）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 |
| 第三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与错误倾向的发展 |
| （一） 毛泽东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论述 |
| （二） 错误理论观点的出现和发展 |
| （三）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作风的弘扬 |
| （一） 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 （二）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和党员学习的规定 |
| （三） 刘少奇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 （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树立实事求是作风的论述 |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并存 |
| （一） 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 （二） 对干部理论学习的进一步要求 |
| （三） 对群众性理论学习活动的提倡 |
| （四） 结合中苏论战所阐述的理论学习思想 |
| 四、 理论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 （一） 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和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发展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的逐步“升级” |
|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的全面失误 |
| （一） 错误理论观点的进一步严重 |
| （二） 对别有用心的言论的认可 |
| （三） 错误理论观点的系统化和合法化 |
| （四）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和“革命大批判” |
| 二、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批判 |
| （一）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初步批判 |
| （二） 中央对干部理论学习的新要求 |
| （三） 对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观点的进一步批判 |
| （四）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 |
| 三、 理论学习问题上失误的继续和发展 |
| （一） 错误理论的继续坚持和“批林批孔” |
| （二）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三） 邓小平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作的努力 |
| （四） 理论问题上的再失误 |
| 第五章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认识的历史评价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正确认识的历史意义 |
| （一） 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学习思想的发展 |
| （二） 对新中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促进作用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的危害和原因 |
| （一）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造成的危害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三、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及其现实启示 |
| （一） 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
| （二） 理论学习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语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2]“老三篇”研究[D]. 李圆.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3]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D]. 马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4]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领导干部阅读史（1949—1966）[J]. 魏玉山. 编辑之友, 2020(07)
- [6]“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D]. 黄巍. 首都师范大学, 2012(12)
- [7]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D]. 骆忠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8]“文革”时期北京民众的娱乐生活[D]. 谭君. 首都师范大学, 2013(S2)
- [9]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华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 游览.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2(06)
- [10]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理论学习问题的认识[D]. 常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